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作文字(通用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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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社会字篇一

法治社会社会字篇二

摘 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相继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重大课题，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形成，是依法治国方略向由国家和政府层面向社会层面的深化，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法治工作的具体落实。法治社会的形成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探讨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法治社会形成的基础与前提，有助于法治社会的加快形成。

关键词 法治社会 法治政府 法治国家

现实社会是法治社会形成的土壤，只有加快社会自治能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才可能使法治国家建设突破困僵，取得全面成功。倘若多数国民或者社会组织都不尊奉法律，不信仰法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着重从不同领域实行法治化，法治社会是三者中基础性最强、参与性最广泛的领域，是对法治理论认识的升华。

亚里士多德将“法治”解释为，良法的制订及对它的服从。法治社会相对法治国家而言，是指社会主体依靠法律与规则，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人人参与的一种社会运行状态。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具体落实。“一体建设”不是三者一并建设，也不是齐头并进式同步推进，而是相互协作、各有重点的建设模式。法治社会的形成体现了法治的现代化。公权压制的语境下，了解法治社会的特征，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法治社会的含义。

1. 公民参与性：

法治社会反正皇权专制，摒弃臣民及奴化思想。法治社会里的公民是宪法确认的公民权享有的主体，是政府服务的对象，通过参加各种合法社会组织，对政府进行监督。法治社会里，公民拥有较强的法治意识，以利益相关的社会主体身份，参与到立法、司法、行政过程中，并且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参与互动，进一步深入法治社会中，形成法治共识，构成法治社会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法治基础。

2.社会组织自治性：

法治社会强调自治，社会自治组织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自治能力，促进社会自治环境形成。利用法律和行业规则来保障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形成自我发展。

在法治社会里，国家无须垄断所有权力，法治建设不能单独依靠国家和政府，要调动行业自治、社团自治，部分公权力向社會转移，个人与社会团体能够自主决定和自律管理、市场能够有效调节的领域，公权力都要有序退出，给社会组织自治创造条件。很多事情社会组织可以自我管理。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社会组织成为主体，构成法治社会的基础。社会组织在秩序与权利间寻找平衡，相互间寻求合作，培育出更符合民众、更乐于接受的社会秩序。法治进入现代，民间社会规范与国家法实行共治，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相互促进。

3.政府导控性：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产物，国家最终消亡，社会自治成为最优选择。但是我们不能超越阶段，公权力对社会的监管和引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法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社会离开一定的国家及政府的导控，任由社会既得利益无限发展，社会必然会失去秩序，甚至出现动乱。

法治社会强调社会组织、公民团体等参与主体的多元治理。在对话、合作中形成资源共享、互惠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时，遵循的最低标准是国家制度和法律。国家在各种社会关系、经济秩序发挥引导作用。合理划分国家和社会组织自治权限，才能形成共嬴局面。完全脱离国家公权力视线的社会自治，是脱离实际的幻想，必将失败，最终可能由国家收回社会权力，回到单一控制模式。

4.法律至上：

法治社会里，国家和社会组织都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和法律处于最高地位，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规则系统，既包括法律，也包括自治规范、商业习惯，规则与法律具有一致性。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法律不仅得到广泛宣传并且深入人心，法律至上还落实在社会生活中。只要是存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就有存在冲突的可能，其实冲突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合理解决的途径。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冲突最终由法律解决，一旦纠纷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那么结果就是法律的特物，其结果是至上的，需要得到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尊重与认可。

原始社会由社会法和习惯调整，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强大，国家法挤压社会法，由国家法进行绝对统治。法治进入现代，国家法开始与民间社会规范实行共治，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相互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

（一）市场经济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形成并保持了“国家—社会”一体化传统，法治观念淡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附庸于政治生活，公权力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严重干预私权领域，个人的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同一。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完全掌控社会的局面被摒弃，人不再仅仅只拥有政治生活，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个人出现政治和社会两重身份，各种经济成分不断发展，民间组织发展壮大，社会逐渐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法治社会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实践，导致经济和政治分离，法治越来越受关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可能，国家社会关系由 “家族管理”、“国家高度管控”转型为 “国家-社会共治”。

市场经济催生了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形成后，市场主体自觉遵守法律，社会组织活力被充分调动起来，不断保障市场经济不受破坏，而且还会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二） 社会自治空间的形成

法治社会形成具有内发性，推进法治社会形成必须要有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自治空间。建设法治社会的提出，就意味承认社会空间的存在，一个国家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环境下，政治社会占据一切，行政命令主导一切，法治社会建设根本无必要，也无存在可能。

公民正是通过参加社会组织与国家产生联系，单个公民并没有与强大国家沟通的合理渠道，只有借助于社会这个媒介，强调以社会为本位开展法治建设，真正的法治才可望建立。民间社会享有社会权力，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相互协作、相互制约，两者关系经历了一个彼此消长的动态过程。

社會空间的出现为法治社会的出现提供机遇，法治延伸至社会领域，强调政府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以社会为本位，始终考虑社会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社会空间为私权、市场、商业竞争、自主、多元化的领域，社会从国家权力中的分离，各种社会组织能够处理和承接相应的社会事务。这意味着将社会生活置于国家公权力之外，经济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存在区别。人民群众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管理好自身事务，只要是社会能够治理好的领域，国家都不应该干预，由社会自行治理。

法治社会相对独立于公权力，不断自我探索和发展完善，民间社会获得相对独立活动的空间。国家不断重新自我定位，政治生态日趋成熟和理性。社会组织形成法治建设的合力，在公权力侵犯个人权利时，能够进行监督。社会自治空间的出现，成为法治社会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三）法治理念的深化

在我国，法治社会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中衍生出来的，是法治理念的深化。自然经济的宗族社会，计划经济的政治社会，到自由平等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形成离不开法治理念由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的深入。国家权力、政府权力以及社会组织自治权力，都需要运用法律来协调。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建设的根基，是破解法治国家建设瓶颈的动力来源，是对人情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反思，有助于达成全社会共识。

国家法律体系的确立，标志着法治框架在初步形成，法治重心开始向社会深入。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为法治社会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公民的权利意识、维权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社会组织自治能力越来越强，社会软实力蓬勃发展，网路空间释放巨大活力，社会兴起势不可挡，上述因素为法治社会准备了充分条件。目前，社会治理能力有限，远远离不开国家与政府的导控。反之，没有法治社会作为基础力量，没有法治社会对国家的监督，法治国家不可能建立。

在法治社会里，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力在法治的统一思维下形成互动共治的关系。国家、政府的权力从社会领域的逐步退出，绝不是当甩手掌柜。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公民等主体的社会活动实行自治，自治在合理合法范围之内，一旦突破底线，社会又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此时公权力要依法迅速补位。法治政府为法治社会形成提供保障，确立多元治理和矛盾协调机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点工程。

社会治理是法治，社会和政府的互动是重中之重。要达成互动的局面，政府首先是法治政府，必须具有透明、开放、回应、服务、有限等特性。政府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扶持非政府组织发展，让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政府行为监督、评估公共服务绩效、社区市民教育、社区志愿服务等，为将来法治社会的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我国对法治社会建设的认识是一个动态过程，从早期先建立法治国家，以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到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力量，突出法治社会的重要性。

三、结语

按照马克思的预想，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最终是要 “消亡”的，但人类社会一直长期存在，社会法治将是其最理想的运行状态。因此，从理论上讲，法治社会比法治国家更久远。虽然人类社会产生很久，但是法治社会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法治社会是指社会关系运行的一种存在形式，是按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来衡量某种社会，它不是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性质划分的社会形态。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理念的提出，是国家法治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发展，不意味“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相反，意味着法治社会地位的提高，突出社会法治是国家法治的价值追求。法治社会的形成，必须先营造一种自由平等的社会空间，在法治理念之下，依靠国家机器加以引导得以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必须人人拥护，人人共享，法治社会是目前人类最大的共识，也是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4]王霄燕.西方法治社会成因论.山西大学学报.2012（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2003 .

法治社会社会字篇三

【摘要】创新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障，因此任何改革都必须依法进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也要走法治化道路，这是我们在社会治理创新领域理论研究和实际探索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社会治理中的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问题需要从法治层面予以解决，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上利益交织困难重重，此时我们更应该运用法治精神引领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关键词】法治;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多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习总书记在谈到社会治理问题时曾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不断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1、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民主参与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国家社会管理的需求正在不断扩大，仅仅依靠政府机关，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人民的需求，因此积极转变国家的管理职能，通过积极的导向作用，使国民能够有效的参与到国家的公共事业服务中来，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变革。党在历次重要会议中曾提出要求，十八大时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提出“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2、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过程

社会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同时还应充分认识和尊重其他组成部分的作用，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民众自治的辅助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治理体制，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治理的体系”。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必然要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于是，构建以政府实行依法行政为主要方式，新经济形态下其他多元化参与要素为补充，以合理分工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新治理体系正在形成，参与方的多元化积极影响必然能够促进新形势公共服务效率的提高。

3、法治是保障社会治理成效的基石

在我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我国法律的根本属性是人民性，依照法律确立的规范来调整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能够有效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当前形势下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法治具有明确的引导性、指向性和稳定性，只有依照法治思维行事才能彻底地解决当今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与矛盾，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最终实现公民应该享有的公平正义。我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依法治国与创新社会治理的内涵是一致的。

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现实困境与法治现状

1、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困境

（1）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到位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工作中主要管理服务主体的职能和体系建设不能很好适应社会需求，社会服务的机制、流程主体不明确，责任机制不清晰，没有进行有效合理的分权规划，权利与义务关系混乱。此外，政府关于社会管理的机构设置和事权划分还缺少严格的法律规定，社会管理机构的设置没有考虑到权责匹配，同一层次机关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层次纵向机关之间事权关系，和法律责任没有进行清晰的划分，距离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工作要求尚有差距。

（2）社会组织建设相对滞后

目前，社会相关组织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时间比较短，因而普遍存在着规模小、社会影响力不足的困境;其次，当前国内相关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业服务中虽已取得部分成功经验，但与当前蓬勃发展的社会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最后，我国的社会组织面临着有限的制度环境，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即要求社会组织既要在民政部门注册接受指导，还要在各自相关领域内具有体制内的主管部门接受管理，一个社会组织要合法注册并开展工作，二者缺一不可，政策滞后性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3）公民参与意识有待提高

公民在参与新形势下的治理过程中，不能像以前一样被动地接受管理和服务，应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让自己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翁。但是目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究其愿意，诸多事务处理权限依然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参与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公民和政府间沟通合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此外，我国民众参与治理的主人翁意识普遍不强，过于强调权利而严重忽视义务，于此同时民众参与途径不畅通，在参与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不规范，违法违规行为不能得到很好的约束。

2、社会治理领域内的法治建设现状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开始迅速地发展与完善，各项条例、规定的制定与实施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组织团体的进步与发展。为推动社会团体的登记注册，20世纪80年代末国务院在民政部设立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部门，并颁布《基金会管理办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团体、组织法治化的道路，此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等也陆续出台。

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阶段，农村逐步从农业合作社的制度中解脱出来，为健全和完善国家基层组织，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颁布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第六届全国人大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布，随后于1988年6月1日起试行，截至2012年我国农村共成立了58.9万个村委会，其中有98%以上实行直接选举。

与此同时在城市居民中实施居民委员会制度，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99年民政部在全国26个城市进行以民主自治为主要原则的社区建设实践，并在总结试点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上报国务院。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又下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精神和规定的丰富和完善，从此，以“扩大民主、居民自治”为重要原则的社会自治建设在全国铺开进行。

三、以依法治国为背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1、法治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

（1）法治明确政府的主导建设地位

推动社会治理主体的创新与改革，关键是要使政府行政切实贯彻法治精神，在加强政府依法行政的同时，也要推动在社会治理相关领域的立法工作，因此不断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律建设，解决当前及以后社会治理领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政府才能做到有法可依;缓解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需要健全的法治体制和机制，政府才能做到有法必依，进而从根本上根除社会问题和矛盾;保障社会的和谐建设，需要严密的执法程序，才能杜绝管理过程中的徇私枉法，保障社会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

同时，政府要积极运用法律法规来创造一个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法治社会环境，引导社会组织和公民主动学习法律精神和法律知识，明确主体权利与责任，并认真遵守法律规定，对一切违反法律的社会治理行为，都必须予以问责和追究，才能依法提升政府社会治理的水平和成效，使法律权威、法律至上等观念转化为政府社会治理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行政行为规范。

（2）法治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准则

社会组织正日益成为我国社会治理过程中多元化主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必然会与原有治理主体政府机关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于此同时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除发挥其积极有益的作用外，由于其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意识不强，我国现阶段对其管理的相关制度还有待改进，因此在针对他们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违法等现象还需要其他治理参与方的监督，才能更好的引导其发挥积极的承接和辅助作用，保证其行动的方向。

同时，通过法治的规范作用也是维护了社会组织地位和合法权益，确保其权益不受侵犯，要积极鼓励各种社会民间组织、社区组织、公共组织以及利益团体等参与社会管理的各项事业，并通过法治化建设和制度化管理，引导其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准则。

（3）法治保障公民的合法主体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得以逐步确立，经济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并由此孕育出诸多不同社会利益的阶层，公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得到加强，人民更加有意愿来参加当前的社会治理过程，民众愿意积极参与影响公共政策和社会公共生活，这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实行社会治理改革的强大动力。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同样要遵循法治的原则，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其主体地位。

同时，社会治理涉及到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公民的积极参与能更好地表达诉求、促进沟通，推动社会治理问题的有效解决，并能更好地维护公民自身的公共利益，有效培养公民的自治能力，推动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目前，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社会组织或社区组织来实现，即与组织成员一起共同协作，通过所在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或以个人的身份参加有关社会治理工作的听证会、座谈会等，利用各种信息传递与反馈渠道反映诉求，为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献言献策。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要始终以依法治国为基础，充分发挥目前参与治理诸多主体要素的积极性，构建合作、公平、公正的交流沟通机制，进而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

（1）政府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倡导者

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引导社会公众合法、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政府机关依然是我国社会治理过程的主导者，为了社会治理工作不断创新和变革，政府机关肩负重大使命。第一，政府部门在工作中要将依法行政作为自己开展工作的首要原则，合理调整社会管理机构，理清不同部门和不同层次机构的事权职责，依法规范各级政府的职能权限和职责。第二，政府要坚持科学立法，将立法作为开展社会治理、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的首要条件，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度。最后，切实贯彻落实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加大综合执法的范围和力度，避免“政出多头”和重复执法的现象;严格遵循执法程序，全面推行政务公开，积极建设政务信息公开制度、重大事项的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政府执法流程和过程控制，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公正性。

（2）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建设者

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承接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大量公共服务，同时还能形成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有效监督，从而为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何才能使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建设性呢？首先，国家需要设立单独的机构来统筹协调负责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工作，同时还应该根据相关组织性质有目的有步骤的引导鼓励他们更好的参与社会治理，使其更好的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其次，国家应该从政策、财政、税收等相关方面对从事社会治理相关工作的社会组织予以支持和帮扶，使真正致力于社会公共服务的优秀组织能够生存发展起来，同时保障他们的自主发展动力，并制定相关的财政资助政策，解决社会组织公益项目资金短缺的困境，扶持社会组织的公益事业。此外，各级政府要带头与社会组织建立起平等协商的合作关系，共同支持其的建设与发展，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

（3）公民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参与者

在我国，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力量的源泉，是他们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同样，他们也是当前实施社会治理创新改革的伟大动力。如何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使他们投身到当前社会治理的实践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培养他们树立自身社会主人翁意识，提升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度，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帮助他们参与到社会治理工作的建设和监督工作种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关键是要与紧密联系群众相结合，将做好群众工作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的根本落脚点。从这个意义出发，首先，政府要积极推动民众参与公共决策，不断完善决策咨询会和公民听证会等制度，让制定的政策真正体现群众利益，受到群众拥护;其次还要规范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自我行为，构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和表达意愿的反应机制。最后，要最大限度地使公民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调动公众参与的创造性，提高他们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建设能力，让公民不仅要做社会公共服务的享受者，更要做社会建设的责任者。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郭泓贝（1984—），女，商丘市委党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法治社会社会字篇四

制度的革新和现代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是本土制度的时代进步，或是制度的移植。民主，自由，法治，平等成为现代法治的显著特征，很多国家也在经历着由乡土文化向法治文明的演变。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背靠最大的大陆也面向最大的海洋，为内河文明或者说农业文明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产生了内陆的思想观念和习俗。探究中国乡土文明走向必须要探究中国独特的乡土观念，和特定的土壤上产生的礼治社会秩序。从“亲亲尊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到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依礼治转向人治”的社会。

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的体制或者治理模式可以从其主流的思想或者阶层来研究，中国几千年的农村可以用一句话：“千古未变，一潭死水”来形容，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静态的农业文明。几乎可以说是排斥商业贸易的，这也是中国落后和社会转型之慢的重要的原因。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论述到乡土文明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精神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矩的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从中可以得出中国是乡土社会同时也是熟人社会，或是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彼此都是熟悉的，家与家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礼尚往来，人情交往，和礼法规制下的道德约束，而不是法律。因此即使发生矛盾和纠纷靠的是乡绅的调节和家族中的长者的裁决，无诉主义便是民众最先的选择，只有迫不得已才引入政府的调节或审理。数千年如一日世代的延续，从习惯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抽象的普遍的原则。只要能生存下来便是死般的宁静，只要心安个人的个别损失是可以忽略的。乡土中国是儒家思想主导下静态的文明也是封闭状态下的农业文明。基于空间和地缘限制，乡土社会不流动性强。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重要体现在：首先，主要靠种植业为谋生方式，乡土社会的人们生存方式简单。其次，乡土社会的人们受地缘限制人口流动性小。最后，乡土社会的人珍视土地，对土地有种强烈依附感。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地社会的人际关系，由“熟悉”所共享，即是以部落群体为单位的隔离与隔膜。由于生产方式和生存需求，人们在乡土社会群体中常常聚居，子孙后代继承了祖先遗业，人口一代，一代又一代的'积累了相当大的村庄。由于其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因而其无需与外界交往。由于其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因而其无需与外界交往。农业生活营造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极大地限制了个体的创造性和积极进取精神，从而使乡土社会中的个体易形成保守狭隘的性格，长时间缺乏集体意识、契约精神和法律维权意识。在依赖人情往来维系的乡土社会中，往往以村规民俗来规范个体的行为，同时通过人情交往形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来维持乡土生活的正常发展。因此乡土社会中供法治发展的土壤较匮乏，法治发展的空间狭小。根据法治或者现代代议制民主理念，突出强调法治精神和作用，同时也注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平的理念。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多数人的民主取代一人的民主，以及生产力进步下的生产关系的调整。那什么是法治或者法呢?对于乡土文明的社会法治或者法是陌生的，甚至是舶来品。根据法治或者现代代议制民主理念，突出强调法治精神和作用，同时也注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平的理念。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多数人的民主取代一人的民主，以及生产力进步下的生产关系的调整。那什么是法治或者法呢?对于乡土文明的社会法治或者法是陌生的，甚至是舶来品。而法治的意思更要界定清楚，法治的意思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说法律自身去统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依靠法律来维持的，法律也要靠权力来支撑，并要靠人来执行。因此"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除去人的作用”。那我就谈谈法治与人治两者的不同之处，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而是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是依礼而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习俗被当作社会的经验世代延续。同时法治与人治社会运行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法律是从外限制人自身，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便是可耻的。治理国家的方式有法治和人治，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更多的两者的结合或者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同时也要考虑影响法治的因素，如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习惯、宗教、道德、社会结构等，其实它们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伴随着经济快速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善，实现乡土社会的法治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实现乡土社会的法治化并不意味着乡土社会的消失，乡土社会中的很多积极的内容不仅对当前的社会建设起着推动作用，而且也有利于促进法制化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法制化发展，更加可能传承下去。比如在乡土社会中个体可以通过人情获取想要的资源。

但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人情的存在。虽然乡土人情社会中有很多方面与法治社会是冲突的，但是两者从根本上并非是对立关系。乡土人情社会中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更利于促进乡土法治社会的实现。目前特别是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乡土法治社会的建设道路障碍重重，因此更加需要借鉴乡土人情社会中的可取之处，作为法治社会的补充，来完善相关的法治建设。只有真实地融入乡土社会，并建立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一种真正的自由平等，才能早日实现乡土人情社会到乡土法制社会的转变。

法治社会社会字篇五

可以看出，这些宣示中有某些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法治新思维。新在首次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法治社会”的概念和目标；昭示了一些新的愿景和承诺，再次启动人们对政治制度改革的期盼，也引发理论界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法治一直是理论上持续争议和论辩的主题。虽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与目标在十五大已经确立，随后入宪，但在实践上步履维艰、或进或退，迄今也没有在体制上完成由人治、党治到法治、宪治的转型。理论界、法学界有关这个问题发表的论文和对策建议可谓汗牛充栋，似乎要说的话大体说尽，但至今在有些党政干部中似乎并未真正入耳入脑，见诸实践。可能是不大对胃口，或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辞而“不搞那一套”。这是颇使人忧虑和失望的。

如何才能驯服权力这匹野兽，把它关进笼子里？……

这些都是需要推敲、商榷、研讨的。我想有必要先把上述这些法治思维的新概念、新内涵搞清楚，再联系实际，为政府的各项职务行为提供理论参照。

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这两个概念都内含“国家”，它们有无区别？

我认为“法治中国”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是涵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宪政概念，它还特别是与“法治世界”并立的大概念，属于政权、主权范畴。

法治国家则只是指全部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民主化法治化，主要是就国家治权意义上而言的。

法治政府一般特指行政权力，诸如依法行政、法治行政等等。

法治社会则属于社会权力范畴，它是相对于法治国家的概念和与之独立并存、实行社会自治自律的实体。它与法治国家的关系是互补互动互控的。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法治中国”的一个特殊意义内涵：在国际关系上它意味着是“法治世界”的一员（舍此，就没有必要在“法治国家”概念之外再重叠地来一个包含“国家”的“法治国”概念）。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全球化”注2。全球化引起对一系列国家与国际政治、经济与法律的制度、概念、理念、游戏规则等等的冲击和变迁。各种金融、贸易的全球化活动，人权跨越国家主权，司法超越国家管辖，生态环境的世界性灾难、跨国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的灾难，都在全球化，都在挑战旧时代的民族国家的边界局限。与此相应，全球通行的法制也在有些领域初露端倪。世界性的法制和法治也在逐渐形成（不只是已有的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关系条约），而且在二战后至今，日益发展为世界性的法制，如联合国宪章及其所通过的各种人权公约、经济与安全公约，以及国际法庭、国际维和等等。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院士认为：“全球化不仅使政治金融、文化联系和交流具有世界性，同时消除了国界，需要重新诠释‘国家主权’、‘独立’、‘人权’、‘公民社会’等概念，它还在摧毁着过去的种种传统和国家法准则，动摇着许多国际组织的地位，包括联合国的地位。”注3他这话或许说得有些过激过早，但也确实道出了某些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

在以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面临严重的挑战。今日中国已堪称“世界大国”，虽然它的软硬实力同“世界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被称为“不完全大国”注4，但它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政治和法律地位上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wto和其他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如上合组织、金砖五国等等）的成员或者支柱，在国际影响力上可算得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集团的领班；在国际事务上扮演一种“世界性角色”注5，举足轻重。它应当担负大国的国际责任，恪守国际条约义务，严格遵循、并且积极参与创建国际规则，现在还要同世界头号强大国家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果它还停留在闭关锁国、不让外人“说三道四”的独善其身状态，或者维持“专制中国”，或发展为民族沙文主义的“霸权中国”，对内不讲人权法治，对外不守信义和平，不按国际法制行事，不承担大国责任，就不会为当今或未来“大同法治世界”所容而陷于孤立。从积极方面说，也会影响我们作为大国在国际上应当拥有的话语权、参与权（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和国际威信。

既然法治中国意味着中国要成为法治世界的一员，我国的法治就应当同世界接轨（当然这绝不是、也不会去搞所谓“全盘西化”，这种指摘只是那些恐资病患者和反普世价值的先生们杜撰的）。应当承认，我国的人权立法距离已签订的国际人权条约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早在 1998年，中国政府就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国家领导人在多种场合也曾公开承诺一定会批准该公约。这等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绝不会自外于普世的法治文明与国际义务。可是至今全国人大还没有批准这个条约，这有损中国的法治与人权形象。知识界上千人曾经签名要求全国人大批准这个条约，这是正当的，必要的，应当得到人大代表的重视和积极回应。批准这个条约应当属于全国人大的职务行为，有不同意或目前还办不到的条款，可以声明保留（当然过多过虑的“保留”也有损国际形象），但总体上不可搁置不问。长期拖延不批，就是人大失职了。

如果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有“法治中国”这样的大思维，他们在履行公职行为时，就能站在国家全局、世界大局的大视野上，不致斤斤计较于本地区本阶级本利益集团的一时一事成败和权位的得失，而能把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执政，建立法治中国，对国内厉行宪政民主，追求公平正义；对国外信守和平发展，担当大国责任，这样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决不能将“法治社会”片面地解读为国家以法来管制社会。如过去有些党政官员把依法治国歪曲为依法治民，而不是依法治权治官那样。近年中央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于是有些干部就片面地理解或扭曲为只是加强对社会的管制，而管制的目的在于维稳，维稳在于维持其执政地位和领导人的权位。

其实，所谓法治社会，是指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自治化。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国家—社会”由一体化转型为二元化，社会主体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等社会资源，成为相对独立的实体，并能运用这种资源的影响力、支配力（即“社会权力”），去支持或监督国家权力，从而出现了权力多元化、社会化。法也逐渐萌生多元化、社会化的趋势，即除国家制定的法以外，还存在社会的法，即社会自治规范，习惯规则，行业规程，社会团体的章程，等等，以及高于国家法的人权（所谓“自然法”）。

法治社会的核心是公民社会，它能运用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以及国家和社会多元化的法治规范，进行社会自律、自治，分担国家权力的负担，特别是监督、制衡国家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的状态。

过去理论界很少论及法治社会，提到它也多是把它当作一个涵盖“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大概念，社会包融于国家之中，是“国家的社会”。人们讲法治社会，与讲法治国家是同义语。这还是“国家—社会”一体化时代的旧思维。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如果把民间社会作为独立的实体同“国家”对立起来，还被批判为否定我们国家的“人民性”（以为所谓“人民中国”就是国家天然地代表人民、代表社会，与社会利益完全一致的，二者无分你我）。

其实，法治社会是相对于法治国家而言的。虽则今日社会还离不开国家、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但单讲建设法治国家，没有法治社会作为其互控互动的基础力量，法治国也很难建立。何况，按照马克思的预想，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而人类社会长存，社会也不能无法治，因之，理论上法治社会比法治国家更久远。

今日执政党领导人提出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我认为是对建设法治国家在理论上迈出了有远见的一步。如果党政领导干部在法治思维上懂得运用国家权力于治国的同时，还能充分重视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巨大潜力，改变对国家权力与社会资源的垄断，促使权力和法治的社会化、多元化，部分地放权于社会，或委托、授权于社会组织，承担一些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强化社会对国家的监督，那么，建成法治国家就不至于举步维艰了。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确定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近来党政当局还透露，以后属于公益性的社会组织（ngo，非政府组织）可以登记成立，无需事先批准，这也许预示对法治社会作用的认知和重视，因为良性的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核心和支柱，进而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

要知道，单是奉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相对于无法无天虽然是一大进步，但这还只是形式上的法制，而非实质上的法治，因为没有涉及上述法治的主体、内容。

至于“法治国家”，也是有多种类型和不同本质的。历史上和现实中，就有专制的法制国、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社会法治国等等类型。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虽各有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国家为本位，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是自由社会法治国，它是以社会为本位，不只是要建设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

历史上的法治国大致有以下几种：

1.实证主义法治国或国家主义法治国

最早提出“法治国”概念的是19世纪的德国，就其德文本意及康德的解释而言，指的是一个“有法制的国家”。它要求所有国家机关和人民都必须服从由最高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依法办事。但这个最高立法者不论是专制君主、独裁者，还是民选的立法机关，都不受任何一种更高一级法律（宪法、自然法、人权等等）的束缚，立法者的意志是法律的最高渊源，可以变更法律。因此，德国的“法治国”不同于17世纪英国的“法的统治”的思想。其法治国思想是实证主义法学的一部分，强调作为立法者的统治者的意志及权力至高无上，亦即国家至上。对其所颁布的任何法律，无论良恶，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在这种“法制国”中，重心在国家及其统治权力，法律只是国家统治社会的工具。其国家观也是如黑格尔所说的是“国家决定社会”，而不是“社会决定国家”。

这种“法治国”，主要是“形式法治”，而且是奉国家立法者的权力至上，强调只要是国家、立法者（即掌握立法权的统治者）制定的法律，都必须无条件遵循。这就随时有可能为统治者的专横权力大开绿灯。

真正民主的实质法治则偏重人民大众的权利，限制统治者的专横权力。而当时德国的“法制国”则是维护统治者的权力，控制社会。所以，它实质上是国家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法制国。

由此，他将他原来的实证主义的形式法治观作了修正，指出：

有法总是胜于无法，因为它至少还产生了法的安定性。但法的安定性不是法必须实现的唯一的价值，也不是决定性的价值。除了法的安定性之外，还涉及另外两项价值：合目的性与正义。

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当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

在实在法违反正义的程度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以致法律规则实际上变成“非法之法律”时，必须服从正义。

这就同现代意义的“实质法治”相近了。

现代意义的民主法治国家，主要标志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民主化法治化。它建立在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理念和制度基础上。法不能只是国家用来统治和控制社会的工具，更重要的、首位的是国家本身要受法的统治和支配。所谓“法治”和“法治国家”，不仅是“有法制（法律制度）的国家”、要“依法治国”；而且含有用于治国的法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和理念，如人权至上原则、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等等。国家立法权要受人权、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限制。当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并遭受损害时，被害人还可以依法同政府机关处于平等地位进行诉讼，获得救济。人民还有对恶法的抵抗权。

2.“自由法治国”

这是现代德国学者彼德·巴杜拉在其《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中的行政法》的演讲中提出的概念。所谓“自由法治国”，主要是基于社会不受国家（政府）的干预而自主、自由，用来区别以国家行政权力控制社会的国家主义法治国。它是指18、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国家的职能只是国防，维持社会治安，借助警察权力和税收权力，管理国家和人民；其他活动概由人民自由安排，政府不加干预，也不承担对公民“生存照顾”的义务。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对政府公共权力是一种限制。

所谓“社会法治国”是与国家主义法制国和“自由法治国”相对应而言，它的特征是由具有福利国家思想的立法者制定法律，主导社会发展，规范和分配社会生产的成果，从而政府由消极的管制行政，转变为积极的“服务行政”，为人民提供指导性和服务型的公共产品。国家不只拥有行使发布命令的权力，同时要履行满足公众需要的义务。政府树立行政服务的理念，承担对人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存照顾”的义务，注8通过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保障社会人能发挥自己求生存和谋福利的潜能，保护和补偿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平衡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公正不和谐的社会矛盾。

顾名思义，社会法治国本应当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治国家，这种法治国比之国家主义法制国要进步得多。但它实际上仍是立足于国家本位，偏重于国家承担社会主体的“生存照顾”的责任，国家权力虽然要服务社会，但仍然是以国家权力来支配、控制社会。如果赶上一个开明的民主的政府，可以为社会谋福利；但也可能因政府对照顾社会福利的超重负担而导致“万能政府”、“大政府”、“高价政府”诸多弊病。如果遇上一个专制的政府，则可能借口对人民的“生存照顾”而对社会的过度干预乃至强权统治。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的统治一切的党专政和垄断社会一切资源的计划经济，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打着国家为照顾人民生存空间或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演变而来的。国家似乎是“照顾”社会生存的，但并非以社会为本位，而是以国家为本位，“替民做主”、做民之主，去控制社会。因此，它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非现代民主的法治国家，而是社会法治国的异化，是专制的国家至上、执政党专政、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制国。

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既区别于专制的法制国、国家主义法制国，又要区别于不承担社会义务的自由法治国，还不能等同于社会法治国，而应当是扬弃上述诸类型法治国的弊病、偏颇，吸收其合理因素，建立自由社会的法治国。

所谓自由社会的法治国，是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至上为本。不只是建立法治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应当是现代民主的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而法治社会则应当是自由的社会、公民社会。法治国家必须是建立在自由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互控互动的关系。

社会（人民）不自由，国家不可能是民主的，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选举不是按照选民自由意志的选举，就不是民主的选举；没有言论、出版、结社等等自由，也就没有政治的民主，其法治也只会是专制的法制）。而自由的社会，是拥有公民政治权利的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它固然不能脱离国家而绝对独立存在，但也不完全依附国家、仰给于国家，而应是相对独立于国家而自由、自主、自治，又能反哺、反控国家的社会。而法也由国家法控制一切的工具，逐步转化为多元化社会化。其中社会自治的法、自发的社会规范（习惯法、社会契约、团体章程、公序良俗等等）成为国家法的补充和社会自我调节和自卫的手段。这种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此外，提出建设法治社会，就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已是由计划经济的一体化时代转化为二元化了，而且二者的关系也由“国家的社会”转型为“社会的国家”，二者既独立并存，又互补互动。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成果。因之提出二者“一体建设”，至少在文字上易于被误解为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那就是倒退了。有鉴如此，我建议提为二者的“同步建设”。

邓小平讲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他后来虽然对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比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也不能说就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说完全了，至少没有给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上层建筑做出规限。

我们过去习惯于凡事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现在除了那些敌视“普世价值”的先生们和极左派以外，这种语言比较少了。事实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有相互依存的联系（至少在经济领域），某种程度上还有所交融：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资本主义因素（当然二者的主导地位不同）。特别是在经济上，东西方、中国和美国出现互相依赖、二者“共生”现象（因而有人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这个词注8）。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晚年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议会制和股份制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在现今的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其社会主义因素比之现在某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知要真实多少。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里也有资本主义。比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就是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内地的企业不少是混合经济，既有国有股，也有私人股，还有外资股。它们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都很难说。

重新查阅《共产党宣言》，在第三章里他们着重批判了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的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各种反动的和保守的社会主义，诸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纯粹”哲学家玄之又玄的、抽象的“真正社会主义”，另外还有保守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最后还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总之在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姓封姓资、不同阶级的各种社会主义。

在我们这个时代，标榜社会主义的花样品种更多，从历史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当前的中国的、外国的状况，有人统计社会主义不下70多种。就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社会主义而言，就有“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时代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代则是北欧福利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国际”时代的列宁、斯大林的专政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秦始皇”的社会主义，或者贫穷社会主义。还有我们东北邻邦的家族世袭社会主义。此外，还有不少旁门左道的“社会主义”，如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这个字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音译。卡扎菲的独裁也叫做什么“大众社会主义”。南美洲还有几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小国。

在当代中国，这些年也出现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派别。比如执政党奉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主流地位；谢韬先生倡导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此外还有毛派社会主义，据有的媒体统计说，全国大约有五十几个民间毛派社会主义组织，他们要“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还在走的走资派修正主义集团”。

至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派别也如雨后春笋。有所谓中国儒家社会主义，中国新盛世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新左派社会主义，等等。

所以社会主义多种多样，鱼龙混杂。到底哪一种社会主义是进步的，科学的，是合乎时代潮流和人民需要的，是我们所赞同的；哪些反之，是逆潮流而动的？我认为有必要加以辨别。

近年理论界有些学者提出实行“宪政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主要是要从政治上层建筑规限社会主义，即不实行宪政就不是社会主义。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洪振快）

注释：

注1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4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2013年2月23日，引自新华社北京2013年2月24日电。

注2[德]吕迪格·幅格特：《国内政治终结了吗？——全球化标记的政治与法律》，原载德国《议会周报复刊·政治与现代史》，1998年第29/30期。

注3见米哈伊尔·季塔连科：《中国与全球化》，载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2993年第6期。转引自《参考消息》2004年2月1日第8版。

注4见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著：《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的大国》。

注5见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4月9日文章：《中国向世界性角色转型》（作者贾尔斯·钱斯）。

注6、注7[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原载南德意志法律家报，1946年），收入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注8“中美国”一词（英文：chimerica；另译：中美共同体、中华美利坚）由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出的新词，以强调中美经济关系联系的紧密性，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引自《百度百科》网）

注9请参阅郭道晖：《我所认同的宪政社会主义》，《南方周末》2011年10月13日（e31版）；《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长城月报》2011年8月总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