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

调研报告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后续的决策和改进工作，因此在撰写过程中要严谨认真。以下是一些调研报告的参考样本，大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写作灵感。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一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管理与服务水平，近日，**区民政局联合区人社局等相关区直部门成立调研课题组，深入到**路街道、**路街道、**社区、**楼社区、**社区等3个街道以及10个社区，对社区工作现状、社区人员管理、社区办公设施等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始终坚持把加强社区建设作为构建和谐**的基础工程，社区建设整体水平不断提高。截止目前，**区共有11个街道，成立了151个社区居委会，其中127个纯居型社区居委会，23个单位型社区居委会（家委会），各社区均成立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常住人口约58万，流动人口约20余万，每个社区平均服务居民1500户、4100人。20**年11月，**区顺利推行了“村改居”工作，将8个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并划归到相关街道管辖。截止目前，全区共建设街道服务中心8个、社区服务中心60个，1000平米以上社区服务中心24个，占中心总数的35%，500平米以上共35个。先后打造了**、**、**、**、**、**等26个精品社区服务中心，其中19个通过了全市和谐示范社区验收，发挥了典型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区社区居委会委员职数按照每个社区3-5人，户以下3人，2000户以上5人标准配备；社工配备以社区服务对象为主要依据，按照每名社工服务500户居民标准配备。目前，全区共有社区工作者799名，其中委员455人，社工349人，平均年龄34.6岁，大专以上学历541人，新一届社区工作人员年龄、**结构合理，配置优化。

**区的社区建设工作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20**年被省民政厅评为“全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街道被评为“全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路**社区被评为“全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路**社区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

二、存在问题。

通过实地走访一些社区，与社区干部、群众代表进行座谈，发现重点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社区承担大量行政职能，工作任务繁重。社区居委会本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实际工作中社区居委会却成了政府的下属机构。长期以来，承担了大量行政职能工作，来自各个层面、各个部门，经常性的、临时性的工作难以计算。通过粗略统计，目前**区社区居委会承担着诸如党建、精神文明建设、民政、社保、医保、再就业、计生、教育、综治、城管、卫生、文体、科普等80多项具体事务。按照居委会组织法的要求，社区居委会有宣传教育、文明创建、办理本居住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和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社区治安、公共卫生、优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计划生育和青少年教育等有关工作的职责。但实际工作中，居委会扮演的并不是一个协助者的角色，而更多的是直接的操作者。大多数情况是各职能部门及街道办事处直接将工作任务下派到社区，要求社区居委会替政府部门填表格、建档案、代收费用、出具证明材料等行政性工作，特别是一些经济、房管、统计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则也交给居委会单独完成，无形中为社区增添了很大的压力。以**区其中一个社区近一个月的工作为例，除需做好日常工作外，要入户填写近400户的非物业小区转准物业小区的问卷调查，填写100多份的禁烟调查，同时要做好城乡面貌提升，小区绿地认养的入户调查，并做好常态化的小广告清理以及居民纠纷的调解。而且还会有许多临时性的工作任务分配下来。目前**区社区委员与社工每个社区最多有9个人，只有1名再就业协理员，为尽快完成各项任务，社区同志需要加班加点，很难完成工作任务。

通过调研分析，在日常工作中应由社区办理的工作主要有：失业证的办理及年审、社保补贴的审核与发放、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收缴，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代办、卫生费收缴、日常环境卫生治理、计生证的办理，人口系统的录入、低保的办理与审核、残疾证的办理、老龄困难补贴、各类救助、经济适用房的申报等；但社区承担的工作中有较大难度的有：开墙建店治理、境内经营商户安全生产、经济普查、住房状况调查、流入流出人口登记、拆违拆迁等情况统计及问卷调查。

同时，社区需要建立多种台帐，按照各个部门的布置，社区需建立的台帐有15项40多本。特别是这些台帐中，如党建、低保台帐、残疾人台帐、已婚育龄妇女台账等社区相对还好掌握，但流动人口台帐也需社区建立，由于暂住证的办理在派出所，社区并不能准确掌握，工作起来难度大，不能保证质量，类似这样的台帐应由派出所等职能负责。

此外，社区需要出具各类证明信、盖章的名目有20多种。按照工作职能，应由社区出具的证明信及盖章的.有：社区居住证明信和不练xx功证明信2种。如果居民提供相关依据可以出具的有：亲属关系证明信、无工作单位的政审证明信、毕业生基础信息证明信、出租车年检证明信，结婚证遗失时夫妻关系证明信、家庭困难证明信。社区无法确认真实性、不能出具证明信及盖章的有：开墙破店办营业执照证明信、唯一住套住房证明信、卖房各项费用缴清证明信、住院证明信、身份证丢失、存单丢失及其它票据丢失证明信、法定继承人证明信、贷款资质诚信证明、保险公司投保车辆损坏程度证明、死亡证明等15种，这些主要集中在住建、银行、保险、公安、卫生等领域。这些不该由社区出具的证明信牵扯了社区大量的工作精力，使社区工作更加繁重，同时也承担着很大的法律责任。

（二）社区自治功能弱化，行政化倾向明显。目前，许多部门把工作触角延伸到社区，繁忙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事务使社区居委会陷于被动应付的境地，致使社区居委会出现了“一多三少”的现象。即：居委会的工作多；居委会人员走街串户了解情况少；少数社区组织社区群众开展活动少；对社区民间组织培育指导、组织社区志愿服务少。由于工作量大，工作人员少，居委会无时间无精力为居民开展服务，导致了居委会无法真真正正渗透到社区居民的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自治组织的性质，淡化了居委会和居民的关系。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普遍反映现在是工作越来越多，可与居民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为杜绝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关部门应该尽快转变职能，转变工作方式和作风，切实尊重和保障居委会的自治地位，变管理社区为服务社区，变领导社区为指导社区。从居委会自身讲，目前我们在工作中明显存在着两种错位：一是角色错位。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协助政府工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会把社区居委会也视作一级政务机关,把办理居委会日常事务视作为处理“政务”。这里就有一个角认知上的偏差，其实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质上是大家推举出来，带领居民开展社区自治的服务者，而不是行政工作人员。二是思维方式错位。工作起来只是跟着相关政府部门亦步亦趋,而不懂得从居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工作。正是这两种错位导致了一方面社区依附于政府，缺乏自治理念和自主精神，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一方面居民和居委会产生的距离感，淡化了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削弱了社区居委会对居民群众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弱化了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职能，对基层管理的良性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社区工作经费不足，不能满足社区工作需要。自以来，**区按照当时社区居委会数量核定，每年安排社区工作经费200余万元，六年来一直未予增长。20**年，区财政担负20万元作为“村改居后”新增社区工作经费。**区社区工作经费标准为每1000户拨付1万元，增长1户增加11元，平均每个社区每年安排工作经费1.8万元。造成社区工作经费紧张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拨付的这区办公经费不能满足社区每年需支出需求。试举一例：**区一个办公用房刚好达到300平方米，办公设施较为完备的社区居委会，每年的费用大约需要2.5万元左右，其中包括：电话费1500多元、打印、复印材料报表1000多元、报刊费2000多元、日常非娱乐性活动经费3000多元、办公用品1000多元、水电费4000多元、各类活动器材、办公设施维修费4000多元。有关部门部署的工作大多要求制度上墙，制作展板，每年此项支出至少5000多元。按社区内有100个楼门组长，每年每人给30元补贴要3000元。如果是社区用房面积大、管辖户数多、开展活动多的社区开销远不止于此。二是一些职能部门工作延伸到社区，但“费不随事转”，未对社区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很多时候社区协助职能部门工作，如宣传、调查等需要的费用还需要社区从自己的经费中自行担负。三是各种形式的考评、检查、达标升级活动，需准备相关书面材料，制做宣传单、展板等，除去其它日常办公开支，社区经费所剩无已，社区普遍反映事多钱少，运转困难。除以上原因外，个别街道办事处还存在占用社区工作经费的现象。

（四）社区干部工作待遇偏低、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激励措施。**区社区工作人员津贴、工资标准于由原每人每月900元增涨至1500元并缴纳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如含五险为2300元）。调研中发现，社区干部普遍存在三方面的思想倾向：一是社区工作人员待遇低，而街道和有关职能部门布置给他们的工作繁杂，负担较重，社区工作没有加班费、不能调休、年底也没有奖金。由于社区工作量大，但与其它劳务派遣人员待遇一样，这样难免会使社区同志心里不平衡。二是社区工作责任大，既要满足上级对工作的要求，又要令居民满意，二者有时难以兼顾；三是社会地位低。四是缺乏激励机制，存在消极思想，干好干坏都一样，干与不干都一样，部分街道办事处对社区干部关心程度不够，将许多应承担的工作下移，一定程度也上影响了社区建设工作的开展。上述原因成为影响社区队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每年社区工作人员辞职均达到30人以上。另外，**区不同程度的存在社区干部被随意借调现象，通过摸底，**区社工共349人，而借调到街道办事处或区直相关部门工作达到51人，增加了社区人员的工作压力，降低了工作效能。

（五）社区用房档次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按照上级文件要求，社区用房建设要以服务居民户数为标准，每百户建设20平方米，不足300平方米的，按不少于300平方米提供。近些年**区虽不断加大社区用房建设力度，但由于一些原因，导致了社区办公用房建设档次参差不齐。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部分老小区社区用房建设先天不足。部分小区无插建地方，有的土地所有权不在区里，跑办立项、规划、土地等手续繁琐，一拖就是一、二年。二是新建小区开发建设单位未按标准提供。如**社区开发商仅提供了一处面积约为60平米的走廊、**小区将社区活动用房安排在小区地下室等。三是街道办事处重视程度不一。部分街道办事处对社区用房建设比较重视，如**路、**、**街道等，先后打造了多个社区精品、亮点工程，在全区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但少数街道办事处对社区用房建设重视程度不够，有的街道所属社区用房，仍无一处达到建设标准，至今没有一个精品社区。四是家委会所属单位支持力度不够。由于上级无制约机制，仅凭与各单位之间协调关系，收效甚微，影响了社区硬件建设的整体进程。

四、下步工作建议。

（一）理顺社区管理体制，明确社区权责。按照省、市《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居委会建设的意见》，建立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相关部门也要正确认识社区组织的自治性质，切实转变职能，改进工作方式。建议凡是政府职能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得转嫁给社区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应在不转嫁工作的基础上，帮助社区居委会拒绝一些不合理的工作任务；凡是依法应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助的事项，应当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凡是委托给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的有关服务事项，应当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落实人员或经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真正推动社区居民委员会由事务型向服务型转变，由行政化管理向居民自治化转变。进一步规范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信和社区印章的使用范围，明确社区开具权限，同时加大与市级相关单位的协调力度，切实加强对社区居委会的出具证明及印章的使用管理。同时建议相关区直部门对职责范围内需社区承担的工作及由社区出具证明信及印章事项进行梳理，提出具体意见，并报区监察局备案。

（二）提高社区办公经费匹配标准。建议进一步加大社区工作经费保障力度，按照省、市文件要求，落实社区办公经费，并随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增长；办公经费拨付标准可与社区的规模、等级与工作任务，开展活动挂钩。1000平米以上的社区因每月的电费、水费、保洁用的工具费用较多，办公经费可多给予支持；落实社区工作人员教育培训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算。同时审计部门应延伸对社区工作经费的监管审核力度，避免社区经费被挤占、挪用，确保社区办公经费规范化管理。

（三）完善社区工作人员管理、考核工作机制。建议尽快出台《**区社区工作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社区工作人员日常管理，并对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细化。一是建立社区工作人员工资、津贴浮动机制。社区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应参照不低于全省最低工资收入标准，并建立自然增长机制。同时社区书记、主任享受每人每月300元津贴；副书记、副主任享受每人每月100元津贴。二是建立特殊津贴制度。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津贴和特殊荣誉津贴制度。参照外地市社区管理相关办法，对取得社会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每月分别享受不低于200、100元的职业资格津贴，或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在社区工作连续以上的社区工作者，给予一次性特殊荣誉津贴。三是加强社区工作人员借调、考核管理。应严格按照招聘的岗位使用，不得随意借调。社工如因工作关系确需借调使用，须由用人双方单位提出书面意见，经区政府同意，并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民政局备案。各街道办事处要加大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日常考核力度，完善社区工作人员考核机制，邀请居民代表对社工的德、能、勤、绩、廉等进行测评打分，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促进社区规范化管理。四是完善社区工作者到达退休年龄后待遇。截止目前，全区从事社区居委会工作15年以上的委员共计9人，达到以上的委员共计25人。考虑到部分委员多年从事社区工作，任职时间较长，承担着较大的社区工作量。建议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从事居委会工作15年以上的社区委员，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其医疗保险费用由区财政予以担负。关于社工退休后缴纳医疗保险费相关问题，建议参照区劳动保障协理员已由区财政担负退休后医疗保险费用的办法，社工退休后，其医疗保险费用也由区财政予以担负。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二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的基础工作，积极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向社区下沉，将社会管理和服务向社区延伸，切实方便了群众生活。但由于缺乏政策规范，社区也被迫承担了许多超出职责范围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负担日益加重。具体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承接的管理服务多。目前，社区承接的政府延伸下来的综合治理、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民政事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文体教育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工作事项不断增加，要求也不断提高。通过对11个社区实际工作的梳理，有26个部门的215项工作下沉到社区，任务比较多的是综治、组织、卫计、人社等部门，都在20项以上。这些工作中，行政管理事务170项，占79.07%；服务性事务45项，占20.93%。这些工作事项，有的是社区居委会依法应该协助政府完成的，但却成了责任主体；有的已经超出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范围。大多数部门没有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要求赋予社区完成工作任务的相应条件。

（二）应对的检查考核多。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对社区工作进行检查考核的有组织、纪检、综治、司法、人社、民政等23个部门，涉及到基层党建、廉政文化、综合治理、爱国卫生、环保、计划生育、就业、科普、禁毒、防灾减灾等各类事务68项，平均每个社区一年要应对140多次检查考核。有些考核评比工作频率高、要求严，如xx市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对社区几乎是天天查、周周查、月月查。此外，社区还要承担各种大型创建活动的基础任务。在大型创建活动期间，社区都是检查验收的主要对象，许多任务也都压给社区完成，社区干部成了创建活动的主要力量，成天围绕创建指标转，不是在办公室做台帐整理资料，就是在大街小巷检查巡逻，相关职能部门却成了旁观者、指挥者。

（三）完成的台账报表多。名目繁多的台帐资料和各类统计报表使社区不堪重负。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台帐资料最多的社区有68类293本，最少的社区也有8类58本，平均每个社区有各类台账160多本。一些部门忽视社区实际情况，提出一些不合理、不科学的要求，导致社区在做台帐的时候随意编造，东拼西凑，有的社区不得已而互相学习、照搬照抄，以应付检查。相关部门把实际工作异化为各种文字记录和影象资料，使社区干部把做台帐当成了主业，成了“台帐干部”。同时，各级各部门还要求社区开展人口、计生、经济、文化、卫生、体育、教育、房产、第三产业等方方面面的调查统计工作，所调查的11个社区每年要填报80多种、400多份各类统计报表。

（四）出具的证明盖章多。当前，要求社区出具证明和盖章的事项越来越多，致使社区公章被誉为“万能章”。据xx市的调查，该市中心城区要求社区盖章、出证明的涉及30多个部门单位、170多个事项。其中，经常盖章的有60多项，一般性的盖章项目有80多项，偶尔盖章的有30多项，每个社区每年出具的各类证明都在1000份以上。在上述170多个项目中，不该由社区出证或虽可出证但社区难以掌握和核实情况的事项，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一些诸如居民身份、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房屋权属等证明，明显应由有关职能部门出具，但都推到了社区；一些诸如房产拥有情况、单位职工生活困难情况等部门或单位自身能够掌握的情况，也要求社区出证明；一些诸如人口伤亡、居民亲子关系等社区很难核实的情况，也要求社区出具证明。

（五）连接的信息网络多。目前，省、市、区有关部门建立并延伸到社区的网络平台有20多个，主要来自于各级组织、纪检、政法、计生、人社、民政、司法、文化、妇联、残联等部门。这些网络平台都是各个部门分别建立的，都要求录入人口基础信息，由于互不兼容、信息资源不能共享，致使社区干部重复采集、反复录入。有些信息系统即使是同一个部门建立的，也存在不能兼容、信息不能共享的问题，比如卫计部门关于计划生育的信息系统就有4个，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信息共享。为完成这方面的工作，社区干部不仅要会电脑操作，还要掌握相关技术，心理压力较大。

（六）承担的临时任务多。社区在承担常规性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各种临时性、突击性工作。比如，社区干部经常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有的是为了传达精神、布置工作，有的纯粹是去凑人数、撑场面。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每个社区每年要参加160多次会议。社区承担的临时性、突击性任务主要来源于综治、城管、信访、维稳等方面，其次是各类创建达标活动，大部分都对社区实行“一票否决”，甚至要求社区书记、主任24小时不能关闭手机，随时待命。此外，社区还要完成房屋拆迁、慈善捐赠、无偿献血、报刊征订等摊派任务。在一些地方，社区还要承担招商引资、协税等经济工作。有的地方要求社区发展商务，社区只好弄几平方米的房子，摆上一些烟酒，以应付检查。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都与社区工作绩效及干部待遇挂钩，再难也得做。

（七）悬挂的各类牌子多。所调查的11个社区，共悬挂各种牌子86块，涉及到组织、纪检、综治、公安、司法、民政、教育、工商、卫计、人社、环保等部门。不同的部门对社区挂牌有不同的要求，致使同一间房子要挂若干块牌子，有的有20多块。有的社区为了对付检查，把需要悬挂的牌子做成活动式，哪个部门来检查就挂上哪个部门的牌子。一些部门还要求在社区成立工作机构，有的社区成立的各类领导小组达50多个。这些机构被社区干部形象地比喻说，要么存在电脑里，要么贴在墙上，没有实际作用。

社区工作任务不断增加，工作职能无限扩大，不仅加重了社区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负担，也对我国居民自治、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区治理以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居民自治进程受到阻碍。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是依法组织居民群众开展民主自治活动。由于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功能大为增强，而自治功能明显减弱。由于工作任务、各种资源来自政府，考核评估等权力也掌握在政府手中，社区干部只好对上负责，竭尽全力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发动和组织居民开展民主自治活动，也不可能通过民主自治方式，引导居民表达需求、讨论社区问题、治理社区事务，导致居民社会责任感弱化、社区认同感低下。

（二）社区治理失去社会基础。社区治理的目标是要建立多元互动的格局，其立足点是通过培育、发展、壮大包括社区居委会在内的社区组织，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而不是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包揽一切。随着社区行政化不断加重，政府将社区居委会纳入政府组织框架之内，既弱化了社区居委会的社会功能，又挤占了社区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空间，这势必使社区治理的一元格局难以打破，且严重影响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社区治理失去应有的社会基础。

（三）党的群众基础受到影响。社区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协助基层政府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措施，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解决居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代表党和政府为居民群众服务。社区组织承担过多过滥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甚至把主要精力用来应付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交办的行政工作或各类形式主义的事务上，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危及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

社区负担不断加重，既有政府组织碎片化、制度保障不力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社区服务供需结构、社区组织类型结构以及社区干部能力结构等方面的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资源分割，部门各自为阵。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职能划分过细，部门数量过多，导致政府组织碎片化问题十分严重。一方面，各个部门掌握着大量的行政资源，且形成独立体系，在社区层面上严重分割，缺乏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各部门业务缺乏协同，彼此间不协调、不合作甚至相互冲突，造成社区工作多头指导、各自为政。比如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台帐资料的整理以及统计报表的上报等，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标准和要求，缺乏统筹协调，致使社区重复建设、干部重复劳动，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增加了社区负担。

（二）社会管理体制不顺，政社职责不清。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工作中，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区居委会作为不同的主体，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职责，有关法规都有明确规定。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致使这些规定形同虚设，难以落实，从而造成实际工作政社职责的不清晰，也导致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关系错位，通常把社区居委会视为一级“行政组织”或“下设机构”，随意把各种任务、责任、矛盾转嫁给社区，使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被无限放大。

（三）社会矛盾集中社区，居民需求剧增。目前，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且主要集中在社区层面。同时，居民群众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也呈现出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居民需求向社区积聚，居民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呈指数级、复杂性、多样性增长，而且，社区问题的解决和居民需求的满足的跨部门性特征日益明显。这种需求的结构变化需要供给的结构性调整，但现实是供给结构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使得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面临更大的压力、更多的任务。

（四）社区干部能力不足，工作疲于应付。当前，社区工作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性越来越强，而社区干部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脱节，他们严重缺乏社会工作的理念、知识、技术和方法，习惯于“当超级保姆”，不懂得团队协作，不懂得助人自助，不懂得激发居民参与，不懂得发现居民领袖，不懂得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不懂得开发利用社区社会资源，加重了社区干部“人累心也累”的痛苦体验，难以享受“快乐公益”，“抱怨多、满意少、压力大”成为常态。

（五）社区组织结构失衡，治理主体单一。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严重不足，存在总量少、结构失衡问题。目前，全省平均每个社区约有6个社会组织，主要是自娱自乐的兴趣类组织，志愿服务、公众参与及专业服务等组织都比较稀少。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社区居委会过多地承接了政府延伸下来、企业转移出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新生出来的各种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为政府部门向社区居委会转嫁负担提供了借口。另外，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还在倡导和探索之中，社会组织参与渠道不畅，也加重了社区工作负担。

（六）基层群众意识淡薄，不正之风蔓延。一些部门和单位群众观念淡薄、服务意识不强，推进工作进社区不是到社区为群众服务，而是热衷于设机构、挂牌子、摆桌子；有的部门主观意识较强，不顾居民的需求和社区的实际，对社区工作指手画脚，提出一些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要求；也有的部门本位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较重，一味强调本部门工作在社区的“痕迹”，这些都导致社区干部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有些部门和单位也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本该自己做的事情交给社区组织去做，把责任和风险也转嫁给社区组织，既增加了社区工作负担，也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

四、为社区减负的对策和建议。

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通过实行准入制度、建立政社互动机制等措施进行专项整治，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年3月以来，xx市委、市政府出台9条硬性措施为社区减负，取得一定成效，也遇到不少阻力。实践经验和教训证明，治理社区工作负担不能就减负而减负，需要以治理社区负担为契机，以构建社区治理格局为突破口，以提升社区工作效能为目标，站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谋划，开展协调行动，实施综合治理。具体思路和对策是：

（一）理顺基层管理体制，厘清政社权责。在政府层面，要按照“大部制”的思路，对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行整合，形成一条线对下，避免多头管理、重复劳动、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确立延伸到社区的公共服务机构的性质、职能，确保政府自身的本职工作能做到位、做好。在社区层面，要理顺组织之间以及与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构建职能清晰、关系顺畅、责任明确的社区组织体系。其次，要划清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责权边界，实现“政社分开”，推进“政社互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诸如“准入制”等相应的制度，禁止政府向居委会转嫁行政事务性工作，赋予居委会拒绝承担行政事务性工作的权利，促使政府依法行政，保证居委会依法自治，建立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协商合作机制，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转变政府工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重新配置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权力，将现在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本应属于社区的权力下放给社区居委会，使社区居委会在本区域范围内成为治理主体。与此同时，推进政府改变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坚决杜绝向基层推卸责任，向社区转嫁负担。总结推广xx市的做法，对社区工作情况进行认真清理，取消社区承担的不合理的工作任务，取消面向社区开展的与居民利益无关的创建达标评比活动，取消各级各部门要求在社区设立的组织机构，取消社区不必要的工作台帐，取消社区不合理的证明盖章事项，还社区一片净土。

（三）培育发展社区组织，激发社会活力。要大力实施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工程，加大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力度，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服务组织，提高居民自治能力和社区服务专业能力。一方面，要大力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同时，要推进社会工作服务，培育发展社工服务组织，着力做好流动人口、老年群体、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社工服务，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另外，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来完成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任务，使社区居委会也从繁杂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四）加强社工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要根据社区工作发展的需要，针对社区工作的特殊需求，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扩大社区工作人员来源渠道，使优秀的人才被吸引到社区工作岗位上来。要建立规范化的社区工作人员培训教育机制，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重点是培训专业社会工作基层理论知识，训练他们的专业社会工作能力，转变他们的工作思路，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要建立和完善与社区工作者实际工作相匹配的薪酬保障机制、表彰激励机制，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为他们开展工作和成长发展营造环境、创造条件，使社区工作岗位留得住人才，保持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稳定。

（五）加快信息网络建设，改进工作手段。信息化工作之所以成为社区重要负担之一，主要是因为延伸到社区的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太多，而且互不兼容。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从上至下，对延伸到社区的各种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进行清理，按照共享、高效的原则，对这些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进行整合，建立规范的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实现社区事务在一个操作平台上完成，资源共享，避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六）创新社区工作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对社区工作负担进行系统治理需要整体性的制度和持续性的机制。为保证社区负担治理工作取得成效，应建立部门工作进社区的协调机制，建立政府部门向社区组织转嫁任务的责任追究机制，建立政府部门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和服务外包、公益创投、公益采购等机制，建立企事业单位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公益事业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居委会民主评议政府部门工作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工作绩效综合考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民主协商的制度和机制。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三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大力加强社区建设，推动城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协调社区不同利益群体关系，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进一步加大社区建设工作力度，加快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促进我县城市化建设进程，全面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推动城市三个文明建设，强力推进街道社区各项工作上台阶，创特色、争一流。我办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采取走访、征求建议和意见、外出参观学习等形式，充分听取驻区单位和居民不同意见。调研期间共走访驻区单位12个，居民50户74人，开会讨论4次，外出参观学习2次。在此基础上，本人经过认真梳理、总结，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城市街道办成立于xx年8月，正式开展工作于xx年4月，现有干部职工50人。街道办位于**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辖区界限北至**村(**村与***火车桥之间有25户100多人，计划生育工作属街道办管理,但社区其它工作又不属于街道办管理);南至**桥、**大桥;东至**烟草公司后墙，;西至**及**沟;辖区总面积4.5平方公里，总户数6554，总人口23391人，其中农民594户2507人，居民4182户15307人，流动人口1778户5577人;辖区划分为12个小区，分别由12个牵头单位协助管理。街道办辖南关、北关两个社区居委会，指导下寺湾、道镇两个基层社区居委会，内设计生站、人武部、民政站、司法所、综治办等工作机构，承载着辖区内的党建、精神文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文化、科技、教育、卫生、计划生育、安全生产、党管武装等多项职能。

街道办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辛勤工作，办事处现有15间办公用房，一大间集体办公用房和一间会议室，办公设备基本维持正常办公运转。南关居委现有办公用房7间，会议室1间，建有社区支部办公室、警务室、计生卫生服务站、低保工作站，但距一个标准社区“四室三站一场”还相差甚远。北关居委现在租房办公，xx年10月份由政府划拔了办公场所，目前办公场所的维修工作全面展开。

2、整合资源，合理划分社区。

街道办根据县委、县政府相关规定，与民政局一同按照“管辖区域与户数适当、界线明确、区域相对集中,资源配置相对合理,功能相对齐全”的原则，将辖区划分为2个社区居委会(**社区、**社区)，12个居民小区(**)。

街道办共有50名在职干部职工，由于年龄、文化结构的参差不齐，加之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缺乏社区工作经验，制约着社区工作的快速发展。为了全面提高社区工作效率，办事处狠抓干部自身教育，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促进的工作方针，组织全体干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技能培训，通过学习培训和外出参观考察，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干部对社区工作的认识，开拓了视野，明确了工作思路，增强了工作能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4、社区各项功能逐步趋向完善。

社区的功能就是服务社会、服务居民，充当城市发展的排头兵。近年来，我办根据工作实践，逐步探索理清了以县委政府领导，街道社区主办，社会各方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总体工作思路和管理格局;全面完善社区各项功能，社区党建、社区精神文明、社区治安、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计生、社区保障等机制运转良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功能，基本达到社区服务的要求，健全了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了“平安社区”、“文明和谐小区”系列创建活动。强化了“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文明意识和环保意识，自觉美化家园，爱护环境，极大的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推进了社区共驻共建工作，合疗、卫生、救助制度得到健全，社区旧貌得到改变，实现了社区资源共享、快速发展。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四

基层妇联组织是与妇女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组织，是妇联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职能作用的发挥程度关系到妇女工作的成效。近几年来，xx社区妇联积极组织开展贴近群众生活、倡导社会文明新风的群众性活动，充分调动广大妇女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

xx社区辖区面积为1.1平方公里，现有3个自然村、4个居民安置房小区，原有常住人口3398人，流动人口6857人。其中女性约4887人，4-9岁儿童约332人，10-14岁儿童380人。社区居委会共有成员14人，女性干部占“两委”成员的3/8。近几年来，xx社区妇联的发展形势良好，呈现三个“普遍提高”的情况：

一是妇联组织不断充实，整体素质普遍提高。以“社区建设”为契机，借助社区基层组织换届，加大协调力度，及时调整和充实了社区妇联队伍，积极推荐政治素质好、文化程度高、年轻、热爱妇女工作、群众公认的优秀妇女干部担任社区妇联主任，推选了一些年轻能干的女同志担任妇女组长，使新配备的妇女干部更趋于年轻化和知识化，改变了以往社区妇女干部年龄偏大、知识层次偏低、工作能力不强的现状。

二是妇联干部对做好工作充满信心，工作能力普遍提高。社区妇联干部大都提高了对妇女工作的认识，绝大部分妇联干部能够借助岗位发挥自己的作用，积极参政议政，为广大妇女同胞服务，以良好的工作业绩体现自身价值，在工作实践中，妇女干部们都能自觉带领广大妇女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大力宣传有关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家庭教育、科技文化等知识，组织开展具有妇女特点、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文体活动。

三是妇联组织能较好地发挥作用，整体工作水平普遍提高。社区妇联组织以调动辖区妇女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为重点，着力增强服务能力、组织能力、引导能力。按照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学习型干部的要求，妇联干部有针对性地开展理论、业务和科技、文化等培训，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为她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扎实开展社区妇女儿童工作，xx社区立足实际，创新形式，以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为中心，大力开展民生活动。

一是扎实开展维权活动，保障妇女身心健康。社区妇联在妇女群众中深入开展邻里团结、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广泛开展“最美家庭”、家庭美德宣传活动，开展平安家庭、零暴力家庭创建工作。此外，社区妇联不断拓展妇女维权工作新领域。认真组织妇女参加男女平等国策、新《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学习。为有效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我社区还建立了妇女维权站、谈心室等，为来信来访妇女提供政策或是精神上的帮助，及时解决妇女提出的问题，努力做好妇女维权活动。

二是扎实开展关爱活动，促进流动儿童健康发展。作为“村改居”的“混合型”社区，我辖区的流动儿童数量也逐年增加。为了更好地为这些流动儿童服务，我社区启动了青苗计划――助力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大手拉小手――困境儿童帮扶、第三元成长空间等一系列举措，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流动儿童融入社区，增加其学习动力，提升其思想道德素质以及人际交往能力。

三是扎实开展节日活动，丰富妇女儿童生活。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为契机，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如：“铿锵玫瑰”嘉年华运动会、“我与春天有个约会”踏青活动、走访困难家庭活动等。利用清明节时间，组织青少年儿童参观烈士陵园，让儿童认识到现在的美好生活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在六一儿童节开展“圆梦行动”，号召本地青少年帮助流动青少年完成他们的“微心愿”。通过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积极向上的文体活动，不断提升妇女文化品位，丰富青少年的业余生活。

xx社区基层妇女工作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一些妇女干部仅靠过去的经验和原有的知识，已很难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妇女工作的要求；社区妇联干部兼职过多，除本职工作外，兼任计生、信访、宣传等多项繁琐的工作，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妇女工作的开展等。因此，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社区妇联工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精神去迎接新挑战。

一要坚持“党建带妇建”，加快妇女事业良好发展。要将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纳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规划，对基层妇联组织建设实行分类指导。要争取把妇女工作纳入党政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定期研究妇女工作的例会制度，争取分管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使妇联组织能够有效开展工作。

二要加强妇联干部培训，提高基层妇女干部的素质。要研究制定妇联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培养妇女干部的能力，引导她们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增强做好妇女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同时，要鼓励和支持妇联干部积极参加各种理论培训和接受学历教育，提高妇联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

三要拓展妇联服务职能，提升其服务质量。社区妇联要依托妇女维权站、妇女学校、家长学校等阵地强化服务功能，把服务妇女作为妇女工作的出发点。发挥好社区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就业再就业、扶持老弱病残等困难妇女等方面的作用，把妇联组织建设成为“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要积极发挥“联”字功能，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关注社区妇联工作，形成合力助推社区妇联工作。

四要加强对妇联工作的考评度，提高其干事积极性。考核验收历来是落实工作的主要方法和有效手段。党委、政府要根据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妇联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规范工作考核，量化工作指标，切实采取措施，实行“软”工作“硬”考核。尤其要建立激励机制，根据基层妇女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评定等次，奖优罚劣，使基层妇联工作由虚到实，上级妇联有什么精神，基层就有什么行动，推动形成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工作局面。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近年来，社区妇联围绕社区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巾帼妇女风采，在社区的发展建设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今后，xx社区妇联将进一步创新思路，构建“互帮互学、统筹发展、共同进步”的妇女发展工作格局，推动社区妇联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五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六

尊敬的各位领导、居民代表们：

大家上午好！我是***，8月底我通过北京市统一招聘考试来到***社区工作，不知不觉已近半年了。在这段期间，我经历了磨砺，从刚来到社区的踌躇满志到如今的踏实进取，我的思想悄然间发生了转变。来到社区我给自己的工作方法定位为“三多一少”既多听多看多做少说，学习老同志的工作方法，年轻的我需要锻炼，我的工作目标是,谦虚谨慎，甘于奉献的服务者。现在我将半年的工作和思想汇报一下，如有不妥请各位领导、社区代表批评指正，我一定虚心接受。

一、深入了解社区基本情况学习社区工作方法。

在社区党委书记、主任的关怀和其他同事的帮助下，我全面了解了***社区的基本情况。利用工作间隙，我电脑录入各住宅楼的爬杆图，了解社区居住群众的情况。遇到社区志愿者时我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介绍自己，希望可以更快的融入这个集体。我利用休息时间，阅读了社区公共礼仪、社区法律知识500问、社区党务工作等书籍，并在工作中处处留心，希望有机会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为群众做点实事，做点好事。

二、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我到***社区后先后负责过民政、残联、武装、党建等工作。

我与社区老人到蟹岛参加九九重阳节活动。组织社区居民为甘肃灾区捐款。民政工作政策性强，手续相对有些繁琐，遇到不理解的居民我耐心跟他们做解释工作，并分析利弊，我要求自己努力将本职工作做好，做精，做细。

2.残联工作：为曹德起办理了残疾证。为98名残疾人代换了第二代残疾证。参加区残联组织的无障碍行走检查。和残联协管员一起到部分残疾人家中走访。组织残疾人参加东风地区残疾人运动会。组织“经残人员”家属到昌平采摘苹果及集体生日会等活动。

3.武装工作：每年一度的冬季征兵工作是武装部门的.重点工作。宣传“有志青年投身军营”的理念更是重中之重，在正式体检前，我们利用板报、条幅、海报等多种形式，做宣传工作。今年，***社区共有4名适龄青年上站体检。最终，***同志通过层层选拔通过各项考核，符合征兵条件，现已在四川武警入伍。

4.党建工作：12月初，我接替田家瑞同志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兼任第三党支部书记。工作压力增加，任务加重。但是我坚定信念，坚信有组织的正确领导，我一定可以为社区党员服务好。这种压力鞭策着我努力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年底党建工作主要是撰写工作总结及其他文字材料、准备年底“五个好”地区党组织验收、整理老干部档案、年底党员大统等。

5.其他工作：今年恰逢祖国60年华诞，我社区把国庆安保工作作为压倒性的工作展开。我协助有关工作人员进行国庆安保宣传并参加了安保志愿者队伍。在居民接待工作中，因为我刚来社区不久，对非本职的工作不是很了解，所以主要做的还是上传下达，急时准确的像有关领导汇报与其他工作人员沟通。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乡的要求。借调乡团委，为东风地区党员服务中心成立做筹备工作。

三、工作感受 。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七

众所周知，我国法定的“农民负担”水平是以农民收入水平为依据的，即所谓“不得超过纯收入的5%”。但农民收入、尤其是扣除生产成本后的“纯收入”的计算历来是统计工作中的难题。在国外农业经济学中影响很大的组织——生产学派认为，农民家庭经济中没有劳动成本概念，因此根本无所谓“纯收入”之说，而只能统计出“总报酬”。这种书生之论固然不足为现实统计工作之据，但我们讲的农户“纯收入”与企业经济中不仅扣除了生产过程中物质价值投入，也扣除了劳动价值投入的纯收入(利润)概念是两回事。如果按后一概念，相当数量的农户便成了零收入的甚或是“亏本”的“非理性经济”，这当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作为社会扣除与二次分配的依据，农户“纯收入”不能具有相同数额的企业(包括农业企业)收入那样的负担能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纯收入”到底有多少?这仍然是个问题。本次调查对6省8县19个社区224户农户提出了“您家近年来家庭总收入是多少”的问题，结果只有5县117户提供了有效回答。分县统计如下：

所列是“总收入”，纯收入还应减去当年生产成本，但这一项数据只有极少数样本户能够给出，不少农户直接宣称这个数字没法算。一些县(如眉县)接受调查的农村基层干部还明确表示他们在报表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一栏实际上填的是农民总收入，不把生产开支剔除。“关于农村的各种指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企业总产值为最虚”，他们自己对这种填法也颇有怨言。

调查中我们试图与一些农户算纯收入账，结果还发现了另一问题“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和其它原因，农户生产开支比生活开支上升快得多，农户总收入扣除本年生产开支还是扣除下年生产开支，结果大不一样。而在生产信贷不发达的条件下(我们调查的社区中农民极少有用贷款进行生产性投入的)，农民本年开支总是由上年收入支付的，相应的本年收入则要用于下年开支。这与我们原来的算法(本年收入减法本年开支)相比，往往又有10～20%之差。

实际上，前述“各项指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企业总产值为最虚”之语还需具体分析。各种迹象表明，如果说对于乡镇企业产值、利润的统计水分具有双向性(由于利益关系，基层对这种产值、利润除虚报外也还有瞒服、少报的倾向，以便更多地保留社区精英可支配的资源)，那么对于农户收入的统计水分则通常是单向的，因为少报这种收入不会增加社区精英可支配的财力，反而会增加提取“提留”的难度。因此对这一指标的统计误差很少有“双向互相抵消”的可能。

由此看来，对有关农户“纯收入”的估计买在应当谨慎些。毫无疑问，改革年代里农户收入的增长是明显的，这从上表所列农户“总收入”的动态统计(按：该表未考虑物价因素)中可以看出，更可以从农村消费品与生产资料销售额乃至农村储蓄总额的增长中看出。笔者认为，对于判断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对趋势而言，后两项指标比报表中直接给出的“收入”数字更说明问题，但对于某一年份农户纯收人的绝对值估计而言，这些指标便难以提供帮肋了。

二、“农民负担”知多少。

这样的农民收入水平其承受的“负担”是多少?这是另一个难以统计的指标。

各地受调查户均是认定“负担加重”的远远超过认为“负担减轻”的，而且除永康外其余7县答“加重”的均超过半数，内有3县且众口一词公认“加重”而无一表示“减轻”。永康的例外则是由于该市受调查的芝英镇是个发达的乡村工业区，几无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可言。但这一例外却显示出一个事实，即近来人们谈论的“农民负担加重”主要是就农业负担而言，工商“农民”相对地少有“加重”感(不过也没有“减轻”感，而是持一种较不关心的态度)。

另外，就地区而言，反映出越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问题越严重，至少农民认为如此。强调负担加重的“一面倒”程度。

三、何谓“负担”?如何“负担”?

前述那部分关于“各种负担占总收入的百分比”的答卷中，不仅相对趋势总的来说逐年增加，而且绝对数值更是惊人，它不仅远高于国家政策规定的“人均纯收入的5%”的上限，高于各地的报表数据，而且也高干近年来一些学术研究提供的数值。那么这些数据是否有意义?这要从两方面看。首先，这些数据的社会心理学意义是肯定的，即它显示了受调查者对负担程度的主观判断(不论其正确与否)与正式的统计有相当大的差距。其次，这些数据是否具有经济学意义，即是否可以作为经济数据看待?这就要弄清楚这些受调查农户所认为的“负担”究竟是什么。

从一些个案看，国家与社区征收的制度性“负担”虽然一般都高于报表数据，但远不致于如上述答卷之甚。这里所谓的“制度性”是笔者所用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我们通常讲的政策允许的合法负担，(如国税与“三提五统”之类)，也包括各地基层“土政策”规定的各种例行负担，如按人头、按户或按田亩征收的各种摊派等。两者合计也就是城里人心目中“农民负担”的全部内容。这些负担的程度可以从以下案例看出：

j村的家计调查显示，1994年这里人均交纳了各种税费277元。该村样本户当年户均人口4人，户均总收入11687元，制度性负担率为总收入的9.5%。

s村的家计调查显示，1994年这里人均上缴30元左右。该村户均年收入元左右，以五口之家计，则负担率约为7.5%。

镇、g乡的村民计算，1994年人均共上缴85元左右，1995年达9～100元。据报表数字，1994年镇“人均纯收入”470元，g乡为480元(均“含打工收入”)。报表与村民的算法综合，提出负担率为17.7～21%之间。

h村1995年人均上缴总额达220多元，一个五口之家全年支付了1100元。据说该村农民积欠甚多，以至上年“国家发放的预购定金几乎没有一分钱落入农民手中，全被村公所扣下，克抵往年农户所欠的各种税款”。

如此等等。这些案例中农民全年各种制度性负担总额均已明显超过“纯收入5%”的政策界限，但并没有达到总收入的30～40%之高。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地方农民每年除了上述制度性负担外，还有另一类支出;在城里人眼里它或许属于消费范畴.们农民仍把它归之于对“上面”的负担。分析起采，农氏的见解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些支出显然不属子正常的生产性开支或生活消费，也不属于生老病死、应付意外或传统礼仪性开支，而是一种若非农民本可不交的、身份性的社会扣除。

反常的“教育费用”即是明显的例子。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实际上如今无论城乡上学都多少要交钱，我们对此也能够理解。问题在于许多地方农村教育收费明显高于城市，而且往往是在普遍征收的“教育经费”摊派(这属于上交所说的“制度性负担”之列)被禁止之后，转嫁到学生头上，以学费之类的名义征收的。因此农民不视之为消费开支，而视之为制度性负担的一种转移形式(本又姑且名之曰非制度性负担)，其实是不无道理的。本次调查中令人感触的一点是，在相当部分的社区农民，一提到“负担”，首先抱怨的既不是国税或提留，也不是例行的摊派，而是这种反常的“教育费用”：

“现在负担太重!一个孩子上小学一年就是好几百，如果上中学要寄宿，则一年要好几千……如果没人外出捞钱的话，就只好先卖掉谷子，结果到下年上半年就连饭都没吃的t。”(望城县d村访谈录)“农民负担么?你看：一个小学生每学期交的学费高到200多元，一个初中生则要300多元。有两个子女上学的话，一年下来要花1000多元，供孩子念书，这对我们这里平均收入不过两千元左右的家庭来讲负担怎能不重?我们村不少小孩就因负担不起，不能不退学了……”

当调查者解释说我们讲的“负担”是指税收提留之类，学费似不能算时，一位村支书说：“不算负担?你看县城的孩子上学就不要那么多钱，这不是我们农民才有这种负担么?”这种“非制度性负担”除“学费”外还有种种形式。如眉县，国家明文规定的电费最高为0.30元/度，但调查村农民用电却要收0.90元/度。当地农民跑运输，手续再齐全，也是见一次交警交一次钱，但城里的公家车却无此烦恼。据说这是国营运输企业竞争不过这些农民车而“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加以干预”所致。这类只因是农民而有的非正常开支，虽然不是按人、按户或按亩的制度性征收，却显然是“农民负担”。如果把它们都计入，则“农民负担”比率达到农民自己估计的那种水平并不是不可想像的。

总之，在许多情况下，农民认定的“农民负担”内涵与我们认定的不一样，而要真正理解农民负担问题，就不能忽视这一内涵。

农民负担是如何征收的?这似乎无一定之规。按人、按户、按劳、按地乃至按事征收都曾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实行。改革初年由于份地按人均分，人地一体，“负担”因而也以按人分摊为主。近年来土地流转增加，份地平分职能弱化，人地有分离之势，许多农村的“负担”也由按人分摊为主转变为按地亩分摊为主，这与历史上我国古代均田制瓦解后赋税制的主流发生由户口税向土地税演变的.宏观趋势(所谓“摊丁入亩”)相似。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按土地负担几乎就是按财力负担，应当说是很合理的。然而早在我国古代晚期商品经济有所活跃以后，这种负担方式便已显示出弊病，即农村的工商大户“家资巨万无一城之殖，则对国家终岁不输一钱”。改革时代市场经济潮兴，农村非农产业崛起，这种负担方式问题就更大。本次调查中我们在好几处都听到有关意见，如望城县d村村干部认为，当地富户专跑生意，多不要田或少要田，而贫困户以农为生，往往种田较多。由于负担按地计征，富有者不负担或少负担，贫困户反而成了主要的负担者。

d村本村并无企业，村干部也是种田人i对此感同身受。然而当前农村中更普遍的情况是：相对于群众而言干部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负担方式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他们“优免”的性质，而对此的抱怨也就更多地来自普通村民。

在负担“属地化”的情况下，明确田亩分布(即传统社会所谓“均定因赋”)便十分重要，然而一些地方对此缺乏重视。如河南登封县y村土地多年来屡经变迁，面积已减少约200亩，但上级一般仍按1978年的情况来计征。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率不大，这类问题不突出，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要素市场的形成，“均定田赋”的问题应当引起注意，以免像传统社会常见的那样，出现有人种“无赋之田”，有人纳“无田之赋”的不公正现象。

在负担属地化条件下，“土地改革”必然导致负担办法的改变。近年来“两田制”在许多农村中出现，农村便随之产生了这样的办法：每户按人口留少量口粮田，其余土地村里收上来，然后按好坏租(村民称为“卖”)给农民，每年种地前必须先交“买”地钱，钱多的家庭通过竞争就可以多种。这个办法有利于扩大农场规模以提高效率;但也有村民认为此举实际上是通过招标式竞争提高土地税，而且是提前预征(即改收获后交为种地前交)，因而增加了农民负担。笔者觉得如果竞争过程确实公平，此举还是利多弊少的。

四、新“一条鞭”法：“负担”改革的方向?

“制度性负担”过重、“非制度性负担”的存在与负担方式的不尽合理(如“属地化”具有的缺陷)常为农民所抱怨，然而当前农民负担问题最大的方面还是无序化之弊。“明税轻、暗税重，杂费、摊派无底洞”是最令农民不满的。历史上的“摊了入亩”虽在操作时也有多样化，但总的制度还是统一的，而当前农民负担方式虽有些主流趋势(如属地化等)，但除了“纯收入5%”的上限等若干三令五申的规定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征收模式。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村目前新旧过渡时期的社会扣除(即“负担”体制不仅比改革前的公社时代复杂，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混乱，甚至与历史上传统时代相比也更加五花八门，其自行其是的程度恐怕是我国历史上在和平统一条件下罕见的。这里好的是过渡时期的制度探索有了空间，不好的是营私舞弊之徒有漏洞可钻。

减少对农村的索取，乃至对农业实行“反哺”，应当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长远方向。但在国家与社区财政需求仍有一定刚性、不能不“量出制入”、维持一定索取规模的情况下，改善索取机制、明确征收规范，使农民交纳的钱物能财尽其用，不至于流失或饱私囊，便成了当务之急。针对“明税轻、暗税重，杂费、摊派无底洞”之弊，目前“并税除费加返还”的改革方向似乎成了“农民负担”改革的主要思路。它主张增虽明税，取消杂费，归并税种，简化税则，使农民易知，国家易察，书吏难以舞弊，税额不致流失。这样财政收入不减(甚至可能增加)，而农民却可免于“无底洞”之苦。近年来，这项改革已在一批试点县推行并初见成效，行政部门与学术理论界都对此看好。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八

根据市委的部署，在这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我对全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情况进行了认真调研，经过深入思考，对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有了一些粗浅认识。

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是城市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城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是丰富社区建设内涵、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有效措施，也是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有效手段。

社区卫生服务，是以家庭医学和健康促进为主要手段，以全科医师为骨干，合理使用社区资源和适宜技术，解决社区主要卫生问题的有效、经济、方便、连续的基础卫生服务。最近几十年来，社区卫生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它作为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城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网络体系的基础，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第一级提供者。国际国内相关研究表明，社区卫生服务是提高卫生资源使用效率和卫生服务的公平性，确保提供低成本、经济有效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诊疗、慢性病干预措施及老年人、妇女儿童医疗卫生保健的最佳途径，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服务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市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20xx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8.18%，市区常住人口在80万人以上。快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大量集中分布在各个社区之中。适应这一情况变化，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既是形势发展之所需，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服务目标的要求。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经历着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难过程，政府的人力、物力、财力难以全面兼顾，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尽完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事业，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关心脆弱群体健康，拉近社会心理差距，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无疑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卫生服务方面的必要保障。

（一）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划布局。国家关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布局的要求是，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原则上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人口3—10万人，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人口0.5—1万人。根据这一原则，我市自1998年起，利用已有的卫生资源，对城市医疗机构和原街道门诊部进行了结构调整和功能改造，将其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同时，鼓励二、三级医疗机构和社会力量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0xx年8月份以来，以加快构建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目标，制定了《市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对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进行了科学总体规划。到目前，全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全市规划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5处、服务站63处，服务人口近97万，建立居民家庭健康档案68.9万份，环翠区、高技区和经技区实现了社区卫生服务全覆盖。按照规划，至20xx年底，我市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人口覆盖率将达到100％，三市社区卫生服务人口覆盖率将达95％。

（二）现行的社区卫生服务政策。我市自19xx年起，先后出台了《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实施方案》、《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管理办法》、《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基本标准》和《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管理制度》，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三统一”管理，即统一规划设置、统一标准、统一验收发证。同时，把符合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机构。20xx年8月，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实施意见》，市卫生局、财政局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市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市政府购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实施意见》及《市城市社区卫生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明确了财政补助政策，逐步构建起我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政策体系框架。

（三）社区卫生人力资源配置情况。近年来，特别是20xx年以来，我市不断加强社区卫生机构队伍建设，到目前，市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有工作人员197人，其中经过全科培训的医护人员120人。去年，我市组织40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75名全科医生和社区护士，参加了全省首批社区技术骨干培训。20xx年内我市将完成社区卫生机构技术骨干省级培训，组织开展医护人员市级培训，并采取“下来一批、培养一批、返聘一批、引进一批”的方式，改善社区卫生队伍结构和素质。

（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施配备情况。从面上看，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业务用房困难。市区42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有20个服务站没有业务用房，靠租房开展工作，占47%，年租金总额60多万元；有21个服务站房屋为自有，有1个为政府提供用房；有17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业务用房面积少于150平方米，占到40%；还有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业务用房位于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工作条件较差。二是设备装备配置也不齐全。基本医疗设备齐全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只有19处，占45.2％；约有5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缺少心电、b超等小型医疗仪器和设备，一些常规检查往往因为设备不全而无法进行；缺少开展预防保健、康复理疗、健康教育等设备，难以组织有效的疾病监测和健康干预促进等活动。三是信息化程度比较低，没有形成统一的信息化服务和管理平台。

（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业务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我市按照国家卫生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基本标准》要求，不断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建设，去年以来，又对重点建设的10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统一视觉系统”：即统一门面、科室牌、人员工作牌等标识，统一员服装、被褥、药品柜、出诊箱等用品，统一门诊处方、健康档案、健康处方等文书。制定了《市政府购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实施意见》，推动社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20xx年全市共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26万余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普遍推行收费标准公开，取消了挂号手续和收费，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得到逐步提升。

1．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单一。按照国家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基本工作内容的要求，社区卫生服务应当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位一体”。这一功能定位，囊括了解决居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多方面问题。但目前我市大多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有收入的医疗工作比较重视，没有收入的工作开展得较少，普遍是以药养医、重医轻防，其它功能只是部分到位或没有到位。计划免疫工作基本能够完成，但康复和健康教育等延伸功能发挥得不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人员的服务观念比较陈旧，未能真正做到深入社区、深入家庭，围绕居民的健康需求拓宽服务领域，“六位一体”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防病功能未能很好落实。

2．社区卫生服务队伍素质不高、人才匮乏。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护人员包括全科医生、全科护士、预防保健医生、康复医生等，但目前我市多数社区卫生服务站往往只有1—2名医生和1—2名护士，约5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不能提供24小时服务。尤为突出的是全科医生缺乏，不能满足开办社区卫生服务站的需求。全科医疗是提供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和核心，全科医生是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骨干。按每名全科医师服务5000名居民的低限标准计算，市区至少需要124名全科医师。而现实情况是，197名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中，接受过全科培训的医师，不到社区医生需求数的一半。而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生多数由医院下派或招聘，本身并非全科医生，相当一部分社区医生没有接受过系统化的全科医生岗位培训，大多只有中专或大专学历，医学基础知识较差，业务素质偏低，无法独立负责预防保健和疾病诊疗等多方面工作。

3．医保政策不配套。市政府文件出台后，但医保配套政策仍未出台，不能很好地促进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充分利用社区卫生服务。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和老年病，家庭病床及康复治疗等服务项目也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致使不少康复期病人、慢性病病人、恢复期病人等，受政策性限制，只能放弃在社区治疗或滞留于大医院。居民到社区卫生机构与到大医院就医，报销比例没有差别，患者更愿意到牌子响、级别高、技术力量雄厚的大医院，难以达到把基本医疗服务从大医院分流出来的目标。以20xx年为例，市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量19.2万人次，出诊服务1.48万人次，仅占门诊总量的12.3%，远未达到要求。

4．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尚需完善。硬件建设是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由于缺少资金支持，我市的社区卫生服务基础设施薄弱。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紧张，医疗设施设备配备很不齐全，影响了医疗业务的开展和服务功能的拓展。20xx年，全市社区卫生机构门急诊32.57万人次，门诊人次费用45.4元，仅为大医院的1/3。

（一）理顺管理体制，培育有序竞争的服务市场。认真落实我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有关政策规定，实行机构管理一体化。坚持属地管理，辖区卫生行政部门要统一规划设置，科学管理，不断健全包括基础设施、基本设备、人员配备、服务流程、价格管理等社区卫生服务标准体系，建立以群众满意为核心的监督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要坚持举办主体多元化，打破所有制限制，通过基层医疗机构整体转型、大中型医疗机构举办、个体医疗机构参与等形式，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公开招标，择优准入，严格考核，动态管理，为增强社区卫生服务活力和效率提供体制性保障。要坚持卫生服务规范化。尽快使社区服务机构统一标识、统一工作职责和制度、统一操作规范、统一服务流程、统一上岗培训、统一收费标准等。建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协作互动机制，确保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公共卫生服务功能落实到位。

（二）完善补偿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财力支撑体系。2006年《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稳定的社区卫生服务筹资和投入机制，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力度。同年，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卫生部《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补助政策的意见》要求，区级和设区的市级政府承担社区卫生服务补助的主要责任。结合现阶段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建议政府设立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可采取政府购买社区卫生服务的方式，适当补贴，不足部分暂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通过医疗收入等弥补，以后随着政府财力增长逐步提高补助标准。现阶段可按服务人口（以常住人口计）年人均补助15元，市区两级财政按1：2比例分担。设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资金。按照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5－20万元和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5万元标准，统一配备基本设备，统一实行政府采购，由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负责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行，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退出时，需将政府出资购买的设施设备交与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培训资金。对经岗位培训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的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每人给予适当补助。

（三）落实配套措施，营造部门联动的政策扶持环境。一是落实规划建设政策。在城市新建和改建居民区中，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要与居民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二是完善医保政策。完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定点管理和医疗费用结算办法，将符合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部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将诊断明确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家庭病床、术后康复等项目纳入医保统筹支付范围。参保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费用，个人自付比例应明显低于二级医院就诊自付比例，引导参保人员更方便、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社区卫生服务，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比例。三是探索建立严格的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卫生行政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应制定统一的转诊条件、程序和监督管理办法，推行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定点协作，资源共享、利益和风险共担，逐步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二级以上医院的一般门诊、康复和护理等服务。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水平。继续实施“四个一”工程，即下来一批，组织二级以上医院、预防保健机构等中级以上卫生技术人员，定期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返聘一批，返聘专业适宜、业务水平较高、身体状况较好、愿意到社区发挥余热的退休医生到社区服务；培养一批，制定完善社区医护人员培训规划，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技能；引进一批，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卫生技术人员进社区工作。

（五）逐步建立数字化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着眼长远，稳步推进，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按照服务区域、服务人群、功能任务等，逐步建立统一的数字化社区健康档案系统、社区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直报系统和社区卫生工作评价系统，进而过渡到全市卫生信息系统一体化。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信息平台，对社区居民健康信息进行动态监控和管理，实现家庭、社区、医院、预防保健机构和管理部门信息互动共享。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九

街道办事处虽然成立了数年，对全县城市建设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但仍有部分领导和部门、单位对街道社区认识不到位；日常工作中，个别领导和部门、单位对街道社区支持不够，甚至有极少数领导和部门根本没有社区这个概念，对街道社区一无所知，更谈不上支持和参与。更有甚者，将社区当成其“二级单位”，直接对社区安排行政工作，一度出现“什么事都要社区参与，什么人都可以指挥社区”的不良工作机制，把社区当作“筐”，什么事都往里装，许多业务不经过部门分解，直接压到社区。导致社区承担的行政事务过于繁重，更谈不上勤于服务居民。调查中发现，驻区的部门、单位在日常工作上，只认单位不认社区，社会性工作突出部门、行业特征，根本不能体现社区特点。加之，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认识模糊。普遍认为社区就是开证明、管卫生，对社区活动缺乏了解，对社区工作参与意识不强，积极性、主动性不够，诸如此类现象的存在，延缓了社区的健康有序发展。

街道办事处办公条件简陋，不能适应新时期社区发展的需要，不能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要。当前街道社区办公场所存在如下不足之处：一是办公场所相对不固定，不利于社区的长远发展；二是办公场所太小，30名计生干部没有办公室，只能聚集到一间大会议室办公，过于简陋的办公场所条件严重制约着社区工作的顺利开展，更谈不上规模的扩大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完善；三是办公条件简陋，虽然现有十几间办公用房，但只是在一个楼层大厅内用简易的木制框架和简易木板隔置而成，冬不保暖，夏不隔热，潮温阴暗，如遇停电，整个房间、楼道一片黑暗，没法工作。而且这种简易办公房还存在极不安全的火灾隐患。四是根本达不到当前省政府提出的要建设“四室三站一场”的城镇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标准，严重阻碍着街道社区工作的全面发展。

街道办的职能职责不清，功能定位不准，工作内容不明。一是目前社区居委会对自身性质不明，属性不清，定位模糊，职责不明，虽然社区居委做了大量的社区管理工作，但他们的管理职权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上级职能部门的授予和法律的认可，使社区居委在开展工作时显得没有权威，缺乏力度。二是与辖区相关职能单位职责不清，混乱管理，多数部门往往把社区看作“二级单位”，直接对社区安排工作，形成“什么事都要社区参与，什么单位都可以指导社区工作”不良工作格局，而且，绝大数是只安排不投入，直接导致社区负担过重。如街道社区本无居民宅基地审批职能，但要承担土地矛盾纠纷调解等，类似情况普遍存在。三是村居混住，外来杂居，社区管理“两张皮”。红旗队村虽地处街道社区，但红旗队村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属街道办管理，党建、精神文明等其他一切工作由城关镇负责。类似交叉管理的诸多问题还很多，严重制约着街道社区工作的正常开展。

社区成立以来，在面向社区服务的同时，有关职能部门把大量的工作任务下到社区，实行了重心下移、职能下延，而部门工作任务进入社区后，却没有按“费随事转、权随责走”原则来开展工作，没有把工作或活动所需经费转移到社区，给社区带来了很多困难和矛盾。如有的部门搞一些调查工作只发一张样表，要社区按户数复印分发；有的部门下达工作任务还需社区制作画版、台帐，要完成相关部门的工作任务，还需街道社区投入大量的资金，街道社区的环境卫生要求街道办管理负责，但居民的卫生费用和其他所有收费是由城建部门收取，街道社区本身没有固定的财政来源，办公经费相当严重短缺。上述问题的存在，促使社区干部为了应付事务，设法开辟财路，但对真正应承担的社区建设等工作却无法投入精力、财力。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要把社区居民委员会建成这样一个组织，需要社区全体居民的`积极参与才行。然而(！)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广大社区居民不理解、不支持社区工作，参与共建积极性、共建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对于社区干部的下区调查、人口摸底、计划生育排查置若罔闻，对于计外怀孕、超生现象，没有任何强制性措施，工作起来显得苍白无力，看到社区干部上门干脆闭门不理，甚至有谩骂现象，许多共建单位对参与社区共建、支持社区活动也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街道社区行政级别低，对共建单位来说往往显得“人微言轻”，工作无法推进。

社区制与过去的单位制、街居制有所不同，从管理理念上来说，它强调以居民为主，以人为本，关注社区居民的物质利益、精神文明、政治参与、生活交往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方面日常事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社区干部对自身的定位较多地停留在“政府派出机构”的理念上，还没有从根本上树立“以服务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因而在社区服务范围、服务方式、服务手段等方面还有待改进。在调查中同样可以看到对社区管理工作力度不够造成的负面影响，此类情况集中表现在计划生育、系列创建活动等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内人口结构更趋复杂，流动性加大，管理难度增加，存在的矛盾日益尖锐；社区计生工作承载的工作量与计生队伍管理体制形成明显反差。目前，街道办计生站仍为副科建制，队伍人员太少，与乡镇计生工作相比，明显存在管理体制不顺，重视不够。计生执法主体资格不明确，不能有效地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现在，我县街道社区人口已达到2万多人；对比外市、县城市（咸阳市渭城区文汇路办事处、富县、洛川、子长、宝塔区、**、安塞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可以看出我县此项建设严重滞后。目前，街道办人大机构只设人大联络员一人（副科）；每次人大召开会议时，辖区人民代表与城关镇人民代表一起组团；在人大闭会期间，人大代表的组织、联系和履行代表职务等各项活动，仅靠联络员一人完成，工作力度明显不足，严重影响到城市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十

按照xx省政府出台“推进民生八大工程，实施十个重点项目”宏观调控政策依据，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服务功能全覆盖。建议上级各相关部门在组织领导、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工作措施等方面给予街道办更大的支持。力争使街道社区尽快、尽早建成“四室三站一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机构，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增强社区服务功能。

街道社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根据（中办发[20xx]23号文件）提出的县委政府领导，有关部门配合，社区居委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街道社区工作指导方针。针对目前我县街道社区工作中区域界限不明、体制不顺、权责不清的问题。我们认为：一是应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采取有力措施理顺体制关系，重点理顺街道社区与辖区单位的关系，理顺社区居委会与城关镇红旗村的关系等，为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创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二是重新划分街道办的管辖区域和管辖对象。尤其是明确街道办与劳山乡臭河子村、城关镇金庄村交界处的区域划分以及管辖对象，街道办与城关镇红旗村交叉管理造成的职责不清、权限不明等问题。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县城区周边村队将逐渐划入城区，县上的城市规划已明确，按照规划可暂将城关镇红旗村、金庄村划入街道社区辖区，向南延伸至五里桥砖厂处，已文件形式明确街道办行政区划。三是明确和加强街道社区职能和职责，明确和强化政府部门在社区建设中的职责。建议成立xx县城市管理办公室，设在街道办，明确管理办公室的具体职责，将城区居民的管理、城市管理的部分职能纳入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并配备相应的机构和人员，加强此项工作，把转变政府职能和社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政府各有关部门要面向社区，增强为社区建设服务的意识，以社区为平台，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工作重心下移。建议政府职能部门要做到“五个到社区”，即：工作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划拨到社区。四是为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法律保障。社区建设要持续健康地推进，必须要可靠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为此，我县可以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办发[20xx]23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对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定位、权利义务、选举制度、办公用房、干部待遇等作一明文规定。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街道社区工作的决定，以此保障街道社区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五是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制度。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交给街道社区工作任务的同时也将完成此项工作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交给街道社区，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街道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解决城区街道社区工作经费不足、设施不全的问题，需要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街道、社区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多渠道筹集街道社区工作所需的资金。首先，县级财政要基本保证街道社区工作的资金需要。其次，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切实执行“费随事转”的制度。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交给社区居委会工作任务的同时也要将完成此项工作的经费划拨给街道社区。第三，街道和社区居委会适应开展一些有偿（低偿）服务。民政、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要为街道和社区居委会开展有偿（低偿）服务提供一定的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增强他们的“自我造血”功能。此外，也鼓励街道和社区内的单位（特别是共建单位）和非公有制企业赞助街道社区建设和开展各种公益性活动。

街道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提高广大居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因而服务就成为街道社区工作的主题，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加强和改进我县街道社区工作，就要进一步强化服务理念，拓展服务范围，把服务社区居民、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放在街道社区工作首位。街道社区要不断拓宽服务范围，完善服务功能，要认真做好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社会救济和优扶对象的福利性服务，还要做好幼托服务、婚丧习俗改革服务、家政服务、便民服务、再就业服务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切实发挥好社区居委会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是建立健全社区自治制度，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二是加强社区人大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监督社区建设工作。借鉴咸阳市渭城区文汇路办事处、富县、xx陵、洛川、安塞等县街道办等工作体制，建议设立街道办人大工作联络组，科级建制，配备相应人员，专门从事人大工作，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形成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三是放权支持社区自治。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尊重社区居委会的选免权、社区事务决策权，对政府部门的评议监督权等自治权。在城市规划、建设等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工作，有关部门应通过社区征求居民意见，保障社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为便于社区在辖区内开展计生、综治、文明创建等工作，县委、政府及其部门在确定先进单位和文明单位、年度考核等时，要经批表彰单位所在社区的同意。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十一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的基础工作，积极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向社区下沉，将社会管理和服务向社区延伸，切实方便了群众生活。但由于缺乏政策规范，社区也被迫承担了许多超出职责范围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负担日益加重。具体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承接的管理服务多。目前，社区承接的政府延伸下来的综合治理、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民政事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文体教育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工作事项不断增加，要求也不断提高。通过对11个社区实际工作的梳理，有26个部门的215项工作下沉到社区，任务比较多的是综治、组织、卫计、人社等部门，都在20项以上。这些工作中，行政管理事务170项，占79.07%；服务性事务45项，占20.93%。这些工作事项，有的是社区居委会依法应该协助政府完成的，但却成了责任主体；有的已经超出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范围。大多数部门没有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要求赋予社区完成工作任务的相应条件。

（二）应对的检查考核多。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对社区工作进行检查考核的有组织、纪检、综治、司法、人社、民政等23个部门，涉及到基层党建、廉政文化、综合治理、爱国卫生、环保、计划生育、就业、科普、禁毒、防灾减灾等各类事务68项，平均每个社区一年要应对140多次检查考核。有些考核评比工作频率高、要求严，如xx市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对社区几乎是天天查、周周查、月月查。此外，社区还要承担各种大型创建活动的基础任务。在大型创建活动期间，社区都是检查验收的主要对象，许多任务也都压给社区完成，社区干部成了创建活动的主要力量，成天围绕创建指标转，不是在办公室做台帐整理资料，就是在大街小巷检查巡逻，相关职能部门却成了旁观者、指挥者。

（三）完成的台账报表多。名目繁多的台帐资料和各类统计报表使社区不堪重负。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台帐资料最多的社区有68 类 293 本，最少的社区也有8类58本，平均每个社区有各类台账160多本。一些部门忽视社区实际情况，提出一些不合理、不科学的要求，导致社区在做台帐的时候随意编造，东拼西凑，有的社区不得已而互相学习、照搬照抄，以应付检查。相关部门把实际工作异化为各种文字记录和影象资料，使社区干部把做台帐当成了主业，成了“台帐干部”。同时，各级各部门还要求社区开展人口、计生、经济、文化、卫生、体育、教育、房产、第三产业等方方面面的调查统计工作，所调查的11个社区每年要填报80多种、400多份各类统计报表。

（四）出具的证明盖章多。当前，要求社区出具证明和盖章的事项越来越多，致使社区公章被誉为“万能章”。据xx市的调查，该市中心城区要求社区盖章、出证明的涉及30多个部门单位、170多个事项。其中，经常盖章的有60多项，一般性的盖章项目有80多项，偶尔盖章的有30多项，每个社区每年出具的各类证明都在1000份以上。在上述170多个项目中，不该由社区出证或虽可出证但社区难以掌握和核实情况的事项，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一些诸如居民身份、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房屋权属等证明，明显应由有关职能部门出具，但都推到了社区；一些诸如房产拥有情况、单位职工生活困难情况等部门或单位自身能够掌握的情况，也要求社区出证明；一些诸如人口伤亡、居民亲子关系等社区很难核实的情况，也要求社区出具证明。

（五）连接的信息网络多。目前，省、市、区有关部门建立并延伸到社区的网络平台有20多个，主要来自于各级组织、纪检、政法、计生、人社、民政、司法、文化、妇联、残联等部门。这些网络平台都是各个部门分别建立的，都要求录入人口基础信息，由于互不兼容、信息资源不能共享，致使社区干部重复采集、反复录入。有些信息系统即使是同一个部门建立的，也存在不能兼容、信息不能共享的问题，比如卫计部门关于计划生育的信息系统就有4个，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信息共享。为完成这方面的工作，社区干部不仅要会电脑操作，还要掌握相关技术，心理压力较大。

（六）承担的临时任务多。社区在承担常规性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各种临时性、突击性工作。比如，社区干部经常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有的是为了传达精神、布置工作，有的纯粹是去凑人数、撑场面。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每个社区每年要参加160多次会议。社区承担的临时性、突击性任务主要来源于综治、城管、信访、维稳等方面，其次是各类创建达标活动，大部分都对社区实行“一票否决”，甚至要求社区书记、主任24小时不能关闭手机，随时待命。此外，社区还要完成房屋拆迁、慈善捐赠、无偿献血、报刊征订等摊派任务。在一些地方，社区还要承担招商引资、协税等经济工作。有的地方要求社区发展商务，社区只好弄几平方米的房子，摆上一些烟酒，以应付检查。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都与社区工作绩效及干部待遇挂钩，再难也得做。

（七）悬挂的各类牌子多。所调查的11个社区，共悬挂各种牌子86块，涉及到组织、纪检、综治、公安、司法、民政、教育、工商、卫计、人社、环保等部门。不同的部门对社区挂牌有不同的要求，致使同一间房子要挂若干块牌子，有的有20多块。有的社区为了对付检查，把需要悬挂的牌子做成活动式，哪个部门来检查就挂上哪个部门的牌子。一些部门还要求在社区成立工作机构，有的社区成立的各类领导小组达50多个。这些机构被社区干部形象地比喻说，要么存在电脑里，要么贴在墙上，没有实际作用。

社区工作任务不断增加，工作职能无限扩大，不仅加重了社区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负担，也对我国居民自治、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区治理以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居民自治进程受到阻碍。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是依法组织居民群众开展民主自治活动。由于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功能大为增强，而自治功能明显减弱。由于工作任务、各种资源来自政府，考核评估等权力也掌握在政府手中，社区干部只好对上负责，竭尽全力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发动和组织居民开展民主自治活动，也不可能通过民主自治方式，引导居民表达需求、讨论社区问题、治理社区事务，导致居民社会责任感弱化、社区认同感低下。

（二）社区治理失去社会基础。社区治理的目标是要建立多元互动的格局，其立足点是通过培育、发展、壮大包括社区居委会在内的社区组织，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而不是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包揽一切。随着社区行政化不断加重，政府将社区居委会纳入政府组织框架之内，既弱化了社区居委会的社会功能，又挤占了社区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空间，这势必使社区治理的一元格局难以打破，且严重影响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社区治理失去应有的社会基础。

（三）党的群众基础受到影响。社区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协助基层政府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措施，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解决居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代表党和政府为居民群众服务。社区组织承担过多过滥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甚至把主要精力用来应付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交办的行政工作或各类形式主义的事务上，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危及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

社区负担不断加重，既有政府组织碎片化、制度保障不力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社区服务供需结构、社区组织类型结构以及社区干部能力结构等方面的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资源分割，部门各自为阵。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职能划分过细，部门数量过多，导致政府组织碎片化问题十分严重。一方面，各个部门掌握着大量的行政资源，且形成独立体系，在社区层面上严重分割，缺乏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各部门业务缺乏协同，彼此间不协调、不合作甚至相互冲突，造成社区工作多头指导、各自为政。比如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台帐资料的整理以及统计报表的上报等，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标准和要求，缺乏统筹协调，致使社区重复建设、干部重复劳动，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增加了社区负担。

（二）社会管理体制不顺，政社职责不清。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工作中，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区居委会作为不同的主体，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职责，有关法规都有明确规定。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致使这些规定形同虚设，难以落实，从而造成实际工作政社职责的不清晰，也导致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关系错位，通常把社区居委会视为一级“行政组织”或“下设机构”，随意把各种任务、责任、矛盾转嫁给社区，使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被无限放大。

（三）社会矛盾集中社区，居民需求剧增。目前，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且主要集中在社区层面。同时，居民群众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也呈现出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居民需求向社区积聚，居民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呈指数级、复杂性、多样性增长，而且，社区问题的解决和居民需求的满足的跨部门性特征日益明显。这种需求的结构变化需要供给的结构性调整，但现实是供给结构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使得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面临更大的压力、更多的任务。

（四）社区干部能力不足，工作疲于应付。当前，社区工作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性越来越强，而社区干部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脱节，他们严重缺乏社会工作的理念、知识、技术和方法，习惯于“当超级保姆”，不懂得团队协作，不懂得助人自助，不懂得激发居民参与，不懂得发现居民领袖，不懂得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不懂得开发利用社区社会资源，加重了社区干部“人累心也累”的痛苦体验，难以享受“快乐公益”，“抱怨多、满意少、压力大”成为常态。

（五）社区组织结构失衡，治理主体单一。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严重不足，存在总量少、结构失衡问题。目前，全省平均每个社区约有6个社会组织，主要是自娱自乐的兴趣类组织，志愿服务、公众参与及专业服务等组织都比较稀少。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社区居委会过多地承接了政府延伸下来、企业转移出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新生出来的各种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为政府部门向社区居委会转嫁负担提供了借口。另外，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还在倡导和探索之中，社会组织参与渠道不畅，也加重了社区工作负担。

（六）基层群众意识淡薄，不正之风蔓延。一些部门和单位群众观念淡薄、服务意识不强，推进工作进社区不是到社区为群众服务，而是热衷于设机构、挂牌子、摆桌子；有的部门主观意识较强，不顾居民的需求和社区的实际，对社区工作指手画脚，提出一些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要求；也有的部门本位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较重，一味强调本部门工作在社区的“痕迹”，这些都导致社区干部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有些部门和单位也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本该自己做的事情交给社区组织去做，把责任和风险也转嫁给社区组织，既增加了社区工作负担，也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

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通过实行准入制度、建立政社互动机制等措施进行专项整治，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年3月以来，xx市委、市政府出台9条硬性措施为社区减负，取得一定成效，也遇到不少阻力。实践经验和教训证明，治理社区工作负担不能就减负而减负，需要以治理社区负担为契机，以构建社区治理格局为突破口，以提升社区工作效能为目标，站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谋划，开展协调行动，实施综合治理。具体思路和对策是：

（一）理顺基层管理体制，厘清政社权责。在政府层面，要按照“大部制”的思路，对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行整合，形成一条线对下，避免多头管理、重复劳动、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确立延伸到社区的公共服务机构的性质、职能，确保政府自身的本职工作能做到位、做好。在社区层面，要理顺组织之间以及与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构建职能清晰、关系顺畅、责任明确的社区组织体系。其次，要划清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责权边界，实现“政社分开”，推进“政社互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诸如 “准入制”等相应的制度，禁止政府向居委会转嫁行政事务性工作，赋予居委会拒绝承担行政事务性工作的权利，促使政府依法行政，保证居委会依法自治，建立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协商合作机制，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转变政府工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重新配置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权力，将现在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本应属于社区的权力下放给社区居委会，使社区居委会在本区域范围内成为治理主体。与此同时，推进政府改变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坚决杜绝向基层推卸责任，向社区转嫁负担。总结推广xx市的做法，对社区工作情况进行认真清理，取消社区承担的不合理的工作任务，取消面向社区开展的与居民利益无关的创建达标评比活动，取消各级各部门要求在社区设立的组织机构，取消社区不必要的工作台帐，取消社区不合理的证明盖章事项，还社区一片净土。

（三）培育发展社区组织，激发社会活力。要大力实施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工程，加大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力度，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服务组织，提高居民自治能力和社区服务专业能力。一方面，要大力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同时，要推进社会工作服务，培育发展社工服务组织，着力做好流动人口、老年群体、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社工服务，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另外，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来完成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任务，使社区居委会也从繁杂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四）加强社工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要根据社区工作发展的需要，针对社区工作的特殊需求，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扩大社区工作人员来源渠道，使优秀的人才被吸引到社区工作岗位上来。要建立规范化的社区工作人员培训教育机制，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重点是培训专业社会工作基层理论知识，训练他们的专业社会工作能力，转变他们的工作思路，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要建立和完善与社区工作者实际工作相匹配的薪酬保障机制、表彰激励机制，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为他们开展工作和成长发展营造环境、创造条件，使社区工作岗位留得住人才，保持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稳定。

（五）加快信息网络建设，改进工作手段。信息化工作之所以成为社区重要负担之一，主要是因为延伸到社区的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太多，而且互不兼容。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从上至下，对延伸到社区的各种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进行清理，按照共享、高效的原则，对这些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进行整合，建立规范的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实现社区事务在一个操作平台上完成，资源共享，避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六）创新社区工作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对社区工作负担进行系统治理需要整体性的制度和持续性的机制。为保证社区负担治理工作取得成效，应建立部门工作进社区的协调机制，建立政府部门向社区组织转嫁任务的责任追究机制，建立政府部门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和服务外包、公益创投、公益采购等机制，建立企事业单位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公益事业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居委会民主评议政府部门工作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工作绩效综合考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民主协商的制度和机制。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十二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性的刑罚执行活动，是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新生事物，也是世界刑罚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对于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体系，推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为进一步推进我区社区矫正工作，通过座谈、走访相关部门、各街镇、社区（村），询问社区服刑人员代表对社区矫正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形式，对全区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就调研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我区于2月起，全力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作、管理体系。截止9月底，全区共有社区矫正试点街镇8个，无脱漏管、不服从管理和重新犯罪情况。

一是在区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科，落实工作人员2名。二是8个街镇都建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有关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各司法所。三是社区（村）针对每名矫正对象分别建立矫正小组，安排2名矫正人员和1名监护人员进行矫正管理。四是各街镇广泛动员和吸收热心矫正工作的社会人员，经过培训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现我区共有社会志愿者119名。

一是8个街镇专门配备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协管员5名，配合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二是分级分类培训。今年1月，我区1名司法助理员参加了市司法局举办的为期4个月的三级心理咨询师培训，并取得证书；区司法局于今年9月，组织全区司法助理员和社区矫正工作者就社区矫正的意义和人性化管理等内容进行了培训；每季度各街镇司法所组织辖区社会志愿者进行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培训，全年共培训354人（次）。

一是制定了《大渡口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就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如何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引导、扶助、教育和管理做出了明确规定。二是全面推广社区矫正工作“13589”重庆模式，将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0.5%以内。三是试点开展心理测评，目前，建胜司法所和八桥司法所共测评社区服刑人员87名。四是创新矫正人性化管理，八桥司法所选取2名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手机定位系统试点管理，拟采取信息化手段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控，做到人性化服务管理。

一是严把“五关”，即严把接收关、请假关、矫正关、教育关、解除关，使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二是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评估、分类和委托制度，制定个案。八桥镇司法所对目前接收的12名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学习情况和心理测评等进行综合分析，分为严管类3名、普管类4名、宽管类5名，针对不同类别采取不同方式进行管理。三是坚持“日记录、周报到、月学习、月劳动、季总结鉴定”的“五个一制度”。四是制定“身份意识、制度规范、认罪服法、思想道德、法律常识、禁毒拒邪、心理健康和政策前途”的“八个主题教育”。五是实地走访。今年5月，对全区8个街镇33个社区（村）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了核查，资料档案齐全，无脱漏管和重新犯罪。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十三

我市农村社区建设起步于2019年。2019年被确定为全省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政府的部署和要求，以农村居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为载体，以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机制为重点，陆续出台并实施了一揽子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案。尤其是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推进，确立了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协同、村级组织承办、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有力促进了农村社区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初步形成了目标同向、工作同步的良好格局。主要做法有：

第一，坚持科学规划，合理优化村庄布局。一是着眼群众需求。倾听民意、反映民声、让民做主、为民说话，始终把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放在第一位。二是切合地方实际。依据地区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水平，以及村庄自然肌理与资源环境条件，有的放矢、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不强求一致，不搞大拆大建。三是符合发展方向。坚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美好乡村建设无缝对接。在执行规划时，将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与各项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在“四百工程”、城乡社区结对共建、“阳光村务”、创先争优、“平安家园”等活动载体中设置和融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标准和要求。同时，及时完善规划，体现群众需求，最大限度地调动基层干部群众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积极性。

第二，坚持改革创新，着力打破城乡壁垒。一方面，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行一元化户籍登记管理和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实户籍制度改革“1+12”方案，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了城乡低保、养老、医疗并轨，就业和社保城乡一体。目前，全市74万户籍人口已全部登记为“铜陵市居民户口”;办理流动人口《居住证》3.7万张。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围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市场配置、抵押融资、保证保险等“1+8”方案的具体内容，在明晰所有权、保障收益权基础上，完善配套政策，实行常态管理，努力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基本完成;农房测绘工作已全部结束，截至目前，累计申请房屋登记76561余户，受理65451余户，发证2623余本。建立了农村产权综合交易机构和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保证保险等运作机制，防范小额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

第三，坚持政策引导，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在政策引导方面，先后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明和谐幸福社区建设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攻坚。去年又专门下发了农村社区建设“五五工程”计划，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实现农村社区建设日常运行规范化、资产效益最大化、服务组织多元化、村务党务公开阳光化、服务团队专业化。在资金投入方面，几年来，市、县(区)两级结合民生工程，投入资金5200多万元，先后建成133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去年8月份铜陵县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示范单位”。同时，结合美好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小区进行综合整治，促进了社区环境明显改善，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满意度有了较大提升。在持续加大“输血”的同时，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造血”功能，积极谋划产业项目。近年来，围绕农村发展需求，谋划项目437个，总投资54亿元，其中产业项目32个，总投资50亿元。

第四，坚持民主公开，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扩大公开范围，在广泛征求基层意见、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指导县区编制《村务公开目录》，除国家政策法规统一规范的内容外，把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内容纳入村务公开目录，保障农民群众对村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创新公开形式，探索实践村务公开“6+4”工作法，统一财务审批和公开程序，做到常规性工作按季公开，固定性工作定期公开，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真正让群众参与村务管理全过程。同时，建立公开承诺制度，明确办事时限和质量，向群众公开办事程序、办事结果和决策过程。坚持民主管理，对照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要点，统一部署、适时检查，确保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一是认识基本到位，但观念转变不够。部门、县区、乡村、农民对要不要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是较为统一的，但在具体推进中，一些干部对“什么是新型农村社区”理解不深，习惯于凭老经验办事，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和推进，有以“物”代“人”的现象;部分群众对“谁来建新型农村社区”有片面认识，存在“等、靠、要”思想，参与积极性不高;少数部门和干部对“怎样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把握不准，特别是对如何与美好乡村建设相衔接研究不深，忽视乡土文化，以城市规划建设的思维建设农村。此外，受客观条件和经济条件影响，还有少数基层干部存在畏难情绪，工作中自我减压、降低标准。

二是规划比较齐全，但具体落实不够。主要原因：一是突出单个农村社区功能而忽视区域及区域间的整合。比如，就单个农村社区的规划来看，有的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甚至是应有尽有，但从整个区域来看，彼此间定位不准确、特色不鲜明、重点不突出，社区间未能形成彼此呼应、相互补位的有效体系。二是少数规划设计缺乏了论证，未能充分考虑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地方产业承载能力和实际财力，客观上使基层干部和群众在具体落实中产生抵触情绪。三是由于农村村庄人口少、分布散，且人口素质与城市相比有一定差距，以中老年居多，这些也增加了规划落实的难度。

三是措施相对有力，但顶层设计不够。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城镇化，意义重大。若干年前，在《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就曾对相关问题有所阐述。就现实而言，一方面，从市级及市级以下层面，各级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措施十分有力，比如在推进城乡保障方面实行同城同待遇、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加速农村土地流转等措施，都有力促进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仍是以“地域性”、“行业化”的特征为主，未能实现更大领域和更高层次的衔接。许多工作仍停留在“单兵推进”层面，需要进一步总结探索。

四是合力已经形成，但要素保障不够。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有两大经济要素：一是资金;二是土地。从资金方面来看，一是政府投入相对不足。近两年全市投入“农林水”的资金达6.8亿元，但投入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农技推广、农资补贴等刚性需求上，投入农村综合改革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份额较小。二是集体经济较为薄弱。2019年全市144个行政村，无经营收益的有56个，经营收益在10万元以下的有53个，经营收益在10万元以上的只有35个，仅占25%，难以支撑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维护。三是社会自愿投入有限。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资金投入未能实现多元化。从土地方面来看，农村建设用地审批程序多、指标少;少数农户小农意识强，农村土地流转发展不平衡，局部地区成片流转难度大，影响人口集聚、资源整合和公共服务的延伸，给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困扰。

第一，突出规划先行，构建城乡一体发展的新格局。一是坚持城乡一体、产城联动。以县区规划、产业规划和城市整体规划为依据，做到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与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四规联动”，确保规划的前瞻性、合理性和统筹性。打通城乡之间、农村社区之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市场渠道，促进农村社区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和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有效组合和多向流动。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当地的交通条件、资源配置、生态环境等因素，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与周围的自然山水环境有机融合，又与未来的区域发展方向高度一致。同时，结合村庄历史沿革、村民居住习惯，合理确定社区建设规模，科学规划空间布局，稳妥有效进行合村并点，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效益。三是坚持创新模式、量力而行。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当前绿化提升、“三线三边两小”整治、美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把农村发展与城镇化建设、重大项目布点、重点产业发展统筹考虑。同时，针对村庄不同特点，采取针对性办法。比如，对具有较好经济基础和对外交通条件，有一定建设规模和基础设施相对配套，周边用地能满足改扩建需求的村庄，进行重点建设，打造亮点;对规模小、人口少或因城镇建设、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必须整体拆迁的村庄，进行拆迁新建;对配套设施不完善，但需要保留的村庄，进行旧村整治、改造提升;对具有特殊人文景观(古建筑、古民居)和自然景观，需要保护的村庄，进行特色保护。

第二，突出政策引领，建立多元扶持保障的新体系。一是用足用活土地政策。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一方面，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增加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拓展农村用地空间。另一方面，采取土地增减挂钩、相邻滚动、合村并点、集中连片的方式，充分整合原有建设用地、空闲地和废弃地，最大限度挖掘农村土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二是整合资金集中投入。一方面，进一步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实行“五个一点”，即：通过市、县、乡各级财政安排一点，积极向上争取一点，整合政府资源筹集一点，共建单位协调帮扶一点，发动社会力量捐助一点，解决项目资金问题;另一方面，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加强对投入资金的监管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投入产出比。三是深化配套制度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率先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同待遇”，真正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社会保障、医疗、科教文体等方面的权利。

第三，突出产业支撑，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新渠道。一是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以铜陵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大科技投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业化为目的的创新模式，不断加大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加快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体系。二是在产业特色上下功夫。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的要求，针对目前存在的生姜、凤丹等传统特色农业产业种植规模小、集聚效应弱、加工企业少、产业带动力不强、销售平台单一、市场开拓不够等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发展的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档次，增强品牌效应，努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三是在规模生产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积极推广“公司+农户”模式，培养一批技术水平高、产品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及时兑现奖扶政策，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合作经营能力，引导帮助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第四，突出配套建设，增强农村社区服务的新功能。一是提升农村社区服务供给平台。一方面，注重硬件的提升，搞好社区道路、水电管网、通讯设施及景观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达到硬化、亮化、绿化、美化、净化标准，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以完善医疗计生、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事关群众日常生活的服务项目为重点，加快提升已建成的集“五室三站两栏一校一场所”配置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水平，使各类公共服务真正“落户”农村、“扎根”农村。二是拓展农村社区服务供给网络。按照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建立起村、镇、县(区)一体的社区服务供给网络。借鉴城市社区的经验做法，发展壮大各类农村社区非盈利型社会组织，对市场和政府职能进行补充。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协调社保、卫生、公安、民政、文化等有关职能部门根据自身职责搞好相应服务的延伸和覆盖，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减轻社区事务负担。三是创新农村社区服务供给模式。一方面，不断提升政府或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层次和覆盖范围。比如均衡教育向农村区域的进一步延伸和覆盖。另一方面，探索政府采取委托、补贴、购买等方式，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提高服务效率。可以预见的是，当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都参与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之中，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被打破时，从单一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管治，转向平等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商的多元关系，农村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必然实现新的突破和提升。这也是xx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题中之义。

第五，突出基层民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一方面，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农村社区成立社区党组织，由原党支部书记或从合村并点的村(居)党支部中选拔优秀党员担任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在此基础上，对社区党员重新组合，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产业和行业支部，探索实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村合作组织党支部设置模式。拉长基层党支部服务产业和行业的链条，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增强群众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根据新的形势与任务，创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建立健全农村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党组织议事制度、社区协商议事会制度、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制度、社区居民公约和社区各类专项工作制度，探索开展政府性工作、行政性任务由居民自治组织去完成，从制度上保证社区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居民权益得到保障。

第六，突出工作实效，健全各方协调联动的新机制。

一是加强领导力量。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重要工作日程，推动领导力量从过去的重城市、轻农村转变为城乡一体、统筹推进，切实发挥指导、协调和督导作用，确保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序推进。

二是加强宣传引导。总结美好乡村村企合作共建机制的经验，广泛动员和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发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采取捐资捐物、献智献力等形式，开展帮扶和互助活动，形成各级各部门乃至全社会各负其责、各尽其能、支持配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浓厚氛围。

三是加强督查考核。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对各县区及有关部门的年度目标绩效管理考核范围，切实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同时加强日常督促检查，不断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通报工作进展情况，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扎实开展，走在全省前列。

2023年社区工作调研报告（汇总14篇）篇十四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会议宣读了驻马店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在这种大背景下，本课题组7～9月通过对驻马店部分县乡(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验和实践的考察，对全市推进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

新型农村社区是指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新型农村社区布局规划，通过小村并大村、大村扩容和空心村治理，进行资源整合而建设的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管理完善、居住方式与产业发展相协调、基础设施和社会化公共服务相配套的现代化农民居住区。

驻马店市农村新型社区建设要本着“规模要大、档次要高、功能要全、环境要美”的原则，坚持做到科学规划、群众自愿、就业为本、试点先行、积极稳妥、量力而行。

近年来，驻马店市结合实际，确定中心村，整合自然村，抓好示范村，依据“因地制宜，以人为本，节约土地，保护农田”的原则，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重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以发展产业为主线，强力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目前，全市新开工建设的51个试点社区开工建设48个，其中21个万人社区开工建设18个、5000人社区已全部开工建设。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0.2亿元，其中财政投资1.6亿元、整合部门资金1.3亿元、社会化运作资金17.3亿元。累计建成住房9726套，在建5478套。修建水泥道路12条、总长21.3公里，配套排污管道21.3公里，铺设供水管道13.3公里，架设电力线路12.6公里。全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周期长，工作量大，困难较多，全面高标准的推进该项工作，实现较大突破，还面临着不少制约因素。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用地主要途径是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和增减挂钩，但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存在与现实脱钩的问题，因此，用地问题是制约社区建设的瓶颈。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来源单一、投入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

3、农民收入偏低，拆迁有一定资金压力。

4、高标准社区尚未成型，示范带动作用不强。

针对驻马店市目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际，今后的工作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建立多元投资模式和良性融资渠道，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需求。一是将财政用于支持新型农村社区中建设道路、文化广场、水电等各项涉农资金整合使用、管理，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以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得最大的支持效果。二是要积极吸纳社会资金，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通过捐资捐物、投工投劳，支持和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三是要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四是要鼓励各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支持力度。五是通过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指标有偿转让，积极盘活建设资金。

2、遵循城市化进程规律，以高起点科学规划确保有序建设。我们要遵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城镇建设相结合”的原则，着眼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制订高标准，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等。

3、实施重点突破，强化示范带动。对已启动的新型农村社区进行一次全面评估，从中选取部分具有较好条件的社区，作为全市社区建设的示范点，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4、完善服务体系，拓展社区服务功能。完善各种服务设施，建造一个集居住、购物、办公、教育、医疗、健身、休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现代高尚社区。具体来说：一是着力推进便民服务体系建设。二是着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是着力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四是着力推进公共文化教育服务体系建设。

5、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基层组织的管理与服务水平。

6、以农民合作组织为载体，以产业发展为联结，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1、要将“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同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不能孤立进行。

2、要保证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不能流于形式。

3、要踏踏实实，量力而行，稳步前进，不能急于求成。

4、要实事求是，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不能脱离实际。

5、要防止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发生新的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