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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一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与此相对应，思想领域从经世致用发展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外，忧患意识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
传统的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学（即程朱理学）与清代的汉学（即考据学，属古文经学）虽被清朝统治者定为官学、正学，二者又互争正统，终因远远脱离社会实际而衰落，毫无生命力。乾嘉时期已重新兴起的今文经学，鸦片战争前后形成气候。相对而言，今文经学的形式比较能容纳一些新的思想。预感到清王朝已经没落的龚自珍，倾心今文经学，抒发其社会批判思想。但他仍然是汉宋兼采，今古文兼容。到了魏源，则闹到壁垒森严的地步，他的《诗古微》、《书古微》等著作，必欲全面推翻古文经学而后快。
史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便是一改乾嘉以来埋头考证古史之风，当代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猖狂，大大刺激了魏源。他于1842年便以纪事本末体撰写了《圣武记》一书。该书详述清朝前期军事上的成就，意在激励国人树立打败西方侵略者的勇气与信心。而魏源的另一部史书《道光洋艘征抚记》，则是第一次英国侵华战争结束后撰写出来的一部鸦片战争史。该书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揭露英国从走私鸦片到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对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及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予以赞扬，对清廷昏愦、官军腐败特别是琦善、奕山等人的卑怯求和，秉笔直书。书中还就鸦片战争中中国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挽救的办法。
梁廷枬撰写的《夷氛闻记》，从道光初年禁烟写起，迄于1849年人民反入城斗争，追述鸦片战争全过程。书中赞扬林则徐等人的抗英)(业绩，揭露琦善、奕山、奕经等的丑恶行径，较详细地记载了广州人民几次大的反侵略斗争。因该书叙事质直，多有触犯时讳之处，刻本未署作者姓名。
面临西方殖民者侵华这一严酷现实，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对西方地理、历史的探究。上文已经提到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一书，对世界近八十个国家的风土人情、舆地沿革及社会变迁，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其中各卷篇的开头，附有粗略的地图。该书传入日本后，影响很大。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边疆会出现危机，开始重视对边疆地理的研究。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有感于此，姚莹在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张穆撰写的《蒙古游牧记》（由何秋涛辑补校印），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及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何秋涛注重边疆地理的研究，认为中国北部与沙俄接境，应该有专门著作加以考究。于是他博采中外有关资料，并经鉴别考证，写成《北徼汇编》。该书记述上自汉晋，下迄清道光年间的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咸丰皇帝阅读后为该书赐名《朔方备乘》。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二
在鸦片战争教学中，师生对多数内容都诉诸“道德批判”，是带着感情色彩来谈论西方的，甚至有把对西方的满腔愤恨转化成文字上诋毁中伤以泄愤之嫌，很少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鸦片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是一种不幸。因为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有感于此，笔者就鸦片战争教学中的几点思考成文，以求教方家。
一、对教材表述的几点认识。
王家范教授指出，教材绝不是“经典”，教学过程更不是唯教师、唯教本为“标准模式”。教材只是引导学生理解和思考历史的“阶梯”，是“驱动的过程”，而绝不是“终结”。因此，对教材中一些不尽符合史实的表述，有必要认真分析。
1.英军未进攻广州，是由于林则徐防守严密？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为何没有进攻广州？人教版认为是林则徐备战认真，防守严密。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订，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如林则徐、关天培的虎门防卫体系都建立在英军舰要闯关这一假设之上，而英军恰好采取了中国人意想不到的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结果中方预设的防御长处其实成了短处。事实表明，“清廷依为长城的虎门防卫体系，正如明代尽心尽力修筑的长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数度人犯一样，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腿鸭”。
后来，清朝对英宣战，派官军南下广东，与英军决战，结果一败涂地。事实证明，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则徐的武备。对英人而言，“中国七十万众，未必一千合用”，“中国之敌外国不过纸上言语”。林则徐谪戍伊犁时，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到：英方器良技熟，船坚炮利，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他写出了中英战争的实情，也写出了中国人的窘态。“奈何奈何”一语，真切地表达出了炮火下的人们在拒敌时的茫然和愕然。只是林则徐请他的友人不要给别人看。“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他怕清议的指摘，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显而易见，英人绕开广州，不是因为害怕林则徐严密防守，害怕广州“民心可用”，而是因为与广州“十三行”在利益上盘根错节，关系太深，一打必损。英人投鼠忌器，才不敢在广州开战。更重要的是，英军的预定战略是对北方施压，迫使清廷早日屈服，以便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建立一种新秩序，所以未攻广州，但予封锁。可悲的是，人们误以为林则徐制敌成功了，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相信“天朝”武功居然不敌“岛夷”之技的人们，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之后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谓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定海。他们把后来广东战事的失败，归结于林则徐的去职；他们将各地战事的受挫，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尽管林则徐的制敌方略当时未经实战，但他们已在心目中认定其必胜无疑。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事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由此，一个神话诞生了。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
2.不平等条约。哪里不平等？
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中外不平等条约，究竟哪里不平等？有何影响？如何认识？教材没有作具体分析，在教学中有必要深究，不然会以今情测古意，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时弊。
不唯如此，对不平等条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表明，对问题的解释还另有一个广阔的视野。五口通商等条款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摆脱传统的新途径。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罗兹曼先生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分析指出：“如果我们全面地分析19世纪条约体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就不难发现，消极面固然不少，但也不乏某些积极因素。”并提醒人们，相对于中国广袤国土和华夏芸芸众生而言，消极面容易被人们夸大。
然而，以上认识只是今人的一种分析，与时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今人所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约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
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至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最后的祸根。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或国防的重要功能。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方法。
进言之，在《南京条约》里，中国损失了国权，而清朝却没有损失王权，更何况通过《南京条约》，清王朝亦有所获，即以协定关税论，中国损失了海关权，而清朝却增加了海关收入，清廷不仅可以卖中国以自救，还可以卖中国以自利。《望厦条约》签订后，道光帝的朱批是“所办甚好”，称赞耆英的谕旨是“办理均合机宜”。所以我们既要反列强帝国主义，也要反天朝帝国主义，片面反帝，会误读近代史，误以天朝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
二、阅读对教学的启示。
鸦片战争史研究，资料翔实、成果丰硕，不少著作和文章多有论述，尤其是学者们潜心涵泳所得的精辟见地值得仔细玩味，而之与高考试题的融合，则更发人深思。
如2008年上海高考卷第41题引用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的一段原话，考查学生对中西方交往中“平等”与“不平等”的理解，思维含量较高。试题如下：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有学者在谈到这次战争之后中外交往的历史时曾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问题：(1)“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指的是什么？(2分)。
(2)简要叙述中国在19世纪是如何受到“不平等待遇”的。(9分)。
(3)你如何评价这位学者的观点？(2分)。
其实，郭廷以与蒋廷黻的观点非常相似，他说：“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但茅海建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段话相当凝练且传意。但是，我们若从细部去观察就会发现：尽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国家关系上矮化西方列强，但对经济贸易的种种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语而完全概括之，至于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又当别作它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勒逼的一系列条约，包含众多不平等条款，而在国家关系上又毫无例外地追求与清朝的‘平等外交’。”并就不同语境下“平等”与“不平等”的内涵作了阐释。学者的观点相互碰撞，发人深省。时人与今人对“平等”与“不平等”的不同感受以及中西方不同的诉求，是文明的落差，恐怕与“东西对视，隔雾看花”的现状不无关系。
又如，2009年广东高考卷第22题是一道单选题，题干如下：
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时说：“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这道题主要是考查学生对这段话的理解。郭汉民在剖析这段话时说：“从鸦片战争开始，维护道义、反抗侵略的中国由于自己的孤立无依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体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陈腐世界’，而一意发财的西方列强则恰恰是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者。道义与落后，赚钱与先进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源。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中国必须尽快从‘陈腐世界’中走出来，改变落后状况，追赶世界潮流。”
其实，马克思在1853年曾预言，现在中国被迫放弃了它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显然，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也是结束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柏杨甚至说，封建卫道之士对旧政权的保卫越努力，中国脱胎换骨的时间，也就是使中国新文明诞生的阵痛时间，也越延长。中国所受的伤害，也因之越大。
无可否认，西方特权最初突出地表现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古老中国之“陈腐”早已注定了在最初的博弈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幕历史悲剧，对西方“特权”的抵制将一直伴随着中西方交往的进程，也必将伴随着中国向前发展的进程。因此对中西方交往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冷峻思索显然比单纯关注西方的侵略更有意义。如此看来，高考以此命题早已对“道义批判”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历史教学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只是我们未曾意识到罢了。
如何看待不平等条约？黄仁宇的话令人深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喙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并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0年，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o”
如何看待鸦片战争？西方学者费正清等人中肯地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段插曲比鸦片战争为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它成为中国人对西方武力入侵和在此以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地位的不满情绪的内容。除了从这一角度看鸦片战争外，还有必要将其放到近代历史的主要趋势之中去观察。
上述中外学者的真知灼见，从不同视角来重新审视和理性反思鸦片战争，多为不易之论，在教学中值得借鉴和思索，一味道德式批判和“煽情”式的教学无助于学生思维的历练和学科素养的提高。作为历史教师要研究高考试题，窥测命题思路，关注史学动态、了解学术研究，多读勤思、交流讨论，否则真是抓住了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机会，而失去了理性反思的契机。
三、几点思考。
1.如何认识“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
陈旭麓指出：“几十年来，我们满怀义愤和民族情感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已经作过无数次的谴责、批判、声讨，产生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裁决了历史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但是，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回这一洞见对于理性思考“侵略的西方”不无启发意义。日本就是被西洋的炮舰“轰”着离别中世纪而成功走上近代社会的。我不否认中国自身具有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因素，但何其艰难而又一波三折，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定力量。正是鸦片战争使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的社会内部结构开始了基本的变革，成为传统王朝的衰落转变成传统文明的衰落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开始了艰难曲折的近代化历程。试想，若不是被别人“轰出中世纪”，我们何时能主动地实现“走出中世纪”呢？故仇恨宣泄只能显示情绪和意气，却不能显示理性和力量，有时仇恨的激扬，则越发反衬出人们在国难面前的心怯意沮。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因此，当我们探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时，就应该把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以及能否学习西方谋求改革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够给他们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在对待“侵略的西方”问题上，除了少数人采取低姿态外，大部分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主张给予坚决回击。可在怎样面对“先进的西方”这一问题上，却很令人失望。道光帝不识时务，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士大夫意气用事，以为不必学，甚至在对“侵略的西方”作出迅速而情绪化反应的同时，也迁怒于“先进的西方”，有意歪曲与排斥之，这种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便是，清廷在炮声寂静之后又沉沉睡去，从而断送了迎头赶上西方的机会。
2.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是否应该抵抗？
在鸦片战争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调动了十多万军队，先后有一名总督、两名提督、七名总兵、两名都统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但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这显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而中西之间舟船与枪炮的悬殊对比，又常会化作无情的压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义，召唤他们在劣境中慷慨一击，肉搏赴死。陈连升喋血沙场、葛云飞血染定海、关天培虎门殉国、陈化成阵亡于吴淞炮台，像这样甘愿以头颅抵挡利炮的人并不是个别的，“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他们的心迹和苦痛，既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壮，又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怆。以致林则徐发出“未之前有”与“奈何奈何”的感叹。
以日本为例，自1853年“黑船事件”后，国门被打开，除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下关和鹿尔岛等地方性抵抗的惨败便是明证。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化为另一种催化剂，引起了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由此可见，对于西方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诚然，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异或许更为重要，放弃武力抵抗，对于并无前车之鉴的“天朝”上国而言在当时也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其假设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价值标准。
那清朝将士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呢？“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叹的是，清朝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时人称：“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酒房茶肆之中，亦大书‘免谈实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鸦片战争后，社会停滞不前，以致当1860年庚申之变后，国人再度检讨致败之由时，20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读史至此，沉思久之。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三
新乡地处河南北部，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北方内陆城镇。晚清时期，新乡与沿海城镇相比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较小，社会形态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交会于新乡，使新乡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乡的历史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响到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因而对于新乡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乡近代城市发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对新乡近代建筑发展过程进行分期研究，总结各发展阶段的特点，探究其发展规律。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纪初，新乡的当地建筑仍以传统明清建筑为主，建筑材料以传统的土、木、砖、石为主，延续着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但随着西方宗教的日渐传入，新乡出现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为西式和中西结合式，这也是新乡最早的新式建筑。这些新建筑对新乡建筑面貌的改变并不明显，当时建筑仍以传统民居为主。
這一时期新乡最具代表性传统的民居应为位于今原阳胜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当时阳武县（今属原阳县）最大财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仅主院保存完整，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院是北方民居传统的四合院建筑，有三进院落，房屋74间，皆为硬山顶灰瓦建筑。院落规划整齐，坐西面东，屋顶上有五脊六兽，古朴典雅，浑厚庄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对称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乡现存的清末民居还有位于凤泉区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红旗区北关一带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处民居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1882年的卫辉南门里天主堂是新乡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华于1897年进行扩建。该教堂规模宏大，房屋百余间，为中西结合式建筑。该教堂主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国庑殿顶式的殿身实体，二是仿古罗马柱廊的殿身虚部，这是西方建筑样式第一次出现在新乡。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建于1884年的新乡县牧野乡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阳县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这些建筑均为中国庑殿顶与古罗马柱廊的结合。虽然这些建筑数量少，但对周围建筑影响较大，模仿者日渐增多。
近代新乡建筑的繁荣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通车，新乡成为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乡与天津、汉口、武昌等城市的距离，人员和物资的快速流动极大促进了新乡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新文化的传播。同时，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河南，大量外国企业直接在河南投资设厂，进行工矿业生产。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新乡兴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类型、技术、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西建筑风格不断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变，当地出现了近代建筑的繁荣景象。
一、住宅建筑。
这时新乡的住宅大多是传统形式的延续，依旧保持四合院的样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艺。在传统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这些住宅不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术，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显改变。
徐世昌公馆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住宅，现位于辉县牌坊街，创建于民国初年，为徐世昌在辉县活动期间（1909-1911年）的办公场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馆“原有建筑占地十余亩，左中右三穿三进，九院相连，皆为四合院，主院穿厅……青堂瓦舍，朱门丹窗，方砖铺地，回廊相连。”（《辉县文史资料》第9辑）。
新乡北关劳动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乡市区规模较大的中西结合式住宅，为民国时期新乡商人李裕达及其三个儿子的私宅，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建筑群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墀头、梁枋、雀替、如意头、莲花束腰柱础等饰物，又掺杂较多的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如精美线角、雕花、门旁扶壁假柱上的涡卷等。”（《河南近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282页）该建筑使用油毡沥青豆粒砂屋面，为新乡地区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卫辉城内健康路丽湖花园内的王家大楼，建于民国初年，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王锡彤私宅。大楼为砖木结构，青砖墙基，具有明显的西式建筑风格，是新乡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家大楼整体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凉台，四周有双柱走廊。穿过凉台是宽敞的会客厅，客厅东西各有一室相对。绕过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东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间在“t”字形走廊两边，室室相对，20余间，上下两层基本相仿，上下楼梯均在后部。该建筑样式精巧，美观大方，是独具一格的近代优秀建筑。
二、工业建筑。
新乡的近代工业自20世纪初起步以来，逐渐兴建了一批纺织、面粉、冶铁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厂房多为单层砖木结构，内部空间宽敞，车间有适宜的生产环境。同时，新乡也出现了多层的厂房和数十米高的烟囱。工业建筑的发展充分说明建筑的发展适应了新的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要求。
这期间新乡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主要有通丰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铁公司。通丰面粉公司位于新乡卫河北岸，西临京汉铁路，主要建筑为一栋五层砖木结构制粉楼，砖墙承重，木梁木楼板。木梁板在震动较大的面粉车间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动荷载。宏豫冶铁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乡市卫河北岸黄岗，东临京汉铁路，是新乡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铁企业。该工厂建筑布局、房屋结构、造型都依照工业生产所需而设计，其标志性建筑为一座30米高的烟囱，外形修长，粗细得体。宏豫冶铁公司的烟囱与通丰面粉公司的五层制粉楼相互呼应，构成当时新乡卫河北岸的一大景观。
三、公共建筑。
伴随着新乡近代化城镇的发展，医院、文化场所、学校、车站、办公楼等新式公共场所开始出现，展示出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新乡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济惠民医院，旧址位于卫辉市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为西式风格，后于1920年完成扩建，为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楼为四层内廊式双面病房楼，中厅设楼梯，两侧对称布置，并设有暖气和隔火墙。该建筑集中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砖石结构再加上传统样式的屋顶，是中国建筑从传统建筑到现代建筑过渡的一个典范。同时，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同善医院和国光医院，这些医院布局合理，造型简洁，为近代医疗卫生建筑的代表。 新乡文化建筑出现较晚，直到1927年冯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发展。1927年以后，新乡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戏院、中山图书馆、新声戏院、河朔图书馆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图书馆当属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图书馆位于新乡市卫滨区一横街北头的卫河公园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层宫殿式办公及阅览大楼动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图书馆为近代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是一座“工”字形宫殿式三层砖钢筋混凝土建筑，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西方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特点。主楼外观为民族建筑风格，里边是西式设施，光线充足，馆内有新闻杂志社、文物陈列室、演讲室等，可容纳300余人在此阅览。
自20世纪20年代，新乡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发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发展起来。1913年建造的卫辉中学堂教学楼，是新乡地区现存最早的教学楼。该教学楼为二层砖木结构，“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儿墙、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墙壁柱等近代建筑处理手法，使用玻璃、红机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页）。1930年建成的私立静泉中学（今新乡市第三中学），位于新乡市姜庄街今市卫生学校院内，该学校续建的“廿一”教学楼为砖木结构三层双面楼房，门厅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学校，为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教学楼门窗过梁、基础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钢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悬挑钢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乡是第一次出现。此外，还采用了單斜梁两侧双悬挑踏脚板式的木楼梯，亦属本地少见”（同上，121页）。
道清铁路新乡车站于1904年建成，后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车站票房一座。该票房位于新乡车站北端，今建国路西侧，为英国人设计。站房9间，坐东向西，设厕所、月台、风雨棚，仿西欧票房样式。票房由四个功能区构成，功能区内部开门，相互通达。四个区中北区办公、调度，南区售票、后勤，中间两区候车。
建于1933年的新乡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位于今新乡市东大街路北，该建筑为新乡行政管理机构和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场所。办公楼坐北朝南，为二层砖石结构房屋。主楼为东西走向，东西两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楼，因而整个办公楼为中轴对称的“h”形。主楼正面立红漆柱四根，鼓石柱础。楼内为双面内走廊，楼上楼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间房设两个平开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紧凑，造型朴实清新，堪称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铁路沿线城市集中，新乡原有的城区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需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开始突破城墙的制约，向人流、物流比较方便的火车站附近发展，形成新的城区。新乡新城区的建筑多数放弃了传统设计和规划，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建筑样式，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其功能也更为多样。
在铁路没有通车前，新乡的商业街区位于临近卫河的北门一带。随着铁路的通车，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老城北门外沿卫河商业区开始向旧城西部方向的火车站发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旧商业区中间开辟了一条通道，从北门外沿河街，经石榴园、姜庄街、新华街至火车站。这个区域逐渐被民宅和商铺填满，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华街）为主的新城区。人口增加、店铺林立，商店多为高门脸和门窗洞口加线饰等西式建筑风格，采用水泥饰面和玻璃橱窗等新材料。民国10年（1921年），由火车站至水阁门，修西站马路。民国20年（1931年）后在火车站东、卫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庄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这些街道条块结合，构成卫河南岸街区。同时，在1933年成立城关马路工程委员会，专门整修道路，又将新城区西站马路、中山大街、姜庄街、石榴园、民族路等马路修筑成碎石碎砖路面，还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国路等马路安装了路灯。通丰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卫河上修建了一座桥，取名为“通丰桥”，此桥原为简易木桥。1933年国民党华北办事处将此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改名为华北纪念桥，为新乡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桥长35米，宽6.6米，石墩、水泥梁，内衬道轨为筋，棱形红石铺面，8根1.5米高铸铁杆桥灯，为新乡市第一座现代化桥梁，方便了卫河南北交通。在今姜庄街与胜利路交叉口处，民国年间还有一座下方上圆最上为尖顶并镶有机械钟表的装饰建筑，当地人称之为“钟楼”，用以报时之用。华北纪念桥、钟楼与同一时期建造的河朔图书馆、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被新乡百姓称为新乡20世纪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规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应发生变化，马路宽阔，洋楼林立，门窗也均刷油漆。
五、园林建筑。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内园林建筑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新乡出现两座公园，分别为1924年修建的暴张公园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暴张公园是为了纪念暴质夫、张宗周而建，两人为民国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张公园位于新乡姜庄街，园内设有暴张纪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张纪念堂建在公园迎门处，是公园重要建筑，现位于新乡市卫滨区武警支队院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堂坐北向南，“单檐歇山顶，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砖砌墙，檐柱抱在墙内”。暴张纪念堂建筑式样别致，与之类似的近现代纪念性建筑并不多见。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位于火车站东边的建国路，为爱国将领吉鸿昌所建。道清公园虽规模不大，但环境优美，具有现代城市公园的雏形。入门处为直形长廊，左右种植翠柏，长廊左右，还各有一圆形花坛，有小径将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构成了国民党党徽图案。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停滞期。
（1938年至1949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由京津地区南下，新乡于1938年2月沦陷。日伪政权在新乡7年多的殖民统治，致使新乡原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百业凋零，经济衰败，社会倒退。
日军占领新乡后，大力修建军事工程和为其服务的设施，“日本帝国主义在新乡修建飞机场、军政机关及为其服务的金融、商业、邮电、娱乐设施，共建项目58个，建筑面积61799平方米，其中军政设施建筑面积达80%以上”（《新乡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页）。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建筑为位于新乡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领事馆，该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二层混合结构，木质地板，红砖墙，大灰红瓦，四坡式屋顶。该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个通气孔，通气孔直通屋顶四个方形通气孔，通风防潮。领事馆北是领事住处，为日式建筑，开关式门窗，内门和壁柜皆为推拉门，木地板上铺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设讲究。领事住宅路东为三栋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乡市卫滨区的金家营和八里营现存十座飞机掩体工事，该建筑为拱形，为水泥混凝土结构，异常坚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锅，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飞机窝”。这些飞机窝为侵华日军所建，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日伪政权在1943年开始修建引黄济卫工程，计划将黄河水引入卫河。至日本投降时，只将50余公里的总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该工程加以改造，命名为人民胜利渠。
同时，日伪政权重视新乡的城市建设，曾将新乡列为华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规划。“本市于事变后跻于重要地位，人口剧增，拟使成为军事上要点及商工业都市，而策其发达。并应作为政治交通文化经济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计划。”（《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伪政权编制《新乡都市规划大纲》，进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城市建设。新乡规模拟为20平方公里，以京汉铁路东侧为主，从新乡车站往东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约二公里，包括车站西侧一部分。本区范围东起土马路西至铁路线，南至城南庄，北至中兴街，为一正方形新区。并以孟姜女河为分界线，南面为行政区、住宅区，北面为街市混合区，卫河北岸为工业区。同时，新开6条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马路（今胜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兴街（今宏力大道）。这一时期，新乡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条，道路长度11.47公里，面积9.27万平方米。日伪政权按照这个规划大纲对新乡经营多年，对新乡城市建设与规划布局产生较大影响。
1945年秋至新乡解放，兴建的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国民党新乡县政府为迎接蒋介石路过新乡暂住而建的中正堂。该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长方形，北端设讲台，南端正门有台阶，门厅为三柱拱券，纵墙两侧设休息走廊，间间有高大的砖粉砂浆红廊柱，两端间有传统的倒柱连龙，墙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艺。
结 语。
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出近代新乡的社会变迁，是由当时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是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结合的产物。新乡近代建筑总的来说是把西方建筑风格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产生符合现实需要的新建筑。同时，新乡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类型、技术、材料方面相对单一，高质量建筑少，这表明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并不充分。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四
摘要：辛亥革命中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妇女开展了参政活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是参政运动的开展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对妇女参政的活动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
关键词：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从民族发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妇女也要参政”的口号，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拉开了妇女参政的大幕，从此女性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走上了顽强拼搏和充满坎坷的抗争之路。
（一）革命活动拓展了妇女的眼界。
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比较多，妇女基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辛亥革命的爆发摧毁了在我国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国强调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样就为妇女参政议政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辛亥革命的爆发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很多国外的民主思想传入到国内，促进了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二）“天赋人权”思想为参政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还离不开思想基础，“天赋人权”则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很多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这就为我国女性树立了学习榜样，造成妇女参与到参政活动中。妇女吸收了“天赋人权”思想，同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提供了平台，参政运动开展中妇女采用办报刊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女子参政的影响力。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妇女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参政的人数比较少。在当时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存在，即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参与人员也对妇女存在歧视心理，这样就导致妇女参政活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不仅如此参政的妇女主要为革命参与人员、官员，这些人员理应具有相同的目标。妇女参政运动中受到了抵制，这些人员在面对抵制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参政妇女之间不够团结，导致参政运动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请愿活动受到舆论反对。
（二）自身原因。
导致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还包括妇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提升了妇女的地位，但是在当時的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仍然比较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这是重要的原因。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需要听从男性的指挥，在表达意见时自己的主张不敢轻易的表达出来。其次妇女的素质也比较低，很多妇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对于政治空有参与热情，但是对于政治的了解比较低，参政的影响力比较小。在参政中不能有效的表达自身的观点，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效果比较差，这些原因都对参政运动的开展带来了阻碍，最终导致参政运动沉寂下来。
（一）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
封建时期的妇女在经济上严重的依赖男士，这样就导致妇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参与到参政活动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妇女真正的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需要妇女在经济方面处于独立。经济独立可以使女性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表达自身的观点，反之若女性在经济方面处于依赖的状态，则会处处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妇女参政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因此要想妇女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要做到经济独立。
（二）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
辛亥革命妇女参政的人员数量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妇女没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同时参政人员之间也没有建立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参政运动的失败。这就说明参政活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扩大妇女参政的影响力，在社会中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为参政活动的开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妇女要想参政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准确的表达自身的观念，加快参政活动的开展。参政运动中要广泛的动员群众的力量，让更多的妇女参与进来。
（三）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会下妇女的权利比较少，不能表达自身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必须开展革命，获得自身的权利。辛亥革命爆发前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此时妇女将自身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参与到辛亥革命中，这样就使得妇女参政运动不断高涨。政治局面比较复杂，资产阶级不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也就不能满足妇女参政的需求。虽然妇女参政运动最后归于平静，但是妇女参政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政治权利的获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妇女参政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最终归于沉寂，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五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强压迫的社会，而日本却逐渐兴起成为亚洲列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中日两国对当时的本国及世界的认识。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日；本国；世界。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既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卖国求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社会矛盾、革命任务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也客观的给中国带来了些许进步的元素，如：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等。但是，这没有改变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中国由此进入了极其黑暗的时代。反观日本，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天赐之鉴”，开始积极准备与西方列强的预期接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海防、主张改革内政等。这为日本后期的明治维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那么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何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对当时的自身和世界认识的不同，所以也产生了后续发展的不同。
一、中日两国对本国的认识。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在古代历史上，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隋唐盛世……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文明为亚洲文明提供供给，亦是亚洲文明的中心。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
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有着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大化革新后，日本的封建制度渐趋完善，但其封建统治者并非中国的皇帝，而是掌握军权的幕府将军。日本的“天皇”就不可能如中国的皇帝一样孤傲自赏，夜郎自大的。他们不断地学习，积蓄力量，好奇一切新的事物。之后的明治维新就是其最好的证明。
二、中日两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中国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
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不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与中国文化的自创性特征相比较，日本文化的确“不该骄傲”，但与此同时却使其表现出了“周边性”与“摄取性”。[2]日本自古以来就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周边国家，孤悬海外。直至公元前3世纪为止，在漫长的8000年中，日本一直处于缓慢的绳纹文化发展当中。“当我们的祖先聚居在日本列岛上，长期停留在石器文化阶段而裹足不前时，大陆的汉族却很早就迎来了金属文化时代，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汉族向四周地区的扩展引人注目，其部分势力也达到了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3]是大陆的中国文化给日本带来了飞跃的发展，日本社会从采集文化转为农耕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青铜器与新石器并用的金石时代。日本民族喜爱与渴慕优秀外来文化。善于摄取外来文化。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对当时世界及本国认识的不同，使其后续发展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当时，中国故步自封，日本却学以致用；中国唯我独尊，日本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此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这固然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的原因，但其思想认识的不同产生历史的必然也带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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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六
自鸦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以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危害。清政府、民国政府等都有禁烟政策，然而却成效甚微，都没有阻止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鸦片贸易横行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由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构成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状况的一个缩影。
一、输入鸦片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竞争。
当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国家众多，并且国家之间因为利益而相互进行竞争和勾结，这是鸦片泛滥于中国的直接外部原因。西方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殖民国家，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和台湾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不过数量不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成为对华鸦片走私量最大的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对外殖民扩张也发展迅速。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东方的殖民机构，它试图以各种方式打开对中国的殖民贸易大门，以便倾销英国商品，但却屡遭碰壁。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男耕女织、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根本无需依赖对外贸易而生存。因此，鸦片贸易就成为了东印度公司改变不利贸易入超局面的一种手段，确立其对华鸦片政策。甚至最后，英国不惜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同时，美国独立战争后开始急剧发展资本主义，扩大对外贸易。由于英国对印度鸦片实行垄断，所以美国人另辟蹊径，在土耳其发现了鸦片。土耳其鸦片质量不如印度鸦片，但因价格低廉，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力很大。1817年美商又在波斯湾找到新的货源，使得1817、1818两个年度中贩运总数达到4000箱，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为了与美国争夺中国的鸦片市场，英国大力增加印度鸦片的产量，导致其价格下降，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开始处于不利的地位。1821年，为了倾销大量增产的印度鸦片，英国允许美商贩运印度鸦片。英美两国开始相互勾结，扩大对华鸦片的输入量。
二、巨额利润对各方的吸引。
鸦片走私之所以能够兴起并且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鸦片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和烟贩都从鸦片贸易获取了高额利润。以英国为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规定，鸦片按照成本300%的高税率进行征税。另外，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许多英商洋行以三角贸易方式，将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银从中国进口茶叶等畅销品，运回英国本土售出时也需缴纳大量税金，成为英国政府的又一税收来源。以1813年为例，这一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每箱成本费用是237卢比，它的拍卖价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2428卢比，超过原来成本九倍，东印度公司约得其中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印度政府。鸦片税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1830年从鸦片专卖所取得的收入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第三是烟贩。因为鸦片是偷运进口的，逃避了纳税。公班土在印度每箱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2618卢比，两者差额为833卢比，折合银洋为四百余元，扣除少数运费等成本外，剩下部分就是烟贩每箱的实际利润。最大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在私信上说，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一千银元。英国鸦片贩子泰勒在1818年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鸦片贸易在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政府以及烟贩共同有利的条件下，更加快速发展起来。随后，东印度公司采取大量生产、低价推销的政策，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更进一步增加。
三、清政府的吏治腐败，统治阶级无能。
当时清王朝吏治的腐败、税制的紊乱是导致鸦片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与驱动，清朝有不少官员或主动或被动地纵容甚至是参与鸦片走私。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几乎形成了庞大的鸦片走私受贿官员集团。以查缉鸦片走私为专责的官府“巡船每月受贿银三万六千两，私放入口”。各级官员也都争相从鸦片走私中获利，“水师有费，巡船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连英国商人也曾说：“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甚至英国官方也宣称：“因有完备的贿赂制度，鸦片贸易进行得很顺利正常。”官吏受贿的普遍，致使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偷偷运进了天朝。”并且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激增，鸦片税也成为清朝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在进口税中，鸦片税约占一半左右，最高时甚至占60%以上。
四、民国成立后的国内状况。
清王朝灭亡后，直到解放前，国家都一度处于战乱与管理的混乱之中，所以在这种国家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鸦片便再次泛滥起来。北洋军阀时期中国陷于军阀割据状态，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军队，各派系军阀几乎都利用毒品掠夺社会财富，依靠鸦片消费税增加税收来源，有的甚至纵容种植罂粟。于是，鸦片烟毒在北洋军阀时期又逐渐开始流布，甚至出现了一些专业性质的鸦片公司，例如上海的信远公司、公平公司、聚丰公司、三鑫公司等，都是大型专业贩毒公司，其后台则是军阀和外国侵略势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1927年9月至1928年4月颁布了许多禁烟章程及条例，但起初主要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即用增加税收的方式限禁鸦片。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国产鸦片数量猛增，西南地区成为鸦片的最大产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向中国大肆输入鸦片和其他毒品，将东北地区变成日本推行鸦片专卖的主要基地，并建立全国性的贩卖网，使鸦片在中国又一次泛滥成灾。
五、小结。
从探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想要真正的杜绝鸦片、毒品的泛滥，首先国家需要拥有独立的主权作保障，当时我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二半社会，内忧外患，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解决人民苦难的最关键的前提。其次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当一个国家经济强盛，才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近代西方国家逐步的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大幅的提高的同时，清政府却还在“闭关锁国”，停留在“天朝上国”中止步不前，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我们在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等领域落后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将我们强行拖入它们的利益纷争中。同时，鸦片的禁止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基础，而当时的近代中国社会因为政权的更迭，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能够长期统一国家、保护人民，社会处于治理的混乱之中。最后，当时清朝政府的日趋腐败，导致国家的治理更加涣散。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因此，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是有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重因素所共同导致的，是中国人民在近代苦难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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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艳君(1991-)女，陕西咸阳人，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七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姓名：张可明学号：
1105616034。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以此作为近代史的起点，开始了一段令国人振奋，悲哀，无奈的不可磨灭的历史。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的签订，为中国近代史写下了一个耻辱的开头，世界就这样用近乎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认识了当时的时局，认识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世界。当时在一连串的失败后，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大堆的条约，使得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还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人构成的威胁，但是这样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击，刺激了中国人民的醒觉，促使中国人民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鸦片战争后不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实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主义形态。帝国主义势力于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由于外强的进入，大量倾销商品使得中国本身的自然经济迅速崩溃，白银外流严重，人民生活失去经济来源，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了中国从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发展到商品经济，然而过程却是异常艰苦的，当人们意识到仍旧依靠单纯的自然经济手工劳动已经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是已经太迟，而地主，官僚等得出现更是使他们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19世界70年代终于开始转变，中国的民族资本兴办的形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但其中的真正的民族资本家却因为原始积累不足，大多数规模过小，设备落后，受到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这样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去附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1867年，台湾人民也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奋起反抗，《马关条约》签订时更让他们鸣锣罢市，表示抗议，1884年，中法战争时，香港中国造船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修理受伤的法国军舰，爱国商人也罢工，码头工人则不运送法货。1900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部分清军与之展开殊死战斗。鸦片战争后只有少数人朦胧意识到的民族醒觉意识，在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醒觉。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这在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主用，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但洋务运动有封建性，加上对外国的依赖最终难免失败。由此给人民心中一个重击，寄予的希望都无望。清末新政可以算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清末新政之前的中国政治与清末新政之后的中国政治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区别，清末新政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政治在西汉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唯一的一次革命。“新政”以政治上的革新为主，实际拟定和实行的改革措施以政治为多，改革所影响最深的领域也是政治。新政的开始起因于帝国的危机，但它又刺激引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反而又加剧了帝国的危机，促进了清朝的灭亡，然而新政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制度，却保留了下来。新政所规划的改革措施，很大一部分没有来得及推行，已经明令实施的计划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举步维艰。但是，清末新政是一系列历史事件链条中的一环，它受到了以前历史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也影响和限制了后来的历史环境。新政的失败更是让国民对未来的飘渺的希望一个迎头重击。一直到了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全国响应，人民首尽了太多的压迫，太多的委屈，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得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年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整在人民当然地以为会迎来新生活的时候，人民艰辛取得革命成果却袁世凯窃取，虽然如此，1921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得五四运动，依然是人民心中对自由、幸福无限追求的体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共逐渐扩大，却形成了国民党和中共的对峙，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企图压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是民心所向，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心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人民一直坚持着的它，一直相信它，坚持了七年直到抗战胜利，再坚持了十年，直到内战结束。
1927-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也是十年内战时期。期中中国出现短暂繁荣的现象，但是因为国民党的欺压，中国人民开始作出坚韧的反抗斗争，为了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解放。从而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经历了长征的洗礼，一步步的走向中国革命的心局面。
刚开始，在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后，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国民党变成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息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这个政权性质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国民党实行***和军事独裁统治。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而且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同时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以控制广大人民的行动。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一个个的控制手法，正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
不过在“一战”期间，因为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使得中国的办工厂和投资数额增长迅速；轻工业发展显著；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可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当的不成熟，也为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所以很快就被国民党控制了。
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人清醒了，也开始站起来了。无论在国民党的追杀，摧残下，还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中国共产党还是独立高举起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可是当时无论中外，都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而且中国近代革命也曾在大城市进行过革命斗争，但不成功。不过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在艰难的探索中发现了问题，他最早关注农民问题，最早提出进行农村的武装斗争，还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领导创建了第一次农村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最早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由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后来的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让我们革命时期走到了土地革命时期。
土地实行私有制，农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这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再加上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大大推动国家的进步，而且根据地也慢慢的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使身在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由于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而且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所以中国共产党滋长了一种“左”的急躁情绪，而且“左”倾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使得很多方面产生了很多的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所以迫使到最后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再加上红军战士秉着长征精神，为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拼搏一战，展现了长针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在经历过种种的阻碍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已在人民的心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而且慢慢的走进了人们的心中，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人民都满怀信心的去斗争、去奋斗。这次的土地革命是成功的，它确立了中国的性质，找到了中国的前进方向，而且人民也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带给他们明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经历了109年的不断战火后，中国人民终于都能够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然而回忆当中的战火烧得依旧猛烈，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时时刻刻反省自己，谨记历史的教诲，谨记自己的处境，自尊自强，不再受辱。
而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纠正，但并不彻底，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66年5月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集团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使得“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遇巨大的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国家**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依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心的局面，这一切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本应取得更大的成就。
尽管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严重挫折，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在以毛泽东未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主义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随后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人民定以此为戒，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自由、富强的时代。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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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八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十分繁荣，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环境下，社会风气逐渐走向奢侈糜乱，光鲜之下矛盾暗长。清王朝统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状态，国家发展陷入停顿，逐渐由盛转衰。而当清王朝逐渐走入没落之时，欧洲各国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逐渐完成了资本主机原始积累，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具备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它们逐渐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一、鸦片战争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极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抵御贸易的入超，妄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大发鸦片财。中国方面白银大量外流，人民饱受鸦片摧残，精神和健康受到严重伤害。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导致当英军来袭之时清军变一触即溃。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抗英，涌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等反侵略斗争，充分展现了人民对侵略活动斗争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收场，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变迁。
中国的文明诞生极早，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边国家中，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终也会将之同化化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国自古养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而非国家观，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视周边的民族皆为蛮夷，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书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我们能看到这时国人已视自己置身所在即为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周围的蛮夷国家都应该向中国称臣纳贡。在“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中中国对所谓的“洋夷”不屑一顾，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被带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清政府认为英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当时有的官员向皇帝献策称洋人的腿是不会奔跑的，因此对付他们只需要用竹竿将他们击倒。直到经历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时人才认识到清朝“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己编制的美梦，被认为野蛮未开化的夷人已经将自己超越。少数的饱学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强的道路。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从“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的观念向“世界”的观念逐渐转变。所以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以“国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称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二)现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还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务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洋务学堂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留学教育把学生送往欧洲接受先进教育，翻译西方的优秀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知识。洋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转变，这是对旧中国已经无法满足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
洋务派的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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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九
摘要：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教学用书。推进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打破现行传统教材单一的局面，编写与出版与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势在必行。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系列用书；培养创新思维。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并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近些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中国近代史教学(1840―1919年，即中国近代史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但我们在看到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存在不足的另一面，即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引起有关部门的真正注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许多新的学术方法和研究成果未能融入教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虽然出版了许多不同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这些教材虽然编著者不同，出版社不同，但这些教材的体例、内容、所引文献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基本皆为同一模式，均未能从传统史学观念的框框中超脱出来，真可谓众人一面。教学实践已经充分地告诉了人们，以传统史学观念为指导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现在已经不能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需要。为了更好地贯彻与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我国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战略目标，全面提高历史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对此，笔者认为，要提高我国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的质量，努力发挥中国近代史在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方面的功能作用，必须对现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改革。否则，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方法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教学质量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高，学生们的理论水平和创新思维也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教材是教学的载体，是教学的根本之所在。由于我国目前未对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这是导致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陈旧的最根本原因。教学实践说明，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内容的创新，之所以举步维艰，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中国近代史教材上去对其进行改革的结果。与高中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相比，高等院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的老化程度极其明显。
这正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大学和中学还存在许多几十年如一日的‘爷爷的教材’，这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落后于国内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形势。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教育落后的最重要部分。”可见，要使中国近代史的教学适应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对中国近代史教材体例、内容、所引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方面的改革，已成为当前中国近代史教学创新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在距瞿振元先生提出教材落后的意见十余年后，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却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由于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包括有关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文科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都已学过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并对其中的有些史实和内容背的“滚瓜烂熟”。又由于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其中相当部分的基本知识和观点等内容与高中阶段所学的一样，因此，大学生们对这种“炒冷饭”的现象也极不满意。高中阶段，学生们为了高考去被动地死记硬背中国近代史，大学阶段，学生们为了中国近代史课程的过关，仍然要死记有关的内容。
这种为考而教，为考而学的被动教学方法，至今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但随着大学生们知识面的不断扩大和理论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迫切需要教师改变中国近代史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要求教师讲授新的史学观点、新的史料和介绍新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等。因此，要满足学生们更新知识的正常要求，仅靠教师在课堂上所作的点滴介绍，是远远不够的。要适应学生们的强烈求知欲望，我们必须改变目前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使用“单打一”教材的局面。即我国有关的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地去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等编写和出版有创新内容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外，还需要编写和出版与中国近代史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
笔者认为，系列用书应包括一份指导学生们学习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大纲和编写教材的说明书，让学生们从中了解到，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编者们筛选史料和观点的标准和原则，编者是如何处理编写中的重难点等，对这些内容的说明，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去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有关问题，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因这些内容不仅可以使学生们明白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一整套构思，及其编写手法，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学习到这些构思和方法，这对学生们智力的发展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还应编写一份供学生们阅读的参考书目，在这份参考书目中，必须注明书籍的作者、出版社地点及名称、出版时间及著作的内容提要等。由于种种原因，因此，历史系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专业知识面狭窄，史学信息不灵，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有哪些应该读的著名书籍，学生们则很少知道。这当然不利于提高学生们的史学理论水平和拓展专业知识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向学生们提供一定的参考书目，就显得十分必要。
譬如在参考书目中列出由苏双碧主编，山东齐鲁出版社1985年出版发行的《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一书，这样，学生们就能根据参考书目中提供的线索，去借阅该书。通过阅读，学生们就会从书中清楚地了解到建国后的30余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情况，从而使学生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本相。这无论是对学生们进一步深入地学习中国近代史，还是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大有益处的。有了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书目，学生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有的放矢地查找自己所需的书籍，从而减少了学习中的盲目性，节省了有限的学习时间。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十
摘要：1840-1842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文旨在阐明，认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关键词：鸦片战争；危害；现代文明。
19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无耻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步性。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些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它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一)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差距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二)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三)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地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总之，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也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出现了探求西方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御外侮的新思潮。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十一
[摘要]近现代思想史中对国民性的讨论批判从未停止，国民性问题关系着民族的存亡与发展。而近代民众劣根性的流弊是民族发展的严重阻碍。许多思想家均着眼于国民性的改造。现树立介绍了即为典型的思想家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对其进行简单对比。
[关键词]国民性；近代思想。
晚晴启蒙思想萌发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逐渐发起国民性讨论的热潮。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有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与探究。国民性在政治心理学中是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将国民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国民性与民族心理等同，包括该民族的成员个体身上所体现的心理特点。国民性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环境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产品得以表现，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特有的、反复起作用的心理和行为特质、性格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观念往往会集中地展现其民族心理特点。因此在讨论国民性本身的同时，也是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心理文化的探索，会对国民的政治行为有导向作用。
近代中国思想史中之所以发生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批判讨论，是在列强压迫侵略，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企图通过国民性的改造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摆脱民族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国民性”这一话语是从西方传人的，18、19世纪，西方以及日本对国民性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精英群体深受其影响，从中获得启示：一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可以通过培养出一些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习惯或特性，来提高本民族成员的素质，从而推动民族的文明进步；二是消除阻碍民族进步的消极因素，使人从政治、宗宗教及其它压迫体制下解放出来，能够促使民族的进步。近现代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首先要提到的是严复。“国民性”概念在晚清思想界的广泛使用和流行，是以现代“国家”、“国民”意识的出现为前导的，而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国民”概念，是在晚清启蒙运动中才产生的。据梁景和考证，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1895年3月，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首先将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救亡兴邦的根本，进而提出挽救国家危机的措施，严复思考的国民性问题，是怎样能够实现民族的复兴保住民族生存的活力。在《论事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来探索中国的国民性：“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认为中国人“好古而忽今”。严复推崇进化论，其进化论来自于西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但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而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细胞在国家兴亡盛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成为关乎国家强弱存亡的一件大事。严复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而精神的涣散衰颓、道德心的丧失，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严复提出的启蒙“三民”说，是在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提出的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具体方案，成为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其《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文章中均有提到其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乏独立、自由之德。“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依赖古人，言政术则依赖外国。官吏依赖君主，君主依赖官吏。百姓依赖政府，政府依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唯倚赖之是务。”而且奴性深重“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既然如此便罢了，但国民不能自己视自己为奴隶。并感叹“吾不解吾国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梁启超认为奴性导致中国数千年的腐败，而且奴性不除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当时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他对国民性的论述主要也是对劣根性的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专制压迫制度以及家族部落思想等，都是劣根性形成的动因。民主法治观念几乎没有，而且在教育上，学而优则仕的导向，后来严格的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压抑了国民的思想。除此之外，我认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一些观念发展到另一方面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中庸”，强调克制自己来达到整体的和谐，学会宽容与忍让，这样的思想理念在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同时也使国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与反抗的精神。在趋同的过程中磨损了个性。
梁启超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拯救方案。梁启超主张以“新民”来“新吾国”。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两个途径：“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不同于严复的拯救方案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和思想。梁启超也看到了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中华民族精粹的同时采补外来文化中新的价值观念，学习其它民族的优秀文明以实现本民族国民性的改组。梁启超强调国民意识的塑造，除了有“国”的概念，还看到了强调国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认为“国权”与“民权”是紧密联系的。国民个人权利的倡导将个人由以往的对君主意志被动服从的臣民而推为主动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国民，由“国”而“人”的观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前提。梁启超将国民素质的改造与提升视为社会会政治改革发展、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
晚清启蒙意识到这个国民是民族自立的根本，“国民性”的改造便是有效的方法方案。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从传统的“用民”的角度出发来倡导“重民”甚至“新民”。他们的“新民”之道，还是比较狭隘的，设想的是在旧有的文化体系内部借助一些外来文化的力量以辅助民族实现自新、自强。在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民”的概念是作为建立“民族一国家”的必备因素被提出来，其涵义与西方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人”的概念有本质差别。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用现代“人”的标准来反省国民性的弱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思想家。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是其作品思想的灵魂。鲁迅在其众多文章以及言论中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鲁迅笔下的民众盲目自大死要面子、奴性十足、麻木冷漠、愚昧无知，鲁迅一向不吝使用最尖锐的词汇也不吝以最恶来论述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世纪末思潮视现代文明为颓废、摧丧本能、造成人种退化，认为文明的再生有赖少数天才或杰出的个人。鲁迅笔下的革命者作为杰出个人，为了革命流血牺牲，课面对的是无知看客的麻木不仁，革命者为他们献身，他们非但不会理解，而且还把他的遭遇受刑当作娱乐节目。鲁迅一方面对庸愚大众进行批判，但是他又不能离开群众，他不能没有听众。鲁迅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的同胞比作虫豸，而虫豸一般是族群意向，需要相互协助完成艰难的任务。这体现出对群众的依靠。因此“超人”在情感上得依靠庸众，至于庸众，却连自己被贬为昆虫都不知情。这是一种复杂的双重情感。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而劣根性的来源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封建礼教的束缚另外还有外来侵略的刺激的因素作用在里面。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便是认为国民病的不是身体，病在国民的性格国民的素质，麻木愚昧的民众是不可能有带领其走向反抗、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希望的。
除此之外，林语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也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近现代思想中的热门话题。这是如当时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单从国民性本身来看，可能包含的内容会更多也更温和。近代思想中主要是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并企图通过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民众的觉醒民族的复兴。中国国民的国民性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相关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正统文化，其“仁”的核心并由此而来的行为导向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国民的思维习惯道德风俗。道家等阴阳调和无为自然的思想也对国民性格有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本就是辩证的，有精华的同时也含有糟粕，儒家的封建等级教化的束缚等为国民劣根性的形成埋下祸根。封建专制统治的登峰造极，使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的性格受到严重压抑。而中国的闭关锁国在思想技艺上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后的对比更加使近代中国国民性的劣性彰显。
近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均从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入手是因为国是由民组成，民众的思想行为会对国家的生存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近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根种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发展复兴。所以欲救国，首先要开民智要改造国民性。
从主要思想家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中我们能够发现有发展创新之处，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面来谈谈自己的总结归纳。
一、正如前文所诉，从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后者更多了对个人精神的探索与重视，不再是在国家一民族的构架中来，讨论因为民众是其组成部分，需要发挥民众的作用，民众的思想意识存在问题所以要对其进行开化。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更多的是从人本身来论述，看到了国民应该拥有权利。
二、陈独秀等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纲常礼教，改造国民性的要求是与反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相符合。
三、我认为对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由于提出反对传统文化的口号，虽然严复的思想中也有提倡西方思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显然要更激进更偏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批判本就是深受启蒙思想家影响的，所以有很多共性字不用说。对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的分析都是一致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思想家们都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批判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而且有破有立，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自己国民性改造的方案。都接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刺激，而且将中西方的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了文化中落后之处，并相应的提出了自己的改造处方。都看到了民众在国家发展中的中的重要作用，将民众作为民族发展的载体，只有民众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进而谈进步谈发展。
国民性的问题一直都在提，现如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如集体过马路便不用管红灯等也会归结到国民性问题上去思考讨论。我认为，国民性虽是一个民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它还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地域环境等，而且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保留，但同时绝对会有发展变化。因此它包含的内同是十分丰富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有其特定历史环境背景的，在当时，只有将国民的思想打开智慧开启，才能够求得民族的发展。我们现在再来谈国民性，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对自己的观照，能够以之为镜，进行反思，实现现代人国民性的发展。国民性问题应该重视和思考，但是不能过度。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十二
摘要：近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左宗收复新疆，胡雪岩与洋斗商,到张謇实业救国，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横刀向天笑，再到黄兴雨花台起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却演绎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决定历史的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批用热血与精神相交织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鸦片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从晚清开始，鸦片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白莲教，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基督教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陈独秀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总结。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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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大全（13篇）篇十三
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高等院校新开的一门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搞好本课程的教学，首先要明确教学目的。为了更好地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教学方法：一是于叙事中寓论断；二是注重多媒体教学；三是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四是课堂讨论和演讲；五是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中宣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社政教〔2005〕5号)中规定，在一年级本科大学生中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门新课。该课程的开设是在新形势下对历史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爱国主义观念和民族精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怎样才能上好这门课呢？我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请各位同行指教。
一、明确教学目的。
教学工作必须围绕教学目的展开。没有明确的教学目的，不仅会导致教学工作紊乱，而且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确定教学目的是组织和实施教学工作的首要环节。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社政教〔2005〕9号)规定，《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根据这个规定，进行《纲要》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
第一，充分认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必要性和进步性，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使中国社会长期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不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社会制度，不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并加深学生对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必然性的认识，自觉继承和发扬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
第二，了解近代先进中国人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斗争，明确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到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都进行过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提出并实施种种救国方案。但无论是和平式的救国方案(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革命式的救国方案(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即使像辛亥革命那样一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由此学生懂得：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一套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要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以此增强学生拥护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坚定信念。
第三，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史实，加深学生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真理的认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和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加深对党的先进性的理解，进而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惟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进行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为夺取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实现了彻底解放。
第四，充分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进步性，深刻领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及特点，加深对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明确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同时，也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认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以此增强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二、改进教学方法。
(一)把握课程特色，于叙事中寓论断。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新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课程的开设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系统性大大增强。但《纲要》课程进行思想教育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又有所不同，是以古喻今通过鉴史而明理，是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其最大的课程特色在于它是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1840年至当代)、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期)、更复杂的社会场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讲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复兴和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以历史事实说话，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三个选择”的正确性。《纲要》课程重心在于讲“史”,但它与普通的历史课又有所不同。普通的历史课侧重从史学学科本身或者从学术角度进行教学和研究，而《纲要》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有着鲜明的思想教育目的。它的开设不单纯是为了使学生从宏观上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认识，掌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要通过教学，帮助学生在了解国史、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拥护共产党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因此，在《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应在加强理论性教育的同时，做到史论结合，于叙事中寓论断，着力培养和强化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注重多媒体教学。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这是人类认识过程要遵循的一般规律。传统的教学，基本上靠的是文字语言的阐述，其吸引力有限，不仅使学生产生模糊不清、枯燥无味的感觉，而且制约他们对历史的形象性理解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电脑网络资源查找许多历史图片以丰富教学电子幻灯的内容。这些原始资料和图片能给大学生带来直观的视觉印象和冲击，让他们感受到历史不再枯燥，而是趣味的、生动的、深刻的。另外，结合专题讲座，适时播放一些资料性强的爱国主义优秀影片和相关纪录片，用图片和影视等手段加深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识，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历程的艰辛、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的理解。除了幻灯和影视等教辅手段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积极开设这门课的教学网页，开展网上自学辅导、讨论答疑等活动。
(三)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社会实践由于涉及经费、安全、时间等诸多因素，在组织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充分利用各地的历史资源和革命老区资源，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要使学生不只局限于课堂的讲授，还要注重教学的拓展，即向第二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拓展。教师应该在鼓励学生在课上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在课下参观学校所在地周围的一些名人故居、革命纪念地等，通过历史实物感受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也可组织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比较不同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交相应的调研报告。这样可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同时，该课教学还可结合团委、学工处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从理论上对活动加以指导。
(四)课堂讨论和演讲。
讨论与演讲一定不能流于形式，在课前需做认真的准备工作，教师为学生提供一些材料的来源与线索，由学生自己选择有兴趣的题目，搜集材料，最好写成文字，讨论后再补充和完善，形成小论文，从而既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又锻炼独立或集体完成研究的能力。
(五)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为了保证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必须对原来的课程考核方式进行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具体做法：适当降低期末考试成绩的比重，约占总成绩的50%―60%;提高平时成绩(作业、提问、讨论和考勤)的比例，约占40%―50%;对一些回答问题、做作业和试卷思路宽、有自己见解且阐述合理的学生适当给予高分，避免以往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现象。
三、结语。
总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应当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做到集知识性、理论性、生动性于一体，在准确把握教学目的的基础上，努力开创教学方式方法的新模式，改革传统的考核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教学效果，对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陶冶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情操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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