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范本能够为我们提供写作思路和结构，使我们的作品更加规范和有条理。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范文范本，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写作的指导和帮助。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一
豪华跑车、富家公子、浙大毕业生、飙车撞死人，诸多吸引眼球的因素集合到一起，引发了社会对杭州飙车案广泛而热烈的关注。
而当地交警部门最初的草率鉴定，最终让这种关注演变成了一场网络风暴。日前，受害者家属接受了公安机关的鉴定报告，肇事者因交通肇事罪被批捕。
一起交通事故何以演变成一桩公共事件，社会各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读。显然，这件案子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能够如此轻易地撩动大众的敏感神经，其背后的因素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安全或是富二代的教育问题。
就像有评论指出的那样，飙车案激起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关注，暴露出了普通公众对自身安全的焦灼感。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焦灼感背后所体现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群体心理和情绪，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和谐进步的人所警示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杭州飙车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一种标本意义。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
虽然这部分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财富伦理、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但很明显，其中一些人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并不高。他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炫耀性消费常常让身背几十万住房贷款的工薪阶层目瞪口呆，再加上很多人的财富并不是那么阳光透明，其先富之路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灰色地带，这使得一般民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平感。
而这其中，豪车无疑是先富阶层的一个标签，每一次引发的事故几乎都成为一时的焦点。此次杭州飙车案，媒体对双方“开跑车的富家公子”和“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名校毕业生”不同身份有意无意的强调，无疑放大了人们这种阶层分野的意识和情绪。
本来，法律是无论贫富都要遵守的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但飙车案发生后，杭州警方并没有立即将肇事者逮捕，在最初事故认定时在措辞上的不确定，引起了公众对权钱交易的遐想和对司法机构公信力的怀疑。
这其中，肇事者的一个朋友打了四十分钟电话试图摆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一些有钱有势者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在遇到麻烦时调动关系将其“摆平”，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并不是多么陌生的社会现象。
但每一次“摆平”，都在侵蚀司法这一最后权利屏障的公信力。其实，以上的种种，并不是一个胡斌所能够负担的了的。
凭心而论，公众和媒体对这起案件的反应多少有些过度，但这种过度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权利救济途径的缺乏，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都需要一个释放的渠道和契机。
飙车案不过是一个放大器和导火索。而网民表达中所闪现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令人不安。
如果富人阶层和草根阶层除了相互鄙视和谩骂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话，那么，这将为我们这个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说到底，我们需要将不同的利益表达和冲突纳入法治的轨道。
不论是开宝马还是挤公交，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被侵害时，能够得到司法的有效庇护，应该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而这其中，公正司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二
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
农村劳动力外出直接推动了农民收入增长。中国农业资源严重不足，相对于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人们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较小，农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因此，中国农民从农业经营得到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希望就寄托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上。
（二）缓解贫困。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家统计局年城乡住户调查资料表明，迁移与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近年来，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为了摆脱贫困，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发达地区，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三）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
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60%左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一）增大就业压力，影响收入分配。
工资收入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下岗失业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现有大约1.6～1.7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了谋生而向城市流动。而劳动力供给数量庞大，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又相对有限，使得我国城市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同时随着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维持生计，城镇失业人员必然要与外来劳动力争夺有限的低端劳动岗位，从而造成这类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工资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就业状况的变化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使得劳动力市场分化，工资差距加大。
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户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城市福利体制的存在，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社会保障状况差。一般来说，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着与城镇职工迥然不同的工作，他们占据了许多非熟练工种：建筑工人和维修工、餐馆服务员和办公楼的保洁员、家庭里的保姆等，并且平均来说，挣得低得多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化和巨大的工资差距，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农村流动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而且使整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农村流动人口尽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其受到现行政策与社会制度的歧视，难以获得同城市居民同样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资源，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被边缘化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难以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边缘化的生活状态容易激发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加大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三、对策建议。
（一）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政府发挥职能，充分利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两极分化。
将城市公共福利和安全水平作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确保政府公共行为和政策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相一致。同时，利用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在有效调节高收入的同时为低收入者创造发展的机会和平台。比如充分发挥收入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允许子女的抚养费、教育费等进入税前扣除项目，对退休金的一定比例给予免税等。
（三）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目标，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导致城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失去工作，从而丧失了收入来源，陷入贫困，这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还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有必要建立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目标的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制度，提高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统筹层次。同时，在现有保障水平的前提下逐步将农村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畴；逐步提高低收入人口的保障水平并实施综合保障管理制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逐步按照国际惯例实施劳动标准。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三
作者在互联网发展迅速的今天，看到了“标签固化”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年代划分的标签，就像“九零后”。每个圈子都深陷标签中无法抽离，也许我们是时候反思一下是否要撕开自己身上的标签。
标签和反标签，是近年来网络常见的现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可以来说是关于代际划分的标签。尤其是九零后，因为处于互联网迅速发展阶段，成为风口浪尖人物，多次产生巨大的网络舆论。
“九零后”这个词一度指九十年代后出生的这部分群体非主流，自私，自我，也成为一个贬义词，但随着时间发展，这部分群体身上原有的标签被撕去。
他们在国人面前，身上带有的品质出现，年轻，活跃，勇于接受新事物。不过值得会心一笑的是，零零后标签固化初现端倪。
我们处于网络浪潮中，在见证着标签固化的同时，也看到反标签的论战。但就整体趋势而言，反标签似乎占了上风，这和我们网络的主要群体有一定关系，九零后们更强调个性。
韩少功写过一本书《马桥词典》，写到马桥人对味道形容的词“甜的”，只要是他们认为好吃的味道都用“甜的”来形容，他们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而西方人的吃到辛辣，或者对舌头刺激性食物，则用“hot”形容。
一定程度我们可以看出标签固化的原因，由于时间或者地域的局限性，彼此无法深入沟通了解，从而形成固有印象。
那么标签固化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交流接轨，为了让世界更好记住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功夫，长城，故宫，兵马俑等成为我们的文化名片，在让世界其它国家记住中国的同时，无意间也把中国的形象固化，现在也对中国输出其它文化产生困难。
同样在网络里面，由于信息瞬息万变，标签固化有助于网友加深对自身的印象，于是我们看到了“最有故事的女同学”“最美xx”等系列网络人物，一时风头另他人难以企及。
娱乐圈的人设更是屡见不鲜，比如“老干部”“耿直”“蠢萌”“逗逼”等等形象，我相信在我说出这几个标签的时候，读者脑海中自然也勾勒出相应的明星形象。
过犹不及，相应的负面影响随之而来，过分地渲染一个标签，会使网友产生厌烦之感，同时也会面临限制，在要转型时候付出更大努力，甚至可能导致失败。特别是人设一旦崩塌，难以再挽回形象，更会让人觉得“作”。
那么又该如何减少乃至消除这种标签带来的标签固化影响，最根本应该是做到自身的强大。
比如近些年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更加深入交流，展示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京杭大运河还在历史中砥砺前行，几千年古老智慧的二十四节气还在叙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望。更有高铁载着经济发展，移动互联网独领风骚。
胡歌撕去标签人设的过程是值得小鲜肉们学习，虽然有无数自媒体人夸耀他，但是笔者依旧以他为例，毕竟除了他，要真正提高实力的明星我真的不知道几个，也许陈晓还在修炼过程，彭于晏是一直都很出色，把演员职业做得很赞。
回到开头所说的零零后，有意思的是批评他们最多的大概也是来自当初被标签固化严重的九零后，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笔者也会在下周分享相关见解。
大江东去浪淘尽，时间最为公平，也能让大家记住最该记住的。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四
摘要：随着社会的转型，高知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而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中所出现的高知女性“结构性过剩”的失婚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原因外，本文还从社会认知理论分析了高知女性对爱情、自我、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从认知倾向的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择偶梯度理论及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不利地位。
关键词：社会认识；认识交换；择偶补偿原则。
一、社会转型高知女性地位的提高与“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一）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
本文所谓的高知女性是指拥有较高学历（大学本科以上）、处于中、高级白领阶层的职业女性或仍处在为获得更高学历（硕士、博士）而继续接受教育的女性。这些女性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其中部分人可能错过了最佳婚恋时机，按照社会的一般看法，她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大龄女”。也就是，学历、知识、能力越高的女性，她们的结婚时间会越晚，择偶对象的范围会随着学历知识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变小，高质量的结婚机会会随之降低。此现象的发生，是中国30年来社会转型加速期间发生的，在社会转型期间某一方面会迅速发展而另一些方面会相对滞后，在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中，则表现为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而相对应的传统女性文化观念相对滞后，也就是说，是高知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传统“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二）“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造成的“结构性剩余”
中国社会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形成了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社会婚姻模式。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高性别比的国家。近十几年来，性别比又大幅度上升，从而导致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产生了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引发了诸如色情泛滥、买卖婚姻、拐买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传统的择偶模式使得未婚男性强大的求偶压力难以传递到高知女性身上。男性在择偶时大都希望选择那些在学历、政治、经济地位上比自己低的女性，而高知女性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这就使得部分高知女性处于“结构性剩余”的境地。虽然存在着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但男性失婚人口绝大部分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下层，在婚恋中与处于上层的高知女性之间无法沟通。毫无疑问，这种“结构性剩余”状况加大了高知女性在婚恋中获得成功的难度。
（三）在社会婚配模式下的择偶梯度观念。
所谓“择偶梯度”，是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以便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获得家庭的掌控权，而女性则更多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薪金收入高于自己，也就是“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以便寻找依靠，排除内心的不安全感。这里所说的男高女低的差异包括很多方面，如年龄、外貌、相对年龄、社会地位、个人综合能力等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配模式是“郎才女貌”、“男主外、女主内”，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来看，男性在婚恋中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女性在人们眼中就要凭借自己的外貌、年龄、持家能力、品德等来换取男性在社会上的成就、家庭背景和经济能力。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就是依附于男性，在婚恋观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样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方式同样就是遵循了“择偶梯度”理论，这种中国的传统婚配模式至今仍主导着中国青年的择偶观。
二、高知女性的社会自我认识偏差。
（一）对爱情的认识偏差。
社会认知是指包括感知、判断、推理和评价在内的社会心理活动，其过程是社会知觉、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
认知偏差也就是在认知过程中出现的知觉、印象及判断与认知客体的不一致。社会认知过程中的社会知觉是关于他人和自我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和特征的整体性知觉，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社会印象并进一步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有依据的归因。社会印象则是人们通过与认知对象的接触和知觉，在头脑中形成并留在记忆里的认知对象的形象。
在社会知觉和社会印象的基础上，对认知客体的评价和推论就是社会判断。高知女性本身的高知因素可能会成为其理解爱情的一个不利因素，因为高知女性往往对爱情持理想主义态度，这与世俗的婚姻观念之间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鸿沟。她们眼中的美好爱情要有双方志向上的统一、精神上的默契、价值观念的一致，还要有高品位、有内涵、有情调的生活。简言之，在她们看来，情感的交融和心理的相容才是真爱。这种爱情观必然导致她们对完美男性和完美婚姻的追求。她们虽知完美男性难以追求，但是由于这种完美情结的存在，她们会对爱情呈一种固执的追求状况，而不肯向世俗婚姻低头。这种完美主义导致她们选择婚姻时过于挑剔，并且会用各种理由来掩盖这种有偏差的爱情观念。
（二）对自我认识的偏差。
对自我的认知可以借助于美国心理学家库利所说的“镜中我”来实现，具体说，“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自我认识是他意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费孝通把这种自我认知过程叫做“我看人看我”。自我通过“主我”与“客我”的相互作用维持和不断完善认知主体的心理状态，使认知主体清醒而又完整地看到自己、理解自己。人们认为高知女性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处于金字塔的最顶层，无论从知识还是能力来说，她们都不承认自己比男性弱，从心理上来说她们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她们认为自己的高智慧高能力能够与她们相配的也是男性高层精英分子。这也是社会择偶梯度理论在高知女性中的一个反映。处于金字塔顶尖的高知女性，追求更加完美的男性精英，而在男性的金字塔层次里没有与高知女性相对应的层次；另一方面，处于男性金字塔顶层的男性精英，在择偶梯度理论的社会大观下，往往会选择比自己弱一点的女性为结婚对象，他们更看重女性的是女性的年龄、外貌等先天因素，而非女性后天努力得到的智力、能力因素。于是在这种观念下，有俗话说“女大专生是赵敏，女本科生是黄蓉，女研究生是李莫愁，女博士是灭绝师太”。高知女性对自我的过高认识，无疑增加了她们在择偶中的困难。
（三）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
“男才女貌”的择偶标准观在中国人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女性看重的是男性的智力、才能，而男性看重的却是女性的年龄、外貌。所以现在在大学的校园里流传的是“学的好不如嫁的好”，表面上看可以认为是社会上盛行的功利主义在作祟，但我们认真研究可以看见的是那些本科女性为什么能够“不学而嫁的好”呢？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她的年龄、外貌条件与高知女性相比会优一些。也就是年龄外貌条件能够补偿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智力、能力不足的因素，而反过来智力能力条件并不能补偿女性的年龄外貌不足的因素。而男性恰恰相反：年龄外貌因素不能补偿他们的才能不足，而才能能够补偿他们的年龄外貌不足。在这种择偶补偿原则下，男性择偶的首要标准当然会是年龄、外貌条件了，尤其是对处于金字塔顶尖的男性精英来说更是会在寻找“次而优”的非高知女性。这种择偶补偿标准使得女性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是很多高知女性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自己的高素质条件，能够使自己在择偶过程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当然，我们得承认这是择偶观念滞后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奇怪现象”，并非高知女性本身的错。
三、婚姻市场中社会交换的男女认识。
在婚姻市场中，婚姻实质是双方的'一场交换。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认为互动者是根据一项关系所能够带来的报酬与代价之比率来评价其吸引力的，当报酬超过代价时，该项关系便被评价为有吸引力和有价值的。交换双方一旦发生初次的接触以后，二者之间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便主要依赖于个体所体验到的或期望体验到的报酬水平。
个体在互动中具有高度的行为选择性，他们追求能够产生最大满意的结果，一旦达不到目标，他们便会放弃眼前的关系而另作选择。这里我们从这一理论出发来考察高知女性的婚姻交换。
（一）高知女性婚姻交换的报酬与代价不对等。
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报酬与代价这一对概念比较重要，因为对两人互动中相互作用分析的行为结果是以这两个概念来表示的。报酬与代价是两人互动中独立或联合行为的结果，同时还是双方价值观和情感的反映，而并非仅仅是经济的或物质的收入或付出。这里强调的是，双方在婚姻交换过程中的双方价值观与情感的报酬与代价。
在高知女性的择偶过程中，她们已经潜在的付出了高代价，她们在学业事业上的投入成为她们婚姻交换过程中不得不重视的代价，这种代价牺牲了自己的年龄与青春，因而是高昂的。因而她们价值观上期望的报酬也是较高的，所以潜在要求自己的择偶对象是高标准，这种高标准不仅仅体现在要求男性对象的经济基础较好，而且要求他们的精神价值与情感能够与自己追求的高精神境界相匹应，这就造就了高知女性在婚姻代价与报酬中的不平衡。而相对应的，男性精英在报酬与代价之间就不存在这种不平衡，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当成婚姻的一种基础，所以他们在自己才智上的投资的代价可以从婚姻的报酬中得到，他们有空间选择自己的理想的女性。所以这种代价与报酬的不对等使得女性在婚姻交换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二）交换中的外源性因素———交换互补不成功。
外源性决定因素指并非直接来源于社会互动，而是来自互动以外的影响报酬与代价的因素，包括互动者的个体需要与能力，互动前已存在的态度或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互动的情境等。因此在交换中，双方的互补因素被认为是重要的外源性因素。当互动双方能够以各自的低代价相互提供报酬时，交换关系便容易形成。因此，互补便成为影响行为结果的重要因素，即在互补关系中，每一方能够为对方表现出某种对方本人不能表现的行为。这样，每一方能够提供给对方所需要而对方本人又难以实现的资源。在互动中，拥有某种资源的人便有机会对依赖于他们的人实施垄断，而依赖于他们的人又能够从有优势的人那里获得依赖性满足。关于这种互补原则，我们在分析高知女性择偶过程中可以看见择偶补偿的缺陷所造成的高知女性择偶的互补不成功。具体分析可以见上文的在对“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中对择偶补偿原则的分析。
因而，在市场转型中高知女性失婚现象具有必然性，这其中有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原因，也有高知女性高于现实的认识偏差，也有在婚姻交换中男女认识倾向的社会交换中的矛盾。充分研究这些认识倾向上的原因，有利于改变社会对高知女性的认识偏差。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五
论文摘要：道德教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占有主导地位。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中国的道德教育带来较大冲击。对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准备不足、学校教育滞后、家庭教育单一、社会道德教育偏弱等是导致中国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呼吁全社会重视德育教育，努力营造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经济文化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目前，中国的道德状况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分析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而且参加讨论的人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人们把种种不道德或归于市场经济，或归于社会环境，或归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或归于学校教育不得力，或归于个人自我修养差，等等，众说纷纭，观点不一[1]。笔者认为，导致中国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人们对突如其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繁荣”的局面，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接受，而不是主动“拿来”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始终在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运动与建设相生，整顿与生产相伴。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被解放了的人民更是带着极大的热情，带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党的无限忠诚，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大潮之中。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极其单纯，大家并不认为经济收入少、加班加点、商品供应匮乏不对，相反，在做好分内工作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分外工作，可以说，为了工作人们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近乎疯狂。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有一道铜墙铁壁似的防线，以传统的和时代的道德观自觉地抵制着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在中国人面前展开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中国人耳目一新。面对突然的变化、豁然的局面、繁杂的环境、飞速发展的经济和反差极大的生活，人们来不及思考，对某些社会现象没有时间去做本质上的分析，而是以自己工作、学习、感觉上的需求，简单而武断地否定过去的体制和传统的道德观，并迅速地从一种单纯的思想进入另一种单纯的思想，而且带着这样的思想又一次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之中。这一时期的思想领域，旧的东西被丢掉，而新的东西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处于一种迷茫的状况，加之紧张的生活工作节奏，人们也就自然放松自我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一次，中国人民打了一场思想上的无准备之仗，结果也付出惨重的道德代价。
2学校德育教育滞后是导致“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1978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教育界吹来一股浓浓的芳香，10年中人们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如火山岩浆迸发而出，校园沸腾了，又安静了。教师学生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攻克高考这座堡垒。学校的中心工作也非常明确，就是教学，说透了，实际上就是应对高考，就是提高升学率。“升学率”“就业率”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对各级学校评估的标准，在这一标准的导向下，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更明确。因此，多年来，学校教育过于注重教育的功利性，而忽略教育的育人功能，更多地在关注学校的升学率和学生就业率，教学成绩成了学校唯一的追求，甚至主宰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当然学校教育也在始终如一地不断地完善着理论、追求着实效，在对学生进行着道德教育，但这些尽乎理想的理论，似乎触及不到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有时也难以解答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同时面对如此纷繁的社会大环境和繁重的教学、课业负担的重压，真可谓杯水车薪，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和无奈[2-3]。其实，在应试教育之下大谈德育教育，也只是空谈，因为学校无暇也无力更多地顾及德育教育，德育起着点缀或应付检查的作用。
3家庭德育教育的单一对孩子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社会德育包含的范围极广，如今，媒体导向、通讯手段、现身教育、现实生活状况等都对学生的道德观念、道德品德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媒体宣传是社会教育的一种极重要的手段，一个学生从他懂事的时候起，接受广播、电视、杂志、唱片的影响和教育要多于学校，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要比教师和家长的说服教育更具实力，更有说服作用。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歌星、影星、运动明星，每个学生心中都有自己的崇拜偶像，或者是某颗“星”的粉丝，但对其他知名人士却知之甚少。诚然，每一次的宣传活动都有很好的主题，但这些主题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被形式所掩盖，从而使得学生更多地关注宣传的形式，而忽略内容。如今在青少年中间出现的“崇拜危机”与媒体宣传不无关系。其实，在社会教育方面从未放松过，如1981年由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因救落入粪池的老农而英勇献身的事迹引发的关于人生价值问题的大讨论、“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倡导、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英模的演讲、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评选等，然而，学生更多的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实生活中不变的事实，给学生带来的是“事实胜于雄辩”的影响和教育。其他如电脑、手机的影响、长辈和朋友的现身教育、金钱的诱惑等，这些“事实”现象使学生对道德教育失去足够的信任[4]。
5经济发展对德育教育产生巨大的冲击。
经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与此同时，许多社会现象在学生思想中形成的不可更改的事实也直接影响着学生道德观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展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社会表象上看，在学生的眼里，看到更多的是人们头脑中利益多了，理想少了；见利忘义的人多了，见义勇为的人少了；骗子多了，老实人少了；奸商多了，标兵少了；假的多了，真的少了；索取的多了，奉献的少了；贪官多了，公仆少了。而且，一些奉献社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面对如此缤纷的社会现象，那些理想的、理论的、书本的德育很难改变学生眼中的信息，这种大于任何一种教育作用的“事实”教育，对学生良好道德观念的形成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既不必做危言耸听式的假设，也无需做杞人忧天般的推理，但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一个没有良好道德修养和道德规范的民族，不可能有一个繁荣、强大、兴旺发达的美好前程。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道德荣辱的礼仪之邦。如果把中国每一时期的教育作一个比较，不难看出，无论是哪一个历史时期，德育教育都占着主导地位。其实，孩子就像一张没有被涂抹的白纸，开始需要社会、家庭、学校为他们打好底色，涂好和谐的色调，为其将来挥毫泼墨奠定基础。因此，希望全社会对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勇于面对现实，找出不足，承认错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因为这关乎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强盛。
参考文献。
[1]李萍。中国道德调查[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
[2]丁丁。陶行知教育思想12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3]苗相甫，杨浩文。道德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张世杰。道德与人生[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六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河南开封475004）。
摘要：农村幼儿教师频繁流动成为阻碍农村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从人口流动、农村社会变迁、教育体制变迁、经济体制变迁等方面来分析农村幼儿教师流动的现状，提出应切实保障增加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学前教育，抑制农村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回归政府的主导地位，稳定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其工资待遇。
关键词：社会变迁；农村；幼儿教师流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想发展农村的学前教育，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应该要建设一支高质量的稳定的农村幼儿教师队伍。[1]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与农村幼儿教师的流动之间关系重大，因为幼儿教师的合理流动可以给幼儿园带来积极的影响，使幼儿园充满活力，也可以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实现教育资源的重组；反之，则给幼儿园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不仅不便于幼儿园的管理，并且也会限制幼儿教师的个人成长和正确的自我认知。但目前的很多研究显示农村幼儿教师流动较为频繁，甚至已经达到失衡流动的程度，其背后的原因不仅是与幼儿教师自身的因素有关，更是与整个社会变迁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幼儿教师流动的现状，以期可以找到缓解农村幼儿教师流动的可行之策。
一、社会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
1.人口流动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一般而言，人口流动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二是指人口的空间移动。[2]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表明，只要预期的实际工资大于农村的实际收入，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就会继续下去，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使城市工资降低，或者增加了城市失业率，从而使得预期的城市工资和农村收入水平相等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才会停止。[3]这一人口流动的模型表明，城市和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收益、就业机会的差距，无一不影响着农村幼儿教师向收益好、就业机会多的城市流动。这一现象就促使国家加大对城市教育资源的投入而弱化对农村教育的扶持，而迫使农村幼儿教师离开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而流入城市。
2.农村社会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在以前的乡村社会中，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幼儿教师来说，其与农村土地是有浓厚情谊的。靠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4]所以对于扎根农村的幼儿教师来说，是不会轻易流出农村的。目前在农村，大部分人采用土地出租的土地流转模式，离开乡村，去城市寻找工作，这样既有土地出租得到的收入，又可以通过在城市工作挣得收入。农村幼儿教师在这一流动的潮流中，也试图在城市的幼儿园找到立足之地，或者干脆离开幼教领域进入到其他领域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吸引了大批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教育资源也开始偏离农村而聚集城市，从而促使农村幼儿教师向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流动，使幼儿教师不仅可以在城市得到更好的专业发展，也可以使自己的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
3.教育体制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师范教育不再免费，也不再包分配，师范教育对于那些学业成绩优秀、家境贫寒的学子已经失去了吸引力。[5]对众多考生来说，幼儿教育师范专业，已经成为其较少的选择，或只是最后服从调配的无奈选择。师范教育体制变迁使本来受政府重视的师范教育变得不受重视，免费师范教育的逐步消失使幼儿师范教育毕业的学生不愿回农村教学，甚至流向其他待遇较好的行业。在农村，大部分的民办幼儿园都是个体性质的，这些农村的民办幼儿园因其盈利性质和自负盈亏的运转机制，使其本就无编制的幼儿教师的收入往往没有保障，更不用说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这就会导致幼儿教师不愿全身心投入到农村幼儿园的工作中去，并且在其中工作的相当一部分幼儿教师并没有幼儿教师资格证，他们往往是因为暂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才会选择去幼儿园工作，一旦有更好的去处便会很快离开幼儿园。
4.经济体制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乡贫富差距要比在计划经济时代更加明显。市场经济影响下的贫富差距，()使处于同一阶层的人在不同的地区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差异，根据陆学艺依据职业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其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包含有幼儿教师，同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幼儿教师在贫困的农村与在发达的城市工作的待遇却有着巨大的差距。在计划经济时代，师范生毕业基本上是由国家同一分配，国家会有计划地根据现实需要分配毕业生到相应的岗位，教师流动现象一般是很少出现的。而在市场经济下，毕业生很容易将市场价值规律运用到求职择业的过程中，将薪酬福利等作为决策的重要标准。[6]有关调查研究显示，大部分的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月工资在500~800之间，在工资收入还满足不了幼儿教师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情况下，农村幼儿教师的流失是必然的。
1.应切实保障增加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幼儿教师流向发达城市工作是城乡收益差异所导致的，如果这种差异在合适的范围内，则可促进幼儿教师的合理流动，反之，则导致农村幼儿教师出现失衡流动现象。随着农村幼儿教师持续不断地向城市幼儿园或其他行业涌入、竞争力的不断加大，其收入和就业机会就会有所降低，此时可能会有许多幼儿教师返乡任教，但这只是幼儿教师的被迫选择，是城乡幼儿教师流动极度不平衡造成的结果，而不是缓解农村幼儿教师失衡流动的解决办法。所以政府应重视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幼儿教师收益和扩大就业机会，缩小城市和弄寻幼儿教师之间的发展差距，只有预期收益的城乡差异逐渐减小，才能实现农村幼儿教师的合理流动。
2.统筹城乡学前教育，抑制农村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对学前教育进行城乡统筹，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的问题，在统筹城乡学前教育过程中，统一配备学前教育师资，构建合理的城乡教师交流机制，促进城市幼儿园教师下到农村幼儿园，为农村幼儿园教师带来新的教育思想，同时也可以激励农村幼儿园教师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促进其快速成长。如果农村幼儿教师工作稳定性强，工作环境良好，与城市幼儿教师收入相差不大，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那么大部分的幼儿教师是更愿意选择在农村幼儿园工作，因为其家庭的居住地点就在幼儿园附近，可以照顾父母和孩子，不至于离开家乡离开亲人而去城市打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抑制农村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的。
3.回归政府的主导地位，稳定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政府在对农村的学前教育的政策选择上实现政府主导地位，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提高农村学前教育的质量。合理分布城乡优质幼儿教师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阻止事实存在的城乡学前教育差距继续发挥“马太效应”作用，遏制幼儿教师单向、无序流动的势头，给予农村的学前教育发展喘息的空间。[7]学前教育的质量与师资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所以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的前提是稳定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所以，高等教育也应加强学前教育专业的建设和重视，正确引导师范专业毕业生回家乡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由地方政府进行公开招聘，对愿意回村进行任教的大学生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大量解决其编制问题。对于民办幼儿园的教师，虽然无法解决其编制，但是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福利保障，从而稳定农村幼儿教师的队伍。
4.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其工资待遇。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外界对幼儿教师的看法是有诸多误解的，认为幼儿教师就是“廉价的保姆”。对农村幼儿教师来说，由于其工作性质、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其地位总是达不到应有的高度。有学者认为，城乡教师职称晋升应实行差别待遇，城镇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职称，要有在农村中小学或薄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的经历；适当增加中小学高级教师职务岗位指标，为农村中小学教师晋升中、高级职务创造条件。邓小平也曾说过：“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8]幼儿教师首先作为一个人是必须要先生存下去的，然后才能积极地投入工作。所以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如此，更要使农村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努力地使幼儿教师的生活、工作环境得到真正的改善，并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幼儿教师的浓厚氛围，使幼儿教师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农村幼儿教育工作中去。
参考文献：
[1]汪少英。农村乡镇幼儿教师流动问题的研究―――以湖北省汪集镇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3]罗希。由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看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j].科教文汇，，（5）：1-2.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出版社，：2.
[7]姜盛祥。重庆城乡教育统筹背景下幼儿教师流动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七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都存在着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总规模很大，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中西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比率远远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的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及收入水平，大量自发的流入东部地区，生产要素在各地之间流动，改变了生产要素占有水平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地区性的劳动力流动在客观上加剧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但同时也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是造成地区之间的工资收入增长呈收敛趋势的主要原因。
二、利用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
1.优化产业结构。
劳动力归根结底是趋向于流动到收入较高、发展较快的部门或地区，所以，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核心，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劳动力流动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强调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村劳动力、注重农业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加强对流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
大量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的水平低下，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为劳动力流动提供支持，为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体系，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城乡职业教育的统筹，发展新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使劳动者具有自主保护自我合法权益的`意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及其专业的职业技能水平，发挥社区在劳动力教育和培训中的作用，共同服务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增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推动经济的增长。
社会保障制度是培育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条件，政府应加快失业、养老、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用工合法性，保障劳动力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和良好的供应体系，探索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管理和分配，建立形成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安抚和社会互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流动劳动人口的后顾之忧，保证劳动力平等地进入市场，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使劳动力资源获得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八
听说过世界上最软的床吗？如果听说过那你们一定没听说过世界上最硬的床。有多少孩子在温暖的卧室中躺进柔软的被窝进路梦乡，而又有多少孩子像童话故事中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冻死在那寂静的街头。
那些孩子成天躺在“最硬的床”上忍受寒风的摧折。他们多希望有一天可以躺在柔软的床上做一场香香甜甜的梦，他们多希望有一天可以呆在温暖的被窝里安稳入睡，他们也想体会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上帝多少也会无情，他不可能给每一个人相同的待遇。
那些孩子甚至仅仅渴望看到烤鸡、家、衣服……他们要的不多，一点也不多。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或许给那些孩子做人最基本的尊严才是最重要的。
那冰冷的地面，那肮脏的大街就是他们的栖息地。愿那些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九
贵州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基本特征。
将外出劳动力的个体做分析，能了解其构成、文化层次、规模等基本情况。数据结果显示基本特征是外出人员性别男性化、转移年轻化、家庭主劳动力转移化、文化程度较低化。
1.从外出的人员数来看，在50户的村户调查中有21个劳动力外出，为23人，07年为28人，增长了30%。在有限的调查户数里，两年增长了三分之一的外出人数，说明外出的人群在增加。
2.从性别构成来看，男劳动力人数在三年内分别是18、20、26人次，分别占总外出人员的85.6%、86.9%、92.8%。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外出劳动力中以男性为主，且男性外出人员的增长幅度大于总的外出人员增长数。
3.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的关系中，户主与子女两类是外出的主要类型，在05与06年外出的人员全部由这两类关系构成，07年新增加了兄弟姐妹关系占的比重仅为7.1%。从人员的构成来看，外出的基本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
4.从年龄结构方面来看，16岁到50岁都有外出的人员，三年平均外出人员的年纪结构比重分别是：16-20阶段占12.28%，21-25岁阶段占24.03%、26—30岁范围占18.50%、31-35岁比例为9.39%、36-40岁为20.34%、41-45岁为14.27%。但更多的集中在21-25与36-40岁两个阶段，这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关系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80%以上集中在小学和初中程度，而初中程度占52%，是外出人员的主要受教育水平。其次是高中水平（8.57%）不识字或很少（8.45%）以及中专（4.77%）。可以看出，贵州山区外出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还是很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也决定了外出人员就业的环境及收益水平。
（二）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
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能揭示贵州劳动力外出的流向问题，也能从中看出外出劳动力的竞争力程度。数据分析显示如下的现状：
1.劳动力的外出方式中，三年内所有的转移劳动力全部靠亲戚朋友介绍外出。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山区人际网络关系决定了村民外出就业的强度，一方面说明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贫困山区少数民族村民对外界的信任度很低。
2.在外出地区及类型项目中，东部地区是转移的主要输入地05年占76.2%，06、07两年占100%；西部地区在05年占23.8%的比重，其他年份没有转移于此；至于中部及其他地区一直没有劳动力的流往。可以看出，贵州劳动力仍然聚集在发达地区，追逐最高的劳动力报酬。
在外出地区类型中，93.93%的劳动力外出到地区级城市，6.73%集中在县级市，4.76%流动在省会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在07年所有的劳动力都集中在了地区级城市，这说明农户的转移还是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只是选择略高出流出地一级的城市转移。
3.外出就业结构中，转移劳动力全部从事的是非农产业就业，其中又以第二产业为主要工作部门，二产业中制造业与建筑业是其从事的两个重点行业，三年来平均分别所占的比重为55.1%、43.3%。而第三产业中仅有4.76%的外出人员从事，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业。
4．从外出务工的时间来看，贵州劳动力在外从业滞留时间仍然较短。1-3个月的占21.59%、3-6个月的占52.87%、6个月以上的比例为25.55%。可以看到，贵州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仍然是候鸟式的，及平时在外务工，农忙时则回到农村。在以上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贵州山区贫困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高。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风险高首先表现在外出方式自发、盲目、不均衡性，外出保障力度很低。从实现外出的方式来看，依靠个人社会资本自发实现的流动一直是主要的方式，而政府及中介结构发挥作用甚微。这种自发、盲目、不均衡的流动会带来许多的问题，同时自身的利益保障度也很低，一旦外出务工遇到欺诈等厂商恶意行为，不成体系的农民工不具有与厂商谈判的足够资本，其利益的受损在所难免。其次，外出人员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相对机会成本较高。大量主要劳动力外出，滞留在家乡土地上的多为年迈的老人、幼小的孩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年过80岁的老人仍然在土地上辛勤的为生存而耕种，对于贵州贫困山区来说“386199”问题就更加的凸出。最后贵州外出劳动力在外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的重复工种，低附加值的从业导致劳动力的竞争力很差。一旦面临国内市场、国际经济环境变动时，外出劳动力就会立刻成为“失业”一族，此时在回到家乡土地上工作时已经变成了“不具有经验的非熟练”农民了。
（二）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对城市体系的适应能力较低但略有增强的趋势。
贫困山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对陌生城市体系的适应是需要一段磨合过程的`，由于特有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及长期固定的生活方式较其他的外出人员适应城市能力更弱。具体体现在外出务工的时间、地点以及人数上面。从外出务工的就业时间来看六个月以上的只占22.5%，说明劳动力的外出仅仅是一个短期行为，外出人员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长期工种或者不具较好的城市工作转化的能力。从就业的地点来看，一般外出就业地点离输出地越远对劳动力适应城市能力要求越高，而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山区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地方大多还是选择地区级城市，对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选择还是有一些的保守。从外出人数上来看，三年内外出人数增加了30%，是一个比较可喜的数据，说明山区贫困农民已经开始逐步“走出去”且步伐加快，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走出去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三）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结构在优化。
从外出的人员年龄结构来看已经呈现出多元化，所占的比重也逐渐呈现均衡化。年纪结构的优化对后期返乡创业、增加农户收入等农村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从外出文化程度上也能看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在整体农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外出人员主要集中在初中，且外出总体程度随时序的增加而提高，受教育结构的优化是外出务工人员竞争力加强的一个主要构成。从外出的就业行业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初外出务工基本都从事第二产业的低附加值行业，而现在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在增加，工种在多样化，这些都是外出人员择业的优化调整，是外出资源调整的一个可喜转变。
三．优化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几点启示。
根据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及区域特点，结合国外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提出几点启示以供参考。
（一）营造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低风险转移的有利环境。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由于地理、风俗习惯等因素对外界有较强的戒备性，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较弱，如何有效的转移劳动力同时又避免产生相应的“农村病”，多方营造一个信任度高的“低风险”转移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
1．国家营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制度环境。
制度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英国1846年的《贫民迁移法》颁布、二战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实施、印度政府的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政策都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我国对劳动力转移问题，经历了国家“限制—有条件开放流通”到现在的国家有序引导的过程，但是专门成文的制度并没有，只是在“三农”政策中有所提及。国家制度的强制性能有效保障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能给外出劳动力强有力的指导，特别是对于贵州贫困山区的弱势劳动力，国家的制度保障显得更加的必要。因此，国家应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劳动力转移制度，如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设立外出劳动力的维权制度等。
2．以市场为主导各级政府及其他机构创造完善的服务环境。
资源的市场自由调配是获取最大效用的前提，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方向。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定位于完善劳动力转移市场服务，提供市场经济所需的必要保障。如政府对劳动力转移市场有效信息的筛选、提供与及时传递；为提高转移的有效性，政府所进行的必要技术培训与就业前景指导；政府有意识的引导“精英”劳动力的外出和返乡创业行为，为后续劳动力的外出起示范作用，扩大其良性效用；政府根据主要输入地就业政策调整相应的输出地的劳动力政策，设立区域劳动力外出维权机构，保障区域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等。其他机构的服务体系主要为滞留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提供便利的劳作环境，以解决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也能有效减少“农村病”的产生。如保险公司对农田灾害的承保；农协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统一透明购买、田间管理服务、农业技术指导、农机具的租用修理、农产品销售渠道的供给等。
（二）根据区域特点调整劳动力自身行为。
农民在劳动力转移中是一个主体行为，因此加强自身的劳动竞争力是万事之本。加强自身竞争力，提高劳动力对城市适应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政府的帮助下，多渠道获取外出的各种相关信息，选择与自身能力、专长相吻合的外出就业工种与外出地；知晓自己外出的合法权益范围，懂得用现有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外出劳动力。其次，加强外出劳动力自身与外界的沟通能力。多数学者将众多的社会弊端归结到劳动力的低素质上，实际农民缺乏的不是素质而是与外界有效沟通的能力。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李昌平，2009），但是因为他们缺乏与外界沟通的技巧，外出农民被市场一刀切的误认为只能从事简单的加工工种，其结果导致就业的低端化，对外出劳动力的潜力没有机会释放出来，竞争力也很难得以提高。因为缺乏沟通的资本，外出劳动力不具有与资方谈判的能力，就使得他们处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只有加强自身的沟通协调能力，拥有平等的沟通平台和机会才能释放出自身的才干，获取比工资更具有吸引力的尊严感，也能示范的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外出，从候鸟式的迁移转变为长期迁移，从个人迁移变成家庭迁移，达到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目的。最后，根据贵州贫困山区的特点，贵州贫困山区农民应该遵循“兼业化——非农化”的过程，发展第二种兼业户即从事农业外劳动为主，农业为辅，并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兼业农户是贵州贫困山区农民现阶段的可选之策。贵州山区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丰富多样化的植被与生物资源，在发展农村非农经济的同时要发挥其优势而非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可以大力研究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对其进行深加工及品牌的推广，同时推动特色区域旅游等。
参考文献：
2蔡昉,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昌平: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十
论文摘要：选取贵州贫困山区望谟县为调研对象，以05-的跟踪数据分析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显示其外出风险较高，对城市适应能力较差，但同时外出的结构在优化。通过分析，认为要合理有效转移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首先要各方营造一个低风险转移的环境，其次外出劳动者要有意识根据自身及所处区域特点调整个体行为。
论文关键词：劳动力转移,贫困山区,贵州。
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市场表现。其积极意义已经不再仅仅是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促进信息、知识、技术、资金的城乡互动，提高农业劳动效率，改善农村人力资本的状况（张锦鹏，）。“走出去”这就对于欠发达山区、拥有72.3%的庞大农业人口的贵州来说意义显得尤其重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贵州省望谟县农村住户的跟踪调查资料分析，来客观的认清贵州山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以期能为研究贵州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微薄的参考。
一．贵州省望谟县基本情况及调查数据说明。
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边缘，是典型的“贫困”“多民族”“山区”。望谟县直属贵州省31个贫困县之一，也是全国331个贫困县之一；全县土地3004平方公里，可经营面积为437.46万亩，是一个“九分半山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县里聚居着布依、苗、回、壮、回、汉等15个民族，其中布依族占65%，苗族占12.5%，汉族占21.74%。望谟县是一个自然经济王国，农户的主要经济作物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产品，对气候、自然环境依附性较大。基于以上的区域特点，选择望谟作为贫困山区调查对象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社会经济调查总队，选取望谟县5个村50户进行——的住户跟踪调查。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十一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地从土地上游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发达地区流动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流动形式。按照经济社会学的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有来自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关系和信息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户籍制度、文化障碍和农民工自身的障碍，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城市地区之后也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农民工的边缘化，无法实现身份认同，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的趋势。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城市地区，导致在城乡及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劳动力从较不发达地区转移到较发达地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引起学者广泛的关注，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当地城市，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城乡二元化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二元结构不仅仅只在经济层面体现出来，更应当体现在社会层面（庄士成、王莉，）。因而，不能仅从经济层面去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多层面关注，才是理解经济发展应有的态度。
二、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
社会行动是韦伯社会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中，经济社会行为不同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中的经济行为。经济社会行为不单单是受到物质利益和理性驱动，行为的其他方面也是韦伯关注的重点。根据韦伯的说法，有四种主要的社会行动：传统的，感情的，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的。在经济行动中，没有使用暴力并且经济目的是主要导向。在经济取向的行动中，或者目标是经济的但使用了暴力，或者目标不是经济的但经济方面的因素被考虑进去。经济社会学既研究经济行动也研究经济取向的行动，而经济学传统只研究了前者（胡雅梅、韩克庆，）。相比于市场分析和文化分析，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同时包容了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且承认历史的影响。
在刘易斯的二元论述中，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力将出现从农业部门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为何要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对经济收入的预期和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经济差别是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因素值得探讨。1、社会经济因素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别早已有之，仅仅用经济学的推拉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移的`原因。在传统上，我国以家庭伦理为中心，注重家庭及家族的延续，家族财产是延续家族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绝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在迁入城市地区之后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农业收入低，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时候还需要承担养育家庭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家庭更好的生活条件，许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了农民工的一员。2、社会关系因素人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员，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网络关系的影响。在农村劳动力向外流转的过程中也受到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首先，面对众多的城市，农民工选择进入的城市往往是熟人介绍，因而在一个城市之中往往会形成同乡聚集的情形。如果个人能够通过他的关系网络得到帮助，那他将某地作为选择的意向动机就会更加强烈。其次，对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言，城市的陌生感使得他们需要同伴的结伴来减轻这种不熟悉和不安。3、信息因素社会关系是农民工信息传播的最主要来源。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村劳动力带来大量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是政府和媒体无法提供的，并且也更加可靠。一个农村劳动力首先流向城市，有关打工的信息接着会传到农村的其余人那里，并促发他们进城打工的心理。而其他人会通过已外出者来增加经验并且获得帮助，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要向外流动的可能性。在信息的有效性方面，亲友、老乡所提供的信息也更为可靠。
四、农民工为何难以融入城市。
虽然我国目前已有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但时至今日，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这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户籍制度障碍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限制人口的流动而制定了户籍制度，户籍规定了人的身份，也由此规定了与身份相关的权利和待遇，即使发生了人口的转移，户籍却未随之改变。由于受到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不能像当地居民那样平等地享有本地的各项权利与待遇。与此相对应地，农民工没有户籍身份的认同，便会疏远这个城市，从心理上产生排斥。2、文化障碍市民和农民工不同的社会化过程，造成了二者的文化分化。对城市居民来说，社会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化的结果就是现代性和城市性的获得。这种匮乏恰恰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也是歧视产生的重要前提（卢国显，）。3、主观障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困境也有其主观原因。首先，农民工经济资本普遍短缺，经济收入较低，在物质生活上与城市居民相差较远，住房、生活质量都受到限制；其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大多是由老乡结成的小圈子，社会参与的障碍较大；再次，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而城市之中的农民工普遍具有较低的文化水平，所从事的工作也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
五、总结。
经济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它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等。因此在分析农民工流动问题时，运用经济社会学的思想，要从经济、文化、历史、制度等多方面着手。
【参考文献】。
[3]卢国显.农民工: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十二
不久前爆发的“韩白骂战”闹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不谈事件根源，也不论孰是孰非。我不懂文学，当然也就不会争论什么文学不文学的，（这事儿恐怕不是文学争论那么简单咯）只说说从中看到的几个社会现象。
现象一：帮亲不帮理。
帮理不帮亲是中国历代传承的行为准则，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已不是这样子啦。譬如说吧，某人在街上被狗咬了，这人理所当然地向狗的主人讨要医药费，而往往狗主人只会敷衍一两句，然后狗主人的儿子就跳出来大讲“道理”，接着儿子那当官的老丈人也跳了出来，骂被咬之人撒泼使赖，对狗咬人一事却一字不提。天理何在！“韩白骂战”也是这个样子。先是白烨不止一次说韩寒的文学不够文学之类的话，韩寒看了那些话就骂了白烨，而白烨不答话，然后白烨的哥们跳了出来，接着哥们的儿子也跳了出来……跳来跳去，全是些不相干的人，都只听说自己的亲朋好友被骂了，就不管孰是孰非，这个说韩寒是“红卫兵”，那个要抽韩寒俩巴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典型的“帮亲不帮理”。
现象二：长辈的话就是至理名言。
长辈说：“不对，你是错的。”那么你就是错的。如果你说自己没错并指出长辈的错误，就会被说成叛逆不尊重长辈，然后一群长辈围着你骂（一般地，他们不会耐心教育。还教育个屁，他们连是非黑白都不辨，就他们说的是真理）。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晚辈应该尊敬爱护长辈，但是，我认为长辈并不就是年龄比自己大的人，对那些不辨是非歪曲事实甚至诋毁别人的人，纵然他们的年龄比自己大也不必把他们当长辈来尊敬，而是要大胆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毕竟爱心的泛滥，只会让他们错上加错；等到他们改正了错误，晚辈还是要视他们为长辈，而且加倍地尊敬他们。
现象三：暴力倾向严重。
以上是我从“韩白骂战”中看到的几个与现今社会现象有关的问题。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十三
人口老龄化作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要发展特征之一，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从先进国家来看，7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首先成为人口零增长国家，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从1994年开始也进入了老龄社会，现在也成为了世界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我国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现象的征兆。
一、中日社会老龄化现状。
步行在日本街头，随处可见老年人的身影。日本已成为了老龄化现象非常明显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已超过20%，也就是说，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根据5月29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平成版老龄化社会白皮书》，至10月为止，日本的总人口达到了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大约174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3.6%，而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为2822万人，占总人口的22.1%。老龄化比率比去年增长了1%，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白皮书中也同时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日本后期高龄者将会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比率甚至可能上升到40.5%。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非常高，除1960和1961年外，每年的出生率都达到30%以上，因为长期持续的高出生率，儿童人口的比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减少，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年龄人口类型是年轻型。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下降，1975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人口出生率剧减到23.01%以下。儿童的比重明显下降，成年人口的比重则大幅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9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提高，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也快速发展，导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遍上升，平均寿命达到了70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34%。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已经向老年型转变，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的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抚养比率。从我国情况来看，199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到20，抚养的老年人口变为15.6人，预计到2025年，会变为29.46人，2050年，甚至会达到48.49人。而同样的在日本，到2025年，每2.4个劳动人口将要抚养一位老年人。而且，看护老人也将成为一个问题，例如，谁来抚养老人。从日本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8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孩子接近60岁，孙子接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同时老去，该由谁来看护老人呢。也就是说，看护者自己也将面临老年问题。
第二，人口老龄化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个重要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老年人口变得越来越多，劳动人口就会减少，养老负担也会日益加重，如此下去一定会引起生产资金的减少，因此，极可能会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老年人还在工作的话，年轻人的就职机会就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会变的越来越严重。
第三，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也会增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化，各方面的费用也会上升，给各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今后如何养老，如何解决社会保障负担日益加重的问题。
第四，人口老龄化会逐渐改变现有的产业构造。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儿童的不断下降，年龄构造上的变化会引起消费需求构造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老年人口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社会就必须提供老年用品。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接受新商品、新服务的能力较低，就会给新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开拓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知晓其原因。通常与老龄化一起出现的词语还有少子化。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老龄化才变的越来越明显。不难理解死亡率的下滑是因为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少子化是为什么呢。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都深受其影响。男女平等的观念、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等都给予女性认识理解社会的机会。但是，世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为了获得跟男性同样的成绩，就要必须付出几倍的努力，如果生孩子、休产假的话，就很可能与外界隔离，还有可能连原来的工作位置也不在了。不想要孩子的女性开始增多，另外孩子的抚养费用越来越高。因此，首先要完善改革社会部保障体系。调和各方面矛盾，为了不给现在的年轻人增加多余的负担，也为了现在的老年人和将来的老年人可以安度晚年，更应当加快改革。
其次，必须从政策方面来考虑。在了解其原因和影响之深远的基础之上，找到有用的方法。这正是身为政府应该做的事，应该将民众意识往积极正确的方向引导。同时，在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上呼吁正视老龄化问题，听取民众意见，唤起民众的积极性。增加国库投入，延迟老年人退休，导入继续雇佣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也日渐浮出水面，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中日两国虽然在人口、政策、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但是各国应基于本国的基本国情，政府与民众、企业一起协力合作来谋求其根本方法。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十四
当今四大傻人：恋爱不成上吊的，没病没灾吃药的，合同签成无效的，看着手机傻笑的。
现今四大土：手机戴套，传呼戴铐，男人穿背心，女人戴胸罩。
四大惹不起：喝酒不吃菜，光膀扎领带，乳房露在外，骑自行车80迈。
新人生四大喜事：聊天遇知己，逛街遇网友，手机单收费，情人你高兴。
人生四大悲：久旱逢甘雨，一滴;他乡遇故知，债主;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提名时，重名。
四大腻歪：请客没人到，bb机没人叫，媳妇不让闹，要闹还得戴上套。
四大虚：老板的肾，某官的稿，小姐的眼泪，统计局的表。
四大闲：大款的老婆，领导的钱，下岗职工，调研员。
四知：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楼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包厢才知道老婆老。
四讲：上午讲正气，中午讲义气，下午讲手气，晚上讲力气。
四大“不能说”：牛市被套，小蜜被泡，赃款被盗，伟哥失效。
四大祸根：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气是下山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男人四货：二十岁的男人是期货，三十岁的男人是抢手货，四十岁的男人是现货，五十岁的男人是跳楼货。
男人四怕：怕小姐有病，怕情人怀孕，怕群众写信，怕老婆自尽。
男人四花：一等男人家外有花，二等男人家外找花，三等男人四处乱抓，四等男人下班回家。
男人四“睡”：乞丐睡觉是地睡，和老婆睡觉是纳税，和情人睡觉是偷税，和小姨子睡觉是增值睡。
讽刺现实社会顺口溜。
【一】。
不伦不类像傻瓜，
日本看了笑哈哈。
还说俺是侵略者，
穿上军服你是啥?
【二】。
车内人员真不少，
既有老来又有小。
不是俺不学雷锋，
窗外风景独自好。
【三】。
人人都有老来日，
步履蹒跚行路迟。
还望儿女孝心至，
切记父母养育时。
【四】。
手拿勺子腰别刀，
又红又辣生意好。
大干快上真革命，
这家饭店有奇招。
【五】。
少男少女真大方，
表演接吻大街上。
父母老师若看到，
看你脸面往哪放?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十五
不久前爆发的“韩白骂战”闹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不谈事件根源，也不论孰是孰非。我不懂文学，当然也就不会争论什么文学不文学的，(这事儿恐怕不是文学争论那么简单咯)只说说从中看到的几个社会现象。
现象一：帮亲不帮理。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十六
摘要：当前，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办社会问题，贷款利率上升，利润空间下降，电力企业经营难度加大，企业收益率下降的状况令人忧心。电力在现代社会，作为高度集成的一种技术性的基础能源，是公共产品之一，因此电力市场在弹性需求方面，不同于其他很多产品。随着电力价格的变化，电力需求量也会随之有比较大的变动，但是不管电力价格有多么大的变动，供电水平却绝对不会受电力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居民对电力的需求量大致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关键词：电力；经济；运行。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十七
近年来，一些典型的“高考移民”事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对于“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原因，不同学者做出了不同解释。但分析后发现，绝大部分文献把“高考移民”现象产生原因直接归结为目前高考录取制度，具体来讲是各省域存在的高考分数和录取率的差异。然而笔者看来，固然高考录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考移民”现象，但仅仅着眼于高考录取制度改革不免过于狭隘。因此，从社会学角度审视“高考移民”现象，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一、冲突——“高考移民”现象的社会根源。
“高考移民”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特殊现象，它本来是指教育发达和较发达地区的部分考生利用各地高考分数及录取率的差别，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转学、户口迁移等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应考，以此来增加高考录取或者到名牌大学就读机会的现象。但随着高考政策的更加严格，很多不和谐的“移民现象”也浮出水面，“高考移民”的界定扩展开来，比如民族造假，就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篡改民族身份来改变考生户籍信息，获得高考加分或降低分数线的目的。笔者认为，从“高考移民”运转过程与最终目的而言，“民族造假”同属于新形式的“高考移民”现象。因此，现在“高考移民”现象不应再单纯指户口迁移(地域转移)，而篡改户籍信息(信息造假)也应包括之内。不可否认，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目前各省高考原有的平衡状态，破坏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格局，但对“高考移民”现象不应该也不可以简单地做出是非判断，而应理性对待。
社会学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会为争夺稀缺的社会资源而相互竞争、冲突。”从表面上看，“高考移民”现象只反映了“分数线不公平”这个表面的事实。实际上，它所反映的是不同教育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换句话说是不同的群体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对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正如上文所述，“高考移民”现象就是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改变考生户籍和学籍以获得利益，此利益就是选择更优的入学机会，尽管有些是违反了国家招生政策，却反映的是以非正常手段表现的正当诉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总是要趋利避害。为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很自然的也会趋易避难。能够通过较小的代价上个较好的大学，是自然的一种选择”。不难看出的是，“高考移民”本质表现的正是这种“自然选择”所造成的“高考移民”与招生制度的剧烈冲突。而一个现象持续发展的源头，正是价值冲突和利益资源相互争夺的过程。由此，“高考移民”问题更应以一个社会问题对待。
二、冲突的背后——“高考移民”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高考移民”现象背后关键的力量是社会冲突的不断演化，当我们寻求对产生这些冲突的解释时，会含蓄地借助于马克思描绘的这样一幅图景：当社会中充斥着在稀缺资源分配上的冲突，充斥着有价值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就会使目标与利益在冲突中极端化。因此，在笔者看来，“高考移民”现象是一个集合了社会观念、利益及价值冲突于一身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观念冲突：理想与现实。
高考制度的初衷是要为全国各地区考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总体看来，高考也确实成为我国现阶段一项公平选拔人才的制度，成为一项对一个学生十二年学习所做的最权威的评价。但教育具有促使社会分层的功能，这项功能不断引导着家长给予高考更多的关注与投入。因此，相对于中国考生及家长而言，高考有着连锁性的社会回报：优质高等教育——重点大学文凭——较好的就业机会，并且这种连锁反应已经在社会化过程中反复得到强化。
其强化结果是促使成千上万的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都在围着高考这根指挥棒转，使我们的教育活动误入围绕高考进行的怪圈。而对于公平而言，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情，实现教育实质公平即宪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不现实的，国家只能提供一些补偿性的教育政策，例如实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弱势地区降低分数线等，通过相对公平向实质公平转化，最终实现宪法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但照顾弱势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群体是有时效性与地域性的，正如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的，“社会结构的个体差异使得个体达成目标的合法性机会存在着一定的分化，同时社会并没有在结构上为每个人提供合法的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这样就会使人产生挫折和紧张，在没有合法的手段时就会用非社会赞同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这种“非社会赞同的手段”就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激化。于是，在理想的公平与现实的利益驱使下，越来越多的考生们在家长和亲友的帮助下通过各种渠道加入了“高考移民”的行列。
(二)利益冲突：受益者与受害者。
“高考移民”总是趋利的，利益的落差越大，行动的势能越大。由于地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各地教育资源与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别，我国高考不但实行地域指标制度即分省区定额录取的模式，而且录取分数线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马克思认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固有利益冲突。当社会群体意识到他们在资源再分配中的利益并寻求减少不平等性时，他们将对系统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然，“高考移民”群体质疑的不是合法性，而是对公平性的质问。他们认为就读名牌大学的机会不是某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而是付出努力去争取的，但相同的付出获得不同的回报，这就是难以接受的。从“移民地”角度看，“高考移民”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地考生的“利益”，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反过来讲，当地考生所谓的利益，其实就是“我们的指标会被‘移民’占去”。
那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种衍生出利益感的地域“指标”分配是否公平?不难看出，高考制度衍生出了两方面的利益纷争。一方面，“高考移民”群体认为录取线差异造成了教育不公平，他们的权益因户口所在地较高的录取线而受到损害;另一方面，“高考移民”群体移入地区，大多是经济较为落后、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地区，当地考生认为，他们教育资源匮乏而没有接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就理应在高考录取时享受“照顾”，而“高考移民”群体的涌入损害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益。这样来讲，就不能认定谁是纯粹的受益者，谁是纯粹的受害者了。
(三)价值冲突：权力与责任。
公民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受到了限制，户籍制度本质上是公民拥有的一种市民权利，是一种基于身份的权利，但是现在的户籍与一个人的入学、求职、就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根源来看，这就为户籍附着了高考的利益，地方考生正是通过“购买”这一权利，取得了附着于其上的本地考生才能享受的招生指标权利。所以，“高考移民”群体不管法律是否允许，就产生了权利的交易行为。因此，户籍制度可以说是导致“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间接原因。从这一角度看，“高考移民”现象应该被视为违法行为，它违反了政府的户籍管理制度，破坏了国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
但是，也应看到现实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有相当一部分“高考移民”是按照合法渠道办理迁户手续，而且也得到了一些政府人员的认可;另外，因为出于接收外地较好生源可以提升当地学校的升学率与知名度、收取借读费、出售房产等考虑，一些外地“移民考生”的请求也得到了接收地学校和有关部门的默许，这样显然的政策漏洞和学校的意愿所产生的责任不应该由“高考移民”来承担。由此可见，“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凸现了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冲突。对“高考移民”现象背后进行深层次的追问，则在于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力与公民正确选择教育的责任两者之间的矛盾。但教育权是最大的公平权，在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上，政府责无旁贷。
三、化解冲突——防治“高考移民”现象的对策。
对冲突的分析过后，已经清晰可见“高考移民”问题不仅是教育界需要关注的问题，更是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只有化解“自然选择”与招生制度的剧烈冲突，才可有效防治。
(一)转变观念：淡化高考。
在观念上很多考生与家长陷入“高考定终身”、“高考指挥棒”的怪圈，要真正化解观念上的冲突，必须要从淡化高考入手。现在我国高考改革已是必然趋势，但如何改革，能否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都是高考改革所要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建立一种以国家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和选拔录取相结合的招考制度，比如在高考前后增加申请及面试环节，大学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爱好特长等申请材料，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再分专业进行面试，既保证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同时也保障学校录取学生的质量。
但无论如何改革，总的方向是不变的，那就是招生制度公平且透明化，评价和测量方法值得信赖且有效。同时，要强化终身教育思想，使得各层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在现代社会，知识更新期明显缩短，产业结构调整频繁，转岗、再就业的机率增大，接受再教育已成为必然，虽然各层各类教育逐渐分化清晰，但教育的作用却统一在终身教育思想中。传统教育的终点成为终身教育的起点，高考也不再是教育的唯一起点。因此，过去那种单一的“高考定终生”的人才选拔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知识经济的需求，它必将被日益多元化的选拔方式所取代。而且育人、育才也不仅是在普通高校里进行，在高职院校、中职院校中同样可以。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远程教育、电大、夜大等，来达到获取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目的。所以，在强化终身教育观的同时，也要使各层各类教育均衡发展，使考生与家长认识到成才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二)均衡利益：教育公平。
只有使每个受教育者拥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获取相等公共教育资源份额的权利，才能体现科学公正的教育资源分配。一方面省域招生要统一标准，达到形式上的公平;另一方面基于“起点平等”才能“公平竞争”的考虑，继续实行补偿原则，缩小教育资源差距。只有在保证受教育者可以享受到基本教育权利的情况下，人才选拔才能体现公平。
其次，继续扩招也会对缓解“高考移民”现象做出贡献。当学历不再成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不只是通过高考体现，高考这根指挥棒也就不灵的时候，“高考移民”也就失去了意义。
再次，在高校扩招的同时，大学要实行宽进严出，这样就会使大学生普遍质量差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也会相对地给予其他省区那些勤奋好学的贫困学生以入学机会。最后要大力提倡高校自主招生，笔者也同意在自主招生上加大力度，但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在招生方式上多元化，过程上透明化，尤其是要统一起点，也就是起点平等下自主招生，否则自主招生也容易成为新的教育腐败的滋生地。
同时，政府也应提高高校录取自主权，实行“按比例投档”和“高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办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选拔真正优秀的学生进入高校深造，进一步提高生源质量。
(三)明确价值：有法可依。
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高考移民”现象中篡改户口信息、迁移户口等从某一侧面也反映出了弱势省区政府权力的滥用和有关法律的漏洞，为“高考移民”群体提供了“合法”的权利交易。因此，治理“高考移民”首先必须构建一套完善的高考法规条例。中央可以在《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的基础上制定有关高考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条例作为高考基本法;由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人大或政府还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有关高考的具体法规。招生考试的管理部门要担负起考试法规的宣传、执行、监督工作，以法治考。
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为高考而设立的法规，对高考违规现象的处罚主要依据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各种临时性行政文件，这种以政策代替法律的传统造成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限缺乏法律界定与依据，致使高考的公正与权威不能得到具体法律的保障。其次，各省域政府也应对“高考移民”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并努力形成省、市、区三级审查机制，其重点对象是外来移民高考子女，对其户籍严格审查。同时，由地方制定符合本区域“高考移民”具体可行的防治法规，从根源上缓解“高考移民”现象的存在。
四、结束语。
总之，任何社会群体都应该清晰地认识到“高考移民”现象存在的社会性，正确认识到不同群体利益的冲突激化是导致“高考移民”现象蔓延的原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源上缓解及防治“高考移民”现象的产生。这需要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十八
当我听到小悦悦因伤重离世消息的时候，心疼万分，不仅仅是小悦悦的离开而悲痛，更多的是因为“冷漠”而悲痛。
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镇广佛五金城，天空渐暗，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两岁的小悦悦刚从幼儿园回来，妈妈收衣服去了。像往日一样，小悦悦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着，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从悦悦胯部碾过。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痛苦的悦悦已无力大声呼唤妈妈，更无力挣扎。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又有两名路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此时的悦悦已经一动不动。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十多位路人从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只是看了看，没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路边的店铺里似乎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出来看一眼。就这样，先后18人从悦悦的身边走过。10月21日记者在网上了解到，2岁女童小悦悦，她的真实名字叫王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20xx年10月21日零时32分去世。之前，医生说车祸已经造成小悦悦特重度颅脑损伤，接近脑死亡，情况很不好，最乐观的.估计是植物人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其根本原因是，很多人可能是会担心被栽赃，以为这是设了一个局，因为这个之前确实在20xx、20xx年南京彭宇案件，一个路人去救一个前面的老太太，反过来被老太太所栽赃，最后打到法院，法院不但是没有维护这个人，反而是维护了这个老太太的利益。所有这些就等于是法律为社会道德，大家互相不信任树立了一个坏的例子。这类例子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被新闻媒体报道的例子举不胜数，在我身边就曾发生过，说句实话，当今社会让谁看见一个老人倒在路边，谁都会三思而行的，而思过之后又会有怎样的行动？扪心自问，是党给我们授的教育错了？还是这社会变了？不，绝不是。中央政府早已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和谐不是空口号，而是要实实在在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回放整个事件，让人们从中读到的似乎除了冷漠还是冷漠，冷漠的司机，冷漠的路人，冷漠的心灵。由此，我们不禁感慨，现在的人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这么冷血和没有人性？而导致这种人心冷漠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使然，因为人们之间的各种误会和观念，导致彼此不那么信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便也滋生。就像现在大街上跌倒了老人没人敢扶，是因为扶人者害怕自己遭讹诈，做了好事不讨好。好人难做或许成了每个人在面对突发危难事件时的一种纠结和犹豫的自我保护符，在面对他人遭遇生死的关头，也不敢再轻易出手相助，选择了冷漠，选择了漠视。
冷漠的司机为什么如此冷漠？我想，他天性不是这样的，他选择冷漠是他害怕受害人家属更冷漠。一旦孩子落下什么终身不可治愈的后遗症，他想到的是身后更可怕责任――终日守在医院，再不能养家糊口，家庭负担重，精神压力大，甚至会妻离子散，老人忧郁而终，亲朋好友会因为害怕借贷而远离，其结果生不如死。一旦事情发生，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反正你也这样了，就给你一个痛快，于是二次碾压，悲剧发生。我访问过很多司机，他们大多会有如此想法：他们会说，我宁愿害死一个人，也不愿意害死我一家人，也就是说，二次碾压，是在救我及我全家人。正是这种本位思想导致此类事件频频发生。
可悲的现实主义思想，让人想想就不寒而栗，这社会是怎么了？
再说说冷漠的过路人，第一个人看到这个悲剧时，他会想，真惨，我要不要救他？会不会被误会？会不会被讹诈？又不是我的错，被讹诈的事天天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心人一定会有，他会得救的。我虽不能做好人，但我决不是坏人。就这样想着，就这样走过。第二个人也是如此，如此如此……走过18个人时，事情就令人发指了。
如果车轮下躺着的是你，你会不会希望有人救你？当你数过十八双脚在你身边绝情而去时，你远去的灵魂会不会原谅他们？再问一声肇事司机，要是你的亲人如此在车轮下，你会不会再次碾压吗？或者下车再捅上几刀？难倒你不是父母所生？你的心是铁打的？我愤怒，愤怒之极！
优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案例19篇）篇十九
主要耗能行业增速减慢是能源行业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
部分能源产品价格水平持续高位波动甚至攀升，主要是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传导，并未真实反映国内供求格局的实际变化，国内需求增速回落一定程度上对外部价格冲击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建材、钢铁等原材料工业增长指数高位持续回落。
年一季度，受铁矿石和有色金属原料涨价等因素影响，多数钢铁品种、电解铝和主要的有色金属产品价格明显上涨。但受需求增速放慢影响，这些行业增长指数仍呈持续回落态势。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放慢是主要原因。
(三)消费性制造业增长指数持续回落。
(四)部分制造业增速出现明显反弹。
这类行业数量不多，经济总量也不大，但对“瓶颈”环节投资增长意义重大。例如，专用设备制造业近期的反弹，则与国家加大煤炭安全管理和新建煤炭能力快速增长直接相关。一定程度上，新近明显反弹的制造业领域大多属于有保有压中应该“保”的领域，说明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开始显现成效。
(五)消费品行业增长景气普遍回落。
食品等主要消费品价格近期的上涨态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购买力。纺织服装等行业也受到出口增速放慢的影响。但从历史经验看，作为基本的生活消费品，这类行业增长态势一般不会形成大的波动，目前的下降态势幅度不大，也不会延续太长时间。
上半年及全年产业增长趋势分析。
一季度经济运行的情况表明，在部分宏观指标和部分行业增速出现反弹，瓶颈环节压力未根本缓解的同时，国民经济总体仍处于20下半年以来形成的“下降”通道。由于需求总体增速回落，能源和原材料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正逐步减弱。这种态势还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得以延续。预计2005年gdp增长速度将从年9.5%的水平下降到8.6%左右。受需求增速放缓的影响，能源原材料行业的供求缺口将进一步减弱。其中：电力供给的最大缺口将从2004年的3500万千瓦缩减至万千瓦左右。由于发电能力建设加速，全国平均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预计为5000小时，明显低于和2004年，但仍高于。我国电力供需紧张的局面有望在2005年底扭转。煤炭供需表面看有约4000万吨的(一季度)缺口，但由于有大量库存准备，并未出现严重短缺。二季度起煤炭生产将加速，全年煤炭供需可基本实现平衡。困扰煤炭供需的运输能力不足也将有所缓解，预计2005年铁路运煤能力将比2004年增加1亿吨以上。
在总体供求缺口出现减缩的情况下，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的动力将逐步减弱。目前煤炭和石油制品的价格已处高位。但电价仍滞后于去年一路上涨的煤价，导致目前电力企业利润水平大幅下滑，电价上调的呼声很高，需要注意电价调整可能带来的连锁效应。钢材价格在铁矿石价格猛涨和国际钢材价格高位运行的影响下涨幅较快，下半年这些影响将减弱，钢价将因此逐步走稳甚至小幅回调，不同品种钢材的价格会有不同表现。目前，影响国内能源价格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和大幅波动，但由于国内能源需求增速总体回落态势明显，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国际油价波动的负面影响。
值得重视的问题。
近来，各方面对经济走势反弹压力的顾虑增强。笔者认为，目前在局部领域存在反弹和通胀压力的同时，经济总体增长态势仍处于“下降”通道，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大。应防止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特别是防止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起带头作用的汽车、房地产等新的消费领域出现大幅下降。
针对以上情况，在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应着力提高宏观调控“有保有压”的灵活性。在调控实施力度上，应考虑适当放松部分重点领域的投资限制，增大贷款支持。应考虑经济景气周期阶段性回落的调控要求，提早进行反周期调控的必要准备。在“有保有压”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对部分重点领域的投资支持，如加快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源勘探开发的投入等，以避免经济增速回落幅度过大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