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刘备作文三篇(大全)

《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演义》）是一部以历史题材为主的古典小说，对于刘备形象在艺术创造上的成败得失，人们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刘备形象虽然存在着如鲁迅所指出的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是一个“明主”典型；有人干脆否定了鲁迅先生的意见，认为作者罗贯中还写了刘备的枭雄行径，作者写刘备虚伪是有意为之，鲁迅所批评的，“恐怕不应该算作作品的缺点，而是它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刘备形象的艺术价值，本文想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一、宽仁爱民，敬贤爱士

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一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做安喜县尉时，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二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第十一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在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二十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三十四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三十五回)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七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

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四十一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摆脱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赵云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

历史上的徐庶，归属刘备的时间不算长，除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外，在政治、军事上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云：“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曹公来征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而在《演义》中，刘备一见徐庶，便坦诚相待，拜为军师，委以指挥全军之责。在先后打败吕旷兄弟、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应允。分别的前夜，“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刘备又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宴罢，仍“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骑马远去，刘备还立马林畔，“凝泪而望”，甚至“欲尽伐此处树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三十六回)。这些描写，尽管主要是为“走马荐诸葛”和“三顾茅庐”作铺垫，却足以见出刘备求才之诚，爱才之深，颇具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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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而泣。刘备此时并不知道详情，所以这完全是在当时逃难的情况下两位至交在混乱中散而复聚时的一种真情流露。姚品文和张峰在《谈罗贯中笔下的赵云形象的创造》一文中也认为，即使刘备“掷之于地”之举“有点夸张”，但却也“表明他对于一位大将的爱重之情是真诚的、可信的”。他们还说：“《三国演义》很少对一般动作作细节描绘，而在这段中对赵云解开怀抱，阿斗在怀内酣睡，赵云之递阿斗，玄德之掷阿斗，赵云又忙从地下抱起阿斗等动作作了细腻入微和充满了人情味的描绘，加上二人掷地有声的对话，几可催人泪下”。的确，在刘备和赵云之间这种肝胆相照的情谊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真正可贵的一面。一定要把如此纯真、高贵的场面说成是矫揉造作，也未免太煞风景了吧！

二、足智多谋，骁勇善战

刘备作为“枭雄”，史书记载也不少。所谓“枭雄”，意思是“骁悍雄杰的人物”。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之时，如果不具有枭雄所有的种种狡猾、伪诈与雄图大略，如果不具有出众的军事、政治才能，不具有一套收买人才、消灭异己的韬略、权术，别说扩张地盘、统一天下了，恐怕连立足之地也不会有。那样，他也就不配充当一个能与曹魏、孙吴鼎足而立、三分天下、开创基业的蜀方之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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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长于权谋又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含而不露，他的计谋常使人既意料不到，又不易识破。

指出曹不甘久居相位，就会触痛曹操，必遭曹操嫉恨，这是刘备绝不愿干的。不提曹操为英雄，等于向曹操表明，刘备眼中的曹操是安守本分，忠于职守的。

第八章、第二十二章）刘备在创江山的过程中，常常显得甘居人下，不与人争，而且动不动就泪如雨下，在和赵云、徐庶、孔明及张松等联络感情的时候流过泪，在鲁肃索要荆州的时候流过泪，并且往往十分奏效。他常常柔弱处下，但能以柔克刚。

让我们再看看刘备勇猛的一面。第一回，刘备奉命在青州阻击黄巾军，开始寡不敌众，刘备下令后退三十里下寨，对关羽、张飞说：“贼众我寡，必出奇兵，方可取胜。”于是刘备派关羽、张飞各率一支伏兵，自己亲自带兵出击，佯装兵败退却，诱敌进入伏击圈，取得大胜。这是写刘备的军事指挥才能，那么武艺怎么样呢？第二回写到，刘备等人与张宝的军队大战，张宝“落荒而走，玄德发箭，中其左臂”。双方都在马上，在运动中作战，射的是移动靶，刘备能够射中他的左臂，可见他的箭术不错。不久以后与孙坚一起作战，刘备又“张弓一箭，正中孙仲，(孙)翻身落马”。第五回，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先是张飞出场，连斗五十余回合，不分胜负；关羽加入，又打了三十回合，还是“战不倒吕布”。这时刘备掣着双股剑策马助战，吕布才终于招架不住，败退回营。看来刘备的剑术也不错。值得注意的是，十二回“曹孟德大战吕布”，是曹操手下的六员大将围攻吕布一人，他们是许褚、典韦、夏侯惇、夏侯渊、李典、乐进，都是历来独当一面的曹营名将，吕布这才“遮拦不住，拨马回城”。刘、关、张三个顶六个，由此可见，刘备在武艺方面还是有两下子的。

事实上，“枭雄”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便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建安十四年(209)，当刘备至南徐见孙权时，周瑜曾上书孙权，亦称刘备为“枭雄”，主张将其扣留于吴。次年，周瑜卒，临终前上书孙权，又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这种骁悍之气，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冒险精神。刘备从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轻，他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固属必然。赤壁之战时，面对生死存亡之机，他“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之役，他已五十九岁，手下兵多将广，但在“矢下如雨”之际，仍亲当矢石，奋勇向前，便可见其冒险精神，至老弥笃了。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兵败投奔他的吕布趁他与袁术相攻之机，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吕布求和，屯驻小沛，可谓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吕布被擒杀后，他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建安四年(199)，与曹操煮酒论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饰震惊之情，可谓随机应变。随后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从此摆脱曹操控制，可谓见机而作。凡此种种，均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韧不拔。在汉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刘备屡遭挫败，有时甚至败得很惨。但他从不灰心丧气，而是败而不馁，折而不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每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抓住历史机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杀张裕之事。张裕原为刘璋从事，刘备入蜀与刘璋相会时，曾与张裕互相嘲弄，裕因刘备无须，戏称其为“潞涿君”(谐“露啄君”之音)。刘备因其不逊，积怒在心。后因张裕私下对人说：“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确是大为犯忌之言，刘备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诛之。诸葛亮上表询问为何要将张裕处死，刘备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刘备毕竟不可能彻底祛除封建君主固有的专制性。

三、如何认识“形象苍白”、“长厚似伪”的评价

《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的。然而，相当一部分现代读者、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甚至颇有非议。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意见。我们不妨对此略加讨论。

其一，作为一位“明君”，尽管《演义》对刘备的描写大多以史籍记载为基础，但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在“仁德爱民”与“尊贤礼士”两大特征中，其“仁德爱民”的历史依据和生活依据其实还相当有限。这就是说，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刘备的“爱民”，更多的是一种愿望，一面旗帜，甚至是一种姿态，一个口号，而实实在在的行动，真真切切的利益却并不太多。算一算刘备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马倥偬,东奔西走：赤壁大战前，接连不断地征战，接二连三地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篱下，他基本上没有真正拥有一块巩固的地盘。赤壁大战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称荆州牧，拥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领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进攻刘璋，经过两年征战，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与孙权争荆州，二十二年(217)又与曹操争夺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据有汉中，但不久便失去荆州，损失头号大将关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称帝，七月便率军伐吴，次年遭到惨败，再过一年病卒。可以说，他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仁德爱民”的主张。再进一步说，即使他有足够的机会，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其“爱民”也只能是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不可能真正达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艺作家对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难以在小说中把刘备的爱民写得足够生动感人。

其二，众所周知，《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除此之外，在刘蜀集团诸人物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乃是关羽。至于刘备，虽系刘蜀集团的领袖，却主要是承担“明君”的道义责任，而少有富于个性的言行举止。这样的刘备形象，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给人以“扁平”的感觉。

可以爱民，可以敬贤，却不可能对竞争对手处处“长厚”。这里无法完全避免诈伪，但如果一概斥为“诈伪”，就未免太偏激了。

其二，《演义》对刘备爱民的描写，确有过头失真之处。如第四十一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乎情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就显得太过头了，反而给人以不真实之感。作者一心想美化刘备，但夸张过分，却反而造成了“似伪”的不良效果。

其三，《演义》第四十二回写赵云冒死救阿斗，刘备惜才摔阿斗，这似乎也是诈伪。其实，在古代争夺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在遭受当阳之败时，“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演义》的描写，可以说是这一史实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异，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不同，对此不宜作简单化的负面理解。

其四，对于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之举，《演义》第八十五回在史实的基础上，写得颇为动情。如果把这视为“诈伪”，不仅贬低了刘备，而且也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此外，“疑似之迹,不可不察”。《演义》中的刘备,其言行确有“似伪”之处。但从形象的整体来说，其“长厚”大体上还是真实可信的，是其形象的基调，“不是伪”。

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参考文献

[9]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一篇《临江仙》把我们带入了奇妙的三国世界，在作者笔下的英雄人物更是栩栩如生，个性十足。先来说说蜀王刘备吧。 刘备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作为“明君”来描述的人物形象。作者重点刻画了他的宽仁爱民、敬贤爱士和足智多谋等性格特点。

一、宽仁爱民

在《演义》第一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时，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

刘备投靠曹操时，曹一时兴起，曾邀刘备煮青梅酒以论当世英雄。当曹一再请刘备指出当世英雄时，刘备先后指出过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张绣、张鲁、韩遂等人，这里刘备为什么不提自己呢？因为按曹操的观点，凡英雄都是“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英雄当是不甘屈居人下者。刘备若自称英雄，就等于表明自己不甘久居曹操之下，必然引起曹操对他的警惕，自己非但永无出头之日，还将有性命危险。

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明君”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