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要件工作情况报告如何写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语言陈述性的特点。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政治要件工作情况报告如何写一

政治生态情况报告

政治生态情况的报告

根据《xxx》的通知要求，现将xxx政治生态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xxx党组班子有xx名成员组成，其中党组书记1名，设党总支xx个，党支部xx个，有中共正式党员xxx人；xx党组有班子xx名，其中党组书记1名，设党支部xx个，有中共正式党员xx人。

二、政治生态建设情况

通过认真对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规定要求，xxx2单位运行顺畅，班子团结和谐，干部队伍肯吃苦、敢担当，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认真，党内政治生态健康洁净。

党组和党员干部能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把贯彻执行中、市、县决策部署作为第一要务，全面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坚持利用“两学一做”、“三会一课”等形式，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党章党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坚定理想信念体现在具体行动上，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

全面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善于集中、敢于担责，严格按程序决策、按规矩办事，“三重一大”事项均由党组集体研究决定，落实“末位表态制”。

始终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认真落实好干部标准，实事求是考察评价干部，把好选拔程序关、资格条件关、用人纪律关，没有出现过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行为。

始终坚持党的组织生活各项制度，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炼，突出思想交流，不断丰富内容。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会前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心交心，会上认真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明确整改方向，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后逐一整改落实。

三、存在问题及建议

通过对上述2单位的调查了解，xxx2单位政治生态整体情况是好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距离上级党组织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个别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够到位，参加组织生活积极性主动性不高； 对干部的培养管理有待加强； 党支部党内生活缺乏创新，方式方法过于单一，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较少。

下一步，上述2单位应从如下方面加强： 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加强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

不断创新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针对性，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按照党章和准则规范自己的言行，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找准对策，对症下药。

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教育力度。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系统深入的学习党规党纪，着重解决个别干部好人主义思想、纪律规矩意识淡薄等问题，做到党规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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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要件工作情况报告如何写二

吕永祥王立峰

〔摘要〕 精准问责是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命题，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和回应。现有精准问责研究主要停留在问责要素分析或问责过程分析等单一维度，“结构—过程”分析框架将静态的问责要素分析与动态的问责过程分析整合起来，为分析精准问责机制提供一个兼具学理性和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来看，在要素層面，精准问责思维融入现有问责制度对各项问责要素的具体设计之中，问责主体精细分工、问责对象精准认定、问责情形精细设置和问责方式精准刻度构成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构成要素。在过程层面，精准问责方法贯穿各问责过程之中，精准获取问责信息、精准开展问责调查和精准作出问责决定前后相继，共同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运行机理。

〔关键词〕 精准问责，问责要素，问责过程，“结构—过程”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0）03-0053-08

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过程中有效应对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对象复杂化、治理单位精细化等问题，需要治理模式从粗放型治理向精准化治理转变。“精准思维，既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范畴，又是方法论的体现” 〔1 〕，是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的集中概括，为构建精准化治理模式奠定哲学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精准思维运用于贫困治理、腐败治理、监督执纪问责等领域之中，相继提出“精准扶贫”“精准有效惩治腐败”“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精准问责”等重大命题，描绘出我国精细化治理模式的整体图景。党内问责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载体，经历了从粗放到精准的发展历程。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责泛化、问责简单化等问责不精准现象，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实施精准问责，防止问责不力或者问责泛化、简单化” 〔2 〕。2019年9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2019年版《问责条例》）中充分彰显精准问责思想。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 〔3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完善精准问责有效机制的理论基础是从学理上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深刻内涵。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构成要素有哪些？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运行机理是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完善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当前相关研究进展和焦点问题

在参与主体多元和权责关系复杂的情境中对政府官员的失职失责行为实施精准问责，是各国在问责制建设进入理性成熟阶段面临的共同任务。目前学术界对精准问责机制的专门研究还较为薄弱，为数不多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一些学者采取问责要素分析方法，探讨精准问责机制的构成要素及其运行状况。首先，从问责主体来看，在罗美泽克（romzek）和杜比尼克（dubnick）看来，精准问责是指各类问责主体基于其差异化的职责定位，在政治问责、职业问责、等级问责、法律问责等问责类型中，分别就不同的问责内容对问责对象的履责表现进行责任追究 〔4 〕。在实践层面，庄德水指出，问责主体滥用权力构成问责泛化等问责不精准现象的成因，构建精准问责机制必须告别问责主体的权力意志 〔5 〕。其次，从问责对象来看，塔维斯（tavits）和拜尔（bayer）认为，责任划分的清晰性是影响问责对象精准性的重要因素，各个政府官员之间责任划分的清晰性越高，选民越容易精准识别究竟由谁对政府的决策失误承担责任 〔6 〕17。在实践层面，受到公共权力被多元治理主体分享、岗位职责不够明晰等因素的影响，政府责任划分的清晰性亟待提升。波文斯（bovens）探讨了各治理主体责任划分不清晰导致的问责对象“多只手问题”，主张明确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的差异，通过个体问责、集体问责等问责模式的精细分工提升问责对象的精准性 〔7 〕。蒋来用则从岗位职责入手探讨了问责对象认定不精准的成因与对策 〔8 〕。最后，与单一问责要素分析不同，贝恩（behn）从问责对象和问责内容两个维度对精准问责机制的构成要素进行理论阐释，他认为，精准问责是指问责主体应当精准识别由哪一个组织中的特定成员对何种滥用权力的行为承担责任 〔9 〕3。

第二，还有一些党内问责政策研究者采取问责过程分析方法，对精准问责机制的运行过程进行政策解读。一方面，从单一问责过程分析来看，赵娜聚集开展问责调查这一承上启下的问责过程，以2019年版《问责条例》提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责任分明、程序合规、处理恰当”24字方针为基础，分析精准开展问责调查的运行机制 〔10 〕。另一方面，从问责过程的系统分析来看，卢福林将精准问责机制的运行过程划分为精准发现问题、精准识别问题和精准作出处置三个阶段，指出其运行目标是问题定性精准、责任界定精准和量纪尺度精准 〔11 〕。

现有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仍存在下述缺憾：一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问责要素研究主要停留在某一个或某两个问责要素的层面，尚未采取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方法。现有问责过程研究以政策解读为主，没有充分利用问责过程论的前沿研究成果，学理性亟需提升。另一方面，从分析框架来看，现有问责要素分析和问责过程分析都仅揭示精准问责机制的部分面貌，忽视了将问责要素和问责过程整合起来的必要性。对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进行系统阐释亟需一个兼具学理性和整体性的分析框架。

“过程塑造结构，结构制约过程” 〔12 〕，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结构—过程”分析框架（见图1）将静态的制度结构分析和动态的运行过程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既克服了静态的制度结构分析拘泥于僵化的制度文本的缺陷，又将制度执行主体的实际行动限定在制度框架之内，将行动者的能动性与制度的约束性灵活统一起来。基于上述优势，目前“结构—过程”分析框架已经被学术界广泛运用于对功能性分权体系、城市社区治理、政府应急管理等议题的分析之中，具有向党内问责领域扩展的可行性。就党内问责而言，新修订的2019年版《问责条例》对各项问责要素进行更为精准化的设置，为构建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奠定制度基础。但是，精准问责的制度结构并不等同于精准问责机制，问责要素分析无法解释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效之间的落差。“能够理解效能的，并不是组织结构的特征，而是过程本身，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项的过程因素。” 〔13 〕19基于此，本文将问责要素分析与问责过程分析整合成“结构—过程”分析框架，不仅在静态的制度结构层面揭示现有问责制度对各项党内问责要素的精准化设置，而且在动态的问责过程层面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运行机理，为全方位分析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提供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从分析框架的具体设计来看，一方面，本文采取问责要素分析方法，通过对2019年版《问责条例》与2016年7月施行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2016年版《问责条例》）的比较分析，从静态的制度结构层面揭示日益成熟的党内问责制度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和问责方式等各项问责要素的精准化设置。精准问责思维融入各个党内问责要素之中，问责主体精细分工、问责对象精准认定、问责情形精细设置和问责方式精准刻度构成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构成要素。另一方面，按照西方问责过程论的主流观点，问责机制的运行过程可以划分为获取信息、进行辩论和作出裁断三个阶段 〔14 〕14。本文采取问责过程分析方法，在借鉴西方问责过程论的基础上，结合党内问责制具有的问责信息来源的双向性、问责调查主体在问责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和问责与容错两种问责处理结果并存等特点，将问责机制的运行过程划分为获取问责信息、开展问责调查和作出问责处理决定三个阶段。精准问责方法贯穿各个问责过程之中，精准获取问责信息、精准开展问责调查和精准作出问责处理决定前后相继，共同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运作机理。

二、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的构成要素

（一）问责主体精细分工

“问责是由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构成的一种互动关系，在该关系中问责对象需要接受问责主体的外部审视与监督。” 〔15 〕15由于在权力体系中问责关系具有多重性特征，所以问责主体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复数”，由此就产生各类问责主體的分工协调问题。党委（党组）、纪委、党的工作机关等问责主体“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差异，与角色相应的责任在性质上就会有明显的区别” 〔16 〕。各类党内问责主体能否各尽其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自身的职责以及彼此之间的职责分工的认知是否清晰、准确。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各类问责主体对职责分工存在认识偏差，滋生问责主体错位的问题，呈现为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的问责缺位和纪委的问责越位两个面向 〔17 〕。

为解决问责主体错位的问题，传统的问责观点主张对不同的问责主体进行合理分工以便达致一种均衡的问责体制 〔18 〕17，使各类问责主体各尽其责。基于此种理念，2019年版《问责条例》进一步细化和丰富了党内问责主体的类型，并从各类党内问责主体的差异化角色责任入手，对各类问责主体的职责进行更为精细化的分工。2019年版《问责条例》对2016年版《问责条例》中的问责主体条款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将党内问责主体进一步细分为党委、纪委、党的工作机关以及纪委派驻（派出）机构四种类型。为消除由职责分工不明晰导致的问责主体错位的问题，2019年版《问责条例》进一步明确党委的主体责任、纪委的监督专责、纪委派驻（派出）机构按照职责权限履行监督责任和党的工作机关依据职能履行监督责任这四种角色责任的精细化分工，结合各类党内问责主体的机构属性与管辖范围厘清了各类党内问责主体的职责定位和问责范围，为形成职责明确、分工明晰、齐抓共管的精细化党内问责主体格局奠定制度基础，防止责任相互推诿现象的发生。

（二）问责对象精准认定

“问责对象是导致问责情形发生的客体和问责活动所针对的对象” 〔19 〕，回答“对谁问责”这一重要问题。责任划分的清晰性是问责主体精准认定问责对象的前提，受到权力分享程度的影响，某项政治权力被越多组织和组织成员分享，就越难以精准认定滥用该项政治权力的责任主体。在理想状态中，责任划分最清晰的情况是，由一个立法机关来制定公共政策，并将该公共政策交由实行首长负责制的单一机构来贯彻执行，贝恩称其为“一个议案主体、一项公共政策、一个执行机构、一个问责对象”原则 〔9 〕66。虽然该原则对解决政出多门和责任相互推诿问题大有裨益，但是它并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多层级治理、集体决策等多治理主体情景之中。一方面，从组织间关系来看，有一些重要的政党事务由多个层级党组织共同治理，这就容易产生多层级治理中垂直问责的问责对象认定问题。受到上下级党组织之间责任划分不清晰等因素的影响，“问责工作中不同程度存在向下问责多，向上问责少” 〔20 〕等问题。另一方面，从组织内部关系来看，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之下，重大事项决定权等政党权力通常是在党的领导干部和党的领导机关之间复杂分配的。在集体决策体制中集体和个体责任划分不清晰，导致党内问责主体实施决策问责时出现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相互替代现象 〔21 〕。

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在问责对象层面体现为问责对象的精准认定，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精准机制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上下级党组织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责任划分的清晰性，为问责主体精准认定问责对象奠定清晰的责任划分这一重要基础。一方面，从上下级党组织之间责任划分来看，2019年版《问责条例》第六条规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不得向下级党组织和干部推卸责任” 〔22 〕，为减少责任推诿现象奠定制度基础，维护了上下级党组织之间职责分工的清晰性和稳定性。为执行该规定，各地相继出台规范“责任状”的相关举措，按照是否于法有据、于情有理、于事有益等原则，对现有“责任状”进行集中清理和定期清理，对新签订“责任状”的实质和程序要件进行审查，防止上级党组织以签订“责任状”的形式向下级党组织推卸责任。另一方面，从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的划分来看，2019年版《问责条例》首次将“集体决定、分清责任”确立为一项重要的问责原则 〔22 〕，为党内问责主体在集体决策体制中厘清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的边界提供指导原则。党内问责主体在集体决策体制中实施决策问责时，应当以是否属于《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十条第五款规定的“重大问题”为依据，将属于党组织领导班子职责范围内的集体决策事项和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职责范围内的个人决策事项区分开来，从决策事项的重要性厘清个人问责和集体问责之间的边界。为解决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相互替代的问题，2019年版《问责条例》第六条规定，“对党组织问责的，应当同时对该党组织中负有责任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问责” 〔22 〕，该条款以个人问责和集体问责配合使用实现对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的并行追究，打破党员领导干部以集体责任掩盖个人失职失责的企图。

（三）问责情形精细设置

问责情形划定了需要问责事项的具体范围，回答了问责主体在何种情况下应当对问责对象启动问责程序的问题。党内问责情形作为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负面行为清单”，是对其损害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失职失责行为的抽象概括。随着不同时期党的中心工作的变化、对党内问责制认识的不断深化，党内问责情形也处于动态演变之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问责情形设置从抽象化向精细化转变。抽象化的问责情形设置模式赋予问责主体适用问责情形条款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滋生问责内容泛化问题。在问责实践中，“有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简单地把问责当成一种工具，想靠问责‘包打天下，工作推动中的问题、管理上的问题等，一股脑都拿问责来处理” 〔23 〕。

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在问责情形层面上体现为党内问责情形的精细化设置，2019年版《问责条例》通过设置精细分类、明确具体的问责情形条款，提升问责主体启动问责程度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从问责情形的分类来看，2019年版《问责条例》聚焦当前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新增加“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和在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两种主要问责情形，弥补党内问责情形的空白。不仅如此，2019年版《问责条例》还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从党的政治建设抓得不实、党的思想建设缺失、党的组织建设薄弱、党的作风建设松懈、党的纪律建设抓得不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坚决等方面设计六种主要问责情形，实现问责情形设置从“聚条扎堆”向“独立成条”转变。2019年版《问责条例》通过新增和修订原有问责情形等方式，将问责情形从6种扩展到11种，提升问责情形分类的精细化水平。另一方面，从问责情形的主干内容来看，2016年版《问责条例》在设计问责情形条款时，列举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行为的具体表现，但并没有涵盖危害后果这一归责要件。在归责理论看来，过错行为与危害后果是密切相连的，完整的问责情形条款不仅应当包括失职失责行为的具体表现，而且还应当涵盖其危害后果，同时具备这两个归责要件，党内问责主体才有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的充足理由。基于此，2019年版《问责条例》对每种问责情形都按照“失职失责行为的具体表现+危害后果”的模式进行精细化设置，进一步增强了问责情形条款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党内问责主体对触犯问责情形的行为精准启动问责程序提供制度依据。

（四）问责方式精准刻度

“那些我们希望能予以问责的对象十分清楚问责的含义：问责即意味着惩罚。” 〔9 〕3问责方式作为问责机制惩罚要素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问责主体对问责对象的失职失责行为实施的各种惩罚措施的统称，对于督促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廉洁规范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具有重要意义。在问责方式层面，“没有是否需要惩罚的问题，只有如何把握惩罚尺度的问题” 〔24 〕23，这是因为过于严苛的惩罚尺度会侵害问责对象的正当权益，削弱其履职尽责的积极性;而过于宽松的惩罚尺度则难以充分发挥问责机制的惩处和威慑功能。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问责方式中惩罚尺度刻度不精准的问题存在于问责制度和问责实践之中。在制度层面，2016年版《问责条例》仅根据失职失责情节和危害的轻重来设计常规惩罚尺度，未对从轻或减轻问责、从重或加重问责等特殊惩罚尺度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受其影响，在问责实践中，“有的（问责主体）定性量纪尺度把握不好，问责或畸轻或畸重，不够精准、简单粗暴” 〔11 〕。

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在问责方式层面体现为对问责方式中的惩罚尺度进行精准刻度，以防止出现问责结果畸轻畸重的现象。所谓惩罚尺度是指问责主体适用问责方式时确定惩罚严厉程度的具体尺度，受到问责对象失职失责行为的具体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的影响。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免于处罚、从轻或减轻惩罚、从重或加重惩罚等惩罚幅度的规定以及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从重或加重处分、从轻或减轻处分等处分幅度的规定，都是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制定者综合考虑惩罚对象失职失责行为的内在动机、具体表现、危害后果、悔过态度等主客观因素之后，对常规的惩罚尺度作出的灵活补充。为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解决原有问责制度对问责方式的惩罚尺度刻度不精准的问题，2019年版《问责条例》在常规问责尺度之外，还借鉴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惩罚尺度的相关规定，按照惩罚尺度从轻到重的顺序，在第十七至十九条中分别对从轻或减轻问责、从重或加重问责等特殊惩罚尺度适用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的规定。2019年版《问责条例》对问责方式中惩罚尺度的精细刻度，为党内问责主体根据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行为的个性特征对其予以精准惩罚提供客观清晰的标准，符合错责相当的精准问责原则，体现党内问责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三、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的运行机理

（一）精准获取问责信息

信息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精准有效的國家治理依赖清晰准确的治理信息。信息是问责制中的关键因素，信息的收集与传递贯穿于获取问责信息阶段等问责过程之中 〔25 〕。问责过程的信息逻辑在于，问责主体要在与问责对象的信息互动中全面、准确地掌握问责对象的履职信息，着力解决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获取问责信息有供给驱动和需求驱动两种不同路径 〔25 〕，前者表现为问责对象主动向问责主体汇报履职尽责的各方面信息，后者表现为问责主体根据问责的实际需要自己收集问责对象的履职信息。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精准问责机制的过程中，通过健全问责对象的信息汇报制度和各类问责主体的问责信息共享机制等途径，提升问责主体获取问责信息的精准性，为精准问责奠定信息基础。

第一，从问责对象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健全请示汇报、述职述廉等制度安排，将问责对象在信息获取阶段向问责主体汇报履职表现的义务具体化和制度化，为党内问责主体精准获取问责信息提供制度支撑。信息具有非均衡分布的特征，与问责主体相比，问责对象拥有更了解自己的履职能力、履职行为和履职结果等信息优势。为防止问责对象利用信息优势以权谋私，问责主体在授予问责对象公共权力的同时，通常也规定问责对象要承担向问责主体汇报履职表现的政治义务。问责信息从问责对象向问责主体流动，需要借助一定的制度渠道。一方面，从请示报告制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将“党组织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决定”和“（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担负责任的重要事情和重要事项”纳入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之中，并将其作为政治义务确定下来。在上问下责的党内问责模式中，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请示报告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问责对象向问责主体主动汇报履职表现的问责信息传输过程。另一方面，从述职述廉制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条对述职述廉的主体、时间安排、频率等事项作出明确的规定。与请示报告适用于重大事项、启动频率相对较低不同，述职述廉适用于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各个方面，不仅启动频率更高，而且与问责信息的关联性更强。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常委会向全委会述职述廉过程中提供的职责履行情况、廉洁从政情况等材料，构成问责信息的重要来源。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定期请示汇报和述职述廉，丰富了问责对象向问责主体提供问责信息的制度渠道，有利于解决问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二，从问责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不断健全各类问责启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确保问责主体获取全面、准确的问责信息。受到自利动机驱使、信息筛选原则不恰当等因素的影响，问责对象更倾向于向问责主体汇报对自己有利或问责主体喜欢听到的信息，这种信息噪音现象削弱问责主体获取问责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利于问责主体及时发现问责对象失职失责行为的问题线索。鉴于此，问责主体必须根据问责的实际需要主动收集所需的问责信息。由于每个问责主体“在吸收与使用信息上的能力同样是有限的” 〔26 〕120，任何单一问责主体都难以全方位掌握管辖范围内所有问责对象的各方面履职信息，所以整合各个问责主体分散的力量和资源对于解决问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必要。在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将权力监督作为获取问责信息的主要方式，将党委的巡视监督、纪委的纪检监督、纪委派驻（派出）机构的派驻监督、党的工作机关的职能监督有效衔接起来，在“四个全覆盖”的大监督格局中构建各类问责主体的信息共享机制。各类问责主体不断完善日常监督信息共享、问题线索移交与联合办案等合作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将各问责主体获取的零散的问责信息整合起来并交叉验证，提升了问责主体获取问责信息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第二，从约束来看，为提升问责处罚决定的精准性，纠正问责实践中出现的问责结果畸轻畸重等问题，2019年版《问责条例》新增加“错责相当”这一问责原则，为问责决定机关根据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的过错程度与危害后果等因素精准适用问责方式提供指导原则。错责相当是评价问责处罚结果精准性和合理性的核心标准，所谓错责相当是指问责主体根据问责对象失职失责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来决定采取何种严厉程度的问责方式。为有效贯彻错责相当原则，2019年版《问责条例》将失职失责行为的危害后果细分为危害较轻、危害较重、危害严重等幅度，按照惩罚强度由低到高的顺序对诫勉、通报、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四种问责方式进行精细排布，并将失职失责行为的危害幅度与惩罚强度一一对应起来，为问责决定机关精准适用问责方式提供精细化的问责尺度。问责决定机关依据错责相当原则作出宽严适度的问责处罚决定，有助于实现问责工作的纪法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良好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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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鹃

〔收稿日期〕2020-02-2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研究”（17jzd003），主持人王立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精准化研究”（20yjc710045），主持人吕永祥。

〔作者简介〕吕永祥（1988-），男，安徽亳州人，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内问责。

王立峰（1976-），男，遼宁鞍山人，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党内法规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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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要件工作情况报告如何写三

学习时间：2018.8.24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一、爱国守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权利。

二、爱岗敬业。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志存高远，勤恳敬业，甘为人梯，乐于奉献。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学生。

三、关爱学生。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师益友。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四、教书育人。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良好品行，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五、为人师表。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关心集体，团结协作，尊重同事，尊重家长。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自觉抵制有偿家教，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六、终身学习。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拓宽知识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潜心钻研业务，勇于探索创新，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2018年6月15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过去5年，我们采取超常规举措，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农村贫困人口显著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迈出坚实步伐，贫困地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贫困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过去5年，我们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构筑了全社会扶贫的强大合力，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

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作出了新的部署。从脱贫攻坚任务看，未来3年，还有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其中因病、因残致贫比例居高不下，在剩余3年时间内完成脱贫目标，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以下简称“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不仅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而且基础条件薄弱、致贫原因复杂、发展严重滞后、公共服务不足，脱贫难度更大。从脱贫攻坚工作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急躁和厌战情绪以及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存在，有的还很严重，影响脱贫攻坚有效推进。必须清醒地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困难和挑战，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一鼓作气、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以更有力的行动、更扎实的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贫困的难中之 2 难、坚中之坚，确保坚决打赢脱贫这场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

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总体部署，根据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进展和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现就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政策措施、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更加有效开展，制定以下指导意见。

一、全面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大扶贫工作格局，坚持脱贫攻坚目标和现行扶贫标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着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着力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切实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确保到2020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基础。

（二）任务目标

到2020年，巩固脱贫成果，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有：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贫困村全部实现通动力电，全面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和饮水安全问题，贫困村达到人居环境干净整洁的基本要求，切实解决义务教育学生因贫失学辍学问题，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发展环境明显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全面脱贫任务。

（三）工作要求

坚持严格执行现行扶贫标准。严格按照“两不愁、三保障”要求，确保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贫困家庭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确保有学上、上得起学；保障贫困人口基本医疗需求，确保大病和慢性病得到有效救治和保障；保障贫困人口基本居住条件，确保住上安全住房。要量力而行，既不能降低标准，也不能擅自拔高标准、提不切实际的目标，避免陷入“福利陷阱”，防止产生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待遇的“悬崖效应”，留下后遗症。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问题，做到扶真贫、真扶贫，脱真贫、真脱贫。

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好高骛远，更加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夯实稳定脱贫、逐步致富的基础。要合理确定脱贫时序，不搞层层加码，不赶时间进度、搞冲刺，不搞拖延耽误，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强化脱贫光荣导向，更加注重培养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更加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坚持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相统筹。把开发式扶贫作为脱贫基本途径，针对致贫原因和贫困人口结构，加强和完善保障性扶贫措施，造血输血协同，发挥两种方式的综合脱贫效应。

坚持脱贫攻坚与锤炼作风、锻炼队伍相统一。把脱贫攻坚战场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阵地，强化基层帮扶力量，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提高干部干事创业本领，培养了解国情和农村实际的干部队伍。

坚持调动全社会扶贫积极性。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强化政府责任，引导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学习时间：2018.9.7

二、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一）着力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条件

推进深度贫困地区交通建设攻坚，加快实施深度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工程。加快实施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加快深度贫困地区小型水利工程建设，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在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电网建设攻坚，实现农网动力电全覆盖。加强“三区三州”电网建设，加快解决网架结构薄弱、供电质量偏低等问题。加大深度贫困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加快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网络全覆盖。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整合资金、统一规划、统筹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工程。加快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祁连山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建设。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

（二）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特殊困难

全面实施“三区三州”健康扶贫攻坚行动，重点做好包虫病、艾滋病、大骨节病、结核病等疾病综合防治。加强禁毒脱贫工作，分级分类落实禁毒脱贫举措。采取特殊措施和手段推动人口较少民族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全面落实边民补助、住房保障等守边固边政策，改善抵边一线乡村交通、饮水等条件，启动实施抵边村寨电网升级改造攻坚计划，加快推进边境村镇宽带网络建设。稳妥推进新疆南疆土地清理再分配改革，建立土地经营与贫困户直接挂钩的利益分配机制。

（三）着力加大深度贫困地区政策倾斜力度

中央财政进一步增加对深度贫困地区专项扶贫资金、教育医疗保障等转移支付，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车购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增加安排深度贫困地区一般债券限额。规范扶贫领域融资，依法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加大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投入。新增金融资金优先满足深度贫困地区，新增金融服务优先布局深度贫困地区，对深度贫困地区发放的精准扶贫贷款实行差异化贷款利率。保障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民生发展等用地，对土地利用规划计划指标不足部分由中央协同所在省份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可不受指标规模限制，建立深度贫困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机制。深度贫困地区建设用地涉及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依法加快审批。在援藏援疆援青工作中，进一步加大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干部选派倾斜支持力度。

三、强化到村到户到人精准帮扶举措

（一）加大产业扶贫力度

深入实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种植养殖业、林草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手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积极培育和推广有市场、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产品。将贫困地区特色农业项目优先列入优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计划，加大扶持力度，建设一批特色种植养殖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支持有条件的贫困县创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扶贫产业园。组织国家级龙头企业与贫困县合作创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标准化基地。实施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鼓励中医药企业到贫困地区建设中药材基地。多渠道拓宽农产品营销渠道，推动批发市场、电商企业、大型超市等市场主体与贫困村建立 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支持供销、邮政及各类企业把服务网点延伸到贫困村，推广以购代捐的扶贫模式，组织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定向直供直销学校、医院、机关食堂和交易市场活动。加快推进“快递下乡”工程，完善贫困地区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加强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冷链设施建设。推动邮政与快递、交通运输企业在农村地区扩展合作范围、合作领域和服务内容。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贫困户联动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广股份合作、订单帮扶、生产托管等有效做法，实现贫困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建立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明确到户帮扶干部承担产业发展指导职责，帮助贫困户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问题。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贫困户提供便利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实施电商扶贫，优先在贫困县建设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继续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动员大型电商企业和电商强县对口帮扶贫困县，推进电商扶贫网络频道建设。积极推动贫困地区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制定实施贫困地区集体经济薄弱村发展提升计划，通过盘活集体资源、入股或参股、量化资产收益等渠道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在条件适宜地区，以贫困村村级光伏电站建设为重点，有序推进光伏扶贫。支持贫困县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发展特色产业。鼓励地方从实际出发利用扶贫资金发展短期难见效、未来能够持续发挥效益的产业。规范和推动资产收益扶贫工作，确保贫困户获得稳定收益。将产业扶贫纳入贫困县扶贫成效考核和党政一把手离任审计，引导各地发展长期稳定的脱贫产业项目。

（二）全力推进就业扶贫

实施就业扶贫行动计划，推动就业意愿、就业技能与就业岗位精准对接，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和就业脱贫覆盖面。鼓励贫困地区发展生态友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岗位补贴、场租补贴、贷款支持等方式，扶持企业在贫困乡村发展一批扶 贫车间，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就近就业。推进贫困县农民工创业园建设，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创业服务力度，推动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开发多种形式的公益岗位，通过以工代赈、以奖代补、劳务补助等方式，动员更多贫困群众参与小型基础设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建设，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参与保洁、治安、护路、管水、扶残助残、养老护理等，增加劳务收入。深入推进扶贫劳务协作，加强劳务输出服务工作，在外出劳动力就业较多的城市建立服务机构，提高劳务对接的组织化程度和就业质量。东部地区要组织企业到西部地区建设产业园区，吸纳贫困人口稳定就业。西部地区要组织贫困人口到东部地区就业。实施家政和护工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打造贫困地区家政和护工服务品牌，完善家政和护工就业保障机制。实施技能脱贫专项行动，统筹整合各类培训资源，组织有就业培训意愿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岗前培训、订单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推进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实现东西部职业院校结对帮扶全覆盖，深入实施技能脱贫千校行动，支持东部地区职业院校招收对口帮扶的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学生，帮助有在东部地区就业意愿的毕业生实现就业。在人口集中和产业发展需要的贫困地区办好一批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建设一批职业技能实习实训基地。

（三）深入推动易地扶贫搬迁

全面落实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要求和规范标准，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提高集中安置比例，稳妥推进分散安置并强化跟踪监管，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守贫困户住房建设面积和自筹资金底线，统筹各项扶贫和保障措施，确保完成剩余390万左右贫困人口搬迁建设任务，确保搬迁一户、稳定脱贫一户。按照以岗定搬、以业定迁原则，加强后续产业发展和转移就业工作，确保 贫困搬迁家庭至少1个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在自然条件和发展环境异常恶劣地区，结合行政村规划布局调整，鼓励实施整村整组搬迁。今后3年集中力量完成“十三五”规划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任务，确保具备搬迁安置条件的贫困人口应搬尽搬，逐步实施同步搬迁。对目前不具备搬迁安置条件的贫困人口，优先解决其“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今后可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压茬推进，通过实施生态宜居搬迁和有助于稳定脱贫、逐步致富的其他形式搬迁，继续稳步推进。加强安置区社区管理和服务，切实做好搬迁群众户口迁移、上学就医、社会保障、心理疏导等接续服务工作，引导搬迁群众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尽快融入新环境新社区。强化易地扶贫搬迁督促检查，确保高质量完成易地扶贫搬迁目标任务。

（四）加强生态扶贫

创新生态扶贫机制，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实现生态改善和脱贫双赢。推进生态保护扶贫行动，到2020年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中新增选聘生态护林员、草管员岗位40万个。加大对贫困地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支持力度。探索天然林、集体公益林托管，推广“合作社+管护+贫困户”模式，吸纳贫困人口参与管护。建设生态扶贫专业合作社（队），吸纳贫困人口参与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防护林建设和储备林营造。推进贫困地区低产低效林提质增效工程。加大贫困地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支持力度，将新增退耕还林还草任务向贫困地区倾斜，在确保省级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前提下，将25度以上坡耕地、重要水源地15－25度坡耕地、陡坡梯田、严重石漠化耕地、严重污染耕地、移民搬迁撂荒耕地纳入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范围，对符合退耕政策的贫困村、贫困户实现全覆盖。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对生态核心区内的居民实施生态搬迁，带动贫困群众脱贫。深化贫困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鼓励贫困人口将林地经营权 入股造林合作社，增加贫困人口资产性收入。完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让保护生态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更多受益。鼓励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购买贫困地区林业碳汇。

（五）着力实施教育脱贫攻坚行动

以保障义务教育为核心，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进一步降低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辍学率，稳步提升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质量。强化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联保联控责任，在辍学高发区“一县一策”制定工作方案，实施贫困学生台账化精准控辍，确保贫困家庭适龄学生不因贫失学辍学。全面推进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工作，重点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确保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达到基本办学条件。实施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贫困地区优先实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加强学校网络教学环境建设，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改善贫困地区乡村教师待遇，落实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均衡配置城乡教师资源。加大贫困地区教师特岗计划实施力度，深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和对口帮扶工作，国培计划、公费师范生培养、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等重点支持贫困地区。鼓励通过公益捐赠等方式，设立贫困地区优秀教师奖励基金，用于表彰长期扎根基层的优秀乡村教师。健全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资助政策体系，学生资助政策实现应助尽助。加大贫困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力度。开展民族地区学前儿童学习普通话行动。

（六）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

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范围。落实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扶贫医疗救助。切实降低贫困人口就医负担，在严格费用管控、确定诊疗方案、确定单病种收 费标准、规范转诊和集中定点救治的基础上，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支付后自负费用仍有困难的患者，加大医疗救助和其他保障政策的帮扶力度。全面落实农村贫困人口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先诊疗后付费，在定点医院设立综合服务窗口，实现各项医疗保障政策“一站式”信息交换和即时结算。在贫困地区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标准化建设，确保每个贫困县建好1－2所县级公立医院（含中医院），加强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能力建设。深入实施医院对口帮扶，全国963家三级医院与832个贫困县的1180家县级医院结对帮扶，为贫困县医院配置远程医疗设施设备，全面建成从三级医院到县医院互联互通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贫困地区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设立1个全科医生特岗。支持地方免费培养农村高职（专科）医学生，经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后，补充到贫困地区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贫困地区可在现有编制总量内直接面向人才市场选拔录用医技人员，选拔录用时优先考虑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紧缺人才。全面实施贫困地区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构建三级联动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平台，为贫困群众提供基本健康服务。加强对贫困地区慢性病、常见病的防治，开展专项行动，降低因病致贫返贫风险。开展地方病和重大传染病攻坚行动，实施预防、筛查、治疗、康复、管理的全过程综合防治。贫困地区妇女宫颈癌、乳腺癌检查和儿童营养改善、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扩大到所有贫困县。开展和规范家庭医生（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落实签约服务政策，优先为妇幼、老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开展健康服务和慢性病综合防控，做好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规范管理。实施贫困地区健康促进三年行动计划。将脱贫攻坚与落实生育政策紧密结合，倡导优生优育，利用基层计划生育服务力量，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宣传教育。

（七）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国务院主管部门制定的原则，结合各自实际推广简便易行的危房鉴定程序，规范对象认定程序，建立危房台账并实施精准管理，改造一户、销档一户，确保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等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任务。明确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要求，保证正常使用安全和基本使用功能。因地制宜推广农房加固改造，在危房改造任务较重的省份开展农房加固改造示范，结合地方实际推广现代生土农房等改良型传统民居，鼓励通过闲置农房置换或长期租赁等方式，兜底解决特殊贫困群体基本住房安全问题。落实各级补助资金，完善分类分级补助标准。加强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支付给农户的资金要及时足额直接拨付到户。建立完善危房改造信息公示制度。

（八）强化综合保障性扶贫

统筹各类保障措施，建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为主体，以社会帮扶、社工助力为辅助的综合保障体系，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提供兜底保障。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由地方政府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继续实施社会服务兜底工程，加快建设为老年人、残疾人、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的设施。鼓励各地通过互助养老、设立孝善基金等途径，创新家庭养老方式。加快建立贫困家庭“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落实家庭赡养、监护照料法定义务，探索建立信息台账和定期探访制度。完善农村低保制度，健全低保对象认定方法，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对地广人稀的贫困地区适度降低国家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及时将符合条件的返贫人口纳入救助范围。

（九）开展贫困残疾人脱贫行动

将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纳入农村低保和城乡医疗救助范围。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扩大政策覆盖面。深入实施“福康工程”等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项目，优先为贫困家庭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和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对16周岁以上有长期照料护理需求的贫困重度残疾人，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鼓励地方通过政府补贴、购买服务、设立公益岗位、集中托养等多种方式，为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集中照料或日间照料、邻里照护服务。逐步推进农村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实施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帮助贫困家庭残疾儿童多种形式接受义务教育，加快发展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资产收益扶贫项目要优先安排贫困残疾人家庭。

（十）开展扶贫扶志行动

加强教育引导，开展扶志教育活动，创办脱贫攻坚“农民夜校”、“讲习所”等，加强思想、文化、道德、法律、感恩教育，弘扬自尊、自爱、自强精神，防止政策养懒汉、助长不劳而获和“等靠要”等不良习气。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动员更多贫困群众投工投劳。推广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的“爱心公益超市”等自助式帮扶做法，实现社会爱心捐赠与贫困群众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对接。鼓励各地总结推广脱贫典型，宣传表彰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示范带动贫困群众。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选树一批文明村镇和星级文明户，推广“星级评比”等做法，引导贫困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发挥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等群众组织作用，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教育引导贫困群众弘扬传统美德、树立文明新风。加强对高额彩礼、薄养厚葬、子女不赡养老人等问题的专项治理。深入推进文化扶贫工作，提升贫困群众的 公共文化服务获得感。把扶贫领域诚信纳入国家信用监管体系，将不履行赡养义务、虚报冒领扶贫资金、严重违反公序良俗等行为人列入失信人员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