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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一
在社会快速发展和新课改的大背景下，儿童早熟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儿童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学前教育快速发展，并不断地完善，儿童智力的发展随之加快，儿童懂得的东西更多，思维呈多元化发展。加之社会的生存压力较大，家长对儿童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各种各样的特长班、学习班、补习班占据了儿童大部分本应游戏、玩耍的时间。因此，在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应该注重生态的儿童观。生态的儿童观尊重儿童在这一时期应有的状态，让他们充分享受童年的快乐。也就是说，在教材的选文上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具备儿童的特性，符合儿童的审美属性、思维特点以及表达方式等，让他们去体会其中的乐趣，感受到快乐。
2、注重选文的多样性。
首先，要注重体裁的多样性。教材中的儿童文学题材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各类体裁所占比重要合理。而现行教材中戏剧、谜语故事、幽默文学相对较少。就目前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状况来看，研究和创作儿童文学的队伍日益壮大，儿童文学的体裁不断完善，数量不断增加，为我们的教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其次，儿童文学蕴含的文化应该具有多元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较大，注重文化的多元化，以此来拓展儿童的知识面，接受多种文化的熏陶，让他们从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学作品中去吸收营养。小学语文教材要做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教材的编写人员在对待外国文化的时候，视界要更为开阔，姿态应更具包容性，对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要处理得恰到好处。
3、在选择文学作品时要加强各方面的合作。
编写小学语文教材并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程，不单是教材编写者的任务，还需要语文教育界等各方人士的共同参与。具体来说，包括教育部门的专家、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教育心理学的相关专家、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者和作家以及一线的语文教师等。现阶段，参与教材编写的人员当中主要是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研究者、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语文教师参与得不够。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研究者长期以来与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人员在各自的领域工作，鲜有交集。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的相关研究和进一步整合日益受到重视和加强，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人员中有不少的人已经从单纯研究儿童文学逐步转向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进一步的整合。
第一，要让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必须提高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把儿童文学引入小学语文教学课堂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教师自身具有一定的素养，才能提高儿童文学教学的效果和效率。第二，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出现一些小问题是难免的，对此教师应从课本出发，以小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为依据，从多个角度采用发散思维对选文加以解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要有针对教科书中的缺陷自觉弥补的意识。比如说，当教师或是学生发现教科书中的选文在人物塑造或叙述环节出现缺失，可采用设计课堂活动的方式，引导学生去进行补充，这样既可重新发现选文真实的意义，还能让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四结束语。
总之，小学语文教学对于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科学、合理地引入儿童文学作品，凸显了语文这门课程在文学、个体、社会等方面的价值。通过对这些文学作品的学习，能够很好地让学生受到文化的熏陶和美德的影响，并能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增添乐趣。教师要不断提高自我修养，在教学中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教学和选文缺陷的处理，让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二
随着我国的教学改革不断扩展，教学改革更是培养当代新青年学子的重中之重。语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更是我国教育的重点学科。编写教材更应具有时代先进性、创新性、多元化的内容设置，符合学科特色，从而使学生有兴趣学习，培养他们的语文探究能力，更为其全面发展做好铺垫。
(一）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设置与发展阶段
语文选修教材课程的设置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分别是萌芽期、探索期、发展期、突破期。选修课也是一种学习课程的方式，只是它属于通习，给学生学习的兴趣与自由。在历史上在几次改革及政治经济发展的推动之下，选修课萌芽，并且良性发展了一百多年。在开课初期，由于课程类型单一，无法满足广大学生的需求和求知欲，也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及全面发展需求，于是，在广大师生的支持下进行了教学改革，增加了选修课程。不仅有文科、理科，还有公共必修课，但由于一些科目无法实际实行，改革因此中断。探索期，我国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开始认识到苏联的教育模式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教育目标。因此，在1963年又开始了教学改革，增添了许多选修课来提高学习的兴趣，培养其个性、特长发展，像农业技术选修课、历史选修等。当时还未涉及语文选修。发展期，国家为了大力发展建设，发展学生的特长，设置了许多选修课，不仅有课外的文章、课文读物，还有一些职业技术课，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兴趣培养。文科、理科都有所侧重,且这些课程都在实践中得到了落实。1996年，选修课中包含了语文，并且规定语文为必修课，中外文化读物、乡土文化、口语交际能力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学生的文学素养、写作素养、阅读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二）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建设发展
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建设发展较晚，在1991年才进行了语文选修教材的第一次编写，有文言文、古代文学的内容。在江苏省的改革中有四种语文选修教材，其中有很多古代、现代、中西方文学名著欣赏阅读，并且广泛受到学生的喜爱。在经过了几次改革后，选修教材的内容有书法、民俗、美学、逻辑、中外名著、史话、科学、学习心理、学习方法等。2003年,我国的七个城市携手编写了四种语文选修教材，增添了诸如演讲与口才、文言文拓展、赏析、实用文应用等。这四种教材也被其他的许多地区广泛使用，是我国地方编写语文选修教材的开始。我国语文选修教材在经历着许多问题的侵扰的同时不断发展了一百多年。
(一）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问题
国家选修教材所呈现的整体特征是:教材内容紧跟时代的潮流、创新化思维、从内容种类到编写方式皆多种多样，有合编、分编、统编、专编。但也存在缺少精品教材等问题，虽然教材五花八门，但相互之间在内容上无明显差别，课程缺乏特色，缺少精品课程，这对资源是一种浪费；其次，缺少一线的语文教师编写教材，虽然目前大多是由学识渊博的大学专家、教授编写高中初中的语文教材，但他们的专业素养太强，内容过深,无法真正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连初、高中的老师都很难消化吸收，学生更是负担太重无法消化，以至于学生不仅学起来枯燥乏味、难以理解，连本该有的实际应用能力也降低了。
(二）校表教材的开发与使用问题
校本教材应该大体上和国家的课程、地方的课程相一致，选修和必修相对应，校本教材的理念、理论应和选修教材相一致。但在实践过程中，校本教材的编写与使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校本教材的开发过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故意迎合，价值观不端正;其次，校本教材过于重视学校特色，涉及面不广；第三，校本教材大多是按照教师自身的想法、特色去编写的。总之，校本教材的标准、教师是否够资格去编写、教材成本高且没有相对应的评价标准等都成为校本教材开发的阻力。
(三）对我国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及使用建议我国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减少选修教材的数量、种类，増加精品化、有特色的课程；二要正确处理好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注意二者的联系衔接和拓展;三是在编写的内容上应符合学生的兴趣及学习需求、学校的文化教育特色，提升编写教材的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并保证编写课程内容的科学化、严谨化，不断更新完善教材的内容。这就需要语文老师提高专业能力，具备良好的编写教材的能力，并且能使教材有趣生动又有可学性，能适应不同环境下的学习需要，对学生以后的学习生活、就业发展也能提供帮助。
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三
简单的说，高等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全面了展。要全面发展，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在校期间不仅是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熟练职业技能、具有一定完善的道德品质，这一切都离不开学习能力。当然以后的发展更需要学习能力，所以形成终身受用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终身学习能力中自主学习能力尤为重要。这样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特点，也符合社会人才发展的需求。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校学生自主学习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所教的2011级四个工程造价专业班级的189名学生中进行了调查。调查的数据统计表明，61%的学生只是在课后被动完成老师的作业(主要是参考课本与其它同学的作业)，22%是参考课本与请教它人完成作业;只有17%的学生图书馆、网络或其它渠道完成作业。这些数据说明学生建筑节能自主学习的不足，普遍还在依赖传统的课堂讲授和练习来提高自己解决问题能力。根据调查分析，学生自主学习存在下列的问题:。
2．1学习目标不明确。
有的学生认为有的课程学习对自己没有用处，功利性太强。可以说对于课程没有学习目标，也没有学习兴趣。有的学生学习目标过高，这种预期过高或学生通过学习未能产生某种变化，就会使其丧失继续学习的积极性。总的来说，有一部分学生由于学习目标不明确，因此学习兴趣不高。
2．2自主学习意识薄弱。
在新的听说自主学习教学模式下，尽管教师布置了一定的学习任务，如建筑能耗调查，并附有调查指导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但75%左右的学生只是被动地完成任务，没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分组时不积极，也不能够合理地安排学习时间，依赖性很大。2．3生活安逸，造成不思进取，自我控制能力差一部分学生有决心通过自主学习能力增强自己的能力，课堂上有老师的监督，他们能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教学。但下课后，看到手机、电脑时自我控制能力就变差。
2．4．评价模式不完善。
目前建筑节能自主学习的评价模式较单一，基本上还是以结业考试为主，考试成绩为学生结业的唯一标准，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及个性差异。尽管有些教师把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内容作为成绩评定的参考，但其形式客观地反映学生自主学习的全面情况，也不能形成真正的过程性评价。没有一套完善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学生无法了解到自己是否进步及进步的程度，于是便没有继续学下去的热情和动力。
用启发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处于中心，地位，也处于主动地位;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主动去发现、去探索，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只是起指导和促进作用。因而在自主学习策略的设计中我们应当采用的是孔子的启发式。
3．1教学观念的问题。
作为教师，应该对应于课程选择适应的教学方法，有的课程就要我们转变教学观念，变“教学”为“导学”。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观，引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建立起学生的自信心，最终实现由“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的转变。
3．2增强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
首先引导学生下定决心，并且为自己设目标与规定期限。制定的目标要具体明确，不要说一些空洞话、大话。在学习、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吸引和扰乱人的心思的事情，这就需要学会自我控制，必须先完成目前的任务，要有现在就开始做的心理和行为，然后再去从事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实践证明，每一次成功都将会使意志力进一步增强。
3．3建立公平评价能力。
评价有教师评价与学生的自称评价。教师应该根据课程的特点选择相应的评价方法。自主学习的评价模式应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要将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力、心理素质、学习方法及态度等综合素质纳入评价体系，形成教师评价模式。建筑节能课程采用的教师评价最终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将二者按照一定的比例综合量化。例如，可以按照形成性评价占40%(具体细分为学习者自评占10%，学习者相互评价占10%，教师评价占20%―――其中电子档案袋占10%，网络自主学习记录10%)终结性评价占60%的比例。这样，可以将自主学习评价的各部分细化、量化，比较客观、科学的反映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情况。
4、结束语。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倡导网络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具有深刻的意义。它顺应时代的要求，是高校教学的发展方向。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受教育者，教学过程应该是学生主动探究发现的过程。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运用多种策略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发展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使每个学生都能够适合个性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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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四
摘要：中国秘书史是秘书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都是秘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由于秘书学学科尚处于新兴阶段，秘书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仍存在诸多不足。基于此，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的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秘书、古代秘书史、研究综述。
据笔者统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关于秘书史的研究成果共有十余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成就不可小觑。基于学科史研究的需要，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成为秘书史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古代秘书史作为考察对象，按照研究成果的不同内容，分别加以略述。
一、秘书起源研究。
秘书起源问题是秘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对于秘书学学科对象的认识。秘书学界对于学科对象的认定有多种看法，提出了诸如“秘书工作”、“秘书活动”、“辅助管理”、“秘书行为”以及其他各类对象多元化的观点。其中，“秘书工作”说由王千弓先生首先提出，其《秘书学与秘书工作》一书认为，秘书学“以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特点、任务、原则和方法的一门新学科”。学界大多赞同此说；亦有部分学者倡导“秘书活动”说，例如董继超先生《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秘书》第12期）一文在详细分析批判了各方说法之后，重申以“秘书活动”作为学科对象的重要意义。常崇宜先生在《秘书学科的性质、对象与结构》（《秘书》第8期）一文中对此问题作出了总结，认为二者“并无本质的分歧”，有折中调和之意。从现有的秘书史专著来看，绝大多数采用“秘书工作”说，比如杨剑宇《中国秘书史》“秘书工作起源时期”、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金常德主编《中国秘书史》“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等章皆持此种观点；亦有少量专著采用“秘书活动”说，代表性的有刘绍杰《中国秘书简史》，该书以“秘书活动的起源与产生”作为首章探讨的内容。总的来说，“秘书工作”说可以视为学界主流观点，本文亦认同此说。
基于此，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学界对于“秘书工作起于何时”这一起源论的核心问题。关于秘书起源于何时，专著论者大多从秘书产生的社会条件着眼，将时期划定在原始社会末期，以杨剑宇《中国秘书史》总结的“孕育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萌发于夏朝，形成于殷商。”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也有学者将时期往前推移，比如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领导集团活动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而到了四千五百年之前的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我国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秘书工作产生条件的认知不同。杨剑宇、杨树森二位先生对这一问题分别撰有专文加以论述。杨剑宇在《论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一文中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而杨树森《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一文则明确指出：“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而“社会组织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出现”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何青《我国秘书工作起源之我见》（《秘书》，第6期）一文，在认同杨剑宇文章观点的基础上，对秘书工作的产生条件补充了一个内因依据，认为“文书工作”在文字和国家产生的两个条件作用下形成秘书工作的起源。
对于这一问题，也有少数学者另辟蹊径，选择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比如赵映诚《中国最早的秘书――尹》（《秘书之友》，19第6期）、何坦野《从“秘”字的衍变探寻秘书的起源》（《秘书》，第5期）等文皆从文字训释的角度对秘书的产生进行了合理的推测；而赵奇《上古秘书工作窥探――从两则资料看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及其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则从《说文解字》、《尚书・尧典》中的两则材料入手，对远古时代秘书工作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解读。有关中国秘书起源的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有探讨和争鸣，90年代末何坦野撰有《近中国秘书起源研究综述》（《秘书》，第10期）一文对此作了总结。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杨树森、张树文为代表，对秘书起源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观点。但总的来说，近十多年来对于此一问题的争论趋于消歇，学界关注度有所降低。
二、秘书人物研究。
秘书人员是秘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对历史上各类秘书人物展开研究，是鉴戒历代秘书工作得失、弘扬秘书人文精神与道德修养的必然要求。从专著方面来看，早期的著作有黄纪华《历代秘书人物及文书选注》一书，以历代知名秘书人物作为论述对象，并选录了相关文书创作的内容，为后来的秘书人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傅西路主编的《中华秘书全书》分卷《秘书历史人物卷》以及《秘书素质与修养卷》对历代秘书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修养等等内容有着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探讨。眭达明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令人瞩目，著有《秘书政治》及其姊妹篇《秘书生活》、《秘书生态：两千年中华秘书人物的人生棋局》、《清朝秘书政治》等多部专著，堪称秘书人物论方面的代表作品。就秘书史著作来看，相关论著几乎都辟有专论“秘书人员”的章节，比如杨剑宇主编的《中国秘书史》自第二章以下，按照时代顺序，每一章都设有“秘书官吏”或“秘书人员”等相关内容，穿插介绍了自古代至民国很多秘书人物的事迹、素质和品德；杨树森、张树文所著的《中国秘书史》在第一章设有“中国古代著名秘书和当过秘书的名人”一节，介绍了14位古代著名秘书和10位当过秘书的历史名人情况。在期刊方面，《秘书》、《秘书之友》、《秘书工作》以及《文史天地》等期刊不定期地刊登介绍古代秘书人物的文章，其中，《秘书工作》于20推出“中国古代著名秘书系列”文章，邀请资深秘书学界专家撰稿，挑选历史上最具典型性的秘书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力求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发掘古代秘书思想，为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了鉴戒的意义。
检点历年来发表的有关秘书人物研究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个案研究类之外，还表现出如下研究思路：一是从秘书学的视角解读历史名人。比如黄邵英、莫恒全《刘勰的秘书学研究及其秘书生涯》（《兰台世界》，年第17期）、王晓红《从“名人秘书”苏轼谈秘书的写作能力》、《古代作家欧阳修的秘书学解读》（分别见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7期；第11期）、孔建华《留侯张良的秘书学解读》（《安徽文学（下半月）》，09期）、章玫平《秘书学视野下的高力士》（《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第13期）等等文章，在这些历史名人广为人知的身份之外，发掘他们在担任秘书角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素质与心态，使人们对于历史上这类知识分子形象的认识更加深入。二是对曾担任过秘书职务的人物进行研究，挖掘其人生历程、性格特点及其精神品格等等给当前秘书工作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启示。比如蔡茂、辛建华《秘书要像荀攸那样塑造完美性格》（《秘书之友》，2007年第5期）；王广生《清朝师爷的一些良俗对当下秘书工作的启示》（《领导科学》，第1期）；孔建华《从基层文书到开国宰相：汉相萧何的秘书学启示》（《安徽文学》，20第10期）；高云蕾、拾景欣《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对当代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第11期）；樊新新《李商隐的幕府经历对当今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20第5期）等等文章，基本上都是从这些人物的才华、智慧、性格等方面入手，结合秘书工作中需要妥善处理日常事务、与领导者的关系等问题，以古论今，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当然，研究者也对历史人物作为秘书的疏失之处进行了检视，比如张晓敏《做秘书光有智谋还不够――从庞统的坎坷秘书路谈起》（《秘书之友》，年12月）、程宏亮《李白秘书生涯受挫原因探析》（《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等等，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对象是三国时期的杨修，以其生平事迹及悲剧命运为主题的秘书学文章有近20篇之多，历来是秘书史人物研究的热门话题。
三、秘书制度与文书研究。
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五
高等师范教育作为教育的独特领域，所培养的是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技能的卓越教育人才。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未来公民，关键在于教育人才，“人才强教”战略已成为许多教育者的共识。而师范院校是教育人才孕育的摇篮，也是未来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教师培育的重要场域。教育最本质的目标导向就是塑造人，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价值内核。师范院校本科大学生主要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担负着塑造未成年人群体成为未来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导师角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教育的目标性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核心理念是相通与一致的。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性，该学科对学生主体发展具有最为直接、强大的影响力。本文将以汉语言文学卓越教育人才的培养作为切入口，论述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卓越教育人才培养的内在关联性。
一、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念与文学的力量。
尽管素质教育在中国已实施多年，但对何谓“素质”，“素质教育”的落脚点何在，依然是个回答未尽的问题。而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学说或许正是对素质教育本质的最好注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包括智力和体力的发展，还包括人的个性彻底解放，人的志趣、思想、道德、审美等精神层面的自由发展。[1]教育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让人从不完全人变成为一个社会关系的完全人，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来看，他赋予“发展”含义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基本点：一个是个人能力或才能的发展，另一个是人们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二者的共同基础都是人的实践活动。概括而言，“发展”既包含能力，又包含“社会关系”，所谓能力是指人的潜能素质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觉醒，外化（对象化）和伸展所形成的人的本质力量。[2]人的潜能素质是沉睡的一股自然性力量，它并不是自然显现的，形成为能力必须经过后天的开发和挖掘，而后天开发的唯一途径在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之一，对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而言还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形式。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性，该学科对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有最为直接、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师范院校必须明确汉语言文学教育人才的培养方向，才能实现未来所任教的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
随着社会转型发展，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潮对处于成长期学生的浸润与侵袭，客观上要求基础教育学科教师必须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与灵活多变的应对能力，才能担当起人格处于形成期学生的人生引领者角色。各个学科的教育人才均需以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为指导，突破学科知识的局限与工具理性的束缚，实现学生精神的全面成长与进步。尤其汉语言文学学科教师，可以充分运用文学的力量实现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与感化。
夏丏尊在《文学的力量》一文中指出，“文学有力量是事实，在几千年前，我们中国就知道拿文学来做移风易俗、改革社会的工具”。他进一步指出，《黑奴吁天录》一书使黑奴得到解放，青年人读《少年维特的烦恼》有因而自杀者，因此必须明确三点：第一，文学的力量从何而来；第二，文学力量的特点；第三，文学对于读者发生力量需要什么条件。[3]我们逐一展开来说，首先文学的力量来自于“具象”、情绪，鲁迅《阿q正传》假了名叫阿q的人，就把中国人胆子小、爱面子、爱虚荣这些人性的劣根性写尽了。其次文学的力量是感染的力量，教训的力量是带有强迫性的，文学的力量是没有强迫性的。文学是润物细无声的感化，这种力量看似绵软却极具渗透力，能够触碰与震撼人的心灵。最后是文學对读者发生力量的条件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共鸣，共鸣于学生而言具有个体差异，若要产生群体性的文学共鸣效应，一位成功的语文教师在文学世界的引领是必不可少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人才必须具备深厚而扎实的文学功底，才能充分运用文学的力量完成对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打造。
二、主体全面发展：基于生命和谐性的母语教育。
语文教育作为母语教育，承担着美育、德育与智育的人生发展的多重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举重若轻的作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形式是和谐发展，身心高度一致的生命和谐性，基于生命教育的语文教育是所有基础教育阶段学科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形式。
近年，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浪潮中，关于卓越教师的探讨较多聚焦停留于教学技术层面，而忽略了教育的本质在塑造人，忽略了学生全面发展这一基本的教育核心。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指人的才能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审美、思想、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的社会化程度。真正的教育改革须从施教者接受师范教育时开始。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作为培养未来语文教育人才的重要专业，起着塑造学生人格、引航人生道路的重要作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起点在基础教育阶段，只有师范院校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卓越教育人才，才能最终落实基础教育阶段对培养全面发展学生的终极目标。因此，“主体全面发展”是基础教育与师范教育的共同要求。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为“师范”也，中国现代教育先行者陶行知主要从教师知识储备与道德养成两方面对学生的引导角色进行定位，而对后者因为要求的模糊性、笼统性往往容易被搁置。语文教育偏重于知识传授，未能充分发挥其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功能。语文教育的整体性被拆分，语词与常识教学的碎片化所导致的语文教学“去意义化”问题日益严重，语文教育的人文情怀与理性思考力惊人地匮失。语文教育缺乏对后者心灵与现实人生的观照，会导致语文向碎片化的困境沦陷。爱因斯坦认为仅仅靠知识和技能，将无法使人类获得真正快乐而又有尊严的生活，因为生活教育可以使人成为一部有用的机器，但却无法造就和谐的人格，否则仅有专业知识的学生，不过更像一条受过良好训练的狗。[4]卢梭也反对教师只传授知识，而忽视做人的观点。实现学生主体全面发展的目标任务，必须从知识、人格两方面都进行着力。传统学校教育多重视学生专业知识等智力层面素养的形成，对情感、品德以及人文素质等社会化内容关注不够，不利于教育实现培养有知识、有智慧、懂节制、有完善道德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功能。因此，语文教育要从常识化教学向内涵式教学发展，解放语文教育，让语文教育回归生活世界，重新阐释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这是汉语言文学卓越教育人才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时代使命。从文化与哲学的高度对学生进行生命精神启蒙，使他们养成正确的道德观、高尚的审美观与豁达的人生观，成为现代社会知识与人格全面发展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三、主体自由发展：批判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养成。
古往今来，关于培养学生的批判力与自由精神的论说比比皆是。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一命题蕴涵着深刻的平等意识与民主精神，打破固有的师生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让学生从师道威权的强者意识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应该成为未来“卓越教师”的基本价值标识之一。在基础教育的众多学科中，语文教育毫无疑问担当着塑造学生人格与平等意识的最为重要的作用。对学生显与隐两方面的道德渗透，使汉语言文学教育人才对人类灵魂的塑造功能愈益突显。但学生主体自由发展的要求往往又不可避免地与教育自身的强制性产生冲突。如何协调培养学生批判精神与教育规训的冲突，让学生在教育规则内实现主体自由发展，这是每一个汉语言文学卓越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教育有非常重要的前提，即教师是塑造自由行动者的人。为人师者须保持心灵的充盈与丰润，才能让充盈与丰润撒播给每一个学生。教师应该用富有生气的思想震荡学生的心灵，用机智与幽默唤醒和解放学生的思想。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孩子自由思考才是通向教育目的的出发点。但思想的自由与学校规训的强制性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康德在《论教育学》一书中指出教师对学生驯服的强制性和儿童自由能力的运用相悖，所以“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因为强制是必需的。我怎么才能用强制培养出自由来呢”。尽管康德并未言明问题的出路，但他却谨慎地提醒，“教育必须带有强制性，但绝对不能是奴役性的”。[5]卢梭尖锐指出，传统教育很可能得到的是“既是奴隶又是暴君的儿童”、“充满学问但缺乏理性、身心都脆弱的儿童”。[6]如前所述，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的碎片化教学扼杀学生的独立意识与质疑精神，教学无法唤醒与解放人的心灵，教育工具化趋向的强化正是对学生主体自由发展精神的限制。一个不容忽略的现象是，教育推崇理性与科学的力量，与日常生活、人的自由世界已渐行渐远。教育陷入极端功利主义话语危机，拯救与解放人的心灵，恰恰是当前卓越教育人才需要面对的严峻现实。牛利华指出，现代人的异化状态已被确证为一种事实，在教育中体现为：人被教育所驯服，被迫直至甘愿堕落为手段，丧失了其内在的价值与尊严，缺失了自由和创造的维度；在现实生活中，功利化的教育追求置换了教育“培养人”的精神内核。[7]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本应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要实现起来却是举步为艰的。我们须切记，教育不是让人匍匐于教育威权之下，变成一个奴颜婢膝的被施教者，让人思想空洞与机械化，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尽管富有知识，但却是一台内心残缺的知识机器。语文教育应该通过种种文学或文化现象的探讨，允许学生发出思辨、质疑的声音，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自由思想。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卓越教育人才，须将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念贯彻到教育实践中，实现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目标。培养卓越教育人才不唯功利性，以高远的教育目光放眼未来，造就一大批精专而又基础扎实、思想解放自由的教育人才群体。在卓越教师的培养探索中，我们还必须打破一种固有的思维与成见，即认为“卓越教师”就是教师群体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教师，仅是少数者的荣耀与专属。卓越教师培养，应追求教师行业整体的卓越化，招募与集聚优秀的教育人才到教师队伍中来，并以此产生附带效应，使教师群体普泛性地追求卓越，从而形成整个教师人才队伍向高素质、高层次的渐进与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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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六
语文教育担负着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等多重任务，现当代文学作为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选文思想担负着提升语文“人文性”使命。语文教材是充分反映社会和时代特色的现当代文学，对学生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教学价值。
语文教材；教材选文；现当代文学；语文教学
现当代文学更贴近学生的生活，能够充分反映出社会和时代的特点，也是课程改革的要求，目前现当代文学选文的数量占到总文选的一半，现当代文学对学生知识积累、阅读广度的开拓以及情感培养有重要作用。从作品中的人物、故事中懂得为人处世的哲理，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不断提升思想意识。本文针对现当代文学入选教材的状况和教学价值进行分析。
根据《新课标》对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要求，主要改变方向是选文要凸显现代化、世界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教科书编写要突出时代和现代特色，要更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和社会实践。但是，目前语文教材针对现当代文学数量和所占比例并没有做出明确要求，根据《新课标》标准，现当代文学应在教材中至少占据一定的比例。判断教材作品的年代归属主要以作家创作的时间为准，其中1917年至1949年7月所创作的作品被称作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作品划分时间点是指1949年至今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入选教材数量要比当代文学要宽泛，目前高校语文教材中两者数量之比接近2:1。当代文学创造背景与当今大学生生活环境相差不算远，容易拉近与学生距离，从而排除由于时间跨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等因素导致学生理解差异和解读困难，讲授这部分内容最容易引起师生共鸣。这种教材编纂结构反映出《新课标》对语文教材编写的要求，目前高校教材中当代文学占整体现当代文学的比例较高，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利于实现语文教学大纲目标。
语文教材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媒介与工具之一，也是学生接触语文文本的根本素材，是教师进行讲述的基础，地基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校语文教材编写关系到学生学习状况和教师教学效率，教材编写状况显得十分重要，教材编写要符合科学性、合理性并能够促进学生更有效地进行知识积累，不断提升语言理解和运用的综合能力，对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夯实的基础。因此，科学的教材设计是完成语文教学目标的重要基础。语文教材中要具有利于学生积累知识、开拓眼界的内容，要不断提升学生的语文知识、语言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教材选文内容既要充分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美学素养，也要贴近学生生活。这就需要在语文教材编写中增加现当代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与学生生活背景相似，更加贴近学生日常生活，能够吸引学生关注阅读、激发学习积极性、充分理解作品中表达的情感，并促进学生语言基础知识积累并提高语言能力，在教师的引领下学习可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学生在面对教材里贴近生活的事例和人物时，会引发对正确人生观的思考，并进而深化到人生与个人理想，促进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因此，现当代文学对学生具有突出的教学价值。
（一）基础语文知识积累和学习方法的培养
《初中新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的要求是促进学生语言基础知识学习、做好知识积累并夯实学生汉语能力（听、说、读、写），掌握语文学习的科学方法，注重语感的培养和思维的发展。高中阶段语文教学《新课标》则将语文教学目的设定为以学生知识能力的增加为基础，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学习能力。两者要求层层深入，旨在注重对基础的积累，发展到大学阶段则要求学生重点提升语文综合能力和实践运用能力。
（二）促进语文能力的提升
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材主要以熟练掌握和运用母语为教学重点，要求学生对文字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读取，能够快速、准确、有针对性地阅读文字和理解文字，提升口语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具备驾驭语言进行写作的能力，利用语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并熟练运用各种文体写作。[4]培养语文综合能力具备规律性，是学生完成各项工作所必需的能力，主要来源于学生通过对教材文选学习过程中能力的培养，而教材中对学生能力提升关联度最高的是现当代文学作品，学生在对这些选文学习时能够促进语言综合能力提升，达到课程标准要求。
（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根据语文教学新课标要求“情感态度”是教学重点之一。教师在进行文选教学时要突出学生的情感培养和态度端正的培养方面，这就需要在讲解时充分剖析文选中正面人物形象的精神、态度，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引导学生做人做事的态度，并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要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对文选中先进事迹的学习不断提升情感和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想做好通过文选进行学生价值观的培养，就需要教材具有情感和态度培养的典型性，要求在选文章时慎重并坚持原则。目前，语文教材对选文要求既要兼顾优美生动的语言表达，又要具有美学特征，重点培养学生语言运用、欣赏能力、美学素养，并提升对美的感受力与创造力。同时还要兼顾“质”美，要求选文在思想情感上内容丰富、积极向上，引导学生通过细读和教师讲授，能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情感和态度，为学生为人处世、学习实践做好纲领指导。语文教材要满足这样的情感和态度培养过程，文选中现当代文学就呈现出重要意义。现当代文学创作背景、事件、人物形象、精神素质、态度价值观都与学生所处时代一致，更贴近学生生活，不要像外国文学那样存在着地域和文化差异，使学生难以理解，也不要像古代文学那样由于社会体制不同、时代距离较远等不能引起学生共鸣，现当代文学作品表达了丰富的情感和正确的态度是学生需要长期学习和关注的，也是语文教学目标的体现，使学生在对现当代文学学习中能够明辨是非、提高情感丰富性、树立正确价值观，促进语文教学目标达成。
根据新课标要求，语文教学还担负着对学生审美能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要求帮助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素质，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研究能力，为学生按照个性进行自主发展和自主学习奠定基础。要求学生能够在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通过语文学习能力的培养，自主阅读各种专业书籍、欣赏各种文学类型和艺术类型，体会到其中的美感，如音乐、美术、建筑、风景等，使得学生审美情趣充分提升，并应用于各个广阔领域中。
（一）文学作品语言鉴赏
（二）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鉴赏
按照新课标要求，语文教学应重点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语文教材中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发扬优良传统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学生能够透过作品体会到人物形象的伟岸身躯和高尚灵魂。由于现当代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事件和社会背景与学生生活的时代接近，更能够打动学生，使学生在阅读作品后能够体会到作品中所彰显出的灵魂之美，并能够透过文字表象深入发掘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并对其思想内容进行理解和鉴赏。在文学作品思想内容鉴赏中，教师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引导学生能够分析表象深入作者表达情感的本质，解读选文所揭示的社会意义和蕴藏的深意。例如，阅读鲁迅先生的《社戏》能够让学生体会到旧社会等级制度对人民的残害；阅读沈从文的《边城》能体会到作者对善与美的不懈追寻；阅读舒婷的《致橡树》时能体会到作者所表达的女性独立与追求自由平等的情感；阅读朱自清的《背影》能体会到亲情的伟大；阅读《金锁记》能体会到作者张爱玲对封建礼教的鞭挞、对女性自由的追求与讴歌；阅读郭沫若的《女神》能体会到激昂的文字背后所迸发出的振奋精神；阅读余华的《活着》能充分感受到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在面对困难时态度积极和斗志昂扬，以及对生命的珍爱与赞美之情。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通过教师引导解析最能引起学生共鸣，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奠定了基础。选文内容的正面价值激发学生对善恶美丑的分辨能力，提升了对积极人生观的识别能力，并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鉴赏能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
语文教育担负着提升学生语言表达综合运用能力、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审美情趣等多重任务。作为语文教材中文选最多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也担负着更多使命。对通过现当代文学作品，对促进学生基础知识积累、提升语言表达和运用能力、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提升个人审美情趣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因此，高校语文教材中现当代文学选文对学生长期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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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七
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这是一个西方强势文化的时代.经济利益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科技制作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资本”像酒精一样刺激着公众的神经,西方强势文化漂浮在时装店、快餐厅、屏幕上、言词间……微笑与眼泪可以批量制作,乳房与硅胶莫辨真假,对心灵的探寻被冠以“×××工程”的字样,汉字组装的洋文谱写着“错把杭州作汴州”的乐章……一句话,“人”在被政治革命扭曲后,又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退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80年代中期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被制作成“屠龙之术”操刃于沽名钓誉之间就是不奇怪的了,求知以为心灵之乐的课堂成为“证件”快速批发的场所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作者：傅书华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刊名：社会科学论坛a英文刊名：tribuneofsocialsciences年，卷(期)：“”(15)分类号：c0关键词：
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八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九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师承与交游、视角与时空的转换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史倡导整体史，对社会史研究进行反思，不仅要从学术内在脉络出发，还应该分析支撑学术发展的外在理路。
要深入地理解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使社会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从视角与时空的转换，师承与交游入手进行一些具体的探索未尝不能寻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径。对社会史进行整体评述，或是对其中某些领域的回顾与展望时，这些因素时不时会被提及，不过，如何辩证地理解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仍有进一步反思的空间。本文即用社会史的视角探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史研究，考察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内外因素，并以此为切入点理解近三十年的学术转型。
一、视角：对象与面相。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得益于研究视角转换。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等文，倡导历史研究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由政治史转向文化史。20世纪前半期，社会史在史学变革的旗帜下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50至80年代，社会史一度沉寂。文革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学者们开始转换视角，提倡研究民间的、社会的、普通民众的历史。研究视角的下移，发现了无限丰富的社会史研究课题，促使了社会史的繁荣。社会史复兴之初的理论分歧之一为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
其实两种主张之间存在关联：视角的转换发现了一个新领域，这个领域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视角转换不仅从上而下，也有上下互动、社会与思想的互动。社会史内部的一些具体研究方向，如社会文化史等便强调研究视角的互动。社会史研究在视角上强调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下层之所以称之为下层，它一定相对于上层而言，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存在也是相对于国家、政府、政治而言。社会史研究又以整体史为目标，仅仅聚焦下层、聚焦民间社会如何称得上是整体史？于是学者开始提出，社会史研究的视角要在上下层之间移动，揭示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1980年代后期，刘志琴、李长莉等学者不满足于文化史、思想史的精英化、文本化取向，提出要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他们也不满足于社会史所描述的客观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认为要注意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刘志琴、李长莉等先生提倡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互动。
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社会文化史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热点。
通过不同视角观察同一个研究对象，常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丰富面相。商会史研究中很明显地能观察到视角的多次转换对该领域的推动。19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商会史研究开始兴起之时，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还处于革命史研究视角的笼罩之下。章开沅等学者不再抽象地争论近代革命的性质，而是转换视角，试图通过商会寻找到资产阶级，继而考察商会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以判断革命的性质。引入了商会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讨论建立在具体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使革命史落在实处。1980年代后期，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了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热潮，马敏、朱英等学者从革命史研究视角转向现代化视角来观察商会。这使研究者们从政治作用之外开始更多地注意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定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现代性等问题，较之仅仅强调商会的阶级属性是一大进步。
1990年代，商会史的本土探索过程中恰逢”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以及运用该理论进行研究的海外中国学传入中国，马敏、朱英等学者又以”市民社会“的视角展开商会史研究，把商会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分析。
革命史视角下观察了商会在革命中的作用；现代化视角下商会本身作为社会组织得到重视，并将之置于传统与现代变迁的脉络里予以观察；”市民社会“视角下注意到商会是众多社会组织的一个，并以之为切入点讨论了它们所构成社会的特质，以及这样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商会史研究的轨迹先从政治史走向社会史，又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
视角转换能发现新的研究对象，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发掘新视角，是学术创新之源。视角犹如生命，常有草创、应用、扩展、新意递减的过程。视角的生命历程在研究中常常经由时间的延伸，空间的伸缩而完成。
二、时空：结构与变迁。
社会变迁是社会史研究的主题。社会变迁的研究需要拉长时段进行分析。另外，研究者入手可能针对某个时间段的对象进行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后，对该时段再展开研究的空间不大，于是不得不转移阵地，研究同一对象的前后时段。时间序列是可前可后的，但囿于资料等因素，社会史研究中往往是时段下限往后延伸的居多。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不仅表现为个人的选择，学界作为一个整体也存在这种趋势。
1980年代社会史复兴时，尚看不出太多的厚今薄古。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近代社会史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发起、联合全国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举办了首届近代社会史会议。十年里，从青岛到乌鲁木齐，从贵阳到苏州，从襄阳到保定，共举办了6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都有来自海内外的学者逾百人参加，已经形成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研究者定期交流最新成果的常设平台。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近几年，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还有一个新趋向：不仅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也开始大幅推进。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向建国后扩展，对建国早期婚姻家庭变迁进行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又如山西大学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等，都反映了这种”时段后延“趋向。
中国地域广阔，社会史研究中常见地域空间的伸缩。有的研究城市，有的研究乡村，还有的研究城乡。各类主题下又分为江南、华南、华北、东北、西南、西北等大区域；还有分省研究，如河南、山东、广西、山西等等；一省之下再分为闽北、闽南等地理空间；甚至研究范围可缩小为某一个或几个村庄。
城市史研究中地域空间的伸缩尤为明显。
1990至1993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城市研究团队相继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和《近代武汉城市史》四部着作。
1990年代初，有关学者开始考虑扩大研究范围，将近代城市史研究从个案研究的层次提升到区域研究的层次。对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进行研究。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出版了《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年，《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出版。
空间的伸缩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围的扩大，而且还在于空间的缩小。城市史研究细化、深化的另一个策略是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小空间，用显微镜式的手段来观察分析。王笛将观察的对象聚焦于茶馆等空间。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就包括数本以空间为维度的专着，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场、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对诸如闽台、太湖流域、两湖流域、关中及山西等区域水利工程的组织与管理、用水规则与水利习俗、水利纠纷的发生与解决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灾荒、慈善史的研究学者按照行政区域、地理单位研究了各个地方的灾荒与救济。
社会史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时间段做前后延伸便于观察其变迁，对空间进行伸缩有利于分析其多样性及普适性。视角创新属于少数作品，大量跟进的研究未必有多少视角方面的创新，不过，它在时空上伸缩增加了更多的案例，能使某种视角得到验证、修正和传播，并成为常识，普及之功不可抹杀。
三、师承：团队与基地。
新视角的产生及实践往往依赖师承关系和交游。师承、交游等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史研究。学术变迁中的师承由来已久，也被研究者广泛关注。
论者多从薪火相传的角度观察，也有学者从学术行业生态的视角加以讨论，本文主要从学者代际更替、团队建设等方面关注师承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文革前有所成就或获得一定学术、行政地位的学者，1980年代重新进行学术研究，成为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多二三十年代出生，此时已经五六十岁，年纪已经不轻，加之学术或行政工作繁重，他们对社会史等新领域的研究可能存在种种设想，投入繁重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却难以保证。一些老师开始带着学生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第一代学者的早期学生四五十年代生人居多，也有部分六十年代生人，许多具体课题主要由这批学生协助完成，可以把他们看着第二代学者。第二代学者引领、甚至笼罩了这三十年的社会史研究，三十年社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学术成长史。第二代学者多在1990年代推出代表作，获得学术声誉与学术地位，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其前期的研究生多为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可以称为第三代学者。
第三代学者细化了第二代学者的研究领域，把研究对象在时间在上前后延伸，在空间上不断伸缩，内容上也更加具体、细致。
前辈学者对后辈的影响，往往在于指明学术方向，发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正是师生的配合，一些设想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一些领域才能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章开沅先生”有一个深夜忽发奇想，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小鸡“可以泛指后辈学者，但实际上多为自己的学生。
有时导师要帮助学生确定研究题目，老师发现学术富矿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将此作为学生的研究选题。同时，学生了解导师的学术兴趣、熟悉导师的研究意图，可以很好地遵照导师的要求完成各种课题，导师也信任自己的学生。章开沅先生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后辈学者的学术成长起了导引作用，开辟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
1980年代初，傅衣凌先生主持”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带着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收集了很多民间文献，其学生郑振满等先生利用这些资料开始了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师承关系有助于培养学术人才。1930年代，顾颉刚先生通过教学，学术指导以及办《禹贡》讲座等培养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者；1980年代，后者分别推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处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
以复旦大学为例，1980年初，葛剑雄先生即帮助谭其骧先生处理日常的工作，随其参加学术会议、工作会议，承担了《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肇域志》整理等重点项目的工作。1978年以前，葛剑雄先生与历史地理学界毫无接触，通过几年的工作，对学术界的状况相当熟悉；毕业后就开了课，担任了有关课题组的负责人。
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学者的用心培养下，其弟子们及再传弟子纷纷成长为人口史、移民史、环境史、生态史、医疗疾病史等方面的专家。
学术研究可以单打独斗，往往也需要团队作战。具有学术声誉、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的研究团队往往会组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各类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社会史研究中心往往由老师创办，弟子及再传弟子为骨干。它们以团队力量争取国家和学校的各种支持，设计并完成各项课题，推动学术交流，加强对青年学生和教师的培训。老师为一展宏图，需要学生们鼎力相助，而学生们借助老师搭建的平台，快速成长。师承关系是建立研究团队的重要基础。这些研究所、研究中心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社会史从边缘走向学术主流，乃至成为一些地方学术的中心，研究所、研究中心无疑是重要的推手，而师生几代人协力合作是推手的力量所在。
四、交游：应和与碰撞。
现代交通、通讯、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经费的增加，学术活动自由度的提高，为学人交游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
社会史的复兴有本土的内在探索，也有域外的影响。学人交游既有国内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也有国际间的合作，国内外的交流往往又交叉发生影响。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和厦门大学的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对学术的影响就是很好的案例。
陈春声、刘志伟和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可溯源到到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郑振满先生1982年师从傅衣凌先生攻读研究生。梁方仲先生1952年后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汤明檖先生长期任其学术助手。刘志伟先生1980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陈春声先生1982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1986年师从傅衣凌先生读博士。
1984年，加拿大学者丁荷生先生到厦门大学做博士论文，郑振满先生就经常与他一起跑田野，到各处看仪式，收集文献资料。1985年前后刘志伟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先生相识。此时，萧凤霞先生已经开始与刘志伟、陈春声等先生合作，在华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刘志伟与科大卫先生比较紧密的合作是到了1988年后开始的。1991年前后，萧凤霞先生在香港募到一笔捐款，她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先生牵头主持一个项目，并建议陈其南与刘志伟先生商谈有关事宜。他们最终策划了”华南研究计划".大陆由刘志伟先生负责，他找了厦门大学的陈支平、郑振满，广东的陈春声、罗一星等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其南，香港科技大学的蔡志祥，美国耶鲁大学的萧凤霞，牛津大学的科大卫等先生共同完成该计划。1993年陈其南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该计划在制度运作的层次上便实际终止了，但该计划聚集起来的研究群体在此后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交流。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年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开始连续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数十项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得以进行。正是学者的交游使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华南蔚然成风，而这股风还从华南吹向全国各地。
郑振满与丁荷生，刘志伟、陈春声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人的合作也许具有偶然性，而长期合作则有必然性。凭傅衣凌、梁方仲及汤明檖等先生的学术声望，丁荷生、萧凤霞等先生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寻找合作伙伴，很可能会想到傅衣凌、梁方仲、汤明檖等学者，此时他们身边的弟子刚好有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等人，丁荷生与郑振满等人的合作就顺理成章了。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素有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传统，其领军人物傅衣凌与梁方仲等先生的学术声望和学术交往也对郑振满与刘志伟等人的合作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陈春声既是汤明檖先生的学生，又是傅衣凌先生的弟子使闽粤两个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有了更多的契机。
郑振满与丁荷生等人初次接触并不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合作，而事实上此后他们有长达数十年的合作，这可能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和学科、知识的互补。郑振满、刘志伟等人都意识到，一种比较有深度的观察和比较有高度的认识，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一定要跟朋友们、同行们有很多的交流；一些对历史的新认识往往是在许多的讨论、争论中激发出来的，而不是靠一个人的智力苦思冥想出来的。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学科和知识背景，如萧凤霞等学者是人类学家，而刘志伟等学者是历史学家，即便是刘志伟与郑振满等学者同为历史学家，他们的知识储备、关注的主题也不完全一样，对历史的见识更不会人人一样。研究对象一样，并不妨碍他们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避免了同质性研究，也使他们在争论中和谐相处了几十年。
除了私人交往，学会等组织、学术讲座、座谈会、学术会议和期刊等都成为学人交游的重要平台。如1986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该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15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常常由十几二十个学术单位协办，参会学者多在一百人以上。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史学者的交游，各具特色的会议主题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史的研究。
研究团队和个人的交游过程中，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使学者们互为知己，一唱百和，以团队的力量凸显某种方法、某些领域的'魅力；学科、知识的互补使学者们发生争执、争论，碰撞中闪现思想的火花。
五、反思。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循此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认识了历史的新面相。新视角的学术价值需要通过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来展示。新视角的发现者或者运用者在拓展研究领域时最常用策略的是时间上的前后延伸，空间上的伸缩。这些研究可以证实或证伪新视角，也可以运用同一视角观察不同对象以增进对历史的认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归根到底由历史学者来完成。
师承关系和交游常形成一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中既有同声应和，也有互相碰撞，它使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得以产生和传播。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推动了社会史，乃至整个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也需对此进行反思。
首先，合理对待视角的多样性与整体性。任何视角观察到的历史都是众多面相之一，无论哪种新视角都存在盲点，局限在所难免。社会史研究追求整体史，就需要多视角。研究者要意识到以自己的视角替代、遮蔽其他视角，或者惟我独尊，贬斥其他视角均非上策。当满目的多样性视角，混乱得以致不能发现整体性时，社会史追求整体史的梦想也将破灭。当每个地方得出一个地域性特征，学者又将如何寻找到共同的话题，如何沟通、交流学术？把各具特色的碎片拼成一幅幅整体性十足的画卷，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目标。
其次，适度把握新视角与个案研究的关系。
新视角与各个时空中个案研究之间存在悖论：一方面，新视角的运用、传播，必须依靠实证研究方面量的积累，否则不断更新视角，打一枪换一个旗号，琳琅满目的新视角、新结论会令人目不暇接，甚至无所适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视角的解释力又何以体现；另一方面，用同一视角观察同一对象，或者多个对象，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适用领域的增加，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同时其理论方面的新意会逐渐递减，后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增加新的面相，往往只是为该视角添加新证据、新注脚，甚至伤害到该视角本身的价值。研究者发挥特长，各安本分，做好学术分工，有助于适度地运用新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掘新视角能力较强的学者，做出一些示范性的实证研究后，集中精力开拓新视角，有利于引领社会史研究迈上更高的台阶。发掘新视角能力不强的学者，努力把某些视角琢磨透，做些精致的实证研究以贡献于学术界，而不是热衷于填补时空中的空白，增加地方史掌故。时空中的空白填不胜填，而且有些历史画卷中需要留白，花无穷之精力和金钱进行画蛇添足，将整个历史画面填得满满的反失画卷之美。
第三，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研究团队中第一代学者是某些领域某些视角的开创者，第二代学者使该领域该视角研究走向成熟，第三代学者涉足该领域该视角时，该领域该视角往往已经进入新意衰减期。随着第一代学者的淡出和第二代学者的荣退，第三代学者已经或者即将占据某些学术、行政的要津。第一、第二代学者的追随者可能需要选择固守旧阵地，还是用新视角观察旧领域，抑或开拓新领域新视角。有的团队比较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如南开大学冯尔康、常建华等先生在宗族史等领域取得较大成绩，余新忠等学者又开启了医疗社会史、环境史。一些学术单位为了防止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为了避免学术成果的同质性，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然而也有不少团队的第三代学者没有寻找到新的具有高辨识度的学术生长点。
第四，提高研究成果的识别度。现在与三十年前的学术环境已经大有区别。三十年来积累的研究视角不胜枚举，开拓的研究领域几乎是应有尽有，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现在很难寻找到学界没有运用的视角，没有耕耘的领域，没有得出的结论。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学术成果海量增加，众声喧哗里一项成果的价值要被人认识、发现变得十分困难，成果要产生广泛影响力，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更是难上加难。现在资讯发达，只要发现一个新视角、新领域、新材料，后继者常常如蝗虫扑面，瞬间演绎完所有的变化，将所谓的新意蚕食殆尽。第三代学者恐怕不得不思考如何提高成果辨识度，如何在激烈而短促的竞争节奏中突破重围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学者个人或团体能够取得高辨识度的成果，无疑是对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也将引领社会史研究登上新的高度。
上述几点反思是当今社会史研究无法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个人的禀赋，知识结构与阅历，所处团队与交游圈的层次各异，切入解决该问题的路径不一，答案还在未来的探索之路上。
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十
摘要: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其历史渊远悠长,是我国先民智慧的表现。文学的本质是追求真善美,也是意识形态的物化,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修养能启很大的作用。不管是人的行为方式,还是意识思想的改变,都有很大的作用。
汉语言文学的追求,其实就是文学的追求,文学是没有界限的,虽然有形式的差别,但是主题和本质上还是一致的。文学所追求的,我们中国的文学自然也会去追求。汉语言文学比其它文学类别发展的早,发展的也更全面以及漫长。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之中,汉语言文学形成了其特有的形式以及风格特征,但是和世界文学一样,其所追求,无外乎三者:真、善、美。
1、追求真。文学在本质上追求的就是真,本真的反应社会,反应人的内心世界。文学是人内心诉求的外在表现,是人内心最纯真的强烈追求。不管文学还是客观的人,对真都孜孜诉求。不管是文学作品的主题,还是正面的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本真。文学所追求的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行理解:。
(1)客观的真。客观的真,是指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多以客观生活为基础,来写作自己的文学作品。客观的真不仅对客观环境进行如实的描写,也对客观人物的境遇进行如实描写。客观的真,既是文学作品环境的真。
(2)内在的真。这多指在叙述人物的心理时,进行真实的描写。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作家都务求真实而写作,不管这心理是对是错,是否符合逻辑,都求真实的表达出来。内在的真,就是文学作品人物内心的真。
文学追求真实,而不掩盖任何黑暗或阴面,不管所追求的真是否符合客观的逻辑,只求符合文学作品内部的逻辑以及内在属性。
2.追求善。善恶有分,是人在后天养成的品质,而文学则直观的把它表现出来。不管是哪部文学作品,其描写的都有善,对善的歌颂,对善的渴求,对善的淋漓尽致的描绘。有的时候是用恶来衬托善,例如:《巴黎圣母院》中,用副教主的恶来衬托敲钟人的善。不过不是所有时候都有善恶同存的,有的时候文学作品中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善,用善来言善。例如:沈从文的《边城》没有恶人,全是善者,虽然最后结局不好,但却把善发挥到至极。虽然有全描写善的文学作品,但是不会存在全描写恶的文学作品,恶不能独立成材,只有善可以。
3、追求美。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追求美,也在本质上追求美。对于文学的形式,不管是整饬的还是散落的,其都追求形式的美,没事多种多样的,也是多层面的。诗歌形式之美是整饬押韵,散文形式之美是散乱无序之美。不过先这两种形式的美已经渐渐结合在一起。在本质上追求美,就是在主题上追求美,文学主题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喜悦的,其主题都是美的。既是正面的主人公最后没能完成目标而死亡,例如哈姆雷特,但是其主题也是美的:悲壮之美。追求美,是文学最外在的表现,美既是文学,文学既是美。
修养是人的内在气质,也是外在行为表现,修养有高低之分,也有好坏之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质,也就有不同的修养。有的人见义勇为,有的袖手旁观,有的好逸恶劳,有的勤劳肯干,这就说明了修养的有不同性质,有不同的表现。各式各样的修养,在总的要求上,却有一个质的规约,那就是向真,善,美方向发展。这正好和文学的追求一样,文学的追求,客观上来说,也就本质上人的修养的追求。
1、汉语言文学能够提高人的修养。文学,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地,只要进入到文学的世界,你就会被其所有美好的东西所包裹。对于人的修养,文学则能提高人的修养。修养,首先就是“修”,有什么样的“修”,就有什么样的“养”。人的后天模仿性很强,不管是对好的事物还是坏的事物,人区分好坏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在后天的道德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修养的好坏,与其修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这个道理。
2、汉语言文学能够修正人的修养。人的修养是各有特色的,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文学对于好的一面,可以使其更加坚固的存在,对于坏的一面,则能细致的修正。文学,因其内在规律的性的存在,对人发之以感染力,让人陷入情知理的思考,以反思自己的行为。人对情知理的思考,是一个久远的课题,其历史源远流长。而文学正好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和规定,在高的层次上,对人的情知理进行合理合情的概说,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修养不好的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修正作用。
3、汉语言文学能够指导人的修养。修养是后天的修为,其需要对一定的物质形态进行模仿,而文学则能很好的指导人的“模仿”。修养的模仿,可以是现实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是虚拟的行为方式。对于现实的行为方式,其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瑕疵,世上没有圣人,圣人这个名词只是给圣人取的客观名字而已,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人模仿的行为方式,总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偏差。汉语言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代表,是中国长达5000年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国人修养形态的客观沉淀,对国人的修养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正视汉语言文学对人修养的作用,尤其在现在异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规范自己的修养,美化自己的修养,使文学和修养有机的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j].工人出版社.2008年10月。
[2]郑淑媛.先秦儒家的精神修养[j].人民出版.2006年12月。
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十一
活跃于20世纪30,40年代学术界的食货派，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由于这个学派中的学人，人生轨迹或政治理念比较复杂，1949年以后，几乎无人言及他们的学术。新时期以来，人们逐渐把食货派的政治理念和他们的学术思想分开，重启对食货派的研究，呈现出由冷变热的趋势。但从对该学派的相关研究成果看，虽然从多个层面对食货派进行了探讨，但是仍然缺乏对食货派的灵魂人物陶希圣学术转向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只有将陶希圣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脉络中，对其学术历程中的转向进行系统梳理，才能深刻认识鞠清远、武仙卿、何兹全、曾眷、连士升、沈巨尘等一批青年学子景然相从，迅速形成一支气象殊异、引人侧目的食货派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陶希圣的学术转向进行探讨，以期推进食货派的研究。
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史学向近代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转型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渐次兴起的，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1927年，因国共合作破裂而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这次政治大转变激发了人们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的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陶希圣指出:“在今日，与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如对中国社会加以深刻的观察。要解决问题，须先知问题之所在，中国社会构造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认识中国社会构造便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不知道中国问题，便无从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绪论但是，中国社会乃是过去社会演进的结果，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单观察目前社会是不够的，所以要深刻认识现实的中国就必然要求人们回顾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国社会运动的苦恼期中，所引起过的。它们同时被提出，又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据。当时学者们的一项共识就是:“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于是，各个政治派别及关心现实历史发展的人都出来发表意见了。每位研究者都大胆提出他自己的主张，并各是其是“对于这个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社会史问题，在中国、在日本、在苏联，青年人、老年人，实际家、理论家，都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霎时间，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论文论著大量涌现。1931年上海神州出版社创办《读书杂志》，在创刊号上特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讨论的热潮。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遂上演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由深重的革命要求引发可贵的探寻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起了关键作用。唯物史观第一次被马克思应用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其历史判断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马克思唯物史观经过李大钊的广泛介绍，1929年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同样是受这个规律所制约的。郭沫若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次重大变革，开一代风气之先。唯物史观被视为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风靡一时，成为一种主流思潮。郭湛波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匙”。学术界普遍运用唯物辩证法，沿着考察社会经济关系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显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不过，对研究者来说，所面临的远非兴奋，而是混战得一团半蓦“这几年来，虽有不少的人用了新的方法来解剖这谜样的社会，并且曾经过了好几次的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者，但结果仍是各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真有人觉得‘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叹!
二、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
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
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一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芯”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一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
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迂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踩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稽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
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三、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允‘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决算”。叫绪论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一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屏，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旧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399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卿》、《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7时法读本》等。
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陶子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
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
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
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而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一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一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
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
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右派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一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宇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时代或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异《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眷《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
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宇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网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十二
儿童文学既然以儿童为主要读者群，便必然要怀着一颗热爱儿童的心，钻进儿童的群中去，在思想情感上他们打成一片，知道他们的愿望，熟悉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仔细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物、一切环境，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有思想的故事来。这样的作品，必定是有浓厚清新的儿童生活气息的。。因此，儿童文学与儿童生活极其贴近，儿童在阅读时，能够与自身生活经验发生碰撞，引起情感共鸣。
冰心在其作品集《儿童文学选》中，收录了大量同学校生活有关的文章。如《小茶碗变成大脸盆》描述没有恒心、见异思迁和懒惰淘气的孩子，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改正缺点；在人教版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看电视》一课，写的是一家人看电视时互相谦让的关爱之情。这是一篇充满“情”和“趣”的儿童诗，表现了我们一家人对不同电视节目的态度，通过充满音乐性和节奏感的诗句，把谦让关爱之情传达，这些与学生生活极其贴近的场景，自然可以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加上语言的节奏明快、平易近人，使他们更加了解学校生活，更加融入集体生活。
2、儿童文学对学生高尚情操的培养。
儿童文学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新鲜有趣的故事，更多的是将道理融于故事，使小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在涉及道德品质时，如果直接采用直接讲道理的方式，读者接受的真实程度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讲故事的方式，间接投射出道德要求，更易使读者――尤其是孩童――接受。以《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文选粹》为例，笔者在阅读后发现，收录的诸多作品，都旨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对于处于人生起步阶段的小学生来讲，无法行万里路时，文学作品成为他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重要桥梁。冰心的诸多儿童作品，都以向小读者们介绍丰富多彩的世界为目标。其作品集《冰心儿童散文选》，收录了《走进人民大会堂》《再寄小读者》等作品，它们为未能有机会迈出家门的小读者们，展示了北京、意大利、埃及等多国风貌，如埃及，“尼罗河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右臂斜倚着人面狮身像，侧卧在地上，旁边对着一垛高高的麦穗和葡萄”；意大利是南欧一个富有文化而又美丽的国家。在人教版教材中，除了安排了许多介绍中外名胜、各地特有风俗的儿童诗、童话故事外，也安排了对多具有科普性的故事。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借助于此，可以进一步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阔他们的视野。但是，正如冰心所说：“为儿童准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必须精心烹调，做到端出来的饭菜，在色、香、味上无一不佳。使他们以看见就会引起食欲，欣然举箸，点滴不遗。”当儿童文学家们为我们准备好了食材，作为烹调师的教师，如何将这些食材烹制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哺育孩童们的身心成长，是值得我们每位教师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十三
摘要：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就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则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郭绍虞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显然，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充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注重挖掘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强调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也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体例方面，郭绍虞在《白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正是由于所述各内容之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同时，郭著在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这一表述法的好处在于它既能比较充分地体现研究者对整个批评史的宏观把握，又为有条不紊地讲清楚每个问题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适宜方式。由于论题集中，往往可以纵横前因后果、旁及左邻右舍，阐发得更加淋漓酣畅、神完气足，从而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可以说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其长处所在。例如，其中关于南朝文学批评的论述，尤其是“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一节，下设五目，其第三目“风格”论《文心雕龙》之“体性”说，而远至司空图的《诗品》；论神思则指出“远出庄子，而近受《文赋》的影响”；论曹丕、刘勰诸人之“才气”说更是由“唐宋文人之以语势论气者宗之”而直贯“桐城派论文好以阴阳刚柔为言”。由于作者“史”的意识和“以问题为纲”的意识都强，所以从全书看，早已经于宋代(如严羽、杨万里)即开始伏笔，至元代杨维桢、明代李东阳、公安三袁则几已呼之欲出，这样迪逦叙来，到清代便完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说明每一种诗论的形成都是历代思想积累演化的结果。
郭绍虞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正是科学研究新观念倡导、实施并取得多种成果的时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为《总论》，其具体章目是：第一章，中国：学批评演变概述；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第三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文学的原因；第四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的原因；第五章，文学观念之演进所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这一总论性的文字，是作者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史观的集中体现。不难发现，“演进”与“复古”是构成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支撑理念。1929年光明书局出版的谭正碧的著作就叫《中国文学进化史》，足见进化论思想的深人人心。将进化论的思想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便有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演进”一词。实际上，“演进”一词，正是当时新文化精神的某种体现。胡适在评价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曾将其概括为“历史演进的方法”。而这一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其中显然具有进化论的思想内容。进化论的思想，在当时是浸透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时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就年初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关于早在20年前就提出的“新史学”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定义，梁启超有新的理解和解释：自然一系的活动受因果律的支配，不具有进化的性质；文化一系的活动则具有进化的性质，而不受因果律的支配。
且不论这种划分有多少科学合理的成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思维本身对进化论的认可。尽管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学者并未简单地认为陶潜就比屈原进化得高级，但从进化的角度看文学的历史时必然具有的那种认识，却是十分显眼的。例如，郭绍虞说：
所以我以为文学观念假使不经过唐代文人宋代儒家的复古主张，则文学批评的进行，正式一帆风顺尽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无论如何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里程中应有的步骤。
一方面，郭绍虞认为唐宋古文家的思想理论具有阻碍文学批评正常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则又认为这种“逆流的进行”也是历史进化的题内应有之义。如果说这是一种辩证的进化观的话，其基本精神无非是说，这种进化的过程必然是有反复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过，无论怎样反复迂回，其所以为进化者却又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是为进化论，势必会认为整个的古代文学批评历史就是一个由初级逐步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因此，郭绍虞在《总论》第一章里写道：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时期则重在内容。所以这正式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一以集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
这样的判断显然是符合进化论的观念的。在郭绍虞看来，“进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演变”的意思。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他就并不是完全按进化论的观念来描述和阐释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了。换言之，他实际是在批评史实与进化论判断之间展开自己的理论身世与价值阐释的。
建国以后，郭绍虞曾先后两次对原著进行修订。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
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扇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匀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法。应该说，郭绍虞主观上对旧著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
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由于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绍虞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
他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所以书中随处可见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与此相联系，作者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而是“斟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这样的划分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不管是初版，还是修订，郭绍虞都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这无疑值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借鉴与学习。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其特点是明显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例如，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郭绍虞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则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其研究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研究，无形中缩小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围。尽管存在不足，但初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实属不易，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十四
思维与理论都是认识论中的基本范畴。正确理解思维与理论，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整个物质世界。
一、对立统一。
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是物质的根本性质。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的具体性质都基于物质的对立统一性，都能够被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所概括。
物质的对立统一分质的对立统一和量的对立统一，两种对立统一是同时存在、同时变化的，只是认识的角度不同。物质的质指的是物质的性质，即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内在规定性。物质的性质分基本性质和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随时间的持续而改变的性质。基本性质是物质固有的性质，是判断一存在形式是不是物质的标准。基本性质存在于所有的物质之中，不可产生，不可消灭，也不可转化，是同一的静止的客观存在。基本性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这一部分基本性质不可脱离那一部分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物质的特殊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随时间的持续而不断改变的性质，是区别一物质不是它物质的规定性。特殊性质不可脱离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基本性质是不同特殊性质统一到一起的原因。特殊性质是对立的存在，表现为可分割，可转化。但是，特殊性质不可产生，也不可消灭，可转化是指从这一特殊性质转化为那一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所有物质性质统一的原因。物质的特殊性质是物质性质对立的原因。对某一类物质而言，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性质是这一类物质的类称基本性质。类称基本性质包括基本性质和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特殊性质。当我们给某一具体物质定义的时候，就可以只给出这一物质的类称特殊性质，并指出其归属的类。而其归属的类称基本性质则在经典著作中加以定义。在某一类物质中，不同的.物质由同一类称基本性质来统一。如果这一类称基本性质的内涵很多，那么，这类物质之间性质的统一性就很强。物质的量就是物质的空间。在紧密相邻的若干物质中，它们共同拥有的大空间为它们的宏观空间。它们在量上同一于这一宏观空间。但是，它们每一个物质各自所完全拥有的小空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微观空间上是对立的。如果若干物质，它们共同拥有的宏观空间很小，而各自分别拥有的微观空间都很大，那么，这些物质量的对立统一性就很强。在这种很强的对立统一性中，宏观空间和这些微观空间之和的差即缝隙空间就很小。
统一是基于同一的存在而存在的。在性质方面，统一是利用抽象的同一的基本性质来统一具体的对立的特殊性质的。性质的统一，没有基本性质的同一，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没有特殊性质的对立，就失去了统一的意义，而只能叫同一而非统一。在空间方面，物质的内在对立性导致这一物质所拥有的同一个宏观空间被这一物质的若干内层物质确定为若干个微观空间。如果没有这一宏观空间，那么，这若干个微观空间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如果没有这若干个微观空间，那么，这一宏观空间的叫法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是最微观的空间，当然是暂时的。因此，在性质和空间上都可以归纳为：对立和统一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对立也就没有统一，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对立，对立统一是在同一的基础之上的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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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十五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1988: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现状。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翻译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匮乏。”（李德超，导读：vii)[3]翻译研究一般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史三方面。其中，翻译理论着重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翻译实践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翻译史则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王克非，:3)[4]翻译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
即使是现代翻译学科的建构人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翻译学科发展的路线图中，也只强调了“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两个方面，而仅仅在翻译理论的“部分理论”的分支下对翻译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国外（以英、法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斯坦纳（sterner，g.1975)、德莱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orth，1995)、韦努蒂（venuti，l.1995)。他们的翻译史著作多是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史的论述，少有专门记载翻译实践活动的，更鲜有对中西翻译史的论述。
即使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对西方文化（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未引起重视，有关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研讨，散见于国外出版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较哲学、汉学等著作以及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如lundbaek的论文《欧洲最早翻译的中国史学和哲学典籍》，（1991: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998：252-272)如:美国汉学家南乐山（)编辑的《波士顿儒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及其他学者合著了近十部相关学术专著，其中代表作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1998)、《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1998)、《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独著）（)等。
从某种意义上，西方翻译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忽略，豁然彰显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自己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
2023年文学研究论文（通用16篇）篇十六
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抒情传统已经不是某位学者的新发现或者杜撰，而是众所周知并且得到认同的一般知识。这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状况就可以达到论证。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抒情传统最初是陈世骧先生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上提出的，但是随着近年来文学史学的发展，学术界对此又有了新的认识和反思，慢慢地从研究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抒情传统到对此做出研究，而且进行概括，探讨抒情传统的规律等。
我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确存在着抒情传统，却并不是唯一的，应该还存在着批评性的抒情传统，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益。所以目前要做的不是将中国存在着文学抒情传统这一理论推翻，而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抒情史，并且研究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用中国文学批评性传统去补充和充实单一的抒情传统说，从而使中国文学史的抒情史发展趋于完整。
一、谈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从我国文学史上学者的许多观点来看，中国文学中存在着抒情传统，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涉及到作评论、风格论、批评论以及其他的方面，但是关键是文学以情志为核心和以抒情言志为创作宗旨观点的抒情传统。
翻开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参考资料，就会看到一些古老的文学抒情的文言，比如，“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等等。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起源和性质的经典性与核心性言论，决定了文学创作的情感思路、对创作过程的看法，也决定了文学价值判断的准则、文学发展的意义等等。随着后来历代的发展，文学家在此基础上以此为轴心进行了阐述或者批评。其实文学创作的本质是写心，即要以抒发人的内心情感为主导，而外物或者事象只是使人产生感性和借以表达感性的前因和工具，表达内心情感依然是处于主导的位置。在文学创作中学者也并不是一味地不知道叙述，既客观地将身边的事物或者身外的景象进行描述，主要是由于上述的主导理论的影响，只能将叙事放在为抒情服务的地位，认为在文学表达中只有抒发主观的情感，才是抒情的本分工作，也是其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而对于其他的描述手段，即使描述得再妙笔生花，也不能够体现文学抒情的主导理论。
二、“中国抒情传统”的学术谱系以及国内的研究现状。
从历史性的研究角度分析中国抒情传统的叙述谱系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20世纪上半期，在西方文学理念的影响下，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向西方的“纯文学”观念靠拢，并且想要以此试图从整个层面上规定中国文学主潮，其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情感中心论逐渐显现出抒情传统的端倪；还有的学者以跨文类视野初步梳理表现出中国文学抒情体系的尝试，更有学者将这种抒情传统从美学的角度阐述其中的文学艺术精神，从不同程度上触及到了“中国抒情传统”研究的理论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并以此视为“抒情传统”的理论渊源。
第二阶段应该是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提出，发生在20世纪的60到70年代。以陈世骧为代表的文学家以文类为基点，正式提出了“中国抒情传统”的议题。
第三阶段，则发生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北美古典文学研究界，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为代表的抒情美学为例。其言论的特别之处是从审美活动的主客观关系为基础，分别从抒情主体和客观对象两方面构造了中国抒情传统之美学体系，在其中融入的结构主义诗学理论等西方形式文论的成果，更加体现了时代和地域的特色。
第四阶段，则是在海外的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台湾得到了接受和拓展，而且此议题在高友工返回台湾后就薪火不断，其中以蔡英俊的情境交融为代表。这种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显着地影响了台湾的文化观念和文艺创作，说明了抒情传统的理论参与到文化实践的种种迹象。
但是发展现状是国内的学术界对海外华人的这一发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论文方面比较有限。以陈亚林为代表的《从形式角度切入挖掘中国抒情美学》是在国内能够找到的第一篇专门针对抒情传统进行阐述的专题研究，虽然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海外华人的美学理论中的“形式”方法论，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归到国内的形式美学得到认可的方法论上面，没有注意到海外学者的理论与下方文学批评性之间的密切关系。香港的学者陈慧英曾经发表过一篇《抒情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文章，通过抒情传统理论对中国的现代抒情散文和诗歌进行了阐发，试图将抒情传统的历史脉络引入到中国新闻学传统中，此后也有学者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开拓。综上所述，这些研究仍然只是触及到了抒情传统的个别理论，并未形成传统的介绍和总结，而且只是停留在对理论的解析和研究上，无法将抒情传统的产生和发展等放入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得到更加深入的认识和反思。
1、“诗言志”。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诗是最能代表文学的样式。在对“文学”这一概念下定义时，究竟是以东方的抒情诗的角度为出发点，还是以西方的戏剧为出发点，这无疑表现了各种文学批评体系的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体系就是以抒情诗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对“文学”下定义，可以就“诗是什么”进行参考。
对于“诗是什么”的下定义方法，在中国传统的就某一事物或者某一现象进行下定义时，大多不言其本体，而是说明其作用。比如在《尚书》中对诗的解释就是“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并没有从诗是什么的角度进行下定义，而是从诗有何用的角度来回答诗是用来表达志意的。再有一种解释就是来自于训诂学上的解释，从字源学的角度来分析某一概念的形成与演变，古代中国中先是在训诂学上找出某一个字的原型和原音，从音和形上求得其意义，从而得出原字与孳乳字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两种途径考查得出，“诗”与“志”都是联系到一起的。可以进行这样的解释，只要稍作感受，就能将某种感受停留在人的心中，而这样表达的就是“志”，也就是心中的“诗”。换言之，把心中的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言志”。因此，对诗的定义就是从诗的功能与作用来考查的。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诗就是由发自内心的情感和表现外在的语言文字的高度融合。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以《诗大序》为代表，就是“诗”与“志”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其中也表现出了诗歌的迹象，诗与音乐、舞蹈也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促进了早期诗歌的发展，而且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上批评抒情性传统的基础。从研究中表明，情是诗的本质，情又是诗发生的动因以及诗的内容的基本构成。
第一部古典的诗歌评论专着是钟嵘的《诗品》，作者进一步强调了情在文学中的重要性。其中指出，诗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一篇作品中必须存在着生命之气，才能算作一篇好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的抒情本质来自于人的生命的本质，与人的生命本质密切相连。
2、“有情天地间，多感是诗人”。
给文学家下定义，在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中可以追问成什么是诗人。在古代汉人的看法中，诗人首先是敏感和多愁善感的，能够体会到常人所不能感受到的情感是作为诗人最基本的素质。当有所感时并不一定就会立刻写成诗，而是经过一定的沉淀，经过感性和理性的双重冲击之后达到“积”；积慢慢地达到满，到那时一旦写出内心的情感就会如决堤的江河之水源源不断。用几句诗来表达，就是“胸中本有诗，偶然感触，遂一涌而出”。
而诗人又分大诗人和小诗人，这种区别就在于诗人的感知高度的不同。大诗人的作品中给人一种视野开阔、境界高远和流露出一种伟大的孤独之感，读者能够随着诗的境界进入一种高远开阔的世界中去。
3、“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文学以“情”为产生的基础，文学家又以“多情”为代表素质，那么文学中的情就可以用“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要求下，文学作品中缺少不了两个字，即真与正。而要达到这两种境界，要做到两点：首先，诗人的内心要是内敛的，纯净和纯化，诗人表达出的“志”才是“赤子之心”。其次，做到了“真”，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做到“正”。成功的'诗人往往有着真正的性情，其精神力是贯穿于国家的，以天下、国家的悲情渗透进自身的悲欢，带着这种悲欢之情用诗的本体将其表达出来。好像是诗人感动了读者，实则是诗人将这种内心无法排除的悲欢渗透进了读者的精神中。伟大的诗人将自身的个性完全泯灭掉，所以说伟大的诗人的个性便是具有社会性。这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根本思想之一。
4、“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十分重视“情”这一因素。在最初的文学概念中对文学批评表达成“说诗”。“情”往往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文学批评的对象和目的也是“情”。被誉为“无韵之《离骚》”的伟大作品，司马迁的《史记》，其中流露出了作者读书时的姿态。当过了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之后，当我们读到文章时依然能够读懂字里行间作者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和悲伤的眼泪，站在读者的位置上不知不觉之间依然会为作者叹息和流泪。这就是抒情批评的魅力。
根据王济说的“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前者说的是文学的创作，后者说的则是文学的阅读、欣赏以及批评，“情”沟通了创作和批评之间的桥梁。
四、总结。
我们从理论批评到实际批评再到批评文体三方面展开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研究，得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是不可忽略的问题，其余传统的抒情相互补充、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发展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文学的涌入，传统文学发展发生了转变，文学研究走上了另外的途径。研究小说更加注重小说的情节和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而研究戏剧也更加注重人物冲突和对白等；研究抒情诗也会更加地注重主题和题材以及句式和韵律等。中国文学研究走上了一条新的崇尚思辨和强调分析的道路。现代人与古人的联想方式和思维习惯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传统的批评又要做一定的现代转型。抒情性的批评传统研究绝不仅仅是煽情或者滥情，其传达出来的是对整个作品的整体把握，来自于作者在作品的实际体验中所获得的完整的印象和感受。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抒情性批评的前景是光明的，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是相信文学会通过感动人、激发人的共鸣和同情，逐渐地恢复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