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读后感示例篇一
作者：我的半身裙。买了项飙、吴琦的《把自己作为方法》，读一半了。虽然是浅显的对话录，可是里面的概念如果我把它们延伸了去做拓展阅读，那可能会是个大工程，因为时不时就会有些新的人名、学派冲击我肤浅的小脑袋。
比如刚刚看到一个：“阿兰·巴迪欧觉得，爱就是把一个随机的事件变成一种可持续性的事实，所以爱是每天的工作，一开始是一见钟情，这个火花要保护好，那是很真诚的，但关键是怎么把这个火烧下去。这就要讲柴米油盐、讲按揭、讲父母老了怎么办，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问题了，完全公共性的。所以从这儿开始就可以杀出去，去谈你跟其他群体的关系。”
项飙引用这段话，是把这个思想作为一种工具，让大家看到每个人渴望得到的爱、小青年挂在口头的爱情，是怎么样跟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宏大的讨论挂钩的，或者说从事这些学科的人可以怎样切入，以便引发大家的兴趣。我们都知道把随机的事件（一见钟情）变为一种可持续性的事实（长厢厮守）是多么困难，而我们又都有这种渴望。那么沿着渴望得到爱的心情出发，就会有兴趣去关心柴米油盐。那么年轻人对社会生活的漠不关心就有机会改变，讨论和对话也许就成为可能。
讨论这个的起因是吴琦提到：学界在讨论拉美和中东问题，而年轻人压根儿不关心。他访谈戴锦华老师时，戴老师说她第一次放弃了与年轻人沟通，因为她发现这当中出现了巨大的裂痕，现在的年轻人个体性太强了，以至于他们的世界里容不下对他人的感知，他人只能是对于自我的一种工具。
吴琦自己也说，“在周围的环境里已经没有人谈论他人、平等、公平这些概念，谈论这些已经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们可能还讨论爱，但也越来越特指爱情，而非亲情等其他感情。”所以项飙提到了阿兰·巴迪欧的说法，其实是想指出，总会有一些路径，可以把年轻人的目光局限在很窄的点上这种情况加以改变，只要我们沿着他们的目光出发，引导到更为深层次的思考上面，比如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柴米油盐。因为说到底每个人都是有这种需求的，因为爱本身就有这种特质，它总在渴求着“把一个随机的事件（一见钟情）变成一种可持续性的事实（长厢厮守）”
爱情不会是从天而降的东西，假如不思考，不实践，即便降下来，也会失去。
普通人和精英产生分裂、无法沟通。双方无论从使用的语言还是探讨的话题本身，都有着某种隔绝，越来越像两张皮，互无关联。但是越不思考，整个社会越是死气沉沉、充满绝望，大家就更是一头钻进奶头乐的汪洋大海里并沉溺其中……项飙老师的回答里多次提到：“我要讲的不是弱者值得保护（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重复的讲就成了喊口号），最重要的问题是弱者为什么弱，它和强者为什么强是同一个问题，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我需要搞清楚形成这样局面的历史细节），我实际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的事情不是去站队。”“我尽量避免从立场出发看东西。我的做法是看事情本身的矛盾，这个矛盾对哪些人是重要的，他们自己又一下子解释不了，那么我参与进来。”
所以学者可以做的事情是，观察社会，观察人心，察觉矛盾，参与解释、分析。把当事人为什么伤心、难过、买不起房、累觉不爱、激情杀人等等他自己都想不清楚的问题拿出来讲清楚，这个就是学者可以做的。
但是遗憾的是，项飙老师自己在这段访谈前面的某个部分也提到了，即便北大“教本科的学院派的老师，也对社会没有理解，我感觉他们对这个社会今天在发生什么也没有兴趣。”“我下去调查的时候，一般先找地方院校的老师聊他们当地的情况，他们也发表过文章，但一聊就会发现，他们除了重复新闻报道的话语之外，对当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不清楚。我就很奇怪，你整天生活在这里，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们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十多年前，我回国调查发现这个现象很震惊，他们也承认这是巨大的问题，但还是没有兴趣，可见这种分裂有多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造出来的学术话语完全没有意义。”
这不就是盲人瞎马么，谁是盲人，谁又是瞎马，谁和谁一起走在高高的悬崖？
读后感示例篇二
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复杂到无法用公式和概念来解释。这是一个不再有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时代。把自己作为方法，似乎是理解这个复杂世界的一条线索。
“乡绅视角”就是人类学方式去理解当下复杂社会的方式，而且可能是唯一方式。项飚批判了之前那种垄断式的精英式视角，用惯常的政治正确和普世价值的思考方式。这种方式永远无法理解特朗普的选民，也很难解释尘嚣日上的民粹和精英的撕裂。
“人的再生产”是人类学观察方式的另一个核心。从农耕到工业的现代社会转型，让人们更多去追求利润和增长。人本身不再是中心或主体，成为了这个生产过程的工具或要素。要从这种“物的再生产”，回归到“人的再生产”，需要摆脱那种抽象的，符号化，概念化的思维，而回归到具体的人，“在地”地观察和理解个体选择背后的情境。这当然类似互联网公司的大数据，很多洞见都是自下而上通过大数据获得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几乎无法自上而下的概括。把自己作为方法，也就是从独特的、个体的经验出发，关注实践的，体验性的知识。把个体的经历问题化，形成问题意识，作为了解世界的窗口。
读后感示例篇三
回到家，心静下来了一点。把最近看完的这本小书的书评给写了。安利这本名字很像成功学的小书，二三百页很快就可以读完。我跟朋友说这是一本我等了好几年的书，也是一本我想要主动去反复阅读的书。如果早点遇到它就好了。
它剥开了我近年来许多的迷惑，对时局对权力秩序对知识分子话语等等，受困于我个人能力只能隐约体察却无法描述的朦胧模糊的感知。我于生活中深深体察到这些东西，却像触碰到一幢幢透明的墙壁。想寻找方法，却又无门。消极度日，仍然要受到命运的裁决。这本小书出现的太及时了。
之前在《十三邀》里面听项飙老师谈到“附近的消失”就感觉这种朦胧的体察被准确的他描述了，这次阅读又是一次次的印证。仿佛隐隐约约看到了一条新路，带入个人经验，建设好自己身边的小世界，回归到具体事物本身等等这些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励，不妨且走一回吧。
读后感示例篇四
作者：藏柒。大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把自己作为方法》，一是要写论文，时时中断；二是这本书虽然看似“轻巧”，所谈的内容却并不“浅薄”，需停下来时时思索。在写论文和处理生活中杂琐事宜的间隙里，我总是被勾引着赶紧回到阅读中，不断地好奇接下来的对话中会牵引出什么新话题——所谓新，其实主题无外乎都是如索引中所呈现的那几个：学术的方法，个人经验和探索，全球问题。大抵也之与此，我才会感到这本书与自己的生命体验、思考都联系得如此之深（虽然在学术生态中，我只是个末流的“烟酒生”而已），项与吴的对话时时激起阅读中那种被深度带入时才能产生的思维浪花，而且是密集型的涟漪。
在你一语我一言当中，在《十三邀》中只一瞥却已惊鸿的项飙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这种丰满不只由随书展开的个人阅历填充，还由他思维的广度、学术研究的谱系和个人经验、外部观察所有机构成。“有机”这个词，也频繁出现在项的谈话中，身为读者的我才知道原来“有机”不仅是广告话术中可以随意挪用的一个几乎中空的形容词，原来它所指的是一种活的、能够与周边产生互动的状态：学术话语可以是有机的，个人看待自己与世界关系的角度可以是有机的，实践也可以是有机的。
正如他所强调的距离感，我也开始注意并思考与周遭生活那种“保持距离”的有趣，有机的思考。
比如，上周和一家开在小巷里的那种剪头发只需要15块钱的理发店老板聊天（出于对了解“附近”的实践），忽然发现他就是一个对身边怀有距离感的人——祖籍四川，十年前为了老婆来到这个西北小小地级市，口音是本地区县方言。与他从这一带逐年疯长的房租聊起，在一次对我而言久违的“在地”聊天的展开过程中，他说到房东涨价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其他商户彼此时而抱团却彼此“眼热”得暗戳戳的关系、自己的门店面积几经改变背后的原因等等，非常生动以及有趣。在打扫的窗明几净的小小理发店里，我突然就感到自己触摸到了那种对自己的附近（确实在小区附近，但是我之前大概率不会走进、更不会攀谈的店）一次在地性调查的质感。如项所说，随着这种有机的观察，将会带来的是一种你对自己生活、对这个城市的运转方式、以及自己的社区群落所扮有“角色”的重新把握。我了解他和他店所在的那一片商业的、人情的运作方式，可能的确“对我带来不了什么”，但是通过一次对话，我感觉到自己对生活某方面的掌控感貌似上升了——我不再“飘”在空中，不再把视线盯在除家的舒适性之外的另一极（世界），而是重新发现了中层。
第一，既然我们不应该一昧地向中心流动、屈服于中心的权威，却又要用流动来打破同质群体的封闭，那应该流向何方？就我体认的中国来说，只有大都市、中心才有那些高度多样而丰富的资源啊。第二，反复思考着“看清自己与世界关系”这个提议，但是切入口在哪里呢，是实践吗？从哪里切入思考起来？除此之外，感觉中文书世界里的访谈形式正在变得流行且更加容易接受，比如最近另外读的一本是戴锦华和王炎的《返归未来:银幕上的历史与社会》，就以主持人和交谈者双方就一个主题／影片表达观点的形式成书。在语言过量生产的世界里，感觉访谈更容易让人抓住实质，因为在口语化的表达中，“赘言”出现的概率是极小的；其次，外国作家出的交谈形式的书籍（比如《艺术在没落中升起》）中，摄入大量对欧美文化的引用难免令人陌生，相比较而言中文世界的对谈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期待更多谈话的记录。
读后感示例篇五
他对四十余年的历史的基本认知是：中国社会从八十年代启蒙主义和文化热而后走向了一个更丰富也更分化的历史局面中，它曾经是全球化的，它在未来也必然是全球化的，只不过，它在当下的局面中遭遇了某种“人的再生产”的困境，而这或许不只是存在于人文社科领域。
如我们所见，项飙无意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言说，他更关注具体到个人的变动所引发的中国乃至世界的转变，以及人与世界的互动和纠结。他极其厌恶所谓的启蒙主义，厌恶《河殇》，这并非由于它们为给中国社会提供什么遗产——他肯定了八十年代的精神风潮——而是因为它们和学术，准确说和个体的社会性书写无关。他对启蒙主义的厌恶将其带往了一个奇特的位置：亲附世界主义，但对其中心想象持保留意见；热爱生活，但所知所想又是抽象的、专业的、无情的。
在我看来，项飙的人文想象是居间（in-between）的，是或此或彼的。他的思绪总在中间游动，一旦在光滑的表面出现一个裂缝，他就加速度钻进去。他也不会挖掘，因为在他看来，世界是由互动和变化构成的，不存在所谓的中心。他的逻辑大体上是保守的，是拒绝以观念为驱动的，但归根结底，他是游刃有余的，是顾全大局的。他站在了马克思主义和平民生活之间，并非中庸，而是便于直接地感知、想象和实践。
人只是需要反复地、被动地、更大范围地确认自己、认知自己，而人已经无法像曾经那样充分地掌握和了解这个认知的过程。当项飙将自己指认为现代乡绅的时候，他不只是挪用了广泛意义上的儒家的思想资源，他所触及的正是浮动的、吸纳性的、沉默的主体，他所想象的正是广阔世界的人文和流动变迁的现实，而最终这一切被如此之轻地拿起又放下。“（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想象并且建构那个沉默的、浮动的主体，就是在自我之主体的局面中完成“人的再生产”，而这或许已经成为今日时代的共通语言。在今日盛行的对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讨论中，我们所遭遇的境遇正是一个原始的、传统的境遇，在这里，“人的再生产”无法得到保障，于是在焦虑之中，在发展之中，“任命不认输”的态度才是最值得的，对自己和当代的专注才是相对好的选择。项飙也承认这并非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它是短期的、暂时的，真正的解决还是需要社会和国家对于“人的再生产”的重新重视，以及降低对于基础设施和“中介链”的倚重。
在项飙的世界中，充满了意外和偶然的促成。他在温州生活于理想主义、社会主义、平民世界之间，并接受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人文滋养。在九十年代，他来到北大读书，又见证了改革春风吹满地，整个世界都在向资本和活力靠拢。他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这来源于他对社会的积极认识和介入，这正是张家声（《河殇》配音员）的声音所掩盖的部分。由于彭轲（frankpieke，项飙赴牛津攻读博士的推荐人）的引荐，他来到了牛津大学，并以此为基地，展开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直接的、可以握持的研究，一步步成为今日的娴熟地谈论的国际化的现在、移民市场、中国社会现实等等方面的有机知识分子。
在这些访谈里，项飙始终未谈及未来将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会被视为是焦虑症吗——而这必然是“自己作为方法”的续篇：“自己作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