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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一
个人相片。
姓名：
大学生个人简历网。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1970年12月13日。
证件号码：
婚姻状况：
已婚。
身高：
168cm。
体重：
60kg。
户籍：
四川成都。
现所在地：
四川成都。
毕业学校：
四川大学。
学历：
本科。
专业名称：
法律。
毕业年份：
工作年限：
二十年以上。
职称：
其他。
职位性质：
全职。
职位类别：
物流/仓储。
生产/营运。
律师/法务。
职位名称：
仓库主管;物流管理;法务人员。
工作地区：
四川;广东;浙江。
待遇要求：
2500元/月可面议;不需要提供住房。
到职时间：
可随时到岗。
技能专长。
语言能力：
综合技能：
熟知工厂生产流程。
综合技能：
做过普工，生产调度员，保管员，采购管理员.
教育培训。
教育经历：
时间。
所在学校。
学历。
培训经历：
时间。
培训机构。
证书。
工作经历。
所在公司：
长征机械厂。
时间范围：
1988年3月-3月。
公司性质：
国有企业。
所属行业：
机械制造、机电设备、重工业。
担任职位：
技工-普工。
工作描述：
从事机械零件的加工:保质保量完成车间交给的生产任务。车间的生产调度：对车间的'生产任务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检查和管理；对产能及产品质量，工业技术，物流进行分析；对生产现场进行管理，达到6s标准；本部门日常工作的管理，协助车间主任圆满完成工厂下达的各种任务和指标。
离职原因：
搬迁。
所在公司：
成都九鼎公司。
时间范围：
203月-2月。
公司性质：
股份制企业。
所属行业：
汽车、摩托车。
担任职位：
物流/仓储-物料主管/专员。
工作描述：
1负责工厂采购货物的接收，提检，入库，退库，发料，换料，与生产现场的沟通，与财务等其他部门的协作，负责仓库货物的日清月结盘点等工作；2负责参与采购业务谈判，合同的签订与管理，采购业务流程的监控，对采购员工作的督促与检查，制定出考核与奖惩意见；对供应商的等级评定，保证采购业务流程的畅通，降低采购成本，以最优的采购方案完成采购任务，为工厂生产的顺利进行服务。
离职原因：
换个工作环境(本文信息来源于大学生个人简历网请注明)。
其他信息。
自我评价：
属于实干加学习型职员.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迎接挑战，注重团队的协做作和合作精神。从事过机械加工，当过生产调度，保管员，采购管理员。熟知制造企业的各种生产流程，了解我国的法律法规制度。
发展方向：
从事产品采购管理，生产管理，售后服务，法务等工作。
其他要求：
联系方式。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二
简历编号：
更新日期：
姓名：
大学生个人简历网。
国籍：
中国。
目前所在地：
萝岗区。
民族：
汉族。
户口所在地：
湖北。
身材：
170cm74kg。
婚姻状况：
未婚。
年龄：
28。
诚信徽章：
人才测评：
求职意向及工作经历。
人才类型：
普通求职。
应聘职位：
律师助理、
工作年限：
4
职称：
无职称。
求职类型：
全职。
可到职日期：
随时。
--3500。
希望工作地区：
天河区增城萝岗区。
个人工作经历：
公司名称：
起止年月：-07～-05广东浩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民营企业所属行业：房地产/建筑。
担任职务：
法务助理。
工作描述：
离职原因：
公司名称：
公司性质：
中外合资所属行业：贸易/消费/制造/营运。
担任职务：
开发部办公室职员。
工作描述：
离职原因：
家庭事务。
公司名称：
公司性质：
所属行业：
担任职务：
工作描述：
离职原因：
志愿者经历：
教育背景。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自学考试。
最高学历：
本科获得学位:学士学位。
毕业日期：
所学专业一：
法律。
所学专业二：
受教育培训经历：
语言能力。
外语：
英语一般。
国语水平：
精通。
粤语水平：
较差。
工作能力及其他专长。
全国律师执业资格证书a证，学士学位证。
我就是石缝中的一棵种子，给我一点土壤，我就会生存下去，将来也可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会力所能及的将他做到最好。我从小梦想着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所以我选择了法律，即使经历了重重磨难，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哪怕只有一点点机会，我也会努力争取。
详细个人自传。
性格外向，积极乐观，勤奋踏实，工作认真负责。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任何不良犯罪记录。虽然我是用自学的.方式完成本科学业并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但是在此过程中，极大的锻炼了自己的自学能力，还塑造了本人坚忍不拔的性格.
我就是石缝中的一棵种子，给我一点土壤，我就会生存下去，将来也可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会力所能及的将他做到最好。我从小梦想着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所以我选择了法律，即使经历了重重磨难，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哪怕只有一点点机会，我也会去努力争取。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三
通过在业余时间学习法律，给我以最深感触的，除了教师要学习一般的职业道德外，还要学习与我们教师这个职业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
记得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江泽民同志在新的世纪，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是马克思主义政权学说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它既需要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完善的行政执法、司法、监督体系，又需要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的逐步提高。我们作为新教师，知法是重要的权利义务，学法是重要的必修课程，守法是重要的师德内容，用法是重要的基本功架，护法是重要的基本职责。
我国于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然而作为人民教师的我们，在这支队伍当中对教师法的认识可以说是盲人摸象的。以前，我国的教师长期处于无法可依可依的境地，因而许多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殴打教师、拖欠教师工资、无故开除教师等。然而许多教师不懂教师法，所以即使有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也不懂利用这些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故有法等于无法。教师作为一支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教师法更是一门必修的科目。
此外，我们还明白到我们一直以来所谈及的权利，其实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权，一类是私权。后者是一种可放弃的权利，而前者则不可放弃。或者换句话说公权是一种同时夹带着义务。合理行使公权和私权也是我们当教师的一种重要的素质。
我们中国一直以来都被西方国家批评为“人治”的国家。现在国家政论既然下决心要从原来的“人治”改革为“法治”，于是每一个公民自然而然肩负起知法、学法，守法、用法和护法的重责。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四
回顾这篇论文的写作，的确是个很不轻松的`过程。当我发现长期以来学术界在__________(填你论文研究的课题，例如如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问题上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有一种想要研究它并把我的研究心得表达出来的愿望。
在指导老师的辛勤栽培、耐心指导下，我终于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从论文题目的选定，提纲的拟就，结构与初稿的完成，直到论文的最终完成，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指导老师的心血。在此向我的指导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
同时还要感谢在我四年的法学求学期间所有的授课老师，他们的谆谆教导，使我受益非浅，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校学习的四年，使我汲取了丰富的知识营养，我将继续秉承________(填自己的学校，如北大、中政、华政等)学子坚韧、刻苦的学习精神，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探索和追求。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五
社区警务这一现代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八十年代，其理念和方式才“舶入”我国。近年来，它与我国公安工作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实施的效果势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无论是警界还是研究治安工作的学者，对社区警务“趋之若骛”也就在情理之中，笔者也自然不敢免俗。在众多研究社区警务问题的著述中，也有少量着眼于社区警务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从西方国家警务历史中探求社区警务的起源和发展，有的则认为社区警务应该起源于我国古代：认为从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家的著述和古代封建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也可以探询到今天社区警务的某些痕迹，从而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着社区警务的制度及其实施。寻根求源自然有助于加深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但寻根求源应首先立足于问题的内涵和实质，而不能在茫茫史海中简单地牵强附会。有关社区警务的起源应该不是难解的问题，“自西方舶入”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但让其很好地植根于我国，为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自然不能脱离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笔者也正式基于这样的理念，希冀探求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种联系，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精华，为建立新型的社区警务制度提供借鉴。
一、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其法律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其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德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以德服人”。这里的“德”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当然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道德、品行仍然占大多数内容。儒家认为，德和刑都是主要的统治方法，但应该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政的辅助手段。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思想。历代儒家无一例外地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其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统治者仅用政令和刑罚手段来治理人民，虽然可以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懂得犯罪的可耻；如果用道德感化并加强礼教，百姓就会感到犯罪可耻而愿顺从，从而得以在根本上预防犯罪的发生。儒家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倡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让民众懂得所谓的“孝悌之道”、“忠恕之道”、“爱人之道”，并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不分贵贱等级对民众进行教育。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充满“礼让”精神和“仁爱”精神，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达到其所谓理想的“无讼”的境界。当然儒家所谓的道德教化，不过是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其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以德去刑”，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1][2][3][4]。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六
为了提高教师对教育法律法规的认识，树立法的观念，20xx年5月，我有幸参加了全县组织的中学教师教育法律法规全员培训。在这次培训中，我认真聆听韩小雨博士的讲座，真正做到了学法、知法、懂法与守法，并知道自己应承担的义务。这一次又让我的思想和心灵受到了净化，得到了升华。
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我们从教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出了努力实现的目标。在学习中认真对照，并自我反思。在寻找差距与不足中正视自己。从而为自己以后学习与提高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改变了“教师不学教师法，难免迷途象牙塔，受害不知为那般，困扰不知错在哪”的现状，有利于增进守法护法的意识，树立依法维权的观念。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老师对教育事业充满了激情、斗志与信心，现在，我想谈谈我今后的努力方向：作为一名老师，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我去学习。对于教育法律法规的学习，，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在大学里接触不到的。从名师的言语之间无不感到他们对学生无私的爱。在学习中，应该以表扬为主，我们面对的是初中学生，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他们更需要我们教师从生活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并以微笑来鼓励他们继续发展，让他们能够尽早的适应学校生活，提高他们对学习的兴趣。
在实际生活中要给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刻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更重要的是，要诚心诚意地欢迎学生的质疑和挑战。教学过程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位老师学习的过程。教师要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学识，博学多才对一位教师来说当然很重要。我们是直接面对学生的教育者，学生什么问题都会提出来，而且往往“打破沙锅问到底”。没有广博的知识，就不能很好地解学生之“惑”，传为人之“道”。
因此，学习法律法规不仅帮助教师得到他们的所得，也让教师有了行为上的准则，只有学习好它才能保证教师享有自己的权利。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七
李老师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勤勉的工作态度也深深感染了我，给了我巨大的启迪、鼓舞和鞭策，这种精神的感染将成为我人生道理上的宝贵财富。同时，也要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给我支持和鼓励****同学，以及***。是你们在我瓶颈期给我以启发，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不可能这样顺利地结稿，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回顾几年的历程，老师们给了我们很多指导和帮助。他们严谨的治学，优良的作风和敬业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为人师表的典范，我也将以这种精神和态度投入到我以后的教学工作中。
在此，我对所有的城环学院的老师表示感谢，祝您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八
个人简历表格。
姓名：
大学生个人简历网。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1988年2月2日。
证件号码：
婚姻状况：
未婚。
身高：
180cm。
体重：
35kg。
户籍：
广东湛江。
现所在地：
广东湛江。
毕业学校：
西南政法大学自考本科。
学历：
本科。
专业名称：
法学。
毕业年份：
工作年限：
一年以内。
职称：
求职意向。
职位性质：
全职。
职位类别：
职位名称：
工作地区：
待遇要求：
可面议;不需要提供住房。
到职时间：
可随时到岗。
技能专长。
语言能力：
计算机能力：
综合技能：
教育培训。
教育经历：
时间。
所在学校。
学历。
9月-2011年7月。
本科。
培训经历：
时间。
培训机构。
证书。
工作经历。
其他信息。
自我评价：
本人热爱法律工作，有较强的'法律知识学习能力。在学习之余，积极投身于法律实践工作中，使自己丰富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加社会经验。
发展方向：
大学生个人简历网提供。
其他要求：
联系方式。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九
法律价值论文对对东西方法律价值的主要观点进行概述，其次界定了法律价值的含义，最后提出完善法律价值的基本思路。
关键字：法律价值;观点;思路。
一、概括东西方法律价值的主要观点。
(一)西方法学流派关于法律价值的观点。
1.新康德主义法学派。
这一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继承和发展康德法律思想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法学派别，主要流行于意大利、德国等国。
他们把法律价值看做是仅凭信仰去把握的领域，界定为法律理想或者是法律理念的境界，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分配的公平正义性。
在新他们把法律价值界定为法律理念或法律的理想境界,看成是只能凭信仰把握的领域，其内容就是分配正义原则。
在新康德主义法学看来,法律价值是相对的。
2.新自然法学派。
这一学派也是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亦可称之为复兴自然法学派。
该学派认为，在自然法的理论体系当中，法律价值既可以指它具有的意义和应发挥的作用;也可以指实在法所赖以生存和得以产生的基础;还可以指对其评价的标准和所用追求的理想境界;而把这三者综合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法。
还指它应追求的理想境界和对其评价的标准;而这些不同方面的统一,自然法。
在这一学派法学家眼里，法律价值所包含的内容很多，是绝对的，但是其最高价值还是正义。
3.社会法学派。
这一学派是19世纪末以来资产阶级法学派别中的一个派别，又可以称之为社会学法学派。
它强调19世纪末叶以来资产阶级法学中一个派别。
又译社会学法学派。
社会法学派更强调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他首先承认法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法的发展，但同时强调法对社会能动反作用。
认为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作用，即实现立法目的和对人力社会有积极推进作用的法就是真正的法，反之就不是真正的法。
他们认为法律价值是一个社会评价和制定法律的依据和标准，而这个标准只能是从经验所获得，并通过理性来安排行为和调整关系，使得其在浪费和阻碍最小的情况下，使得整体大局利益得到最大的优化和效果。
(二)东方法学流派主要是我国学者关于法律价值的观点。
1.第一种观点认为，法的价值的本质在于满足主体的内在的需要、效益和利益为内容，并且法律的作用、变化和存在于法与主体的统一关系当中。
法与主体的统一是由主体性为主导来决定的。
表现在外在形式上，是指一种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和它所包含的价值量的大小。
所以，法的价值指的是法的什么作用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和满足人们所需要的最佳的生活方式。
2.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在主体的有用性和满足其需要的积极的作用。
法律不仅仅是只具有服务性和工具性，它本身也具有其自己的价值，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法的本身的价值，指的是法的保护机制、调整机制和程序机制，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所赋予的特殊的文化价值，所以说法律的自身价值是指它能够实现其工具使命所应当具有的素质。
如果离开了其工具性的价值，那么我们讲的法律价值就无从谈起了。
3.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律的价值是指法律与社会当中人的关系的一个范畴，而与人的这个关系又是法律对人的效用、意义和作用和人对于这个作用的评价。
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论。
说的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机制，是课题的作用、属性和存在等对于社会当中的人的意义和效用，也可以说是这种客体所能满足的主体的需要。
人的关系说，强调价值不能够离开主体也不能够离开客体，而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价值不是主体的一种需要和满足，不是客体所具有的属性。
这样一来，对法律价值的概念的解释就模糊化了。
二、法律价值的含义。
(一)法律价值概念不能等于法律的效用，不是一个属性的范畴。
法律的本身所包含的法律的强制性、阶级意志性和发挥的何种作用等等都仅仅是法律价值得以形成的条件和基础。
虽然法律的所具有的客观的属性对理解和解释法律的价值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相比而言，法律价值的内在的尺度和主体才是其主导因素。
武步云先生认为：法律价值应该指的是这样一种将法律满足主体意志、需求和愿望和其本身的作用、功能相结合所形成的“第三种东西”。
这一说法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在后来的阐述中则认为：法律价值总的来说指的是法律对社会的有序性的增进和维护。
这样一来，就使得法律的价值和法律的有用性相混淆，有点狭隘。
(二)法律价值的概念相比于商品价值等等概念更为特殊和复杂。
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客体是劳动产品。
在这一价值关系当中，主体和客体都是确定的。
而法律价值的客体指的是法律，它不仅仅属于一种精神客体和现象，还是一套价值的规范。
由此，人们可以从了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来研究法律价值：一是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工具，即人们自身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当做是客体而把法律作为价值的规范来研究;一是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对象，即把法律看作是客体来进行研究法律的价值。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两个不同层次来研究都是数以法律价值的必要内容，但是，法律价值是否仅仅就只是包括上述两个层次呢?很多学者不太赞同，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律价值的根本意义在于法律如何来为人们服务，我们所倡导和弘扬的是人的主体性的法律价值。
三、实现法律价值的基本思路。
(一)创新法律制度。
一是对现行的法律制度进行大胆地立、改、废。
适时地进行法律的创新和修正工作是不断完善我国法律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科学合理的立法工作始终是建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认真亚久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的，以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对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反思，并且最找法律制度的规律及其程序，大胆地进行法律制度的创新。
二是用法律制度去完善社会的控制机制。
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的分析我国当前所出现的社会各类的违法和矛盾冲突，健全各种相关法律机制，并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进行解决和调节，使矛盾和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
(二)更新法律理念。
一是，要明确法律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的使命。
法律史适应当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而产生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由于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饿立法的重点就是要在为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之上，最好能够最大限度的体现公平公正。
二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法制理念。
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解决矛盾，协调关系和促进社会和谐。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落实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和建立的助推器，而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得以进行的首要环节。
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依法治国在发挥法律价值的作用和满足人们的需要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方针和策略，致力于法律文化的构建和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逐步提高人们的法律素质，从而实现守法的自觉化。
参考文献：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十
关于什么是法律思维，这里不再详述。法律人的特殊思维方式，叫做法律思维。法律思维的本质特征是，严格按照法律条文进行判断。很多人可以纳入法律人的范畴，如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仲裁员、企业法务人员，等等。其中，法官、律师是法律人的典型。须要注意，法官进行法律思维，与律师进行法律思维肯定有所不同。法官的法律思维与法学教授的法律思维也有差别。根本原因在于，法官执掌裁判权，其法律思维的特殊性是由法官的特殊身份决定的。
法官法律思维的目的是公正裁判。与律师和法学教授的法律思维比较，法官的法律思维首先是目的不同。律师从事法律思维的目的，是为了依法保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法学教授的法律思维，目的是探求法理，其在课堂上分析案例或者撰写论文研究案例，主要目的在于探求法律上的理论，研讨判决是否正确及其理由。法官不是站在当事人一方，也不是要探讨法律理论，法官法律思维的目的是公正裁决案件。
法官从事法律思维，其目的在于公正裁决案件，这是法官的特殊身份决定的。四中全会《决定》特别要求“公正司法”、“每一个案件都要体现公正”。我认为这一提法非常正确，触及到法官法律思维的本质。这一提法是科学的，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法官裁判案件会有各种解释意见和裁判方案，这些解释意见和裁判方案可能都有其理由，法官最终采纳哪一种解释意见、哪一个裁判方案，必须以达成公正裁决为唯一判断标准。所有的解释意见、裁判方案，都必须接受公正性检验，只有符合公正性、能够达成公正裁决的意见和方案，才是正确的和应当采取的。
法律生活与社会生活很难有绝对的真理。法学界讨论法律问题，往往有不同观点，各种观点都可能有其道理，但无论有什么样的道理，最后都必须服从公正这一判断标准。如果不能达成公正的裁决，那些道理都是假的，都是错的。法官进行法律思维，必须坚持以公正性为最终的判断标准，简称公正性标准。反过来，我们衡量一个已经做出的判决，或者评价法官，也必须坚持以公正为判断标准。这一点在我们多年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始终一贯的强调，有时偏离了这个标准。
这里特别要谈谈关于判决书的说理问题。现在不少观点强调判决一定要加强说理，甚至以说理作为评判判决的标准。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学界就曾提出。法官在判决中当然要说理，但是否应以是否说理及说理是否充分作为评判案件判决甚至作为评价法官的标准呢?对此存在争议。我当时就认为，裁判目的是公正，即使说理不够充分，仍然是公正的判决。宪法要求我们法官进行公正裁判，并没有要求我们法官一定要说理，不要将法官混同于理论工作者和政治思想工作者。应当认识到，要通过判决书说服当事人、说服社会，有时是很困难的。法官不是理论工作者和政治思想工作者，法官的职责就是公正裁决案件，强调判决说理，往往忽视判决公正，偏离了法官的职责。
应当看到，在我们的法官队伍中，很多法官很正直，非常公正，却不擅长说理，撰写一份说理充分的判决有困难。这样的法官是大多数。反之，不可否认有个别法官特别擅长说理，但其公正性有疑问。我到各地法院讲座，都明确表示不赞成强调裁判说理。因为，对绝大多数案件来说，立法者已经将道理说清楚了，我们法官依法判决就可以了。需要法官说理的案件通常是特殊的案件，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事实认定。一些复杂案件事实查明中证据较多，法官采纳什么证据，不采纳什么证据，应当说明理由。法官进行案件事实认定，在证据采信方面要适当说理。二是法律适用。在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不清晰的时候，需要通过解释予以明晰、进行扩张或者限缩，对于法律未有具体规定的案件，需要适用诚信原则或者根据立法目的补充法律漏洞，这种情形就应当适当说理。
对于裁判说理，要冷静看待。只能要求适当说理，不应当要求充分说理。说理说得越多，往往出现瑕疵，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言多必失”，这是社会生活经验。一段时间强调说理，一些法官的判决书写得很长，就像写法学论文，甚至还嫌不够，还要在判决书之后再附上所谓“法官寄语”。有的判决本来是公正的，就因为说理太多出现瑕疵，被当事人抓住把柄到处上访。这是有教训的。
如何评价判决，进而如何评价法官，应当始终坚持公正性标准。说理只是附带的。认定事实清楚，引用法条准确，就是一个好的判决。实际上，好些情形是无须说理的，例如“欠债还钱”，有什么道理好讲?引导法官提高理论水平包括中文写作水平、判决书写作水平，我是赞成的。但首先是裁判公正，其次才是判决书写得好不好。
法官的人格和理性是公正的最终保障。因此最高法院特别强调法官队伍的建设。我今天不谈法官的人格方面，主要谈法官的理性。法官的理性，包括法律专业基础，熟练进行法律思维，掌握各种解释方法，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裁判经验。判决书的撰写和是否擅长说理，当然也属于法官的理性方面。
二、法官法律思维中的被动性与主动性。
法官法律思维的特征在于，在某个范围内法官是被动的，在另外的范围内法官是主动的。简单表述为，法官的被动性和主动性。这是由法官的特殊身份决定的，因为法官是裁判权执掌者，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法官法律思维的特殊性，即法官在进行法律思维时，既有被动性的一面，也有主动性的一面。这与律师的法律思维、法学教授的法律思维，是不同的。对于哪些事项法官应当被动，对于哪些事项法官应当主动，界限在什么地方，我们对此要有清楚的认识，做到该主动的要主动，该被动的要被动。下面先谈被动性。
(一)法官的被动性。
第一，法官受“诉”的限制。原告之“诉”限制了法官，简单说就是原告诉什么，法官就审什么。人家不告，法院无从受理案件。这是法官和法院工作的被动性一面。
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涉及到共同被告的时候，存在原告告谁、不告谁的问题。过去我们法院常依职权增列共同被告，近年来慢慢在改变。共同侵权是连带责任，但受害人只起诉共同侵权人中的一人，现在法院已经很少依职权增列共同被告，大多是进行释明。在法官释明提示原告之后，如果原告仍然坚持只告其中一个而不告另外一个，则应尊重原告的意愿，视为原告放弃对另一个共同侵权人的请求权。如果没有这个共同被告，案件也可以查清楚，法庭应当只判本案被告承担其在共同责任中应分担的责任份额。如果因为没有增列某一个共同侵权人，导致案件事实查不清楚，法官就要判决当事人败诉。因此法官在释明时，应提示原告万一因缺乏共同被告查不清案件事实可能的法律后果。
第二，法官释明的界限。什么事项可以释明，什么事项不可以释明?究竟是释明权，还是释明义务?关于释明权和释明义务问题，是学理问题，今天我们不讨论。所谓释明，是指法官在法庭审理中，认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实陈述、证据资料和法律观点存在模糊、瑕疵和疏漏时，通过发问或者告知，以提示当事人予以澄清或者补充的诉讼行为。释明的范围，限于诉讼关系的事实方面和法律方面。特别在法律规定请求权竞合的情形，常见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应当提示当事人明确其请求权基础，是依据合同法追究违约责任，或者是依据侵权法追究侵权责任。至于当事人依法主张免责、主张减轻责任，是其权利行使，不在释明的范围内。
第三，由谁“找法”?适用哪个法律条文裁判本案，应当由原告决定。过去的教科书中讲“法官找法”，即法官在初步查清案情之后，要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条文。但在审判实践中，原告起诉状中已经提出了本案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过去的教科书说是法官“找法”，审判实践告诉我们是原告和原告的代理人“找法”。这一点，我也是经过好多年才悟出的。法官的职责只是判断原告找的法条是否适当。
原告诉状中所建议法庭适用的法律条文，现今法律理论上称为“请求权基础”，就是支撑其请求权的法律根据。法官的职责是判断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亦即所建议的法律条文是否适当。怎样判断?不是法官自己进行研究，而是看被告对此是否抗辩以及如何抗辩。如果被告不抗辩，原告提出根据合同法第几条追究违约责任，被告对此不抗辩或者不否认违约，法官就据此认为原告提出的法律条文是适当的，进而适用该条文裁判本案。如果被告对此进行抗辩，法官就应当审查被告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如果经审查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当然不应适用原告建议的条文;如果经审查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当然就要适用原告建议的法律条文。
被告的抗辩，通常可以分为：适用范围抗辩、构成要件抗辩、免除责任抗辩和减轻责任抗辩。适用范围抗辩和构成要件抗辩，属于事实的抗辩。这两种抗辩都在讲本案事实，而查清本案事实是法庭的职责，对于适用范围抗辩和构成要件抗辩，即使被告不主张抗辩，法庭也要进行审查，因此法官对于被告是否主张抗辩可以进行释明。
免除责任抗辩、减轻责任抗辩，是被告用另一个法律规范对抗原告的请求。该法律规范的实质是赋予被告主张免除责任、减轻责任的权利。因此，免除责任抗辩和减轻责任抗辩，属于权利的抗辩，被告有处分权。如果被告不抗辩，法官不应释明。例如，诉讼时效经过发生被告的抗辩权，被告可以要求免除责任。对于这两种抗辩，法官不能进行释明，也不应主动审查。这是请求权基础问题。法官只是判断原告建议的法律规范是否适当，判断的方法是看被告是否抗辩及审查其抗辩理由是否成立。
(二)法官的主动性。
法官在审判中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法官主动性的范围在哪里?下面介绍哪些问题或者事项，我们的法官应当主动审查。
第一，关于事实认定。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法院的职责。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要注意几个要点：
一是分配举证责任。事实认定要根据证据，法官要认定案件事实，对本案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有分配的权限，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掌握信息资料的具体情况，分配举证责任。例如，关于是否付款事实的认定，应当让付款方(债务人)承担举证责任，不能让接受付款方(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因为，按照社会生活经验，如果是现金付款，付款方手里有对方出具的收据;如果是通过银行支付，付款方手里必定有银行的付款凭条。关于是否交货事实的认定，要让交货方承担举证责任，按照社会生活经验，如果已经交货，他手里必定有买受人或者买受人的代理人或者买方指定的承运人出具的收货凭据。应当注意，法官应当根据案件当事人掌握信息资料的具体情况，在当事人间分配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多年来困扰法官的问题，举证责任的承担不是固定不变的，举证责任的承担不能排除法官的活动，法官有分配举证责任的主动权。
二是举证责任转换。法官不仅有权决定举证责任的负担，而且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有权决定举证责任的转换。“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不是僵化的、绝对的。不是所有的事实都要求原告举证，也不是都要求达到充分证明的程度。例如当事人主张已经付款，拿出银行划款的凭条就可以了，虽然仅根据该划款凭条达不到充分证明的程度。此时，对方如果争执说没有收到款项，则法官应当责令对方承担否定付款事实的举证责任。这涉及到事实抗辩，法官应当要求抗辩方就抗辩所依据的事实举证。原告提出证据证明某项事实存在，虽然达不到充分证明的程度，法官应当转而要求被告就该项事实的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转换，是法官认定事实的灵活手段。
三是法官直接认定案件事实。对于某些案件事实，法官不应当要求当事人举证，而是自己依据社会生活经验予以认定。这叫“经验法则”，或者“日常生活经验的推定”。另外，有的案件事实，法律明文规定了判断标准，法官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认定。例如，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关于说明义务和取得书面同意的规定。如果没有说明、没有取得患者方面的书面同意，法官即应认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医疗机构如果未尽到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法庭即应认定其具有过错。如果不知道本案具体情形“当时的医疗水平”，可以委托权威专家鉴定，实际是由权威专家告诉法庭“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是什么，再由法庭认定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还有，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不可推翻的过错推定的规定，如果具有本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的，法庭就应当直接认定被告医疗机构存在过错。
第二，法官对合同有效性的审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法院合同纠纷案件的判决书中，几乎都有一段关于合同是否有效的判断，例如“本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效”这样一段话。我当时就提出意见，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成立、生效没有争议，为什么要审查合同的成立生效呢?并不是所有的合同纠纷案件都要审查合同的成立生效。原告起诉追究被告违约责任，如果被告抗辩说自己不违约，表明双方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没有争议，争议在被告是否违约，法庭应当审查被告是否违约，不应当去审查合同的成立、生效：如果被告抗辩说没有合同、合同未成立或者合同无效，法庭须判断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这种情形才需要审查合同是否成立、是否生效。
是否所有的案件法官都不主动审查合同效力呢?当然不是。合同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法官应当主动进行审查。例如，合同法第五十一规定的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合同、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免责条款无效，无论当事人是否主张，法庭都应主动审查。法律上规定合同无效，限于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法庭应当主动审查。因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属于法院的职责。在法律理论上，上述条文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法庭须依职权予以适用。此外，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四十一条格式合同条款的规制规则，也属于强制性规定。规制格式合同条款，属于国家保护消费者的特别制度，即使当事人不主张，法官也要主动审查。
第三，对合同内容公正性的审查。法庭对于任何合同、合同条款和约定，都有进行公正性审查的职权。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自由，是有限制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不允许滥用合同自由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对方当事人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因此，法庭对合同内容是否公正有主动进行审查的职权，任何合同、合同条款和约定都必须接受公正性审查。
例如，合同约定了巨额违约金，约定违约金超过合同总金额甚至超过若干倍，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违约方可以请求法院予以调整，如果属于被告缺席审判，或者被告未以抗辩方式请求法院调整，这种情形，法庭应当对违约金约定进行公正性审查，并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或者第六条否定其效力。
再如，合同约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形的违约，哪怕是轻微违约，都有权解除合同”。法官如何对待这种条款?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将法定解除限定为根本违约及一般违约导致合同落空的情形。合同法不允许一方随意解除合同，损害对方的合法利益。轻微违约不能解除合同，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因此，法庭应主动适用第六条诚信原则，否定该项约款的效力。
还有这样的情形，合同约定，以债务人一方的第三人的行为，作为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条件，或者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如购房合同约定，如果购房人自己的债务人向购房人支付款项，购房人才向出售方支付房款;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如施工单位不能按时竣工则预售方有权解除合同。这种约定的实质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否履行义务、将自己一方的风险转嫁给对方，剥夺对方的合同权利，显然违背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对于这样的合同约定和约款，法官应当主动审查其是否公正，经审查认为不公正的，如果属于格式合同，应适用合同法第四十条否定其效力;如果不是格式合同，则应适用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否定其效力。
第四，关于规避行为和虚假行为。法官应当主动审查本案合同是否属于规避行为和虚假行为。规避行为和虚假行为，都是双方串通的，当事人自己不会主张其无效，法庭应当主动进行审查。这类合同往往违反社会生活经验，违背常情、常理。凡是反常的案件和奇怪的案件，大抵属于规避行为和虚假行为。例如，标的额一个多亿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合同签署之日起一年之内目标公司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为合同解除条件。不说在港交所，即使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一年之内也绝难做到。双方当事人同时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和一份回购协议，也是反常的。属于规避金融管制的行为。
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不少反常案件、奇怪案件。例如，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出借人是典当行，借款人是银行，典当行要求法院判决银行归还借款。实际是典当行违法收当承兑汇票，将所收当的承兑汇票交给被告某银行营业部，由该银行营业部出具借款凭据(约定借款金额、还款期限、违约金等)，然后将汇票交给地下钱庄，由地下钱庄向该银行营业部付款，地下钱庄再持汇票到承兑银行承兑。原告典当行和被告银行营业部提交给法庭的借款合同，是虚伪表示。被掩盖的典当行、银行营业部、地下钱庄之间“串汇票”的违法行为，属于隐藏行为。现实中存在规避行为、虚假行为甚至虚假诉讼，法官不要轻信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和陈述，凡是可疑、反常、奇怪的案件，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往往是假的。为稳妥起见，我们至少不要匆忙判决。
第五，关于法律漏洞填补。法律不可能完美无缺，总会遇到现行法没有具体规定的案件。这种情形称为法律漏洞。这种情形，法官应当运用各种漏洞补充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判法律未有规定的案件。常用的补充方法有，适用习惯法、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或者限缩、反对解释，及直接适用诚信原则。运用各种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判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的案件，体现了法官的主动性。裁判实践中已经有好多成功的经验。
例如人民司法第12期刊登的2010青民二商终字562号民事判决：解除权人未行使解除权，经过5年时间，致相对人有正当理由信赖其将不再行使解除权时，依据诚信原则，不允许其再行使解除权。再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在债务人也已陷入支付危机、濒临破产、其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导致其降低或者丧失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认定这种事后抵押无效。前一判决创设“权利失效”规则，后一判决创设“事后抵押无效”规则，体现了法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重大意义。
第六，行使自由裁量权。民法中有好多法律条文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例如，侵权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教唆帮助未成年人的，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是什么性质的侵权责任?全部责任还是部分责任?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均未明确规定，实际是委托法官根据具体案件自由裁量：如果教唆人、帮助人有赔偿能力，可判决其承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如果没有赔偿能力，则可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再如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关于使用人责任的规定，未明确使用人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可不可以对具有故意、重大过失的被使用人行使追偿权，实际是包含了一项委托授权：由法官结合案件事实决定是否许可使用人行使追偿权。此外，侵权责任法有关“相应的责任”、“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规定，同样是委托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凡是条文有“相应的”一语，均包含对法官的委托授权：单独责任不能判全额赔偿，补充责任不能补充全额，究竟判决全额的百分之几，由法官结合具体案件自由裁量。
第七，法官的衡平权。如果造成的损失金额过大，应不应该判被告全额赔偿?例如出租车与豪车相撞，出租车不过几万块钱，造成对方几百万损失，即使出租车一方负全责，判他赔对方几百万行不行?违约责任案件，合同总金额才几十万，判违约方赔偿几百万行不行?法庭要考虑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平衡问题，法庭有协调双方利害关系的职权，我们可以称为衡平权。法官行使衡平权，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当然要有法律依据，我们的合同法、侵权法都有这样的制度。在审理违约责任案件中，法庭据以协调双方利害关系的法律规则，是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减损规则，和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末句规定的不可预见规则，以及情事变更解释规则。审理侵权责任案件，供法庭最后权衡双方利害关系的法律规则，是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过失相抵规则。法庭审理侵权责任案件，计算出来的损失金额过大，法庭觉得都让被告赔偿，一是被告赔不起，二是即使赔得起也不公正，就要适用第二十六条过失相抵规则，减少被告的赔偿责任，将赔偿金减少到法庭认为比较公平合理的数额。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当然要认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至于怎么认定他有过错，是法官的智慧。你开豪车就要比开普通汽车更加仔细小心，你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这就是过错。你家祖传几代的古董花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保护，随便摆放在客厅，以致被客人损坏，这就是过错。裁判的目的是，作出一个法庭认为比较公正合理的判决，法律规则是供法庭达成目的手段。
三、当前法官法律思维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混淆解释论与立法论。审判实践中的一种倾向是，法官在讨论案件时，往往无视法律规定、脱离法律条文，引用学术观点甚至外国理论，谈论案件应该怎么样处理、不应该怎么样处理。问题是混淆了立法论与解释论。讨论某项法律(法律制度、法律条文)的制定或者修改，探讨其理论根据、立法理由和具体方案，当然可以引用学术观点和外国理论，这叫立法论。法官讨论具体案件如何裁判，应当紧扣本案应适用的具体法律规定(法律条文)，分析该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及为什么应当适用该条而不应适用别的条文，分析该法律条文的立法目的、政策判断及司法解释，这叫解释论。法谚云：任何法律条文不经解释不能适用。法官的职责是解释适用具体的法律条文裁判待决案件，绝不是为待决案件创制法律规则、提出立法方案。法官在讨论待决案件时，必须从法律条文出发，紧扣法律条文，讨论何以必须适用该法律条文裁判本案。解释论是法官的本职工作，仅在本职工作之外，讨论某项法律的制定、修改，为立法机关提供立法建议或者撰写学术论文，才有从事立法论的可能。解释论和立法论，一定要严格区分，不允许混为一谈。
第二，死抠法律概念。由于我国的民事立法逐步完善，法律条文越来越多，加之我们的法官大多经过法学院专业学习，因此容易套用法律概念来解决问题。例如有法官问“原告只要求退货，没要求退款，怎么办?”须知法律概念与生活用语不一致，法律上叫“解除合同”，但生活中通常说“退货”。买方“退货”，卖方当然要“退款”。法律概念不能叫“退货退款”，因为解除合同的结果还可能有损害赔偿。
再如被告(一楼住户)在露台上擅自搭建，对原告(二楼住户)造成妨害，法官认为是“共享空间”问题。实际是物权法上的“违章搭建”，无须使用所谓“共享空间”概念，适用物权法第八十三条关于“违章搭建”的规定，判决责令拆除即可。再如，被告名义上是公司，但既没有公司机构(董事会)也没有公司账薄，经营财产与个人财产混而不分，有法官认为应“揭穿公司面纱”。实际是名为公司、实为个体经营，按照清产还债程序，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再由被告个人赔偿即可，没有必要套用所谓“揭穿公司面纱”概念。
还有，合同法司法解释，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两个概念不能到处套用。有法官问，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为本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应经股东会决议的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实际上公司法第十六条既不是效力性强制规定，也不是管理型强制规定，而是一种程序性的规定，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担保，这样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须适用合同法第五十条表见代表规则。
第三，忽视法律逻辑性。例如，法院审理无效合同纠纷案件，有的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判决合同无效就完了，不处理当事人已经支付的货款、交付的货物的返还问题。当事人提出返还请求，法庭告诉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另案起诉。还有的法院，在审理违约责任案件当中认为合同无效，就利用所谓释明权告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变更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要求返还财产之诉。原告按照告知变更为依据第五十八条要求返还财产之诉后，法庭作出返还财产的判决。上诉到二审，二审法院审查认为合同并不违法，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本应判决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但二审法院遇到了难题：一审已经变更为请求返还财产之诉，二审没有办法改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当然二审可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发回重审只能有一次，第一次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如果一审法院重审仍然维持原判，第二次上诉上来，二审法院不能再发回、必须改判，但二审法院没法改判为承担违约责任。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按照民法原理，法律行为的无效，是指不发生当事人所希望的法律效果，但一定要发生法律规定的法律效果。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要件(原因)，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第五十二条加上第五十八条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庭在依据第五十二条认定合同无效之后，应当依职权适用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法律效果的规定。
再如，法庭审理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合同案件，也不能仅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认定合同无效就完了。应当注意第五十一条关于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合同的规定，与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两个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依据第五十一条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如果买受人属于善意，并且想要得到标的物，他会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主张善意取得。只要买受人主张善意取得，法庭就必须再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如果经审查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法庭就应当判决买受人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如果买受人不主张善意取得，或者买受人虽然主张善意取得，法院经过审查认为不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要件，这两种情形，法庭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认定合同无效之后，还要依职权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判决恢复原状，双方退货退款。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和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间的逻辑关系。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适用，必须买受人主张，法庭不能依职权适用，而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是法律强制性规定，无需任何人主张，法庭应当依职权适用。忽视法律条文之间的逻辑性这个问题，民法学界也有责任，我自己也是近年才认识到。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十一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法律专业。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十二
在与对手博弈的过程中，你究竟应当采取进攻型策略、协作型策略还是解决问题型策略，取决于个案中的诸多要素，而了解对方，判断对方采取何种策略，无疑应是我们需要掌握的第一要素。
1.重视对手的开局。
与对手第一次见面，对手会以怎样的态度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谈判方案，以及他们对这个方案如何解释、说明、让步等各方面传递出的信息，都是我们判断对手在采用何种谈判策略的重要依据。判断对手正在采取何种策略还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看对手使用的谈判技巧是不是会令他陷入危险之中，特别是他所披露的信息究竟是对他自己不利还是有利。多数情况下，如果对手坦诚地披露一些对他自己不利的信息，那么他可能的确在使用协作型策略或解决问题型策略，而不是相反。
2.分析对手的习惯。
在一个谈判中应该用什么样的谈判策略，的确应以这个谈判涉及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对手在其他谈判中曾经使用过的策略或技巧，虽然不表示他会在本次或以后的谈判中也会继续使用，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一个人的习惯对他可能实施的行为总是具有强大的惯性影响力，某些习惯甚至是行为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当然他也就不可能有意去改变了。所以，尽可能多渠道地收集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对手的个性风格、习惯使用的谈判策略、擅长代理的案件类型、从业时间的长短等等，无所不包，只要你能得到的都行，这些都将对你分析对手的习惯非常有帮助。
3.了解与对手类似的人。
了解与对手相同类型律师的行为习惯或工作方法，也有助于我们判断对手可能采取的策略。这里说的“与对手类似的人”，或者说“同类人”，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与对手类似出生地、类似律师事务所、类似专业特长、相同性别、相似执业经历等等，总之，凡是可以根据某个标准归在一个类别的，都可以视为你的对手的“同类”来进行类比参考。
4.学会换位思考。
在谈判前，你可以利用已掌握的一些重要信息，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想一想对方会怎么做，设想假如你是对方的代理律师，你会采取哪些策略，你在采取这些策略时最担心的问题有哪些，有哪些难以克服的困难，最害怕对方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等等。在换位思考中获得的所有信息都将有助于你制定自己的谈判策略，在换位思考中发现的对方最害怕的应对策略，恰好就是你应该重点采用的策略。需要注意的是，换位思考获得的信息只是一种假设性的信息，对方内心真正会怎么想，另一方常常是很难准确判断出来的，因此，换位思考获得的信息可以作为重要参考，但万万不能作为决定性的信息。
要素二：找出隐藏的共赢局势。
实践证明，绝大多数谈判的双方其实都存在潜在的共赢局势，在制定谈判策略时，律师应当保持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去发现那些可能连当事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共赢议题，甚至有时需要主动去创造一些共赢议题。只有在你发现或创造了共赢议题后，解决问题型策略才可能作为你考虑的备选策略之一，如果没有共赢的可能，双方只能在一个已划好的利益范围内进行有限利益的分配，那也意味着，你也就只有进攻型或协作型策略可供选择了，否则，只能让谈判走入一个死胡同。
为了正确选择谈判策略，律师在接到一个新的谈判任务时，首先应判断这个任务中的谈判局势究竟是属于共赢局势还是对立局势，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在当事人告诉你双方已不可能达成共识，只有立即启动诉讼才是唯一手段的时候，你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这个意见，但也不需要马上听命于当事人，你仍然应当尽量让当事人先冷静，然后向你披露更多交易细节，以便判断双方是否真的不再有任何共赢的可能性。
还需要指出的是，一场谈判中有多少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选择谈判策略时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判议题愈多，采用解决问题型技巧的机会也就愈多，制造问题未必总是坏事，在实践中，有经验的律师往往会故意将一些实质上没有争议的问题保留下来，不及时去解决它，等待随后的一个适当机会再抛出来与对方交换利益。
要素三：谈判阶段不同，策略不同。
一次谈判通常并非只用一种谈判策略，而是会运用到多种谈判策略，不同的议题和不同的谈判阶段，都会导致谈判者对策略作不同选择。
很多情况下，谈判双方往往喜欢以进攻型策略作为开局。但是，如果双方在开局使用的都是进攻型策略，当谈判进入到中场阶段时，进攻的力量随即便会开始衰减，相对较为容易达成共识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双方都不愿再向对方的进攻作妥协，这时谈判僵局就会出现。但只要双方还没有离开谈判桌，就说明双方都还没有放弃达成协议的努力，重新考虑转换谈判策略就成了双方或其中一方的必然选择，并且，策略改变后重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一定会比之前的方案更现实，更容易为对方所接受。通过策略转换去打破谈判僵局，有时需要使用一些小技巧帮助自己完成这种策略转化，比如，暂时搁置争议较大的问题、更换谈判者、制造一些缓解紧张气氛的行为等等，都是常用的策略转换技巧。
解决问题型策略通常会在谈判中场或终局时使用，在开局阶段由于双方交换的信息量不够，尚不具备使用解决问题型策略的条件，只有当双方都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各自需求，并探查到了共赢机会，扩展了谈判空间，甚至在谈判已陷入僵局之后，才有可能将之前使用的进攻型策略或协作型策略转换为解决问题型策略。
事实上，上面说的各个谈判阶段在实践中并不是那么好划分，而关于谈判阶段的区分，我会在后面的技巧中一一详述，在这里只需要请大家记住，弄清谈判阶段，不同谈判阶段会有不同策略，是你在选择谈判策略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素四：增加你的谈判筹码。
在谈判中，谈判筹码就是帮助你控制谈判对方行为的一种实力，是使你驾驭谈判进展和谈判形势的能力。
对于拥有强大实力，也就是拥有更多谈判筹码的谈判者，他可以在进攻型、协作型和解决问题型策略中任意选择，即使策略选择错误，他也有能力将对他不利的谈判结果扭转过来。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谈判者而言，他可选择的谈判策略则受到更多的制约，一般他不能选择进攻型策略，而只能在协作型或解决问题型策略中作出选择。这是因为弱势一方，如果使用要挟、恐吓等手段，极有可能导致谈判陷入僵局或破裂，因此越是面对谈判力量悬殊的对手，弱势的一方越要非常谨慎使用进攻性策略，甚至不使用进攻型策略。
通过对大量谈判实例的研究发现，当谈判实力较弱方主动采取协作型策略，较强方通常会积极回应，且并不会因为较弱方采取协作型策略而变得更加强硬，恰恰相反，较强方反而会摆出一副公正的模样让较弱方得到一些利益，这应当说是人都具有的自我道德约束和权力抑制意识，反映出的一种正常心理现象。因此，谈判实力较弱方主动使用协作型或解决问题型谈判策略，通常会比使用进攻型策略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当然，如果实力较弱方能够找到并增加自己的一些谈判筹码，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也不应吝啬使用，一定要让对手知道，自己并不是完全在接受施舍，而是在进行一场公平的谈判。
要素五：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
在很多现实的谈判个案中，当事人或律师总是会提前思考，一旦谈判结束后，如何与对方继续打交道，这种对未来的思考对当前选择谈判策略产生的影响是非常直接而重大的。正如前面所说，谈判协议的内容仅仅是谈判结果的一部分，谈判结束后双方在今后如何相处，更是谈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双方今后的相处，既包括当事人之间的相处，也包括双方律师之间的相处。
首先是当事人今后如何相处的问题。如果谈判结束后，当事人之间仍需要保持交往，比如说仍需要保持商业关系，那么当初他的律师为了些许微利而采用让对方老羞成怒的进攻型策略，就可能会让双方当事人在今后的合作中难以友好相处。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当事人所要的。因而，律师通常需要判断这场谈判，究竟是属于一次性的谈判，还是属于需要在谈判结束后保持后续合作行为的谈判。
其次，除当事人之间今后要相处的问题之外，作为谈判者的律师，也会涉及到今后如何与对方律师或对方当事人相处的问题，其中如何与对方律师相处，似乎更令人头痛。从维护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律师今后与对方律师相处的问题，本来不应该作为影响谈判策略选择的因素之一，因为律师是受当事人委托的谈判代表，应当始终忠于当事人的利益，无须考虑个人所在行业的习惯或惯例。但现实生活并非完全如此，律师也是人，而且律师还在社会中扮演其他角色，且在其他案件中很难避免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再次打交道。因此，一个律师应该始终保持专业姿态，通过引导当事人需求而正确确定谈判策略，并始终以确保当事人追求到合理利益为出发点。如果律师因为其他方面的利益考虑而不能为当事人采取适当的行动，则该律师显然违反了他应该遵从的基本职业道德要求。
要素六：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法律谈判的特性决定了，律师始终是在为当事人的利益进行谈判，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这个结果都只能由当事人去承受，因此，不管是处分实体权利，还是选择谈判策略，律师都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律师就一定要完全被动地听命于当事人，完全只扮演一个执行者角色，恰恰相反，一个优秀律师应当永远会用自己丰富的执业经验、法律知识和专业技巧，去帮助当事人作出正确选择。
由于当事人掌握着比律师更多的交易信息，而且有些信息因为某种原因未能足够披露给律师，因此，认真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通过不同层面的意见收集和交换，持续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一个追求职业形象和有责任感的律师，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了迎合当事人喜好而轻易采取进攻型策略，相反，以严谨务实的态度与当事人讨论具体个案的策略使用，帮助当事人分析不采取进攻型策略的原因，可能更为重要。因此，一个优秀的执业律师在说服对手之前，首先需要学会如何说服自己的当事人，让他同意并相信你做出了最恰当的选择。
要素七：正确认识你自己。
我曾说过个性风格不是谈判策略，尽管如此，律师的个性风格仍会对他所选用策略的效果带来较大影响。一个天生具有攻击型个性风格的人，无疑会比一个温和型个性风格的人，选择使用进攻型策略产生的效果更具威慑力，因为攻击型个性风格的人在使用进攻型策略时，不仅表现得更适应，也更出神入化。相反，当选择采取协作型策略时，温和型个性风格的人较之攻击型个性风格的人，同样更能令对方感到协作的诚意，也更容易让对方作出协作的回应。
因此，选择谈判策略时，律师应考虑到自己的个性风格是否适应将要采取的谈判策略，在进攻型策略和协作型策略都可尝试使用的情况下，选择一个与自己的个性风格更相匹配的策略无疑有助于取得更好效果。
当然，个性风格与谈判策略并非一一对应的，通过系统训练，个性风格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矫正的，即使因为个性风格和策略选择不太相符，使得谈判者在运用某一种策略时会感到心理不适，但如果平时训练扎实，也能让他自如的运用所选择的谈判策略。在系统训练过程中，谈判者喜爱的谈判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个性特征和谈判风格，所以帮助谈判者更准确地认识自己的个性特征，让他更清楚地分析自己的个性特征在本质上究竟是适合唇枪舌战的激辩，还是彬彬有礼地向对方给出“温柔一刀”，无疑非常重要。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十三
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与抑制防范机制未能相互照应，存在着一定程序的脱节。
因此法律谈判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显著的新颖性和高效性。
法律谈判是律师凭借其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代理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或代理律师对纠纷的解决方案进行沟通和妥协，是由律师代理当事人参加，运用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对法庭诉讼的各种可能后果进行全面评价后，借助律师的技能(如法律研究技能、案情研究技能、证据挖掘技能、答辩技能、代理技能等等)和谈判技巧实施的庭外博弈。
法律谈判一般涉及四方主体：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
律师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律师与对方当事人和对方律师之间，即使在相同的法律与职业规范约束之下，对纠纷的性质、纠纷解决方案的预期及其相互认可程度不可能完全一致。
法律谈判的前提是建立在当事人之间基于谈判愿望所形成的“互赖关系”，即当事人通过确立希望达到的目的与要求，并结合对方的目的与要求以共同实现目标的相互依赖关系。
正是当事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信赖关系为法律谈判的开始、进行乃至成功奠定了基础。
解决纠纷的法律谈判有两种结果，一是达成谈判协议;二是谈判限入僵局，但达成协议是当事人的共同愿望或期待。
显然，只有认真并准确地把握法律谈判的过程，才能达成当事人彼此满意的协议。
谈判的最后阶段也是目标预期即将实现的时候。
谈判双方或多方从要达到的目标与利益实际出发，本着实事求是与互谅互让的态度，在沟通中了解，在竞争中协作，最终才能达成双方或多方满意的协议。
这种结果是博弈的结果，是双赢的结果，更是和谐的结果。
坚持平等互利，主动追求互动，力争把自己的利益要求与对方一起放入一个共同的愿景之中加以修正、变通、权衡，是达成纠纷解决合意的最佳或现实路径。
平等原则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对等的内在要求，也只有在这一原则下的协商一致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互利原则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目标利益对等的内在要求，也只有在这一原则下的协商对话才不至于损害双方或第三人的利益。
但是，平等互利并不意味着双方在利益上的收获是均等，而是承认其在合理基础上的不等。
无论是平等原则，还是互利原则，其实现过程均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文明对话进行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理性的对话是形成合意的基础。
因此，要真正实现法律谈判的平等互利原则，就必须确立互信与包容、竞争与协作、和谐与共享的谈判观念，在协商对话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追求双赢。
第一，法律谈判是纠纷各方可以通过“妥协”解决纠纷。
和诉讼、仲裁、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不同，法律谈判基于感情和理性的对话模式，在法律范围内主动地实现互动，各方不断从各自最初的立场和要求向对方靠近，通过妥协，以平等、和平及尽量友好的方式解决纠纷。
这种非对抗的方式解决矛盾，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商业关系和人际关系。
第二，“妥协”并不是法律谈判的惟一结果。
在对话的过程中，各方会对自己原有的要求做出一些修改或变通，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创造出解决的方案，这体现了一种不计前嫌、共谋出路的精神。
这种纠纷解决的态度就在于保持社会平衡。
这种对故有关系的巩固和对外来关系的发展的纠纷解决途径，符合了我国当前对于求和谐、促发展的要求。
第三，法律谈判对法律的反作用促进了其应用力度的扩大。
法律谈判对法律规范及其边界的影响和作用，在解决民事纠纷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交易甚至可以反过来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许多规范或原则都是在此消彼长的谈判中逐步形成的。
纠纷当事人追求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合理的结果的目标，扩大了对法律谈判的应用需求。
通过法律谈判避免和减少可议纠纷进入司法领域，缓解诉讼压力。
法律谈判的最大危害或禁忌莫过于代理律师过于相信自己的知识资源与技能水平，往往是仓促上阵打无准备之仗。
为了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代理律师必须认真做好谈判前的相关工作。
首先，要知己。
代理律师接受委托后，应细致疏理案件材料，倾听委托人的陈述与要求，并作好记录，然后分清案件的性质，如民事纠纷、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轻微刑事纠纷、征地补偿或房屋拆迁纠纷、各类事故纠纷、涉外商务纠纷等等。
其次，要知彼。
律师接受委托后，还必须搜集与了解对方当事人的相关信息及对方代理律师的基本情况，如对方的经营、习俗、信仰、诚信、资信、财务等因素，若是涉外商务纠纷，还必须弄清楚对方的法律制度、政治宗教状况、文化背景等。
同时还应仔细了解对方当事人的有效活动范围，即是否有权处理谈判事项，谈判利益是否合法，对所要争取的目标与利益是否存在第三方利益等等。
再次，要明确谈判目标。
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律师必须与当事人商量通过法律谈判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
通常情况下，谈判目标的设定包括三个层面：理想目标、折衷目标、基本目标。
理想目标就是对目标实现的最好预期，也是律师最大限度的工作目标，这种目标是谈判实践中很少达到的;折衷目标是比较满意的一种目标预期，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了，法律谈判也就成功了;基本目标是在谈判情势不利或对方处于明显弱势的情况下的一种目标预期，法律谈判必须要有这种保底式的目标预期，因为在谈判过程中随时会出现种种难以预计的不利因素。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遇到对方综合情况明显处于弱势情况下的两种预期：一是如果不及时达成协议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是体现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少受惠者”原则，这一点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与提倡的。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和谐社会建设，建立一套系统的、有效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十分必要也是必然的。
我国现已初步形成了以诉讼为主，兼容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地消弭了绝大多数社会纠纷，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稳定。
在经济全球化与法治现代化的背景下，国际商务、劳动争议、人身侵权等纠纷日益凸现，建立并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法律谈判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其价值理念及运用效果在我国当前的主要纠纷解决方式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同时，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也起到了协调与互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贻定.美式谈判之一[j].国际贸易思索，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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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章军.替代性纠纷解决程序之研究[j].河北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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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平仁.法社会学的思维方式[j]，法制与社会发展，.
[6]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法律谈判在欧美国家，它是指由律师代理当事人参加，运用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对各种可能后果进行全面评估后，借助律师技能和谈判技巧实施的庭外利益博弈。
当法律谈判被被翻译并介绍入中国时，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思考。
(一)谈判与为什么要谈判。
按照一般认识，谈判是人们为了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满足各自需要，通过协商而达到意见一致行为和过程。
谈判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存在于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各个方面。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十四
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2001,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3)。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十五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
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十六
赵世栋法学100348400316。
摘要：人们很早就重视逻辑在法律领域的运用，对法律领域里的推理与论证的规律和规则也进行了许多研究。法律具有不确定定性，有开放的结构，执法的人在寻找可适用的法律原则或规则的时候，会用到法律的推理。并且法律推理在发现、重构、填补与创制法律，法律解释、漏洞填补和法律续造时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法律逻辑法律推理推理模式方法现实运用。
概述。
在法律分析过程中，法律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法律有开放的结构：
上看是一目了然的，人们对其不会发生误解和争议。但是，语言的概念总有不确定性，有些法律条款是笼统，抽象，不具体的，是需要进一步明确或确定的。2.法律皱褶：“法律反差”“法律冲突”“恶法”。法律皱褶分为三种情况：其一，对于具体案件而言，法虽有明确之文但是法律文字与立法本意，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精神有抵牾或者相悖之处，一旦直接适用法律定或规则会造成违背或违反立法本意、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精神的结果。这种情形称为“法律反差”。其二，或者法律虽有明确规定但存在多个可适用于同一个具体案件的规定或规则，这些法律规定或规则却是彼此矛盾，彼此冲突，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的通融性、一贯性、匀称性发生了断裂或者扭曲，彼此矛盾、冲突、抵触的规范是不能被履行的。履行其中一个规范，就无法同时履行另一个规范，记者种情形称为“法律冲突”相应的案件称为“冲突案件”。其三，或者法虽有明确第一文库网规定，但一旦直接适用该规定或规则会带来明显有悖于情理的，显失公平争议的结果，因而有些不合理或者不妥当，有正当理由拒绝适用它。3.法律漏洞：“法无明文规定”。对于具体案件而言，法律无规定或者“法无明文规定”，没有提供明示的名直接相关的，可直接适用的规则；实在法不能回答或涵盖具体案件，存在法律的漏洞或空白，存在法律的缺乏或空隙，法律实然不及应然，法律不完备或不圆满，这些情形统统称为“法律未规定”，相应的案件称为“未规定案件”
正因为有法律的不确定性的存在，所以要求相对法律推理的存。
在。
法律推理有以下模式：
社会的习惯或惯例、社会效用或社会利益、社会公共政策以。
及社会公平正义观念，探寻法律条文的“确切含义”，对法律。
条文加以明确化、确定化和具体化，界定法律条文的界限、
限定法律的所指、确定法律的具体内容，澄清法律条文的含。
混和疑问。
2.还原推导。所谓还原推导，是指在遇到“法律反差”即法律。
文字与法律真实意思、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精神存在发差。
或相悖时，根据法律的意图或目的、法律的价值取向，对法。
律的条文加以限制或除外，重构法律条款，还原法律真实意。
思，消除法律文字与法律真实意思或意图的发差，避免出现。
与立法本意或法律意图不相符的结果。
3.辩证推导。所谓辩证推导，是指遇到“法律冲突”时，根据。
法律的逻辑结构、法律的意图或目的、法律的价值取向、社。
会习惯或惯例、社会效用或社会利益、社会公共政策以及社。
会公平正义观念，寻求一种选择或者平衡，解决或化解法律。
的内在冲突与抵触。
4.衡平推导。所谓衡平推导，是指在遇到“恶法”，即一旦发现。
对于当前的具体案件，寻在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规则，但是，
如果该规定或规则直接适用于此案，就明显有悖于情理，会。
造成显失公平、公正的结果，法官基于对法律历史、社会习。
惯或惯例的考查，法律意图、目的、价值取向的考量，社会。
利益或社会相应的衡量，以及社会公共政策或社会公平正义。
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等，对法律的有关规定或规则制定一。
个例外，或者说为其拒绝适用、背离该规定或规则找一个正。
当理由，回避、淡化该法律规定或规则的缺点和难点，对法。
律规定或规则予以补救，从而建立起裁判大前提，对于个边。
案件衡平公正，实现个别公平。
5.演绎与类比推导。所谓的演绎与类比推导，是指在遇到“法。
无明文规定”时，运用演绎法或类推法，从法律的“明确规。
则”或“明示规则”推导出法律的“隐含规则”或“类推规。
则”，发掘其“隐含意思”与“深层含义”，消除其法律“缺。
乏”，填补其法律“漏洞”或“空白”。
1.形式推导：“形式或结构论”的方法。是指通过探寻制定法条。
文语法上的结构与逻辑上的关联并以此为依据来解释与推论。
法律，也称为形式推导。
2.目的推导：“意图或目的论”的方法。是指探寻立法本意、法。
律意图与目的并以此为依据解释与推论法律，也称为目的推。
导。
3.价值推导：“结果或价值论”的方法。是指探寻法律的价值取。
向并以此为依据解读会推导法律，也称为价值推导。
现实运用。
现实应用。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法官在能动性司法方面已经发挥了较为突。
出的作用。法官运用法律推理是司法性质决定的。法律是对社会关系共性的调整，它不能直接适用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柏拉图在《政治篇》中指出：“法律绝不可能发布一种既约束所有人同时又对每个人都真正最有利的命令，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准确地给社会的每个成员作出何谓善德、何谓正确的规定。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是什么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制定出可以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
但是，有时候，法律推理法律推理在审判实践中极度匮乏，法官。
对法律推理不敢大胆运用。即使本能地法律推理，也只是运用形式推理。
我认为，在当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时期，法律推理应当受到。
更高得重视，这样才能更好提高司法水平与公正。
法律具有稳定性，而社会生活却充满了变动性，这种矛盾虽。
变化发展趋势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在维护法律规范权威性的前提下，适当地变通司法，有利于在动态微调中实现社会实质正义的要求。
法律推理具有一般推理的预测功能。例如，律师可以通过对。
各种可能情况的分析推理，预测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能会作出何种判决。并且，法律推理的实际过程可以改变原来的预测结果，使法律决定朝着有利于诉讼某一方的方向转变。法律推理的预测功能来自于各种要素的综合作用，目的标准、操作标准以及评价标准的正当性、公开性、公认性等赋予了法律推理预测性；法律推理的预测功能还来源于逻辑的力量，逻辑的确定性使预测成为可能；此外，法律推理主体的能动性也是预测功能的重要源泉。法律推理作为一种理性思维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司法的目的、程序和方法，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正确评价司法行为的正当性、权威性和效率，弄清法律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思维误区，使自己的法律活动成为符合法治原则、符合科学认识规律的自觉的思维和实践，从而能够更加理性地认识外部法律现象，公正、合理、高效地处理法律案件，成功地指导法律实践。为了尽快提高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的法律思维素质，应该对其提出更高的掌握法律推理科学方法的要求。
营销部新员工实习报告。
员工姓名：递交报告日期：实习部门：实习日期：
报告内容：
法律与文学论文（优质17篇）篇十七
摘要：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诊所法律教育；困境。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二、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机构设置困难。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二)教师资源缺乏。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课程设计难以保障。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三、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路径突破。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利用公安院校现有的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二)多渠道选任诊所教师。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三)根据公安特色合理设计课程。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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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