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是一种反思和思考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通过阅读他人的心得体会，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写作技巧和表达方式。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一
摘要：近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左宗收复新疆，胡雪岩与洋斗商,到张謇实业救国，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横刀向天笑，再到黄兴雨花台起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却演绎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决定历史的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批用热血与精神相交织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鸦片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从晚清开始，鸦片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白莲教，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陈独秀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总结。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著。
【2】《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美】杜赞奇著。
【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英】方德万著。
【4】《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华民国史史料》季啸风、沈友兰主著。
【6】《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萧致治著。
【8】《民国人物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寻辛亥革命之路》刘建强罗歆宏著。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二
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国情;教训。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吴恩远.十月革命：必然性、历史意义和启迪，2007。
[3]斯大林.《斯大林集》.人民出版社，1959。
[4]柯云;丽阳.《钟山风雨》，2006.06。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三
中国近代史是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它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八九，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后转卖给民族资本家并几经易主，抗战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复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几经波折，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报》作为中国现代的报纸开端和标志，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申报》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资料。特别是记录了上海当地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现了当时军阀、地方势力、中共和其他党派及人民群众的活动。
（一）报道全国性重大事件。
《申报》曾对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学界如何反对割让领土、拒绝对德合约；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迫使他们辞职的报道，学生罢课与学生被捕情况的详细记录。更加珍贵的是，保存了罕见的的历史照片，将的全貌更直观的呈现给后人。
（二）报道地区性史实。
1872―1929年，《申报》对苏沪等地进行了长达80年的持续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报道区域也精确到具体县市。《申报》通过这些鲜活的新闻，对江南地区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风貌形成以及社会变动轨迹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报道。这些细节性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报》无论是从办报宗旨，报道角度的拓宽还是新闻业务的改革，都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一）办报宗旨。
它始终都在追求新闻独立自由、客观公正、及时准确、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美查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嫁穑之苦”。
《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1874年《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关于英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报》立刻把握机会，利用线路传递南北各报新闻。
（二）舆论监督。
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舆论的平台，因此，把握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导向就成了近代中国各种势力追求权力表达，诉求政治立场的必选之地。在每次剧烈的政治斗争或者社会对抗中，报刊会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风口浪尖。《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被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所争夺的公共舆论平台。不管是美查为赚钱扩张经济势力创办报纸，到席子佩接手经营，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产党接手大陆而退出舆论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为占据《申报》这个舆论至高点，进行了纷繁复杂，“刀光剑影”的斗争和合作。《申报》一路走来，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舆论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争斗时，不得不考虑到人民大众的呼声和言论。报刊舆论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减阶级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三）时评。
陈冷在新闻评论方面提出，报纸应该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论既要为读者提供明白的观点又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评论的文体，他主张用言简意赅的时评文体取代《申报》传统的“论说”。他的每日一议、尖锐泼辣的是评委《申报》赢来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使《申报》步入巅峰。
“时评”在很长时间里起到了《申报》的“社论”作用。社论是“代表报刊编辑部的权威言论。它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的政党、社会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是影响并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的评论形式”。时评”专栏是报刊业务的一种进步，半文半白的语言已经被白话文取代，报刊语言的白话趋势已成必然，用白话文创作“时评”适应了语言的变化。对于时评文章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大的调整，虽然放弃了原有的特点与风格，但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为时评文体带来新的生机。
报纸可以宣达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分析时局，探讨国家出路。《申报》中有很多时评是对时局政治的客观分析或是探讨国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发表了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号召国人迅速惊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国，轻举不足以救国，待助于人犹不足以救国。救国在于积极有效之行动，在于万众一心之团结。”此外，每逢元旦，《申报》都要发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时评，年末又要发表一篇对一年之内进行总结的时评。虽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劝告政府善待国民，增强国力。
（四）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这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该报公开征集竹枝词等文艺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以满足当时主要读者群――旧时文人的兴趣爱好。这一创举为后起的报纸所效仿，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研究读者爱好，满足其正当需求，保证一个稳定的受众群。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初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估计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空间，给中国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申报》首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迈步。
（一）广告。
该报聘请张竹平任经理，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都深受工商界的欢迎。因此，《申报》的广告日增，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广告的版面面积逐渐由十分之五六增为十分之六七，超过了新闻报道的版面。
《申报》广告值得挖掘的东西有许多，完全可以按照时间线索，从《申报》创直直至停刊，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细细分析，追溯近现代广告发展变化的轨迹，把握近现代广告的发展规律，理清现代广告如何一步步从粗糙走向成熟，其中义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合理要素，这在广告学上是很有意义的。倘若对其中的各种广告进行深人分析，对广告者、广告内容、广告对象、广告效果进行剖析，从而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广告经验和手段，这对制作现代各种类型的广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的“讯息”不是各个时期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强调了媒介的社会历史作用，虽有片面性，但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巨大历史功效是不容忽视的。
《申报》花费70万两白银于1918年建起高5层、拥有百余间房间的报馆大楼，又从美国购进两部最新式的印报机，两小时可以印完十多万份报纸，添置配套的制铜版机、铸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铜字铜模等机器，还自备汽车，加快送报速度。这一切，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知人善任。
文化与经济领域一样，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媒介的成败其实就取决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实力。像任何成功的事业一样，《申报》的经验在于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并让其各展所长，用好了人才，使这支队伍的团队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史量才自接办《申报》起，就分外注重报社的人才建设，从创业初期被称之为史氏“左膀右臂”的经理张竹平、总编辑陈景韩，守业期经理马荫良、总编辑张蕴和、《自由谈》编辑周瘦鹃的选择、使用，到鼎盛期规划人才黄炎培、陶行知、报业专才戈公振、副刊编辑黎烈文等人的吸纳、任用，无不显示其慧眼识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灵活实际的用人风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对方身上最适合于《申报》的特质，为他所用。越是在报纸发展的关键时期，他越能大胆放权，给人才足够的发挥空间。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影响、实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商业报纸，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无论是从史学、新闻学、经济学角度提供参考，在法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值得后期报纸及现代报业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师为尊的传统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个性，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逐渐遭到强烈批判，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五四”运动爆发，西方民主科学教育思想的传入，为中国的教育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发了无数爱国者对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师生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一直尊崇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教师具有至高的地位，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安排，是一种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早在《尚书·周书·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绥四方。”君、师都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的，他们具有同等地位。汉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教育与政治相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宋元明清时期理学思想家们制定“三纲五常”来约束学生民主意识的发展，晚清传奇人物谭嗣同提出“为学莫重于尊师”。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教育被封建统治阶层所垄断，教育的传播途径少，教师作为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自然地处于教育权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霸权地位。
传统师生关系以教师为主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为我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从人伦天性出发，有利于师生间矛盾的缓和，在教育过程中培养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但是尊师重道的传统思想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弊端——把学生当成知识的“容器”。學生的学习喜好和对生活的观念深受教师思想的影响，缺乏对知识和生活现象的独立思考。传统的师生关系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教师以“长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顶层，学生是被教育的对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师掌握着教学的绝对话语权，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发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进师生关系新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教育观念发生剧烈的撞击，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受到了强烈的抨击和批判。师生关系应当如何革新的问题引发了中国有志之士开始对传统教育进行不断反思，对外来教育理念进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学制系统，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解体，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到确立。”[1]这一举措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成长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社会各个阶层喊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影响下，中国青年的意识开始觉醒，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都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做出了新的设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为民主平等型师生关系打下基础。
“五四”运动中平民教育思潮爆发给了更多下层人民接触教育的机会，教育不再是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兴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在他们看来‘平民主义’的践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权，维护‘平等’而其关键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让社会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张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教人做人，要培养有知识、有生产能力、有社会公德心的新型学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围扩大，教育观念普及，打破了传统教育的阶层性，促进了教育的公平。随后1923年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经农两位先生共同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了学习教材。“北京大学学生邓康（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3]“五四”运动引发的平民教育促进了教师育人意识的变革，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注重传统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注重人的自身发展，加强对学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养，教学开始结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进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长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进思想的传播，普及了知识和先进的生产经验，教师开始从学生角度出发，设计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内容，促进了人民思想的开化，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三）课堂角色转变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纪初期，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我国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发表《教学合一》主张“教学合一”指出1.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2.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3.先生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不久很多学校响应，也用教学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适、蒋梦麟和郭秉文的联合邀请下来华讲学，实用主义教育的运用达到高潮。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下师生关系开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教师开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转向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更加注重学生自己对知识的选择和学习。课堂不再是教师单向知识、理论传授的场所，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平等交流对话，共同探讨，各抒己见的平台。
（一）“五四”运动中师生关系的反思。
相较于传统“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五四”运动时期以学生为主导的新型师生关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运动促进了教育观念的革新，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演变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这一时期的民主平等作为西方教育的“舶来品”具有一定的激进性——过度主张学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没能更好的调和师生间的人际关系。
“在当时中国的整个教育实践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师生关系思想。”[5]长期以来受教育者遭受着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依旧镌刻在中国人的骨头上。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性，竭尽全力构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已经成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教育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主体间性、共享、平等、对话等纷纷涌入“师生关系”话语而日渐成为主流。”[6]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术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学校和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在新的时期又面临着方方面面的考验。
（二）“五四”运动对现代师生关系的启示。
“五四”运动促进了师生关系革新，对教育现代化中师生关系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平等交流与对话，让教师从传统教育的绝对权威中转化出来，走近学生与学生相互尊重、教学相长，担当教学活动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积极引导学生独立获取知识与技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活动中的双主体，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构建体现了现代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特点和对教师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运动产生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社会进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产物。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关注，在发展民主平等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学生各个发展阶段中心理和认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导性，促进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向着更为健康科学的方向前进。
參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55。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1]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陈崧.五四前后東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李大钊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8.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文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7年）[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四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也为本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他们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实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权利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4年4月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使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失败。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铁路国有”的政策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一九一二年三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影响。
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期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是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观念。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制帝的复辟，如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但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做了思想的准备。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到，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的呢？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悟，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2、辛亥革命在经济上的影响。
在经济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向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以申民志，而扶国宗”。进一步“民生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之后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
在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也开创了一代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索，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们所遗弃。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性跪拜之礼；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老爷”等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的崛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辛亥革命它播撒了民主主义的种子，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不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封建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偏激思想，对文化的发展有些不良影响。
不过，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不是一次彻底的革命，后期军阀割据，相互混战，没有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和平的社会。
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它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却始终鼓舞着中国人民在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上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m].中华东方出版社，1996.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五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六
[摘要]：当今社会，对各个国家来说，最主要问题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各国不能正常的发展自己的经济。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政治讨论的热点。从近代到当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
日本和中国是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近年来，中日关系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两国的关系关系对世界各国与中日两国之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谈到日本时就愤愤不平，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记住历史和耻辱，再去和平发展。
[关键字]：近代当今症结中日关系未来。
1提出问题。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前提是互相收益，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主导地位，对中日的整体发展具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七十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2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发生了许多事件。而许多事件也使中日关系发生着变化。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1874年，以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事件为由，日本出兵入侵台湾。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1877年，以何如璋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团赴日，1882年9月正式开设驻日公使馆。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1894年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逼令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中国割让其东南的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和东北部的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清政府派出知府衔道员刘学洵与员外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相互密商结盟，并引渡康梁回国。但刘学洵与庆宽办事不力，逐告吹。
1905年12月12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既支持革命党也支持清王朝，图谋分裂中国。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
1914年8月23日，一战爆发不久，日本对德宣战，却把矛头指向了中国。1928年5月3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军过境山东时，在济南跟日军发生冲突，并杀害了一些日本侨民。国军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随行17人在交涉公署被日军杀害，史称“济南惨案”。之后，日军继续增兵并占领济南全境，对平民进行了屠杀，北伐军被迫绕道北进。1928年6月3日，被北伐军击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由北京回奉天。之前，日本政府特使要求张宣布东北独立，被张拒绝。6月4日清晨，张作霖所乘专列途经沈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成重伤不治而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签字。期限3年，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1934年国民政府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之际，再次提高进口税税率。中国进口关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因中国守军奉行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东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2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3当今中日关系。
当今中日关系面临着各种低谷近期，而回头看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能完全解决吗？能有好相处吗？这有许多问号。就当今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等事件使中日关系降至低谷。
3.1钓鱼岛事件。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日本政府曾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自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以来，日本方面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并不顾中方十余次的严正交涉，继续非法扣押渔船船长的行径，对中日双边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这次撞船事件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任由事态恶化，也是基于所谓“钓鱼岛历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的立场。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认识，首先必须正视和尊重历史的客观事实。
3.2日本篡改历史并参拜晋国神社。
晋国神社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靖国神社是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北的一个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帝国战死的军人或军属，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并包括14名甲级战犯，使得神社备具争议性，所以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指围绕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而衍生的争议。争论主要围绕书中近代、现代史等课题，也涉及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检定与采纳等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止引起日本国内关注。周边的国家例如中国、韩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尤其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载、评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做的事。因此，此事对中日关系影响很大。
以上两事件说明中日当今关系处在低谷，联想近代史中日关系说明中日关系处在利刃上，有点风就可能断。
4中日关系的症结。
4.1我对这种关系的总结。
中日的这种关系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在我想，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3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4.2日本认识问题的方面。
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5中日关系展望。
由于日本既是中国的历史宿敌，又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既是世界经济大国，又是中国的近邻，既是美国封堵中国的第一帮凶和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又是企图挑起争端妄图永久霸占我国领海的罪恶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亚太地缘战略的高度分析一下中日关系。
5.1日本所处的的地理位置。
日本是一个与地震共生的国家，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地震在日本人的四最怕中位居第一，地震就像梦魇一样缠绕着这个樱花盛开的国家。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日本海深处，有一条巨大的鲇鱼，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4的话，鲇鱼就会翻身，地震就会爆发。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这个古老的传说，地震改变着日本的历史和未来：
5.2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与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之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中日两争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海底石油相当于中东的储油量，又有巨大贡献的战略价值—钓鱼岛既处在日本的海外生命线上，也处在中国海军出入太平洋的航道上；同时还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保持自身的长期霸主地位而扶日制华—紧密相联。因此，在美国的霸权还没有一定程度之前，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都解决不了。只有当美国的霸权衰落到顾不了那么多或横加干涉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时，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方可一并解决。
5.3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中日不会太平的，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及其军国主义也不会让中国太平的。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我们应时刻记住历史，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不管时势怎么变化，我们要先做应对之法，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更何况是对日本。并不是中国人民不想友好，只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我们的国家也尚未足够的强大，我们仍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警醒，这个世界没有谁对谁有多好，利益才是一切。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敌人，况且是日本。纵观古今，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日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做好一切应对，适当的强硬才是硬道理！中国的路只能靠自己走！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七
51【。
一、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赢得独立解放的非凡历史。
回望历史，从1840年开始，我们的国家便进入了噩梦的时代。欧美列强纷纷入侵，为打开我们的国门大费周折，甚至不惜动用令人发狂的鸦片，可谓手段卑鄙之极。鸦片腐蚀了国人的心灵，摧残了国人的身躯，还“骗”去了大量国人的白银。而仅仅因为林则徐的禁烟，就不惜动用称霸大西洋的强大军舰侵入我国广东沿海，中国的美丽海岛—香港，也在此次战争中被无情的夺走了，多年来饱受英国佬的欺凌。此后，俄国佬，美国佬，德国佬，也趁火打劫，盗走了我国大片的领土和无数的白银。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洗劫紫禁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紧接着与我们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邻邦—“小日本”，竟然也想来分一杯羹。美丽的宝岛台湾，硬生生的被人家从手里夺走了，可悲、可痛啊！
二、“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2012年11月29日，于人民大会堂隔天安门广场相望的国家博物馆，当。
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称，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梦”成为一个热词。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向全国人大代表发表自己的就任宣言。梦想是激励人们发奋前行的精神动力，当一种梦想能够将整个民族的期盼与追求都凝聚起来的时候，这种梦想就有了共同远景的深刻内涵，就有了动员全民族为之坚毅持守、慷慨趋赴的强大感召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和共同愿望，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
三、“中国梦”引领中国人民走正确的道路。
梦想连接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没有正确的道路，就无法汇聚各方的力量，再美好的梦想也无法实现。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当前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创造了同期世界上大国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最快且人数最多的脱贫致富速度、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今天的世界对中国信息充满饥渴、对中国奇迹充满惊叹、对中华文化充满兴趣，今天的中华民族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显著位置，赢得越来越多的民族荣耀与民族尊严。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中国梦”，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更加现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正经历空前的社会巨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价值追求也越来越多元多样。然而，价值追求的多样化并非与最高理想的截然对立，多样化的存在往往推动着人们对最高理想的意义作出更深的理解，强化着人们对最高梦想的渴求，也为“中国梦”的实现注入更多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描绘了人们美好生活的蓝图，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和科学路径，把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今天，继续“中国梦”的“圆梦”之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已与我们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为中国而伤心，为中国而欢乐。
四、大学生与“中国梦”
作为一名90后大学生，我们的成长和生活的条件无疑是非常优越的，不同的成长环境导致我们和长辈有着不一样的想法，长辈们总是说我们这群90后的孩子是——目光千里之外，两手屁股之后。看得上的够不着,够得着的看不上，想得多，做得少，是浮躁轻狂的一代，但是我想说——90后的我们是敢想的一代，是怀揣着各自的梦想成长的一代；90后的我们不是随意绽放的花朵，因为我们是为了理想而绽放的一代；90后的我们是为了理想而一次次的撞了南墙不回头，想尽各种方法，努力跨越困难，是向理想的征程奋进的一代；90后的我们是一群渺小的蚁族，终日为了理想而忙碌奔波的一代；当我们把抽象的梦想变成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发觉我们离梦想是那么的遥远，但是我们却不放弃，不抛弃我们的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虽然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许多的事儿，只不过区别在于有好有坏而已，但是，我们只是将这些事儿放到今天以前，虽然明天，它们还会跟我们迎头相撞，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谁也不怵这些事儿！不论好与坏，我们都会扬手阔步的去迎接每一次的挑战！
业、爱情，面对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十字路口，我们毫不犹豫，选择自己想走的道路，皆因为心中有梦，用这个梦来支撑着我们去面对人生中的种种不顺利与挫折；人生本是时而输，时而赢，常常头破血流，但仍永往直前，皆因心中有梦；心灵伤痕累累却日渐丰盈，即使犯了错，闯了祸，没关系，因为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去改正。假如说错误是我们成长的代价，那么改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因为年轻，所以我们常常会犯错，只要不放弃最初的梦想，及时的改正补救，就永远不会失去救赎自己的机会，因为在青春的字典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成长却永远始于困惑。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中最有精力的时期，我们更要努力，要有愈挫愈勇的精神！如今的社会日益浮躁，我们大学生不该沉沦，要有为国之中流砥柱的勇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精神！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八
摘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九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1]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陈崧.五四前后東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李大钊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8.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文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7年）[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十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的革命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与我们党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中华民族振兴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告诉我们，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离不开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我理解，这就要求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作用的党的理论活动，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要遵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要遵循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可以说，遵循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的特殊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又结合实际要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任务。
（2）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第二次伟大革命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也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修订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角度，对如何在实际中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作出的精辟论断。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指导原理和一般的指导原则，只能从总体上概括实际生活的一般现象和规律。这些基本原理、原则和规律，只有与各国不同时期具体的国情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鲜明地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使之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这个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科学回答，与毛泽东同志的深刻见解一脉相承，交相辉映。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3）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核心主题，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80年的奋斗历史经验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时代的挑战、社会的变迁、历史的责任、人民的愿望，要求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三个代表”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领导观和解决两大历史课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物质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整合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内涵统一起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方向和保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完成十五大确定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制定了正确纲领，同时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4）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中国的重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涵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在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升华，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根本核心，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期中国科学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根据国情、世界发展趋势总结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充分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十一
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及造船技术，皆有空前的发展。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钧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
正如史学家所言，近代中国史就是一般中国的奋斗抗争史，而如今我们更当明白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法国史学家阿尔方有言：“挽救过去的事实，使之不被遗忘。”其言直击学习历史之目的。学习近代史就是让我们深记中国近代的屈辱与奋斗，更突出学习近代史的重要性。
然而最后发生的事件我们都相当熟悉，就是四川宣布独立，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轰然倒塌，而赵尔丰亦最后也逃不了死亡的命运。由此其实我们相当明了，赵尔丰其实就是一场斗争的牺牲品，在惨案后他不仅受到清廷内部的指责，还变成人民的公敌，后来他也成为革命爆发的一个合理依据。然就赵尔丰之死，郭沫若曾经写过：“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就这样，那个曾经说过“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的清廉官员赵尔丰就这样成了革命的牺牲品，然而我们说，其实赵之死其实就是清廷之死，腐朽落后终究逃不过历史进步潮流的淹没。其实就赵尔丰来说，他并非是未曾有过功绩，数次击退英人对西藏的侵略，其对治理边疆亦是有其一套方法，时人学者尚秉和评论：“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然而他确是屠杀过人民，无可否认。然历史功过，自有来人继续评说，勿敢继续妄言。
而谈到学习近代史及其我们如今所学课程，我想大抵有些许想法。就是我们是该继续以史实出史论还是史论中看史实。然而我们有一无法逃避的硬伤就是我们对史学理论的学习。西方近代以来史学长足发展，兰克学派，以及后来的年鉴学派以及美国鲁滨逊学派的新史学运动，而中国在近代的史学理论的学习则由一些学者介绍进入中国，其中不乏李大钊的马克思史学理论，和傅斯年引进的兰克主义和成立的史语所，以及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当然中国亦是不乏，乾嘉学派以及近代的疑古运动亦是极大推动史学的发展。然而到今现在，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那么普遍，甚至许多人并不知道，而学史的方法多为史实出史论这一固定模式，并无几许突破。假如我们在学习近代史，当然不仅是近代史方面，如果参杂教授史论知识，那对于我们学习历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史学理论其实是对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看法，学习史学理论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对著史者其对历史的态度更好的认识，对我们自身来说亦是可以产生一个思考的过程，准确的说是可以产生一个实践过程。我想说，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只是历史工作者的专事，人人皆可以习之，且其作用并不只产生于历史，于人的三观皆作用得到，并且可以上升到哲学阶段，并无一害。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十二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可以说，这段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受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又是华夏大地的劳动人民通过智慧与勤劳摆脱压迫，走向光明的探索史。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尽显衰相，潜伏着许多危机，而且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在中国从贵族之间的炫耀的奢侈品变为普通百姓用来解脱贫穷与饥饿的工具时。就注定造成贫穷与诱惑的恶性循环。而曾想借此缓解财政危机的清政府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弊病，却没有像其他国家抵制鸦片那样和平介入，而是直接武力封锁烟局，这直接加快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当清朝落后的战斗器械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时，结局就注定是失败。清廷震惊，天朝形象随之垮台。之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随着外国资本注意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中国人民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中国这么一步步的沦陷，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英法要求按照合约内容修约时，清政府再次显示出封建国家的局限性。不仅未予以许可，还无缘无故的对外国船队进行袭击。这一不仅认真考虑的决定的直接后果就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差点遭遇灭国危险，还导致圆明园这一人类文明的结晶遭到无情的焚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文物外流。
在天朝尊严面前，百姓生命如同草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因为各方势力的矛盾而全军覆没，结束了清政府的美梦。没放在眼里的日本国竟能迫使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签订代价惨重的条约，这无疑给清政府的头狠狠地浇了盆冷水。台湾也在这一战争后被割让给了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抹去的耻辱。洋务运动并没有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过来。这一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拥有爱国热枕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变法来实现民族振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却由于行动激进，没有考虑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势力的强烈反对，前后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在外国侵略势力一步步渗入中国时，反帝反侵略斗争也风起云涌，义和团运动就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掀起的一场斗争，却激起了帝国主义的集体侵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之爆发，不仅义和团被镇压，清政府也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慈禧太后甚至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经过八国联军战争后，列强似乎意识到了中国此时已无力抵抗，开始依实力瓜分中国。中国几乎成为列强炫耀自己实力的大本营。即使意识到不改革就要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清政府也无法力挽狂澜，拯政权于水火。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却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第二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得不承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敢彻底和帝国主义决裂，也无法真正团结民众，这就注定他们无法取得本质上的胜利。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逐步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甚至妄图恢复帝制，终于引起人民不满，在护国运动中被迫取消帝制。虽然袁世凯被赶下台，但中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反而更加严重，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更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局面，就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正是这段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在对近现代史的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要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历史现象，不能单纯凭借某一历史事件就判定历史上人物的性质，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分析个人的功过得失。而对待历史，要从是否能促进社会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为标准，正视历史。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转移，但是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去推动一些关键性事件的发展，而这些肩负历史重任的人并非一定是有着超人的天赋，但他们往往能审时度势，把握住机会，最终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不朽的成就。历史的确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们也应该把历史作为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为自己的奋斗指导方向。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十三
从1840到1949，历史的车轮仿佛放慢了脚步，一天一天，我们过了1。每一天都惊心动魄，每一刻都危机四伏，每一次决策，每一次行动都关系着四万万人民的生死存亡。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这样紧张，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这样疯狂，当然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这样威胁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慈禧到毛泽东，从李鸿章到周恩来，从受压迫受剥削到当家作主，从被列强踩在脚底到屹立东方……109年，我们创造了奇迹!
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屈辱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我们今天的幸福与和-谐，是建立在先人的鲜血和尸体之上的呀!
当我一次次带领我的学生走近中国近代那段历史时，我发现我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些新的感受与认识。
第一堂上，曾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提到中国近代史，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屈辱”，95%的同学脱口而出。中国109年的近代史主线是屈辱吗?这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误读，中国近代伴随着屈辱，但不是近代史的主线，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是抗争和探索，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和前仆后继的探索，才有1949年的光明，如果屈辱是主线，中国早就亡国了。
为什么要学近现代史呢?因为它和今天的历史联系得最紧密，历史的昨天能为今天的历史提供很多的经验教训。为什么不学古代史呢?那是一段令所有中国人都自豪的历史。今天依然有一部分人沉浸于祖先给予我们的荣耀中，看看我们的近代史，祖先创造的文明，令我们汗颜。
中国近代史，以1840年英国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为开端，以签订屈辱的条约宣告结束。看看西方人是如何把中国的四大发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侵略从海出而来，英国的战舰上，有中国的指南针，英国的大-炮装着中国的火药，最终的和约是在纸上签定(中国的造纸术)。中国人不该反思吗?我们祖先的发明，我们都发挥作用了吗?我们愧对于我们的祖先，拿着老祖先的东西四处炫耀，而不敢直面中国近代那段历史。鲁迅先生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中国崛起的今天，我们需要反思历史。
在中国近代史上，失败比成功多。“勿以成败论英雄”。走进近代那段历史，感受时人的艰辛与不易。所以对中国近代史上抗争与探索的人们，应致以敬意。中华民族是不屈服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你我的血液里都有这种不屈服的精神。
中国近代最终选择革命的道路，是因为改革太艰辛。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洋务运动，后人颇多指责，认为步伐太慢，实际上当我们走进那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洋务派那些人在那个时代已经走在最前端，“中体西用”是当时最好的方式，不保留中体，西用也难以引入中国，正是在中体的掩护下，洋务运动进行了30多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守旧势力太强大，高高在上的心理优越感在相当一段时间相当一部分人心理作祟。中国人的觉醒及正确的自我定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刺痛了中国人，维新志士以知识分子极大的热情与勇气，奔走呼告变法图强，进而直接投入到改良中国的_运动中。维新派要在中国走日本式的君主立宪的道路，必然要反传统，然而不能直接打出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康有为把孔子打扮一番，说他是改革的先锋，借以减少改革的阻力，利用传统反传统，反映出中国改革的不易。18，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鉴于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迫切希望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现状，这种急切的心理使维新派的改革大刀阔斧，以致迅速失败。既使没有后来慈禧发动的戊戌政变，维新变法的失败也是注定的，改革力度太大，树敌过多，反对浪潮一波接一波。
中国近代需要快速变革，然而人们的心理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大数人的选择最终也成为历史的选择。
走近中国近代，用心去体味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太多的思考与反思。
我以为学习历史主要不在于记住了一些史实，当然这是必要的，但在进入大学后，更重要的在于，培养历史感，如何去感怀历史，诠释历史。
如果不用心去感悟，我们对历史就不会深切的感受，我们就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事实上，我们更应是历史的倾听者，创造者、见证者、诠释者、传承者。
让我们铭记中国近代那段历史，跟随着探索者的足迹继续前行，曾经创造了奇迹的中国人民，未来将创造新的奇迹。我们期待着，奋斗着。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十四
(1)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讠斤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2)口号和创办的主要企业：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有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创办民用工业，如湖北织布官局、汉阳铁厂、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等。
(3)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4)船政学堂的内容要结合乡土历史。
2.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北：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p35：1895年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应试举人，上书光绪帝，反对议和，请求变法，史称“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p37：18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又称“戊戌变法”。
3.武昌起义。
北p41：19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和士兵打响起义的第一枪。占领武昌城，取得首义胜利。
p42：此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形成了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
4.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
北p40：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旗帜。
p43：1911年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发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5.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北p43：辛亥革命胜利意义：清朝的统治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崩溃，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北p45：在陈独秀的率先倡导下，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起新文化运动。
p46：新文化运动激发了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促使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十五
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在不但的学习历史，历史书上有很多和近代史纲要上面的内容是雷同的，在大学里面我很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又来重新学习这些东西，温故而知新，通过这些学习，我才更加了解一些历史的真相!
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来。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谁能告诉我?”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么用心。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落后就要挨打。”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十六
《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80后”大学生的思想带回到近代，让他们从历史中有所感悟，接受先进思想，激发爱国之情，成了任课教师肩上的重任。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关于建党90周年：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当磨洗认前朝。”这一首咏史诗，或许很多人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会用一杜牧的这首《赤壁》来抒发对国家兴亡的感慨。也不免俗的套用一下，让它带领我们看看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时光。
运动的热情点燃了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人的诞生。这燎原之火点燃了华夏大地的热情和生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风雨飘摇了许久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在经过了艰苦卓越的抗战以及各种各样的考验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带领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终于在经历了这段屈辱的近代历史后可以抬头挺胸的向前迈进了。
对于近代史，我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是对于近代史的前半部分特别的有感触，每每读到这段时间的历史都会令我扼腕痛惜，沉浸于纷繁复杂的心情中去。
最新警示教育心得体会（模板17篇）篇十七
命。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简述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及其特点。
答：近代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企业中。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以及70年代以后的中国民族企业中，又雇佣了一批工人。到194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总数达到200万人左右。
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要来源于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早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它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而且它还有组织纪律性强、集中、团结、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等优点，因此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
3．简述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特点。
或投资于洋务企业与民族企业。还有一些华侨商人，在国内投资或回国创办经营新式企业。一些地主、官僚，也开始把从地租剥削和贪污、搜刮积累起来的财富投资于工商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新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
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不同，构成比较复杂。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本家。他们是大官僚与大买办的结合，利用政治特权和和与外国资本的紧密联系，在剥削劳动人民和挤压民族资本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另一部分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经营的企业由于原始积累不足，大多数规模小，设备落后，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出两面性。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又有依赖、妥协的一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或者在斗争中保持中立，但是缺乏革命的彻底性，不可能引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4．简述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及其相互关系。
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勾结、扶植封建势力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除了帝国主义割占的地区和直接管理的租界、租借地以外，它们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当局和各地的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当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内部各阶级、除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而当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封建主义特别残酷的时候，中国人民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而斗争的矛头主要直接地指向中国的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当国内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候，帝国主义势力甚至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援助中国的反动派。这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完全公开站在一条战线上。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上述两对主要矛盾互相交织和交替作用的结果。
5．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是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答：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是互相区别又紧密联系的。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改变民族受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是要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和状况，是要通过现代化、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的。前者为后者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追求的目标，二者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
6．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答：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第一，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了索赔款，抢掠财富，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第二，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镇压中国人民反抗，使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拥有完整的主权。
第三，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形成了对它们的依附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
第四，在传教的名义下，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7．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原因何在？
答：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是列强并没能实现瓜分中国图谋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妥协，并不是瓜分中国的阴谋破产的根本原因。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时，都存在着利害冲突，它们在瓜分非洲和东南亚时，都是如此。它们或者通过协商，或者直接采取战争的手段，还是把非洲、东南亚地区等瓜分了。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反抗侵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才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灭亡中国的图谋。
8．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请您谈谈对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性质的认识。
答：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但由于中国人民的抗争，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征服中国，也使得它们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它们只能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因此，近代中国尽管在实际上已经丧失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还有一定的主权。因此被称作半殖民地。
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
界市场之中。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然而，西方列强并不愿意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农村中，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着显然的优势。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两者是密切结合、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这种既不是完全的殖民地，也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更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体现着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即基本国情。
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革命道路、革命风貌及革命前途等问题，均源于这种基本国情。毛泽东曾说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就是中国革命要从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这种具体实际相结合。
9．试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
答：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
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
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帝国主义国家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3．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答：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原因，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
第一，社会制度的腐败。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御敌之策。许多官员、将帅为了自身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常常压制与破坏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腐败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阻碍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和组织，这是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经济技术的落后。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封建的中国已被远远抛在后面。但是，经济技术落后并不意味着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落后，而且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在这种情况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才一再失败。
第一，在近代中国，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争得民族独立，必须充分动员和组织人民群。
众的力量，必须改变中国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合统治中国的局面。
势力的反动统治。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强大，人民才能当家作主。
第二章。
1.《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有什么意义？
《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进步意义。
2.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哪些类型？
参考答案：主要有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等。
3.洋务运动的民用企业主要通过哪些方式创办？
参考答案：多数是官督商办的方式，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4.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由维新派主办的影响较大的报纸有哪些？
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
5.“戊戌变法”时期颁布的政令中有关军事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哪些？
参考答案：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6.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第二、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第三、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第四、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
亚洲的统治。
7.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何在？
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即具有进步性，也具有落后保守性。
洋务运动的失败的原因在于。
第一、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企图在不改变中国固有的制度与道德的前提下，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严重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第二、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控制，他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处处依赖外国，企图以此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
第三、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確是封建式的，企业内部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中饱、挥霍浪费等腐败现象。
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地主阶级不能担负起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重任。
8.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二，对帝国主义报有幻想。他们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结果是处处碰壁。
第三，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因此，运动未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不仅暴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着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第三章。
1.简述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参考答案：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2.简述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答：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邹容创作了《革命军》，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创作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推翻清政府。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相继成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3.三民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答：“三民主义”即名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
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也就是社会革命，它主张核定全国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地价，则归国家，为民共享。国家还可以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
4.简述三民主义的影响。
答：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5.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答：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的主要内容是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要不要社会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的意义：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6.简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辩论所暴露出的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
答：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主张，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过“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
没有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改革制度，他们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否应该改革的问题也是语焉不详，并且反对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已有”。
总之，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7.简述武昌起义和各省政权更迭过程中革命所蕴含的危机。
在武昌起义和各省政权更迭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既表现出了革命性和勇敢精神，又暴露出了软弱性和妥协态度。在一些地方，开始是由革命派发动新军或会党举行武装起义、宣布“独立”的。可是当反动势力反扑时，他们却不敢发动群众保卫已经夺得的政权，致使政权落到了立宪派或旧官僚、旧军官的手里。
在一些省份，旧官僚和立宪派实际上改头换面地维持着旧政权。
有的地方虽是革命党人掌权，但这些人很快蜕变为新军阀、新官僚。这就意味着，革命是很快地发展了，但它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它的内部和外部都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8.袁世凯是怎样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
答：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派，并命其党羽联名通电，宣称“若以少数意见采。
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帝国主义列强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为袁世凯助威，并攻击孙中山“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
在革命高潮中附从革命的立宪派、旧官僚等则从内部施加压力，大造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的舆论，力主袁世凯上台，以便早日结束革命。一些革命党人甚至主张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应该让他当大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
袁世凯在得到这些许诺后，即加紧“逼宫”。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袁世凯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同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但附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袁世凯不肯离开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以迫使革命派让步。革命派再次妥协。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随后，临时参议院议决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辛亥革命就此被袁世凯窃取。
9.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答：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
第二，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三，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
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人了黑暗的深渊。
10.简述孙中山为挽救共和进行的斗争。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毅然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武装斗争。在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情况下，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帜以此反对北洋军阀。
孙中山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不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始终坚持奋斗，不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他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建立了历史功勋，是20世纪初期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主要代表。
11.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是什么？
答：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为对外支付巨额赔款，腐朽的清政府加剧了对人民的盘剥，致使民怨沸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遍及全国，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第二，清末“新政”的破产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先后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由于其根本目的在于延续其反动。
统治，清政府不断借改革之名加强皇权，最终使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没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统治危机。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并成为革命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就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
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
的中坚力量。
12.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中是如何论述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的？
答：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取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革命派在论战中论述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
第一，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
第二，进行革命固然有牺牲，但是，不进行革命，而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就不能免除痛苦和牺牲。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世救人”，是疗治社会的良药。
第三，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作出的牺牲，是以换取历史进步为补偿的。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13.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引起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答：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民主革命。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
第三，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14.论述辛亥革命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一，辛亥革命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1905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有自己的章程，有明确的革命宗旨和一套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并在国内外成立支部。在斗争中同盟会的领导核心地位逐步确立，并对整个辛亥革命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以往的革命组织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辛亥革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指导。辛亥革命提出了系统的反映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政纲，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较完整的、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主要矛盾，并在长期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三，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跨出了重大一步，这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辛亥革命进一步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是中国人民在近百年的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第四，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的发展，使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获得了显著的增长，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得到壮大。
第五，辛亥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客观上有力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体系，对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辛亥革命尽管暴露出许多弱点和不足之处，但这些特点说明了它已达到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水平。所以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四章。
1．简析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第一，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新的社会力量。
第二，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第三，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第四，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巴黎和平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和会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2．试比较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的不同之处。
第一，从领导力量来看，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五四爱国运动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显示了伟大力量，他们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反对军阀政府卖国。
第二，从运动规模和群众发动的广泛性上看，辛亥革命虽有许多群众参加，但资产阶级由于阶级局限性不敢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五四爱国运动的规模是空前的，遍及了中国城乡。从卷入阶层看，工学商等都行动起来了。其规模之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方面的彻底性，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从结果和影响看，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被军阀袁世凯窃取了革。
命成果，没爱莫能助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五四运动则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初步胜利，特别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从此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
3．简述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类型及代表人物。
第一，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
第二，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代表人物有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
第三，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代表人物有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李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动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呈现了哪些新面貌。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展现了新的面貌：
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第二，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从事发动农民的工作，农民的运动蓬勃发展。
第三，实行国共合作，并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掀起大革命高潮，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5．试论中国共产党对于1924至1927年大革命的重要作用。
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大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大革命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
第三，大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经过共产党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一向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的力量逐步地组织起来、凝聚起来，为国民革命的发展、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四，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积极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增强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党员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起着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此外，共产党人还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上海工人的起义武装更是充当了解放上海的主力。
中国共产党对于大革命所作出的独特的、重大的贡献，是当时人们所公认的。
6．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斗争实践——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阶级、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努力先后失败。
第二，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结果；三次大论战，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地位。
第三，阶级基础——五四前后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斗争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实践需求。
第四，外来影响——“一战”的影响：“一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方案产生了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十月革命给陷于彷徨、苦闷的中国人昭示了新的理想目标和建国方案，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搞社会主义。
7．试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
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
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而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局面就根本改变了。
3．试述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历史意义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传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同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且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了历史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大革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
失败的原因。
客观方面：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主观方面：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共产国际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革命作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指导。
经验教训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取得最后的成功。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第五章。
1．简析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经济政策。
南京政府建立初期，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第一，大力整顿金融、税收、财政：建立了“四行二局”的国家金融体系，统一货币，改革币制，实行了法币政策。统一税制，裁撒厘金，实行统税，整理田赋、盐税。
第二，推行新的产业政策，重点发展国家资本工业，对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器等行业大力投资，初步奠定了国营重工业基础。同时，鼓励民族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
第三，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推行农村信用合作,实行租佃改良等，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国民政府尽管在整顿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重大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洋政府后期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但是，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膨胀，影响和遏制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其二，没有改变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局面；其三，国民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虽然很多，但很多措施并没有落到实处。
2．为什么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此，中国革命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开始就面临着组织武装斗争的任务。
第二，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也是异常凶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用武装的革命。
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第三，敌我力量对比、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国内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状态，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3．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
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有：
第一，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农业经济广泛存在，这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第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农民又是革命的主力军，这又使红色政权获得了浓厚的阶级基础。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和相互间的斗争，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这使红色政权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缝隙。
第四，中国是一个大国，革命力量有广泛回旋余地。
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有：
第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
第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
4．为什么说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众，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主要是落实在对广大农民的领导上。
第二，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力之一就是反封建，而反封建的核心是解决农的土地问题，因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5．简述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土地分配方法及意义。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
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摸索，到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阶级路线和正确进行土地分配的方法，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土地革命，是中国农村真正的社会大变动，它要摧毁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从政治经济上解放广大农民，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6．遵义会议的内容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内容：集中全力纠正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
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
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7．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什么？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她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8．“长征精神”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
第一，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
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