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事情或工作顺利开展，常常要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制定方案，方案是综合考量事情或问题相关的因素后所制定的书面计划。写方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有关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全文范文(推荐)一
编号：
职工姓名：
单位：某某市印刷厂
根据吉林省《国有企业全员劳动合同管理试点工作方案》和我厂全员劳动合同管理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某某市印刷厂法人代表与共同协商，双方同意签订本劳动合同书，其内容如下：
一、合同期限：自_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共年个月。
二、试用期限：自_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年个月。
一、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及劳动条件
1.本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一周一休制。
2.铅印、商标车间生产岗位实行常年两班制生产，华泰造*厂实行三班连转制，其他工种实行一班制生产，但遇到紧急任务时，本厂可以组织加班加点，并支付合理加班费。
3.铸字、拣字、排版、纸型、铅版、照相制版等有害职工身体健康的工种，均有通风排气等防护措施，并享受相应劳动保护。
4.除排版、装订外基本上都是机械化、半自动化操作。
5.本厂根据生产、工作需要，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为职工提供必需的安全、卫生的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
二、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
有权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国务院发布的《国有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以及我厂《职工奖惩条例》的有关规定，对职工进行管理和奖惩。
义务：
1.对职工要进行国家法律、法规、职业道德、社会治安、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等教育。
2.对职工要进行技术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职工素质。
3.加强劳动安全与保护，不断改善劳动条件，保证职工的身体健康。
4.尊重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三、职工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
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享有同等的工作、学习，参加民主管理，获得劳动报酬、政治荣誉、物质鼓励及享受劳动保险福利的待遇。
义务：
1.努力学习政治文化技术，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
2.热爱本职工作，服从分配，努力完成生产工作任务。
3.遵守国家的法律、法律和有关政策及厂内各项规章制度。
4.爱护公共财产、机械设备、生产工具，节约原材料、能源。
四、劳动报酬及保险福利待遇
1.试用期工资：级月元。
2.学徒工资：第一年月元。
第二年月元。
第三年月元。
3.转正后工资：元。
4.定级后工资：元。
5.调资晋级：
6.保险福利待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结合我厂实际情况执行。
五、劳动纪律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遵守我厂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六、劳动合同的续订、变更、解除、终止及违约责任
1.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企业与职工协商一致，可以续订劳动合同。
2.劳动合同期限内，企业与职工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
3.劳动合同期限内，企业与职工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4.下列情况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①在试用期内发现不符合上岗条件的。
②职工不履行劳动合同，经企业提出警告后，仍不改正的。
③职工被除名、开除、辞退、以及被劳动教养、判刑的。
④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终结，经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具有劳动能力，企业分配适当工作，本人不服从的。
⑤经有关部门批准企业宣告破产，或濒临破产处于法定整顿期间的。
5.下列情况企业不得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①劳动合同期限未满，又不符合解除劳动合同有关规定的。
②患有职业病或因工负伤，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符合评残等级的。
③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
6.下列情况职工可以提出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
①经国家有关部门确认企业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严重危害职工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的。
②企业不能按照劳动合同规定，保证支付劳动报酬和其他福利待遇超过三个月以上的。
③企业不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国家法律和有关政策规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
④经批准出国或赴港、澳、台定居的。
⑤经企业同意自费考入大中专院校学习的。
7.下列情况职工不得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①由企业公费培训没有达到协商规定服务期限的。
②在企业中担任重要生产经营、科研任务，任务未完成的。
8.劳动合同期满后自行终止。
9.任何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方可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
10.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一方，违反劳动合同，对厂里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根据后果和责任大小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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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事项│
│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产生的劳动争议，首先由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进行调解，对调解不服的，由县以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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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______年____月____日(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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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______年____月____日(章)│ │______年____月____日(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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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年____月____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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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合同续定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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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定期限自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共年个月│
│至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续定合同有关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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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年____月____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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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全文范文(推荐)二
20xx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在时间表、路线图的倒逼下，各地国企改革正在提速换挡。通过改革提高企业效率，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各地的共同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前期出台的“1+n”改革政策和各项改革试点探索，为改革提速换挡奠定了基础。不过，当改革驶入“深水区”，剩下的路只能摸索前行，应该在一定范围内给予改革试错空间，用容错机制给改革者兜底、壮胆、打气，保护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丢掉心理包袱。行动派多了，经验和教训才会更加明朗，改革之路也才会逐步清晰。
从实践看，思想上畏难、怕出错，是不少地方国企改革推进力度与进展情况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前的采访中，听到一位原大型央企负责人曾表示：“有争议没保护，出问题要追责；干得多毛病多，不干事最快活。”在这种环境下，一些不正常现象出现了——“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提意见的”。
实际上，各方已经认识到了建立容错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17年多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若干政策的意见》，就明确要建立免责容错机制。地方上的探索则要更早。2013年，上海提出“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江苏、江西、山东等地都有跟进。
各地的实践很有借鉴意义，但容错机制需要更加完善，才能应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首先，要明确“容”的底线，建立负面清单，明确容错免责具体事项及情形，将“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思维引入到国企改革中。就目前来看，普遍认为国企改革要符合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这三个“有利于”仍需进行细化和说明，并体现在相关规章制度甚至法律中。
其次，要明确“错”由谁评判，探索建立专业评判制度和改革申诉机制及纠错机制。一些地方对此进行了探索，比如山东采取纪检部门、组织部门和国资监管机构联合发文等形式，明确相关程序。对有争议的问题，也可以成立由法律、财务、审计等多方面专家组成的第三方评判团队来进行评判。
再者，以典型案例、宣传推广等多种形式，营造试错、容错的氛围。在一些地方国企改革的进程中，曾出现过国有资产流失、损害职工利益的惨痛教训，因此，各方对新一轮国企改革持谨慎态度。但面对剩下的“硬骨头”，必须要让敢为人先的改革者有行动的勇气和信心。
“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容错机制，打消改革者的顾虑，是国企改革在“深水区”提速的“护身符”。期待在容错机制的护航下，国企改革能不断突破固有障碍，释放更多红利，也期待改革涉及的利益群体在享受到改革红利的同时，也能充分认识到容错机制的善意和正能量。
有关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全文范文(推荐)三
国务院13日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今日表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方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吹风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喜武、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介绍《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
国企高管将实行差异化薪酬制度
张义珍在吹风会上介绍，对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主要包括三方面改革任务：
一是坚持分类管理，建立与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对由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企业负责人，重点是严格规范薪酬结构(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构成)，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形成机制，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对通过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其薪酬结构和水平，由董事会按照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确定。可以采取当中方式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
二是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建立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对组织任命的企业负责人，其基本年薪根据企业负责人岗位职责和承担风险等因素决定;绩效年薪以基本年薪为基数，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结合绩效年薪调节系数确定;任期激励收入根据任期考核评价结果确定。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确定其薪酬也要考虑所在企业的不同功能性质、不同经营规模的区别以及本人承担的经营责任等方面的差异性。加强经营业绩考核。同时，实行契约化任期制管理，严格退出机制，对未完成约定目标任务、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解聘。
三是坚持统筹兼顾，合理确定企业负责人薪酬水平。无论对组织任命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还是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都要在综合考虑有关群体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其薪酬水平，推动形成企业负责人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调节不同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薪酬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国企改革红利不能成为个别人的私利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喜武表示，《意见》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
谈及如何从总体上认识此次国有企业改革的特点，张喜武认为，一是更加注重改革的精准性。坚持改革奔着问题去，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改什么问题。二是更加注重改革的规范性。先定规则再改革，于法有据搞改革。三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强化改革政策之间、措施之间、工作之间的衔接配合、协同发力。四是更加注重改革的公开性。坚持阳光透明，国企改革的政策、方案、措施、过程能公开的都要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决不让改革的红利成为个别人的私利。
国资收益上缴比例将提高到30%
此外，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围绕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目标定位、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和国有资本收益全面共享三个方面向介绍了有关情况。
许宏才表示，《意见》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目标定位和有关政策。目标就是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新形势和经济发展新常态。
许宏才指出，《意见》要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这样的制度设计，将改变以往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直接对所监管企业履行出资人权利的运作模式，而改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所授权的国有企业履行出资人权利。实质上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设立了一个“界面”和“隔离带”，这个“界面”和“隔离带”就是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指令主要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这个平台，按照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市场化”的方式层层传导，规避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经过连续多年的调整，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已经从2007年设立之初的10%、5%、暂缓三年收取和免交等四档，逐步提高到目前的25%、20%、15%、10%和免收等五档，今后还要逐步提高，到2020年提高到30%。”许宏才表示，自2010年开始，中央财政建立了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机制，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近几年调入力度逐年加大，今后会进一步提高，体现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的要求。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不设时间表
期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就《意见》中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部分进行了解读，他表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总体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把握目标原则。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标是，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其次，要区分不同类型。一是区分“已经混合”和“适宜混合”的国有企业。已经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要着力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资本运行效率上下功夫。对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相关改革要求要全面理解、准确把握。要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坚持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也就是说，适合独资的就独资，适合控股的就控股，适合参股的就参股。坚持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不下达指标，成熟一个推进一个。方式和进度要服从于效果，服务于发展。
二是区分商业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充分运用整体上市等方式，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公益类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
三是区分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等不同层级。集团公司层面，在国家有明确规定的特定领域，坚持国有控股;在其他领域，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子公司层面，国有企业集团公司二级及以下企业，以研发创新、生产服务等实体企业为重点，引入非国有资本，加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再次，鼓励多种方式。一是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参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参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二是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三是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
在能源、交通等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
谈及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连维良认为，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指导意见》明确要多领域、多方式、多途径推进。
“多领域”意味着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要积极引导发展。同时，在能源、交通、通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进入门槛较高的领域，也要向非国有资本推出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
“多方式”包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参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参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
“多途径”在于依托证券市场和产权市场，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可以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途径参与。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企业自愿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切实维护各类股东的合法权益。
有关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全文范文(推荐)四
敬爱的各位领导：
自入职以来，在公司工作也快三年了，正是在这里我开始踏上了社会，完成了自己从一个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有过欢笑，有过收获，也有过泪水和沮丧。公司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开明的工作作风，一度让我有着归属的感觉，使我在这里可以开心的工作，开心的学习。承蒙各位领导的关心与厚爱，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各位领导的信任、栽培及包容，也感谢各位同事给予的友善、帮助和关心。
大学毕业后，我带着满身激情来到这里，原打算在我们伟大的国企要有一番作为，现在看来这些远大抱负都将离我远去了。也许我是一个弱者，面对重重压力，我选择了离开。毕竟我不单单是我，我还有我的家庭，有我的父母，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我一辈子要回报的，现在父母身体健康状况欠佳，需要有人照顾，我不能太过于自私，不能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忽略了他们的感受。所有这一切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一切的理想和抱负都是过眼云烟，在这繁忙的都市我终将面临选择，虽然这会让我留下终生的遗憾，但是我想做一个好儿子比什么都重要，况且干那一行都能为国家作贡献，我绝不会辜负党对我多年来的培养。
这段时间，我会把自己负责的工作完成好，如果我的离去给公司带来了好多不便，我表示万分的歉意，希望公司领导考虑我的实际情况给予理解。我真诚的恳请公司领导批准我的辞职申请，在这里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祝愿公司不断壮大发展!
希望公司对我的申请予以考虑并批准为盼。谢谢!
此致
敬礼!
辞职人：
20xx年xx月xx日
有关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全文范文(推荐)五
甲方：_________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家庭住址：_________
所属街道办事处：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一、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同意签订本劳动合同书，共同信守本合同所列条款，共同执行《_________公司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
二、劳动合同的期限
本合同期限为_________年，自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起，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止。其中试用期为_________个月，自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起，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止。
三、生产(工作)任务
1.甲方根据本企业生产(工作)需要，安排乙方_________生产(工作)岗位，为乙方提供必要的生产(工作)条件。
2.乙方同意根据甲方生产(工作)的需要，服从甲方所安排的工种、岗位，遵守甲方所规定的各项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
3.乙方必须按照甲方关于本岗位生产(工作)任务和责任制的要求完成规定的数量、质量指标和工作任务。具体工作任务见《岗位协议书》。
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1.甲方根据国家规定，按工种、岗位要求发给乙方劳保用品和配置生产、工作所必需的劳动工具，提供保障乙方安全、健康的生产、工作环境。
2.其它必要的生产、工作条件。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公司的管理制度对乙方进行管理和奖惩。
2.合同期间因工作需要，甲方有权调整乙方的生产、工作岗位。
3.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试用期内发现乙方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2)按照国务院《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办法》，乙方违纪应予辞退的;
(3)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包括经甲方批准延长的医疗期)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甲方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4)乙方在病、事、延长产假和医疗期及脱产学习期间本人或为他人及亲友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
(5)乙方因病在十二个月内两次不按甲方规定按时上交病假证明的。
(6)合同期内乙方由于个人原因一年内两次被劳动组合下岗或下岗待业期间两次不服从分配的。
(二)甲方的义务
1.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创造有利于职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企业环境。
2.负责对乙方进行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专业技术、企业管理知识、安全生产、遵纪守法和规章制度的教育与培训。
3.确实保障职工民主管理的权利，接受职工代表大会对甲方履行劳动合同的监督检查。
4.具有下列情况之一，乙方又无违纪行为的，甲方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1)劳动合同期限未满，又不符合本合同书第五条第(一)款第3项的;
(2)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3)乙方患有职业病或因工负伤致残;并经甲方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的;
(4)乙方为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间的;
(5)应征入伍，在义务服兵役期间的;
(6)按国家规定录用、接收的复员、退伍军人、退役运动员和建设征地农转工人员，在企业工作未满三年的;
(7)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
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在合同期间乙方享有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获得政治荣誉和物质鼓励的权利。
2.有权享受国家和本企业规定的调整工资、晋级奖励、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
3.因疾病治疗需要，有申请延长医疗期的权利。
4.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甲方不能按劳动合同的规定支付劳动报酬的;
(2)经国家有关部门确认，甲方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严重危害职工身体健康的;
(3)经甲方同意，自费考入中等专业以上学校学习的;
(4)甲方不履行劳动合同或违反国家政策、法规，侵害乙方合法权益的;
(5)经甲方同意，属于正常工作调动的;
(6)乙方在劳动组合中下岗，要求自谋职业的;
(7)对新录用人员，试用期内甲方未履行招工简章的;
(8)经甲方同意，因私出国进修或定居的。
(二)乙方的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树立主人翁责任感，维护企业合法利益。
2.积极参加甲方组织的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专业技术、企业管理知识、安全生产、遵纪守法和企业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培训。
3.遵守甲方的各项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管理。
4.努力完成生产、工作任务，并达到经济责任制中规定的各项指标。
5.按甲方要求完成技术培训任务，并达到考核标准。
6.如有违章违纪行为，应接受甲方的批评教育。
七、劳动报酬
1.甲方根据乙方所在岗位及岗位对劳动技能、工作能力的要求和乙方实际劳动贡献，按《_________公司岗位结构工资实施细则》或《_________公司岗位技能工资制试行办法》按月付乙方劳动报酬。
2.甲方根据企业的经济效益及乙方在生产、工作方面的贡献，给予乙方适当的物质奖励。
八、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
1.乙方在合同期间享受国家规定的各种公休假日、补贴、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
2.乙方因工负伤或非因工负伤、患病期间的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3.女职工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间的待遇按国家或公司有关规定执行。
4.患有精神分裂症、癌症、瘫痪等难以治愈的疾病和因工负伤致残的职工，经指定医院确诊、由劳动鉴定委员会讨论并经职代会批准，可享受长期医疗期。
5.乙方供养的直系亲属，按国家规定享受劳动保险待遇。
6.甲方按月为乙方存本人月工资总额的_________%的补充养老保险金。
7.乙方因合同期满终止合同至社会待业或属于本合同中第五条第一款第3(3)、(5)、(6)项，第六条第一款第4(1)、(2)、(3)、(4)、(6)、(8)项规定情况解除劳动合同时，甲方按照其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乙方本人相当一个月累计工资的生活补助费，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的本人累计工资。
九、劳动纪律
1.乙方应遵守甲方的各项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的管理教育。
2.乙方如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甲方有权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不改者，甲方可视其错误性质、情节、影响和本人态度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十、终止、变更、续订、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
1.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即终止执行。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前，如双方需要续订合同时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并办理续订合同手续。
2.合同期内甲方生产、经营、工作发生重大变化，经与乙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合同的相关内容，并办理变更手续。
3.任何一方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方可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4.按照国务院《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_________公司辞退违纪职工办法》，乙方属于应予辞退的，应说明因违纪而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
5.乙方被开除、除名、劳动教养以及被判刑时，劳动合同自行解除。
十一、违反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劳动合同或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应当根据其后果和责任大小，按照《_________公司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实施细则》第_________条的规定偿付违约金和进行经济赔偿。
十二、其它具体事项
1.乙方因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时，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社会待业手续。
2.甲乙双方履行合同中发生的劳动争议应及时由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按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中有关规定处理。
3.本合同未尽事宜，凡属国家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执行;凡属国家没有规定的，甲乙双方可以协商修订、补充。
4.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_________劳动局鉴证后，自签订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本合同由甲方主管部门_________劳动局监督执行。
十三、《岗位协议书》、《病休协议书》、《休延长产假协议书》、《离岗休养协议书》、_________、_________为本合同书的附件，与本合同一并生效。
甲方(盖章)：_________乙方(签字)：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有关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全文范文(推荐)六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40年了。这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间跨度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五分之三。然而，这仍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现在正处于关键阶段，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就当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面临的挑战作些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这样一次“伟大觉醒”和“伟大革命”不会突然发生，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要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回望历史，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第二，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这两个使命的完成，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所谓工业大部分是手工业。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人民币466亿元。按全国人口4.5亿计算，人均约100元左右。为尽快改变国家的面貌，毛泽东提出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两项任务展开的。
（二）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长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二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共的这两个特点对新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从1949年到1954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要长一些，从建国初期经过一段探索至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谓单一所有制就是实行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没有个人的和民营的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实行计划，企业和农村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调配。第二，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户籍管理制度也在此时确立，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由于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不仅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流动。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旧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转化而来，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里仅简要指出三点：
第一，旧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新中国初期曾尝试实行双轨制。由于连年战争，民国后期的经济体制是半统治、半市场，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在全国总资本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这种情况使得新中国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迅速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存在集体、私营、个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成分。当时，中共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行苏联式全面计划经济的条件，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国营经济实行计划，其他成分依靠市场。然而，这种双轨制的尝试并不成功。
第二，当时存在一系列将中国经济导向计划体制的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稳定和恢复经济、保障人民生活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虽行之有效，但客观上具有消弱市场要素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其次，冷战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仅局限于苏联、东欧等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并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实行赶超战略。最后，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基本形成单一所有制，这就为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依靠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积累，以及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等措施，是导致城乡差别固定化的重要原因。客观地看，自近代以来，中国便出现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扭转这一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简单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探索形成的过程，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单一所有的计划体制基本定型；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经济便是在这一体制下运行的。在中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这套经济体制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三）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冷战国际环境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中国人很快发现，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问题暴露后，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但毛泽东在世时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至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这一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当时虽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但基本精神相似。八大前后，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极具创建的新方针。然而，正确的思想并非一经提出就能坚持下去。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国际环境的变化、党内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探索的方向逐渐出现偏差。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否定了八大的判断，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并没有结束。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试图以依靠群众运动、打破常规的办法发展经济；同时尝试改良计划体制，思路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结果，“大跃进”遭到失败，对计划体制的调整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然而，当时并没有总结不尊重经济规律的问题。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演变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为期十年的内乱。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前7年发展比较顺利，后20年经历坎坷，代价高昂。然而，总的来看，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经济总量上看发展也不算慢。1976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4536亿，是1949年的9.7倍。同期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近10亿。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均计算，从人民币100元增加到454元。这一人均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相比，中国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希望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这时的主、客观条件已不同于以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然而，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现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2、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02—2012）；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2012—2022）。
这种阶段划分的办法现在采用较多，但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现在通常把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标志和改革开放的起点，讲改革开放四十年并未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第二，上述各阶段如何标示、主题如何概括才更准确，尚需进一步斟酌。例如，上述第四阶段，自中共十四大起便称为“新阶段”，现如延用已不合适；但本文的标示仅突出了该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重要的内容，而未能涵盖如港、澳回归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等其他重要内容，亦有不足。第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或将延续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从研究者的角度，笔者倾向于把上述六个阶段两两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其间是历史转折的实现。这主要因为历史转折并非一下发生，不像一个锐角，而像一条抛物线，讲历史转折事实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记述，局部拨乱反正和一些改革尝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开始。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开放内容丰富，把阶段划分得粗些、长些，有利于更好地展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配合，也有利于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探索，到确定目标，再到基本实现转轨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个阶段尚未完结，许多方面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做出总结和评价为时尚早。
本文论述的重点放在三阶段划分法的前两个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已过去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第三阶段，笔者将比较其与前面两个阶段的差异，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瞭乱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一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中外交流的恢复和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派遣代表团出国访问，目的之一是学习外国现代化经验。有人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出国访问潮，是近代以来国人第二次开眼看世界。三是1978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些设想和措施。最后是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重大事项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商定，在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形成正式决议。上述事件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次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79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了郑重而初步的总结。不久，中央确定要写一个新的历史决议。经过反复讨论，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即功大于过；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最重要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把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隔开来；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概括起来，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既有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自身主观认识的局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和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小康”思想具有指导作用。1977年，党的十一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看清，这个目标届时将无法实现。1979年12月，他在同来访的日本首相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一“小康”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大智慧：第一，这是一个缓冲，把不切实际的目标降了下来；第二，“小康”这一提法第一次把党所主张的国家现代化大目标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小康是中国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传统向往与追求；第三，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战略步骤实际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路来安排的。
（二）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则有一个过程。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两件事的性质和涉及的人员范围有所不同，共同的目的和作用是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纠正错案，涉及的人员主要是“文革”及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是不再搞“唯成份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更宽、数量更大，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例如，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以往，“成份”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前途和命运。上学、找工作都要讲出身和成分，甚至要“查三代”。划定成份长期不变且株连家属子女，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础之一。这种“成份”或“出身不好”所带来的政治包袱有多沉重、多压抑，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不是过来人很难了解和体验。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得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形成一言堂，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有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当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由此展开，其宗旨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3、取消“文革”时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政权机构，其特点是党、政合一。“文革”结束后，“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得到延用，但由于各级党委的恢复，其实际作用已相当于原先的各级政府。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革命委员会”的称谓逐渐废弃，各级政权一律称政府。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个步骤和标志。
4、废除“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1982年至1984年期间采取的这一措施打破了公社化之后农村形成的政社合一（实际是党、政、生产管理三合一）的状况。对于农村基层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经济组织实际是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政社不分也削弱了基层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改革初期，当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的解体已不可避免，而废除这一体制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取得的成果。农村基层自治是人民公社解体过程中农民群众的创造，在写入1982年宪法后逐步推开。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也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四化”标准启用大批年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为一般职工建立了退休制度；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实际是终身制。“文革”结束后，让一些年事已高，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比较僵化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让胜任改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已刻不容缓。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定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同时明确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提拔年轻干部，这样就在总体上形成新、老干部的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在全国人大一级主要是赋予人大会常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绝大部分法律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即可生效，只有特别重大的法律仍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更好地发挥了人大的立法作用。同时，在全国人大陆续设立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在基层人大，主要是在县一级设立常委会。这些改进加强了各级人大的作用。政协会议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召开，强调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此加强。以后，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中国的法制建设在“文革”中遭到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初期，加快制订各方面的法律成为当务之急。人大法律委员会成立后，仅三个月时间就立法七部。其中，有的是“文革”前已制订但未获通过，有的为改革开放所急需。例如，为配合引进外资的需要，制订了对外开放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改革开放后制订和通过的法律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则出台较晚。其中，1982年宪法的制订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在内容和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结构上的重要调整是把公民权力和义务这一章调整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突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有关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家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转变，经济上的改革是难以推动的。
（三）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即计划经济体制；但最初目标并不明确，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良，还是最终抛弃它，一时尚无定论。
1、改革从调整开始，“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渐成一体。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当时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多少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交流。然而，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难以分开。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经查阅，“改革开放”合并成一个词，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实际是1983年下半年后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2、经济体制改革从城市起步，出人意料地在农村取得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城市领导农村，最初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从城市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一些国企启动改革试点，主要办法是向企业放权，不再重复以往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但新尝试效果仍然有限，原因是计划经济环环相扣，从体制的末端着手难以形成全局性突破。这时，农村出现了预想之外的情况。计划经济对农村的控制相对不那么严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农民群众就利用这一点突破了政策限制，开始尝试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大包干”是其中最简便的一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数量和品种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城市供应得到改善，整个经济由此活跃起来。
3、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深圳是最成功的特区。经济特区的意义不单是开辟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探索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并具有示范和吸引效应。例如，深圳实行市场经济后，吸引周边地区农产品流入，不仅对周边地区的物价产生很大影响，对周边地区的计划体制也形成很大冲击。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4、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计划体制的冲击。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新的大集体企业等。这里需要对新的“大集体”企业做些解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知青回城，需要安排就业。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仅允许这些人自谋出路，而且要求街道、机关、学校、工厂都兴办企业。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当时叫“大集体”。包括大集体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新企业与原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没有被纳入计划体制，必须自己找产品、找原料、找销售渠道。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必须依靠市场生存。这样，各种新型企业就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造就了一个市场，尽管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也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但它已经出现。
5、市场的复苏与“双轨制”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半市场、半计划转向全面计划经济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两个过程经历的环节大体相同，但排列顺序相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外汇买卖和股票交易，管控金融市场；随后是控制粮、棉等生活资料价格，同时为保障就业限制劳动力流动，之后是管控生产资料价格，最后是统一销售渠道。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市场要素逐渐失去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允许开办农产品自由市场，意味着放松了对销售渠道和生活资料价格的管制。那时，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城里人用粮票在自由市场上和农民换鸡蛋。城市居民的副食得到改善，农民可以多吃些粮食。农副业生产发展了，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兴起，劳动力开始流动。以后，生产资料价格和销售渠道逐步也放开。90年代初出现了证券和股票交易，金融市场也逐渐形成。到这时，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其最初阶段更类似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精心的人为的设计。
这里必须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范畴；但是客观地看，这一思路在改革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第一次给予市场以合法地位，虽然还只是辅助地位。此前允许市场存在，通常是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临时性措施。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要取缔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新思路下，市场经济虽处于辅助地位，但毕竟不能随意取缔。市场经济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便会自行拓展生存空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经济“双轨制”。
经济双轨制的出现，一方面是客观发展所导致，另一方面也有主观选择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但此后几年的提法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方面，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政治上很敏感；另一方面，要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行，不可能一下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特别因那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双轨制，以促进经济体制转轨。其办法主要是让那些不受计划体制控制的企业优先发展，以培育市场的生成。这种体制外先行的做法也被称作“增量改革”。
关于经济双轨制的利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讨论。然而，以回顾的眼光看，实行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恰恰是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我们今天评价双轨制，不能局限其本身的优劣，而要看其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所有政策和措施都是有成本的，无非是成本高些或成本低些。同时，再好政策和措施实行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带来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
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四）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分不开。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元帅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而没有再提“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突出了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外交工作，他所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五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美正式建交是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奠定了改革开放所需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70年代末的判断是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要抢时间搞建设。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判断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现有人误以为，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提；而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先，得出和平发展的判断在后。然而，有了这个新判断，中国便可以放手实行改革开放，它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具有多方面影响。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即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这既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需要指出，在对外关系格局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处理稳妥而智慧。他始终强调，中美关系是大局；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他高度重视，并巧妙地把控节奏。这个过程历时十年，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同时中美关系也一直保持稳定。回过头来看，这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为此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十分有利。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主要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等等。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5、沉着应对国际形势的大变局，提出正确处理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时，中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此时，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同时，明确了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首先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因而避免了重回意识形态斗争老路的危险，并成功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建交，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方针是极其睿智的，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保持了连续性，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五）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
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也难以简单评价。可要肯定的是，这两方面的变化不是也不可能预先设定，而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发生的，因而其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改革开放自始便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并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笔者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较深，愿在这里提出以供参考：
（一）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有两段时间面临的困难最为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中国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几年就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形成对照，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失败，出现社会动荡后十几年都难以稳定。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这次困难的产生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能够克服第二次困难，关键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既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斗而不破，又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除应对得当之外，克服这次困难还有内外两方面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已使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受益；同时亲历“文革”的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许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二）以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为引领，形成各方面互相配合的改革战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是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实现变革的路径，“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很快形成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以经济体制为重点，很快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个方面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
当头，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双轨制和增量方法实现体制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比较顺利、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渐进方式。渐进式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首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考察这一过程，实际是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的个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便利，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有一定优势；然后，再实行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
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的优点，在于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渐进式改革重要手段的“双轨制”，只能作为过渡措施而不能长期维持，如不能适时实现并轨，其所必然带有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就会固定化，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四）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扩大决策的参与范围提升科学性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企业的发起、证券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是先由基层或地方试行或提出，再经中央认可或批准，进一步试点然后推开。这些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促成这种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并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决策圈的扩大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互动使得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被调动和发挥出来。
（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又是一项新的改革。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起；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口号“新世纪、新阶段”，其含意是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将有很大不同。
（一）改革开放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那30年所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挑战也迎面而来。这时中国面对的问题，主要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那些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可以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其产生的根源不同，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观察、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实践。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1、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当前阶段，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完成之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已明确提出，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然而，落实这些举措，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明显下降，这多少在意料之中。以往，关于现代化研究，比较注重经济“起飞”阶段，而对“起飞”过后如何转入平稳爬升则缺乏研究。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有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3、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利益集团出现和腐败滋生，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传统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另一个是平均主义。然而，这两个办法不仅阻碍发展，最终仍不能避免腐败。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但由于它们现代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这些问题递次出现，可以递次解决。而在中国，这些问题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而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其困境在于，为解决某一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可能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这使得现阶段中国的改革必须更注重顶层设计、更加周密，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效用的限度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
5、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现在中国所要应对的情况，所需考虑的问题，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深化改革开放，不仅要看准方向，还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统筹协调，凝聚共识；如此，才能调动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合力。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三）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除应对国内的挑战之外，还必须应对外部形势的挑战。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最近，有关讨论很多。这里，笔者仅就如何看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在应对这些变化时自身应注意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1、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因素在国际形势发展中所占权重已大为增加。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重大变化有两点：第一，中国与世界已经被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第二，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引人关注的变量。这两点变化对中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受制约的一面。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一个互动过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与赞助。中国经济因此迅速增长，并为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担忧也与日俱增。
2、中国现正面临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这种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强大了，但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不断判断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并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将逐步增大。事实上，这种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到现在已有二、三十年，可能还将持续二、三十年。
3、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为“两个一百年”所概括。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国际影响显著增加，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这样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台湾问题的解决尚须时日；（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直接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不足，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有限；（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还有一点并非短板但很重要，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4、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改换思维方式和立足点，善于换位思考，以提高预判和应变能力。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看一步，走一步。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往往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态度和政策。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把自己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恰如其分地摆到国际关系中去，我们对此还不很适应。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时，既要立足中国看世界，也要学会从世界全局看中国。同时，这一变化也要求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采取对外行动时能够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多设想几种不同的可能，多想几步棋，谋定而动。而做到准确预判的关键是学会换位思考，而非一厢情愿。
5、需要化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逐步解决中国与世界在体制上兼容的问题，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对现存世界体系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外之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彼此间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于中国与邻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其深刻的涵义在于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果说那时形成的是中外接轨的2.0版本，现在则需要建立一个新的3.0版本。其要义是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对峙与冲突，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加全球重大问题上的继续合作。
6、必须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中国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各国都面临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是好的，而且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谨慎、平和的心态，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四）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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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6月3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善于识变求变应变，紧紧扭住关键，积极鼓励探索，突出改革实效，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实施意见》。会议还听取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国有企业勇挑重担，在应急保供、医疗支援、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3年是国企改革关键阶段，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制造业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夯实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健全法律法规，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
会议指出，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要积极探索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具体路径和办法，坚决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权益。
会议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会议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
会议强调，国有文艺院团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力量，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分类指导，以演出为中心环节，激发国有文艺院团生机活力，创作生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艺术佳作，满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着力增强卫生健康治理体系整体效能，优化医药卫生资源配置，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推动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络，患者就医负担逐步减轻，人民健康状况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持续改善。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医药卫生体系经受住了考验，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强化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把预防为主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要梳理各地深化医改情况，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加快推进健全分级诊疗制度、完善医防协同机制、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完善相关配套支撑政策，打好改革组合拳。要高度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应用，重塑医药卫生管理和服务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对近期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要抓紧从体制机制上想办法、补漏洞，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会议强调，要把抓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部署改革任务的落实同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合起来，把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贯通起来，有针对性地部署推进关键性改革。要提前谋划“十四五”时期改革工作，更加注重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更多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改革创新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众中间，对待新事物新做法，要加强鼓励和引导，让新生事物健康成长，让发展新动能加速壮大。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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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引发热烈关注。
《国企三年行动方案》横跨“十三五”收官与“十四五”开局之战，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通过国企对中国发展的牵引力，意在更为紧凑的用好“十四五”期间，不是在“十四五”期间均匀用力，而是抢着用好是“十四五”前半段，所谓起手定江山，只有用好前半段，才能更好地抢时间，推转型，促突破。
通过《国企三年行动方案》，把整个十四五划分为两端：十四五前期——改革突破期，和十四五中后期——上台阶和见成效期。也更好与全球共振——把疫情之后的近两三年的全球经济复苏，与三五年期间的再全球化期间，中国必须采用不同的策略与布局。
天下熬改革久矣，2015年的22号文所勾勒的国改顶层设计之后，陆陆续续出台诸多政策，而2020年作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启动之年，将之前很多政策的症结，落实不下去的障碍，与现实的冲突及政策空白地带，要做个拉网式巡查和系统整合，以一揽子政策及举措的出台，全面推进国企混改、重组整合、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使得国改进入快速推进、综合推进，实质进展，出成效，出模式，出创新的新阶段。
华彩咨询建议各级国资深入把握《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在十个方面的大突破，理解好中央布局，结合政策，贯彻措施，发动共振。
图片来源：pixabay
01
第一个突破：再顶层设计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是行动方案的中心，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是其核心目标。
方案有四个核心集成：
第一个集成，要把党的十九大对国有资本的担当，对国资国企改革的相关要求针对性，靶向，高强度落实到未来三年行动当中去。
第二个集成，是把2015年的22号文出台以来，“1+n”的改革政策系统整合，结构化梳理，拾遗补缺，变若干单项改革为综合改革、系统改革，对国资国企改革明现状，找问题，确症结，定任务，定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在未来的三年行动中加快落实，促进见效，滚动推进，定点攻坚。
第三个集成，是把这几年在“十项改革试点”、“双百行动”、三去一降一补、新旧动能转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董事会试点、党建嵌入公司治理等改革试点示范工程和重大改革行动推进过程中，国资国企界所探索的理论，创造的一些经验，模式，路径，综合，融合，跨界，推广更广阔，更深度的国改中去。
第四个集成，是之前的四批210户混改试点、“双百行动”、区域综改试验”、“科改示范行动”，从中央企业到省市国企有近千家试点企业将会作为吃过螃蟹的改革样板进一步推动更为全面的综合改革，以期巩固改革成果，推进改革成效，引领改革信心。
02
第二个突破：聚焦七个关键抓手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聚焦七个关键抓手，这七个抓手的改革不仅要有路线图，时间表，还要可考核，可评价，可倒逼！
一、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理清党委（党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推动章程和议事规则的个性化设计，落实不同于公司法公司章程范例的个性化设计，探索黄金股，ab股，同股不同表决权，同股不同分配权，落实董事会职权，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契约制度，推进制定各类科学的市场化目标，探索将五位一体建设任务合理的折算为市场化目标，推动各类中长期激励政策，着力提高企业活力和效率。
三、积极稳妥、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基于混改的企业制度重构，深度转化经营机制，积极推动深度发挥非国有股东的积极作用，探索在公司章程和实际治理过程中保护国有出资人利益的相关制度安排。
四、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围绕国有资本在形态布局、空间（国家战略）、产业（领域）、时间、角色与担当等方面的布局，力推战略性重组、突破性重构、大格局创构、专业化整合，引导聚焦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做强做精主业，发挥国有企业在“六稳”、“六保”、优化结构，畅通国际、国内两个循环方面的引领作用，对冲疫情负面影响，科学合理探索中国在新时期的国际化，适应和引领新型全球化探索，发挥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五、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加大授权放权力度，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司）功能作用。
六、推进“双百行动”、“区域性综合改革试验”、“科改示范行动”等专项工程的深化、模式化、综合化，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七、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探索党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加强党建，充分发挥企业家价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3
第三个突破：加快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
加快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是发挥国资系统作用，形成国资系统战斗力和牵引作用的关键。
目前，全国已有27个地方出台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方案，35个地方出台权责清单，政府与市场、监管与企业的边界更加清晰。2019年国务院国资委明确提出：要凝聚全系统之力，争取用2至3年时间，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形成国资监管一盘棋。
河北、黑龙江、甘肃等地国资委在统一监管上强化负债率监测管控，推动高负债地方国企落实降杠杆任务。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企业资产负债率继续下降。
未来国资系统的智能化监管将是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更为关注的战略性工程。在增强研发创新能力、强化财务硬约束、削减和规范补贴、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回报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基于大数据分析和动态实时监控，引导国资系统形成更为明确的任务举措，制定科学的量化、可考核的具体指标。形成针对各类风险的发现乃至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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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突破：综合改革一揽子政策
十月底前出具推进综合改革的一揽子政策。
6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其中，“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10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完成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企要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核心竞争力。”所以，10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就是针对这些目标，一揽子出台系列政策，不让国资委在改革上喊得响却动得少，不让国企在改革上犹犹豫豫，把政策供给到位，让国资国企清爽干脆地迈入“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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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突破：剥离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剥离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6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中，“基本完成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项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12月底前完成。
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提出要在2018年底基本完成剥离任务。由于工作遇到太多阻碍因素，导致推进难度大、进度慢。现在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需要出大招，出真招，一企一策，多策齐下，采取整体移交，自治运营，托管运行，企业兜底加市场运作，分离移交、重组改制、关闭撤销、政府购买服务、专业化运营管理等不同方式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务院国资委主任郝鹏早先也曾强调，今年将全面完成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东北国企，你们身上最沉重的包袱，最难解决的那些问题，可以突破了！——这和中央领导要求今年年底前确保消除绝对贫困都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夯实地基之举，意味深长，作用关键，民心所向，信心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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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突破：加快推进“两类公司”试点
31个地方改组组建超过100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从中央到地方加快推进“两类公司”试点，加大“两类公司”试点力度，加强“两类公司”在国有资本布局调节上的功能发挥。
国资委明确指出，今年将加大对“两类公司”试点企业授权力度，适时改组或组建新的“两类公司”。两类公司要在推动国有资本功能创新，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国有资本形态转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上更好发挥作用，尤其在试体制、试机制、试模式方面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
围绕落实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要求，对两类公司进一步优化授权结构，并通过两类公司作用的发挥，进一步优化其所出资企业的股权构成、治理结构，组织形态，产业与领域分布，促进混改，市场化，职业经理人，股权激励制度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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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突破：重点领域混改将扩围升级
在此指导下，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扩围升级，注重“改机制”。
众所周知，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改的关键领域，在深化国企“混改”实施意见即将推出的当下，业内预测，未来国企“混改”将进一步扩围升级精准化。
扩围上会把之前几期“双百行动”扩容到足够大，乃至按照深圳的做法就是不设家数指标，应混尽混。
升级上会在少数央企上市公司进一步推进“混改”的基础上（如中国联通），有可能推出更多整体上市公司层面此类“混改”，不排除对少数央企集团总部进行由多元股东共同推进的“混改”。
精准化上下一步分层分类推进“混改”，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化与民营企业合作，着力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科学合理设置股权结构，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并强调充分保障企业职工知情权、参与权。
地方上，2020年，吉林省日前公布了国企“混改”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区国资系统明确了47个国企“混改”项目，天津市国资系统推出60户精品国企“混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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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个突破：煤电等多领域重组整合力度加大
大方向是坚持出资人主导，对重复投资、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的领域开展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积极探索跨区域整合，加快非主业、非优势业务剥离。
继统一负责全国油气干线管网的建设和运行调度国家管网公司，以及经营管理解放军移交的全国范围内所有经营性资产及物业和农场的中国融通集团外，呼之欲出的中船集团与中船重工整合的消息时不时跳出来，包括中石油与中石化、中国移动与广电网、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等也是数度被猜测。
包括坊间一直在说的几大施工集团，航空类的几大企业（中航油，中航信，中航材），以及芯片领域的国家队，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国家队，包括业内一直在探索的校企，校办资产管理将往何处去，都有可能是此轮改革会触及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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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突破：科技创新和激励再加码
卡脖子科技的靶向攻坚，成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关键子课题。
“十四五”规划中，若干国企将设立专项的卡脖子攻坚专题战略。由此带出的科技创新和激励创新必将成为三年行动方案的关键命题。
合肥几次重大项目的重仓布局引发广泛热议背后，是大家痛定思痛，开始从制度和系统设计上开始反思科技创新的环境和动力机制。
上海推进的容错机制和三个“视同于”，早就被青岛等地学习和融合，广东甚至可以允许母公司的管理层跨层次在子孙公司内跟投项目（前提是新项目与集团没有内部交易），四川允许科技人员拥有职务发明的部分产权，江苏的科技贷方兴未艾，深圳、重庆的科技金融走出了新路子。
深圳甚至探索在鼓励创新方面，健全市国资委直管企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入抵扣上缴利润、创新投入视同利润工作机制。健全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提高研发团队及重要贡献人员分享科技成果转化转让净收益比例至50%以上。打造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上，深圳也伏线千里，汇聚了175家金融机构总部，打造了全球科技情报交易中心，仅深创投一家就累计投资162家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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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个突破：省部合作，省界进入新境界
继八个国家大战略（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湾区、长三角一体化、黄河生态带、东北二次振兴、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二个准国家战略（大运河文化带、海西经济区）之后，中央又推出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渝双城都市圈战略。
如此多而重大的国家命脉型战略叠加而来，给这些战略所涉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出一个问题，地区财力扛不扛得动？所以去年底国务院国资委郝鹏书记所推动的三级国资规划，
其核心就是要从全局上、制度上、规划上、国资布局上解决中央企业与各地深化合作，各地用好全国范围内国有资本的带头引领作用，带动好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资本，运作好国际国内两个循环。当前国务院国资委正牵头编制“十四五”全国国有资本布局与结构调整规划，组织编制央企总体规划和央企自身规划，并首次将地方国资规划和地方国企自身规划纳入体系，推动各地国资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加强与全国国资规划的对接。
同时各地也加大协同力度。例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建立一体化联合工作机制，共同打造重大问题协调与重大项目对接等平台，探索国资监管跨区域合作。成渝双城一体化有一个基础就是四川与重庆两地国资委建立了联席工作机制。
总结
改革，永远在路上，每当我们彷徨和犹豫的时候，还是要相信改革巨大的动能已经不是个别事件，因素可以影响和阻挠的，改革已经把中国国运，民众所盼，命运共同体国度所系，全球发展的正能量融合，共振到了一起。
这场旨在千年大计，旨在推动中国再出发的改革，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国资国企改革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更是其中的关键和主轴。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是理解中国发展的一把钥匙，一本密码本，一个昭示着全局的关键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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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6月3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善于识变求变应变，紧紧扭住关键，积极鼓励探索，突出改革实效，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2年）》、《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实施意见》。会议还听取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国有企业勇挑重担，在应急保供、医疗支援、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3年是国企改革关键阶段，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制造业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夯实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健全法律法规，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
会议指出，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要积极探索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具体路径和办法，坚决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权益。
会议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会议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
会议强调，国有文艺院团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力量，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分类指导，以演出为中心环节，激发国有文艺院团生机活力，创作生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艺术佳作，满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着力增强卫生健康治理体系整体效能，优化医药卫生资源配置，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推动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络，患者就医负担逐步减轻，人民健康状况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持续改善。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医药卫生体系经受住了考验，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强化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把预防为主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要梳理各地深化医改情况，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加快推进健全分级诊疗制度、完善医防协同机制、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完善相关配套支撑政策，打好改革组合拳。要高度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应用，重塑医药卫生管理和服务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对近期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要抓紧从体制机制上想办法、补漏洞，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会议强调，要把抓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部署改革任务的落实同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合起来，把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贯通起来，有针对性地部署推进关键性改革。要提前谋划“十四五”时期改革工作，更加注重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更多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改革创新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众中间，对待新事物新做法，要加强鼓励和引导，让新生事物健康成长，让发展新动能加速壮大。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