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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孔子思想论文篇一
李逵，绰号黑旋风，“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二十位，为三十六天罡中的‘天杀星’他面貌丑陋，但正直善良，是梁山好汉中性格鲜明，颇受读者喜爱的英雄。”[2]被金圣叹称赞为“人中之宝”，他对封建统治者最具有反抗精神，对梁山众弟兄爱得深切，对奸臣贼子恨之入骨。他耿直、讲信义，在救柴进一事中，说“我打死了殷天锡，却叫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称赞他的品德说“《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1]2宋江做主梁山后，一门心思要招安，小说第七十一回写到，宋江借赏菊吟诗，表露招安心意，“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作粉碎。”[1]611然而，招安之后，当他知道宋江给他酒里下了毒时仍然无怨无悔，只是流泪说：“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李逵对宋江的忠心耿耿，儒家提倡的“忠义”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李逾、三阮、公孙胜、雷横等也都是有名的孝子;而武松则是“悌”的典型代表。由于无道昏君和奸臣贼子的逼迫，他们不得已而上梁山，于是就有了“犯上作乱”的罪名。
三、从出世之人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浒传》小说中，除朝廷和梁山英雄之外，儒家积极入世的伦理思想却在和尚、道士及神仙这些出世之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表现了出来。在历史上，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但却奉道极虔，做出了许多的荒.唐事情，并且他还自称“道君皇帝”，《水浒传》作者也反其道而行，让佛道之徒及长老仙师却往往成为身着袈裟道服的儒者，让人耳目一新。
小说开头便写“张天师祈攘瘟疫”，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它已经充分证明，努力给人民解除苦难、以天下为己任的还有道教教主;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都积极入世，当不当和尚都力求奋发有为，以刚健为本，并非消极避世而皈依佛门，五台山智真长老尽管曾以封建正统思想约束鲁达的积极入世，但总体来说，他还是给以支持的;公孙胜和他的师父罗真人，保着宋江一直到破辽胜利之后，才功成身退，在小说前七十一回中，他们披着道袍，但信奉和 实践的却是以天下为己任、极积入世的儒家思想;玄女娘娘清静而有为，但是她身静而心并不静，可以说，她也是个出世而又关心国家大事的神仙，她曾嘱托宋江要“替天行道”，并且授予他三卷天书，要他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在攻打辽国的危亡之际，她又给宋江托梦，授予其破敌之法，才使他得以彻底战胜辽国。作家通过一个又一个佛道人物的描写，从侧面清楚地显示出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思想，激人奋进，让人心潮澎湃。
四、从妇女形象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经历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 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基本观念在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作者根本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妇女必须遵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服从男人意志的要求自然而然的会被体现出来。
如：作品中的正面妇女形象三位女英雄，顾大嫂是做“人肉馒头”的，而孙二娘曾经卖“蒙汗药”酒，都是谋财害命之徒，“一丈青”扈三娘低首伏心地由宋江主持，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王矮虎，只是为了说明宋江的恪守信义。这些女性在她们的丈夫在沙场一一战死之后，除顾大嫂侥幸存活外，其余都随夫战死沙场，其实，三位女英雄的命运，显然受着夫权思想的主导，是“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对作者的束缚。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妇女，在这些封建正统思想的主导下，作者把她们描写成了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被杀甚至是维护道德、替天行道的必然结果，但是仔细分析三位女性，她们的放荡是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中，潘金莲受到的毒害最深，竟至于演变成为淫妇和杀人凶手，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的悲剧虽然也是出于年轻女子本身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才酿成大祸，但是，地主大户的残酷报复是她不幸的直接根源。
阎婆只因为得了一口棺材和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就用女儿阎婆惜与“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宋江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既没有把阎婆惜平等看待，又没有给她爱情，作者是根据封建礼教中“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思想来处理二人关系的。作为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一个妇女，张文远的出现激起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强烈渴望，以至于行为偏激，最终导致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可以说，廉价的买卖是她不幸的来源。
作为潘巧云的丈夫，杨雄爱的只是弄枪舞棒，从来都不善对她嘘寒问暖，并且杨雄一个月内有二十几天不在家，她实际上只是家庭的摆设而已，而潘巧云与后来出家的裴如海是青梅竹马，潘的红杏出墙也实属必然。与此同时，杨雄、石秀杀妇，手段竟然如此残忍，作品中对于妇女的这些态度明显的是受儒家封建礼教的影响。
要之，《水浒传》的成书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保留了较多的儒家思想的痕迹，作者甚至将其渗透到了全书的主导思想当中，无论是从作品中描写到的朝廷、梁山好汉、出世之人还是妇女形象，无不渗透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且在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儒家孔子思想论文篇二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卫中．论语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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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韬．孔子与儒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儒家孔子思想论文篇三
摘要：儒家提出“与天地参”的人道论，要求人们遵循 自然 规律 ，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充分反映出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
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与天道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的 发展 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着重论述儒家的生态思想，以期对今天建立新的生态观有所启迪。
1 “与天地参”的人道论
先秦的道家讲“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讲“天人合一”，其出发点在于人，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和谐，这就是“与天地参”。
《礼记》中的《中庸》为战国初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论述旨在阐释天地自然万物之本性与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里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至于“与天地参”，朱熹注曰：“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1]也就是说，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这就是“与天地参”;“参”，即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谐。《中庸》还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里的“律天时、袭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与天地参”。
儒家“与天地参”的思想在战国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进一步的说明。《荀子•天论》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在荀子看来，自然界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不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强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规律而“有其治”，这就是“能参”，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职，和谐共处。
儒家的“与天地参”在《易传》那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三才之道”。《易传》是战国末期儒家对《易经》的诠释。《易传•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系辞上传》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认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与天地、日月、四时“合”，与天地万物和谐一致。《易传•系辞下传》还在诠释《易经》卦象的六爻时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易传•说卦传》还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经》卦象的中，天道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相互统一的。
2 阴阳五行的结构论
先秦的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儒家也讲阴阳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经在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 问题 时，提出天地自然的阴阳五行结构。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载，曾子说：“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尽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圣人立五体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
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较为明确地讲阴阳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责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关于思孟讲阴阳五行，郭沫若先生还有过详尽的论证。[2]当今学者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联系。[3]汉代大儒郑玄在注《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4]在郑玄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讲阴阳五行与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汉书•艺文志》在论及阴阳家时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然而，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也有“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这两段叙述如出一辙，很能说明《尧典》与阴阳家的密切关系。而且，《尧典》中的其它部分还明显有五行说的迹象，其中讲到五典、五端、五礼、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虽然《尧典》没有直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与《尧典》同属《尚书》的《洪范》则是阐释古代五行说的重要 文献 。《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论述几乎成了古代五行说的经典表述。关于《尧典》和《洪范》，郭沫若先生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这一派人。[5]无论《尧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但毕竟在后来成为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可见儒家与五行说的密切关系。
最能反映儒家阴阳五行自然观的，当属《礼记•月令》。《月令》较为完整地建构了儒家的阴阳五行自然观。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应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下：
《礼记•月令》的阴阳五行说
日 帝 神 虫 音 数 味 臭 祀 祭 居 色 食 德
春 甲乙 太皡 句芒 鳞 角 八 酸 羶 户 脾 青阳 青 麦与羊 木
夏 丙丁 炎帝 祝融 羽 徵 七 苦 焦 灶 肺 明堂 赤 菽与鸡 火
中央 戊己 黄帝 后土 倮 宫 五 甘 香 中霤 心 大庙 黄 稷与牛 土
秋 庚辛 少皡 蓐收 毛 商 九 辛 腥 门 肝 总章 白 麻与犬 金
冬 壬癸 颛顼 玄冥 介 羽 六 咸 朽 行 肾 玄堂 黑 黍与彘 水
儒家的阴阳五行说在汉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许多篇章论及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董仲舒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从十端而来，归附于十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在董仲舒看来，首先是天地之气的结合进而分出阴阳。其次是阴阳交互运行形成四时。《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说：“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阳“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冬至;“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阴阳“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夏至;“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此外，董仲舒还进一步提出五行与四时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说：“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还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提出五行“间相胜”，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
中国 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体现了 自然 界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对于这一思想的形成和 发展 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体系，实际上成为后来阴阳五行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3 “仁民爱物”的伦 理学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然而，“仁”除了讲“爱人”，还要进一步推广出去，讲“爱物”。《论语•述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义法》也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则进一步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6]。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爱自然、爱动物植物。《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大戴礼记•易本命》则说：“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然而，儒家对待具体的自然事物，不是简单的不杀生。《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王制》又说：“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说，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 规律 进行砍伐和田猎。《礼记•月令》中也有较多类似的记载，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儒家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的思想，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是对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广;同时，从发展 农业 经济 的角度看，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4 “以时禁发”的生态观
儒家讲道德，但不是不讲经济。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据《论语•学而》所载，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孟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较多的论述。据《孟子•梁惠王上》所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里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荀子的生态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 问题 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
荀子对自然资源以及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在《荀子•富国》中曾经说过：“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善治”，也就是要运用 科技 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实现丰衣足食的状况。至于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还认为，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必须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就是“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这里的“发”，就是开发利用;“禁”，就是保护;“以时禁发”，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为此，荀子提出要设立专门负责 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官员，他在《荀子•王制》中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主张从国家政府方面切实保证“以时禁发”，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由此可见，儒家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天地参”，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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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张载.正蒙•乾称篇[a].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62.
儒家孔子思想论文篇四
【论文关键词】公共关系；观念；真诚
【论文摘要】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其内部扣外部公众进行“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一系列努力和行动。为使公共关系在组织中发挥巨大作用，首先应当树立良好的公共关系观念系统。在关于公共关系主体的观念中，真诚是组织公关人员的基本信条。本文简要介绍公共关系中的真诚观念的涵义、奉行真诚观念的原因以及真诚观念的要求等。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盛唐一颗光焰万丈的巨星。这位一生忧国忧民、恪守儒家传统的诗人，以他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的社会人生，以他出自至性至灵的呼喊，把对自家命运的自叹自怜、对社会人生的大悲大痛融为一体；从以凝重的诗笔，血泪的歌唱，描绘了盛唐由盛而衰、万方多难的时代社会画卷，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灾难深重的生活，以及自己悲天悯人、爱国爱家的博大情怀，熔铸成了一部具有众多社会内容、鲜明时代特色、强烈政治倾向和兼擅众长、沉郁顿挫风格的“诗史”，彪炳青史，流芳千古。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深远的价值。
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来自于他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主要体现在杜甫诗歌为数众多、质量很高的叙事诗上面。
第一，杜甫善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加以艺术的概括，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逾墙而逃的老翁，应急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殷勤劝饮的田父，昏庸无能的大臣……组成一个人物形象画廊。栩栩如生，刻画淋漓尽致，如此众多的、真实、鲜明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是杜甫诗歌的杰出贡献。
第二，杜甫善于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描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自然感人。就象我现在所从事的新闻宣传工作一样，在新闻稿件中讲述客观事实，让作者的倾向性从作品中流露，而不是在作品中强调作者的主观意识。例如杜甫诗歌《丽人行》写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臣相嗔!”
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奢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流露出来。正如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所说：“无一字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声感叹，点逗处声声感叹。”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另外，如《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都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手法，让倾向从事物本身流露出。
第三、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对话还是独白，都精彩传神。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口吻写出：“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时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将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儒裳。罗儒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首诗很好地体现出杜甫爱国与爱民的思想，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诗将新娘送别丈夫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展示无疑，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因为在当时只有先平定战乱，才能得到最起码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显然是新妇的呼声，也体现了杜甫的思想。它如《无家别》、《潼关吏》均采用对话方式；这些人物的话语，通俗朴素，各各符合性格、身份、年龄特征，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特色。因为人物的语言传神，使我们在阅读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着真实、亲切的感觉。
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所写：“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郎妻子各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腰哭，哭声直上千云萧。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吾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尤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杜甫写的一首新题乐府，讽刺唐玄宗不断发动对外的不义战争。之前，杨国忠等人又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死伤数万。同时又在西北一带发动对吐蕃的战争。此诗便是对这些战争的艺术表现。作者以“道旁过者”的身份亲自目睹了抓丁的惨状，并通过“行人”之口，哭诉了士兵的不幸。在此基础上又指出连年战争给经济生产带来的巨大破坏，明确批评了当局“开边意未己”的错误政策，表现了杜甫同情人民，敢于批判时政的大无畏精神。
《丽人行》用“犀箸厌饫久未下”这一细节来刻画那班贵妇人的骄奢。前人说杜甫“每借没要之事，形容独至”。在这些细节描写中可以明显看出。以上手法体现了杜诗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感受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追溯其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杜甫生前所在的社会状况和个人处境，使他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以诗歌直接面对惨淡的社会人生，初步形成了“沉郁”的风格。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出生于一个时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有名的儒将、《春秋左传集解》的作者；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但到杜甫时，家道中落、贫困。杜甫从小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读书颇多，人才出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风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时的诗作就为洛阳名士们所惊赏。二十岁以后，抱着科举入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南游吴、越名胜。二十三岁应试落第，又以山东为中心，漫游齐、赵、梁、宋，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生活。青年时间的苦学与壮游，使杜甫积累了知识，丰富了生活，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学素养，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杜甫三十五岁赴长安应试，遭李林甫阴谋而落第。他曾向当权者投诗自荐，不果。四十岁时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得到赏识，待制集贤院。直到四十四岁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务。此间杜甫仕途失意，生活贫困，过着“买药都市，寄食友朋”，“朝，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寄家奉先县、幼子饿死的极其潦倒辛酸的生活。社会状况和个人处境，使他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以诗歌直接面对惨淡的社会人生，初步形成了“沉郁”的风格。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携家与人民一道逃难。目睹战乱惨景，亲尝国破家亡的苦难，加上屡受贬斥的屈辱，使他与社会、人民、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达到新的高度。杜甫入蜀后，在友人的资助下，定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五十一岁时曾由友人严武表荐任节杜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为期半年，故后人称他“杜工部”。以后曾到过梓州、阆州，又漂泊到夔州。大历三年携家离川，在湖北、湖南一带漂泊转徙，最后病逝于湘水舟中。杜甫晚年，生活动荡不安，但创作精力空前旺盛，忧国忧民的感情有增无减。杜甫一生，恪守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始终不忘爱国爱民，正视现实和人生。他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又发展了儒家思想中比较积极的因素，具有高度的进步性和人民性。杜甫生逢安史乱前的全盛时期，又经历了唐朝衰落的开端。他饱经忧患的一生，是与这历史打转折时期的治乱盛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诗歌真实、深刻地再现了这以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现实，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因而被后人誉为“诗史”。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是杜甫诗歌的基调，“沉郁顿挫”是其主要风格。他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开拓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作途径，诸体兼备，自成机抒。
儒家孔子思想论文篇五
环境保护档案(以下简称环保档案)，是指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直属单位，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环境保护档案研究文献则记录了我国环保档案工作发展的进程，对环保档案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样本来源，以题名=环境保护and题名=档案or题名=环保档案(精确匹配)检索到的223篇结果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这223篇文献从作者、机构、期刊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地分析。由于中国知网检索系统的限制，这里仅对排名前40位的数据进行分析。
1作者分布情况
从作者分布情况看，作者实际发表文献数量与占比情况，根据著名学者普赖斯提出的计算公式，核心作者候选人的最低发文章m=0.749√nmax，其中nmax为最高产作者文章数量。这里nmax=6，所以m=0.749√6=0.749*2.449=1.83，即发表2篇及以上的为核心作者候选人。中国知网检索提供的前40位作者中，最多发表文献6篇，最少发表1篇，平均发表文献2.25篇，合计发表文献90篇，占全部文献的40.36%。这些作者中，发表2篇以上的29位是环保档案研究核心作者。
按照洛特卡定律，写一篇文章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6为左右。如果考虑0%来推算1983年至今的作者总数。经过推算，全部223篇文献的作者应当在134位左右，加上合著因素，实际作者数量应当超过150位。
从前40名作者所在机构看，多数来自环保行政管理部门，40位作者中18位来自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发表文献39篇;9位来自环境监测站，发表文献18篇;6位来自研究机构，发表文献16篇;3位来自高校，发表文献9篇;2位来自事业机构，发表文献5篇;1位来自企业，发表文献1篇;1位来自其他，发表文献2篇。环保行政管理部门的作者是环保档案研究的主体。
2作者分布
从样本文献的机构分布看，文献机构分布情况，根据著名学者普赖斯提出的计算公式，核心机构候选单位的最低发文章m=0.749√nmax，其中nmax为最高产机构文章数量。这里nmax=7，所以m=0.749√7=0.749*2.645=1.98，即发表2篇及以上的为核心机构候选单位。
从上中可见，中国知网检索提供的'前40个机构最多发表文献7篇，最少发表1篇，平均发表文献2.35篇，合计发表文献94篇，占全部文献的10.32%。上述这些机构中发表2篇文献以上的30个机构是这一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
从前40位机构的类型看，多数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40位作者所在机构中22个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发表文献46篇;5个为环境监测站，发表文献15篇;4个为高校，发表文献12篇;3个为研究机构，发表文献10篇;2个为事业机构，发表文献5篇;2个为企业，发表文献2篇;2个为其他，发表文献4篇。环保行政管理部门是环保档案研究的主体。
3文献来源分布
从文献期刊的来源分布看，发表2篇以上文献的报刊共有38种。38种报刊中发表文献最多的12篇，最少发表2篇，平均发表文献4.03篇，合计发表文献153篇，占全部文献的68.61%，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报刊。
发表文献数量在10篇以上的期刊有2种，分别是《黑龙江环境通报》《山东环境》，38种报刊中档案学期刊有15种，发表文献69篇，占30.94%。其中，档案学核心期刊7种，发表文献37篇，占16.59%。环境期刊17种，发表文献66篇，占29.6%。其他期刊6种，发表文献18篇，占8.07%。
按照布拉德福定律，所有期刊可分为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个区的文章数量相等(约为74篇)。38种期刊发表的文章大致是全部文献量的2/3，1～10位的10种期刊(74篇)处于核心区之内，11～35种期刊(73篇)处于相关区。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作者、机构、期刊三个方面的简要分析中，可以初步得出环保行政管理研究者和核心研究机构多来自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机构，档案学期刊与环境保护期刊同为研究的主要媒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