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作文中的诗经是什么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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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诗经实用篇一

《诗经》作为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学作品，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量词是表示计量单位的词。根据语法功能和计量单位不同，可以把量词分为动量词和物量词。动量词主要是计算动作的次数。如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次、回、趟”等。这一类词在《诗经》中用的不多，如“握”、“匊”。物量词是表示人和事物的单位，“是计算事物的数量的。”《诗经》中的量词多属物量词，如“葛屦五两，冠緌双止。”(《南山》)，“显父饯之，清酒百壶。”(《韩奕》)中的“两”、“壶”，这些都是物量词。如果从计量用法是否固定、专门来看，量词又可分为专用量词和借用量词。专用量词指专门或主要作为计量单位使用的词，如表示长度单位的“寻”、“尺”，“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閟宫》)。借用量词是指在一定的语言组合中，由其他词类转用过来作计量单位使用的临时量词，如名词“卣”“爵”本是酒器，“簋”是食器。《诗经》中把这些器具用作计量，“厘尔圭瓒，秬鬯一卣。”(《江汉》);“三爵不识，矧敢多又。”(《宾之初筵》);“于粲洒扫，陈馈八簋。”(《伐木》)。

从表示的数目上可以分为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个体量词是表示单个概念的量词，如“生刍一束”(《白驹》)中的“束”，“不盈一匊”(《采绿》)中的“匊”;而集体量词是“称量成组或成群的事物”。在《诗经》中，“乘”字共出现30 次，其中作为量词使用的一般用来称量马，“古代一车四马，因以乘为四的代称。”“乘”作为集体量词所表示的数量是“四”，如“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六月》)。“朋”也有集体量词的用法，“上古以贝壳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所以“朋”作为集体量词所表示的量是“二”。《诗经》中还有一个集体量词“群”。“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无羊》)宋代朱熹《诗集传》中的注释为“羊以三百为群，其群不可数也”，说明“群”是一个表示数目较大的集体量词。由此可见，在上古汉语中，量词虽不如后世那样丰富，但量词已初步位于各类词之中了。

量词的借用，扩增了量词使用的范围、数量和频率，也表现了量词与其他词类的密切关系。大体上说，汉语量词基本上是由名词与动词引申转化而来的。《诗经》中量词由动词演变而来的现象比较少见，但也有少数例子，如“视尔如荍，贻我握椒。”(《东门之枌》)中的“握”，其本义是“搤持也。”，用手把持的意思。由这个意义引申，就有了量词的用法，称量可以用手握住的东西。又如“不盈一匊”(《采绿》)中的“匊”，其本义是用手捧东西，动词，后转化为量词。

现在人们普遍认同，量词主要是从名词借来和演变而来的。有说古代汉语中的量词基本上就是名词，黎锦熙先生就认为：“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早期语法研究，也大多把量词看成名词小类、附类或特殊类型，没有单独立类。量词在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被称为单位词，王力先生认为：“一般说来，单位词是由普通名词演变而成的，并且它们的语法意义就是由它们的本来意义引申的。”可见量词与名词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名词借用为量词，原来的名词与所计量的中心语，一般有某种相关性，如我们上文所讲的名词“卣”、“爵”、“簋”，便是由盛物的器具借代而引申用作计量该物的单位，应该说，用器皿的名称来称量食物、饮料等正是汉语量词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现代汉语的许多称量性量词如“碗”“杯”等就是这样形成的。在《诗经》中正是用这些器皿充当量词来称量酒或食物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见到这些词了，并不是这种用法消失了，而是器物的名称变了，如装酒的叫“瓶”，装食物的叫“碗”。

在《诗经》中，名词往往借用为量词，但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既可作量词又可作名词的词，在同一个语言组合形式中，名、量两种解释和用法似乎都可以成立。如表示时间的“日”、“月”、“年”，在“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采葛》)和“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东山》)中便既可作为时间单位，也可表示一定的时间。量词和名词出现这种情况，反映了上古汉语名量同词，以及没有严格区分使用的情况。谈到区分，个别词的词性判定应该跟全体词的词类划分一样，以语法标准为主，意义为辅。就语法特征来说，量词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不能单独回答问题;名词则可以单纯回答问题，可以单纯充当主语、宾语。另外，“量词只限于前面能加数词的。前面能加数量词组的不算量词，算名词。”这都可用来帮助判别词性。不过，语法特征只是就一般性来说的，并非必然规律。例如，“数量词组成的偏正结构处于宾语的位置上时，如果数词是‘一’，可以略去不说。”“扬之水，不流束薪。”正是在“束薪”前面省略了数词“一”。

3.1 应用范围

《诗经》中的量词，大体上说，约有30 个。在应用范围方面，即量词所计量和修饰的对象，离不开当时君臣百姓日常生活经常接触的事物，如车马、衣物、田土等，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色彩，如“以开百室，百室盈止。”(《良耜》)“十亩之间兮……”(《十亩之间》)等。

3.2 使用结构

从量词的结构上说，《诗经》中使用的全是单纯量词，没有后来才兴起使用的把两种计量单位合并为一的复合量词，也没有重叠的用法，“斤斤其明”(《执竞》)中的“斤斤”，通“昕昕”，指明察的样子，并不是量词的叠用。

3.3 虚指功能

《诗经》常借数词做出虚指，以示多少，如“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召旻》)中的“百里”意在突出其范围，距离的远大，并不是确指一百里。《诗经》中的量词也可以虚用，如“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表示把松柏切成长短不同的木材，“寻”“尺”在这里就是一种虚用，并非实指。

3.4 借用效果

《诗经》中的借用量词，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使修辞效果更为明显，如“陈馈八簋”的“八簋”，借指食物的丰富，宴席的隆重;又如“生刍一束”的“一束”，“贻我握椒”的“握”，“终朝采绿，不盈一匊”的“一匊”，表示的量虽然比不上度量衡单位表示得那么明确，不过这类借用量词却起到了凸显形象效果的作用。

3.5 表达能力

《诗经》往往选用不同的量词表示相似的意思，避免了用词的重复、呆板，如《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中的“廛、亿、囷”;《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紽……羔羊之革，素丝五緎……羔羊之缝，素丝五总”中的“紽、緎、总”，用不同的量词修饰了同一事物，增强了语言的表达力。《诗经》作为先秦时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已经使用了一定的量词，并体现出了一些特点，对量词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概而言之，考察《诗经》中量词的运用，对我们进一步认识量词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的诗经实用篇二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在伦理方面的教化力量不可忽视。以下是小编分享的《诗经》中的孝道精神，欢迎大家阅读!

“孝”字在《诗经》中总共出现17次，分布在《天保》《卷阿》《六月》《楚茨》《洋水》《下武》《雍》《文王有声》《载见》《既醉》《闵予小子》和《閟宫》中。此外，依据《毛诗正义》的注解和各家对其主题的注释，还有《凯风》《鸨羽》《陟岵》《四牡》《小宛》《小弁》及《蓼莪》八篇反映孝道精神。上述所列都是直接反映孝道精神的诗篇，还有一些诗篇间接谈到孝道观念，分别是《采蘋》《采蘩》《南山》《斯干》和《桃夭》等。这些诗篇中的孝道精神大致可分为三类:侍奉赡养父母;男女及时婚配，传宗接代;祭祀祖先、继承祖业。

(一)奉养父母之孝

《孝经》中说，孝道最先是事亲，再次是事君，最后是立身。孝道观念，最初是用在对父母的赡养侍奉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孔子对孝的认识，这要求子女要近身侍奉赡养父母，承担起对父母尽孝的责任。此外，父母会担忧、牵挂远行的子女。因此，“父母在，不远游”是《诗经》中孝道精神的内涵之一，这种孝道精神在《诗经》中主要是通过反面批判和讽刺来展现子女无法奉养父母的悲痛。

《陟岵》和《鸨羽》都是孝子行役，不得养其父母的诗篇，从反面描写烘托出因自己常年在外服徭役，而无法奉养父母的悲痛之情，以及繁重的徭役使得父母没有粮食生存的悲哀，情感悲切，使人动容，可见战争对孝道精神的破坏和摧残是多么惨烈。

《四牡》也同样以因在外服役无法奉养父母为主题，诗篇以马在路上奔驰开头，眺望前方长远的路途，情不自禁想到遥远的家乡和亲人，“岂不怀归”写出了诗人怀念家乡的强烈情感，但王家的差事尚未完成，只能长期颠簸于征战途中，无法回归到日思夜想的家。最后三章写想起家中父母无人照顾，自己无法归去奉养父母，内心感到无比痛苦伤悲，只能把亲人的思念寄托于诗，以此表达自己无法奉养父母的悲痛。

由上可以看出，在繁重的徭役压力下，青壮年都去服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孝道精神得不到重视和发扬。诗人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反面抨击，从侧面强调了“孝”的重要性和对孝道精神的重视，同时也深刻展示了对父母尽孝的重要内涵和意义。

(二)传宗接代之孝

传宗接代是整个家族的大事，不履行这一义务将是最大的不孝。由此可以看到“孝”与生殖崇拜有密切的联系。将传宗接代作为一种美德善行，体现出一种德孝相统一的孝道观。

《毛诗序》解释《周南·螽斯》说:“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这首诗全篇用比，写出后妃不嫉妒众妾，并与其和谐相处，因此子孙众多，说明她是有德有福之人，其行为符合为家族开枝散叶、传宗接代的孝道规范。

《桃夭》一篇同样表现了后妃之德和孝道精神。《毛诗序》中说:“《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此诗以桃起兴，在仲春令会男女的习俗中，男女及时婚配，从而能生儿育女，为家族传宗接代延续血脉，这也可以说是孝道精神的一种体现。

朱熹《诗集传》云:“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孝子是一个家族的子嗣和后代，肩负着为家族延续血脉、绵延子孙的使命，使得家族子子孙孙绵延不断，使祖先基业能永久地继承下去。这里着重强调了子孙后代的繁衍，及后代血脉对家族繁荣兴盛的重要性，同时也从侧面体现出对男性的重视和偏爱，这就对后世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祭祖承业之孝

中国的宗法社会尤为重视血缘宗族，对祖先有一种崇拜的情结，且通过祭祀来表达对祖先的崇拜和敬畏，祈求祖先庇佑家族。《礼记·中庸》记载:“……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父母逝去不是孝道的终点，继承和发展父母、先祖遗留的基业，完成父母、先祖遗留的事业，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孝。

《载见》是祭祀周武王的诗篇，以祭祀让祖先享用祭品，以此来表达对祖先的敬畏之情和孝道精神。“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享”在《释诂》中释为“孝也”，在《广雅》中释为“养也”。由此可将对祖先的祭祀看作是一种让祖先享用祭品的孝祀，以此表达对祖先的敬仰虔诚和孝道精神。

另外，继承祖业是孝道精神在《诗经》中的另一种表现。《下武》一篇就反映了这样的主题。这首诗全篇都在歌颂武王的武功和文德。诗中赞美了能继承先人的文德与武功的君王和王后，带领周王朝走向繁荣昌盛。追思先王的美德，表达自己对先祖的敬仰及将祖业发扬光大的决心。

祭祀祖先使人们有了一种心灵的慰藉和依靠，在他们看来，祖先是万能的，是有灵魂的，他们的孝敬和虔诚可以得到祖先宗族的庇佑。后代子孙对祖业的继承和发扬是自身的责任和使命，是宗法血缘关系下孝道精神的深刻体现。

(一)孝，德之本也

德行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也是古代社会价值观的体现。作为五论之首，孝乃德之根本，也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思想武器。在《诗经》中，最大的“孝道”就是继承祖业，对先祖的崇拜和虔诚是家族后代都必须要遵守的，把国家或家族发扬光大被看作是对先祖最好的告慰，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孝道”。

朱熹对《卷阿》第五章解释说:“冯，谓可为依者。翼，谓可为辅者。孝，谓能事亲者。德，谓得于己者……”由此可以看出西周统治者对道德之重视。“孝道精神”是道德的'基础，紧紧抓住孝道精神就是抓住了社会道德体系的核心。

《淇奥》和《考槃》两篇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描述了两位德行不同的国君。《淇奥》篇以绿竹起兴，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赞美卫武公能听取别人的规谏，以至于可以治理好自己国家的高尚品德，他继承先祖的遗志，表现出对祖先虔诚的崇拜和孝道。《考槃》篇则是从反面讽刺了卫庄公忘记先公的伟业，不重用和听取贤臣的劝谏，昏庸无能，败落祖业，落下一个不孝的罪名。两位君王的德行很好地说明了孝道精神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家族是非常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家国的兴亡。

(二)男女孝道责任的差异性

在《诗经》中，男子和女子在实行孝道上最大共同点是赡养侍奉父母，两者都有为父母尽孝的义务，但在尽孝的规定上又有所差别。首先，女子出嫁从夫，一定要同丈夫一起赡养侍奉公婆，否则就被视为不孝，而对男子则没有侍奉赡养岳丈的要求;其次，女子出嫁以后，其人身自由被束缚，不能经常回娘家，更不能陪伴侍奉在父母左右。《泉水》一篇主要写卫国女子远嫁他人，怀念父母亲人，即使父母终逝也不得归省，心中伤悲，难以排遣。由此可见，女子出嫁后尽孝的主要对象是公婆而不是父母。

男子和女子在祭祀祖先上也有不同的规定。男子作为家族的核心和支柱，祭祀祖先、继承祖业是其最大的责任和使命，而女子则只是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任何决定权和选择权，在祭祀祖先的问题上，也只有正妻有资格共同祭祀祖先，侍妾不允许参与祭祀活动。即使正妻有祭祀祖先的资格，但对其要求也非常严格，她们必须遵循法度，不嫉妒侍妾，持家有道，使得家庭和谐，最重要的是要承担起传宗接代的重任。由此可以看出，男子在祭祀祖先的孝道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子则被各种规矩制约，只是成为了男子践行孝道的附庸。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在伦理方面的教化力量不可忽视。通过侍奉父母、传宗接代、祭祖承业三大方面来阐释《诗经》中关于孝道的精神，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孝道观念和习俗，为后来孝道精神的发展和延续奠定了基础，使我们对孝道精神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

中的诗经实用篇三

《诗经》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植物便是《诗经》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些多种多样的食用植物、观赏植物、祭祀植物和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中可以了解到远古人民表达爱情的方式和在爱情中内心情感的变化。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诗经》中的植物意象，仅供参考。

《诗经》中植物种类繁多，据统计，《诗经》中的草木蔬果共有134种，可分为乔木、灌木、藤本植物、草本植物、水生植物、蕨类植物等①。本文将《诗经》中的植物按照其用途分为食用植物、观赏植物、祭祀植物和其他象征意义的植物这四大类进行阐释分析。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远古人民将植物视为上天的恩赐，食用植物在《诗经》中的种类最多，可以将其细分为水果类、野菜类、药材类、蔬菜类和谷类这五类。

水果类植物在《诗经》中并不多，这类植物有桃、甘棠、梅、李、棘、葛、榛、栗、木瓜、木李、苌楚、瓜、枸等。由于刚进入农耕社会不久，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所以这其中除了桃、梅、李、甘棠这几种因为其开花时花色美丽，作为观赏果木广泛栽培以外，其他都为野生水果，味大都略酸，只有极少部分被当做日常食用水果。

野菜类食用植物在《诗经》中种类是最多的，大约有三十多种。由于农耕社会生产水平的限制，采集野菜仍是劳动人民日常主要的食物来源。这类植物大多生长在水中或陆地，有芑、荠、薇、蕨、荇菜、蒌、卷耳、、藻、芹等，而荠、蒌等野菜因为食用起来较为可口，至今仍有食用。

人工种植的植物在《诗经》中出现的不多，但由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仍有部分蔬菜和谷类作物被人工栽培，这些植物有匏(葫芦瓜)、葑、菲(萝卜)、荷(茎藕可食)、菽(大豆)、韭等，由于种植方法简单，且用途广泛，在《诗经》时代已有较长的栽培历史。而谷类在《诗经》中约有五种，它们分别是黍、麦、牟(大麦)、稻、梁(小米)，其中黍是当时北方种植最为广泛的粮食作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必需食物。

食用植物中还有一类较为独特，它们的功能主要是治病，在《诗经》中也占有不少数量，这些植物有唐(菟丝子)、(川贝母)、(益母草)、杞(枸杞)、艾(艾草)、莫(酸模)等，这些药材大都与女性有直接的关系。

上述这些食用植物虽然可食，但其在《诗经》中出现大都意有所指，这些植物意象多用来代指一些特殊的情感，如《有梅》中以梅来指女子青春的流逝，木瓜则作为男女爱情的信物(《卫风木瓜》)，而匏，也就是葫芦瓜，在《邶风匏有苦叶》中是男女爱情的帮手，甚至于药材唐(菟丝子)在《风桑中》以及《诗经》其他篇章中是用来比喻夫妻相互依附的关系。由此可见，植物是人类情感的寄托，寄寓了人们生活中欢喜悲忧的情感。

当远古先民食物得以饱腹，衣物得以御寒，基本的物质条件及生活需求都得到满足，人们便需要一些美好的事物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而一些植物由于其外形美丽、花香芬芳，给人以视觉感观上美的享受，常被作为观赏植物栽培。这类植物有：荷、芍药、舜(木槿花)、(绶草)、谖草、唐棣等，还有一些在前面提到的木瓜、桃等食用植物，因为其在开花时花色艳丽，也被用来当作观赏植物栽培。

这些观赏植物在《诗经》中多用来比喻女子美好的容貌和品德，如舜(木槿花)在《郑风有女同车》中指女子美丽的容颜，而芍药则通常在男女离别之时相赠，表达缔结良约的意思。

从远古氏族社会到商、周、春秋完整的宗法制社会，祭祀一直以来都是王公贵族、平民百姓乃至整个国家的大事。祭祀祖先、祭祀神明，祭祀皇天厚土、自然万物。他们认为植物生长旺盛，生生不息，对植物有着很强的生命崇拜，所以他们用这些植物当作祭品荐于鬼神，以祈求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如《召南采》中“”与“藻”这两类植物在《诗经》中出现均是作为古代的祭品。这类植物有：(田字草)、藻、蕨、蘩、萧、蓍(蓍草)等。“蘩、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馐于王公”，平时可作为野蔬食用，祭祀时用来当作祭品。

由于一些植物的特殊属性，在《诗经》中通常具有一些象征意义，例如桃、艾等是辟邪用的植物，唐(菟丝子)，因为其是藤蔓状的寄生植物，需依附于其他植物生存，所以通常用来比喻依附关系，如《风桑中》“唐”用以形容夫妻之间相互依附的关系。莠(狗尾草)则因为长在庄稼田地里，被当作恶草，用以比喻人没有出息，不成材。

除了上述食用植物、观赏植物、祭祀象征意义植物这三种类别，《诗经》中还有一些用于纺织衣物的纤维植物;用于美化衣物、染色的染料作物。这类植物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技术和审美层次上的变化发展。还有用于造船、造车、制造家具和修建房屋的木材类植物和葭(芦苇)、白茅、蒲、柳、莞等用于编制席、垫、筐等日常生活器物的非木材类植物。

从这些多种多样、用途广泛的植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诗经》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形态各异的植物被劳动人民赋予人的情思，成为抒发情感的植物意象。《诗大序》云：“情动于衷而形于言”②。他们在日积月累的生产劳动中把植物当作情感的载体，将他们的快乐、悲哀、忧愁、苦闷的心情借植物表达出来，所以《诗经》中这些植物意象就是远古人民的情感世界。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名称由来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现今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公元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公元前770年）以后。

中的诗经实用篇四

4、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

5、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f》

6、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小雅·车辖》

7、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周南·桃夭》

8、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

10、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诗经·郑风·将仲子》

11、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卫风·木瓜》

12、凯风自南，吹彼棘薪。——《诗经·邶风·凯风》

13、胡为乎泥中！——《诗经·邶风·式微》

14、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诗经·邶风·北门》

15、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诗经·周南·兔d》

19、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诗经·国风·邶风·柏舟》

20、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诗经·邶风·绿衣》

21、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诗经·秦风·无衣》

23、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诗经·豳风·七月》

24、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经·豳风·七月》

26、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诗经·小雅·天保》

27、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经·邶风·静女》

28、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诗经·{风·君子偕老》

29、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诗经·{风·相鼠》

30、乐只君子，万寿无疆。——《诗经·小雅·南山有台》

31、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经·小雅·鹤鸣》

3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

34、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35、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诗经·小雅·白华》

36、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

38、淇则有岸，隰则有泮。——《诗经。卫风。氓》

39、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

40、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经·郑风·风雨》

41、河水清且涟猗。——《诗经·魏风·伐檀》

43、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诗经·秦风·无衣》

中的诗经实用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