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点滴小事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求物质，而在于感受和珍惜每一天的快乐。小编搜集了一些成功的心得体会样例，供大家在写作时参考和学习。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一
作为一位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我近期参加了一场晋商文化讲座，并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启发。在这场讲座中，我深入了解了晋商文化的起源、特点以及对中国商业发展的影响。通过这次讲座，我深深感受到晋商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对商业活动产生了新的认识与思考。
首先，讲座以介绍晋商文化的起源为开端。晋商文化几乎与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同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晋商人凭借出色的商业眼光和灵活的商业手段，在商海中推波助澜，积极参与海内外的商贸活动。北京作为晋商的重要中心之一，也见证了晋商文化的繁荣与活跃。这段历史为我揭示了晋商文化的基石，使我对中国商业发展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其次，讲座逐渐深入介绍晋商文化的特点。晋商们具有较高的商业道德和信用度，自成体系的商业网络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晋商文化强调家族观念和商业智慧的传承，推崇以家族财富为基础的企业管理模式。在商业合作中，晋商人注重信用和义务，这对他们赢得了许多商业伙伴的尊重和合作。此外，晋商人还以家族族谱为媒介，维系着晋商社区的联系。这些特点让我深刻地明白了晋商文化在商业活动中的独特价值。
进一步的，讲座还探讨了晋商文化对中国商业发展的影响。晋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展现出了较高的商业才能和经营智慧，他们的商业行为如结盟、投资、合资等对中国商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商人的商业道德和商业创新精神也为后来的商界精英们树立了榜样，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业的繁荣发展。晋商文化在经济市场的影响力和商业智慧的传承，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启发。我认识到商业活动不仅仅是追逐利益的过程，更是一种责任与担当。
最后，我对晋商文化讲座的心得与感悟。晋商文化以其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商业道德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参加这次讲座，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商业涉及的不仅仅是利益的追逐，还有一种责任和担当。作为年轻人，我们应该在积极追求利润的同时，注重商业道德的建设，追求可持续的商业发展。晋商文化的精神，不仅仅是商业的智慧，更是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历史的传承。
总而言之，晋商文化讲座为我打开了了解晋商文化的大门，并带给我对商业活动的新认识。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中国商业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加此次讲座，不仅增加了我的历史文化知识，更让我明白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和责任。我相信，将晋商文化的精神投入到当今的商业实践中，必将为中国商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力量。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二
晋商文化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晋商的兴起与山西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交通便利密不可分，而晋商们的创新性商业理念和管理方式，更为其在商业领域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虽然新的商业形态层出不穷，但很多传承了几百年历史的老字号，仍旧独具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本文将介绍我在走访晋商老字号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传承精神。
走访老字号，最深刻的体验是传承的精神。新旧更替，物换星移，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下，很多刚刚起步的新商家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压缩成本和质量，以占领市场。而老字号则不同，他们无论在产品或服务方面都以品质为要义，几代人的经验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恰恰成就了他们引领市场的地位。而这种精神，往往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学习的，需要在长时间的市场实践中逐渐沉淀和开拓。
第三段：文化积淀。
另一方面，走访老字号可以感受到文化的积淀。或许这一点很多人都体会不到，但所有的老字号，都不是空口白话，而需要厚重的文化积淀支撑。以晋商老字号岳阳楼酒店为例，继承了中国茶文化精髓，实行独特的沏茶、品茶、聆听传统音乐的服务流程，让客人在舒适静谧的环境下领略茶文化魅力。老字号经营者们的家族文化，都不是一时之间可以创立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磨练、不断丰富的。
第四段：新与旧的融合。
走访老字号，也可以看到新与旧的融合。以其它晋商老字号如惠民大药房为例，他们在保证中医药学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不断采用科技、管理、营销等方面创新思路，在拓展新生代市场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生命力。奇怪的是，传统业态与现代元素的交融并不能降低老字号的传承性，反而让其更容易接受新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文化。
第五段：展望未来。
走访老字号，不仅是感受商业传承的智慧与文化的积淀，还隐含着对未来的展望和期许。老字号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向着更多元化、更个性化发展，成为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的“新字号”。希望更多的消费者意识到老字号的独特魅力，并通过支持、推广和传承，让这些历久弥新、洋溢着传统气息的老字号，更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所喜爱和所信服。
总之，走访晋商老字号，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历史、文化和商业的底蕴，更可以看到晋商老字号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时代变革中，不断改进和创新，融合新旧元素，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消费者的青睐。这些老字号的成功之道，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在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为中国商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更加坚实的动力和智慧。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三
乔家大院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私人住宅群，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深厚的商业文化而闻名于世。近日，我有幸来到了乔家大院，亲身体验了其中的晋商文化。通过参观和学习，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以下是我在乔家大院体会到的晋商文化心得。
首先，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商业智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乔家大院的建筑构造精妙，显示了晋商在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机敏和灵活。特别是大院内的商业街，整齐划一的商铺、精巧细致的装修，无一不体现了晋商追求商业利益的能力和精明的头脑。在乔家大院的商业街上，我看到了许多商品和纪念品，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传统器具和饰品。这些物品都展示了晋商对于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和商业眼光的独到。晋商所具备的商业智慧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家族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乔氏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家族，乔家大院是他们的世代传承之宝。在大院内，我看到了世代相传的家族画像、家谱和神龛。这些都反映了晋商非常重视家族观念，注重家族的传承和发展。晋商重视家族观念，尊重长辈，看重家族的荣誉和声望。这种家族观念不仅在乔家大院体现，也反映在晋商集团的发展中。晋商经营的企业多是家族式企业，家族成员共同参与，传承家族的经营理念和传统文化。这种家族观念的传承和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第三，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梦想和追求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乔家大院的建筑规模宏大，精美绝伦，其中展示了晋商尤其是乔氏家族的财富和地位。这些都表明了晋商对于财富、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和渴望。他们有着富有梦想和追求的心态，不断努力奋斗，追求更大的成功和辉煌。晋商的梦想和追求激励着他们不断改进和创新，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这种对于梦想和追求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借鉴和学习。
第四，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慈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参观乔家大院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与慈善有关的展品和介绍。晋商作为古代商人，他们既追求个人财富，也非常关心社会的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晋商慷慨解囊、周济贫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并且在建设水利、教育事业和修建道路等公益事业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慈善的精神和文化是晋商一直所坚持的，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综上所述，通过参观乔家大院，我深刻体会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晋商不仅具备商业智慧，还注重家族观念，有着梦想和追求，并且坚持慈善文化。这些价值观和精神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我相信，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会更加重视晋商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把晋商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融入到自己的行动中，为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四
晋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分支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力。经历了一个个曲折与坎坷的发展历程，晋商文化如今已成为晋商们骄傲的象征。在近期一次参观晋商文化展览的经历中，我深深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可贵之处。以下是我对晋商文化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为引入段。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一支重要分支，融汇了晋商们多年的智慧和努力。在一个晋商文化展览中，我领略到晋商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接下来，我将从立身处世、亲情、口头文化、慈善活动以及创新带动经济发展这五个方面来谈一谈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为立身处世。晋商文化抱持着做人做事的准则，注重培养商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力量。自律、执着、诚信、勤俭等是晋商们一直秉持的价值观。他们以独特的商业智慧在商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得益于他们的人格修炼和做事态度。通过欣赏晋商文化展览中的历史照片和文字介绍，我对晋商们的立身处世之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
第三段为亲情。晋商们注重家庭观念和家族文化，强调家人之间的亲情和互助。在晋商文化展览中，我看到了晋商们对家族传承和家族荣誉的重视。他们的商业活动往往围绕家族企业进行，代代相传，家族成员间紧密合作，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族精神。这种亲情的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亲兄弟情感、家族忠诚和责任意识。
第四段为口头文化。晋商文化重视口头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晋商们擅长用诗词、歌谣和笑话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们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样，如文化宴、说书、杂剧等。这些活动不仅强化了族群认同，也推动了晋商文化的传承。在晋商文化展览中，我听到了古老的晋商口头文化创作，并与当地晋商一同合唱了晋商歌谣，这样的互动让我更加体会到了晋商文化的生动和多元。
第五段为慈善活动和创新带动经济发展。晋商素以慈善事业闻名。他们注重回报社会，常常捐资办学、兴置慈善院、修建道路等。此外，晋商们也在商业运作中不断创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慈善精神和创新思维使得晋商们不仅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也赋予了晋商文化独特的魅力和可贵之处。
总结段为对晋商文化的肯定和展望。晋商文化凝聚了晋商们多年的努力和智慧，其独特的价值和精神追求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通过这次晋商文化展览，我深深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可贵之处。未来，我们应传承和弘扬晋商文化，将其融入到当代商业实践中，为我们的发展注入更多传统智慧和精神力量。
以上是我对晋商文化的心得体会。晋商文化的传统智慧和精神力量，是我们当代商业界所需要的。我们应该尊重和发扬晋商文化，让其在当今商业活动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五
中国拥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之一就是商人文化。而在中国商人中，晋商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文化之一，一直被誉为商业圈中的泰山北斗。晋商文化历经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独特的商业经验和文化内涵，传承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老字号。在与晋商老字号合作、窥探晋商文化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些老字号的商业智慧和文化价值。
第二段：信仰和坚持。
晋商文化老字号最为经典的特征之一便是信仰和坚持，它可能是由于晋商地区的礼仪文化影响所致。在昔日的晋商商圈里，计算利益和风险投资的同时，地方文化、信仰和社会责任感非常重要。因此，在日常经营中，老字号追求坚持信仰和社会责任，而不是追逐短期经济效益。
第三段：务实和力量。
晋商文化老字号的习惯不是贵族有钱人的奢侈享受和浪漫主义想法，而是务实和力量。他们的观念是为了经营和发展企业，一定要把家族资产节约、利用最大化。在晋商文化里，务实和谨慎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和团队，把每一笔资金、资源和机遇都充分利用，持续开垦商业版图。
第四段：思考和开拓。
晋商文化老字号通常善于深思熟虑，以长远的眼光开展业务。他们通常能够把公司、客户和员工的利益整合在一起，同时想到更多的收益。在经营上，晋商老字号通常会花更多的时间思考，制定能够产生更多效益的方案，以便能够开拓商业新的领域。
第五段：发展和传承。
晋商文化老字号最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点就是发展和传承。他们非常注重家族企业的传承，把丰富的经验和成功的策略，解释给新的商业领袖。同时，他们也注重帮助地区、社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为社会贡献力量。这种精神也引领了晋商文化老字号的不断发展壮大。
在晋商文化老字号的世界里，他们的成功经历和经验都将继续带给我们无限的启迪和启示。他们的坚持、务实、思考和开拓精神，值得我们在商业发展中不断汲取，对我们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有巨大提升。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六
出东大院的西堡门，走过一条马蹄形的沟涧小道，就是西大院。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十分规则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面向与背靠同东大院完全相同。俯视西大院，其平面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东西宽105米，南北长180米。只有一个堡门，开在南堡墙稍偏东的位置，正对着城堡的主街。雄伟的堡门为两进两层，一方刻有"恒祯堡"的青石牌匾镶嵌在堡门正中央，因堡门为红色，所以人们都叫西大院为"红门堡"。堡墙外高八米，内高四米，厚二米多，用青砖砌筑。堡墙上有垛口。堡门外正对堡门的地方，有一座砖雕照壁。堡门左右及堡墙东北、西北角各有一条踏道可上堡墙。堡内南北向有一条用大块河卵石铺成的主街，人称"龙鳞街"，街长133米，宽3.6米。主街将西大院划为东、西两大区，东西方向有三条横巷。横巷把西大院分为南北四排。从下往上数，各排院落依次叫底甲、二甲、三甲、顶甲。一条纵街和三条横巷相交，正好组成一个很大的"王"字。堡墙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更楼一座。堡内东南角、西北角各有水井一口。堡内共有院落27座，除顶甲为6座外，其余三甲均为七座。各院的布局大同小异，多数为一正两厢二进院，正面以窑洞加穿廊为主，顶层有建窑洞或建阁房的。大部分院落以南北中心线为对称轴，东西基本对称。也有一部分院落为偏正套院，院门偏在东南方向，院门内是一条较长的通道，通道西侧南端是通往前院的门，北端是通往后院的门。
王家大院位于灵石县静升村北端黄土丘上。北距太原150公里，距灵石县城12公里。院落座北面南，居高临下，面对静升村，视野开阔。
王家大院建筑规模宏大，有东大院、西大院、孝义祠三部分，总面积达34450平方米，相当于祁县乔家大院的4倍，为灵石王家官商皆有的院落，王家大院不仅是一组民居建筑群，而且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建筑艺术博物馆。
王家大院布局的构思独特，结构合理，“三雕”艺术精湛。院内，随处可见木雕、砖雕、石雕作品，从屋檐、斗拱、照壁、兽吻到础石、神龛、石鼓、门窗，构思奇妙，造型逼真，精工雕造，独具匠心。这里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有南方建筑的秀美。与此同时，绘画、书法、诗文熔于一炉，人物花卉、禽兽汇于一体，姿态秀美，是晋中民居中的一处奇葩。
王家大院史话。
静升镇静升村，为晋中地区最大的村庄，村内自古除“九汉八堡十八道巷”外，尚有五里长街一条，现实际人口达万。灵石历史上四大家庭之一的静升王氏家族为太原王氏后裔，其先祖这一支早年从太原移居灵石县汾河峡谷间的沟营村(今富家滩镇属沟峪滩村)，元仁宗皇庆年间(1320xx年-1320xx年)，宗祖王实又从沟营村迁至静升村，至今历680多年，传27世。静升王氏从耕作与兼营豆腐业开始，由农及商，由商到官，家业渐大，家资渐厚，声名渐高，在此前提下，其后大兴土木，营造宅第，自是常事。王家最早筑屋舍于村西张家槐树附近，之后，由西向东，从低到高，逐渐扩展，修建了“三巷四堡五祠堂”等庞大的建筑群，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以上。据现可考文字表明，拥翠巷(通称王家巷)建于康熙三年(1664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重修。锁瑞巷建于康熙四年(1665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重修。拱秀巷内之义安院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嘉庆元年(1796年)重修。崇宁堡(通称西堡子)建于雍正三年(1720xx年)，拱极堡(通称下南堡)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恒贞堡(通称红门堡)建于乾隆四年(1762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间。视履堡(通称高家崖)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至嘉庆十六年(1820xx年)间。5座祠堂中仅存的孝义祠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主祠堂建于嘉庆九年(1820xx年)，耗银3200两的戏楼台至今幸存。
康乾嘉期间，王家人通过正途科考，异途捐保和祖德荫袭三条途径，仅五品至二品官就有12人。包括授、封、赠在内的各种大夫达42人。跻身儒林名登仕籍者至少50余人，另有贡生、监生、生员125人。官职中有广西柳州知府、湖南宝庆知府、刑部陕西司郎中、山东司郎中、户部浙江司郎中、陕西按察使司副使道、贵州提刑按察司等。王家大院中的3座府第宅，司马第宅和1座旗杆院，便是修建时期主人已具有一定名位的标志康乾嘉期间，王家先后奉旨修建15座牌坊，其中除11座节孝坊外，其余为功德坊、恤典坊、忠义坊等。
王氏家庭从道光后逐渐衰落，族人中，有的不再以耕读为本，有的不持续以商发展，有的满足于一官半职，有的安乐于锦衣玉食，不少人既无承继先业之志，亦无固本守成之心，以有的竟成为盗贼、乞丐或不惜卖儿卖女之“莠民”。于是红门堡内便有一家先将祖院出卖。出卖后，异姓新主人不满于堡门楼上“合堡同宗”之匾，执意要取，王家不得已改一字为“合堡同德”暂存。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建筑豪华，包括院落26座，房屋218间、面积达11728平方米的高家崖堡，仅以964两纹银，又易主他姓。再后来，当年合族引以为荣、奉旨为王梦鹏修建的大型石雕孝义坊和面积为428平方米的孝义祠，也只以20xx吊铜钱卖出。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后，王氏家族中当时资财还比较雄厚的二十一世王饮让，匆匆地将其在静升本土和晋南、晋中、石家庄、保定及京津一带的商号全部变卖处理，尔后举家南迁。自此，作为一方望族的王家，历经600多年的奋发与辉煌，终于销声匿迹，仅仅成为一方土地上的历史话题了。1950年土地改革后，王家大院已属于贫下中农所有。贫下中农居住期间，许多主体建筑，非但未遭破坏，且大部分还保持了原有风貌。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七
近日，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关于晋商文化的讲座，此次讲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集团之一，其文化传承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商业智慧。通过这次讲座，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晋商文化的内涵以及对现代商业的启示，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晋商的伟大和智慧。
第二段：晋商文化的内涵及其对现代商业的启示。
晋商文化自秦汉时期兴起，发展至清末民初，其基因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商业观念和社会伦理价值观。讲座中，讲者向我们介绍了晋商的重要价值观念，如“和合”、“诚信”、“敦厚”等。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晋商创造了一种务实、稳健、合作的商业模式，建立起信任、合作的商业生态系统。
这些晋商文化传统对现代商业具有深远的启示。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诚信和合作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建立起信任和合作的关系，企业才能长久地发展。同时，晋商的敦厚和厚德载物的精神也提醒我们，作为企业家要注重个人修养，注重道德伦理，追求真善美。
第三段：晋商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晋商文化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核心，追求的是融合道义和商业，以商为本，更以人为本。讲座中，讲者提到晋商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了商人们不仅要有商业头脑，还要有高尚的品格和社会责任感。
这对现代企业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当有远大的目标和使命感，追求商业发展的同时，不忘社会责任和道义伦理。只有将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有积极影响的企业家精神。
第四段：晋商文化的文艺价值。
晋商文化不仅在商业上有着卓越的成就，同时在文艺上也有着浓厚的底蕴。晋商的商业成功与文学、戏曲、音乐等艺术形式相辅相成。晋商文化富含浓厚的艺术氛围，这是因为晋商注重人文精神和修身养性。
晋商文化中的文艺价值对当代社会依然有启示。在商业竞争中，企业家应该注重文化建设，提高对艺术的欣赏与理解。艺术能够提升人的情操、情感、思维与创造力。它使人更有深度地思考和感受，从而带来独特的商业创新和领导力。
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当代价值不仅在于对商业界的启示，也在于对个人和社会的感召。通过晋商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我们能培养出诚信、合作、团结、创新的精神，提高个人品德与素质，为社会和谐与繁荣做出贡献。
同时，晋商文化也在提醒我们要注重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我们应该以晋商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中国商人的形象，向世界传递中国商业文化的独特魅力。
总结：
通过这次晋商文化讲座，我进一步认识到晋商文化的卓越成就和其对当代商业和社会的重要性。晋商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观念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考和启示，使我意识到作为现代企业家，不仅要具备商业头脑，还要注重个人素质的提升，发扬诚信、合作、勤俭等晋商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有良好商业修养和高尚品德的商业精英，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做出贡献。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八
晋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老字号则是晋商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不仅代表着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是代表着精神文化的传承。我在这里记录下我的一些个人体会和看法，以感悟这些老字号的特殊精神。
第二段：老字号是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而老字号作为晋商文化的传承，代表了晋商文化持续存在的一种方式。老字号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并非仅仅因为其长久的历史和优质的产品，更是因为其背后承载的精神和文化内涵。老字号所代表的是一种传统文化，一种优良的商业道德和一种人文精神。老字号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些因素的支撑和保持。
第三段：老字号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老字号代表的精神特点很多，其中包含了传承、专注、诚信和创新等。传承是老字号的一个显著特点，老字号的历史文化和经验一直是其立足于市场的主要来源。此外，老字号一直注重产品品质的提升和维护，为此，老字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和调整，充分发挥了其专业性和行业优势。而且，老字号所信奉的商业道德也很明显，诚信经营一直是老字号的重要质量标准。正是这些精神特点的支撑，使得老字号在中国商业界和文化界都拥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四段：汇聚老字号文化的街巷和商铺。
在山西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省份，老字号文化得以得到更好的呈现和传承。很多传统的老字号店铺在同一个街区内，比如说太原的道庄糕点和大同的张学良手工麻花等。走进街巷之中，感受老字号对于当地人生活和文化的影响，体验着那份历史感和家乡味道，不仅能够了解到老字号的发展历程，更是让人感受到了老字号对于传统文化和行业精神的坚持，这些店面传承着山西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第五段：结语。
老字号文化不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更是中国商业文化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正是因为老字号的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并不断与时俱进。我们应该珍惜这些传统文化，积极支持和推广老字号品牌，在更多的场合中展现传承晋商商业文化背后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晋商文化和老字号文化在新时代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九
山西的“大院文化”
中国民居建筑，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皖南民居以朴实清新而闻名，晋中大院则以深邃富丽著称。在山西，元明清时期的民居现存尚有近1300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数集中分布在晋中一带的晋商豪宅大院。现在被列为山西十大名胜之一的乔家大院，是在1986年底经重修后开放的。此后，陆续又有祁县渠家大院、太古曹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等出现在山西省旅游名胜行列之中。
这几处晋商宅院可说是将民居建筑文化发挥到极致，体现了山西民居、甚至北方民居的菁华，同时，它也是晋商500年兴衰史的见证，大院里一砖一瓦、每个细节局部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
晋商宅院结构严谨，一般呈封闭结构，有高大围墙隔离;以四合院为建构组合单元，院院相连，沿中轴线左右展开，形成庞大的建筑群，有的构成某种图形样式，取吉祥喜庆的象征意蕴。上面提到的四个大院，占地面积从5000多平方米到一万多平方米。其中王家大院目前开放面积1.1万平方米，这只是当年鼎盛时期大院总面积的1/15。难得的是，这些巨型宅院的建设虽然在几百年间持续展开，但布局设计、工艺技术、艺术风格方面却能保持协调一致、前后统一。
40多年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山西考察古建筑时，深邃富丽的晋商住宅院落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当时的记录中写道：“这种房子在一个庄中可有两三家，遥遥相对，仍可以想象到当日的气焰，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阁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许多”，“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见，百尺矗立，崔嵬奇伟，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
先后开放的这四处晋商大院倒是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乔家大院完全是城堡式的建筑，院墙高大如城墙，以前更夫行走其上，清脆的梆子，声闻方圆十余里。布局讲究方正和稳定，整座大院结构呈“喜喜”形。
渠家大院在建筑形式上十分讲究。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石雕栏杆院、十一踩木制牌楼和包厢式戏台院号称“四绝”。光是看屋顶的形制就极丰富，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各不相同。院与院之间均有牌楼相隔，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透露出些许书香之气。
曹家大院充满富贵气度，整体结构是篆书的“寿”字形。主体“三多堂”，取多子、多福、多寿之意，由三座四层的堂楼组成，楼顶还分别建有亭台，这在以平房为主的北方民居中显得尤为突出。
王家大院建在山坡上，远望是海拔2000米的绵山山脉，近处有小河流淌;前后院落每一进都上一高度，极具层次感。院内俯仰可见的砖、木、石雕刻异常精美，建筑构建无不精雕细刻，每个门墩、石础都堪称艺术品。尚在修整中的高家崖、红门堡建筑群气势宏伟，不日即可向游人开放。这些宅院被称赞“汇宋元明清之法式，集江南河北之大成”，从中足可领略传统民居建筑的精妙。
伦理学、民俗学的缩影在建筑中无处不在。大院封闭的整体结构，主次分明、内外有别的房舍布局，都能在封建意识形态的礼制、等级、纲常中找到对应。大院里也有民俗风情的尽情展示：寓意富贵吉祥的装饰图案花样层出不穷，包涵儒家教化内容的传说故事场景无处不在。
从地图上不难发现，这些精美恢弘的大院都密集于晋中盆地。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换的要冲，加之晋中南地狭人稠，外出经商谋生自然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勤俭、诚信、团结的作风，严密、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体系，一步步将晋商的事业推向高峰。晋商极少举家迁移至他乡，往往一人在外苦心经营，留家眷在原籍，讲究的是“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于是便有了那么多奇迹一般的大院，它们的豪华气派是晋商实力最好的证明。也有人从大院高墙深宅的建筑形制中看出了晋商的保守自闭、墨守成规。实际上，营造豪宅的行为本身就是一处致命伤：晋商资本大量流向土地，不利于商业资本向近代资本发展。尽管有着让今人也赞叹不已的经营思想、管理体制，但明清晋商终究是封建商人，遭遇纷乱的时代，衰落不可避免。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十
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类别之一，自古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商业智慧和经商手法闻名于世。晋商心得体会，是晋商们通过长期的商业实践和思考积累出来的宝贵经验。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晋商心得体会的五个方面，希望对读者有所启示和借鉴。
首先，晋商心得体会强调诚信。商务世界中，诚信是一种最宝贵的财富。晋商们深知，只有建立起诚实守信的声誉，才能赢得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信任。他们注重履行承诺，并始终坚持以诚待人。因此，在与晋商交易的客户和供应商们，常常只要听说对方是晋商，就会心存信任。晋商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诚信为本”。
其次，晋商心得体会强调灵活应对变化。经商如战场，随时都可能出现突发状况。晋商们懂得，面对变化，灵活应对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他们善于把握市场的风向和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晋商们还注重创新，敢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以确保自己始终处于竞争的前沿位置。
第三，晋商心得体会强调分享合作。晋商们相信合作能够实现共赢。他们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项目和业务。晋商们不仅注重短期利益，更着眼于长远发展。他们会主动为合作伙伴提供帮助和支持，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共同成长。因此，晋商们往往可以形成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商业网络，使自己的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第四，晋商心得体会强调精细管理。晋商们在经营过程中注重细节，善于管理。他们注重提高效益和降低成本，不断优化商业运营流程，以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晋商们还注重团队建设，善于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优势，形成高效的组织结构。通过精细管理，晋商们在商业竞争中始终保持着优势地位。
最后，晋商心得体会强调家族传承。晋商们非常重视家族传统和家族企业的发展。在晋商家族中，传统和价值观是代代相传的，他们注重培养年轻一代的商业智慧和经营能力，使家族事业得以延续。晋商们还注重家族文化的建设，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这种家族传承的机制，使晋商家族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晋商心得体会体现了晋商们几百年来的宝贵经验和智慧。诚信、灵活应对、分享合作、精细管理和家族传承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些晋商心得体会不仅对晋商们自身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国商业界具有深远影响。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晋商心得体会，以推动中国商业的更好发展。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十一
曹氏原住晋源县花塔村(今属太原市晋源区)，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县北恍村。《清稗类钞》称曹氏有资产银六七百万两。曹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时三喜为谋生，随人至东北三座塔(在今辽宁朝阳县)，租地种菜、豆类。后与一当地人合伙，用所种之豆，磨成豆腐出卖，用豆腐渣养猪。辛苦经营多年，日渐发达。这时，原合伙人提出分开各自经营。三喜独立经营后，由磨豆腐、养猪，又发展到用高粱酿酒，进而开杂货铺，后又兼并了原合伙人的生意。随着三座塔地方的繁荣，人口的增多，清廷设立了朝阳县。而曹氏在该地早已开办有商铺，所以当地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之说。此后，曹三喜又将商号开办到赤峰、凌源及建昌等地，经营范围也扩展为杂货业、典当业、酿酒业。后来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这样，曹氏已成为关外大商。
清兵入关，曹三喜向关内发展。他首先在原籍太谷设号，继设号于华北、西北各商埠。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给七个儿子分为七份，不过在商业上仍合资经营，七家各出资本10万两，组成总管理处，称“曹七合”。后因一个儿子出门承嗣去了，又把“曹七合”改为“六德公”。六门各有堂名，分别是：怀义堂、馨宜堂、留青堂、三多堂、五桂堂，还有一堂佚名。他们合资办的商业，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当时曹氏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四平、张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长子、榆次等，在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次克等地，也设有曹氏商号。其经营范围很广，如：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帐庄、典当、钱庄、票号等。曹氏在商业经营上合资共管，在家庭的经济上则各门自立。在各门中以三多堂最盛，在曹培义时代，家资有300万两，年开支3000余两;到曹中美时代，家资600万两，年开支万两。
曹氏商号用人，初以曹氏本族为多，后来商业发展，用人范围有所扩大，但也只在晋省籍人之内选用。用人途径大致有二：一是各大号掌柜荐举;二是从伙友中提升。被荐举者均须具备相当业务经验;被提升者均须已有一定劳绩。曹氏商号还聘用过一些能文善写的秀才，如高介臣、杨济溥等人。曹氏商号在用人上规矩很多，例如：新用掌柜或刚入号伙友，三年内不给工资，只管伙食，也就是试用期。三年后，如在试用期表现不好者、违犯号现者、掌柜认为“不堪造就”者，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通知辞退。如继续任用，按其地位高低、责任大小发给劳金。掌柜劳金一般一年为100——120两，十年后按其劳绩给以顶生意，即以人力顶身股参与股份利润分红。各商号除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外，还有管账、坐柜、栏柜头、跑外人等。
曹氏商号订有严格号规，员工均须遵守。如规定商号员工不得抽大烟、打牌、嫖妓。宴请来客时，有指定的专管应酬的掌柜(一般是二掌柜或三掌柜)负责，宴请中一般不谈交易，俟饭后才看货、议价、交易。掌柜及伙友，平日在号内必须穿大褂，外出或与来客洽谈生意必须加穿马褂，以示恭敬。伙友有坐柜、站柜之分。站柜者为初进号之学徒，往往需站柜七八年后才能升为坐柜;就是已成为坐柜者见到掌柜时也必须站起。住号伙友平日所穿衣服，都不准有口袋。清代使用铜钱，每位伙友有一小钱串袋技名次挂在柜房内，可作剃头、洗澡等零用开支。如遇例假批准回家时，必须把携带的包袱收拾好，放在柜台上，表示请大家检查，内中绝无夹带柜内财物。平日号内吃饭，各伙友均按劳金多少依次而坐，不得乱位。
曹氏商业系封建的资本经营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曹氏商业在清末衰落。辛亥革命后，白银改银元，银元改钞票，几次变更，曹氏商号由此带来资本折换，债务折换，亏损银数十万两。1919年，曹氏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和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商号，负外债银80余万两。原持帝俄时代的钞票每张抵银一两，苏联革命成功后每张仅值白银五分，此一项曹氏亏银37万两。曹氏商业以东北各大城市为多，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大量发行“奉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奉票”大跌，曹氏商号又损失一百数十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后来又成立伪满州国。按日军的殖民地经济统制法，曹氏在辽宁的五个银号合并为玉城银号，归伪满州国的政府所有，曹氏在东北的商号全部化为乌有。东北原是曹氏发祥地，其东北商号的垮台，又影响到关内的商号。在各商号倒闭前，各号掌柜趁机各饱私囊，曹氏后代子孙又多吸食鸦片，庸碌无能，曹氏的商业终于全部倒闭歇业。
曹氏自曹三喜始，到曹克让及其子时代衰落，共历24世。曹三喜原为文盲，目不识丁。曹氏家业兴起后，很重视对子弟的读书教育。曹家设有家塾“书房院”，延聘名师任教，对教师待遇颇厚，每年酬金在百两以上。曹氏除捐官外，其子弟在清末也有考取功名中举者。例如：曹培德，字润堂，为人精明干练，曾为直隶候补知府，精六法，嗜填词，尤工作诗，著有《木石庵诗合刻》、《木石庵文录》、《木石庵随笔》、《傅文贞先生年谱》。富有经济才能，他弃儒经商，所有曹氏“锦”字商号，如锦丰泰、锦生润、锦丰焕、锦丰典、锦泉汇、锦泉兴、锦泉和、锦泉涌、锦元懋、锦隆德、锦泰亨等，皆为曹培德一手创立。在曹培德《墓志铭》中记述称;“太谷之曹，以资雄于并晋间，而拓庵曹君特以名德显。君讳培德，字润堂，以字行，别字拓庵。……光绪乙酉，以选拔贡于京，朝考报罢，援例捐内阁中书。……君先以中书加捐至知府，指分直隶试用。……壬寅秋，垦务大臣贻将军谷奏调君襄垦事，……君冲寒塞外者累月，创设西蒙公司，复返里集款至十余万金，事乃举。……自正太铁路开，谷商已大减，同蒲线如复不经谷境，为谷计者，尤宜速修榆太支路以通商情，独惜时人之不能用也。”
曹中裕，相传与山西巡抚胡聘之“同年”，光绪时曾出任保晋公司经理，胡去任后，中裕也随之去职。曹克让，举人出身，嗜好书画，多藏名人诗画，价值一百数十万元。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后，一些名画被日军抢掠。又被曹氏子弟中吸食毒品者偷窃变卖，致克让所收名贵书画全部散失。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十二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一、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
“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十三
商人是通过商品交换来获取利润，因此必须有强烈的经营意识。山西商人的经营意识表现在如下二个方面：
一、经营谋略。
讲求经营谋略，在经商活动中把握正确的经营术是商人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地吸收古人的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慎待相与，重视信息。
1、审时度势：战国时大商人白圭把经营术概括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晋商颇精此道，他们有商谚称：“屯得应时货，自有赚钱时”;“人叫人，观望不前，货叫人，点首即来。”明代蒲州商人王海峰，当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经商时，他却深思熟虑看中了到人们不愿意去的长芦盐区去经商。当时长芦盐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使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王海峰在了解该盐区运销史、盐政情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在长芦盐区经商，并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税收也随之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的著名富商，动辄万金毫不在意。明代大学土张四维说：“海峰王公者，雄奇人也。……胸中有成筹矣，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
又有盂县商人张芝，尤善审时度势，“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值吴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至半途适藩削平，国家偃武修文，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累致万金，时盐运日弊，知已不可为，乃决计弃去。后山东盐务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时谦光谢业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谦光远见。”阳城王重新“性沉厚，饶智略，少贾于外，不数载，资雄一方。”又有王海者“幼从父贾河南，……才能颖敏，智谋勇略雄一方”。这些例证都说明，善于审时度势，是经商成功的必要条件。
2、灵活机动：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如旅蒙商经历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蒙古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居住点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大盛魁便采用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帐篷中做买卖，对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大盛魁便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3、薄利多销：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经商40余年，百货心历，足迹半天下，以商而富，其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如祁县乔氏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坚持薄利多销，其所售米面，从不缺斤短两，不掺假图利;其所用斗称，比市面上商号所用斗称都要略让些给顾客。于是，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效果。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还总结了许多薄利多销的经验，并归纳为营销商谚，如：“不怕不卖全，就怕货不全”;“买卖争毫厘”;“生意没有回头客，东伙都挨饿”;“能打会算，财源不断”;“买卖不算，等于白干”等。
4、慎待相与：晋商重视稳妥经商，慎待“相与”。所谓“相与”，就是有相互业务的商号。所谓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但一旦建立起来，则要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如山西祁县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经过详细了解，确认该商号信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否则，均予以婉言谢绝。其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漩涡之中。但是当看准对象，摸清市场的状况，认为可以“相与”时，又舍得下本钱，放大注。对于已经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便，即使对方中途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和从中汲取教训。
“复”字号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的商号泊了光，也不能因此把钱花在衙门里。广义绒毛店曾欠“复”字号五万银元，仅以价值数千元房产抵债了事。至于“复”字号下属商号，一旦停业时，则要把欠外的全部归还，外欠的能收多少算多少。“复”字号的上述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望很高，影响甚大，故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的业务交往关系为荣。又如榆次常氏天亨玉商号，该号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曾向其“相与”的大盛魁商号借银三、四万两，并且让财东把天亨玉的资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无资金的状况下全靠借贷维持，仅将字号改名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末发生倒账，全凭着王盛林掌柜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王盛林认为该号受过大盛魁“相与”的帮助，不能过河拆桥，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仍然没法从经济上、业务上支持大盛魁，帮它渡过难关。
5、重视信息：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就是说，端木赐未接受官府的任命，而是以私人身份去经商，预测行情很准确。山西商人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信息、各地物资余缺及其他影响经营的因素。他们有商谚称：“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民国《太谷县志》序称太谷商人“至持筹幄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能够“持筹幄算，善亿屡中”，与他们掌握正确的信息有关。
山西商人掌握市场信息的渠道有多种，当各地商号了解到市场信息后，便通过书函等形式，及时汇报总号，所以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函，三日一信，掌握地方的政治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界人事变动等信息。
二、经营作风。
山西商人认为良好的经营作风是商业成功的一个关键，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一些宝贵的作风。
1、珍惜诚信：山西商人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销售商品，绝不缺斤短两，货真价实，童举无欺。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抛售。他们深知，只有讲信用，重然诺，不欺不诈，人们才乐与他们交易。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一旦信誉丧失，商业必然招致失败。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总结出了许多有关经商诚信的商谚，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售货无诀窃，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尺满足”。可见，诚信不欺，利以义制，是山西商人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循的一个信条。因此，在山西商人中讲信誉的商人和商号比比皆是，如盂县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金石，一时侪辈推为巨擘”。
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清末，乔家的复盛油坊曾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暴利，竟在油中掺假，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售，代以纯净无假好油。这样商号虽然蒙受一些损失，但信誉昭著，近悦远来，商业越发繁盛。又如祁县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后，晋钞大幅度贬值，约25元晋钞才能兑换1元新币。当时大德通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票号可以趁晋钞贬值之机发一笔横财。可是大德通票号没有这样做，并且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不让存款户吃晋钞贬值之亏，使票号信誉益著。
山西商人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孟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时，不少商人“率辄心计，尚诈伪，由是术辄倍息，独君异其趣，……人咸谓君长者，多倚为重”，后“累致万金”。史籍中有关晋商忠厚待人的记载很多。如明代临县人王子深以开客店为生，有客商住宿后遗金一袋，王收金待客，后客商啼还，王验证给之，客以分其半，拒之，客商叩恩而去。清代泽州人王文宇，“贸易保定府完县，与葛东岗友善，东岗有子弗立，惧其毁败，阴以白金800两付文宇，不令子知，东岗死，文宇督其子，俾其成立，将东岗所遗金还之。”清代汾阳人崔崇于，“以卖丝为业，往来张垣、云中，一岁折阅十余金，其主人偶有怨言，崔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有愧，故不欲生。”由于山西商人主张行商不欺诈，为人诚恳忠厚，故人皆愿与之共事。
2、俭约自律：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节俭作风。晋人一直保持着俭约风尚，明人沈思孝《晋录》载：“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山西商人认为“勤俭为黄金本”。明人谢肇制在其著《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王全性《广志泽》载：“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清朝康熙帝南巡时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顾公燮说：“自古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载：明代蒲州人王恩，“幼失怙，拮据立门户，游货南北，足迹半天下，初岁业尝中耗，厉志经营，因能复其殖，尤慎干出纳，终其身未常有锱铢滥费，盖天性也”。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载：清代祁县人郭平诚，“虑家贫，以生殖致饶裕，性俭约，不喜奢华”。定襄邢渐达，“十五岁而孤，……而自事生业，艰苦备尝，不辞劳瘁，自奉俭约，……盖自服贾以还，一切货物往来，俱存宽厚”。这些例子都是晋商善于俭约自律的明证。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十四
这是一个以商起家后成为官商结合的显赫一时的家族。张氏之先世原居解州盐池之南，元朝时张思诚避乱徙蒲州(永济)，其子张友直遂占籍通化坊，友直传仲亨，仲亨传克亮，克亮传绣，绣传宁，宁传谊，谊传允龄、遐龄。允龄祖父早逝，祖母雷氏矢志守孤。允龄生未几，复失怙。允龄母解氏奉姑抚孤，以持门户。允龄年方幼即掌理家政。年长，遂发愤服贾远游，西度皋兰(兰州)、浩璺(今甘肃碾伯县东)，贩货张掖、酒泉，数年又南至淮、泗，渡江入吴，后益困，遂溯江汉西上菱峡，往来于楚、蜀间。又北到沧博。拮据20年，足迹半天下。虽然身在商界，但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南北所至，为众商所敬服。遇到事情时，往往判断正确无误，人以为异，甚至怀疑他有异术。
允龄教育子弟极严，其长子四维登科任京官后，允龄居京邸。常言：“吾祖母、吾母两世艰贞，幽明感应乃于儿辈。”自认为勤劳半世，虽增加了家资，但觉得还不够多。年五十余，明眸乌发，好象三四十岁的人。晚年思乡，归治别墅于蒲州(永济)城东10里之孟盟桥，凿地疏圃，结宇其中，杂植花卉，四季都有新意。允龄弟遐龄，婚后始游商吴越间，当时年轻气锐，尚未能获利。于是，南历五岭，抵广州，往来南昌、南京诸大都会。六七年来，资本耗尽，穷困而归，则母已去世。母终前嘱允龄说：“吾死不恨，就是顾虑你弟不能自立。”允龄念母言，待遐龄极友爱，遐龄亦事兄最谨。遐龄性坦率，虽从事贸易，但视财利甚轻，不屑斤斤计较。
允龄长子四维(1526-1585)，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土，历任编修、翰林学士、吏部侍郎。蒙古俺答与明议和开市议起，四维与王崇古交关大学土高拱、张居正，促成了和议和开市。张四维家以经商致富，张居正当国时，与之相交，逢年过节，送礼不绝。万历三年(1575)得到张居正引荐，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人赞机务。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卒，四维出任内阁首辅。次年，以父丧归。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王)崇古为势要”。
四维弟张四教，年16便服贾远游，历汴泗，到江淮，南至姑苏、吴兴之境，所经营贸易，常出人意外。在随其父经营长芦盐业时，识量宏达，综计精确，不屑斤斤计较。四维登第出任京官时，迎其父居京师，悉以生计付四教。四教治业年久，熟悉盐务分布、调度，具有操纵能力，末年经商大为成功，资产不止十倍其初。四教襟度旷达，乐施好义，当其意气所激，挥斥千金不顾，捐资授龙虎卫指挥佥事。张氏之姻亲也多是商人或官宦之家。张允龄妻王氏是兵部尚书、宣大总督王崇古之姐，王氏也是商人家族(下面另介绍王氏)。张四维祖姑父沈廷珍，也是服贾远游，“南帆扬越，西历关陇”。四维二弟四端妻李氏，其祖父李季曾“在兖豫之间从商”。四维五弟四象妻王氏，其曾祖父王宾也是商人，王氏早逝，四象续娶范氏，范氏之祖父范世逵是著名盐商。
据《条麓堂集》卷28载：范世逵“家世以农商为业，公初服贾四方，绰有心计，倜傥负大志，视行辈逐逐然，竞锥刀之末者不屑也，令甲榷淮浙占鹾利，以佐国计，凡商人占淮浙盐者，悉令输粟甘肃、宁夏等边，……然自开中以来支结旷日持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亏缺，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张四维有子甲征、定征。定征娶曾任兵部尚书的杨溥之孙女。张四维之女嫁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谆。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弃儒业，在鹿、延、商、洛之间贩粟”。是陕西的大商人。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十五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正中。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整个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了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确实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着乔家。”
进入乔家院大门是一条长80米笔直的石铺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坡。西尽头处是乔家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阁六座。各院房顶上有走道相通，用于巡更护院。纵观全院，从外面看，威严高大，整齐端庄;进院里看，富丽堂皇，井然有序，显示了我国北方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格调。整个大院，布局严谨，建筑考究，规范而有变化，不但有整体美感，而且在局部建筑上各有特色，即使是房顶上的140余个烟囱也都各有特异。全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堆金立粉，完全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以后有两次扩建，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致庸主持，第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最俨经手;最后一次增修是在民国十年后，由乔映霞、乔映奎分别完成。从始建到最后建成现在的格局，中间经过近两个世纪。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构思进行，使整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
乔家大院依照传统的叫法，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南北六个大院的称谓，表现了乔家大院中各个院落的建筑顺序。
清乾隆年间，现乔家大院坐落的地方，一部分正好是乔家堡村的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口。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长分家后，买下了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主楼为硬山顶砖瓦房，砖木结构，有窗棂而无门户，在室内筑楼梯上楼。特点是墙壁厚，窗户小，坚实牢固，为里五外三院。主楼的东面是原先的宅院，也进行了翻修，作为偏院。还把偏院中的二进门改建为书塾，这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是老院。传说偏院外原来有个五道祠，祠前有两株槐树，长的奇离古怪，人们称为“神树”。乔家取得这块地皮的使用权后，原打算移庙不移树。后来乔全美在夜间做了一梦，梦见金甲神告他说：“树移活，祠移富，若要两相宜，祠树一齐移。往东四五步，便是树活处。如果移祠不移树，树死人不富……。”没有多久，此树便奄奄一息。乔全美恐怕得罪了神灵，便照梦中指示的地方，把树移了过去，树真的复活了，而且枝叶繁茂如初。这好象是“真神显灵”，真有其神，于是又在侧院前修了个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主院与侧院间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衔灵芝的鹿等。土地祠额有四个砖雕狮子和一柄如意，隐喻“四时如意”。祠壁上还有梧桐和松树，六对鹿双双合在一起，喻意“六合通顺”。
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也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往东是奎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
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
光绪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稳，乔家的景仪、景俨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费了不少周折，花了很多银两，买下了当时街巷的占用权。乔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院和西南院的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跨院间有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连接起来，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后，乔映霞、乔映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但窗户全部刻上大格玻璃，西洋式装饰，朱光效果也很好，显然在式样上有了改观。就是院内迎门掩壁雕刻也十分细致。与此同时，西北院也由乔映霞设计改建，把和老院相通的外院之敞廊堵塞，连同原来的灶房，改建为客厅。还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了“洋茅厕”，增添了异国风情。
靠西北院，原来有一小院，为乔家的家塾，故把此院叫做书房院。分家后，乔健打算建内花园，从太谷县一个破落大户家买回了全套假山。正待兴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工程停止。日军侵占时期，全家外逃，剩下空院一处，只留部分家人看护。延续至今，乔家大院成了北方民居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乔家大院大门座西向东，为拱形门洞，上有高大的顶楼，顶楼正中悬挂着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面喻而赠送的匾额，上书“福种琅环”四个大字。黑漆大门扇上装有一对椒图兽街大铜环，并镶嵌着铜底板对联一付：“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透露着乔在中堂主人的希望和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在中堂经过连续几代人的努力，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
大门顶端正中嵌青石—块，上书“古风”。雄健的笔力同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承接古代质朴生活作风的本意，相得益彰，耐人寻味。大门对面的掩壁上，刻有砖雕“百寿图”，一字一个样，字字有风采。掩壁两旁是清朝大臣左宗棠题赠的一付意味深长的篆体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楹额是“履和”。这同作为巨商大贾的乔家所秉承的和为贵的中庸之道是很相宜的。进入大门，走完那长长的甬道，西尽头处是雕龙画栋的乔氏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祠堂装点得十分讲究，三级台阶，庙宇结构，以狮子头柱，汉白玉石雕，寿字扶栏，通天棂门木雕夹扇。出檐以四条柱子承顶，两明两暗。柱头有玉树交荣、兰馨桂馥、藤罗绕松的镂空木雕，装饰精彩，富丽堂皇。额头有匾，上书“仁周义溥”四字，李鸿章所题。祠堂里原陈列着木刻精雕的三层祖先牌位。
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北面三个大院均为开间暗棂柱走廊出檐大门，便于车、轿出入。大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一、二院为三进五联环套院，是祁县一带典型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里外有穿心过厅相连。里院北面为主房，二层楼，和外院门道楼相对应，宏伟壮观。从进正院门到上面正房，需连登三次台阶，它不但寓示着“连升三级”和“平步青云”的吉祥之意，也是建筑层次结构的科学安排。
南面三院为二进双通四合斗院，硬山顶阶进式门楼，西跨为正，东跨为偏。中间和其它两院略有不同，正面为主院，主厅风道处有一旁门和侧院相通。整个一排南院，正院为族人所住，偏院为花庭和佣人宿舍。南院每个主院的房顶上盖有更楼，并配置修建有相应的更道，把整个大院连了起来。
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房屋，更主要的是因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艺。南北六个大院院内，砖雕、木刻、彩绘，到处可见。从门的结构看，有硬山单檐砖砌门楼，半出檐门，石雕侧跨门，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仪门等。窗子的格式有仿明酸枝棂丹窗，通天夹扇菱花窗，栅条窗、雕花窗、双启型和悬启型及大格窗等，各式各样，变化无穷。再从房顶上看，有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卷棚顶、平房顶等，这样形成平的、低的、高的、凸的，无脊的、有脊的、上翘的，垂弧的……，每地每处都是别有洞天，细细看来，切实让人赏心悦目，品味无穷。
木雕：大院还有更迷人处，那就是随处可见的精致的板绘工艺和巧夺天工的木雕艺术，雕刻品个个都有其民俗寓意。每个院的正门上都雕有各种不同的人物。如一院正门为滚檩门楼，有垂柱麻叶，垂柱上月梁斗子，卡风云子，十三个头的旱斗子，当中有柱斗子，角斗子，混斗子，还有九只乌鸦，可称一等的好工艺。二进门和一门一样，为菊花卡口，窗上有旱纹，中间为草龙旋板。三门的木雕卡口为葡萄百子图。
二院正门木雕有八骏马及福禄寿三星图，又叫三星高照图。二院二进门木雕有：花博古和财神喜神。这花博古是杂画的一种，北宋大观宋徽宗命人编绘宣和殿所藏古物，成定为“博古图”。后人将图画在器物上，形成装饰的工艺品，泛称“博古”。如“博古图”加上花卉、果品作为点缀而完成画幅的叫“花博古”。正房门楼为南极仙骑鹿和百子图。其它木雕还有天官赐福、日升月垣、麒麟送子、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及和合二仙等。和合二仙亦称“和合二圣”，是一种民间神话故事画题。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宋随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之外亦能回家，故曰万回。”后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二仙亦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合，取“和谐合好”之意。旧时一般在婚礼时悬挂厅堂，以示吉利。
此外，柱头上的木雕也是多种多样。如八骏、松竹、葡萄，表示蔓长多子、挺拨、健壮;芙蓉、桂花、万年青，表示万年富贵;过厅的木夹扇上刻有大型浮雕“四季花卉”、“八仙献寿”，即传统装饰纹之一。“八仙献寿”，是传说中的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李铁拐、吕洞宾、曹国舅、蓝彩和、何仙姑八仙赴会瑶池，为西王母祝寿，以此组成的画面纹样，造形优美，栩栩如生。全院现存有木雕艺术品三百余件，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砖雕：砖雕工艺更是到处可见，题材非常广泛。有壁雕、脊雕、屏雕、扶栏雕。如一院大门上雕有四个狮子，即四狮(时)吐云。马头上雕有“和合二仙”，抬着金银财宝。卡圆上雕有兰花。掩壁上为“龟背翰锦”，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为六边形骨架组成的连续几何图形。因它像龟的背纹而得名。古时以龟甲作为占卜的工具，视能兆吉凶。古书《述异记》云：“龟千年生毛，寿五千年谓之神龟，万年为灵龟。”以龟为长寿的一种灵物，用作图案，以示吉祥延年。进了一院大门对面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松树、桐树和蹬于太湖石山上的九鹿，喻示九路通顺。立柱上有四个狮子滚绣球;一院偏院南房墙上有五个扶栏雕，中间为葡萄百子图，表示蔓长多子和富贵不断头，其余四个格子为“博古图”。一院正院马头上雕有四季花卉。二进院马头上为四果及“暗八仙”。“暗八仙”也是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是以古代传说中八位神仙所执的器物而组成图案。相传汉钟离轻摇小扇乐陶然，常执小扇;吕洞宾剑显灵光魑魅惊，常背一剑;张果老鱼鼓敲起有梵音，常执鱼鼓;曹国舅玉板和声万籁清，常执玉板;铁拐李葫中岂只存五福，常带葫芦;韩湘子紫箫吹度干满静，常执一箫;蓝彩和花篮内蓄无凡品，常携花篮;何仙姑手执荷花不染尘，常执荷花。因只采用他们所执器物，不画仙人，故称“暗八仙”，含有吉祥之意，明、清时采用较多。
二院大门的马头正面为犀牛贺喜，侧面四季花卉。二院正房前面走廊的扶栏雕，从东往西数，一是喜鹊登梅，二是奎龙腾空，三是葡萄百子，四是鹭丝戏莲，五是麻雀戏菊。东偏院过门雕有四季花卉、四果，加琴棋书画，亦取吉祥之意。
三院大长廊，马头正面麒麟送子，侧面松竹梅兰，又梅兰竹菊。中国画正是以梅兰竹菊四种花卉为题材的总称，花鸟画为其分支。宋、元时期许多画家都喜欢画梅兰加松树，称“松竹梅”，又叫“岁寒三友”。元代吴镇在“三友”外加兰花，名“四友图”。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黄凤他辑《梅兰竹菊四谱》中，又叫“四君子”。后人又加上松树或水仙、奇石，合称“五清”或“五友”。清代王概编《芥子图画传》第三辑，即为《梅兰竹菊四谱》。这类题材，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正直、坚强、坚韧、乐观以及不畏强暴的精神。
四院门楼中为香炉，侧为琴棋书画。院内“梯云筛月”亨有四狮(时)如意、梅根龙头、四季花卉、花开富贵。并有掩壁，赵铁山书写题字。右边为暗八仙，狮子滚绣球，表示平安如意。还有凤凰戏牡、鹿鹤同春。左边为双鱼、戟罄，属吉祥如意图，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之一，指以古代兵器中的戟，乐器中的罄和鱼纹组成的画面，取戟与吉、罄与庆、鱼和余的同音，表示吉庆有余。西跨院正房门楼有葡萄与菊花百子，上面扶栏为琴棋书画及博古图。四个马头正面为四个狮子，侧面为四季花卉。特别是《省分箴》雕和前面提到过的《百寿图》雕一样，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五院门楼马头为麒麟送子，院内四个马头为鹿鹤桐松。南正房门楼为菊花百子，中为文武七星，回文乞巧，又叫“七夕乞巧图”。七夕乞巧图是民间神话故事画题。七夕即农历七月初七夜，相传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这一夜，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牛郎、织女都是星名，演化为神话人物，织女为天帝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后，织造中断。天帝大怒，责令与牛郎分离，只准每年七月初七夜相会一次。《风俗通》中记载：织女会牛郎时，喜鹊于天河上为之搭桥，名鹊桥。七夕乞巧图，初始于北宋画家侯翼所作，后逐渐广传。
六院东院进门两侧为喜鹊登梅，背面为青竹和“福禄寿”三字。四个马头为暗八仙。正房扶栏中为葡萄，东为莲花，西为牡丹。前院内有“福德祠”，八宝图上有两个活灵活现的狮子和喻为吉庆有余的图案。
石雕：乔家大院中的石雕工艺虽比较少见，却是十分精细。现有几对石狮，石狮形态各异，憨态可掬。有的石狮为踱步前行状，刀纹如新，锋芒犹在，表现得机警、威武、活跃。其顾盼自豪的头部，提起全身的神气，表现狮子的雄壮、英武而不失真，给人以健康、活跃，富有生命力的感觉。
还有阴纹线刻，如五院门蹲石狮底座为“金狮白象”，中为“马上封猴(侯)”、“燕山教子”、“辈辈封侯”。南房柱石底垫为“渔樵耕读”、“麻姑献寿”等。六院门蹲石狮石础上有“出将入相”、“神荼郁垒”(相传古代以神荼、郁垒为门神，可以御凶邪避鬼魅)、“得胜返朝”等线刻，图像清晰，故事引人，线条流畅，形象逼真。
彩绘：整个大院所有房间的屋檐下部都有真金彩绘，内容以人物故事为主，除“燕山教子”、“麻姑献寿”、“满床笏”、“渔樵耕读”外，还有花草虫鸟，以及铁道、火车、车站、钟表等多种多样图案。这些图案，堆金立粉和三兰五彩的绘画各有别致。所用金箔，纯度很高，虽经长期风吹日晒，至今仍是光彩熠熠。立粉工艺十分细致，须一层干后再上一层，这样层层堆制，直到把一件饰物逼真的浮雕制成为止，最后涂金。涂金是用人头上的油污贴上去的，因其太薄，必须挑选晴朗无雨无风的天气，才能进行操作，可见完成一件图案作品是相当费劲、费时的了。其它还有线条勾金、敷底上色，都是天然石色，因此，可保持经久不褪，色泽鲜艳。
牌匾：乔家大院各个门庭所悬的牌匾很多，内有四块最有价值。其中有三块牌匾是乔家的，也是值得乔家自豪和感到荣幸的。那就是光绪四年由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和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送的“福种琅环”及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前两块表明乔家在某个时期对官府的捐助，又经朝廷大员题词推崇，因此倍加荣耀光彩。后一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乔家的一些善举和对人处事的方法。另外一块价值更高，那就是傅山亲笔题写的“丹枫阁”匾(现存展于乔家第四院的东房内)。“丹枫阁”建成后，傅山为其亲笔题了匾，同时，戴廷式写了“丹枫阁记”，傅山又在后面加了跋。一匾二记三跋，语句令人费解。细分析，戴廷式《丹枫阁记》的大意是：公元1660年9月，他做了一梦，梦见和几个穿古代服饰的人在城外同行。忽然发生了一场大的变动，回头看时，已无平坦之路可行，前面是悬崖峭壁，崖上长满枫树和青松，中间还有一小阁，匾上写得“丹枫”二字……。他醒后就按梦中的式样建筑了“丹枫阁”。其实戴廷式梦见穿古装的人出行，是对故国的怀念。发生了一场大变动，是指政局变化。《丹枫阁记》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灭亡，国难当头，放建“丹枫阁”，以寄托亡明之痛。傅山在《丹枫阁记》后写的《跋》中所言：“丹”是指读书的中心，“枫”是戴廷式的字，“阁”是戴廷式读书的地方。故把“阁”命为“枫”，把“丹”字写在前面以示醒目。“丹”表示红色，又表示忠心;“枫”既表示气节，又表示红色，都充盈着对明朝朱家的怀念思想。
此外，还有各院的门匾，例如“彤云绕”、“慎俭德”、“书田历世”、“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惟怀永图”、“为善最乐”、“居之安”、“治福多”、“建乃家”、“静观轩”、“梯云筛月”等都有其一定的具体寓意。总之，乔家大院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也是民俗学的殿堂。步入其间，既会得到美的享受，又会使人增长许多知识。因此，来祁县民俗博物馆一游，从艺术、科学、文化、趣味每个方面，都会使您感到获益非浅，不虚此行。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十六
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朝有李实任官山西，遂落户平遥县达蒲村。李氏经商据说始于清雍正年间。第一家商号是在达蒲村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经过乾隆、嘉庆两朝，商业利润有增。嘉道年间，在经理雷履泰的策划下，西裕成颜料庄适应埠际商业清偿需要，开始进行汇兑业务，日趋繁荣。道光初年遂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专业汇兑业务的日升昌票号，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自从创立票号后，利润甚丰，财富骤增。李氏于道光三十年(1821)在达蒲村新盖高楼院三处，咸同时又投资新设商号十多处。李氏以日升昌和谦吉升票号为中心，在平遥县城设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通钱庄及日升布庄和日升店(货栈);在天津设有东如升等店。李氏所设日升裕、日升厚钱庄在平遥县钱业中，曾操纵行市，称霸一时。
日升昌票号创始时，当家财东是李大全，大全故后由其子箴视主事，箴视弟箴言有疯颠之病，人称“李二魔子”。箴视死后，由箴听之子五典管理。李氏从事商业，所获利润除一部分继续扩大商业投资外，又购买土地，李氏“宣统末年家有土地两顷”，余皆消耗于奢侈生活。李氏为满足其生活需要，又在达蒲村开设杂货、绸缎、药、干果、肉、水果、成衣、理发等店，村中人说：“领的李家本，吃的李家饭，赚的李家钱。”
李氏发财后，其资本的去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盖房置地。李氏在平遥达蒲村筑有四座辉煌巍峨的大院，每座都是三串院，分东西厢房，前庭后院，楼阁相辉，亭榭互映，四座大院又连接一起，村民称之为“李家堡”。土地也很多，据记载，到宣统末年时有土地2顷多。
二是投资商号钱庄。李氏以日升昌票号为中心，扩大投资，新增商号多处。如在平遥县城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达、日升通钱庄和日升布庄、回升货栈;在天津有东如升、如升颜料庄等。
三是捐纳官衔。李氏为了荣宗耀祖和提高家族的门庭地位，花了许多银两竭力攀官结贵，提高门庭。通过捐输，获取虚衔。如李大全在世时，捐衔“千总”，去世后其子箴视为其父大全捐衔“知府加四级诰封通奉大夫”，箴视为其祖父文斌、曾祖父占殿也捐了虚衔。李氏男性多捐有文武官衔，女性也封为“宜人”、“夫人”。嫁女娶媳也必门当户对。
四是挥霍浪费。李氏家中雇有许多佣人，仅老妈子、丫环、保镖、护院就有数十人。李氏一家人，生活也是阴阳颠倒。白天睡觉，黑夜打麻将、吸鸦片。吃饭也是想起就吃，随要随到。有时厨师因厨灶火力不旺，就把馒头沾上油扔到灶火里，以应付李氏一家人的“快餐”。
从光绪末年起，李氏的各商号、票号、钱庄已经出现亏赔。辛亥革命后，亏赔愈益严重，债主已逼上李财东的家门。当时，主持李家商号和家业的是李五峰。他怕债主逼债，便把家里藏的许多财物寄放到内兄赵鸿猷家中，自己也躲藏起来不见人。后来，逼债的风势减弱，李五峰便向赵氏索取寄存财物，不想赵氏抵赖不承认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气急败坏，要到衙门告状，又怕招来债主逼债。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吃了暗亏。最后，煊赫一时的日升昌票号财东李氏，只落了个穷困潦倒的下场。
实用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汇总17篇）篇十七
晋商是黄河流域地区的一种特殊商业文化群体，他们主要居住在山西、陕西等地。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中，晋商一直以善于经商、重视家族传承而闻名。在与晋商接触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勤奋。在与晋商交流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些宝贵的心得体会。
首先，晋商追求诚信。在晋商的经商过程中，诚信被视为最重要的道德准则。晋商们讲究信用，重视与客户、供应商之间的坦诚合作。他们凡事先慎后行，在成交前经过细致的了解和考虑，确保自己的承诺能够兑现。而一旦承诺没有兑现，晋商们会感到愧疚和自责，并努力弥补错误。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诚信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只有诚信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其次，晋商注重长远规划。晋商们普遍具有长远发展的眼光，他们知道通过持续地经营和改进自己的业务，才能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晋商们会优先考虑长远的发展，而非盲目地追求眼前的利益。他们会积极地研究市场趋势、顾客需求，进行战略投资，同时注重资产安全和传承。在我的经商过程中，我也会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树立长远的目标，制定计划，并严格遵循。
此外，晋商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晋商普遍重视家族的传承，注重培养下一代的经商意识和能力。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共同经营企业，形成紧密的团队合作关系。在晋商家族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和角色，相互支持，互补发展。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在家族企业中发挥作用，在社会合作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晋商们会积极与其他商人合作，共同开拓市场、互通有无。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只有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最后，晋商注重学习创新。晋商们不仅注重经验传承，更注重学习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他们会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活动，了解市场动态和商业趋势，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晋商们也勇于创新，鼓励家族成员提出新的想法和做法，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学习和创新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学习和创新，才能不被市场淘汰，保持竞争力。
综上所述，与晋商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晋商们以诚信为根本，注重长远规划，重视团队合作，勇于学习和创新。这些晋商的智慧和经验，不仅对于我个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对于我们当代经商者有着深远的启示。只有不断学习和吸取智慧，我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自己的商业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