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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发展的论文题目篇一
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05期
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以来，过去单位组织中分解出来的社会功能逐渐向社区转移，使得社区这个原本无实质组织意义的居住单位，逐渐突破了社会求助的范畴，并转化为服务于全体居民的地域单元。社区减弱了行政性、单位性，正在形成社区居民新的利益整合点和组织层面，并产生出大量具有中介性质的社区非营利组织。然而，众多内生于社区的自发性草根组织在承担政府的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存在规模过小和资质不足的问题。如何找到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均衡点，需要深入研究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之间互动所形成的治理逻辑与结构。
一、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规模化与规范化悖论
在社区范围内，居民的需求是多样化的、琐碎的、不确定的，因此居民所要求提供的服务也是千差万别的，这使得政府整齐划一的制度无法满足社区多样化需求，而提供这些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服务正能体现社区组织的价值。所以，政府在行政事务域中无法用制度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社区自主性和弹性的服务来弥补。与此相应，社区需求会刺激社会分工从而内生出非规模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些体系融合于不同的社区内部的单元之内，这些单元是自生的，带有明显的自治性色彩，所以，社区工作不能单一运用强制性的行政方法，社区矛盾必须用自身的方法解决。
政府购买社区服务项目主要是在自主性的空间中，面对琐碎的、差异性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发现需求，寻找激活资源，而政府是资源提供的一方，提供的方式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购买服务，提供服务的成本。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成为可能，为社区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机会，为社会服务性组织发育提供了可能途径。在这里，政府不是延续家长式的管理，而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为非政府的解决方案创造条件。这种服务供给模式，是多元主体代替单一主体的一个突破，也是多元参与合作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其核心是要形成社区需求驱动的权力与资源的分配体制，从而改变政府向社区投入资源的决策方式。自在自为的社区空间所形成的需求为导向及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如图1)的展开理论上会走向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要素的互动的社区发展方向。
图1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需求导向模型
然而，以需求为导向的社区项目完成模式必须以契约为中介，必然会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这里指订立和实施作为交易基础的合同所需要的成本，包括经济活动能获得贸易收益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成本。[1]威廉姆森认为契约交易费用的多寡取决于三个方面：(1)完成交易所需要特殊投资的专门化程度；(2)经济活动中交易的频次；(3)确定性的程度。[2]在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中，社区社会组织并不具备下政府合作的常规条件，非规模化的社区社会组织处于社会组织及社会层次的最低端，在实际操作中，结构缺项、功能失调最为明显。尽管社区社会组织可以满足社区微型及异质社会服务需求，但除少数非企业单位外，大多数社区社会组织达不到民政注册的正式要求，社区社会组织的非规模化会导致这种组织行动的法人资质不充分，加上众多的数量和类型，使得监管和评估无从着手。
社区社会组织的微型化、草根化取决于社区公共服务的客观需求，而社区社会组织难以规范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区社会组织规模小，资质不够却又在社区或街道备案得到活动的合法性，进而形成了不清晰的责任主体。如果责任主体和责任关系在公共服务的供应环节中缺失，都会导致公共服务的阻塞。而责任关系又分长期责任和短期责任两种。短期责任是公民和客户在交易中直接表明自己的服务要求。而长期责任则体现为一种控制机制，这种机制是通过表达权和契约来实现的。政策制定者和机制服务联系的要素是契约。[3]然而，草根性的社区社会组织由于功能缺失一方面不能影响政府的政策定位，另一方面又无力对社区居民负充分责任。
二、社区社会组织生产公共服务的整合逻辑及整合主体选择
图2社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的二次分工模型
政府退出社区为社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并一定程度节约人力、财力资源，但一个新问题随之出现，政府出于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考虑，必须强化枢纽性组织的法人地位、专业程度以及其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其自愿承担政府的部分功能。基于此，政府有两个备选方案：一是积极建构一个专门性组织代理政府处理相关事务；二是让居委会承担整合社区社会组织的责任。前一个方案较多出现于经济与社会较为发达的城市社区，后一方案具有普遍性。但无论那一个方案，按二次分工模型来分析，并不能形成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因为前一个方案组织是半社会化，后一个组织是半官僚化，都不利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产权明晰化。而要真正实现产权的明晰化，关键是做到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的分离，而两者分离的性质与水平则取决于取决于“委托―代理”的方式和性质。
尽管国家法律明确界定了社区居委会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居委会在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却承担了政府委派的大量行政工作，其范围涉及家庭婚姻、收费收款、治安治理、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宣传教育、社会救济、环境卫生、文明达标、就业服务、取证盖章、流动人口管理、以及各类检查评比。居委会这种应然角色和实然角色的冲突源于特定的制度安排，也意味社区居委会很难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生产过程中形成与政府的平等主体地位。在这种治理结构之下，对政府来说，逻辑的选择是强化利益关联来强化居委会对上负责。《居委会组法》明确地将居委会的工作性质、工作目的和任务、办公经费、资金来源及社区工作人员工资赋予了较为强烈的行政特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党组织在社区中的作用以及党政之间难分彼此紧密关系来强化居委会和政府行为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居委会与政府之间建构了一种事实上的上令下行的半官僚化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政策的贯彻，但不利于建构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契约性合同关系，因为居委会的政治性身份使得其与政府间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的交易过程无法实现产权的明晰化，而不能成为有效率的供方。
当前，由于政府财力不足，居委会代替政府来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具有普遍性，但只是一种权宜的做法，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公共部分的改革要求。通常，公共部门的改革有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改进结果或节约成本。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前者，最优的选择是引进新的制度、技术和项目；如果目标是后者，缩减则是迫不得己的选择。[8]缩减是政府的改革的一个趋势，但并不是确定不移的，是要好的结果还是要缩减要视国家的总体需要而定。目前国家的行动的总体目标是要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社会公平以谋求民生幸福与社会和谐，那么，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以有效性为基本目的。因而，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方面，在较为低效的社区居委会之外寻找更为专业化的供给组织必然是题中之议。但问题在于，这种专门性组织首先由政府自上而下建构，其人力和物质资源来自于政府，这使得政府与这种专门性组织的关系落入政府与居委会的雷同关系。要避免这种情形，关键是要以承包合同取代等级制度，才能形成一种平等的竞争以提高服务效率态势。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为其物品和服务不停地刺激和模拟竞争。[9]这一关系的实质是要形成政府与一些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合同治理关系。与从政策到产品的权力链条不同，承包合同是一个能分离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产出的谈判性文件。[10]这意味着公共服务供给可以通过合同来实现执行权力和责任的移交。合同的可以使得合同双方平等地约定双方责任、义务和权利以减少机会主义。[11]另一方面，这种专业化的供给组织又体现为功能性群体，它与生活社会相对应表现为人类组织的基础性。在市场的作用下，基础性社会出现了衰退的趋势，为社会整合的需求，功能性组织必须得到发展。[12]因而，为弥补国家体制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非竞争性缺陷，国家必须在体制外发展社会整合所需要的专门性组织。
三、体制外枢纽性组织的发生逻辑及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结构
随着体制外整合性组织的出现，社区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社区居委会作为行政事务主体从社区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社区公共服务的治理结构所呈现出来的主体关系主要发生于政府、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服务消费者之间。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承担了多层次、多类别、多数量、微型规模的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评估、监管与孵化事务。这种整合性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解决了政府在预算约束下监管能力不足的困境，但这种枢纽性组织一方面并不是社区居民直接需求之下市场内生的产物，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尽管为非营利组织，并非典型的市场交易，但并不是没有交易费用，事实上，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市场利用费用、企业内部命令传递费用、政治实体制度结构运作与调整相关的费用。[13]国内的实践中实际存在着广泛的产权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组织交往运作成本、各种风险成本以及监督成本等。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体现为产权交易、信息共享和监督规范平台，这一析出的专业化分工能克服政府监管社区自主域空间的不便，减少其它社区社会组织完成社区公共服务费用，然而，这种自上而下建立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整合平台，并利用信息技术实行网格化管理，但由此会出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和生产的进一步分离，分工链条加长，会产生新的经济外部性，与预算约束形成紧张关系。同时，官办组织会模糊产权，降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一致性和供给效能，这意味着，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是否能节约成本并提高效率是有前提条件的，其有效性取决于专业化与分工节约的费用与带来费用的比较。
社区社会组织的非规模化约束使得社区社会组织的在社区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过程中的整合不可避免，这尽管包含了政府的理性选择，但也体现了社区的需求导向。整合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枢纽性整合平台是市场和社区需求导向下的专业化产物，但如果不能克服专业化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就不能化解社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过程中的非规模化与规范化悖论。因此，枢纽性组织作为作为一种专业化形式虽然使得政府购买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成为可能并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但这并不是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的充分条件，当我们认为社区公共服务的实现过程仍然存在交易行为时，它的充分条件在于其在实践中的交易效率。
枢纽性社区组织的交易效率理解为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与交易费用之比，其中专业化收益包括原先生产费用的节约和交易过程中的收益。因此亦可以表述为当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出现时，在其带来收益给定的情况下，分工最终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交易费用。当枢纽性组织的作为社区社会组织中新析出的专业化组织，其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其信息集散功能，还在于其具有统筹功能，可以将原先相互分割的局部性需求将逐步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从而节省交易费用，否则，当交易效率太低，即专业化带来的收益小于交易费用时，人们就会选择退回到专业化以前的水平。这就是说，如果枢纽性组织的的效率不高，人们宁愿放弃新的专门化组织所带来的好处，回到原先各社区社会组织的分割状态，也不愿承担新的专门组织出现所带来的费用。这也意味着即使社区的需求规模能提供更优的专业化水平的费用，也会由于新的枢纽性组织的效率太低而不会出现，因而会出现内在的供给不足。
当枢纽性组织的交易效率提高到即专业化带来的收益超过交易费用时，人们就会选择新的分工方式，供给就会增加，因此交易效率实际上是为专业化的存在提供了一种主观可能性，形成了内在的供给推动力。所以当这种客观可能性与主观可能性相一致即外在需求与内在供给相统一时，就会形成新的交易效率均衡点，新的专业化分工方式就会出现。然而，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要提高效率存在三个约束性条件：其一，社区公共服务范围狭小，加上其非营利性质，使得其缺乏市场驱动因素，所以要提高其效率，并保证其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就要改变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的问责主体；其二，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的部分经费来源于政府，易受政府的强势约束，而成为实际对上负责的官僚体制的一部分，使其服务行为难以与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导向原则相一致；其三，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资产专有性，客观上决定了经济市场上难以存在大量提供此类产品的经济主体，无疑又降低了市场竞争的程度。
在克服资产专用型约束方面，存在三种基本途径加以解决：一是将其纳入到层级组织体系内；二是完全放弃契约；三是制定专门的契约规则。[14]由于公共服务中存在着很强的资产专用性，为了防治契约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就需要制定非标准契约进行防范，私有机构往往要求签订长期契约，弥补资产专用性的缺陷，使政府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私有机构之间形成双向依赖关系。由于资产专用性的影响，提供公共服务的私有机构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寻求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政府往往缺乏相关的信息，难以有效地约束私有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
社会组织发展的论文题目篇二
本文针对-中国旅游非均衡发展进行分析，依据多个省份的旅游状态，从而分析旅游空间发展的非均衡特性。
1.1全国及三大区域的旅游空间发展非均衡分析
根據统计分析，结合基尼系数的计算来看，全国以及三大区域的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性数值如下表1所示。根据图表可知，相比与西部的地区来说，全国以及中东部地区在非均衡性方面都相应的在逐渐降低，也就是此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差异正在缩小，但对于西部地区来说，非均衡性发展正在处于上升和下降相互交替变化的状态，当中，基尼系数最小的地区则是中部地区，也就表明了中部地区在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性方面相对较低。
其次，三大区域的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业正在逐渐下降，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11.17%，而组内的基尼系数增长率也为-8.83%，也就说明了组间差异的变小是我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性下降的关键因素，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的来源主要就是组间差异。而三大区域剩余项的贡献值正在进一步的提升，在开始其就以超出了组间差异的贡献值，也就说明了旅游发展区域之间差异正在缩小，表明了极化现象有可能会出现减弱的现象。
1.2八大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非均衡分析
八大区域的空间分布总体的基尼系数分析如表2所示。
总的来看，相比于北部沿海地区之外，其它地区的基尼系数在分布上都比较接近于低水平，平均值会保持在0.1-0.2之间，表明了上述地区旅游空间发展非均衡程度的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从表2我们不难看出，八大区域的组内和组间基尼系数都相对呈降低走势，特别是组间基数最为明显，组内和组间的基尼系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3.91%和-4.99%，明显看出组间要大于组内，看其二者的贡献值也可以了解到组间差异是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的主要来源，而组内对其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而剩余项则在下降和上升间来回徘徊，也体现了八大区域间有着极化和聚合交替的状态，总的来说，八大区域间的状态主要以聚合为主，而且有极化现象伴随。
2我国旅游发展空间极化程度的分析与研究
2.1三大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极化测度
依据标准化常数和敏感性参数的定义来分析，其设置方式主要有两种，因此这也为三类极化的取值规定了相应的范围，要在0-1之间，把三类中的最小一组的取值当作标准组，取值大的一组当作参考组，为简便分析，我们将标准组当作我国极化的分析依据，根据分析可知，三大区域的极化指数一度呈下滑状态，仅从和的对比来说，就下降了大部分，也说明了我国旅游空间极化正在明显下降，趋于均衡发展。
2.2八大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极化测度
与标准组分析结果相联系，与八大区域的剩余项的变化情况相结合，可以分析出八大区域的指数值在上升和下降之间来回徘徊，也就说明了其极化状态在增强和减弱间转换，整体来看趋于减弱状态，主要体现是三类极化指数的下降，而其组间的'基尼系数是-0.0114，也就表明其空间极化的下降状态要低于组间非均衡。
结束语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一方面虽然在近期研究过程中都比较支持我国旅游发展非均衡性呈下降趋势发展，也认可造成其非均衡发展的主导因素是组间差距，但都忽视了其余项对非均衡性的影响。依据对基尼系数的测算我们可以了解到，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某些区域的内部，我国旅游发展空间在整体上来讲区域下降的状态，也就是趋向于均衡性方面发展。而后是组间差异也正趋于缩小状态，对与分组样本基尼系数的分析，除了西南和东北地区，其它区域乃至全国都在向“俱乐部”收敛，也同样的说明了我国旅游的空间非均衡行正在逐渐下降。
另一方面，本文在对空间极化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我国旅游发展的三种空间极化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三大空间的极化程度正在呈减弱趋势，但八大区域的极化程度却在增强与减弱之间徘徊，另外，了解样本近期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两者在极化方面都趋于增强，但在整体上来看依然处于减弱状态，主要就是因为组间差距与组内认同度所影响的。另外，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落实，也加大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可以更好的管控好旅游空间发展的均衡性，首先要做的就是注重对东北以及西南地区差异的缩小，只有缓解旅游发展的极化现象，有针对性的予以支持和扶持，才可以使我国的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进一步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社会组织发展的论文题目篇三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包括初级培训和升级培训。初级培训是指导员的岗前培训。本调查所指的培训主要是指升级培训。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的更新速度日渐加快。人民大众对指导员的指导工作更是追求高质量、高水平。因此，社会体育指导员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及时地参加培训工作就很重要。我国城市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培训所持态度由调查可知，在调查的60人中，有52人认为有必要，占86.7%，6人认为没有必要占总数的10.0%，选择其他的2人，占3.3%。数据表明，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培训持非常支持的态度，有必要进行培训，取得高级技术等级，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和提高专业知识技能，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二、我国城市社区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培训支付费用的情况
对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调查中，有76.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参加培训是体育主管部门支付培训费用，说明我国体育主管部门贯彻执行了义务培训的要求，承担起了对社会体育指导员义务培训的职责。
三、我国城市社区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培训内容的看法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大纲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内容作了具体的要求。三级、二级、一级、国家级各个内容的比例及学时有所不同。内容都包括工作规范、基本知识、健身指导、组织管理自设教材内容。其中工作规范、基本知识、组织管理均为理论培训的内容。健身指导中含有一定学时的技能培训内容。从各个内容的比例来看，各个技术等级的.培训内容理论学时所占的比例较大，技能培训学时所占的比例较小。以大纲的要求及目前辽西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内容的现状，对60名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培训内容的看法中，有34.6%的调查对象认为大纲规定的各部分培训内容比例合理，增加理论学时数的0人，有65.4%的调查对象认为应该增加技能学习的学时数。可见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对技能培训要求比较强烈。分析原因，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中，二级和三级的比例较大，青年人居多，都想在技能上有所提高，以满足晋级和高质量指导需求人群的需要。
四、我国城市社区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培训方式的态度
为了解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培训方式的看法，对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认为合适的20人，比较合适的29人，一般7人，三者共占93.3%。表明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培训方式持肯定的态度，仅有4人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不合适，主要是因为集中培训的时间与自己工作的时间互相冲突，单位又无相关的支持政策，单位领导不给假，参加集中培训受到限制。
五、我国城市社区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培训考核内容的看法
为了解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考核内容情况，以“你参加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考核的内容情况”为题，对60名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有61.7%的调查者回答的是考核的理论知识，选择考核理论和技能的只有38.3%。表明对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考核内容单一，多为理论考核。应考虑体育项目学习示范性的特点，将技能的学习情况作为培训评价的内容之一。引导社会体育指导员把提高自身的运动技能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通过调查表明，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考核均为理论考核，考核中无技能考核。游泳是在水中进行的项目，其运动环境比较特殊，决定了游泳学习中技能示范的重要性，只有游泳的动作方法理论而无动作示范，很难学会。在培训的过程中，集中面授的理论知识太多，学时较短，学员未能充分地领会，为了应付考试只能被迫学习，学习成效不高。
六、结论
1.我国城市社区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培训的态度较为积极，但受培训经费的限制，培训效果较差。
2.从各个内容的比例来看，各个技术等级的培训内容理论学时所占的比例较大，技能培训学时所占的比例较小。
3.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对技能培训要求比较强烈。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中，二级和三级的比例较大，青年人居多，都想在技能上有所提高，以满足晋级和高质量指导需求人群的需要。
4.培训考核内容单一，培训效果较差。
参考文献：
［1］曾超凡.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现状及其市场需求的调查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组织发展的论文题目篇四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文化产业刚刚开始发展，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文章就试图来总结二、三线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建议。文章以期为城市文化产业研究者或者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建议。
［关键词］文化产业;问题;建议
1二、三线城市文化产业发展遇到的主要问题
1.1产业规模与影响力还不够
我国文化产业较发达的地区目前仍集中于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规模仍然有限。文化产业的相关企业数量有限，规模不大，对老百姓的影响力不足。在二、三线城市中，仍然是以传统的工商业为主的经济模式，或是以资源为主的，或是以制造业等为主的。在二、三线城市中，越来越多的综合类实体书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考试书店。在这些城市中也不会有太多的或者有绝对统治力的媒体企业，往往只是体制内的电视台和报社，没有形成对当地文化产业有引导作用的企业。
1.2产业品牌开发有限
产业品牌开发有限，这是几乎所有二、三线城市文化产业的通病。很多地方政府品牌意识不强，坐拥很多文化资源却不懂尽力开发利用。有的城市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来参观和欣赏。但是政府的相关部门却没有品牌意识，去把当地文化产业做成品牌，而是靠着口口相传的传统传播模式去宣传。有的城市有着诸多知名的小吃，却不懂开发利用和注册品牌，于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因商标和品牌而诉诸法律的新闻。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城市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优势，把产业做成规模、做成品牌。但是，更多的城市看到的只是当前的利益，能够消化一部分劳动力和增加一些财务的税收。
1.3文化产业资金投入不足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文化产业也不例外，因此，资金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了将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创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在很多发达国家，许多文化企业借助资本市场，进行资本的快速融资，吸引众多的企业对文化企业进行投资，从而实现文化企业产业化。目前，我国二、三线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不同，所处环境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支持。但是，文化产业往往产出效益就慢，各地方政府对此的扶持力度有限，尤其是在资金上。在大城市中，文化产业的收益较快，也较容易受到投资方的关注，资金的需求也较易满足。但是在二、三线城市中，文化产业吸引资金的能力有限，投资人不愿意把资金投在这种回收速度慢的项目上，政府资金又十分有限。
1.4文化产业缺乏创意
创意是对文化产品的价值进行转化和增值的过程，它有利于文化产业的产业化，是文化产业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个城市一般都具备多样化的文化基础。而多样化的文化需要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必须具有多样化的创意。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好的文化创意项目可以给一个城市的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带来巨大的活力。很多二、三线城市的文化产业往往缺乏创意，一味地模仿其他城市的`文化产业项目。有的城市甚至连模仿都不会，每年都是在不断地重复。再好的资源，再好的项目，没有创意的话，就会失去它的活力，就会影响它的生命力。例如，有的城市的车展就是纯粹的模仿一线城市的车展，也试图把车和车模作为噱头，却不会把当地的特色引入车展中。有的城市纷纷上马文化产业园，却不考虑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应该把这个产业园做多大。于是，很多文化产业园上马得快，下马得也快，往往造成了资源浪费、资金浪费。
社会组织发展的论文题目篇五
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社会体育的组织者、指导者、传播者，在社会体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随着健身人数、人们从事锻炼的体育项目逐渐增多，社会体育指导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数量、专业等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现象，制约了社会体育的良性发展。对我国城市社区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现状进行研究，以期了解我国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现状，为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