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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一
晋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老字号则是晋商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不仅代表着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是代表着精神文化的传承。我在这里记录下我的一些个人体会和看法，以感悟这些老字号的特殊精神。
第二段：老字号是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而老字号作为晋商文化的传承，代表了晋商文化持续存在的一种方式。老字号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并非仅仅因为其长久的历史和优质的产品，更是因为其背后承载的精神和文化内涵。老字号所代表的是一种传统文化，一种优良的商业道德和一种人文精神。老字号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些因素的支撑和保持。
第三段：老字号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老字号代表的精神特点很多，其中包含了传承、专注、诚信和创新等。传承是老字号的一个显著特点，老字号的历史文化和经验一直是其立足于市场的主要来源。此外，老字号一直注重产品品质的提升和维护，为此，老字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和调整，充分发挥了其专业性和行业优势。而且，老字号所信奉的商业道德也很明显，诚信经营一直是老字号的重要质量标准。正是这些精神特点的支撑，使得老字号在中国商业界和文化界都拥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四段：汇聚老字号文化的街巷和商铺。
在山西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省份，老字号文化得以得到更好的呈现和传承。很多传统的老字号店铺在同一个街区内，比如说太原的道庄糕点和大同的张学良手工麻花等。走进街巷之中，感受老字号对于当地人生活和文化的影响，体验着那份历史感和家乡味道，不仅能够了解到老字号的发展历程，更是让人感受到了老字号对于传统文化和行业精神的坚持，这些店面传承着山西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第五段：结语。
老字号文化不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更是中国商业文化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正是因为老字号的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并不断与时俱进。我们应该珍惜这些传统文化，积极支持和推广老字号品牌，在更多的场合中展现传承晋商商业文化背后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晋商文化和老字号文化在新时代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二
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文化中的瑰宝，一直以来备受瞩目。近日，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关于晋商文化的讲座，深入了解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这场讲座中，我收获颇多，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耳目一新，倍感振奋。接下来，我将结合个人体会，以五段式的方式进行讲述。
首先，讲座首尝到的魅力是晋商文化的历史沿革。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唐代。晋商精英以自身修为和商道之道，不仅参与了经济交流与商业贸易，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化与社会，为晋商文化打下坚实基础。此后，晋商文化在宋、元、明、清等朝代中不断发展繁荣。尤其是在明代，晋商艺术精品涌现，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更加频繁，为晋商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了解晋商文化的历史沿革，我深感晋商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对晋商文化发自内心地敬佩。
其次，讲座所呈现的晋商文化的商业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晋商人讲究商道，注重商业伦理和道德准则，他们通过真诚、诚信和合作来开展商业活动，赢得了别人的信任。讲座中，主讲人讲到晋商人常说的一句话：“半信半疑，不如不信”。这句话意味着晋商人注重诚信，只有坚持诚信的原则，才能树立良好的商誉，这一商业智慧令我深思。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晋商文化所倡导的商业智慧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使我受益匪浅。
第三，晋商文化的家族观念也给我带来了启示。晋商家族观念有悠久的历史，通过讲座，我了解到晋商家族观念的核心是家族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晋商人从小就接受家族观念的熏陶，深深注重家族的和谐与发展。晋商家族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家族成员，保持家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确保家族的延续和发展。我深感晋商文化的家族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家庭观念有着共通之处，即家庭成员应该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实现家庭的繁荣与幸福。晋商文化的家族观念带给我深深的思考和启发。
第四，晋商文化的艺术品鉴令我叹为观止。晋商人富有艺术品鉴，擅长收藏名贵字画、古玩瓷器等艺术品。古代晋商通过艺术品的收藏和鉴赏，不仅展现了他们的品位和见识，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财富。在讲座中，主讲人详细介绍了晋商文化中的艺术品鉴赏技巧，包括欣赏体验、古籍书画等。通过学习和欣赏晋商文化的艺术品，我体会到晋商文化对于艺术的热爱和对于审美的追求，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艺术盛宴。
最后，我还对晋商文化的影响与传承留下了深刻的思考。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晋商人群体之间，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晋商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家族内部的传承，更是社会的传承。通过晋商文化的传承，可以给今天的商人们带来启示和启发。同时，晋商文化的传承也需要我们的努力和持续推动，才能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传递给更多人。
通过参加这次晋商文化讲座，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晋商文化的历史沿革、商业智慧、家族观念、艺术品鉴和影响传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我将继续学习和关注晋商文化，希望能将晋商文化的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人生和事业中，与时代同行，发扬晋商文化的光辉。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三
晋商文化是指中国古代山西地区兴起并繁荣发展的商业文化，形成于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文化之一，晋商文化不仅仅是山西地区的一种商业习俗，更是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商业经营思想和价值观。通过对晋商文化的学习与探索，我深深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性、传承性以及其对现代商业发展的启示。
首先，晋商文化具有独特性。晋商文化强调信用、亲情和社会责任等价值观，与其他商业文化有所不同。在晋商文化中，信用被视为商人立身之本。这种信用观念早在晋商发展初期就已形成，并传承至今。晋商注重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以稳定的信用为基础拓展商业网络。与此同时，晋商也十分重视亲情观念，不论是对家人还是对同乡，都保持着互助与支持的关系。这样的亲情观念不仅仅在商业上发挥积极作用，也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晋商还重视社会责任，多数晋商都致力于慈善事业，积极回报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这种独特的晋商文化使其在中国商业史上独树一帜。
其次，晋商文化具有传承性。晋商文化的发展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是晋商文化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晋商以其强大的商业实力和独特的商业经营方式，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人。晋商以智慧、勤劳和创新精神成功经营商业，这种精神与晋商的传承息息相关，至今仍有晋商的后代在商界发光发热。晋商文化的传承不仅仅体现在个人家族企业中，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商业文化中。山西地区在晋商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独特而繁荣的商业环境，吸引了大量商人前来发展。这种传承性使晋商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依然持续。
最后，晋商文化对现代商业发展具有启示。晋商文化的信用观念是商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信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建立了可靠的信用体系，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建立稳定的商业关系。另外，晋商文化强调亲情观念，提醒人们在商业活动中不能忽视家人的关怀和支持。管理者需要注重员工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提高团队的凝聚力。晋商文化还提醒人们要关注社会责任，积极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回报社会。这些都是晋商文化给现代商业发展提供的宝贵经验。
总之，通过对晋商文化的学习与探索，我深深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性、传承性以及其对现代商业发展的启示。晋商文化的独特性使其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其传承性则令晋商文化具有持续影响力。晋商文化对现代商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其信用观念、亲情观念和社会责任观念都是现代商业成功的重要基石。我们应该向晋商文化学习，将其价值观念融入到现代商业发展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晋商文化不仅仅是山西地区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四
乔家大院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私人住宅群，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深厚的商业文化而闻名于世。近日，我有幸来到了乔家大院，亲身体验了其中的晋商文化。通过参观和学习，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以下是我在乔家大院体会到的晋商文化心得。
首先，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商业智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乔家大院的建筑构造精妙，显示了晋商在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机敏和灵活。特别是大院内的商业街，整齐划一的商铺、精巧细致的装修，无一不体现了晋商追求商业利益的能力和精明的头脑。在乔家大院的商业街上，我看到了许多商品和纪念品，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传统器具和饰品。这些物品都展示了晋商对于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和商业眼光的独到。晋商所具备的商业智慧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家族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乔氏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家族，乔家大院是他们的世代传承之宝。在大院内，我看到了世代相传的家族画像、家谱和神龛。这些都反映了晋商非常重视家族观念，注重家族的传承和发展。晋商重视家族观念，尊重长辈，看重家族的荣誉和声望。这种家族观念不仅在乔家大院体现，也反映在晋商集团的发展中。晋商经营的企业多是家族式企业，家族成员共同参与，传承家族的经营理念和传统文化。这种家族观念的传承和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第三，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梦想和追求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乔家大院的建筑规模宏大，精美绝伦，其中展示了晋商尤其是乔氏家族的财富和地位。这些都表明了晋商对于财富、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和渴望。他们有着富有梦想和追求的心态，不断努力奋斗，追求更大的成功和辉煌。晋商的梦想和追求激励着他们不断改进和创新，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这种对于梦想和追求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借鉴和学习。
第四，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慈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参观乔家大院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与慈善有关的展品和介绍。晋商作为古代商人，他们既追求个人财富，也非常关心社会的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晋商慷慨解囊、周济贫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并且在建设水利、教育事业和修建道路等公益事业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慈善的精神和文化是晋商一直所坚持的，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综上所述，通过参观乔家大院，我深刻体会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晋商不仅具备商业智慧，还注重家族观念，有着梦想和追求，并且坚持慈善文化。这些价值观和精神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我相信，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会更加重视晋商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把晋商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融入到自己的行动中，为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五
中国拥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之一就是商人文化。而在中国商人中，晋商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文化之一，一直被誉为商业圈中的泰山北斗。晋商文化历经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独特的商业经验和文化内涵，传承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老字号。在与晋商老字号合作、窥探晋商文化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些老字号的商业智慧和文化价值。
第二段：信仰和坚持。
晋商文化老字号最为经典的特征之一便是信仰和坚持，它可能是由于晋商地区的礼仪文化影响所致。在昔日的晋商商圈里，计算利益和风险投资的同时，地方文化、信仰和社会责任感非常重要。因此，在日常经营中，老字号追求坚持信仰和社会责任，而不是追逐短期经济效益。
第三段：务实和力量。
晋商文化老字号的习惯不是贵族有钱人的奢侈享受和浪漫主义想法，而是务实和力量。他们的观念是为了经营和发展企业，一定要把家族资产节约、利用最大化。在晋商文化里，务实和谨慎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和团队，把每一笔资金、资源和机遇都充分利用，持续开垦商业版图。
第四段：思考和开拓。
晋商文化老字号通常善于深思熟虑，以长远的眼光开展业务。他们通常能够把公司、客户和员工的利益整合在一起，同时想到更多的收益。在经营上，晋商老字号通常会花更多的时间思考，制定能够产生更多效益的方案，以便能够开拓商业新的领域。
第五段：发展和传承。
晋商文化老字号最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点就是发展和传承。他们非常注重家族企业的传承，把丰富的经验和成功的策略，解释给新的商业领袖。同时，他们也注重帮助地区、社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为社会贡献力量。这种精神也引领了晋商文化老字号的不断发展壮大。
在晋商文化老字号的世界里，他们的成功经历和经验都将继续带给我们无限的启迪和启示。他们的坚持、务实、思考和开拓精神，值得我们在商业发展中不断汲取，对我们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有巨大提升。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六
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群体，具有诸多独特的特点。首先，晋商在商业经营上主要以家族为单位，代代相传，形成家族经营的特定模式。其次，晋商注重商业信誉，德商之称不虚。此外，晋商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晋中地区的繁荣与开放。
第二段：晋商经商的成功秘诀。
晋商能够在商业圈内长盛不衰，背后离不开他们的经商智慧。首先，晋商注重人脉关系搭建，通过与各界人士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获取资源和信息。其次，晋商善于风险控制，能够灵活应对市场波动，以稳定的心态处理商业风险。此外，晋商注重学习和创新，不断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并在商业模式和产品开发上进行创新。
第三段：晋商的企业家精神与核心价值观。
晋商成就斐然的背后，植根于他们厚实的企业家精神与核心价值观。首先，晋商注重家族传承和家族荣誉，始终坚持稳定经营，远离贪婪和短期利益的诱惑。其次，晋商以诚信为本，重视商业道义，始终遵守合同，保持商业信誉。此外，晋商致力于社会公益，积极回馈社会，展现了晋商的责任感和社会担当。
第四段：晋商经验对当代商人的启示。
晋商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商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晋商的注重创新精神提醒我们，要积极拥抱信息时代，不断学习、转型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其次，晋商的心怀地方发展启示我们，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此外，晋商的品德之道提醒我们，要注重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与合作伙伴建立诚信合作关系。
第五段：晋商对社会的积极贡献。
晋商作为中国商业历史上的杰出群体，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先，晋商的商业活动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地方居民的生活水平。其次，晋商注重公益事业，积极参与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项目，推动社会进步。此外，晋商还积极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结：晋商作为中国商业历史上的重要群体，其家族经营，商业信誉，注重创新和责任感的核心价值观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晋商的智慧和经验对当代商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我们应当积极学习他们的精神，将其运用于实际经营中，推动中国商业的繁荣发展，并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七
清初，山西平阳府(今临汾)的亢氏，人称“亢百万”。其资产据《清稗类钞》载，有数千万银两，堪称山西首富。在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银两到百万银两的侯、曹、乔、渠、常、刘诸姓人家。亢氏家族自清初发迹，终清季，是商业、土地兼营并著的家族。
清末宣统二年(1910〕《中国经济全书》称：“康氏(即亢氏)自清迄今，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关于亢氏发家之缘起，有这样的传说：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经山西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牺牲，清朝在全国建立了统治权，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不过，这个传说并不可信。试想：清兵入关后，财政十分困难，清朝大臣祖可法等有过占据山西、解决财政困难的建议。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清军占领山西后，岂能不听说亢家寄存有李自成农民军的大量金银财宝而不向亢氏索要?另外，李自成虽然牺牲了，但李自成的余部仍在战斗，并一直坚持到康熙初年，他们也缺乏活动经费，岂能不设法向亢氏索还寄存的金银财宝?看来，上述之传说，恐怕是人们对亢氏成为巨富原因的一种猜测而已。
那么，亢氏何以成为巨富的呢?回答是：亢氏以经商致富。
首先，亢氏是个大盐商。清代盐实行专卖制，即由政府特许的盐商凭引到指定地区运销。这种贩运特权，使盐商获利颇丰。康熙时期人钮绣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江南泰兴季氏季沧苇，扬州的两准盐商，以“业鹾”起家。亢氏同季氏一样是在扬州以“业鹾”起家。亢氏在扬州有大片房产，著名的“亢园”，“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士人呼为百房间”。另有“亢家花园”一处。在两难盐商中还有“南安北亢”之说，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亢氏原籍平阳府(今临汾)，与河东盐池(今运城盐池)同在晋南地方，亢氏同时是河东盐商也是可能的。
其次，亢氏是个大典当商。典当是封建社会以衣物等动产作质押，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清代前期，山西典当商颇多，而亢氏则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大典当商。据说，亢氏在原籍平阳府开设有一大当铺，后来有人在亢氏当铺附近也开设了一家当铺。亢氏眼见自己开办的当铺营利被别人抢夺，很不甘心，决心挤垮这家当铺。于是，每天派人到这家当铺中典当一个金罗汉，典价银1000两，连续典当了三个月，把这家当铺的资本几乎用光了，这家当铺的主人着了慌，忙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的金罗汉要典当?来人答道：“我家有金罗汉5o0尊，现只典当了90尊，尚有410尊金罗汉要拿来典当哩!”这家当铺主人听了大吃一惊，急忙向来人施利，询问来人的主家，才知原来是平阳府巨富亢氏。当铺主人自知不是亢氏的对手，只好托人与亢氏协商，请将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离他乡去了。此传说真假姑且不论，但说明亢氏是经营着典当业的大富商。
再次，亢氏是个大粮商。清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粮食贸易规模很大，亢氏就是当时一个大粮商，致力于长途贩运和粮店经营。当时的北京，由于是京畿之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氏在正阳门外所开设的粮店。据说，一次曾有“牛车数乘”往亢氏粮店运粮，有一无赖竟在半途阻拦要勒索米粮，后被一位“王爷”获知，赶跑无赖，才解了围。正因亢氏作为粮商名声在外，才招来了劫粮者，又有“王爷”相助。亢氏原籍山西平阳府(临汾)，位于汾河流域，是个产粮区，亢氏在临汾有“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山西地近畿辅，上述亢氏的“牛车数乘”有可能是从原籍往京城运送，亢氏又在京城开设有粮店，所以亢氏既是粮食批发商，又是粮食零售商。
此外，亢氏还是个封建大地主。亢氏拥有大量田宅，在其原籍平阳府“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亢氏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说明亢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储藏有大量的粮食。亢氏家族中第一个发迹者是亢嗣鼎。乾隆《临汾县志》载：“亢嗣鼎，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不过，据李华先生考证，亢嗣鼎“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各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尽管在灾荒之年，他不得不捐献出一点钱粮，来赈灾施舍，装潢门面。他大约生于明末，一直到康熙末年仍然健在”。亢氏清初发迹时有“约计千万”的资产，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经过二百多年，亢氏资产增加了好几倍，这是亢氏善于经商的结果。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八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一、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
“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九
曹家大院——三多堂博物馆，位于太谷县城西南五公里处北恍村东北角，北临南同蒲铁路和108国道线。它原是晋商巨富北恍曹家的一处“寿”字形宅院，外观雄伟高大，形似城堡，独立村北，与四周低矮的民房形成鲜明的对照。宅院总占地面积10638平方米，建筑面积6348平方米，保存着明、清、民国三代的建筑群，陈列着无数珍品，是新开发的一处晋商文化旅游景点。1995年10月开放，已成为晋中旅游的热点。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曹家始祖曹邦彦是太原晋祠花塔村人，以卖砂锅为生，明洪武年间举家迁移到太谷北恍村，兼以耕作。到第14代“三”字辈中有个叫曹三喜的独闯关东做买卖，获利甚丰，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又把生意做到关内，先在太谷设号，向全国辐射。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大江南北都有曹家的铺面，达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有37000人，所以乡民有“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的说法。后又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惜于光绪甲午、庚子年以后由于战争、商业竞争、子孙的骄奢淫逸导致了失败，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辉煌历程。曹家在极盛之时，在北恍村相继建起了一批布局庞大富丽堂皇的宅院，如：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等，尤以“福”、“禄”、“寿”、“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幸存下来的“寿”宅院，是曹氏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堂名，习惯上称为多福、多寿、多男为内容的“三多堂”。这座宅院以高耸大雅，厚重古朴的特色冠于群院之首。宅院座北朝南，分南北二部分，东西并排三个穿堂大院，连接三座三层17米高的楼房，内套15个小院，现存房舍277间。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龙楼凤阁鳞次林比，信步廊庑迂回，举目檐牙高喙，好一座庞大气派的豪门宅院!楼顶还建有三个亭式重楼，飞阁凌空，是曹家护院家丁巡逻之地，也是主人举杯邀月之所。建筑造形酷似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头像。当清晨雾气霭霭之时，或黄昏暮色茫茫之际，站在远处观赏，三座顶楼和整个建筑一起，酷似三头庞大的“牛”、“羊”、“猪”形。这种追新逐奇的建造意识，给宅院平添了几分辉煌和神秘。
三多堂建筑堪称中国民宅奇葩，然而三多堂展出的珍宝则是花蕊朵朵了。它陈列有四大项目12个内容，数千件文物工艺，数千张照片，再配以绘画、书法、模型及现代化的灯光、音响效果，较好地反映了曹家全盛时期的概貌。
“曹家经商史”主要反映曹家历代从艰辛的创业到创造辉煌和走向衰落的过程。有创业阶段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辉煌时期的“辽奉蒙俄六百座”，“福禄寿喜四合围”;有衰败时期的“白烟一股瞬息间，千年瓦金落纷纷”的情景。
“明清家具展”陈列有400多件明清家具，有世所罕见的用92块天然花纹大理石镶成的“百寿大屏风”，后部有上下各50个“寿”字型和三代帝王师祁藻摘录古代十七位学者启导告诫后人的真迹文章。一百个寿字和文章均用阴刻手法刻于其上，又以金粉涂之。有“螺钿镶嵌贝壳镜”，用天然贝壳雕琢上民间吉祥图案和“福禄寿”三星，当你选择不同角度时，会呈现出不同色泽。据传如果看到红色则会官运亨通，看到粉色则要走桃花运，而黄色则预示着要发财致富了。又有“寸斤寸金”的“红木半圆桌”，立体造化的”大理石座镜”以及数百件明、清家具，有“皇家看故宫，民间看曹家”之说。
“瓷器馆”陈列有近2000件瓷器，从掸瓶、罐，到碟、碗、盘，大大小小，琳琅满目，其中不乏许多明、清珍品。
令人称奇的是在“珍宝馆”展出的清宫国宝金火车头钟，此系法国给清廷的贡品，用黄、白、乌三种金制成，重84.50市斤，上镶时钟、晴雨表，上好发条可沿轨道而行进。这件国宝是慈禧太后逃往西安路经北恍向曹家借款的抵押物。另一件珍宝是明代大画家仇瑛临摹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长7.74米，宽0.45米，上有1643个人物，208头牲畜，生动逼真，价值连城。同时展出的还有羽毛镜、商朝白燕古陶、哥窑碎瓷等珍品。
此外，三多堂还展出有清代大书法家赵铁山的40余幅书法真迹，形意拳发展史，根雕艺术展，太谷宫灯展以及太谷县史等展览。现在正着手复原西侧的曹家花园，开辟一处休闲场所。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十
这是一个以商起家后成为官商结合的显赫一时的家族。张氏之先世原居解州盐池之南，元朝时张思诚避乱徙蒲州(永济)，其子张友直遂占籍通化坊，友直传仲亨，仲亨传克亮，克亮传绣，绣传宁，宁传谊，谊传允龄、遐龄。允龄祖父早逝，祖母雷氏矢志守孤。允龄生未几，复失怙。允龄母解氏奉姑抚孤，以持门户。允龄年方幼即掌理家政。年长，遂发愤服贾远游，西度皋兰(兰州)、浩璺(今甘肃碾伯县东)，贩货张掖、酒泉，数年又南至淮、泗，渡江入吴，后益困，遂溯江汉西上菱峡，往来于楚、蜀间。又北到沧博。拮据20年，足迹半天下。虽然身在商界，但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南北所至，为众商所敬服。遇到事情时，往往判断正确无误，人以为异，甚至怀疑他有异术。
允龄教育子弟极严，其长子四维登科任京官后，允龄居京邸。常言：“吾祖母、吾母两世艰贞，幽明感应乃于儿辈。”自认为勤劳半世，虽增加了家资，但觉得还不够多。年五十余，明眸乌发，好象三四十岁的人。晚年思乡，归治别墅于蒲州(永济)城东10里之孟盟桥，凿地疏圃，结宇其中，杂植花卉，四季都有新意。允龄弟遐龄，婚后始游商吴越间，当时年轻气锐，尚未能获利。于是，南历五岭，抵广州，往来南昌、南京诸大都会。六七年来，资本耗尽，穷困而归，则母已去世。母终前嘱允龄说：“吾死不恨，就是顾虑你弟不能自立。”允龄念母言，待遐龄极友爱，遐龄亦事兄最谨。遐龄性坦率，虽从事贸易，但视财利甚轻，不屑斤斤计较。
允龄长子四维(1526-1585)，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土，历任编修、翰林学士、吏部侍郎。蒙古俺答与明议和开市议起，四维与王崇古交关大学土高拱、张居正，促成了和议和开市。张四维家以经商致富，张居正当国时，与之相交，逢年过节，送礼不绝。万历三年(1575)得到张居正引荐，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人赞机务。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卒，四维出任内阁首辅。次年，以父丧归。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王)崇古为势要”。
四维弟张四教，年16便服贾远游，历汴泗，到江淮，南至姑苏、吴兴之境，所经营贸易，常出人意外。在随其父经营长芦盐业时，识量宏达，综计精确，不屑斤斤计较。四维登第出任京官时，迎其父居京师，悉以生计付四教。四教治业年久，熟悉盐务分布、调度，具有操纵能力，末年经商大为成功，资产不止十倍其初。四教襟度旷达，乐施好义，当其意气所激，挥斥千金不顾，捐资授龙虎卫指挥佥事。张氏之姻亲也多是商人或官宦之家。张允龄妻王氏是兵部尚书、宣大总督王崇古之姐，王氏也是商人家族(下面另介绍王氏)。张四维祖姑父沈廷珍，也是服贾远游，“南帆扬越，西历关陇”。四维二弟四端妻李氏，其祖父李季曾“在兖豫之间从商”。四维五弟四象妻王氏，其曾祖父王宾也是商人，王氏早逝，四象续娶范氏，范氏之祖父范世逵是著名盐商。
据《条麓堂集》卷28载：范世逵“家世以农商为业，公初服贾四方，绰有心计，倜傥负大志，视行辈逐逐然，竞锥刀之末者不屑也，令甲榷淮浙占鹾利，以佐国计，凡商人占淮浙盐者，悉令输粟甘肃、宁夏等边，……然自开中以来支结旷日持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亏缺，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张四维有子甲征、定征。定征娶曾任兵部尚书的杨溥之孙女。张四维之女嫁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谆。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弃儒业，在鹿、延、商、洛之间贩粟”。是陕西的大商人。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十一
范氏以范毓宾时代最盛。范毓宾曾祖父范明(字琼标)，明初自介休城迁居张原村。范毓宾祖父范永斗，明末时贸易张家口，进出辽东，是当时八家大商人之一。
清入关后，顺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见，将授以官，以未谙民，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范氏每年要交纳内务府皮张若干，从此走上了皇商之路。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统治权的确立，范永斗在其子三拔协助下，挟内务府的权威，藉清王朝给予的特权和方便，经营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充。一方面继续经营边疆贸易，另一方面深入国内市场进行绸布茶粮贸易。到范三拔年老患病归乡后，范氏商业就由其子所经营。范三拔生五子，长子毓馨、次子毓馥、三子毓宾，四子毓覃、五子毓奇。从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展最兴盛的时期。范毓宾兄弟不仅经商有方，而且与清廷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曾在清王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中运送军粮，立下了功绩。
据《清史稿》卷317载：范毓奇，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奇兄毓宾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宾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毓宾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
范氏在康雍乾三朝，曾为清王朝大量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响，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范氏还是大铜商和大盐商。康熙时，国内铜斤严重短缺，允准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当时称办理这种业务的人为“洋铜商”。范氏经内务府奏请，承担了一部分贩运洋铜的业务，而且在这一业务中占有相当比重，经常拥有洋铜船六七只，成为洋铜商中的大户，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范氏在长芦、河东盐区资本相当可观。范氏持长芦盐引10718道，按每引200斤计，即2143600斤，其资本据乾隆二十年(1755)内务府统计，“所有盐业查明后估银百余万两”。范氏还经营木材、马、人参，乾隆二十一年(1756)曾在宁波与英商签订过玻璃贸易合同。以上充分说明范氏经营范围很广。
范氏财产无具体统计，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产前的财产清单看，范氏当时在直隶、河南二十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艘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在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镇有当铺一座，在张家口置地106顷，分布各地的房产近1000间。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财产。
范氏为清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褒赏。以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计，有20人任官职，其中毓宾任太仆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参政，毓覃以武举破例升为正定总兵官，后署广东提督。此外，还有太仆寺少卿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员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县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纳)。在科举方面，进士二人、举人三人、武举一人、庠生等若干人，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孙而贵，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们的妻子也追赠为夫人、宜人等。范氏不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获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门富商之家。
从清初到乾隆初的百年间，是范氏的昌盛时期。乾隆十年(1745)范氏家门传到清字辈，开始下滑。乾隆十七年(1752)范氏困窘已显露。范氏因官商而兴，又因官商而衰。范氏之衰主要是欠官采过多。乾隆时经办洋铜已无利可图，范氏所营盐业等因资金短绌等原因很不景气。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廷因范氏“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便革除了范氏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至此，皇商范氏终于结束了其显赫一时的官商历史。
因范氏是被抄家，又是乾隆时衰落，时间久远，故原籍遗迹已不复存在。据介体县志办调查，范氏原籍张原村当年有范家街，长近百米，其西段有一院落，有“小金銮殿”之说，可想当时建筑之气派，惜现已荡然无存。范氏宗词，在张原村东南角，其建筑已毁，只有一些瓦砾残垣。范氏坟莹现只保存有总兵(范硫奇)坟，存石雕、双华表，径约尺五，高达二丈。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十二
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朝有李实任官山西，遂落户平遥县达蒲村。李氏经商据说始于清雍正年间。第一家商号是在达蒲村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经过乾隆、嘉庆两朝，商业利润有增。嘉道年间，在经理雷履泰的策划下，西裕成颜料庄适应埠际商业清偿需要，开始进行汇兑业务，日趋繁荣。道光初年遂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专业汇兑业务的日升昌票号，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自从创立票号后，利润甚丰，财富骤增。李氏于道光三十年(1821)在达蒲村新盖高楼院三处，咸同时又投资新设商号十多处。李氏以日升昌和谦吉升票号为中心，在平遥县城设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通钱庄及日升布庄和日升店(货栈);在天津设有东如升等店。李氏所设日升裕、日升厚钱庄在平遥县钱业中，曾操纵行市，称霸一时。
日升昌票号创始时，当家财东是李大全，大全故后由其子箴视主事，箴视弟箴言有疯颠之病，人称“李二魔子”。箴视死后，由箴听之子五典管理。李氏从事商业，所获利润除一部分继续扩大商业投资外，又购买土地，李氏“宣统末年家有土地两顷”，余皆消耗于奢侈生活。李氏为满足其生活需要，又在达蒲村开设杂货、绸缎、药、干果、肉、水果、成衣、理发等店，村中人说：“领的李家本，吃的李家饭，赚的李家钱。”
李氏发财后，其资本的去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盖房置地。李氏在平遥达蒲村筑有四座辉煌巍峨的大院，每座都是三串院，分东西厢房，前庭后院，楼阁相辉，亭榭互映，四座大院又连接一起，村民称之为“李家堡”。土地也很多，据记载，到宣统末年时有土地2顷多。
二是投资商号钱庄。李氏以日升昌票号为中心，扩大投资，新增商号多处。如在平遥县城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达、日升通钱庄和日升布庄、回升货栈;在天津有东如升、如升颜料庄等。
三是捐纳官衔。李氏为了荣宗耀祖和提高家族的门庭地位，花了许多银两竭力攀官结贵，提高门庭。通过捐输，获取虚衔。如李大全在世时，捐衔“千总”，去世后其子箴视为其父大全捐衔“知府加四级诰封通奉大夫”，箴视为其祖父文斌、曾祖父占殿也捐了虚衔。李氏男性多捐有文武官衔，女性也封为“宜人”、“夫人”。嫁女娶媳也必门当户对。
四是挥霍浪费。李氏家中雇有许多佣人，仅老妈子、丫环、保镖、护院就有数十人。李氏一家人，生活也是阴阳颠倒。白天睡觉，黑夜打麻将、吸鸦片。吃饭也是想起就吃，随要随到。有时厨师因厨灶火力不旺，就把馒头沾上油扔到灶火里，以应付李氏一家人的“快餐”。
从光绪末年起，李氏的各商号、票号、钱庄已经出现亏赔。辛亥革命后，亏赔愈益严重，债主已逼上李财东的家门。当时，主持李家商号和家业的是李五峰。他怕债主逼债，便把家里藏的许多财物寄放到内兄赵鸿猷家中，自己也躲藏起来不见人。后来，逼债的风势减弱，李五峰便向赵氏索取寄存财物，不想赵氏抵赖不承认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气急败坏，要到衙门告状，又怕招来债主逼债。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吃了暗亏。最后，煊赫一时的日升昌票号财东李氏，只落了个穷困潦倒的下场。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十三
商人是通过商品交换来获取利润，因此必须有强烈的经营意识。山西商人的经营意识表现在如下二个方面：
一、经营谋略。
讲求经营谋略，在经商活动中把握正确的经营术是商人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地吸收古人的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慎待相与，重视信息。
1、审时度势：战国时大商人白圭把经营术概括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晋商颇精此道，他们有商谚称：“屯得应时货，自有赚钱时”;“人叫人，观望不前，货叫人，点首即来。”明代蒲州商人王海峰，当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经商时，他却深思熟虑看中了到人们不愿意去的长芦盐区去经商。当时长芦盐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使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王海峰在了解该盐区运销史、盐政情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在长芦盐区经商，并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税收也随之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的著名富商，动辄万金毫不在意。明代大学土张四维说：“海峰王公者，雄奇人也。……胸中有成筹矣，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
又有盂县商人张芝，尤善审时度势，“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值吴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至半途适藩削平，国家偃武修文，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累致万金，时盐运日弊，知已不可为，乃决计弃去。后山东盐务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时谦光谢业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谦光远见。”阳城王重新“性沉厚，饶智略，少贾于外，不数载，资雄一方。”又有王海者“幼从父贾河南，……才能颖敏，智谋勇略雄一方”。这些例证都说明，善于审时度势，是经商成功的必要条件。
2、灵活机动：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如旅蒙商经历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蒙古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居住点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大盛魁便采用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帐篷中做买卖，对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大盛魁便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3、薄利多销：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经商40余年，百货心历，足迹半天下，以商而富，其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如祁县乔氏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坚持薄利多销，其所售米面，从不缺斤短两，不掺假图利;其所用斗称，比市面上商号所用斗称都要略让些给顾客。于是，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效果。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还总结了许多薄利多销的经验，并归纳为营销商谚，如：“不怕不卖全，就怕货不全”;“买卖争毫厘”;“生意没有回头客，东伙都挨饿”;“能打会算，财源不断”;“买卖不算，等于白干”等。
4、慎待相与：晋商重视稳妥经商，慎待“相与”。所谓“相与”，就是有相互业务的商号。所谓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但一旦建立起来，则要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如山西祁县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经过详细了解，确认该商号信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否则，均予以婉言谢绝。其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漩涡之中。但是当看准对象，摸清市场的状况，认为可以“相与”时，又舍得下本钱，放大注。对于已经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便，即使对方中途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和从中汲取教训。
“复”字号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的商号泊了光，也不能因此把钱花在衙门里。广义绒毛店曾欠“复”字号五万银元，仅以价值数千元房产抵债了事。至于“复”字号下属商号，一旦停业时，则要把欠外的全部归还，外欠的能收多少算多少。“复”字号的上述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望很高，影响甚大，故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的业务交往关系为荣。又如榆次常氏天亨玉商号，该号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曾向其“相与”的大盛魁商号借银三、四万两，并且让财东把天亨玉的资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无资金的状况下全靠借贷维持，仅将字号改名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末发生倒账，全凭着王盛林掌柜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王盛林认为该号受过大盛魁“相与”的帮助，不能过河拆桥，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仍然没法从经济上、业务上支持大盛魁，帮它渡过难关。
5、重视信息：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就是说，端木赐未接受官府的任命，而是以私人身份去经商，预测行情很准确。山西商人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信息、各地物资余缺及其他影响经营的因素。他们有商谚称：“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民国《太谷县志》序称太谷商人“至持筹幄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能够“持筹幄算，善亿屡中”，与他们掌握正确的信息有关。
山西商人掌握市场信息的渠道有多种，当各地商号了解到市场信息后，便通过书函等形式，及时汇报总号，所以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函，三日一信，掌握地方的政治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界人事变动等信息。
二、经营作风。
山西商人认为良好的经营作风是商业成功的一个关键，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一些宝贵的作风。
1、珍惜诚信：山西商人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销售商品，绝不缺斤短两，货真价实，童举无欺。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抛售。他们深知，只有讲信用，重然诺，不欺不诈，人们才乐与他们交易。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一旦信誉丧失，商业必然招致失败。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总结出了许多有关经商诚信的商谚，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售货无诀窃，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尺满足”。可见，诚信不欺，利以义制，是山西商人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循的一个信条。因此，在山西商人中讲信誉的商人和商号比比皆是，如盂县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金石，一时侪辈推为巨擘”。
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清末，乔家的复盛油坊曾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暴利，竟在油中掺假，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售，代以纯净无假好油。这样商号虽然蒙受一些损失，但信誉昭著，近悦远来，商业越发繁盛。又如祁县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后，晋钞大幅度贬值，约25元晋钞才能兑换1元新币。当时大德通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票号可以趁晋钞贬值之机发一笔横财。可是大德通票号没有这样做，并且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不让存款户吃晋钞贬值之亏，使票号信誉益著。
山西商人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孟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时，不少商人“率辄心计，尚诈伪，由是术辄倍息，独君异其趣，……人咸谓君长者，多倚为重”，后“累致万金”。史籍中有关晋商忠厚待人的记载很多。如明代临县人王子深以开客店为生，有客商住宿后遗金一袋，王收金待客，后客商啼还，王验证给之，客以分其半，拒之，客商叩恩而去。清代泽州人王文宇，“贸易保定府完县，与葛东岗友善，东岗有子弗立，惧其毁败，阴以白金800两付文宇，不令子知，东岗死，文宇督其子，俾其成立，将东岗所遗金还之。”清代汾阳人崔崇于，“以卖丝为业，往来张垣、云中，一岁折阅十余金，其主人偶有怨言，崔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有愧，故不欲生。”由于山西商人主张行商不欺诈，为人诚恳忠厚，故人皆愿与之共事。
2、俭约自律：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节俭作风。晋人一直保持着俭约风尚，明人沈思孝《晋录》载：“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山西商人认为“勤俭为黄金本”。明人谢肇制在其著《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王全性《广志泽》载：“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清朝康熙帝南巡时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顾公燮说：“自古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载：明代蒲州人王恩，“幼失怙，拮据立门户，游货南北，足迹半天下，初岁业尝中耗，厉志经营，因能复其殖，尤慎干出纳，终其身未常有锱铢滥费，盖天性也”。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载：清代祁县人郭平诚，“虑家贫，以生殖致饶裕，性俭约，不喜奢华”。定襄邢渐达，“十五岁而孤，……而自事生业，艰苦备尝，不辞劳瘁，自奉俭约，……盖自服贾以还，一切货物往来，俱存宽厚”。这些例子都是晋商善于俭约自律的明证。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十四
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类别之一，自古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商业智慧和经商手法闻名于世。晋商心得体会，是晋商们通过长期的商业实践和思考积累出来的宝贵经验。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晋商心得体会的五个方面，希望对读者有所启示和借鉴。
首先，晋商心得体会强调诚信。商务世界中，诚信是一种最宝贵的财富。晋商们深知，只有建立起诚实守信的声誉，才能赢得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信任。他们注重履行承诺，并始终坚持以诚待人。因此，在与晋商交易的客户和供应商们，常常只要听说对方是晋商，就会心存信任。晋商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诚信为本”。
其次，晋商心得体会强调灵活应对变化。经商如战场，随时都可能出现突发状况。晋商们懂得，面对变化，灵活应对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他们善于把握市场的风向和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晋商们还注重创新，敢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以确保自己始终处于竞争的前沿位置。
第三，晋商心得体会强调分享合作。晋商们相信合作能够实现共赢。他们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项目和业务。晋商们不仅注重短期利益，更着眼于长远发展。他们会主动为合作伙伴提供帮助和支持，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共同成长。因此，晋商们往往可以形成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商业网络，使自己的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第四，晋商心得体会强调精细管理。晋商们在经营过程中注重细节，善于管理。他们注重提高效益和降低成本，不断优化商业运营流程，以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晋商们还注重团队建设，善于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优势，形成高效的组织结构。通过精细管理，晋商们在商业竞争中始终保持着优势地位。
最后，晋商心得体会强调家族传承。晋商们非常重视家族传统和家族企业的发展。在晋商家族中，传统和价值观是代代相传的，他们注重培养年轻一代的商业智慧和经营能力，使家族事业得以延续。晋商们还注重家族文化的建设，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这种家族传承的机制，使晋商家族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晋商心得体会体现了晋商们几百年来的宝贵经验和智慧。诚信、灵活应对、分享合作、精细管理和家族传承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些晋商心得体会不仅对晋商们自身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国商业界具有深远影响。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晋商心得体会，以推动中国商业的更好发展。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大全（15篇）篇十五
榆次常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稗类钞》称常氏有资产百数十万两。该族原系山西太谷县人，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由仲林一世起到八世常威时，家“始裕”，“至于起家，即率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峙等处。
常氏发迹之后，氏族分居，添房盖院，分为“南常”、“北常”。“南常”以万已为代表，为“世荣堂”;“北常”以万达为代表，为“世和堂”。
北常从乾隆年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增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增设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的“玉”字连号。此外，独慎玉商号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汾阳路履仁先生目睹晚清恰克图商业状况，撰文说：“买卖城内有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正如《山西外贸志》所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北常”有十家带“玉”字的商号最著名，号称“十大玉”。据《汉口山陕会馆志》称，光绪八年(1882)汉口“北常”的商号有如下十二家：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通玉、大顺玉、泰和玉、独慎玉。
“南常”的商号名称均带有“昌”字，号称“十大昌”。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在常氏家谱的“寿序”、“墓表”、“墓志铭”中，多有常氏经商的记载。如常氏九世万达八十“寿序”中称：“翁为榆邑望族，自少英敏，具干济才，方弱冠，遂弃制举，业掭计，然术事无巨细，便能摒弃区划，悉合机宜，为老成辈所器重。中年懋迁有无阅历而话练益精，一切运筹帷幄，克壮其猷，家业日隆。”再如九世常万育八十“寿序”中也赞其经商才能说：“翁未弱冠，读书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计甚切，母独命学陶朱术，翁因顺志北上，据先人遗资，经营二十载，家遂丰盈。”另如常万达之子、常氏十世常怀愉八十“寿序”中称“今初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至于奇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林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贸风;其亿及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又如常万达曾孙、常氏十二世常怿“墓志铭”中，也有“随父服贾张垣，凡筹划经营实左右之”。常氏十三世常维丰“墓志铭”也写道：“君性明敏，事宜张驰，一经裁决，立即决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强干，以放生理日盛，富甲一乡。”常氏作为封建性商人，曾积极参于清朝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例如捐助地方书院。
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榆次书院，知县赠匾一块，上面写着“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义关风雅”。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常氏十四世常赞春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一块，文曰：“士诵清风”。常氏还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荒，捐输3万余金，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好行其德”;庚子后，因助清政府善后经费，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奉皇上旨赐匾一块，文曰：“乐善好施”。在义和团运动中，常氏十三世立教，由村众举充乡团团长，“与村人赵君成业，刘君秉仁协议安置拳众毋扰，并练团丁，以防他匪侵入”。常氏发迹后曾积极投资土地，在清代后期还创办了近代工业。
榆次车辋土质不好，即使如此，常氏也未放弃对家乡土地的投资，南北两常在车辋村占有的土地，为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强，约20顷左右。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损失。常氏转而热衷创办近代家庭工业，据载：“望春兄鉴于吾家人众，而资有限，恐一旦竭蹶，无以为生，因议立敦义和蚕桑局和敦睦织布工厂，由京津聘教授，购机器归，率族中子弟不习儒贾者以入，有缺额招生”，“招徒工数十人，结丝物织络带，以作试验。翌年，即栽桑数百株，养蚕数十万”，“至局内设置，如养蚕架、寒暑表及一切器具无不全备，一时敦义和之丝品织物，销售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处，获利颇厚，而平汾等处人言及榆次敦义和丝物，尤为赞许”，“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肆顿遭损失，工厂货款无出，将至停办”。至十年，以所植成桑，归村公有经理。
常氏除创办家庭工业外，还向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有过投资。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就是由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担任。他在职15年(1923——1937)，是各任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长者。
常氏商业于清末民初衰落，常氏十三世常立训在光绪中叶曾作为常家的股东代表达2o余年。其《墓志铭》记述了他看到常氏商业“日薄西山”的状况后感慨万分：“公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于其酌盈剂虚之际，已足见其持满戒溢的苦衷。”这就是说：光绪中叶，常氏丁目既繁，需用日浩，已是开支拮据。庚子事变，归化城受兵燹之苦，张垣又受到德兵骚扰，常氏商务“遂难复如旧时”。常氏十三世常立教“墓志铭”称：“壬子吾家骤落，京肆事尤棘手，族众推公往，癸丑公选驻京，至甲寅秋，自以维持无术，谢归。”这就是说：民国初年常氏商业已彻底衰败，而且回天无术了。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常氏家族人贡第一人。此后就延绵不断，到清末，常氏从八世到十五世入邑庠生达78人。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常氏十三、十四两世，有4人拔贡，5人中举，一人成为进士，集常氏一时科举之盛。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到1921年，从十四世到十六世间，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由于常氏重视教育，家族中培育出了许多研究经史和书法绘画有较深造诣者。
据《常氏家乘》载：常氏十二世常炳仿柳少师书，常佶双钩字时称无双，常怿工画山水及虎、马、蝴蝶等小品;常憬尤工欧阳体，常惺善诗;十三世常维梁楷工柳少师书;常立德既富藏书，且研究考订之学，晚学颜鲁公书;常立爱藏书甚多，研读史学、理学，而且懂数学;常立屏邃于史学，书法则工颜真卿、董华亭诸家;常立方既嗜史籍，为清副榜举人;常维丰工书善画。常氏子弟中有几位在省内外政界、文化界均颇有影响，例如：十三世常立教于光绪十一年(1885)考中第53名举人，赴京会试，曾参与康梁变法的公车上书，在故宫陈列的黄榜上有名，是常氏家族中第一位科举成名的人物。十四世常麟书，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考中第51名举人，由翁同合推荐，入国子监南学深造7年，光绪二十九年(19o3)癸卯会试，中第219名贡生，殿试取三甲第87名进土，派往户部任度支部主事，因丁忧未就。曾任常氏笃初学校教务、榆次凤鸣学堂堂长，创办榆次速成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兼总教务。
民国初年移居省城太原，历任山西大学、商专、一中等校语文教师。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有《诗经述义》、《礼记易简录》等十多种著作。十四世常赞春，光绪二十八年(19o2)考中第三名举人，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士学位，受聘为清史馆征访员、山西文献征存局编辑，曾任国会第二届众议员。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尤通文史，长期在山西大学文、法、教育学院执教，深为学生敬重，总纂《榆次县志》，多有创见，著作甚丰，遗著目录达50卷左右，尤擅长书画篆刻。十四世常旭春，自幼聪慧才高，童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o2)中第24名举人，1912年选任山西国民公会副会长，1922年到1927年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书法先学魏碑，后宗李北海，所书笔力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为名书法家。常氏十六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主要有《中国民族小史》、《史国史鸟瞰》、《中国财政制度史》、《社会科学通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