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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一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强压迫的社会，而日本却逐渐兴起成为亚洲列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中日两国对当时的本国及世界的认识。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日；本国；世界。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既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卖国求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社会矛盾、革命任务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也客观的给中国带来了些许进步的元素，如：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等。但是，这没有改变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中国由此进入了极其黑暗的时代。反观日本，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天赐之鉴”，开始积极准备与西方列强的预期接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海防、主张改革内政等。这为日本后期的明治维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那么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何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对当时的自身和世界认识的不同，所以也产生了后续发展的不同。
一、中日两国对本国的认识。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在古代历史上，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隋唐盛世……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文明为亚洲文明提供供给，亦是亚洲文明的中心。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
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有着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大化革新后，日本的封建制度渐趋完善，但其封建统治者并非中国的皇帝，而是掌握军权的幕府将军。日本的“天皇”就不可能如中国的皇帝一样孤傲自赏，夜郎自大的。他们不断地学习，积蓄力量，好奇一切新的事物。之后的明治维新就是其最好的证明。
二、中日两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中国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
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不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与中国文化的自创性特征相比较，日本文化的确“不该骄傲”，但与此同时却使其表现出了“周边性”与“摄取性”。[2]日本自古以来就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周边国家，孤悬海外。直至公元前3世纪为止，在漫长的8000年中，日本一直处于缓慢的绳纹文化发展当中。“当我们的祖先聚居在日本列岛上，长期停留在石器文化阶段而裹足不前时，大陆的汉族却很早就迎来了金属文化时代，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汉族向四周地区的扩展引人注目，其部分势力也达到了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3]是大陆的中国文化给日本带来了飞跃的发展，日本社会从采集文化转为农耕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青铜器与新石器并用的金石时代。日本民族喜爱与渴慕优秀外来文化。善于摄取外来文化。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对当时世界及本国认识的不同，使其后续发展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当时，中国故步自封，日本却学以致用；中国唯我独尊，日本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此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这固然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的原因，但其思想认识的不同产生历史的必然也带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思考。
参考文献：
[1]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2]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3]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商务印书馆，1992.
[4]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5]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两国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j].社会科学辑刊，1993.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二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五四运动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
(一)经济基础。
(二)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进行集会抗议，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一)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不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她们一起来，“一声摇班，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用罢工的手段，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从此，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那是虚伪的，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妇女才能真正解放，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在革命运动中，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显示妇女的能力，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奔走呼号，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一)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反而以男性为榜样，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其结果是，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因此，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但实际上，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就业范围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首先，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五四以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开创了新的纪元。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三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四
在鸦片战争教学中，师生对多数内容都诉诸“道德批判”，是带着感情色彩来谈论西方的，甚至有把对西方的满腔愤恨转化成文字上诋毁中伤以泄愤之嫌，很少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鸦片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是一种不幸。因为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有感于此，笔者就鸦片战争教学中的几点思考成文，以求教方家。
一、对教材表述的几点认识。
王家范教授指出，教材绝不是“经典”，教学过程更不是唯教师、唯教本为“标准模式”。教材只是引导学生理解和思考历史的“阶梯”，是“驱动的过程”，而绝不是“终结”。因此，对教材中一些不尽符合史实的表述，有必要认真分析。
1.英军未进攻广州，是由于林则徐防守严密？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为何没有进攻广州？人教版认为是林则徐备战认真，防守严密。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订，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如林则徐、关天培的虎门防卫体系都建立在英军舰要闯关这一假设之上，而英军恰好采取了中国人意想不到的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结果中方预设的防御长处其实成了短处。事实表明，“清廷依为长城的虎门防卫体系，正如明代尽心尽力修筑的长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数度人犯一样，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腿鸭”。
后来，清朝对英宣战，派官军南下广东，与英军决战，结果一败涂地。事实证明，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则徐的武备。对英人而言，“中国七十万众，未必一千合用”，“中国之敌外国不过纸上言语”。林则徐谪戍伊犁时，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到：英方器良技熟，船坚炮利，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他写出了中英战争的实情，也写出了中国人的窘态。“奈何奈何”一语，真切地表达出了炮火下的人们在拒敌时的茫然和愕然。只是林则徐请他的友人不要给别人看。“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他怕清议的指摘，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显而易见，英人绕开广州，不是因为害怕林则徐严密防守，害怕广州“民心可用”，而是因为与广州“十三行”在利益上盘根错节，关系太深，一打必损。英人投鼠忌器，才不敢在广州开战。更重要的是，英军的预定战略是对北方施压，迫使清廷早日屈服，以便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建立一种新秩序，所以未攻广州，但予封锁。可悲的是，人们误以为林则徐制敌成功了，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相信“天朝”武功居然不敌“岛夷”之技的人们，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之后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谓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定海。他们把后来广东战事的失败，归结于林则徐的去职；他们将各地战事的受挫，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尽管林则徐的制敌方略当时未经实战，但他们已在心目中认定其必胜无疑。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事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由此，一个神话诞生了。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
2.不平等条约。哪里不平等？
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中外不平等条约，究竟哪里不平等？有何影响？如何认识？教材没有作具体分析，在教学中有必要深究，不然会以今情测古意，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时弊。
不唯如此，对不平等条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表明，对问题的解释还另有一个广阔的视野。五口通商等条款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摆脱传统的新途径。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罗兹曼先生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分析指出：“如果我们全面地分析19世纪条约体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就不难发现，消极面固然不少，但也不乏某些积极因素。”并提醒人们，相对于中国广袤国土和华夏芸芸众生而言，消极面容易被人们夸大。
然而，以上认识只是今人的一种分析，与时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今人所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约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
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至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最后的祸根。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或国防的重要功能。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方法。
进言之，在《南京条约》里，中国损失了国权，而清朝却没有损失王权，更何况通过《南京条约》，清王朝亦有所获，即以协定关税论，中国损失了海关权，而清朝却增加了海关收入，清廷不仅可以卖中国以自救，还可以卖中国以自利。《望厦条约》签订后，道光帝的朱批是“所办甚好”，称赞耆英的谕旨是“办理均合机宜”。所以我们既要反列强帝国主义，也要反天朝帝国主义，片面反帝，会误读近代史，误以天朝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
二、阅读对教学的启示。
鸦片战争史研究，资料翔实、成果丰硕，不少著作和文章多有论述，尤其是学者们潜心涵泳所得的精辟见地值得仔细玩味，而之与高考试题的融合，则更发人深思。
如2008年上海高考卷第41题引用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的一段原话，考查学生对中西方交往中“平等”与“不平等”的理解，思维含量较高。试题如下：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有学者在谈到这次战争之后中外交往的历史时曾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问题：(1)“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指的是什么？(2分)。
(2)简要叙述中国在19世纪是如何受到“不平等待遇”的。(9分)。
(3)你如何评价这位学者的观点？(2分)。
其实，郭廷以与蒋廷黻的观点非常相似，他说：“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但茅海建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段话相当凝练且传意。但是，我们若从细部去观察就会发现：尽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国家关系上矮化西方列强，但对经济贸易的种种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语而完全概括之，至于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又当别作它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勒逼的一系列条约，包含众多不平等条款，而在国家关系上又毫无例外地追求与清朝的‘平等外交’。”并就不同语境下“平等”与“不平等”的内涵作了阐释。学者的观点相互碰撞，发人深省。时人与今人对“平等”与“不平等”的不同感受以及中西方不同的诉求，是文明的落差，恐怕与“东西对视，隔雾看花”的现状不无关系。
又如，2009年广东高考卷第22题是一道单选题，题干如下：
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时说：“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这道题主要是考查学生对这段话的理解。郭汉民在剖析这段话时说：“从鸦片战争开始，维护道义、反抗侵略的中国由于自己的孤立无依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体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陈腐世界’，而一意发财的西方列强则恰恰是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者。道义与落后，赚钱与先进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源。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中国必须尽快从‘陈腐世界’中走出来，改变落后状况，追赶世界潮流。”
其实，马克思在1853年曾预言，现在中国被迫放弃了它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显然，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也是结束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柏杨甚至说，封建卫道之士对旧政权的保卫越努力，中国脱胎换骨的时间，也就是使中国新文明诞生的阵痛时间，也越延长。中国所受的伤害，也因之越大。
无可否认，西方特权最初突出地表现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古老中国之“陈腐”早已注定了在最初的博弈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幕历史悲剧，对西方“特权”的抵制将一直伴随着中西方交往的进程，也必将伴随着中国向前发展的进程。因此对中西方交往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冷峻思索显然比单纯关注西方的侵略更有意义。如此看来，高考以此命题早已对“道义批判”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历史教学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只是我们未曾意识到罢了。
如何看待不平等条约？黄仁宇的话令人深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喙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并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0年，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o”
如何看待鸦片战争？西方学者费正清等人中肯地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段插曲比鸦片战争为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它成为中国人对西方武力入侵和在此以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地位的不满情绪的内容。除了从这一角度看鸦片战争外，还有必要将其放到近代历史的主要趋势之中去观察。
上述中外学者的真知灼见，从不同视角来重新审视和理性反思鸦片战争，多为不易之论，在教学中值得借鉴和思索，一味道德式批判和“煽情”式的教学无助于学生思维的历练和学科素养的提高。作为历史教师要研究高考试题，窥测命题思路，关注史学动态、了解学术研究，多读勤思、交流讨论，否则真是抓住了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机会，而失去了理性反思的契机。
三、几点思考。
1.如何认识“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
陈旭麓指出：“几十年来，我们满怀义愤和民族情感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已经作过无数次的谴责、批判、声讨，产生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裁决了历史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但是，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回这一洞见对于理性思考“侵略的西方”不无启发意义。日本就是被西洋的炮舰“轰”着离别中世纪而成功走上近代社会的。我不否认中国自身具有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因素，但何其艰难而又一波三折，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定力量。正是鸦片战争使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的社会内部结构开始了基本的变革，成为传统王朝的衰落转变成传统文明的衰落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开始了艰难曲折的近代化历程。试想，若不是被别人“轰出中世纪”，我们何时能主动地实现“走出中世纪”呢？故仇恨宣泄只能显示情绪和意气，却不能显示理性和力量，有时仇恨的激扬，则越发反衬出人们在国难面前的心怯意沮。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因此，当我们探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时，就应该把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以及能否学习西方谋求改革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够给他们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在对待“侵略的西方”问题上，除了少数人采取低姿态外，大部分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主张给予坚决回击。可在怎样面对“先进的西方”这一问题上，却很令人失望。道光帝不识时务，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士大夫意气用事，以为不必学，甚至在对“侵略的西方”作出迅速而情绪化反应的同时，也迁怒于“先进的西方”，有意歪曲与排斥之，这种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便是，清廷在炮声寂静之后又沉沉睡去，从而断送了迎头赶上西方的机会。
2.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是否应该抵抗？
在鸦片战争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调动了十多万军队，先后有一名总督、两名提督、七名总兵、两名都统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但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这显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而中西之间舟船与枪炮的悬殊对比，又常会化作无情的压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义，召唤他们在劣境中慷慨一击，肉搏赴死。陈连升喋血沙场、葛云飞血染定海、关天培虎门殉国、陈化成阵亡于吴淞炮台，像这样甘愿以头颅抵挡利炮的人并不是个别的，“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他们的心迹和苦痛，既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壮，又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怆。以致林则徐发出“未之前有”与“奈何奈何”的感叹。
以日本为例，自1853年“黑船事件”后，国门被打开，除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下关和鹿尔岛等地方性抵抗的惨败便是明证。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化为另一种催化剂，引起了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由此可见，对于西方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诚然，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异或许更为重要，放弃武力抵抗，对于并无前车之鉴的“天朝”上国而言在当时也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其假设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价值标准。
那清朝将士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呢？“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叹的是，清朝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时人称：“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酒房茶肆之中，亦大书‘免谈实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鸦片战争后，社会停滞不前，以致当1860年庚申之变后，国人再度检讨致败之由时，20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读史至此，沉思久之。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五
摘要：辛亥革命中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妇女开展了参政活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是参政运动的开展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对妇女参政的活动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
关键词：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从民族发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妇女也要参政”的口号，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拉开了妇女参政的大幕，从此女性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走上了顽强拼搏和充满坎坷的抗争之路。
（一）革命活动拓展了妇女的眼界。
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比较多，妇女基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辛亥革命的爆发摧毁了在我国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国强调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样就为妇女参政议政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辛亥革命的爆发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很多国外的民主思想传入到国内，促进了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二）“天赋人权”思想为参政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还离不开思想基础，“天赋人权”则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很多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这就为我国女性树立了学习榜样，造成妇女参与到参政活动中。妇女吸收了“天赋人权”思想，同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提供了平台，参政运动开展中妇女采用办报刊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女子参政的影响力。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妇女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参政的人数比较少。在当时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存在，即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参与人员也对妇女存在歧视心理，这样就导致妇女参政活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不仅如此参政的妇女主要为革命参与人员、官员，这些人员理应具有相同的目标。妇女参政运动中受到了抵制，这些人员在面对抵制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参政妇女之间不够团结，导致参政运动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请愿活动受到舆论反对。
（二）自身原因。
导致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还包括妇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提升了妇女的地位，但是在当時的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仍然比较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这是重要的原因。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需要听从男性的指挥，在表达意见时自己的主张不敢轻易的表达出来。其次妇女的素质也比较低，很多妇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对于政治空有参与热情，但是对于政治的了解比较低，参政的影响力比较小。在参政中不能有效的表达自身的观点，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效果比较差，这些原因都对参政运动的开展带来了阻碍，最终导致参政运动沉寂下来。
（一）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
封建时期的妇女在经济上严重的依赖男士，这样就导致妇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参与到参政活动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妇女真正的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需要妇女在经济方面处于独立。经济独立可以使女性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表达自身的观点，反之若女性在经济方面处于依赖的状态，则会处处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妇女参政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因此要想妇女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要做到经济独立。
（二）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
辛亥革命妇女参政的人员数量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妇女没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同时参政人员之间也没有建立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参政运动的失败。这就说明参政活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扩大妇女参政的影响力，在社会中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为参政活动的开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妇女要想参政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准确的表达自身的观念，加快参政活动的开展。参政运动中要广泛的动员群众的力量，让更多的妇女参与进来。
（三）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会下妇女的权利比较少，不能表达自身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必须开展革命，获得自身的权利。辛亥革命爆发前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此时妇女将自身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参与到辛亥革命中，这样就使得妇女参政运动不断高涨。政治局面比较复杂，资产阶级不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也就不能满足妇女参政的需求。虽然妇女参政运动最后归于平静，但是妇女参政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政治权利的获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妇女参政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最终归于沉寂，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六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七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可以说，这段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受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又是华夏大地的劳动人民通过智慧与勤劳摆脱压迫，走向光明的探索史。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尽显衰相，潜伏着许多危机，而且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在中国从贵族之间的炫耀的奢侈品变为普通百姓用来解脱贫穷与饥饿的工具时。就注定造成贫穷与诱惑的恶性循环。而曾想借此缓解财政危机的清政府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弊病，却没有像其他国家抵制鸦片那样和平介入，而是直接武力封锁烟局，这直接加快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当清朝落后的战斗器械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时，结局就注定是失败。清廷震惊，天朝形象随之垮台。之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随着外国资本注意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中国人民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中国这么一步步的沦陷，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英法要求按照合约内容修约时，清政府再次显示出封建国家的局限性。不仅未予以许可，还无缘无故的对外国船队进行袭击。这一不仅认真考虑的决定的直接后果就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差点遭遇灭国危险，还导致圆明园这一人类文明的结晶遭到无情的焚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文物外流。
在天朝尊严面前，百姓生命如同草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因为各方势力的矛盾而全军覆没，结束了清政府的美梦。没放在眼里的日本国竟能迫使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签订代价惨重的条约，这无疑给清政府的头狠狠地浇了盆冷水。台湾也在这一战争后被割让给了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抹去的耻辱。洋务运动并没有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过来。这一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拥有爱国热枕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变法来实现民族振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却由于行动激进，没有考虑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势力的强烈反对，前后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在外国侵略势力一步步渗入中国时，反帝反侵略斗争也风起云涌，义和团运动就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掀起的一场斗争，却激起了帝国主义的集体侵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之爆发，不仅义和团被镇压，清政府也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慈禧太后甚至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经过八国联军战争后，列强似乎意识到了中国此时已无力抵抗，开始依实力瓜分中国。中国几乎成为列强炫耀自己实力的大本营。即使意识到不改革就要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清政府也无法力挽狂澜，拯政权于水火。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却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第二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得不承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敢彻底和帝国主义决裂，也无法真正团结民众，这就注定他们无法取得本质上的胜利。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逐步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甚至妄图恢复帝制，终于引起人民不满，在护国运动中被迫取消帝制。虽然袁世凯被赶下台，但中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反而更加严重，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更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局面，就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正是这段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在对近现代史的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要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历史现象，不能单纯凭借某一历史事件就判定历史上人物的性质，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分析个人的功过得失。而对待历史，要从是否能促进社会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为标准，正视历史。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转移，但是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去推动一些关键性事件的发展，而这些肩负历史重任的人并非一定是有着超人的天赋，但他们往往能审时度势，把握住机会，最终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不朽的成就。历史的确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们也应该把历史作为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为自己的奋斗指导方向。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八
摘要：1840-1842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文旨在阐明，认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关键词：鸦片战争；危害；现代文明。
19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无耻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步性。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些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它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一)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差距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二)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三)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地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总之，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也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出现了探求西方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御外侮的新思潮。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九
摘要：在大学学科教育里，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等许多学科都能帮助大学生真正寻求到到社会的价值观，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观念。本文笔者主要就中国近代史教学与思想道德教育进行阐述。
关键词：高校教育中国近代史思想道德教育现状重要性强化教育。
在大学学科教育里，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等许多学科都能帮助大学生真正寻求到到社会的价值观，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在中国近代史的教材中，列举了许多的事例，这些事例蕴含着有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内容，这些具备道德教育的事例，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能够最大程度地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情操，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中了解公民在社会中应该尽到的责任和可以享受的权利，从而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思想。
一、当前我国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现状。
高校学生不同于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对于学习历史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只学习书本上的内容，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书本背后的知识，书本外可以延伸的东西，针对高校学生学习历史的这些特点，高校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进展也很顺利，学生的素质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但是，在高校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教师思想更新不够，还在运用传统方式开展教学，只强调传授知识，就书本而进行教学，课堂上思想道德教育喊得响，但都是学用脱节，表里不一，仍然流于形式，并没将中国近代史中的思想道德内容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有机结合；二是一些老师教学方式单一、陈旧，还在沿用以的老套路，还是传统的“口耳相授”，他们不想花时间去制作多媒体课件，没有想到调动学生学习性；三是没有积极开辟中国近代史教学的第二课堂，出现就书本内容进行书本教育的情况，思想品德道德教育的效果不佳；四围是教学中并不关注学生的主体情感和生活需要，课堂上更多的是大话、空话和套话，没有紧密联系实际，学用脱节，知行脱节，没有真正做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这样的教学模式注定会导致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效果不好，出现思想道德教育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不良的社会文化影响了学生的思想，导致学生出现道德问题，而教育教学模式还囿于原有思维模式，受到传统观念的阻碍，改革一直推进不理想。当今社会中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严重影响学生正常道德意识的形成，这些消极的反面现象，严重摧残着学生的身心。部分学校德育工作者也受到影响，从而让学生逐步失去学习历史的兴趣，历史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讲，可有可无，没有任何价值。
加之，当今社会上的许多家庭中家长错误的认识也成为影响高校学生道德意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学生在历史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建立的思想道德意识与社会生活中相抵触，在生活中并不适用，甚至遭到大多数的讽刺、嘲笑，这些现象的存在，让高校课堂中的教育与学生生活距离越来越远，一些学生由相信这些观点到怀疑这些观点，到后来公然反对教师的观点。历史教师的教学中也存在偏离正确教育导向的情况，教学中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重表现，轻内在，观念极为落后，自身素质也不高，大大降低了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影响。历史知识浩如烟海，包罗万象，信息量世大，师生之间在课堂中缺乏互动，一些教师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安逸于轻松的教学，的巨大信息世界，但师生之间互动作用发挥得并不明显，整个课堂死气沉沉。
二、当前我国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渗透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英勇无畏的中国人并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们奋起抗争，积极探索救国之路，为的是让国家定富强，社会安宁，人民幸福。让高校学生通过这中国近代这段历史的学习和理解，进一步加深大学生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认识，培养大学生们健康的审美情趣，在了解当时国情的同时，增强与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激发学生树立追求真善美的热情，培养学生大我的的人生境界。让学生深入学习和认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让学生热爱并乐于继承中化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人生态度，激发对祖国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建立起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学生树立为国家作贡献，为社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的人生理想。
通过对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强化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加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充分认识到人类在发展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能自觉做到真善美，杜绝假丑恶。在中国近代史上渗透思想道德，为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三、要强化在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渗透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力度。
牛根生说：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从这位知名企业家的言语中看出思想道德的重要性。思想道德教育是学校的终极目标，是历史教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中国近代史的教育中，教师要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明礼知耻，崇德向善，让学生形成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树立正确的历史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
教学中，合理使用教学方法，可以使用移情体验法，在学生眼前、脑海中再现历史情境，从而形成道德表象；可以使用对比法，让学生在鲜明的历史对照中深入深化道德认识；可以使用故事法，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总之，教学中只要能让学生专注于历史知识的学习，教师就要不断致力于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让中国近代史中思想道德教育效果更好，影响更大。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十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十分繁荣，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环境下，社会风气逐渐走向奢侈糜乱，光鲜之下矛盾暗长。清王朝统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状态，国家发展陷入停顿，逐渐由盛转衰。而当清王朝逐渐走入没落之时，欧洲各国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逐渐完成了资本主机原始积累，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具备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它们逐渐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一、鸦片战争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极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抵御贸易的入超，妄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大发鸦片财。中国方面白银大量外流，人民饱受鸦片摧残，精神和健康受到严重伤害。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导致当英军来袭之时清军变一触即溃。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抗英，涌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等反侵略斗争，充分展现了人民对侵略活动斗争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收场，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变迁。
中国的文明诞生极早，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边国家中，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终也会将之同化化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国自古养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而非国家观，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视周边的民族皆为蛮夷，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书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我们能看到这时国人已视自己置身所在即为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周围的蛮夷国家都应该向中国称臣纳贡。在“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中中国对所谓的“洋夷”不屑一顾，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被带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清政府认为英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当时有的官员向皇帝献策称洋人的腿是不会奔跑的，因此对付他们只需要用竹竿将他们击倒。直到经历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时人才认识到清朝“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己编制的美梦，被认为野蛮未开化的夷人已经将自己超越。少数的饱学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强的道路。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从“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的观念向“世界”的观念逐渐转变。所以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以“国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称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二)现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还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务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洋务学堂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留学教育把学生送往欧洲接受先进教育，翻译西方的优秀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知识。洋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转变，这是对旧中国已经无法满足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
洋务派的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参考文献：
[1]石介。中国论徂莱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张静。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j].历史教学，2012(13)。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十一
《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80后”大学生的思想带回到近代，让他们从历史中有所感悟，接受先进思想，激发爱国之情，成了任课教师肩上的重任。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关于建党90周年：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当磨洗认前朝。”这一首咏史诗，或许很多人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会用一杜牧的这首《赤壁》来抒发对国家兴亡的感慨。也不免俗的套用一下，让它带领我们看看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时光。
运动的热情点燃了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人的诞生。这燎原之火点燃了华夏大地的热情和生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风雨飘摇了许久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在经过了艰苦卓越的抗战以及各种各样的考验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带领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终于在经历了这段屈辱的近代历史后可以抬头挺胸的向前迈进了。
对于近代史，我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是对于近代史的前半部分特别的有感触，每每读到这段时间的历史都会令我扼腕痛惜，沉浸于纷繁复杂的心情中去。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十二
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高等院校新开的一门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搞好本课程的教学，首先要明确教学目的。为了更好地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教学方法：一是于叙事中寓论断；二是注重多媒体教学；三是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四是课堂讨论和演讲；五是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中宣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社政教〔2005〕5号)中规定，在一年级本科大学生中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门新课。该课程的开设是在新形势下对历史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爱国主义观念和民族精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怎样才能上好这门课呢？我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请各位同行指教。
一、明确教学目的。
教学工作必须围绕教学目的展开。没有明确的教学目的，不仅会导致教学工作紊乱，而且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确定教学目的是组织和实施教学工作的首要环节。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社政教〔2005〕9号)规定，《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根据这个规定，进行《纲要》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
第一，充分认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必要性和进步性，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使中国社会长期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不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社会制度，不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并加深学生对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必然性的认识，自觉继承和发扬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
第二，了解近代先进中国人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斗争，明确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到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都进行过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提出并实施种种救国方案。但无论是和平式的救国方案(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革命式的救国方案(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即使像辛亥革命那样一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由此学生懂得：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一套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要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以此增强学生拥护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坚定信念。
第三，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史实，加深学生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真理的认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和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加深对党的先进性的理解，进而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惟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进行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为夺取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实现了彻底解放。
第四，充分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进步性，深刻领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及特点，加深对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明确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同时，也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认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以此增强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二、改进教学方法。
(一)把握课程特色，于叙事中寓论断。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新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课程的开设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系统性大大增强。但《纲要》课程进行思想教育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又有所不同，是以古喻今通过鉴史而明理，是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其最大的课程特色在于它是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1840年至当代)、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期)、更复杂的社会场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讲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复兴和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以历史事实说话，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三个选择”的正确性。《纲要》课程重心在于讲“史”,但它与普通的历史课又有所不同。普通的历史课侧重从史学学科本身或者从学术角度进行教学和研究，而《纲要》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有着鲜明的思想教育目的。它的开设不单纯是为了使学生从宏观上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认识，掌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要通过教学，帮助学生在了解国史、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拥护共产党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因此，在《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应在加强理论性教育的同时，做到史论结合，于叙事中寓论断，着力培养和强化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注重多媒体教学。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这是人类认识过程要遵循的一般规律。传统的教学，基本上靠的是文字语言的阐述，其吸引力有限，不仅使学生产生模糊不清、枯燥无味的感觉，而且制约他们对历史的形象性理解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电脑网络资源查找许多历史图片以丰富教学电子幻灯的内容。这些原始资料和图片能给大学生带来直观的视觉印象和冲击，让他们感受到历史不再枯燥，而是趣味的、生动的、深刻的。另外，结合专题讲座，适时播放一些资料性强的爱国主义优秀影片和相关纪录片，用图片和影视等手段加深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识，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历程的艰辛、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的理解。除了幻灯和影视等教辅手段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积极开设这门课的教学网页，开展网上自学辅导、讨论答疑等活动。
(三)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社会实践由于涉及经费、安全、时间等诸多因素，在组织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充分利用各地的历史资源和革命老区资源，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要使学生不只局限于课堂的讲授，还要注重教学的拓展，即向第二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拓展。教师应该在鼓励学生在课上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在课下参观学校所在地周围的一些名人故居、革命纪念地等，通过历史实物感受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也可组织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比较不同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交相应的调研报告。这样可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同时，该课教学还可结合团委、学工处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从理论上对活动加以指导。
(四)课堂讨论和演讲。
讨论与演讲一定不能流于形式，在课前需做认真的准备工作，教师为学生提供一些材料的来源与线索，由学生自己选择有兴趣的题目，搜集材料，最好写成文字，讨论后再补充和完善，形成小论文，从而既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又锻炼独立或集体完成研究的能力。
(五)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为了保证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必须对原来的课程考核方式进行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具体做法：适当降低期末考试成绩的比重，约占总成绩的50%―60%;提高平时成绩(作业、提问、讨论和考勤)的比例，约占40%―50%;对一些回答问题、做作业和试卷思路宽、有自己见解且阐述合理的学生适当给予高分，避免以往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现象。
三、结语。
总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应当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做到集知识性、理论性、生动性于一体，在准确把握教学目的的基础上，努力开创教学方式方法的新模式，改革传统的考核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教学效果，对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陶冶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情操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2]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沙健孙。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若干问题[j].思想理论教学导刊，2006年增刊。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十三
摘要：近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左宗收复新疆，胡雪岩与洋斗商,到张謇实业救国，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横刀向天笑，再到黄兴雨花台起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却演绎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决定历史的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批用热血与精神相交织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鸦片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从晚清开始，鸦片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白莲教，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基督教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陈独秀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总结。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著。
【2】《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美】杜赞奇著。
【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英】方德万著。
【5】《中华民国史史料》季啸风、沈友兰主著。
【6】《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萧致治著。
【8】《民国人物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寻辛亥革命之路》刘建强罗歆宏著。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十四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十分繁荣，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环境下，社会风气逐渐走向奢侈糜乱，光鲜之下矛盾暗长。清王朝统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状态，国家发展陷入停顿，逐渐由盛转衰。而当清王朝逐渐走入没落之时，欧洲各国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逐渐完成了资本主机原始积累，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具备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它们逐渐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极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抵御贸易的入超，妄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大发鸦片财。中国方面白银大量外流，人民饱受鸦片摧残，精神和健康受到严重伤害。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导致当英军来袭之时清军变一触即溃。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抗英，涌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等反侵略斗争，充分展现了人民对侵略活动斗争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收场，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变迁。
中国的文明诞生极早，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边国家中，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终也会将之同化化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国自古养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而非国家观，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视周边的民族皆为蛮夷，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书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我们能看到这时国人已视自己置身所在即为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周围的蛮夷国家都应该向中国称臣纳贡。在“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中中国对所谓的“洋夷”不屑一顾，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被带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清政府认为英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当时有的官员向皇帝献策称洋人的腿是不会奔跑的，因此对付他们只需要用竹竿将他们击倒。直到经历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时人才认识到清朝“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己编制的美梦，被认为野蛮未开化的夷人已经将自己超越。少数的饱学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强的道路。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从“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的观念向“世界”的观念逐渐转变。所以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以“国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称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二)现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还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务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洋务学堂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留学教育把学生送往欧洲接受先进教育，翻译西方的优秀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知识。洋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转变，这是对旧中国已经无法满足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
洋务派的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参考文献：
[1]石介。中国论徂莱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张静。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j].历史教学，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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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十五
论文摘要：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发生了转变，其总的表现是逐渐抛弃传统观念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这四个方面的转变在当时是相对徽小的，但是它们开始了中国传统观念的近代化进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思想家们面临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不得不改变传统观念，以适应社会的变迁。我们试图从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这四个方面来讨论鸦片战争前后传统观念的转变，以求教于方家。
一、夷夏观念的转变和学习西方思潮的渐起。
术多抱盲目鄙视的眼光，视之为“奇技淫巧”，甚至连比较开明的梁廷榕也认为：“天朝全胜之时，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船，亦郑和所图而与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夷者，古今无是理也。”梁廷榕的观点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他认为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因为西方先进科技都是源于中国，而且向西方“蛮夷小国”学习有损中华国威，于理不通。
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天朝上国”被远隔重洋的“蛮夷小国”轻松击败，这对时人特别是亲历了鸦片战争的部分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撼。他们逐渐认识到，“夷”不一定不如“夏”，甚至在某些方面“夷”要强于“夏”，其明显表现就是对英军军事技术的推崇。还在鸦片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少数具有敏锐眼光的官员就开始重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1840年春，林则徐曾“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
1841年春，龚振麟以林则徐提供的《火轮船图说》一书为指导，制成一条车轮战船，时速可达3.5海里。战后，林则徐又委托黄冕试制成功开花炮弹。
虽然战后最初的学习主要集中于军事和造船技术，但出于学习这些技术和对外交涉的需要，了解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显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等人通过编译《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籍、杂志，搜集地球仪、航海图、地图资料等多种方式，积极了解西方国家概况，为对外交涉和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这些工作为后来人们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提供了基本资料，在客观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魏源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又有徐继舍的《壕环志略》、姚莹的《康牺纪行汉梁廷榕的《海国四说》等介绍西方和世界形势的书籍问世，反映了当时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促使国人逐渐改变封闭、自大、守旧的观念，加速了传统“夷夏观念”的转变。
二、本末观的转变和发展工商的呼声。
在中国历史上，农本商末的本末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也从各个方面积极宣传和贯彻，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是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也是封闭的小农经济必然的外部表现。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关心国运的先进人士开始了新的思考，如包世臣就提出：“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而龚自珍的“食货并重”、魏源的“本末相辅”虽然和包世臣的说法不同，但重视工商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在重视工商的思想基础上，少数进步思想家提出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如魏源就主张允许民间自行设厂，军火工厂也可生产民品。为解决当时严重的白银外流、银源枯竭的问题，他提出了发展银矿业的主张，并建议改变以往专由官办的办法，奖励商民开采，他说：“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镭云趋，裹粮鹜赴。官特置局，税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额，特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出不可胜用，沛乎若泉涌，浩乎若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不得偿失，财不足用乎？”林则徐也主张允许商民经营银矿：“召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嘉奖，歇亦不追。”林则徐等人的主张虽然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但是对于改变传统重农轻商的本末观显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鸦片战争前，由于受传统夷夏观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把中外贸易当成是中国对藩属国和“化外蛮夷之邦”的“恩赐”，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在战前，很多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曾主张断绝中外贸易，以杜绝鸦片的大量流如，并“以示惩戒”，如包世臣就说：“一切洋货皆非所需”，因此要“绝夷船，即自拔木塞源”把断绝中外贸易看作是杜绝鸦片流人、阻止白银外流的最佳办法。以理性来看，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偏激，事实上也难以实现，但在当时的中国精英们看来则是天经地义的，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对西方的误解或者说无知，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中外贸易的错误认识。
此外，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还认为，西方需要中国出口的茶叶、大黄等物来帮助他们调理身体，否则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亡。这种观念是一种误解和无知，但是其根源还在于崇夏鄙夷的传统夷夏观。鸦片战争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对西方深人了解的同时，开始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观念。如林则徐指出，应实行禁烟，并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正当贸易。魏源也指出，发展进出口贸易能够增加国家收人，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三、义利观—由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从龚自珍、魏源到孙中山、章太炎等，历经余年的苦苦探索，晚清义利观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向义利并重的资本主义义利观的转变。
龚自珍、魏源是晚清义利观演变的首倡者。龚自珍是封建末世地主阶级中的开明者，他面对商品经济和内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鸦片贸易引起中国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严峻问题的现实，大胆肯定“利”和“私”，肯定人们对“私利”的合理追求，批判义利对立的义利观，鼓励发展工商贸易。魏源则提出了的振兴工商业等具有实践性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是在外国军事、经济侵略的刺激下的自发反应，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侵略的现实思考。
稍后的洋务活动家群体在思想上继承并发展了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如左宗棠就认为：“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陈炽则进一步指出：“惟有利而后能有义，亦惟有义而后可能获利。”肯定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并指出“利”和“义”在本质上的依存性。在此基础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吸收西方思想，对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给予较多关注。维新人士受到西学的影响较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功利主义义利观，对狭隘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义利观还作了专门的批判。康、梁在“中西会通”思想的指导下，追求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他们试图调和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推崇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使他们的思想易于为时人所接受。维新人士把传统义利观的改造与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礼教的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主张“天赋人权论”，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权、自由和平等；主张“新民”，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新伦理。维新人士的义利观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要求，顺应了近代社会的发展潮流。
作为革命人士的思想代表，孙中山、章太炎在义利观问题上突出“义”、“公”，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革命任务的需要相适应的。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洋务思潮、维新思想的宣传，使重利、求利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革命人士也就不需再作专门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艰苦的革命斗争需要革命人士具备坚强的革命精神，发扬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勇于牺牲，乐于奉献。因此，作为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章太炎必然要突出“义”和“公”，当然，他们对于“利”和“私”也是肯定的。他们甚至还提出了触及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地权”、“均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思想，从而把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孙、章追求的是“自利”与“共利”、“私”与“公”、道义与功利相结合的资产阶级义利观，在他们的义利观中，可以隐约看到传统义利观的影子。
四、人才观—新变局需新人才。
人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在中国古代，人才观念的主导倾向是，“强调尊君爱民，重点在从事社会改革的任官的人才，对其他方面的人才重视不够。”因此，中国古代人才概念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具有较浓厚的政治性，对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人才重视较多，而对于自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艺术家、经济管理家、能工巧匠、民间群众领袖人物是谈得较少的”。清代至鸦片战争前，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政策，极力提倡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并多次大兴文字狱，残酷压制不同思想。在严峻的现实环境下，考据训话治学盛极一时，文人学士埋头故纸堆，对国事民虞不闻不问。在这样的统治政策和学风影响之下培养的人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而造成整个行政机器效率低下。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尖锐，一部分知识精英转而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做学问要学以致用，既反对繁琐考据，也反对空谈性理，由此而兴起一股畅谈“经世之学”的风气，集中表现在“经世文编”等著作的出版发行，而以魏源主编的《清经世文编》为代表。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外交涉的需要，更加深了人们对实用人才的重视。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精英们认识到中国在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而在对外交涉中对西方国家和近代国际外交的无知，也使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们深感处处掣肘。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要应对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培养新式人才。早在战争爆发前，黄爵滋就指出：“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此举之弊也。”魏源建议延请西洋工匠、舵师，教习制造及行船演炮之法，并于福建、广东两省武试中，增设水师一科，选拔制造、驾驶人才，视同科举出身。这是近代较早提出的主张改革科举、要求将实用人才纳入国家人才培养主流的议论，虽然并未得到当局的采纳，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这种由现实出发主张改革科举的思想潮流是对传统人才观的重要突破，“是近代废除科举思潮的先声”，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式人才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鸦片战争前后，受国内外严峻环境的影响，中国传统观念不得不发生相应的转变，逐渐抛弃了传统观念浓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在夷夏观方面，中国人开始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能够正视西方国家在军事、工业等方面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并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口号。在本末观方面，开始抛弃工商末业的思想，鼓励发展工商业，希望以此对内解决民生问题，对外维护民族利益。与本末观相适应，在义利观方面虽然仍然提倡“义”，但对于“利”并不盲目排斥，提倡义利并重、以义统利的义利观，鼓励个人合法的求利行为。在人才观方面，为适应对外交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及发展民生的需要，提倡重视实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这四个方面的转变最明显的反映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先进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中，由此开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开始了向近代化的转变。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实用16篇）篇十六
如何针对当前高校学生特点，通过改进世界近代史教学方式、方法等，达到通过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实现学生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成为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文通过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有效的改革对策，旨在为教学提供参考。
一、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应用型教学思维下使世界近代史课程设置存在问题。
近几年，学校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全面、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在课程设置进行了不小的改革，除增加了适应当前社会要求的应用型课程外，还增加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性课程、实践等，这虽然增强了学生综合素质。受这种应用型学习思维的影响，许多教师将关注点放在对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热情上也对这些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虽然世界近代史课程同样也培养学生能力，但受学生、教师的关注度不够，这也是造成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时间受到压缩。世界近代史课程被严重压缩，但是，教学大纳及教学要求没有改变，这就要求世界教师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所有内容全部讲完，这必然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形成教学质量下降、学习关注点降低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二)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陈旧。
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应以教师阐述历史为主，通过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历史事实、历史人物活动的阐述，通过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反思，研究，达到对其科研能力的培养的目的。但是，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仍以政治性分析为主，学生对于历史学习，仍以背诵标准答案以应付考试为主要目的，学习过程僵化，无自主能力，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流于形式，失去对学生分析能力、总结能力、科研能力的培养的作用。
目前，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仍像高中教学一样，以教师课上讲解，学生被动听讲、记笔记的方式为主，教师只重视课程内容的灌输，而忽略了对学生主观能力的培养。单一、重复的教学方式，易使学生对课堂产生厌倦心理，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三)世界近代史教学与中国近代史等相关学科断层。
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教学过程中，只注重课本上的内容，而忽略了与本时代历史事件相关连的中国近代史的讲解，与相关历史知识断层的问题，使不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仅将之作为一件独立的事件来看待，缺乏连续性、全面性的思考，使历史事件、人物分析相对片面。
二、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改革初探。
(一)教学内容与形式多样，课堂重视学生参与度。
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不仅以教授知识为中心，更重要的还是要重视对学生查阅史实、分析史实的能力培养为主，因此，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注意将课堂多放给学生，通过布置资料等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要学习的历史时期的全部史实，由学生向学生讲解的方式，达到学生间相互学习的目的，这也是对学生查找资料、分析问题等能力的培养。
(二)教学工具选择的多样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历史图册是历史教学的重要工具之一，历史图册可以通过形象、直观的图画展示，向学生讲解相关历史。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效利用历史图册向学生展示所要讲解的历史史实的脉络，引导学生清晰地了解当时世界各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与此同时也可与中国近代史相联系，使学生能够建立全面性、系统的历史观。
近几年，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上得到不断的应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影像资料的展示，向学生展示更为真实的世界历史，有利于学生记忆。如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课程学习中，我们通过播放关于二战史实的资料影片，配合教师前期的讲解，加深学生对二战的认识，同时向学生布置作业，指导学生通过到图书馆自行查找资料，分析二战对当今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远影响，许多学生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甚至提出了如果没有发生二战，当今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又将如何的反思。
(三)介绍学术界相关研究信息与成果，让学生自行分析。
通过向学生介绍世界近代史当前的相关研究信息与学术成果，丰富教学内容、深化历史知识，同时鼓励学生对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质疑，发表不同观点，教师也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告知学生，通过抛砖引玉的形式，由学生向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提出问题，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此教师应注意对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合理筛选，选择适宜学生理解的问题。
总之，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通过改革教学形式、应用多种教学工具，通过对现有的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分析，培养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科研的能力，从而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学质量，使世界近代史课程真正达到其教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