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 合同纠纷案例(通用10篇)

随着法律观念的日渐普及，我们用到合同的地方越来越多，正常情况下，签订合同必须经过规定的方式。拟定合同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合同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最新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 合同纠纷案例(通用10篇)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篇一

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篇二

申请人因家庭负担过重，经当时的生产队长孙某某牵头，于将9.9亩承包耕地租给被申请人耕种，口头约定租赁期限为5年。被申请人在租赁期后，不愿将承包耕地返还给申请人，且拒绝孙某某和村委会的调解，申请人因此提起仲裁。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如下裁决：被申请人在秋季收获结束时，将9.9亩耕地返还给申请人。

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篇三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住所地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李xx，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瑞，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建平，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住所地本市海淀区祁家豁子华严北里。

法定代表人董xx，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xx，男，北京市泼发工贸公司副经理，住本市丰台区。

委托代理人阎xx，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推荐阅读：

房地产开发流程

房地产开发资质

上诉人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因土地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海民初字第3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以下简称吉安斯中心)之委托代理人郑瑞、冯建平，被上诉人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以下简称大发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周以龙、阎xx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4月，吉安斯中心以大发公司隐瞒事实与其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使其遭受巨大损失为由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大发公司赔偿设计费100万元，为履行合同支付的房租、电话费、工资154547元及孽息。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吉安斯中心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赔偿经济损失及孽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要求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赔偿设计费100万元、房租、电话费、工资154547元及孽息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吉安斯中心不服，以大发公司在与其签订合同时隐瞒实情，且没有土地使用权为由上诉至本院，大发公司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10月6日，大发公司与吉安斯中心签订合同书，根据合同约定，大发公司(甲方)将其所属位于本市海淀区肖家河东村甲1号75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转让给吉安斯中心(乙方)，计价人民币600万元，甲方负责提供土地使用权现有的有关文件、土地规划所需文字材料，为乙方提供办公用房2间、电话1部;乙方负责筹建敬老院，支付费用600万元及交纳土地过户相关费用，办理土地工程规划要点、建设工程立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负担为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及规划要点前的前期公关费用。乙方如推迟付款期截止到193月20日，甲方有权终止合作，乙方费用自负。若前期工作到位，甲方不与乙方合作，乙方有权不交出批示文本，甲方每推迟搬迁一日，扣罚已付款的千分之一交乙方。同日，双方又签订合同附件一、附件二，关于合同有关问题的约定和协作型联营合同(松散型)。在协作联营合同中约定双方联合组成北京吉大联合公司，同时约定了联营项目及双方分工等。在关于合同有关问题的约定中，明确甲方将75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一次性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为2505万元(即合同书中的600万元和协作型联营合同中的1905万元)。乙方保证按双方约定于9月30日首次拨款1500元，并同时签订办理过户手续。合同签订后，吉安斯中心于同年9月19日，以大发公司名义向规划部门申报敬老院建设项目。1910月10日，吉安斯中心与中城咨询部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其委托中城咨询部对北京市碧盛园敬老中心进行工程设计，约定设计费为1的万元，吉安斯中已支付设计费95万元。年11月20日，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向大发公司发出规划要点通知书。吉安斯中心向市规划局交纳预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执照费1元。198月8日，吉安斯中心与大发公司又签订“关于合同有关问题的约定”对原合同书有关问题约定的第三条、第五条的修订约定。年11月26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向大发公司发出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对1998年9月17日申报的“北京中咨四方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的敬老院工程的设计方法同意在海淀区肖家河按审定事项绘制施工图，在合同履行期间，吉安斯中心未给付大发公司转让费，大发公司亦未将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所有权交予吉安斯中心。吉安斯中心法定代表人李xx曾于1997年11月5日，从大发公司借走农林办京政农发(1997)057号文件。又于1998年7月26日，从大发公司取走金鹏公司于1995年7月给大发公司函的复印件、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文批办单(94年2月3日)一张并写有收据。诉讼期间，吉安斯中心提交了1997年至1998年其单位租房交付水电费、工资表、餐费发票。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房地权属管理处出具证明：“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位于海淀区肖家河东村甲1号的土地为1990年依法征用的土地，权属来源清楚，现正在申办国有土地使用权。另查，大发公司曾于1994年9月26日与北京市金鹏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金鹏公司)签订协议，大发公司(甲方)交给市政府海淀区肖家河75亩地由金鹏公司(乙方)开发建设，为此，市财政局已拨款1000万元给甲方，其余1000万元待办完全部产权划转及土地变更手续后再拨付。在协议签订前后，金鹏公司先后以土地转让费的名义，向大发公司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金鹏公司付款后双方未履行土地移交手续。1995年7月18日，金鹏公司致函大发公司，要求将75亩土地退还大发公司，同时要求大发公司全部退还2000万元。大发公司未作答复，1997年7月23日，金鹏公司之上级单位北京经济发展投资公司与大发公司就归还2000万元进行了洽谈，会谈纪要称，大发公司将于同年8月底作出还款计划。会谈后大发公司未做还款计划，亦未归还欠款。1999年3月3日，金鹏公司对大发公司提起诉讼，经本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大发公司归还金鹏公司2000万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合同书、合同附件一、二、联营协议、京政发(1997)057号文件、批办单、收条、建设工程设计合同、规划要点通知书、发票、(1999)一中民初字第1089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大发公司在本币海淀区肖家河东村甲1号的土地系1990年依法征用的土地，现虽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其已实际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权。其公司与吉安斯中心签订的上述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所有权转让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应属有效合同，现吉安斯中心以大发公司没有取得土地使用证，故不享有土地使用权，无权与其签订上述合同的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吉安斯中心提出的大发公司隐瞒原与金鹏公司之间的土地转让事实一节，根据吉安斯中心法定代表人从大发公司借走和取走的有关文件、函件以及吉安斯中心与大发公司在1998年8月仍在继续修订合同的情况，不存在大发公司隐瞒该事实的情况，且大发公司与金鹏公司未实际履行土地移交手续，双方债务纠纷已经本院调解解决，该土地使用权仍归大发公司享有。故吉安斯中心的此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5783元，均由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负担(已交纳)。

扬中市江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中国银行扬中支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扬中市江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简称江城公司)，住所地扬中市扬子中路。

法定代表人何xx，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xx，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文xx，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扬中支行(简称扬中支行)，住所地扬中市港西南路8号。

委托代理人陈洪平，镇江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城公司、上诉人扬中支行因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镇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钱xx、文xx，上诉人扬中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陈洪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扬中支行应当按约给付转让费，经确认尚有24.44万元转让费未支付，江城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江城公司理应转让无任何纠纷的土地交扬中支行使用，由于江城公司没有处理好征地补偿费问题，致使中行在施工期间受到群众阻挠并支付了征地安置补偿费13.5万元，该费用应由江城公司负担。至于中行因规划变更、修改图纸、停工等造成的损失28万元与江城公司无因果关系，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一、扬中支行给付江城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费24.44万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8.9255万元(从1997年6月22日起，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1999年12月21日止)。二、江城公司给付扬中支行征地补偿安置费13.5万元。三、驳回扬中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江城公司上诉认为：

一、江城公司与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无涉。江城公司通过转让方式从扬中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简称地产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此后，江城公司将土地转让给扬中支行，江城公司既不是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受让方，也不是土地征用方，不存在缴纳征地安置补偿费问题。

二、被上诉人扬中支行支付的征地补偿安置费事实不清。

三、扬中支行在一审中的反诉不能成立。

本案的本诉是江城公司起诉扬中支行拖欠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费，而扬中支行反诉是土地管理部门在征用土地中遗漏了补偿安置费问题，两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即使拖欠安置费，那是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事，扬中支行据此对江城公司提起反诉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反诉理由不成立。

据此，江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驳回一审反诉请求。

扬中支行上诉认为：

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因规划变更、修改图纸、停工等造成的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因果关系，与事实不符。理由是：

1.双方地界以江城公司商品房为界，由于当时商品房未建，所以地界不明确。

2.江城公司建设商品房没有按照建筑规范要求让界9米，也未取得政府的规划、施工许可证，属于非法建筑。由于江城公司商品房离界太近，达不到建筑规范要求，导致政府部门重新规划上诉人大楼，收回原规划、施工许可证，造成上诉人的损失。

二、原审判决没有全面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江城公司分摊径深8.5米的土地使用费，原审法院没有支持。根据建筑规范，江城公司建房必须离界9米，其只离界0.5米，江城公司实际与上诉人共同使用了径深8.5米的土地，江城公司应当分摊土地使用费。

据此，扬中支行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经审理查明，1994年6月，地产公司经扬中县土地管理局批准征用了扬中县三茅镇建设村6组(简称建设村)土地10.901亩(即8-58号宗地)，用于开发商住楼。

1994年12月，江城公司与地产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地产公司将扬中市扬子中路电视台西侧8-58号宗地转让给江城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后，江城公司领取土地使用权证。

，扬中支行与江城公司协商土地转让事宜。195月6日、7月24日，经扬中支行申请，市政府就该宗地转让的费用、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等事宜召开了协调会，并达成一致意见，江城公司转让部分土地给扬中支行。

年11月5日，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填写了地籍调查表，确认了双方的地界，东：广播电视局;西：翠西北路;南：扬子中路;北：江城公司商住楼。

1997年4月14日，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正式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了以下条款：1.转让面积5549.3平方米，转让年限40年，转让费金额187.25万元。2.关于违约责任，约定：如扬中支行逾期付款，每日按应缴纳费用5‰给付滞纳金。如因江城公司的过失致使扬中支行延期占用土地使用权的，则转让期限相应顺延，同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同日，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又就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达成补充协议，明确：扬中支行应付江城公司征地款利息104.9万元，图纸费、补偿费、地下管通费、征地补给费、劳力安置费、排水费、代垫的投资方向调节税等93.1万元。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签订以后，至1997年6月9日止，扬中支行总计支付转让费360万元，尚欠江城公司24.44万元没有支付。

1998年4月，扬中支行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开始施工建造办公楼。

施工过程中，建设村六组村民阻止施工，要求扬中支行补偿有关费用的不足部分13.5万元。

1998年6月4日，扬中支行向建设村民委员会支付了上述款项。

1998年6月7日，扬中市建委向扬中支行发出停工通知，原因是：1.建设单位未领取工程施工许可证;2.该工程施工放线未经规划管理部门核准，擅自施工，且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内容。同时，扬中支行领取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收回。

1998年8月28日，扬中市政府召开协调会，要求扬中支行到规划部门重新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规划部门现场验线后方可开工。

1998年9月4日，扬中支行领取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同年9月21日，扬中市建委重新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恢复施工。

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

围绕第一个争议焦点，扬中支行举证认为，该款项是征地补偿款，应由江城公司向被征地单位建设村支付。对此，扬中支行提交了下列证据：1.建设村委会收款凭证以及情况说明;2.转让合同补充协议。

江城公司质证认为，征地安置补偿费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扬中支行支付上述费用没有依据。扬中支行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江城公司有义务支付13.5万元，证据1只能说明扬中支行与建设村协商一致支付了13.5万元，证据2证明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土地转让费用的构成。

江城公司举证认为：其转让给江城公司的土地是从地产公司受让取得，地产公司作为征地单位已经支付了征地补偿款。对此，江城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扬中市国土管理局征地批复和建设用地批准书;2.国土管理局与建设村征地补偿协议;3.地产公司与国土管理局征地费用包干协议;4.江城公司与地产公司土地转让合同。

对以上证据，扬中支行质证认为，根据以上证据，征地补偿协议的主体是国土管理局，而不是地产公司。

对于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江城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8-58号宗地原是建设村集体土地，地产公司经批准征用办理了出让手续后又转让给江城公司。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用地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法律以及有关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产公司在征地过程中，通过土地管理局与建设村订立安置补偿协议，对建设村进行了补偿。扬中支行在建房过程中，又支付给建设村13.5万元，因地产公司、建设村未参加诉讼，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判断13.5万元款项的性质、构成以及支付的义务主体，即：1.该款项是否为原征地补偿协议约定应由用地单位支付，但有义务支付的单位未向建设村支付?2.该款项是否属于虽未在征地补偿协议中约定，但依法应当补偿的费用?3.该款项是否属于建设村单方提高补偿标准而发生，扬中支行为平息事端自愿给付?因此，对于江城公司应否承担扬中支行向建设村支付的13.5万元费用问题，因涉及地产公司、建设村等其他诉讼主体，该项反诉请求，不符合反诉条件，不应并案审理，扬中支行应另行起诉。

围绕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扬中支行建设工程停工、因规划变更修改图纸是否由江城公司造成，损失应否由江城公司赔偿问题，扬中支行举证认为其停工和变更设计是江城公司的下列行为造成：1.双方在确认以江城公司商品楼为界时，江城公司商品楼未建，因此地界不明;2.江城公司未按规范建房，造成停工并重新规划设计。对此，扬中支行提供的证据是：1.扬中支行建房批复;2.建房示意图;3.停工通知。江城公司质证认为，停工通知清楚地载明，停工的原因是建设单位自身的原因造成，停工与江城公司无关。至于规划变更，是政府规划的需要，也与江城公司无关。对此，江城公司提交了政府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载明，扬中支行综合楼必须服从规划并进行调整。

对于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本院认为，扬中支行综合楼停工是扬中市建委发出停工通知并收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设计变更是服从政府的规划要求，以上均由政府的行政行为所致，因此扬中支行的该项请求不符合反诉条件，扬中支行对因政府的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应当提起行政诉讼。扬中支行上诉请求判令江城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江城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后，经政府有关部门同意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扬中支行，转让行为符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规定和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扬中支行应当支付尚欠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24.44万元。江城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审判决的第一项应当维持。

关于扬中支行的原审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江城公司支付13.5万元征地补偿款，2.请求判令江城公司赔偿其因红线移动和修改图纸造成的损失28.03万元，以上请求1涉及其他诉讼主体：地产公司和建设村，应当另案起诉;请求2系因政府的行政行为所致，应当提起行政诉讼，故扬中支行的反诉均不符合反诉条件，原审法院认为反诉原告的反诉成立且并案审理，系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原审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应当撤销。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镇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扬中支行给付江城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费24.44万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8.9255万元(从1997年6月22日起，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1999年12月21日止)。

二、撤销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镇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2元由扬中支行负担。

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篇四

上诉人某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某某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以下简称某某房地局)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沪高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2年6月8日，中美联合信托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上海新城房产企业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上海市虹口区房屋综合开发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与某某房地局签订沪土(1992)出让合同第13号《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a地块出让合同)约定：信托公司、新城公司、开发公司以4，205，800美元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获得上海市吴淞路31号街坊a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期限自1992年8月15日至2042年8月14日止。1993年2月24日，信托公司、新城公司与开发公司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投资组成合资企业某某公司，上述a地块土地使用权即转为某某公司。1994年9月10日，某某公司与某某房地局又签订沪土(1994)出让合同第75号《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b地块出让合同)约定：某某公司取得上海市吴淞路31号街坊b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某某公司如不按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虹口区政府)签订的《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支付费用，某某房地局有权解除本出让合同，已付的土地出让金不予退还。同日，某某公司与某某房地局签订《a地块出让合同备忘录》载明：双方同意将a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期限延长至2043年10月8日止，与b地块土地使用权期限相同。同年9月9日、9月10日，某某公司分别与案外人虹口区政府签订《虹口区大市政配套费合同》、《补充协议》、《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约定了虹口区政府的拆迁范围、拆迁期限、拆迁费用数额及违约责任等事宜。在某某公司与虹口区政府履行上述合同、协议过程中，某某公司发现受让的地块存在民防工程。

10月，某某公司以虹口区政府违反《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虹口区大市政配套费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拆迁期限、且在拆迁过程中发现该受让的土地存在民防工程为由，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依法解除拆迁合同，由虹口区政府返还其支付的动迁费，并支付违约金、设计费、勘察费及a地块土地使用年限减少等损失。

【法院判决】

1、一审判决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1)合同性质。某某房地局代表国家以合同形式将讼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某某公司，双方因土地使用权合同权利义务履行而发生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某某房地局要求以行政合同定性，不予支持。

(2)诉讼时效。某某房地局就某某公司诉讼已超过时效所提供的证据为复印件，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即便某某房地局提供的虹口区民防办谈话通知书能证明某某公司已于1995年1月12日知悉讼争地块有民防工程，但是，早在1911月1日，某某公司已提出质疑，因此，某某房地局认为某某公司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可认定某某房地局出让给某某公司的地块是有瑕疵的，对此，依法应由某某房地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合同效力。已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民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可以确认某某公司与虹口区政府之间的《拆迁合同》等有效，并继续履行。而《拆迁合同》又是本案b地块出让合同解除与否的前提，且某某公司关于解除本案讼争合同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因此，对某某公司请求解除b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合同及返还土地出让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4)责任承担。对某某公司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因民防工程拆除费用为49，511.98元，应由某某房地局承担。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认某某公司在委托拆迁及市政配套方面也存在违约，因此，某某公司的违约行为亦是造成其土地开发工作闲置的原因之一，某某公司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某某房地局提供的土地存在瑕疵，土地使用权又是有价值的，故可延长土地使用权年限来折价赔偿。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9月18日以()沪高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某某公司与虹口区政府之间有关上海市吴淞路31号街坊b地块的《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及《虹口区大市政配套费合同》有效，继续履行;二、虹口区政府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某某公司赔偿金2，645，912.13美元;三、虹口区政府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某某公司受让的a地块土地使用年限减少损失130，146.91美元;四、某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某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虹口区政府委托动迁费7，170，505美元，并自6月17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7，170，505美元为总值按每日万分之三给付滞纳金。

某某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称：某某房地局出让的a、b地块存在民防工程，致使其不能达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预期的经济利益，某某房地局应当赔偿土地出让金、拆迁费、工程设计费及利息等经济损失;中南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受让的a、b地块拆除民防工程费用评估为49，511.98元，并非实际发生的费用，该费用的数额应当以实际拆除所发生的费用损失为依据。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某某房地局答辩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某某公司的上诉请求。

2、二审判决

最高法院审理认为：

某某公司在二审期间申请追加某某房地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实际是对双方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有争议，属于另一个性质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第三人。由于虹口区政府并非在合同约定的14个月内完成拆迁，某某公司根据不安抗辩和同时履行抗辩的原则，有权延迟付款。在某某公司诉讼后，虹口区政府在一审法院开庭时才主张已经完成拆迁，且双方对拆迁范围存在争议因此，在法院没有做出判决上的认定前，不能以开庭日作为已经履行的日期，应当以法院判决生效的日期作为某某公司付款的日期，一审法院判决某某公司自196月1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7，170，505美元为总值每日按万分之三给付滞纳金，缺乏依据，依法应当纠正。

据此，最高法院判决：

一、维持原判(一)、(二)、(三)、(四)项。

二、变更原判第五项为：某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内支付虹口区政府委托动迁费7，170，505美元。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某某公司依据与某某房地局签订的《a地块出让合同》及《b地块出让合同》的约定，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某某房地局依约交付了出让的a、b地块，且某某公司对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解除土地出让合同的主张及以延长某某公司受让的a、b地块土地使用权年限作为某某公司使用土地年限减少的损失之判决没有提起上诉，因此，某某公司上诉主张某某房地局赔偿其土地出让金及利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某某房地局与某某公司之间不存在拆迁补偿的法律关系，在某某公司与虹口区政府之间履行《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及《虹口区大市政配套费的合同》中，由于虹口区政府对b地块逾期拆迁，导致某某公司已经受让的a地块延期开发建设，为此，最高院已经判令虹口区政府偿付某某公司赔偿金2，645，912.13美元，赔偿某某公司a地块土地使用年限减少的损失130，146.91美元。某某公司与虹口区政府之间的拆迁合同合法有效，已经履行，因此，某某公司主张某某房地局支付其拆迁费及利息损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及《上海市民防工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民防工程系防空设施，不得擅自拆除。拆除民防工程必须由用地单位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拆除。某某公司至今尚未向有关民防部门提出拆除民防工程的申请，该工程项目用地至今亦尚未开发建设，且本院(1998)民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某某公司在委托拆迁及大市政配套方面也存在违约”，因此，某某公司的违约行为亦是造成其土地开发工作闲置的原因之一。某某公司主张某某房地局赔偿工程设计费、工程款等费用，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因某某公司没有办理拆除民防工程的报批手续，民防工程尚未实际拆除，一审法院委托中南会计事务所对该民防工程的评估结论，应当作为某某房地局支付某某公司拆除民防工程费用的依据，某某公司以中南会计师事务所评估非实际发生的费用为由主张某某房地局再行支付民防工程的拆除费用，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根据某某房地局在履行双方签订的《a地块出让合同》及《b地块出让合同》中，没有将某某公司受让的土地存在民防工程的现状告知某某公司的违约事实，判决由某某房地局赔偿某某公司受让取得的a、b地块使用权年限，即从1月1日起算持续50年，某某房地局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某某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他实际经济损失发生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6月20日以[]民一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1，410.30元，由某某公司负担。

三、案件启示

本案涉及国土局出让的土地存在瑕疵，其违约责任的认定及处理的问题。双方的争议焦点是：(1)某某房地局出让给某某公司a、b地块存在民防工程，这一瑕疵是否构成违约;(2)上海房地产是否应向某某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拆迁费经济损失。但是案件却上诉到最高法院，而且一审与二审的判决也存在不少差异，这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出让与转让暂行条例》第8条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7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出让与土地使用者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的行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为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如果说出让合同是民事合同，那么土地管理机关作为合同当事人常常是拥有实权并凌驾在另一方当事人之上;如果说该合同是行政合同，又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而且国家也可以作为特殊的民事主体。从保护合同相对方的角度出发，应该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为民事合同，视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代表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将土地使用权转让或出让给土地使用者，性质上为商品买卖。另外，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属于民事案件案由，因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应由民事审判庭负责审理，更为恰当。

(二)某某房地局出让的土地存在瑕疵是否构成合同违约

既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民事合同，那么就可以适用《合同法》，《合同法》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0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第16条也规定“出让人应当向有意受让土地使用者提供……(六)出让地块的地面现状……(十三)其他有关资料。”根据上述法律、规章的规定，作为合同一方，国家负有告知土地受让者土地现状、保证出让的土地不存在瑕疵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某某房地局与某某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没有履行告知某某公司受让的土地存在民防工程这一法定义务，因此，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而且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以不存在违约为由，拒绝承担违约责任依法无据。

行政主体在于民事主体签订合同时，往往因为自身拥有一定的行政权而凌驾在合同的另一方之上，在履行合同时也未能够尽心尽责的履行合同义务，但是作为平等的主体，行政主体作为合同的当事人时要做好角色定位。

(三)应否支持某某公司有关土地出让金及其他经济损失的诉讼主张

第一、关于赔偿土地出让金的住张。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低50条规定：“依照本条例收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列入财政预算，作为专项基金管理，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同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6条规定：“土地使用者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本案中，某某房地局与某某公司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合法有效，而且，某某公司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某某公司主张某某房地局赔偿其土地出让金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赔偿拆迁费用的主张。本案中，某某公司与某某房地局之间没有拆迁合同关系。案外人虹口区政府与之有拆迁合同关系，但也已经承担了违反《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逾期拆迁给某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某某公司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救济。另外，某某房地局在履行双方签订的《a地块土地出让合同》、《b地块土地出让合同》中，所出让的土地只是存在瑕疵，合同大部分已经履行，而非根本性违约。而且，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某某公司在履行《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中也存在违约行为，这也是不能及时开发某某公司所受让土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某某公司上诉主张某某房地局赔偿上述经济损失，不予支持。

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单位或评估单位，通过合法的鉴定或评估程序而做出的相关结论，应否作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这涉及到法院对证据采信的问题。不具备资格的机构或不按法定程序做出的结论当然不被采纳，而合资格的机构按法定程序做出的结论一般是应当采纳的，当然法院在对评估结论怀疑的情况下可以重新鉴定。

本案中，某某公司没有依据当地有关部门的要求申请报批民防工程，使得a、b地块存在的民防工程没有拆除，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委托中南审计师事务所评估该民防工程拆除的价格，而且某某公司对中南审计师事务所的评估主体资格、评估程序以及评估结论均无异议，因此该事务所所作的评估结论理应作为某某房地局支付某某公司民防工程拆迁费用的证据，应予采纳。

下一页更多土地转让纠纷案例

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篇五

1997年10月，湟源县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拍卖取得湟源县和平乡一块面积为8534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并于1998年9月获得了湟源县国土资源局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006年4月，在未征得该公司同意的情形下，湟源县国土资源局仅凭第三人申请，就通过确认相关抵债转卖协议，收回并变更了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其程序涉嫌违法。

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篇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民终字第83号2000)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阳区朝外大街19号。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董葭，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董葭，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宇峰，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宇峰，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科技企业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科技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北京华普科技企业有限公司阳区朝外大街19号华普国际大厦l7层。

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晓，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晓，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朝阳区吉祥里208楼。

法定代表人：郝有诗，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郝有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巍，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巍，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治家，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治家，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国际〉、北京华普上诉人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国际〉、北京华普〉、科技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科技)为与被上诉人北京住总集团科技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住总公司)追索工程款纠纷一案，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住总公司)追索工程款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号民事判决判决，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高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公司在合作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公司在合作合同上加盖了公章。

1993年2月20日，住总公司开发都与华普科技签订补充合作合同〉《〈合作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双方对华普科技分期支付资金重新作了约定，以下简称补充合同)，双方对华普科技分期支付资金重新作了约定，)，双方对华普科技分期支付资金重新作了约定华普科技保证按期履行，支付罚金。华普科技保证按期履行，若违约每日按逾期金额的1%支付罚金。其中第三条还约定，因房价上涨、设计变更、层高增加、建材价格调增等第三条还约定，因房价上涨、设计变更、层高增加、情况，致使成本增加，华普科技理解费用增加，情况，致使成本增加，华普科技理解费用增加，原则上同意合理调增投资(额度双方另议)。投资(额度双方另议)。

住总公司开发部与华普国际签订了《关于全部投入，华普国际同意作为合作条件入资，并将该投资作为住总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注册资本及投资额，件入资，并将该投资作为住总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注册资本及投资额，不再向合资公司出资。不再向合资公司出资。3、华普大厦工程项目已由住总公司开发部项目转为合资项目，该项目土地出让金的交纳由华普科技和吉安公司负责。转为合资项目，该项目土地出让金的交纳由华普科技和吉安公司负责。

年底开工，月竣工，华普大厦项目工程自l993年底开工，年6月竣工，根据北京市朝日作出的《阳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1996年9月20日作出的《工程质量竣工核定证书》，大厦建成后的实际建筑面积为72，平方米。定证书》，大厦建成后的实际建筑面积为72，375平方米。自1992年》，23，万元;9月至1995年11月，华普科技共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23，万元;818由华普国际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自1996年3月至同年7月，由华普国际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2，150万元。万元。

1996年7月31日，住总公司开发部与华普科技签订《元，集团代为向住总公司开发部支付工程及材料款1，730万元，共计4，万元。500万元。

1996年10月10日，华普国际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要求公司各股东华普国际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迅速执行各股东方之间签订的结算协议、迅速执行各股东方之间签订的结算协议、加速办理协议要求的有关事之间签订的结算协议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宜。同年11月13日.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保证还款合13，万元，同》，双方确认，华普科技尚欠付住总公司开发都13，288万元，华》，双方确认，双方确认普科技以其购买的华普大厦中的部分外销商品房作为还款的保证。普科技以其购买的华普大厦中的部分外销商品房作为还款的保证。由于华普大厦尚未交付使用，华普科技尚未取得上述外销商品房的所有于华普大厦尚未交付使用，权，该项财产未在北京市房管局登记备案。该项财产未在北京市房管局登记备案。

7月日住总公司就大厦项目所作的概算，21，9日住总公司就大厦项目所作的概算，华普大厦建筑安装费应为21，501，万元，万元。501，97万元，要求住总公司返还多付出的8，766.03万元。

13，万元，日内给付住总公司工程款13，288万元，由华普科技承担给付的连带责任。(二华普国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住总公司以13，责任。(二)华普国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住总公司以1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88万元为本金计算的自年8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上述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述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华普科技承担给付的连带责任。(三驳回住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给付的连带责任。(三)驳回住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华普国际的反诉请求。869，华普国际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869，645元，由华普国际和华普科万元，69.448，311.技各负担40万元，由住总公司负担69.645元;反诉费448，311.5元，由华普国际负担。由华普国际负担。

公司与华普科技间的合作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诉称：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间的合作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一审判决认定住总公司与华普国际签订的项目合同确认了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合作合同的效力，有悖于法律的规定，华普科技合作合同的效力，有悖于法律的规定，认定华普国际对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结算协议予以认同，是导致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公司与华普科技结算协议予以认同，是导致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一审判决因华普科技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审判决因华普科技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其应承担给负的连带责任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华普大厦工程款应据实结算;请求住总公司退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华普大厦工程款应据实结算;还华普国际多付的工程款。还华普国际多付的工程款。

普国际的股东，面临不签该协议，住总公司即不交付大厦的威胁;普国际的股东，面临不签该协议，住总公司即不交付大厦的威胁;一审判决华普科技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审判决华普科技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华普国际提交了一份筑安装协议，15，万元，的建筑安装协议，工程款应为15，000万元，华普国际应按此支付工程款，住总应返还华普国际多付的工程款20，656万元。后又提出，程款，20，万元。后又提出，结算协议中因建筑标准提高，结算协议中因建筑标准提高，华普国际应向住总公司支付3，909万元的约定，违反国家的定额标准，属无效条款;电贴、的约定，违反国家的定额标准，属无效条款;电贴、电权调增费的余款应由华普国际直接支付给电力部门，华普国际代住总公司交付了300款应由华普国际直接支付给电力部门，华普国际代住总公司交付了万元的电贴费;21，926，002.万元的电贴费;华普国际自付设备款21，926，002.02元(其中包括结算协议前和结算协议后发生的)购买国产电梯、空调、洁具等，未结算协议前和结算协议后发生的)购买国产电梯、空调、洁具等，计入结算范围，应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由住总公司负担。计入结算范围，应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由住总公司负担。

开发后全面负责和主持大厦工程方面的具体事务，其承担工程款支付的连带责任不违反公司法或合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程款支付的连带责任不违反公司法或合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华普科技作为本案的被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技作为本案的被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结算协议签订前的，结算协议订立时已予考虑，结算协议签订前的，结算协议订立时已予考虑，在结算协议订立五年后，华普国际提出设备款的问题，不但超出了诉讼时效，而且违反双华普国际提出设备款的问题，不但超出了诉讼时效，方的约定;结算协议订立后发生的款项，均与住总公司无关。方的约定;结算协议订立后发生的款项，均与住总公司无关。

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合作合同和补充合同虽然是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签订的，但华普国际成立后，总公司签订的，但华普国际成立后，华普大厦项目转为华普国际的开发项目，在华普国际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的项目合同中，发项目，在华普国际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的项目合同中，明确约定根据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签订的合作合同、补充合同及有关文件，根据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签订的合作合同、补充合同及有关文件，在项目建设期间以及合资合同执行过程中，华普国际对上述合作合同及项目建设期间以及合资合同执行过程中，补充合同和有关文件确认有效，补充合同和有关文件确认有效，由此说明华普国际作为华普大厦项目的所有人确认了合作合同中关于华普大厦工程具体建设条款的效力，的所有人确认了合作合同中关于华普大厦工程具体建设条款的效力，并承接了合作合同中华普大厦工程建设中的权利义务，并承接了合作合同中华普大厦工程建设中的权利义务，华普国际由此与住总公司形成了建筑工程发承包关系，与住总公司形成了建筑工程发承包关系，住总公司成为华普大厦工程发承包关系的承包人，而华普国际成为华普大厦工程的发包人，进而应是华普大的承包人，而华普国际成为华普大厦工程的发包人，厦工程的付款人，厦工程的付款人，华普国际主张住总公司开发部与华普科技间的合作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没有依据。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没有依据。

而有效，华普国际应按结算协议的约定住总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算协议的约定住总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华普科技与华普国际主张结算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当无效，科技与华普国际主张结算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当无效，没有证据，不予支持。华普国际上诉主张华普大厦工程应据实结算，没有证据，不予支持。华普国际上诉主张华普大厦工程应据实结算，不符合结算协议的约定;一审判决对其反诉主张予以驳回，是适当的。不符合结算协议的约定;一审判决对其反诉主张予以驳回，是适当的。

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均事后经华普国际确认，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均事后经华普国际确认，作为合同约定权利义务的承接者及华普大厦项目的所有人，华普国际应是完同约定权利义务的承接者及华普大厦项目的所有人，有人全的付款义务人;全的付款义务人;一审判决以华普科技签署了与工程有关的合同及结算协议，是协议约定的付款人，且该公司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为由，算协议，是协议约定的付款人，且该公司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为由，判决对华普国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对华普国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改正。但华普科技与本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本案适格的应予改正。但华普科技与本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被告。被告。

华普国际关于结算协议的约定显失公平，华普国际关于结算协议的约定显失公平，有关条款应予调整或撤销的日二审期间提出的，请求是在2000年12月1日二审期间提出的，即使认定其一审反诉已包含此意思表示，该请求也早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包含此意思表示，该请求也早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行〉》第73条与住总公司入股华普国际18%的股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本案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依据合资合同，住总公全不同的概念，本案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依据合资合同，18%的股份，住总公司据此应投入多少股本金，司在华普国际占有18%的股份，住总公司据此应投入多少股本金，是合资合同所涉及的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合资合同所涉及的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华普大厦项目最初是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作为危改项目交由住总华普大厦项目最初是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作为危改项目交由住总公司开发建设的，改为华普国际的项目后，公司开发建设的，改为华普国际的项目后，华普国际与政府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由其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地出让合同，由其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由此应该认定应履行向国家缴纳土地出让金义务的是华普国际。华普国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家缴纳土地出让金义务的是华普国际。华普国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合资公司内各股东间如何负担，是合资公司内部的事情，与本案无关。合资公司内各股东间如何负担，是合资公司内部的事情，与本案无关。

证不予认可，000kva，62.证不予认可，认为华普大厦的实际用电量是5，000kva，仅占62.5%，但均没有提供证据。华普国际向法院提交的付款明细表明其支付的300但均没有提供证据。万元电贴费，已经在华普国际支付的工程款中冲抵。万元电贴费，已经在华普国际支付的工程款中冲抵。

关于华普国际提出自付设备款应包

含在综合造价中的主张，关于华普国际提出自付设备款应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的主张，结算协议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的主张签订前发生的设备款，属于变更结算协议的内容，本院不予支持;结签订前发生的设备款，属于变更结算协议的内容，本院不予支持;算协议签订后发生的设备款，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算协议签订后发生的设备款，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华普国际可依法另寻途径解决。寻途径解决。

双方根据合作合同所确定的投资比例，双方根据合作合同所确定的投资比例，在结算协议中对各自应承担的工程款进行了结算，其中包括了工程总款、差额补偿、工程款进行了结算，其中包括了工程总款、差额补偿、政府税费等整个华普大厦的费用，而非仅指建筑安装费用，个华普大厦的费用，而非仅指建筑安装费用，住总公司依据结算协议起诉追索工程款，也是针对整个华普大厦工程而言;起诉追索工程款，也是针对整个华普大厦工程而言;华普国际与住总公司之间是建筑承包关系，公司之间是建筑承包关系，住总公司与住总三公司之间是工程分包关系，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依据各自间的合同进行认定和处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依据各自间的合同进行认定和处理。华普国际依据住总公司与住宅三公司间的合同，主张华普国际多华普国际依据住总公司与住宅三公司间的合同，付工程款，住总公司应予退还，本院不予支持。付工程款，住总公司应予退还，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二、变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高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为：一项、第二项为：华普国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住总公13，司工程款13，万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自1997288日起计算的利息。年8月1日起计算的利息。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739，290元，由华普国际承担l，217，一审、739，217，521，896，503元，住总公司承担521，78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共计896，623元由华普国际负担。元由华普国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刘竹梅

审判员张章

审判员于晓白

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篇七

案情

原、被告于2月23日口头商定：由被告承运海南产之蔬菜(油豆角)3500公斤;终点站为黑龙江省大庆市让湖路车站。商定的当天原告将3500公斤蔬菜交给被告承运，还交了7741元给被告之经办人李某。被告的经办人李某收到该款后出示收款收据，被告也按约定将3500公斤蔬菜(油豆角)运往大庆。203月8日该批蔬菜到达终点站时，经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分局让湖路车站检查发现集装箱后面调温室无门锁，可自由开启，调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和箱内温度显示表失灵，调温机不工作;3月9日交付时开启箱内见绿水流出，竹筐装豆角96箱，全部腐烂变黑。油豆角当时在大庆市的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

年4月21日，原告以冷藏商运公司为被告，向海口市某法院提起诉讼，称：2000年2月23日，我要求被告用保温冷藏箱发运海南产蔬菜(油豆角)3500公斤。我依照约定向被告交纳310吨冷藏箱租费1500元、车费1800元、冷藏费400元、铁路运输费4041元，共计人民币7741元，而且于当日将所运蔬菜交给被告指定的冷藏仓库。后经铁路部门检验发现所运蔬菜全部腐烂。由于被告的过失，没有尽到谨慎运输之责，致使冷藏箱后面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和箱内显示表失灵，调温工作机不工作，造成我的经济损失498099.2元(包括运费7741元在内)，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421582元及退回运费7741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辩称：我司与原告系委托代理关系，是原告将货物交给我公司委托铁路部门运输的，原告的货物损失与我公司无关，系铁路运输部门的责任，要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

审判

海口市某法院审理认为：

2000年2月23日的运输蔬菜合同系原、被告双方在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订立的，且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类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约定将所运的蔬菜及租箱费、车费、预冷藏费共计7741元交给被告的经办人李某。李某的经营活动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在承运原告托运的蔬菜的过程中，造成蔬菜腐烂，被告应对承运的蔬菜腐烂承担赔偿责任。

2000年3月13日，由大庆市物价局价格管理科及大庆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商所开具的证明证实，油豆角的市价为每公斤10—1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的市场价格计算”之规定，原告3500公斤油豆角，被告应承担赔偿损失42000元。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赔偿损失42000元，应予支持。原告要求退还运费7741元没有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2000元人民币。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评析

在日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屡见不鲜。本案是一起关于货物运输合同的纠纷。

一、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的发生，首先要求在当事人之间成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本案中，被告认为双方只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类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原告也在合同订立后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双方形成的是一种运输合同关系。

二、企业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一样，在其未履行民事义务时，必须承担相当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一般都是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经营活动又是通过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的，因此，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三、运输作业是风险作业，同时在运输过程中损害的发生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法律在强调对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利益保护的同时，也必须对承运人的利益作适当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应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承运人要免除赔偿责任的，就应当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作为承运方的冷藏商运公司，在承运蔬菜的过程中，没有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致使蔬菜腐烂变质，在承运方不能证明有免责事由存在的情况下，应当赔偿托运方的损失。

四、本案中关于货物赔偿额的计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其目的在于使托运人或者收货人获得如货物安全及时到达并按合同交付时所获得的预期利益，有利于保护托运人或者收货人的利益。

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篇八

劳动合同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形式。以劳动合同作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形势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这是由于劳动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千变万化的，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合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各不相同，国家法律法规只能对共性问题做出规定，不可能对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做出规定，这就要求签订劳动合同明确权利义务。

劳动争议案例关键词：解除劳动合同纠纷经济赔偿金纠纷

——王某与北京某地产公司劳动争议案评析

【劳动争议案例争议焦点】

【劳动争议案例关键词】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纠纷协商一致违法解除

申诉人：王某

被申诉人：北京某地产公司

一、劳动争议案例基本案情

王某系北京某地产公司(以下简称“地产公司”)员工，王某自2005年2月28日起与地产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任销售部管理人员，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佣金。2008年8月1日，王某被确诊为肺结核(无传染性)，医师开具的治疗期为9个月。2008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但双方均未提出终止合同，王某继续在公司上班，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09年1月31日，公司以双方合同已在2008年12月31日终止为由，不让王某继续到公司上班，并在2月17日向王某发出《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提出其定于2008年12月31日(即原劳动合同到期日)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终止与王某的劳动关系。地产公司仅支付王某2008年12月31日前的工资，及一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金。王某则认为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数额过低，经与公司协商不成，王某向北京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

二、审理结果

被申诉人辩称：认可申诉人关于入职时间、岗位及工资构成的主张，但不认可申诉人主张的具体工资数额。申诉人享受佣金待遇，故不再享受年终奖。被申诉人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已经通知申诉人终止合同，且申诉人出勤至2008年12月31日，当日双方的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并就有关未结算的佣金、工资及补偿金等进行了协商，签署了书面协议。因此，不同意申诉人的申诉请求。

仲裁经审理查明：申诉人2005年2月28日入职被申诉人公司任销售部管理人员，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佣金，佣金按销售额的比例计算，工资结算至2008年12月31日，申诉人2008年的月平均工资为8458元。申诉人在职期间从未休过病假，2008年8月1日起，申诉人在医院治疗，由于所患疾病不具有传染性，因此继续在公司上班。被申诉人在2008年12月31日前未出具过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劳动合同到期后申诉人仍正常上班，双方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在2009年2月17日签订了《关于与王某终止劳动合同的处理意见》，被申诉人依据该《意见》向申诉人支付了8458元的终止合同补偿金、2007年佣金8769元、终止合同通知期工资4620元、医疗期及医药补助5个月工资23100元。申诉人所在部门其他7名员工均领取了年终奖金4620元。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表及考勤记录。被申诉人否认申诉人2009年1月和2月存在销售额，申诉人也不知道其2009年1月销售额，且未提供其存在销售额的相关证据。另查明，被申诉人每月28日支付申诉人上月全月工资和岗位工资。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表，因此采信申诉人关于工资标准的主张。申诉人也不知道其2009年1月销售额，且未提供其存在销售额的相关证据;又申诉人2月份未出勤，因此本委采信被申诉人关于申诉人该期间不存在销售额的主张，故申诉人不享受2009年1月和2月的佣金待遇，该期间工资依照4620元固定工资标准支付。

被申诉人未就其已于劳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通知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的主张提供证据，又未提供申诉人2009年1月、2月的考勤记录，因此，仲裁委采信申诉人关于工作至2009年1月31日，此后因被申诉人以劳动合同终止为由不让其上班的主张。由于被申诉人未于劳动合同到期之日与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且双方继续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认定2008年12月31日后，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诉人2009年2月17日与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实为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由于申诉人不要求恢复双方劳动关系，且提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要求，视为双方协商一致，由被申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因此认定被申诉人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6、47、97条及《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5条规定，向申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被申诉人此前已支付的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58元和终止合同通知金4620元，应在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总额中予以扣减。

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不享受年终奖金及核算的相关规定，也未对其部门其他7名员工已领取年终奖4620元的主张提出异议，据此，本委对申诉人符合年终奖享受条件及其部门人员领取数额的主张予以采信，对申诉人提出要求支付年终奖金462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同时，被申诉人未及时支付年终奖的行为构成拖欠，应加付该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

2009年9月7日，仲裁委对该劳动争议案作出如下裁决：

四、驳回王某其他仲裁请求。

本案双方对该劳动争议仲裁结果均未提起诉讼。

三、劳动争议案例评析意见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从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用人单位提出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只需依据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在本案中，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09年12月31日到期，劳动者继续履行，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诉人在2月17日直接向申诉人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通知的事由是“定于2008年12月31日即合同到期之日，不再续签申诉人的劳动合同”。

由此可见，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根本就没有与申诉人选择和协商的余地，是单方解除，应当认定为用人单位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劳动者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向劳动者支付2个月经济补偿金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案仲裁裁决根据劳动者已经领取了部分经济补偿金，而自认为，被诉人与申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依据的是《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只需按年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与本案实际情况及《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法律条文不符。

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篇九

合同转让纠纷案例分析篇十

上诉人(一审原告)：昆明威恒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昆明市西昌路204—206号。

法定代表：陈美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怀德，北京市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梦欣，北京市尚龚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规划局。住所地：昆明市拓东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周峰越，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熊斌，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曦，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东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昆明市白龙路19号

法定代表人：华丕瑞，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磊，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袁仲斌，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

4月昆明威恒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威恒利公司)投巨资建盖翡翠大楼，大楼才开始建盖时，就有群众向12345市长热线进行举报，市长热线将这一案件交给了昆明市规划局查办，之后昆明市规划局又收到了市信访办转来的一份紧急报告，进一步点明了大楼是无证建盖。昆明市规划局立案调查后，于207月27日下达了停工通知，可大楼的施工没有停止。

年10月12日，昆明市规划局依据《“12345”市政府市长热线受理交办件》和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转办函》，经现场勘查测绘后以第三人东华街道处在小龙路建设面积为14953.44平方米的六层综合楼(地下一层建筑面积2469.28平方米;地上五层建筑面积12484.16平方米)，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云南省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属于违法建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云南省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四十一条的规定，作出了昆规法罚(2006)006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罚的决定，认定办事处“在小龙路建设的六层综合楼，属于违法建设”，限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于2006年10月31日前自行拆除违法所建的综合楼工程。原告昆明威恒利公司不服，以小龙路综合楼是自己投资建设的，被告昆明市规划局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且越权行政，侵犯了原告昆明威恒利公司的合法权益为由向高院提起行政诉讼。诉求依法撤销被告昆明市规划局昆规法罚(2006)006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将处罚措施变更为罚款并补办手续，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昆明市规划局于10月11日以市规()217号《昆明市规划局关于撤销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昆规法罚[2006]0063号)决定》，撤销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法院判决】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有的权利。被告昆明市规划局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处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依法享有的权利，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的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处罚对象是违法建设的建设者，且只有在违法建设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情况下才能作出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被告昆明市规划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者是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及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已经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事实，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

本案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昆明规划局已经作出了撤销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过程中已由被告昆明市规划局自行撤销，因此，原告昆明威恒利公司“请求判令将昆明市规划局的处罚措施变更为罚款并补办手续”的主张不能成立。判决确认被告昆明市规划局2006年10月12日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驳回原告昆明威恒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判令将昆明市规划局的处罚措施变更为罚款并补办手续的诉讼请求。

昆明威恒利公司不符一审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称：涉案工程系政府工程和政府招商引资项目，没有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必须拆除处理的地步，被诉行政行为显失公正，一审判决仅确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是不够的，应当从保护当事人信赖利益的角度对显失公正的处罚决定予以变更。诉求撤销一审的第二项判决，判令昆明市规划局将其处罚决定变更为罚款补办手续。

最高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依法享有权利，一审判决认定程序违法，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据此，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处罚对象是违法建设的建设者，且只有在违法建设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情况才能作出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者是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及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诉讼过程中，昆明市规划局作出了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昆明威恒利公司不撤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上诉人昆明威恒利公司要求判令昆明市规划局将其处罚决定变更为罚款补办手续，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过程中已由昆明市规划局自行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启示】

本案是昆明威恒利公司以规划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且越权行政，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对昆明市规划局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于本案涉及到法院对规划局处罚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以及规划局在一审期间撤销了该处罚决定，且涉案标的额高，社会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规划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

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合法性，还要考虑合理性，尤其是行政处罚牵涉到行政相对人的实体利益，但是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而不需要考虑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本案中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该规划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规划局的处罚决定存在以下两点不合法之处：第一，处罚的对象不合法。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处罚对象是违法建设的建设者，而该处罚决定的对象东华街道办事处并不是该违法建筑的建造者，该建筑的实际建造者是原告威恒利公司，所以该处罚决定的处罚对象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也是昆明市规划局在一审期间撤销该处罚决定的主要原因。第二，拆除该楼不合法。根据以上规定，违法建筑是否需要拆除判定的关键就在于：该建筑是否达到了“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程度。对于“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界定，事实上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标准，行政机关对此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其自由裁量必须基于已有的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对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而法院认定昆明市规划局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违法建筑小龙综合楼的建设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事实。所以昆明市规划局对该建筑作出拆除的处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规划局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性问题

行政处罚的作出不仅要依法有据，还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行政诉讼法》就作出了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也做出了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处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由此可见，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将直接影响该行政行为的成立与否。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依法享有权利，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

(三)关于变更处罚决定为罚款并补办手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