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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论文篇一
一、出土乐器测音研究
对出土乐器进行测音研究,是音乐考古学的核心工作,也是音乐考古学区别于一般考古学的最为重要的方面。目前的测音研究,在技术、方法和软硬件设施上都有新的进展,但普遍侧重于乐器音高的测定分析,而对于乐器音色的测试研究则较为欠缺。
笔者觉得,对于出土乐器进行音高测定,当然是必须从事的音乐考古工作,但测音研究不能仅限于此,还应该包括对出土乐器音响品质的测定。出土乐器由于长久埋藏地下,本身会产生一定的物理、化学变化,其音响品质也必然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出土乐器的音高和音色均非当时原有。但是,这些变化的范围应是有限的,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音响测试,从一定程度上来了解古代乐器的音色,以及乐器的音列或音阶结构。
实际上,每种古代乐器在设计制造时都会考虑到音响品质,并会产生阶段性的变化。比如石磬,从早期的单件特磬,到商周时代的编磬,期间随着选材、制造技术和工艺的发展,音色也一定会随之发生改变,总体上表现出古人对石磬良好音色的历时性追求。对不同历史时期石磬的音色加以测试,能够得出具体的声谱和相关的音响参数,由此再进行主、客观结合的音响评价,可以探索石磬制造中音色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和规律。由此看来,一些零散或单件出土的乐器,虽然不能研究其音列或音阶结构,但却可以用于音色研究,因此它们均有音响测试的必要和价值。出土乐器的音色,既有个体差异,也有时代、地区和民族的差异。因此,需要积累更多资料和数据,方可对出土乐器的音色进行定量分析。
二、出土乐器复原研究
对于出土乐器而言,通过复原研究,有助于了解乐器的设计制造、音响性能、安置和演奏方式等。笔者理解的乐器复原大体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对出土乐器形态的复原,二是对出土乐器音列或音阶组合的复原。
对出土乐器形态的复原,可以是出土乐器原器的复原,也可依据出土乐器原器,进行复制或仿制,还可参照乐器图像进行仿制。需要指出的是,参照乐器图像进行的复原,只能局限于仿制的层面,其真实性自然要弱于依据乐器实物进行的复制或仿制实验。
出土乐器原器的复原,指的是对出土乐器残品的修复。由于有些出土乐器已经断裂残损,所以需要利用文物修复技术对原器进行复原。经过复原之后,有些乐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失其音响。如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葬西周晚期编磬、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编磬,出土后均有一些残断,经过拼复粘合,绝大多数能够击奏发音,并且保持其在原有组合中的相对音高,为我们研究编磬的音阶组合提供了条件。过去由于缺乏经验,对残断编磬一般未予测音,芮国编磬和洛庄汉墓编磬的修复工作,为现存大量残断编磬的复原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依据出土乐器原器进行复制,从制作材料、尺寸、重量、工艺和音响等方面,都要求与原器保持高度一致。乐器的仿制则不同,它在这些方面并无十分严格的要求,有时可能仅达到形似。前者如学术界对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研究,后者如对敦煌壁画古乐器的仿制。
目前中国学者在出土乐器复原探索方面所做工作尚不普遍,而西方学者比较重视出土乐器的复原研究,他们通常在从事乐器形制研究的同时,制造出乐器的复制或仿制品,并对其进行演奏实践的探索。,在天津音乐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国际音乐考古学学术研讨会上,不少西方学者带来了他们制作的出土乐器复制和仿制品,并在专场音乐会中演奏了骨笛、陶哨、陶号、口弦、鼓等乐器,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流散古乐器研究
有不少中国出土的古代乐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流散于中国大陆不同省份、港台地区以及欧美亚澳一些国家,并分别有公、私收藏。在流散古乐器当中,尤以青铜钟类乐器为最。这里试举我接触过的实例略做介绍:
一例是速钟。198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当时共出青铜编钟和编镩18件,后来有5件编钟被盗并流失。国内现存13件,其中包括速钟4件、无铭编钟6件以及编镩3件,均藏陕西眉县博物馆。后来获知,速钟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1件,美国纽约范季融收藏1件,还有1件现存香港私人藏家。经过形制、纹饰、铭文和测音结果比对,可知克利夫兰所藏f钟应为8件组合编钟的第一件,纽约范氏所藏速钟为全套8件之第七钟。目前第五、第六钟尚未现身,惟盼来日能够珠联璧合。
另一例是虢叔旅钟。早年出土于陕西长安河蠕之中,清代学者业已着录,后流藏于国内和日本。据今所知,虢叔旅钟现存5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和京都泉屋博古馆。通过形制、纹饰、铭文和测音结果比对,可知虢叔旅钟全套应为8件,现存5件分别属于第一、第二、第四、第六和第七钟,目前尚有3件下落不明。
有些流散乐器形制独特,目前在国内藏品中尚无同例,因而殊为珍贵。有些流散乐器原本属于编组乐器的一部分,有些属于同一人所作器,但现在却分藏世界各地,不知其音阶组合。当然,对于流散乐器的寻访考察,并非仅限于对失群乐器组合的探讨,还可将流散乐器与现有的科学发掘品加以比较,以判断流散乐器的出土地点或范围,乃至其族属和考古学文化。希望今后能够通过各方协作,对流散乐器进行全面考察,为中国古代乐器研究做出贡献。
四、古乐器辨伪研究
目前国内外收藏的古乐器,尤其是一些传世品,真伪糅杂,需要加以辨别。如大家熟悉的太室埙和韶埙,常被一些古代音乐史着述所称引。这些陶埙现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山东省博物馆,均系个人捐赠,来历不明。经过实物观测,我认为它们十分可疑,不能作为实用乐器。如太室埙,其吹孔为两面对开的v形凹口,这种形制的吹孔根本无法吹响。埙的制作较为粗陋,埙体按孔排列也非同寻常。不仅如此,其铭文中的“太室埙”三字,在字的构形上也有疑点。综合看来,这些埙恐属伪作。
青铜乐器的作伪更为常见。以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虢叔旅钟”为例,这件钟为甬钟,舞饰变形夔纹,篆饰斜角双头兽纹,鼓饰顾夔纹,右侧鼓饰小鸟纹,钟体内壁有隧,属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编钟常见的形制。编钟的钲间和左鼓有铭文20字,其中有“虢叔旅”字样。以此钟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虢叔旅钟比较,纹饰有明显差异。弗利尔钟的铭文,内容仿自传世虢叔旅钟,但从字体和语例看均有疑点。经过综合考察,可知弗利尔所藏这件“虢叔旅钟”的铭文乃后刻,应是器真铭伪。
再如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宗周钟”,铭文乃仿自传世宗周钟。旧金山这件钟的铭文,钲间、左鼓部分与传世宗周钟相同,但转接至右鼓即露出作伪马脚;传世宗周钟铭文由左鼓接至背面右鼓,与旧金山钟显异。传世宗周钟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从形制、纹饰和铭文看属于西周晚期作品,作器者为周厉王,已成学界共识。而旧金山钟从形制和纹饰看应属春秋时期制品,铭文显系后刻,因此这件“宗周钟”也属于器真铭伪。
五、有关出土文献研究
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以及简帛书籍等,目前学术界统称为“出土文献”。这些资料当中,包含有古代音乐理论、音乐事物和音乐史事等记述,对于研究当时的音乐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出土文献资料较多,其中以楚简和秦简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如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发现的战国中期竹简,书写内容属于儒道典籍,其中包含先秦时期的乐教思想,有些方面可以与《乐记》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乐记》的成书年代加以重新审视。
又如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目前已经陆续出版齐全,其中也包含一些音乐方面的内容。如上博简第四册所收定名为《采风曲目》的部分,涉及一些乐律文字,有些与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相同,有些文字目前还难以确认,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再如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楚简,现在已经有部分资料结集出版。清华简的内容,有些涉及周初饮至典礼中的仪式音乐活动,如《耆夜》讲周武王和周公饮酒作诗,其中周武王致毕公诗中有“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周公致武王诗有“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清华简尚未完全公布,我们应关注有关资料的发表和研究。
秦简方面的资料,可以举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所出为例,其中涉及乐律的文字,包含五音、十二律以及有关的律数和大数等,整理者定名为《律书》。放马滩简《律书》的生律法,与《吕氏春秋》属于同一理论体系。从简文透露的信息看,六十律的理论探索可能在战国晚期已经萌生。放马滩简还有乐律与五行、时辰、术数、占卜等关系的记述,均需做深入探讨。
涉及音乐方面的出土文献资料,其特点是较为零散,需要从事专门的收集、梳理和分析。以往研究者大多来自于古文字学界、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音乐考古学者较少参与。我们应注意学习和吸纳新的成果,积极参与有关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
六、民族志类比研究
对于考古材料的认识和理解,有时需要借助民族志资料加以类比。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属于民族考古学学科范畴。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可以借鉴民族考古学民族志类比的方法。目前音乐民族志资料主要由民族音乐学者通过田野考察来获取和建立,音乐考古学者应该依靠和利用这些资料,同时还应积极从事实地考察,收集有关的民族志资料。
试以出土的先秦和汉代笛类乐器为例,来说明民族志类比方法的应用。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竹篪,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笛,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竹笛,甘肃居延汉代遗址竹笛,其按孔的开设都是先将竹面削平,然后再在上面开孔。这种做法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所存在,如景颇族之“比笋”、门巴族之“里令”等。如果对有关民族志记载做深入的实地考察,再与考古发现的笛类乐器加以类比,就有可能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甘肃居延汉笛的奏法,过去一般认为是横吹,但通过考察其形制,并进行民族志类比,发现其奏法应为竖吹。居延汉笛的形制较为独特,它的管端保留竹节,但未将其挖通,这样就自然堵住管腔。竹节两侧各有一个小孔,两孔间表皮削平。类似形制的竹管乐器,见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哈尼族的“竖吹其篥”(又名“曲篥”、“七篥”或“体篥”),以及云南德宏的德昂族“结腊”(又称“布垒”或“直笛”),其奏法均为竖吹。只是竹节两端的小孔上盖有一薄竹片并加以固定,吹奏时,气流经过竹节两端小孔,从而激发边棱发音。经过比较,可知居延汉笛竹节两端的小孔,原来也应有一薄竹片覆盖,其奏法与民族志资料所载相同,即应为竖吹。
考古的论文篇二
周邦彦是北宋末年最杰出的词人，历来属词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据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两宋十大词人“排行榜”上，周邦彦与苏轼同居第二位（参见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20世纪的周邦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月，《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刊登了崔海正、阎立亮的《近年周邦彦词研究述略》一文，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主编的《词学研究年鉴（1995～）》（武汉出版社3月版）刊发了董希平《苏轼、周邦彦及其词研究综述》一文，两文分别对前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成果作了回顾与描述。—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共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有了新的发现，对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关于周词艺术诸方面的探讨在角度上也有创新。现将三年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对周邦彦与大晟府及大晟词人关系的考证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研究取得的新突破。周邦彦曾出任大晟府提举官，使得大晟府在词史上蒙上一层炫目的光彩。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第5期）一文考辨了周邦彦在大晟府的任职经历，澄清了诸多史实，有助于重新审视大晟府对宋词的影响。该文认为后人对周邦彦的误解的关键点在于周任职于大晟府的时间及因此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从周的履历和其他大晟府的提举官任期两方面加以考辨，认为周提举大晟府的具体时间，是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政和七年（1117）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半年，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此外，作者考证出，大晟府诸多重大举措，均与周无关；而且，周在大晟府期间与其他六位“大晟词人”（据有词收入《全宋词》者）鲜有共事与交游。这样，周对大晟府的贡献显得较小，澄清了自《碧鸡漫志》历《词源》而下的诸多不实之说。
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第6期）一文承杨海明的说法，将周邦彦归入大晟府词派，认为“大声”不仅是周对万俟咏词的审美评价，而且是周及其他大晟府词人共同的艺术追求。将周纳入一定的流派，在群体透视与个案分析中全面把握周词的艺术追求、艺术渊源与艺术表现等是一个新的进步，其思维与视角的突破，实大有功于周词研究。
诸葛忆兵《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文学遗产》19第6期）一文称周邦彦为“大晟词人”。作者探讨北宋末年世风对周邦彦等人的创作影响，认为以周为首的大晟词人创作上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形成大晟词风。世风的谄媚、浮糜与趋雅相应地形成词风的谀颂、俚俗和醇雅。将周并入大晟词人，并据此而论其词风与世风之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词体内部的某些演化嬗变轨迹。
二、对周邦彦的词史地位的论定
对周邦彦词史地位的探讨，近二年涉及的论文较多，其中以蒋哲伦《论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古典文学知识》年第1期）和杨万里《论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为代表。
蒋文对前人“集大成”说提出异议，认为在周氏之前，苏轼等人“以诗为词”，已经对词的传统作了很大的突破，但他并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成果；在他之后，辛派词入沿着苏轼的路子继续开拓，更有发展，也决不是他的词风所能包容得了的。从后面这个角度来看，周氏尽管“精工博大”，毕竟够不上“集大成”。此外，作者重点从词史演进的角度论述周在词体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周作为“词人词”的最大代表，在词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同时，作者指出将清真斥作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词风开启者的做法，则不仅无视于其词内蕴的深情远意，实际上也反映出对词史的演进过程的偏颇之见。我们不必完全同意“集大成”、“正宗”之类的封号，但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可磨灭。
杨文从清真词在宋代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过程来考察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以此论证周邦彦在宋代的词史地位。作者从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和有代表性的宋人创作实绩两方面入手，对清真词进行历史面貌还原的阐释。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从三方面探寻：一是宋人词集序言或提要，二是宋人词话，三是宋人选宋词；从宋代词人的创作实绩来看，宋人学清真未得其真。通过两方面的考察，作者勾勒出清真在宋代的接受过程，并总结出三点结论：一、清真词名，始盛于殁后80多年，在此以前，词名并不显著；从南宋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南宋末，清真成了词坛的领袖，开始了统治词坛几百年的历程。二、宋人学清真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忽视了从词藻、词法、词律等方面去学他，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地了解他。广而言之，每个时代，只会依据自己时代的特点与风尚来理解和接受历史上的'某位文学家或某种文学传统。三、清真词集词体之大成，最为词家雅词正宗。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研究的热点，不仅研究论文多，而且质量高。此外，对清真部分词作的鉴赏文章也多有妙解。
曹章庆《论周邦彦羁旅行役词的感情心态特征》（《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运用心理批评的方法，指出周邦彦的羁旅行役词表现出两种比较突出的情感心态。一种是追忆心态，其内容是对故乡的美好回忆的向往，对故乡亲人，尤其是对情人、歌妓们的想念和相思。其特点是在仕途受挫以后，退回内心，一步三回头，默默地咀嚼着过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补偿。一种是悲抑心态，词人心中的悲苦寂寥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泄出来，而是把它埋入心底，强行抑制而造成的一种欲说还休、沉郁顿挫的心理特点。“周邦彦始终没能像苏轼那样，以超然旷达的态度来化解政治上的挫折，而是竭力把这种悲伤加以压抑，潜流暗转，使人感觉此中有无限悲酸，但又无法说破。”这两种心态融合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品行正直、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在40多年苦海浮沉中痛苦挣扎的灵魂。
陈磊《从清真、白石词看宋代咏物词的嬗变》（《复旦学报》1998第6期）一文从清真与白石的咏物词入手，对宋代咏物词的嬗变轨迹作过程性描述。在喻象的选择上，清真词喜好以柳作为咏物的对象，来抒发他那郁结于胸而吞吐不尽，令人梦回魂萦的情怀，也造成了他词风上的“蜿蜒流美”。（田同之《西圃词说》）在喻象再现的手段上，周词素以“描写物态，曲尽其妙”（强焕《片玉词序》）著称，周词中的花卉类意象多半呈独枝状态，以使词人描摹物态时逐一加以点染，词人作为超然于物外的独立角色，保持了颇为清醒的自我意识。虽然物象在词人带有移情色彩的观照过程中都被赋予了拟人化的形象，但客体与主体间的距离感却昭然可见。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距离感，才使词人得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物象的具体形态与外貌特征，才能以细腻熨贴的笔触再现出来。在比兴寄托的方式上，周词并不着意于寄托，表现出缘物起兴，情物交感的创作倾向，即所谓“感物言志”。
孙家政《勾勒，暗转，蓄势——周邦彦词艺术三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周词的艺术表现内涵。周词一般在慢词长调中运用勾勒，讲求谋篇布局，血脉意气，首尾贯穿。题旨勾勒出后，后面的铺陈紧紧围绕，形成一唱三叹之致。暗转手法在周词中运用得极为成功，由于清真一生仕途坎坷，胸中块垒多于常人，作词喜制长调，自然暗转这种技法最适合表达内心抑郁不平，吞吐凝咽的情感。清真情深似海，作词喜欢蓄势，使情满不得不发，使无限情怀，最后展露无遗。勾勒、暗转和蓄势三种技法在周词中结合运用，把柳永慢词的直线型章法结构转变成网状结构，形成自己的独特抒情范式。
清真“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对周邦彦的艺术规范，今人论述较多，王兆鹏提出“清真范式”，并在《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中作了总结，王文对清真词的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和音律诸方面作了阐释。作者认为清真词的章法结构，由柳永词变化而来，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声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清真词炼字的主要诀窍是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同己出，而意境更新，音律方面清真更是严格规范，用字分平仄，仄字中严分上去入三声，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相结合。
关于清真词的雅，论述较多。罗章《从柳、周、姜词结构看宋婉约词的雅化过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较有特色。作者认为周词结构在词雅化中的重要意义是矫变了柳词的平叙结构，清真的这一改变，被视为一种进步，一种雅化的努力，此种结构方式即为“腾挪之法”，不直接抒情，闷住情感，转而研究理性，援用“腾挪”的技术性布局。这种需要反复咀嚼方能领会的结构方式提纯了风月情事中“情”的成分，降低了恋妓内容的刺激强度，有着明显的雅化功用。从审美角度观察，“腾挪”构筑了层层脱换的有意味的形式结构，形成了深深包藏的表现风格，这是将宋代文人极为洗炼的趣味感觉深深融合词这一样式的本来面目或纯粹抒情的质以后所产生的全新境界。
关于清真艺术上的问题，研究的视点趋向多元化与交叉化，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体现出清真词作为当代存在的意义。更为深广的研究有待今后的努力。
关于对清真词作的赏析文章，三年中共有5篇，都写得文辞优美，给人双重享受。集中在对清真名作的赏析上，从题材内容、思想情感、艺术技法诸方面都有精到的描述。其中以黄维华《浅说周邦彦节序词〈解语花·元宵〉的造境技巧》（《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4期）一文较有特色，显出较高的水平。作者对清真词中的本事及用典阐析精微，并且能旁征博引，将全首词解析得让人尽知其味后觉味之无穷。点明清真此词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咏节序而又说尽人间风情，以常人之心写出了常人皆能感之的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
纵观以上所述，近年清真词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研究者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在逐步发展变化，新的理论方法在逐步得到运用。但是，与苏、辛的研究相比较，仍稍逊色。首先，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并未得到最终确认，其中仍有许多争议之点。此外，在基础性研究方面，虽然已到较为完备的阶段，但是一部质量较高的词集编年注本仍是人们期待的。再者，作为一个大文学家，其诗与文的研究仍嫌欠缺。如何进一步开拓与创新，将是新世纪的周邦彦研究所面临的课题。
考古的论文篇三
一、研究方法综述
归纳高校学生心理压力的研究方法，基本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主观性的研究，如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其二是较为客观的研究方法，如通过量表的客观研究。
二、研究内容综述
概括高校学生心理压力的研究内容，其主要涉及压力源的调查、造成心理压力的原因、压力程度的比较、学生对压力的应对措施、供学生参考的解决方案，以及典型人群的心理压力问题，等等。
压力源的调查主要涉及学习、人际交往、经济状况、恋爱、前途等方面；造成心理压力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环境等；学生的应对措施一般有消极逃避、宣泄、找人倾诉、认知调节等。
解决方案中的社会方面主要提出应提高全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机制。多位学者提出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积极进取、愉悦和谐的社会环境，提高全民的心理健康意识，为大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通过社会减轻疏导大学生心理压力，社会相关部门要切实制定并采取有效措施，配合高校，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机制来减轻、疏导大学生的各种心理压力，遏制用人制度上的不正之风，使学校和用人单位形成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良好机制。
家庭方面主要提出应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等。一方面，父母本身要在耳濡目染中教会子女宽容理解、乐观豁达、自信开朗、与人为善的良好性格和品质，为子女营造一个身心健康成长的家庭氛围。另一方面，父母应与子女多进行交流沟通，使子女充分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给予的强大支持，让子女能够在家庭成员间健康和谐的氛围中获得尊重与信任，进而树立自信；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为了维护孩子的心理健康，父母需要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营造宁静愉快的家庭气氛，和孩子形成亲密关系，并注意自身的心理素质，以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多引导其参加各种集体活动或比赛，培养团结合作互助的精神；多给予子女理解支持和鼓励，培养子女的自信心；父母对子女提出的要求要实事求是，不能不切实际地将过高的期望和要求强加于子女身上，等等。总之，要尽可能地采取科学民主的家庭教育方式来减轻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压力，以培养健康的心理和完善的人格。
学校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提出应加强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良好环境，培养综合素质，努力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等。
压力程度的比较主要涉及性别压力之间的比较、年级之间的比较、生源地区之间的比较、专业比较、年龄比较等；对典型人群的心理压力研究一般是对学生干部或身体健康有问题学生的研究。
三、研究结果的综述
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压力，没有压力的学生占极少数。男生的压力水平要略高于女生。
从整体来看大学阶段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对学习、人际交往和前途方面的考虑，经济状况、恋爱等方面对学生的影响比重不是很大。
虽然学习问题是大学阶段困扰学生的主要问题，但是随着年级的升高特别是大三以后学习方面的'压力是逐渐减少的，恋爱问题在大二和大三的时候比较突出。在恋爱的问题上女生所承受的压力要比男生大得多；地区差异表现在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经济上所承受的压力要大于来自城市的学生。另外，不同专业方面的比较显示，理科生的学习压力要远高于文科生；人际关系维度一般没有明显的年级差异。
综合研究报道，学生认为压力给自己带来的是消极影响，大学生应对压力时所采取的措施是多元的。大部分学生能够较好地处理压力事件，少数学生缺乏解决能力。
四、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现有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但是当下的研究对于压力源的划分缺乏一致性，诸多研究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学术界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观点。同时大多数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压力状况的描述方面，关于压力的应对策略研究尽管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缓解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参考，但是总体来说，这些方法推广性不高，有的比较空泛，有的又过于具体，对于实际问题的根本解决指导意义不大。大学生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应该怎样做，教师和家长应该怎样做，这些有应用价值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另外从研究方法来看很多人都采用问卷法，实际上就是通过大学生自己的主观感受来进行研究，主观性很强，尽管也有很多研究者使用了量表法，以实现客观化研究的目的，但是这些量表的推广性不强。最后从理论基础来看，目前的研究由于是描述性的居多，因而理论的依据不是很充分，对于一些由压力性事件带来的大学生心理问题没有从心理学理论的高度加以解释，不利于心理问题的诊断和治疗。
参考文献：
［1］文丰安.当代大学生压力之理性审视［j］.社会科学家，2009，10.
［2］周少贤.当代大学生的压力状况及其应对策略［j］.心理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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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论文篇四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及医学模式的转变与疾病谱的改变,医学的目的不仅纠正和改善病人的病理生理等方面的变化,而且要求清除病人的心理障碍,提高病人的生命质量。随着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的深入,鉴于慢性病尤其癌症的难治愈和不易延长寿命的特点,生命质量研究逐渐成为国际性研究的热点，癌症等慢性病的生命质量研究已成为现代医学领域生命质量研究的主流。
一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关系
辩证法是医学与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医理和哲理的统一，是医学和哲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贯通的“桥梁学科”。它研究医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在总结医学科学的基础上，探讨医学发展和医学科学工作者理论思维活动以及在正常和异常条件下人体生命过程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们认识、诊治、预防疾病和维护人体健康的科学方法论；是把医学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认识的医学科学观。医学辩证法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医学发展规律和有关哲学问题。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依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没有原因的疾病是不存在的。疾病的原因同样包括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通常指来自外界环境中的各种致病因素，如生物性、理化性和心理性因素等，外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内因即机体的'内在因素，一般指机体对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防御功能等医学。
诊治疾病，根据“四诊合参”所收集到的有关疾病的症状,精神心理状态及声息、气味、舌象、脉象等变化，以及局部肿块、全身形态改变等体征，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判断，在辨证过程中重点收集病人各方面的功能性改变，以及病人所主述的临床症状，其疗效也是通过证的变化来描述的。中医辨证是一个观察和判断的动态过程，而辨证论治则是一个在动态监测生命质量变化的基础上，随时调整治疗方案的过程。这些观点与生命质量有着相近或相同之处，其实质和内涵是基本一致的。中医诊治的过程即是病人的生存质量逐步提高的过程。
二整体观念与生命质量的关系
医学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通过经络气血的联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人与外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即所谓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是指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和经济因素等都可以影响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发展。中医在治疗疾病前较多考虑了自然界、社会、情志对人的影响，在治疗的同时，重在调整和改善人体脏腑经络气血功能活动，强调阴阳平衡、天人相应、形神合一、不治已病治未病等整体观。生存质量作为一个多维的概念,包括了身体状态，心理、社会的良好状态，健康感觉，以及与疾病或治疗有关的症状。这种强调患者自身对生活经历的良好状态的主观感受,以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可及被社会的认可，即中医所说的良好的协调整体状态。可以说生存质量是从宏观、整体水平评价健康的。
三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是一种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减；质变是事物根本性的变化，是事物由一种质的形态向另一种质的形态的飞跃。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结果，区分量变和质变的根本标志，在于事物的变化是否超出度的界限。外周血显微镜下白细胞分类计数，须注意各种细胞的生理性和病理性变化，例如中性粒细胞的数量受到年龄、生理周期、运动及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可出现暂时性或一过性的生理性增多，这种变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若中性粒细胞数量呈现渐进性增加的趋势，并且超出一定的度（临界值），往往提示机体发生“质变”，如感染、炎症、组织损伤以及恶性肿瘤等。事实上临床检验项目中许多实验指标都要受到生理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患者的分析前质量控制（如避免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控制饮食和药物、采集标本时的体位和采集时间等），同时要注重疾病相关实验指标的连续性监测，仅仅一次随机检验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提供足够的或有效的信息，而动态观察则可为临床诊断、鉴别诊断、疗效观察以及预后判断提供重要依据。所以在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指导学生利用量变质变的辩证统一观点来认识疾病的发展过程，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
四客观的新评价系统
传统的健康评价是客体评价,非主体；而在新的医学模式下,人们更加注意个人的亲身体验。生命质量评价的应用，使健康测量发生了从物质到精神，从客观到主观的转变。随着研究的深入，临床医学在医学体系中所占比重将逐渐下降,康复医学、保健医学等以保健预防为目的新兴医学将受到重视。在临床工作中,病人在医疗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必须得到尊重；内科治疗中要重视整体性和病人参与选择；外科治疗中一定要从生命质量角度来决定是否采用手术以及采用何种方案；护理工作中要体现以病人为中心,对病人身心实施有计划的、系统的、全方位的护理模式即整体护理,这已成为护理学发展的新趋势；药物的开发和应用首先应考虑对生命质量的影响。
客体评价系统存在于环境之中。人类社会同样与自然界密不可分,可见新的医学模式同时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因素,这无疑是系统论的体现,也是更加全面地认识人的体现,同时反映了医学知识结构的一个巨大进步。在医疗管理中,生命质量评价将作为疗效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病人参与医疗管理机会将越来越多。卫生行政部门在卫生决策制定工作中,卫生资源的利用与配置将优先考虑生命质量的问题;加强对卫生资源投资效益的评价如质量调整生存年的应用；更多的关注预防医学和社区医疗；卫生立法与政策制定必须重视生命质量的因素。
五生命质量研究各要素彼此联系的关系
现代医学模式，包括生物、心理、社会3个方面。生物、心理、社会3者作为要素组成现代医学模式系统。3者之间有着特定的联系。它们既不是平行并列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主从关系。生物、心理、社会3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只是导致机体健康或疾病的原因和中介。在生命质量研究体系中，我们要根据病人的各种情况来进行审核评价，从生物、心里、社会三方面入手，这三个方面是彼此联系的，不可分科。这也是自然辩证法在生命质量研究中的运用。
生物学指标是人体健康与疾病的重要标志,是医学研究与医疗诊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物因素仍是医学的中心,在现代医学模式中其核心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生物因素的核心地位,决定着它对社会、心理因素的制约作用。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现象是极其纷繁复杂的,人的心理活动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反应,都和人体的健康与疾病有关,即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因素和心理活动都能够成为现代医学模式中的社会和心理要素。
考古的论文篇五
论文摘要：后女作家一直是80后文学中被遮蔽的一个群体，她们没有取得“美女作家”创作取得的社会效应，但是她们的创作已经不容忽视，然而对她们的研究从世纪初至今呈现增加趋势。目前有关这个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文本两个主要方面。
论文关键词：后女作家,研究综述,文化,文本
80后一词是本世纪初被人们频繁提及的一个关键词，在文坛，80后文学作品也带来了一片喧哗争鸣之声。自恭小兵在天涯虚拟社区发表一篇名为《总结：关于80后》之后，80后文学逐步从市场、文学边缘场地进入到文学主流视野，文学评论界也给予充分关注，在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中明确提出“青春写作与‘80后’现象进入研究视野”，伴随80后文学群体的成长，其间一些青春女性创作也受到关注。“与80后女作家创作的丰盛相反，统观国内的文学评论，如《中国当代女性写作演变轨迹》、《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对近二十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点思考》等等文章，它们只论述到陈染、林白甚或卫慧、棉棉这批新生代作家，对现在涌现出来的‘80后’女作者所论甚少”。
由于这代人多半为独生子女,她们的文本特征没有强烈的性别差异，加之创作成就似乎有限，所以在评论她们的作品时,总体是将她们作为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进行多视角批评，喧嚣过后，回归客观，目前已有人关注到80后文学群体中的一个小群体——80后女性作家，对她们的研究可分两部分。
一、文化研究
80后的出场有着独特的时代文化背景，从20世纪末九十年代以降，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尤其是大众传媒迅猛发展，这场景是当代的年青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生活现状，浸染其中的“80后”一代，尤其是生活在都市里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都慢慢地接受了这种文化的特性，他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慢慢形成。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形成和发展的后果就是人们，特别是都市里的青年们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入新世纪，进而影响到她们的后期的文学创作。创作中呈现的特征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目前有关文化关注的评论主要分为：一是，从消费文化视角分析她们的创作过程、文本内容显现。如《80后写作与青年亚文化》（华中师范大学，苏文清，2006）、《消费文化影响下的80后写作》（河北师范大学，梁瑛，）和《消费语境里的自我表达》（华南师范大学，黎玉娴。）这几篇论文中都提到消费文化影响下，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盛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逐渐取代了理想主义的商品经济时代，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缺少对于广阔的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更看不到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对校园生活、青春期风花雪月的描述，对个体情感的宣泄和对时尚世俗生活的追捧，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二是，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如《大众传播视野下的80后文学现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杜聪，2007）中提到，大众媒体对文学生产不断调整，并出现了80后文学这样的创作局面。文章分析说大众媒体已不仅是文学的载体或介质，它形成了新的文学传播语境，即文学多样而复杂的文化性凸显出来，除审美属性外，文学还有其他多种属性，必须把文学当作文化问题，置放到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在拓展文学生产和传播空间的同时，也引发了作家、编辑、受众等文学群体的变动。三是，把世纪之交作为一个整体创作背景评论80后文学现象。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有上海师范大学杨建龙教授的学生沈佳的一篇硕士论文——《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80后文学创作》，文章从世纪之交、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盛行，文学的市场化选择，后现代哲学思潮带来观念的变化、出版事业的改革，给80后文学的出场带来一个独特的文化语境和创作心态。
另外有关外部文化研究还有独特的一支，即关于《萌芽》杂志转型研究和由《萌芽》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现象的研究。这些为80后文学生成的研究提供更具体的文学场内分析。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不多，具有代表性有两篇硕士论文。一是，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毕业生严琳的硕士论文——《当代文学生产转型中的萌芽》，论文主要从萌芽九十年代成功转型的标志——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涉及80后文学生成的部分特征——“着力打造畅销书品牌，牢牢抓住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同时还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图书发行领域和教育领域，走上文化产业集团化的道路”。另一篇是，首都师范大学2008届毕业生徐海的硕士论文——《新的文化形态的确立》，论文以研究“新概念作文大赛”为中心研究一种新文化形态的形成，期间具体论述大赛形成发展的背景以及由此带来新的文化形态和新人（80后青春作家）的塑造，这些文化视角研究为80后文学内部文本研究提供详细背景知识和可挖掘的空间。从文学场视角研究80后作家的评论文章不仅有群体性介绍也有针对具体作家展开个案分析，如邵燕君于在《南方文坛》第5期中发表一篇题为《忧伤到生冷怪酷从张悦然的发展看文坛对80后的引导》的评论文章，明确提出“‘80后’由市场进军文坛”在媒体、市场运作下，同时一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对张悦然作品可能缺乏正确解读和合理引导，所以导致文本中存在有限经验的拉伸现象。这一难得的担忧不仅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80后以后的创作起很好的引导作用。目前从文化角度对80后女作家进行评论的文章至今没有，这依然是可待挖掘之地。
二、文本研究
新世纪初，当“80后”文学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之一，尤其众多80后作家纷纷出书，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这一现象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文本主题的分析解读。
首先，“忧伤”主题是人们对她们文本内容的首要印象。比较引人注目的专著有黄浩、马政主编的《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国戏剧出版社，20）文中收集的几位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张悦然身上）观点鲜明得指出张悦然“无谓的忧伤是种病”，虽然言语比较犀利，但是也一针见血得指出张悦然前期小说创作主题的典型格调——无限忧伤。正如莫言在为她的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980》作序时提出：张悦然的小说是“飞扬的想象，透明的忧伤”，之后众多有关张小说主题研究多沿袭这一脉络。《青春的落落花开_论张悦然小说创作中的心理情结》（《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第二期，张彩荣）从病态心理特征角度分析张悦然童话式叙事背后隐含的青春的忧伤。除此之外，郑州大学一篇硕士生论文《青春迷茫忧伤》（张彩荣，2007）中用“忧伤”一词作为80后写作的青春情节的之一。文章概述出“忧伤”主题之后，着重分析郭敬明、韩寒、张悦然、春树他们各自文本中显现的“忧伤”具体内容，其中提及张悦然主要通过唯美文字彰显愁绪，苏德主要通过残酷的叙事凸显忧伤内容。
其次，“青春的成长”主题是继“忧伤”主题之后的又一次要特征，也是人们对她们研究的重要方向。独特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成长体验形成独特成长题材的青春文本。20世纪80年代是激情的年代，之后的90年代是市场、转型的代名词，成了“飘”的年代。80后成长于价值观念不定的世纪之交，困惑、迷茫、叛逆、孤独不自觉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主题词。正如胡澜卿在其硕士论文《青春的困惑成长》（首都师范大学，2008）所分析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优越的物质坏境”“紧张的教育体制”“新鲜东西诱惑”“时尚刺激”“西方亚文化影响”导致80后与众不同的成长模式。在另外一篇硕士论文《青春与成长》中也提到类似的成长主题：“离群索居的孤独者”“难以彻底的叛逆者”“缺失根性的悬浮者”。对群体的成长主题关照过后，80后女性作家文本中的成长主题也引起大家的重视：《80后美女作家及其小说创作研究》（贵州师范大学，陈芳，2008）中从女性青春成长这一永恒主题，阐释80后女性作家成长中“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如影相随的孤独感”“挥之不去的忧伤情调”“对爱的呼唤”。除此之外有关80后女作家个案研究中也对成长主题展开了解读，如《爱与成长——读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徐媛，）详细阐释了“女主人公在青春期所遭遇的种种爱的缺失和获得,在得而复失的过程中,女孩渐渐长大”的少女成长主题。
再次，“女性特征”是除上述主题创作特征之外的又一内容。80后女作家作为80后作家群体中一员，其性别特征决定她们的文本中应该有属于她们自己的文本主题特点。有关这方面的关注早在20就已经有研究文章。如河南大学李校真在其硕士论文《方舟浮沉》中就已经将张悦然作为女性作家中独特一员，详细分析其小说中女主人翁之间同盟关系、启蒙关系、救赎关系、同性爱关系的存在，并因为女性自身缺陷而导致情谊走向破裂。文章从其文本创作背景、存在方式、破裂纹路、美学意义四章逐级分析、研读。有关于张悦然作品中女性主题的具体分析层出不穷：《郁美之城的三重缺失——我读张悦然》（《文艺评论》2008杨雪）分析了张作品从《葵花走失在1890》到《誓鸟》，女性主题由少女的敏感抑郁向内心隐隐浮动的母性温情嬗变得过程。《自闭天空下的疼痛快感——女性写作视阈下张悦然小说〈誓鸟〉的当代意义》（《名作欣赏》，精品集萃，张妍）从女性“自闭的幻想天空”，“在疼痛中狂欢”和“对现当代女性观的演进和碎裂”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尤其最后一节分析《誓鸟》中少女形象接续了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先是女人后是人、“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这些观点。除此之外，《张悦然的女性青春写作》（《文艺争鸣》，20第2期，张文东）从女性青春写作角度分析《黑猫不死》这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特点，作者认为“小说中黑猫墨墨完全是一个隐喻的存在，是文中‘我’的‘体外的灵魂’”“黑猫首先遭受了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的虐待致残，然后遭受了以晨木为代表的‘夫权’的抛弃致死，而它在临死之前却仍然履行了一个母亲所能履行的责任，生下了小猫。”文章还进一步将张悦然这种用“绝望的笔调渲染着女性永远的孤独”与徐坤“满怀热情寄希望于女性自我的成熟、蜕变”进行比较分析，使张悦然独特的女性青春叙写研究更透彻。
（二）叙事技巧是众多有关80后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重点。
此外，王冬静在2008年第7期的《湖北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张悦然小说的修辞艺术论析》的论文，运用语言学领域宏观修辞学的方法，独辟蹊径解析张悦然的作品，其结论诸如“视点转换技巧的恰当运用”，“作者对人物意识的恰当把握和掌控”，“辞格的成功运用———比喻的设置”等等，颇为新颖。
综上所述，从当前的研究现状可以清晰看到有关80后女性创作群体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果，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把这个群体单独作为一个分析对象的研究仍然不够，即使有一定的研究，其深度仍不足。
其次，有关她们小说中呈现的女性青春叙事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尤其是文本中叙事主题的嬗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青春叙事个性。虽然她们属于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但是由于性别原因决定她们有着新世纪初青春女性的独特性，张悦然的创作近几年备受文学主流界关注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再次，有关80后女、男作家的创作比较也是目前很少涉及研究方向，他们都属于80后，但是在叙事同一青春主题内容和叙事技巧方面必然有诸多的不同。
最后，将80后女作家与其他女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章不多。因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有一定的空间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