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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发展论文篇一
[摘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完善将导致对研究目的的偏离。当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假设虚拟，而对其实证和修正滞后时，会使经济运行出现跨期非均衡效应。经济理论假设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前瞻性，能减少和缩短由于纠正理论误差时间滞后而产生的经济失衡。
[关键词]假设实证非均衡效应
一、引言
许多经济学提出并论证其经济理论及其经济政策的目的，是探索经济运行达到均衡或最优的途径。但是，某些理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善，或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使得在研究方法上的缺失引致其研究目的出现偏离，即构成某一经济理论基础的假设条件与现实严重脱节，而学术界或实践过程对这种在虚拟假设前提下推导出来的理论的实证检验往往滞后，不能在当期得到检证并对其误差及时予以纠正，在某一特定理论主导经济学派和经济决策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经济活动出现跨期非均衡效应。
本文主要对古典经济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比较优势理论静态研究方法的某些不足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二、古典经济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假设
以斯密，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其研究方法的不尽完善，也对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具体反映在上述理论的两大重要假设及其推论。
假设及推论1：市场完全竞争，价格充分反映供给与需求状况，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支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全过程，和实现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国家的过多干预不必要。
假设及推论2：只有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完全专业化的生产两种产品，两国物质条件与需求相同，一国（如a国）拥有丰富和价格便宜的劳动力，适宜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国（如b国）拥有丰富的`价格便宜的资本，适合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a国和b国各自专门生产和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便都能从中受益获利。
三、对古典经济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假设条件的历史验证与实证分析
1.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结构，市场机制的假设与现实（包括古典经济学家所处现实）不符。首先，由于存在垄断竞争，寡头竞争和垄断，市场结构通常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价格也随之被扭曲。其次，价格扭曲及其信息的不对称，使长期和稳定的供需平衡难以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达到。再次，既然市场不能总是出清，国家适度的干预作为一种次优调节手段是必要的。最后，依靠市场只能实现一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非所有市场经济参与者都能实现其利益的最大满足。
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调节机制理想化假设及其推论，主导了西方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一百多年，使国家对经济的必要调节弱化和滞后，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才对古典学派的某些不足进行了纠正或补充，但这是通过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一严重的经济失衡作为强制性的校正因素来实现的。
2.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对比较优势的假设及其推论，仅仅指出不同国家按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和相互通过国际贸易能够获利，但是没有涉及对国际相对价格的确定及其贸易利益的分配均衡问题。按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和推导：资本丰裕的国家应该专门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应该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似乎就能使具有丰裕资本的发达国家，和拥有丰裕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均衡发展。但是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曾经已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使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日益恶化，与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南北国家经济失衡的调整和差距的缩小，很大程度上是后来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次序，80年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出口产品结构，融入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过程来逐步达到。
另外，里昂剔夫（1956）用定量方法对赫克歇尔——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美国这一资本最丰裕的国家大宗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美国出口商品比其进口替代品的劳动密集程度高出6%。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世界各国基本上都从事相对专业化生产，而非绝对专业化生产。
四、小结
与现实不符的理论假设及推导一旦主导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其正确性在实践和理论验证滞后情况下，会导致经济运行跨期失衡，背离经济研究的目的——使经济运行达到均衡。经济理论仅仅采用简单抽象法，静态研究法等排除一些重要现实因素以达到模型最优是不够的，尤其是重要经济理论的假设,需要具有科学性、现实性、前瞻性，以便减少由于纠正理论误差的时间滞后而产生的跨期经济非均衡效应，降低经济运行成本。
参考文献:
李天德主编:国际经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第26页
李天德主编:国际经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第44，55页
李天德主编:国际经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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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发展论文篇二
近年来，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社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业务内容包括社区养老、再就业、城乡环境、托幼、体育健身、生活帮扶等，从邻里和谐相处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到下岗再就业的关乎民生的大事，在整合社区资源、提高居民参与意识、丰富居民物质精神生活、拓宽社区建设渠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各级民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工作的重要性，积极扶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为建设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作出积极贡献。
一、健全机制，提供政策支持
从居民需求出发，制定培育机制。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以“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上下合力、部门联动，社区牵头、居民参与”为工作方针，以居民需求为起点，以培育发展为重点，以登记备案为手段，紧密结合社区的特点，按照“需求的全面性调查、服务的个性化标准、资源的信息化管理”机制，精心筹划，周密安排，确保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要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做到“三个摸清”，即通过调查研究，要摸清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对象的数量、类型、分布等具体情况；通过召开社区居民代表、党员代表等参加的座谈会和设立征求意见箱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摸清群众的需求；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摸清影响和制约本辖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突出问题。按照“需求的全面性调查、服务的个性化标准、资源的信息化管理”的工作原则，理清工作思路，将社区内的居民急需的服务项目、可为民服务的人员、可利用的服务设施进行梳理，分类建档，为社区民间组织培育发展奠定基础。
强化功能入手，健全保障机制。要制定《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区社会组织工作的通知》，对工作内容、工作责任、工作步骤、工作目标等提出具体要求，让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有理有据。针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艰难的问题，我们在尽力扶持的同时，要把政策用好、用实、用出效果，还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一些资金运转较为困难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资金扶持，对一些社区的腰鼓队、秧歌队、健身队、老年大学，积极与相关部门及等街道办事处沟通、协调，放宽登记条件，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采取“先发展、后规范，先备案、后登记，部门联动、分类指导”的办法，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社区民间组织，要纳入登记管理；对达不到登记条件的，可根据社区公益事业发展需要，自下而上，经社区居委会初审，街道（镇）、区民政部门逐级核准备案。还可动员驻区企业出资为社区社会组织举办各类有益活动，如举办文艺晚会和文体比赛活动等。部门、街道和企业的政策、资金扶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奠定政治和经济基础。
二、着力引导，搭建发展平台
1、积极组织引导，营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我们要本着吸引、培育、发展的理念，积极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如通过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组织参加各种广场活动，专题晚会，在宣传社会组织的同时，充分展示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价值；通过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情系灾区群众”、“为残疾人献爱心”等爱心救助系列活动，展示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可度。
2、发挥示范作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有序发展。在个别社区中，我们发展和培育一到两个社区社会组织，精心指导，让其在组织管理、活动开展上走在前列，充分发挥在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完善社会服务、缓解社会矛盾、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互动等方面的优势，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得到广大社区居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带动社区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
3、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社区民间组织在发展社区公益、提供社区服务、满足居民需求、创建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营造培育发展的良好氛围，形成社区民间组织建设与和谐社区建设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三、强化功能，彰显发展活力
一是强化服务功能，提高社会参与度。通过进行指导性培训，我们要督导社区社会组织逐步确立“老百姓需求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理念，引导社会组织积极整合社区资源，提高驻区单位和居民参与社会化服务的主动性。在慈善和公事业上，要积极从事减贫济困、救灾防害、安老抚幼、扶弱助孤、助学助医等公益活动，对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及时给予救助和帮助；在社会事业上，社区组织要主动参与兴办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如：可以建立社区老年大学，聘请有关专业人士讲授保健、花卉培植、烹饪技术，开展书法、绘画、家庭关系相处技巧讲解，丰富居民生活，提高居民知识水平、艺术品位和生活质量。这样不断强化服务职能，主动为社区居民服务，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
二是强化协调功能，提高社区和谐度。我们要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深入挖掘共同利益，沟通协调各方关系，广泛整合社区资源，在社区里形成“利益共分享，困难同担当，有事大家办”的浓厚氛围，使单位与单位之间、单位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和谐相处。同时，要做好困难群体帮扶、下岗失业人员就业等方面的工作。
三是强化自律功能，提高社会知名度。我们要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内部建设，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规范、高效、阳光运行。要坚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依法办事，依章办事。坚持民主办会、民主决策，恪守非赢利原则。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财务、人事、印章、档案管理、重大事项报告、对外交往、捐赠管理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等等。建立和完善监督体系。逐步完善法律、行政、社会和舆论监督体系，要健全监事会制度，主动接受会员和社会的监督。建立承诺服务机制，提供优质诚信服务，树立良好社会形象。逐步形成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自律机制和诚信服务机制，开展多元化的特色服务，制度化地参与社区建设，提高其社会知名度。
总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工作中，我们要积极培育和扶持，不仅从政策上给予倾斜，还要积极协调财政、劳动等相关部门，努力解决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遇到的经费、场所、人力、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等实际困难，为社区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保障社区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和谐有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公共组织发展论文篇三
摘要：漆艺又称为漆工艺，是种古老年轻及实用装饰性的文化工艺，它所具有独特艺术形式为人们提供了优美公共艺术环境，并体现出了现代城市的文化特色，本文就漆艺在现代公共艺术空间里的应用进行了简略分析。
关键词：漆艺;公共艺术;空间;应用
我国是产漆最多以及用漆最早国家，漆艺是从原始髹漆发展而来，经历了漆器演化变为独立欣赏漆画，在发展过程里，不断继承与拓展，随着现代审美观点发展，漆艺与其相结合，不断活跃在我国艺术领域，原有漆艺单一拘谨形象跟现代人们求新求异心理不相符，这促使漆艺不断朝着新方向新新风格发展。
一漆艺与公共艺术空间
漆艺可称为漆工艺，也可称为漆艺术，原有漆艺是运用天然大漆，经过制作及装饰让器物变得更为美观，令人赏心悦目的技艺，在古代被称为髹饰，也就是用漆作为媒材对器物进行装饰的技艺。
漆艺主要包含欣赏漆画、漆雕塑、漆的立体艺术以及实用性的漆器、漆屏风、漆家具等，漆艺是种古老艺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通过漫长历史洗礼，漆艺以浑厚、含蓄、雅致及内敛自然美，独有表现形式，以及神秘艺术魅力发展到了现代，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后，漆艺又具有了新生命力，继续着它崭新发展。
公共艺术空间也称之为公共艺术，主要是指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形式，在现代城市当中，公共艺术更多被应用在城市环境美化，人文精神注入，有效提高现代社会文化品质。
公共艺术空间主要由公共对话所构成，包含着艺术作品、公共建筑及都市景观配合，建筑环境与艺术设计整合，主要强调了艺术向生活回归，给民众带来文化认同及艺术享受，随着社会发展，公共艺术领域不断扩张，亲民意识更为强烈。
原有漆艺给人高贵、雅致及神秘之感，随着现代公共艺术发展，为漆艺发展带来了广阔发展空间，并且使其神秘面纱被揭开，也在向着亲民化发展，现代工艺形式较为多样，像绘画、摄影、雕塑、音乐、表演及工业产品等，而漆艺知识公共艺术空间里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着纯艺术及工艺美两重属性，也就是欣赏、实用及独立审美并存，生活意境及设计创造共存。
漆艺还具有质地坚硬、抗潮防腐、耐酸耐热、表现丰富及手法多样等特点，可很好融入公共空间塑造当中，而漆艺可视艺术形式，能够有力丰富人文精神，并与公共艺术空间进行很好契合。
二漆艺在公共艺术空间的应用
(1)漆艺实用价值应用
漆艺原来主要应用在器物制作及装饰中，这是由于漆具有质地坚硬、实用轻便、抗腐防潮及耐酸耐热特点，这使得它广泛应用在生活器物上，制作出来的器物也是很理想生活用品，漆还具有较为特殊光彩，可取悦眼睛，给人带来欣赏愉悦感，像楚墓中的漆盾、河姆渡朱漆大碗、古代漆屏风等，不仅具有一定实用性，还具有赏心悦目作用，现代出土一些古代漆器及漆棺都具有很明显装饰性，绘制有乐舞场景、怪兽图画及彩绘等。
随着现代审美艺术发展，以及现代生活变化，漆艺发展着原有漆灯具、漆家具及漆餐具同时，还与木工艺、竹工艺及金属技艺结合发展着，拓展了漆艺发展新领域，这种综合技艺发展，可实行局部施漆，或者少量涂漆，通过各种技巧手法，不仅改变了漆艺原有模式，还能降低成本，增加器具品种形式，有效提升用具文化内涵，广泛适应现代市场发展，拓宽了漆艺发展空间，现代漆艺保留了一定手工作业同时，也正向着机械化、喷涂及批量生产发展，出现了一条现代工业之路。
作为古老漆艺，在传统艺术上具有着无可动摇地位，自然与现代收藏及古董相联系起来，原有漆艺要想不断发展，还应向多元化发展，避免一些漆艺流失，像鲁南地区云肩漆艺就随着人亡艺绝退出了人们的视线，现代漆器有天水漆器、镶嵌漆器、桐木漆器、推光漆器及河姆渡漆器，日本的漆筷、变涂漆器及绳胎漆器等也是很有名的，我国应将古老漆艺与时俱进，把现代审美理念与原有漆艺审美特色进行结合，让中国漆艺走向国际，发挥出现代社会特色风情。
(2)漆艺审美价值应用
漆艺不仅具有着实用价值，还具有审美情趣，人们使用漆器来生活，为了满足人们审美意识需要，漆艺从漆器逐渐向漆画过渡，这种漆画可理解为绘画觉醒，漆画表现手及文化内涵是丰富深厚的，并形成了自己审美意识，随着现代审美发展，现代漆画体现了现代人审美特点。
根伟注重艺术空间张力感，运用多种手法展现其特有艺术性，具有审美价值漆艺，除了漆画外，还有室内的漆装饰、漆壁画及漆屏风等，这些漆艺可用材料优势，将环境进行美化，打破单调噪杂空间形式，活跃空间气氛，通过各城市漆艺我们能够了解此城市文化氛围、艺术空间，像扬州镶嵌漆器、上海漆器及平遥的推光漆器等，均带有当地艺术特色，把漆艺应用到建筑装修当中，不仅能美化居住环境，还能提高居住品位，有效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
像室内的外漆装修，不仅能具有保护作用及装饰作用，美化生活环境，还具有特殊的绝缘、保温及导电等作用，让漆艺在公共空间应用更为多元广泛，给人们带来作用更为广泛。
(3)漆艺人文艺术应用
漆艺不仅具有实用、审美特点，还具有人文价值，像漆器、漆壁画、漆首饰及漆屏风等，不仅在家具及建筑等领域发挥了实用装饰作用，还体现了人们精神需求，尤其是视觉及精神上的需求，像漆雕塑、漆画等纯艺术作品，就有效体现了人文艺术追求，更展现了当代文化现象。
漆艺与公共艺术空间结合，不仅仅显现在漆器上，而是体现在人们整个生存空间各个领域，我们在漆器、漆画、漆装饰及漆雕塑等方面，均能看到漆艺的人文特色，当然我们谈漆艺人文精神及意境离不开漆材料及精湛漆工艺，而仅追求漆材料及工艺方法，忽略人文精神，也不是不能达到漆艺要求的。
在现代公共艺术空间里，现代漆艺要想获得良好发展，就需要不断吸取各方面营养元素，朝着多元化、多形式发展，像韩国立体漆艺，就融合了其他领域特色，强调了空间艺术装饰作用，应用丰富漆语言美化人们实际生活空间，并且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从而体现出特有人文环境。
三结束语
随着后现代主义发展，原有审美艺术已从高高在上艺术形式，通过通俗化及形式化等方式让大众所接受，这给漆艺向大众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同时也促进了漆艺在公共艺术空间应用，现代漆艺应该积极吸取各领域营养元素，不断与时俱进，开拓新发展空间，有效与公共艺术结合，充分展现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1]秦春晓,冯艺.漆艺的公共性[j].文艺争鸣,(12)。
公共组织发展论文篇四
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05期
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以来，过去单位组织中分解出来的社会功能逐渐向社区转移，使得社区这个原本无实质组织意义的居住单位，逐渐突破了社会求助的范畴，并转化为服务于全体居民的地域单元。社区减弱了行政性、单位性，正在形成社区居民新的利益整合点和组织层面，并产生出大量具有中介性质的社区非营利组织。然而，众多内生于社区的自发性草根组织在承担政府的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存在规模过小和资质不足的问题。如何找到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均衡点，需要深入研究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之间互动所形成的治理逻辑与结构。
一、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规模化与规范化悖论
在社区范围内，居民的需求是多样化的、琐碎的、不确定的，因此居民所要求提供的服务也是千差万别的，这使得政府整齐划一的制度无法满足社区多样化需求，而提供这些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服务正能体现社区组织的价值。所以，政府在行政事务域中无法用制度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社区自主性和弹性的服务来弥补。与此相应，社区需求会刺激社会分工从而内生出非规模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些体系融合于不同的社区内部的单元之内，这些单元是自生的，带有明显的自治性色彩，所以，社区工作不能单一运用强制性的行政方法，社区矛盾必须用自身的方法解决。
政府购买社区服务项目主要是在自主性的空间中，面对琐碎的、差异性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发现需求，寻找激活资源，而政府是资源提供的一方，提供的方式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购买服务，提供服务的成本。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成为可能，为社区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机会，为社会服务性组织发育提供了可能途径。在这里，政府不是延续家长式的管理，而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为非政府的解决方案创造条件。这种服务供给模式，是多元主体代替单一主体的一个突破，也是多元参与合作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其核心是要形成社区需求驱动的权力与资源的分配体制，从而改变政府向社区投入资源的决策方式。自在自为的社区空间所形成的需求为导向及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如图1)的展开理论上会走向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要素的互动的社区发展方向。
图1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需求导向模型
然而，以需求为导向的社区项目完成模式必须以契约为中介，必然会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这里指订立和实施作为交易基础的合同所需要的成本，包括经济活动能获得贸易收益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成本。[1]威廉姆森认为契约交易费用的多寡取决于三个方面：(1)完成交易所需要特殊投资的专门化程度；(2)经济活动中交易的频次；(3)确定性的程度。[2]在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中，社区社会组织并不具备下政府合作的常规条件，非规模化的社区社会组织处于社会组织及社会层次的最低端，在实际操作中，结构缺项、功能失调最为明显。尽管社区社会组织可以满足社区微型及异质社会服务需求，但除少数非企业单位外，大多数社区社会组织达不到民政注册的正式要求，社区社会组织的非规模化会导致这种组织行动的法人资质不充分，加上众多的数量和类型，使得监管和评估无从着手。
社区社会组织的微型化、草根化取决于社区公共服务的客观需求，而社区社会组织难以规范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区社会组织规模小，资质不够却又在社区或街道备案得到活动的合法性，进而形成了不清晰的责任主体。如果责任主体和责任关系在公共服务的供应环节中缺失，都会导致公共服务的阻塞。而责任关系又分长期责任和短期责任两种。短期责任是公民和客户在交易中直接表明自己的服务要求。而长期责任则体现为一种控制机制，这种机制是通过表达权和契约来实现的。政策制定者和机制服务联系的要素是契约。[3]然而，草根性的社区社会组织由于功能缺失一方面不能影响政府的政策定位，另一方面又无力对社区居民负充分责任。
二、社区社会组织生产公共服务的整合逻辑及整合主体选择
图2社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的二次分工模型
政府退出社区为社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并一定程度节约人力、财力资源，但一个新问题随之出现，政府出于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考虑，必须强化枢纽性组织的法人地位、专业程度以及其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其自愿承担政府的部分功能。基于此，政府有两个备选方案：一是积极建构一个专门性组织代理政府处理相关事务；二是让居委会承担整合社区社会组织的责任。前一个方案较多出现于经济与社会较为发达的城市社区，后一方案具有普遍性。但无论那一个方案，按二次分工模型来分析，并不能形成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因为前一个方案组织是半社会化，后一个组织是半官僚化，都不利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产权明晰化。而要真正实现产权的明晰化，关键是做到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的分离，而两者分离的性质与水平则取决于取决于“委托―代理”的方式和性质。
尽管国家法律明确界定了社区居委会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居委会在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却承担了政府委派的大量行政工作，其范围涉及家庭婚姻、收费收款、治安治理、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宣传教育、社会救济、环境卫生、文明达标、就业服务、取证盖章、流动人口管理、以及各类检查评比。居委会这种应然角色和实然角色的冲突源于特定的制度安排，也意味社区居委会很难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生产过程中形成与政府的平等主体地位。在这种治理结构之下，对政府来说，逻辑的选择是强化利益关联来强化居委会对上负责。《居委会组法》明确地将居委会的工作性质、工作目的和任务、办公经费、资金来源及社区工作人员工资赋予了较为强烈的行政特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党组织在社区中的作用以及党政之间难分彼此紧密关系来强化居委会和政府行为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居委会与政府之间建构了一种事实上的上令下行的半官僚化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政策的贯彻，但不利于建构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契约性合同关系，因为居委会的政治性身份使得其与政府间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的交易过程无法实现产权的明晰化，而不能成为有效率的供方。
当前，由于政府财力不足，居委会代替政府来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具有普遍性，但只是一种权宜的做法，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公共部分的改革要求。通常，公共部门的改革有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改进结果或节约成本。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前者，最优的选择是引进新的制度、技术和项目；如果目标是后者，缩减则是迫不得己的选择。[8]缩减是政府的改革的一个趋势，但并不是确定不移的，是要好的结果还是要缩减要视国家的总体需要而定。目前国家的行动的总体目标是要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社会公平以谋求民生幸福与社会和谐，那么，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以有效性为基本目的。因而，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方面，在较为低效的社区居委会之外寻找更为专业化的供给组织必然是题中之议。但问题在于，这种专门性组织首先由政府自上而下建构，其人力和物质资源来自于政府，这使得政府与这种专门性组织的关系落入政府与居委会的雷同关系。要避免这种情形，关键是要以承包合同取代等级制度，才能形成一种平等的竞争以提高服务效率态势。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为其物品和服务不停地刺激和模拟竞争。[9]这一关系的实质是要形成政府与一些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合同治理关系。与从政策到产品的权力链条不同，承包合同是一个能分离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产出的谈判性文件。[10]这意味着公共服务供给可以通过合同来实现执行权力和责任的移交。合同的可以使得合同双方平等地约定双方责任、义务和权利以减少机会主义。[11]另一方面，这种专业化的供给组织又体现为功能性群体，它与生活社会相对应表现为人类组织的基础性。在市场的作用下，基础性社会出现了衰退的趋势，为社会整合的需求，功能性组织必须得到发展。[12]因而，为弥补国家体制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非竞争性缺陷，国家必须在体制外发展社会整合所需要的专门性组织。
三、体制外枢纽性组织的发生逻辑及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结构
随着体制外整合性组织的出现，社区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社区居委会作为行政事务主体从社区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社区公共服务的治理结构所呈现出来的主体关系主要发生于政府、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服务消费者之间。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承担了多层次、多类别、多数量、微型规模的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评估、监管与孵化事务。这种整合性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解决了政府在预算约束下监管能力不足的困境，但这种枢纽性组织一方面并不是社区居民直接需求之下市场内生的产物，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尽管为非营利组织，并非典型的市场交易，但并不是没有交易费用，事实上，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市场利用费用、企业内部命令传递费用、政治实体制度结构运作与调整相关的费用。[13]国内的实践中实际存在着广泛的产权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组织交往运作成本、各种风险成本以及监督成本等。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体现为产权交易、信息共享和监督规范平台，这一析出的专业化分工能克服政府监管社区自主域空间的不便，减少其它社区社会组织完成社区公共服务费用，然而，这种自上而下建立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整合平台，并利用信息技术实行网格化管理，但由此会出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和生产的进一步分离，分工链条加长，会产生新的经济外部性，与预算约束形成紧张关系。同时，官办组织会模糊产权，降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一致性和供给效能，这意味着，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是否能节约成本并提高效率是有前提条件的，其有效性取决于专业化与分工节约的费用与带来费用的比较。
社区社会组织的非规模化约束使得社区社会组织的在社区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过程中的整合不可避免，这尽管包含了政府的理性选择，但也体现了社区的需求导向。整合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枢纽性整合平台是市场和社区需求导向下的专业化产物，但如果不能克服专业化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就不能化解社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过程中的非规模化与规范化悖论。因此，枢纽性组织作为作为一种专业化形式虽然使得政府购买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成为可能并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但这并不是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的充分条件，当我们认为社区公共服务的实现过程仍然存在交易行为时，它的充分条件在于其在实践中的交易效率。
枢纽性社区组织的交易效率理解为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与交易费用之比，其中专业化收益包括原先生产费用的节约和交易过程中的收益。因此亦可以表述为当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出现时，在其带来收益给定的情况下，分工最终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交易费用。当枢纽性组织的作为社区社会组织中新析出的专业化组织，其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其信息集散功能，还在于其具有统筹功能，可以将原先相互分割的局部性需求将逐步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从而节省交易费用，否则，当交易效率太低，即专业化带来的收益小于交易费用时，人们就会选择退回到专业化以前的水平。这就是说，如果枢纽性组织的的效率不高，人们宁愿放弃新的专门化组织所带来的好处，回到原先各社区社会组织的分割状态，也不愿承担新的专门组织出现所带来的费用。这也意味着即使社区的需求规模能提供更优的专业化水平的费用，也会由于新的枢纽性组织的效率太低而不会出现，因而会出现内在的供给不足。
当枢纽性组织的交易效率提高到即专业化带来的收益超过交易费用时，人们就会选择新的分工方式，供给就会增加，因此交易效率实际上是为专业化的存在提供了一种主观可能性，形成了内在的供给推动力。所以当这种客观可能性与主观可能性相一致即外在需求与内在供给相统一时，就会形成新的交易效率均衡点，新的专业化分工方式就会出现。然而，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要提高效率存在三个约束性条件：其一，社区公共服务范围狭小，加上其非营利性质，使得其缺乏市场驱动因素，所以要提高其效率，并保证其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就要改变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的问责主体；其二，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的部分经费来源于政府，易受政府的强势约束，而成为实际对上负责的官僚体制的一部分，使其服务行为难以与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导向原则相一致；其三，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资产专有性，客观上决定了经济市场上难以存在大量提供此类产品的经济主体，无疑又降低了市场竞争的程度。
在克服资产专用型约束方面，存在三种基本途径加以解决：一是将其纳入到层级组织体系内；二是完全放弃契约；三是制定专门的契约规则。[14]由于公共服务中存在着很强的资产专用性，为了防治契约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就需要制定非标准契约进行防范，私有机构往往要求签订长期契约，弥补资产专用性的缺陷，使政府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私有机构之间形成双向依赖关系。由于资产专用性的影响，提供公共服务的私有机构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寻求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政府往往缺乏相关的信息，难以有效地约束私有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
公共组织发展论文篇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开始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由此我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正如孙立平所说，“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事物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
一
在社会科学视域内，利益群体博弈模型可以用来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组织之间的各种关系，如合作与冲突，从而为分析社会事实提供一种新的，具有很强分析力的视角。这主要得益于罗伯特·奥曼、赫伯特·迪金斯等学者的杰出贡献。奥曼的著作涉及博弈论的几乎所有领域，特别是对于博弈论的核心概念“共同知识”和“信息”的深刻洞见，提出博弈论实际上是一种“交互的决策论”的观点，即一个人的行为依赖于他的所知，然后又依赖于他知道其他行为人知道他的所知，这个交互过程直接决定了博弈行为的进行。而他提出的关于重复博弈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现象以及纷繁复杂、充满冲突和合作现实生活。赫伯特·迪金斯等学者则在计算机仿真实验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构建社会群体中合作和利他行为的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利用强互惠的概念解释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行为。正是基于这些学者的开创性的研究，加上20世纪晚期以来以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兴起，我们得以认识到组织运行和发展的动力根源于其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
从根本上说，利益博弈是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所造成的社会群体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社会结构必然呈现出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导致我国利益群体博弈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处于中国转型期的利益群体博弈是一种非均衡博弈。当然，这里所说的非均衡博弈与博弈论中的术语“均衡博弈”并不是相对应的概念。所谓均衡博弈，就是指在博弈过程中各参与人形成一种博弈均衡，“在一策略组合中，所有的参与者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对方策略确定的情况下，每一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最好的，此时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策略。”均衡博弈因此指的是一种动态过程，强调的是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的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而非均衡博弈则指的是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在所处的地位、所占有的资源等方面所具有的差异，而形成了对参与者特别是处于劣势的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和博弈结果的约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利益群体之间的非均衡博弈具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是各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严重不均等，由此导致了在博弈过程中强势利益群体对弱势利益群体的博弈优势；其次是参与博弈的各利益群体在资源、权利的占有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最后，在非均衡博弈中，处于优势的强势群体的博弈策略对于弱势利益群体利益实现施加强势制约，而后者却无法对前者实施有效的影响。
而这种情况的产生，根源于中国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以及中国所致力于的制度变迁的进程中，社会利益分化日趋强化，社会公众被纳入不同的利益群体，并且这种利益格局是有差别的。而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利益差别，从质的方面来说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所产生的，受现行法律法规保护的合理合法的利益差别；二是违背公平竞争原则，通过各种违法手段攫取暴利而产生的既不不合理也不不合法的利益差别；三是由于某些法律法规或制度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导致的虽不违法但不合理的利益差别。对利益差别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严重不均衡的利益格局形成的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差别必然存在，而且也是合理的。但是由于我国协调利益差别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尚不完善，使得各利益群体利益表达能力的失衡，在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利益差别被不正常的强化。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群体通过强强结合等形式，得以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利益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而对处于弱势的利益群体来说，由于利益诉求机制的缺乏，被进一步边缘化。这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利益格局正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累积的结果。
当前利益群体博弈的非均衡性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必然带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均衡性作为差异的题中之义，在利益群体博弈过程中，具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所必须。
二
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并称为现代社会三大组织系统的社会公共组织，其存在和运行的最重要基础和动力在于个体行为者行动之间因互利而相互依存，或因冲突而矛盾斗争所形成的相互影响。社会公共知是嵌入在社会这个纷繁芜杂的复杂巨系统之中的，与社会中其他要素如政府、企业乃至个人构成一种共生关系。因此，社会公共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必须依赖于与其他组织或个人的互动,在当前形势下即是就各自的利益诉求展开博弈。因此，社会公共组织运行和发展实际上是其与其他利益主体进行非均衡博弈的结果。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是n人m次博弈。要描述这种博弈非常复杂，而探求这种博弈的具体过程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本文所探讨的是非均衡博弈对社会公共组织发展的作用，因此可以将这个n人m次博弈转化成是以社会公共组织为中心的二人多次博弈结构，即依据不同的利益诉求将社会公共组织所参与的非均衡博弈分解为其与多个单独的利益主体所进行的博弈。
从博弈论的视角来考察组织，核心在于要说明博弈不仅将有助于组织的稳定运行，而且也要说明博弈将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某种契机。但经典博弈论无法做到这一点，经典博弈论早期主要关注的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单次博弈，如博弈论中最广为人知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果是向“纳什均衡”点收敛的，对博弈各方来说，不合作是最优策略。从长远来看，这种博弈结果是不利于整体收益的增进的。在社会公共组织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如果都当作是一次博弈，则双方都将采取不合作，结果是组织无法有效实现其利益诉求，从而走向衰亡。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利益群体所参与的博弈是多次博弈的，即博弈是持续进行的。
在利益博弈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博弈必须演化出某种规则，使得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博弈参与者的博弈策略都趋向一种被称为是“演化稳定策略”的方向。“演化稳定策略”的好处是使社会公共组织在面对相同的情势时都将采取在某种程度上与习俗相似的策略习惯，这种习惯，即使使得社会公共组织可能无法获得最优结果，但是由于从外界获取的资源是持续的，从而有助于社会公共组织运行的稳定。演化博弈论的观点认为，在博弈过程中只有在两个博弈参与者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才可能演化出某种“演化博弈策略”。博弈参与者的差异构成了一种不对称性，从而衍生出一种状态。一旦双方都锁入这种状态，任何一方偏离这种演化稳定均衡的参与者所得都要比原来少。而当前利益群体格局的非均衡性正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不对称局势，因此使得社会公共组织在与某一特定类型的博弈对手时都采取大致相同的策略，从而保证了组织的正常运行。以当前社会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的非均衡博弈为例。改革开放后，政府组织出于各种需要放宽了对社会公共组织的管制，社会公共组织有所发展，其与政府组织博弈才具有现实可能性。社会公共组织和政府组织握有不同的资源，这些资源恰好的对方所需要满足的利益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同时由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不均衡性，导致了二者在博弈能力和策略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利益主体的政府组织是社会资源的最大占有者，其对于制度性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使得政府组织成为利益博弈中处于最有地位的参与者。而社会公共组织尽管所掌握的资源——公信力、获得资源的能力等——使得其重要性正在逐渐增加。但是短期内并不可能改变与政府组织博弈的劣势地位。这些差异导致在社会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博弈中，政府组织的.主动性和优势是倾向性的，社会公共组织只能采取消极性策略。但是，这种非均衡博弈所导致的结果却是有利于社会公共组织本身的正常运行的。政府组织作为强势的一方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存在提供合法性制度支持，而社会公共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与政府组织的博弈所采取的将始终是遵从策略，从而获得其制度合法性。
社会公共组织与其他利益博弈参与者之间有着很多先天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演化出某种稳定的均衡策略有一定作用，但是目前对于社会公共组织运行的“演化稳定策略”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由于利益格局导致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为社会公共组织持续获得某种资源提供了保障。但是，由于目前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非预期的结果，也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加以改进和调整的，必将为一种更合理的利益格局所取代。从目前的这种非均衡状态演化到另一种状态，意味着社会公共组织在与其他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演化稳定策略”将不再适用，为了保障自身的运行和发展，社会公共组织必须要在新的不均衡状态下演化出新的“演化稳定策略”，这不仅意味着博弈规则的改变，还意味着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的改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从目前的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改变，将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契机。
三
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及其所导致的利益群体博弈的非均衡性，被视作是社会转型中的一种不正常现象。但是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非均衡性符合演化博弈论中关于“演化稳定策略”的形成中对博弈参与者需存在差异的要求，因而有助于社会公共组织在与某一特定的利益群体博弈时采取稳定的策略并持续获得某一特定资源，从而保证了组织运行的稳定。而从一种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非均衡状态的转变有助于新的“稳定演化策略”的形成，因而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契机。
当然，以上的分析并不否认学术界对于目前存在的利益群体格局的非均衡性的消极作用的讨论，而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阐发了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对于组织运行和发展的积极功能。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特定产物，这种不健康的利益格局非均衡性必将在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为一种更合理的利益格局所取代，不过，历史地看，新的利益格局也仍应该是非均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