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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一
第二条裁决，即改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7754元。
申请理由。
一、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劳动合同期满后终止劳动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不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只需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是发生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4年1月1日实施后，而且被申请人出具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不是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按照新法优先适用的原则，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优先适用《^v^劳动合同法》和《^v^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不存在依据（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的情形。
一审、二审依据在《^v^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七年就已经存在的（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判定被申请人单方解除申请人劳动关系的性质，等于用（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解释《^v^劳动合同法》，人为地扩大了主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极端不尊重^v^制定的《^v^劳动合同法》，因为（法释【2014】14号）是针对1994年^v^制定的《^v^劳动法》的司法解释。正是由于一审、二审的错误认定，导致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本来被申请人需支付申请人9个月平均工资的赔偿金变成个月平均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事实劳动关系期间，应该认为是新的劳动关系，跟2014年1月21日前双方签订了三份合同没有任何联系，双方不存在《^v^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情形下，被申请人不经过申请人的同意单方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显然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更不是依法终止劳动关系。要强调一点的是，被申请人单方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跟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4年1月21日前签订了三份合同没有任何联系，只要是事实劳动关系期间，劳动者无过错而且不存在《^v^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情形，单位单方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关系都属于违法解除。
依据《^v^劳动合同法》，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被申请人提不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任何理由，不符合《^v^劳动合同法》规定可以解除的情形，故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
一审、二审依据（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判定被申请人单方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从效果来看显然是鼓励用人单位不跟员工签合同，鼓励用人单位用工短期化，这严重违背了《^v^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
知书送到申请人家中，叫申请人签收，一式两份。申请人在两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都写明了于2014年8月17日收到通知书，通知书说明了2014年8月18起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并没有说明何种原因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在申请人没有任何过错下被申请人2014年8月17日通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并立即实施，这是被申请人单方违法解除申请人劳动关系的情形。根据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申请人的签字，被申请人并没有提前30日书面告知申请人。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不顾以上法律事实，认为2014年7月17日被申请人书面通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明目张胆偏袒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2014年7月17日收到被申请人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未提出异议，属于协商一致解除的情形。二审法院则强词夺理地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自2014年1月20日期满后至2014年8月18日解除劳动关系未满一年适用（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若满一年则适用《^v^劳动合同法》。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错误还表现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明明写明了是解除劳动关系，庭审中被申请人也没有说是终止申请人的劳动关系，一审法(请收藏好范文，请便下次访问)院和二审法院却偏偏依据（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认定是终止劳动关系，但在判决书里却又没有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而是仍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以此来强调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这说明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有意免除被申请人的违法责任。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滥用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同一个法。
律事实出现了法院的判决跟南宁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一致。
即使按照一审、二审的认定，认为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由于证据表明被申请人并没有提前30日书面告知申请人，因此被申请人应该支付申请人一个月工资5306元的代通知金。但一审、二审并没有作出该项判决。这也是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偏袒被申请人的表现。
还有由于一审、二审的错误判决，根据《^v^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会造成在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是由于申请人不愿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假相，这明显对申请人不公平。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二
敬请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促使人民法院撤销（2010）西民一初字第1578号判决书的第二条判决，撤销（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866号民事判决书对（2010）西民一初字第1578号判决书的第二条判决维持原判的判决，再审维持南劳仲裁字（2009）1820号仲裁裁决书中的第二条裁决，即改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7754元。
申请理由。
一、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劳动合同期满后终止劳动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不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只需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是发生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1日实施后，而且被申请人出具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不是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按照新法优先适用的原则，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优先适用《^v^劳动合同法》和《^v^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不存在依据（法释【2001】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的情形。
一审、二审依据在《^v^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七年就已经存在的（法释【2001】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判定被申请人单方解除申请人劳动关系的性质，等于用（法释【2001】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解释《^v^劳动合同法》，人为地扩大了主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极端不尊重^v^制定的《^v^劳动合同法》，因为（法释【2001】14号）是针对1994年^v^制定的《^v^劳动法》的司法解释。正是由于一审、二审的错误认定，导致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本来被申请人需支付申请人9个月平均工资的赔偿金变成个月平均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第七条，在事实劳动关系期间，只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不存在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因此，在2009年1月21日至2009年8月18日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期间，应该认为是新的劳动关系，跟2009年1月21日前双方签订了三份合同没有任何联系，双方不存在《^v^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情形下，被申请人不经过申请人的同意单方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显然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更不是依法终止劳动关系。要强调一点的是，被申请人单方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跟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09年1月21日前签订了三份合同没有任何联系，只要是事实劳动关系期间，劳动者无过错而且不存在《^v^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情形，单位单方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关系都属于违法解除。
依据《^v^劳动合同法》，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被申请人提不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任何理由，不符合《^v^劳动合同法》规定可以解除的情形，故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
一审、二审依据（法释【2001】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判定被申请人单方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从效果来看显然是鼓励用人单位不跟员工签合同，鼓励用人单位用工短期化，这严重违背了《^v^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
知书送到申请人家中，叫申请人签收，一式两份。申请人在两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都写明了于2009年8月17日收到通知书，通知书说明了2009年8月18起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并没有说明何种原因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在申请人没有任何过错下被申请人2009年8月17日通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并立即实施，这是被申请人单方违法解除申请人劳动关系的情形。根据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申请人的签字，被申请人并没有提前30日书面告知申请人。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不顾以上法律事实，认为2009年7月17日被申请人书面通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明目张胆偏袒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2009年7月17日收到被申请人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未提出异议，属于协商一致解除的情形。二审法院则强词夺理地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自2009年1月20日期满后至2009年8月18日解除劳动关系未满一年适用（法释【2001】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若满一年则适用《^v^劳动合同法》。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错误还表现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明明写明了是解除劳动关系，庭审中被申请人也没有说是终止申请人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却偏偏依据（法释【2001】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认定是终止劳动关系，但在判决书里却又没有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而是仍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以此来强调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这说明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有意免除被申请人的违法责任。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滥用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同一个法。
律事实出现了法院的判决跟南宁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一致。
即使按照一审、二审的认定，认为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由于证据表明被申请人并没有提前30日书面告知申请人，因此被申请人应该支付申请人一个月工资5306元的代通知金。但一审、二审并没有作出该项判决。这也是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偏袒被申请人的表现。
还有由于一审、二审的错误判决，根据《^v^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会造成在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是由于申请人不愿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假相，这明显对申请人不公平。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三
申请人：男汉族19xx年x月x日出生住址，号(以下简称上诉人)。
请求事项：请求贵院对x人民法院(20xx)初字第号刑事判决提出抗诉，要求二审人民法院对被告判处有期徒刑xx年。
事实与理由：申请人系x人民法院(20xx)静刑初字第102号刑事判决案件的被害人，申请人不服对该院对被告人x处以x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对故意杀人的应按刑法的处刑的顺序，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案对被告不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就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做了从轻处罚，故此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五条规判处20xx年有期徒刑。
现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向贵院提出申请请贵院依法提出抗诉。
此致
敬礼！
20xx年x月x日。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四
一审被告：李某某，女。
申请人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__)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申请抗诉。
申请事项。
申请贵院对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__)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依法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符合《^v^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一审被告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申请人与一审被告为姐弟关系，__年某月某日二人继承了本案诉争房屋，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在继承该房屋时，一审被告已经于__年某月某日与孙某某结婚，根据《^v^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被告继承的房产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该房产的共有人有三人：申请人、一审被告和孙某某。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在未经另一共有人孙某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被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v^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只有经过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行为才有效。原审判决在未查明孙某某对申请人和一审被告的行为是否追认的情况下，径行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办理过户的时间为给付首付款时，属认定事实错误。
首先，一审被告做出的“余款过户、贷款后付清”的意思表示无效。本案诉争房屋有三个共有人，在没有其他两个共有人的授权，事后也未取得他们追认的情况下，一审被告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是其他两个共有权人的意思表示，一审被告的该意思表示对其他两个共有人没有约束力。
其次，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过户的时间不明确，未明确约定买卖双方履行义务的先后顺序。《房屋买卖合同》第三条第四款约定，“甲方应于结清该房屋相关费用后，协助乙方办理该房相关的更名手续及房产证。”而该《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款规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协助乙方到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从以上可以看出，该《房屋买卖合同》对办理过户的时间的约定是矛盾的，约定不明确。依据《^v^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双方应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应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跟据合同条款无法确定过户时间，只能按交易习惯确定，而房屋买卖的一般交易习惯为付清全部房款后办理过户手续。
综上，该房屋的过户时间应为付清全部房款时，而不是给付首付款时，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符合《^v^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有先履行抗辩权，属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该房屋的过户时间为付清全部购房款时，在被申请人没有付清全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v^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申请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判决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办理过户手续，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符合《^v^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
如前所述，孙某某是诉争房屋的共有人，其不参加诉讼，无法查明案情，依据《^v^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其为被告。但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把原本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有效，进而错误判决申请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故特申请抗诉，望支付支持。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五
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的规定，对于已经生效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诉：(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二、民事申诉的理由。
因为申诉的对象是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的民事判决、裁定，这要求律师应当具有扎实的民法学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样才能发现法院所做判决、裁定的错误之处。因此，在民事申诉请求中，应当针对法院做出的生效判决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充分的理由，这样才有可能说服检察院向法院提出抗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的理由为以下情况之一：
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不足的;。
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可能错误的;。
3、原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4、有证据证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的。因此，律师在提交给检察院的申诉状及申诉材料中也应当围绕这几个关键点。
三、提出民事申诉的程序。
我国《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如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可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这项申诉权利没有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此可以说是当事人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
(一)检察院受理。
当事人决定申诉后，应向检察院提交申诉材料，检察院会在收到申诉状后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送达是否受理告知书。如果做出受理决定，检察院应在受理之日起7日内分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2、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抗诉权的，转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处理;。
3、依法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主管范围的，移送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处理。
(二)检察院立案。
检察院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应做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书。如果检察院决定立案的，则会通知申诉人和其他当事人。其他当事人可以在收到《立案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提出书面意见。检察院应当在立案后调(借)阅法院审判案卷，并在调(借)阅审判案卷后三个月内审查终结。如果检察院决定不立案的案件，应当通知申诉人。
(三)检察院审查。
检察院立案以后，会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审查。对于审查终结的案件，检察院应当分情况作出是否提起抗诉的决定。立案审查期一般为自调(借)阅法院审判案卷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复杂疑难的案件为六个月内。
对于同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经检察院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会提请上一级检察院抗诉。如果检察院认为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将做出不提请抗诉决定，并在作出该决定之日起5日内送达《不提请抗诉决定书》。对于检察院做出不提请抗诉或不抗诉决定的申诉案件，当事人再行申诉的，检察院不再受理。
(五)再审开庭。
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受理抗诉的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提出抗诉的检察院可以指令再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六
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在学习和引进前苏联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特点就是国家对诉讼进行全面的干预和监督，以追求司法的公正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的法律监督就是通过对已生效的民事裁判提起抗诉具体表现出来的。勿庸置疑，在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开展的10多年里，对于监督法律的统一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和法人行使申诉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民事抗诉制度本身内生性缺陷及其运作上的失范，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抗诉权的行使偏离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因此，对在审理民事抗诉案件中的程序性问题及时加以研究很有必要。笔者拟就民事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若干程序性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提出完善之浅见。
二、民事抗诉制度存在的程序性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总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中，对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抗诉和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的程序规则只作了原则性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对有些问题在处理上缺乏法律依据，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日渐显露出来，具体表现在：
（一）抗诉期间无法定时限要求，影响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为了确保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同时也为了维护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交易安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实行二审终审制，以防止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无休止地进行。如果当事人认为已生效的民事裁判有错误或有失公正，民事诉讼法仍然规定了补救措施，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法院再审进行司法救济，但申请再审必须在民事裁判生效后二年内提出。而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民事裁判认为有民诉法第185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有权提起抗诉。检察机关只要提起抗诉，法院就应当进入再审。于是，有的当事人将此视为一种对抗生效裁判的有效途径，只要不服终审裁判，就去设法要求抗诉，这就为抗诉权“寻租”提供了隐性市场，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当事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在上诉期间内不上诉，或者在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转而求助于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从而曲线突破法律的时效规定，造成法院裁判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影响了法院的权威性和裁判的既判力。
（二）检察机关对抗诉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动摇了民事诉讼机制的平衡性。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重要标准，它不允许任何一方享有比对方更多的权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承担败诉的后果。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申诉对民事案件的证据应当进行调查。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对民事案件的申诉进而提起抗诉的案件，几乎都作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并把调查取证的证据作为对原审案件提起抗诉的证据，以此来证明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存在的错误。这势必是造成了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力量上的失衡。一方面，检察机关在抗诉中对证据进行调查，使证据对其有利的一方当事人诉讼力量增强，而另一方当事人诉讼力量相对变弱，这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在民事诉讼中，有的当事人出于各种考虑怠于履行或不履行举证责任，等法院裁判生效后再向检察机关申诉，由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并对案件提起抗诉，检察机关事实上代替该当事人在原审诉讼法后履行了举证责任，客观上使其免于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和败诉的后果，这对于在原审诉讼中积极履行了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三）民事抗诉案件审级规定的缺陷，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抗诉案件可以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由上级人民法院提审。至于抗诉案件的审理权限如何进行分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给出十分明确的规定，法检两家对此存在认识上的不同。法院认为，我国民诉法只规定，对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未规定应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再审。相反，民诉法第184条规定原则上由原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再审，而上级法院提审只是一种例外。检察机关则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抗诉权而引起的再审，应有别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法院系统内部监督引起的再审。按照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法院无权审理上级检察机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接受抗诉的法院大多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原审法院在对案件进行再审过程中，尽管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基于人的本性和单位本位主义等考虑，仍然不能保证案件到公正的处理，这无疑偏离了法律规定的本意，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四）检察机关诉法地位模糊，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权威性。由于检察机关的抗诉是基于法律监督提出的，从而决定了抗诉引起的民事再审案件中，检察机关的地位既不同于审判机关，也不同于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抗诉再审案件，庭审时检察机关一般都派员出庭支持抗诉。出庭支持抗诉的检察人员除了宣读抗诉书之外，还应当从事哪些诉法行为？检察人员出庭究竟如何安排法庭的座位？对这些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各地做法也不尽相同。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检察人员出席庭审时，除宣读抗诉书外，还就庭审调查的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这不仅打破了民事诉讼法的均衡格局，而且混淆了审判权和检察机关的界限。
三、对改革、规范民事抗诉制度的思考。
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民事领域中的法律监督机制，对于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有着积极的意义，其存在的上述问题和不足，既有立法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抗诉观念方面的原因，更有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原因。为了保证检察监督权与司法审判权形成良好的制约与协调机制，真正发挥民事抗诉制度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功能与作用，全面维护司法公正，有必要对过于宽泛的民事抗诉制度进行改革和规范。
（一）界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期限。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只要发现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裁判有错误或不公正之处，就有权通过抗诉方式实行法律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实行法律监督时，绝大多数是通过当事人向其申诉进行的，而依职权提起抗诉仅属特例。笔者认为，对于纯属因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理解、认识方面的原因造成裁判有误的案件，检察机关在接受当事人申请提起抗诉时，应当受到民事诉讼法关于二年时效的限制。这是因为，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虽然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抗诉的时间限制，但是，作为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申诉和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申诉，两者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其目的也是一致的，同一部法律对相同问题的规定也应当是一致的，民事诉讼法既然规定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时效是二年，那么其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也应受此规定限制，否则就会出现民诉法在相同问题上适用不一致的现象，进而造成这一规定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意义了。只有当民事案件出现如下三种情况，即：1、法院裁判结果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2、案件审理严惩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裁判，3、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有重大枉法行为，导致案件错判的，检察机关才可以不受二年时效的限制，并可以积极提起抗诉，以体现法律监督的真正要义。
（二）明确检察机关在抗诉再审程序中的职能。根据民事诉法的特点和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原则，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所具有的民事抗诉权应当限于法律监督的职能范围，即启动再审程序，而不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调查取证、法庭审理。
首先，限定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申诉后，应当区别情况进行调查取证。第一种情况是检察机关对原审程序方面的问题和法官个人的问题可能影响民事案件公正审判的事实应该进行调查。程序公正是为了保证案件实体处理公正，法官的个人品行更是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重要因素。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1款第（三）、（四）项规定：“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检察机关应当提起抗诉。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在办理民事案件时应保证诉法程序公正合法，并不得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但当事人参加诉讼法不能左右法官在审理工作中的程序公正合法，也不能保证法官不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如果法官在程序上和自身存在这些影响公正司法的问题，当事人没办法纠正，只能向有关部门包括检察机关反映或申诉，通过检察机关查证属实后提起抗诉，寻求纠正和解决的途径，这才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办理民事案件实行法律监督的主要体现。第二种情况是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的案件证据方面的问题不应调查取证。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有权向法院、法官了解案件情况和查阅卷宗，但不宜行使调查取证权，更不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检察机关混同于一般当事人，影响检察机关的威信和形象。
其次，取消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制度。为充分保证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的落实，应将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的职能限定为启动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启动后，检察机关的工作即告结束，不再派员出庭支持抗诉。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书也不再由检察人员宣读而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其作用：人民法院立案后应当向原审原、被告双方当事人送达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书，并告知被申诉一方当事人针对抗诉理由提出书面答辩意见，答辩意见同时送达申诉一方当事人。被申诉一方当事人针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中涉及原审证据方面提起质疑的，可以向法院提供说明或补充性证据。这样既可以有效地避免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带来的尴尬局面，又从程序上确保了当事人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进行抗辩的权利的实现。
（三）明确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级别。目前，绝大多数民事抗诉案件交由原审法院再审的做法，无疑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受到置疑，但是，如果所有民商事抗诉案件都集中于上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将面临难以承受任务之重，也不利于“将矛盾消化在基层”精神的实现。而将抗诉案件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做法，同样也不利于案件得到公正处理。“任何人都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为了有效地改变这一状况，应当明确抗诉民事案件以指令下级法院审理为原则，以上级法院提审为补充，再审的法院应为原审法院以外的法院，对此应该由最高法院以解释形式作出一个规定予以明确。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七
一审被告：李某某，女。
申请人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申请抗诉。
申请贵院对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依法抗诉。
一、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一审被告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申请人与一审被告为姐弟关系，xx年某月某日二人继承了本案诉争房屋，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在继承该房屋时，一审被告已经于xx年某月某日与孙某某结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被告继承的房产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该房产的共有人有三人：申请人、一审被告和孙某某。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在未经另一共有人孙某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被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只有经过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行为才有效。原审判决在未查明孙某某对申请人和一审被告的。行为是否追认的情况下，径行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办理过户的时间为给付首付款时，属认定事实错误。
首先，一审被告做出的“余款过户、贷款后付清”的意思表示无效。本案诉争房屋有三个共有人，在没有其他两个共有人的授权，事后也未取得他们追认的情况下，一审被告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是其他两个共有权人的意思表示，一审被告的该意思表示对其他两个共有人没有约束力。
其次，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过户的时间不明确，未明确约定买卖双方履行义务的先后顺序。《房屋买卖合同》第三条第四款约定，“甲方应于结清该房屋相关费用后，协助乙方办理该房相关的更名手续及房产证。”而该《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款规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协助乙方到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从以上可以看出，该《房屋买卖合同》对办理过户的时间的约定是矛盾的，约定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双方应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应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跟据合同条款无法确定过户时间，只能按交易习惯确定，而房屋买卖的一般交易习惯为付清全部房款后办理过户手续。
综上，该房屋的过户时间应为付清全部房款时，而不是给付首付款时，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有先履行抗辩权，属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该房屋的过户时间为付清全部购房款时，在被申请人没有付清全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申请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判决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办理过户手续，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
如前所述，孙某某是诉争房屋的共有人，其不参加诉讼，无法查明案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其为被告。但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把原本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有效，进而错误判决申请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故特申请抗诉，望支付支持。
此致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八
申请人：马某。
申请请求：申请人不服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判决书，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法律，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况概况：
申请人及其丈夫孙某与李某之间长期存在煤炭买卖业务往来。申请人系以自己承包的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方便考虑，申请人(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也曾委托李某代为在包头地区办理煤炭的发货、结算等业务。
起至9月业务终止，申请人与李某双方往来业务大约在200万元，李某结欠申请人款项。
因往来业务繁多，帐目混乱。209月30日，李某就双方往来进行对帐。对帐清单中，就双方存在的争议，双方确认为：1、关于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从农行包头市昆区支行汇出过15万元给申请人;2、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的17万元，由李某去核查。
2005年10月2日，双方又在无锡市石塘湾派出所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某回包头查昆区农行由12月份孙(指申请人的丈夫孙某)汇出的15万元的单据，如查出单据是孙汇出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孙全部承担，如查不出此款的单据，一切由李某承担损失及此款。双方同时在协议书中又约定“青山农行孙某的款项单据金额为17万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证据为依据，如果李拿不出依据，由李承担;如果拿出依据，由孙承担”。
上述协议订立后，李某未提供证据，又不归还争议款项。申请人即于2005年12月12日，向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7月6日，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05)民二初字某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不服，提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某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
二、上述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1、对双方有关17万元货款的争议，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
一审诉讼中，法院认定1月7日，孙某(申请人的丈夫)开设的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有取款17万元的事实，并认定该17万元款项被孙某提取。对此，申请人认为，一二判决根本无视申请人与李某已有的约定。
依据双方9月30日的对帐清单以及10月2日的协议书(为表述计，下文对前述对帐清单及协议书统称为“协议”)内容，双方对孙某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曾被提取17万元的事实无争议，而争议焦点是：李某否认最终系由其实际获取了该17万元，因而双方的对帐单以及协议书均约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因此，根据如前约定，说明双方并不确认系孙某最终获取上述17万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举证责任确定给了李某。
既然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应由李某负责去核查以及提供证据，那么，在诉讼中，相关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李某来承担。
而现一二审判决均不顾如上协议约定，没有安排正确的举证责任分配，仅从常规角度出发，却要求申请人举证，此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违反了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导致了案件的错误判决。
现申请人在二审判决后，经过努力，就17万元的款项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证据，已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申请人获取的证据表明：
201月7日当天，李某与孙某从银行取出17万元后，李某将款项直接解入申请人的业务单位某公司，该公司即作为申请人的预付款入帐，而2004年3月16日，李某即以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将该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经过申请人同意，该17万元的争议款项，系被李某个人非法占有。
2、关于15万元的争议，一二审法院违反证据认定准则，以推断代替事实，其对事实的认定缺乏依据、毫无说服力，错误适用法律，致成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上述协议，有关15万元的争议焦点应该是：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李某有没有从昆区农行汇出过15万元。上述两份书证，均为李某亲笔书写，应认定为其内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虑和认可的。
但，原审中，李某提供了2004年1月12日向申请人付款15万元的存款凭条，以此作为已经支付15万元款项的证据，并辩称，订立协议时记忆错误，实际不是2003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举证显然达不到举证目的，因为：第一，双方争议焦点是在明确的时段内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实，而现李某之举证并非所指时段;第二，两份书证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约定时段，而李某却后以记忆出错为借口，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但遗憾的是，一二审法院竟然认同李某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辩解，认定了系李某记忆差错合理，及认定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即为协议书上约定的付款。一二审法院该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完全违反证据规则。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据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李某在上述二份协议中均确认对诉争15万元系由其提供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的付款证据，而现李某反悔认为诉争付款时间并非协议所述时间。如依李某此反悔，则原协议约定则属对李某不利之事实，李某即应提供证据以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关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证据，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正确的。
而且，根据法律逻辑，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其再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而现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因而其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李某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及其反悔是准确的，不能反果为因。
特别提出的是：
b、上述协议并非仅有一次，二次协议约定均一致，李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错误认识?由此可见，李某反悔所述也违反基本的行为惯例。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九
一审被告：李某某，女。
申请人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__)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申请抗诉。
申请事项。
申请贵院对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__)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依法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一审被告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申请人与一审被告为姐弟关系，__年某月某日二人继承了本案诉争房屋，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在继承该房屋时，一审被告已经于__年某月某日与孙某某结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被告继承的房产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该房产的共有人有三人：申请人、一审被告和孙某某。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在未经另一共有人孙某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被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只有经过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com处分权的，该行为才有效。原审判决在未查明孙某某对申请人和一审被告的行为是否追认的情况下，径行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办理过户的时间为给付首付款时，属认定事实错误。
首先，一审被告做出的“余款过户、贷款后付清”的意思表示无效。本案诉争房屋有三个共有人，在没有其他两个共有人的授权，事后也未取得他们追认的情况下，一审被告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是其他两个共有权人的意思表示，一审被告的该意思表示对其他两个共有人没有约束力。
其次，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过户的时间不明确，未明确约定买卖双方履行义务的先后顺序。《房屋买卖合同》第三条第四款约定，“甲方应于结清该房屋相关费用后，协助乙方办理该房相关的更名手续及房产证。”而该《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款规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协助乙方到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从以上可以看出，该《房屋买卖合同》对办理过户的时间的约定是矛盾的，约定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双方应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应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跟据合同条款无法确定过户时间，只能按交易习惯确定，而房屋买卖的一般交易习惯为付清全部房款后办理过户手续。
综上，该房屋的过户时间应为付清全部房款时，而不是给付首付款时，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有先履行抗辩权，属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该房屋的过户时间为付清全部购房款时，在被申请人没有付清全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申请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判决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办理过户手续，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
如前所述，孙某某是诉争房屋的共有人，其不参加诉讼，无法查明案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其为被告。但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把原本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有效，进而错误判决申请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故特申请抗诉，望支付支持。
此致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十
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错误认定本案“直通车”争议商标的性质、人财保险公司的争议申请理由、本案的审理范围以及避免在后续程序中被认定为漏审等因素。正因为如此，致使法律的天平倾斜，阳光司法，公正司法难以实现，“让每一个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得到公平正义”化为泡影。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指出：“但考虑到争议商标的性质，人财保险公司的争议申请理由、本案的审理范围以及避免在后续程序中被认定为漏审等因素，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上述作法并无不妥。”实际情况是：直通车争议商标在商评委质证阶段中，申请人用大量的事实证明：直通车是申请人在先注册、在先使用、一直使用至今的商标品牌，以“直通车”为品牌的互联网保险服务取得国家著作权证书，“直通车”的授权使用合同在国家工商总局使用备案。由于人财保险公司涉嫌侵权，被原告依法起诉至法院。人财保险公司为了消除侵权事实证据和摆脱侵权责任，在原告起诉一周后向商评委提出申请，申请对直通车商标“撤销商标三年不使用”及“撤销商标争议”。本案完全是由于申请人起诉人财保险公司商标侵权，人财保险公司为了摆脱侵权责任，对申请人“直通车”采取商标恶意撤销而提起“撤销商标三年不使用”及“撤销商标争议”。本案在北京一中院、北京高院的庭审中，商评委没有任何人出庭，完全是人财保险公司代替辩护，甚至在最高院再审答辩中也是由人财保险公司一手包办。人财保险公司在法院历次庭审现场及商评委质证材料中，多次以国有企业、个案认定、兜底条款、损害同业利益等，协迫商评委、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定及判决。人财保险公司在庭审及递交的材料中，为加强说服力，多次将自身意思冒用申请人表达，为了将平安保险公司与自身绑在一起，不惜篡改文字。人财保险公司在向最高院递交意见中为了把平安保险公司与自身捆绑，写到“还是平安的网上车险直通车，特意漏掉“险”字，使人误认平安保险公司使用直通车文字，其真实文字应是：“还是平安的网上直通车险”。人财保险公司甚至将与争议商标不属同一类别的太平保险的“健康直通车”、泰康保险的“缴费直通车”也与自身强绑一起，并且在庭审中有庭审记录佐证，证明其当庭阐明：如不撤销争议商标，将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民事诉讼的产生，将会影响数家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其真实情况是：除申请人使用外，在保险行业中仅仅人财保险公司商标性质使用直通车商标。上述将无辜保险公司与自身绑架一起的作假、掺假行为，完全是在胁迫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决。人财保险公司在向最高院递交意见中写明“石刚已经在大连西岗区人民法院.....甚至有美国投资人想与他合作借机做空人保财险”，人财保险公司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事实，真实情况是《新京报》发表于7月18日的文章“直通车商标争夺战”，其原文如下：“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美国一家第三方调查公司找到石刚的委托代理人，希望能够在“直通车”商标一案中合作，以人保财险未披露不利信息为由做空人保财险，联手获利。这个消息的来源则是“知情人士”。石刚说，他并没有同意做空机构的联手建议，即使官司赢了，那也是我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获得了胜利，绝不会和美国做空机构同流合污。”本意是石刚拒绝建议，但是人财保险公司恶意变造事实，黑白颠倒，歪曲真实意思，抹黑申请人，欺骗最高人民法院。人财保险公司在向最高院递交意见中写明“除了直通车外，石刚还申请了.....借商标谋利”，申请人自从事保险行业的工作至今近二十年，在经营保险代理公司期间，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商标保险类别中，注册包括“直通车”在内的多个商标亦属正常现象，申请人没有任何借商标谋利的情形发生，甚至在与人财保险公司的司法诉讼中，申请人是在预先告知不理，律师函不回的情况下才走到司法渠道。申请人仅指出其侵权后果，从未提出任何索赔要求，人财保险公司毫无事实根据污蔑申请人的事实与其自身企业商誉严重不符。人财保险公司在商评委争议商标质证阶段，在递交商评委的材料中，于207月29日递交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商标争议答辩之质证意见》的第五页第二段，涉嫌变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已举报至商评委、北京高院。人财保险公司是在法院起诉后才到商标局撤销争议商标，一方面采取管辖地异议、判决不服又上诉、另一方面到商标局争议撤销注册商标，尽量拖延时间，并在此期间销毁一切侵权事实及证据。人财保险公司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中以“个案认定”“兜底条款”“大型国企”提醒审判长，在商评委关于争议商标证据质证阶段，人财保险公司以“不撤销争议商标影响保险行业发展”，“条款的名称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新京报记者调查与事实不符并刊文发表)。人财保险公司将政府部门合理使用直通车文字与自身绑架，用政府信誉为其背书，人财保险公司将其他保险公司在非保险类别使用直通车文字歪曲、变造为保险公司在保险类别使用直通车文字，以达到绑架保险行业同的目的。第三人上述种种作法已完全违背国有企业应有的商业道德，其无视法律尊严，严重干扰了正常司法活动的行为令人发指。人财保险公司以国有公司自居，在歪曲事实、凭空捏造，恶意诋毁申请人的同时，将政府信誉、其他保险公司与自身绑架一起，施加压力，胁迫商评委、法院作出对其有利裁定、判决，以达到其自身摆脱侵权责任的目的。商评委全然不顾本案直通车商标由其核准注册且多年使用的事实，全然不顾现今有效的服务行业中50多个单独直通车文字的商标。“直通车”三个文字商标不仅在服务行业中广泛注册，并且在与本案商标同属36类中的银行、房产类都有单独“直通车”文字商标注册，甚至与本案“直通车”同属36类的保险类服务中就有至今有效的包含“直通车”文字的商标，例如：“利宝理赔直通车”、“华道理赔直通车”，以上事实充分证明：“直通车”文字结合所属行业并不缺乏显著性。商评委仅以“直通车直接表示了该服务方便快捷等特点”为理由，撤销本案商标。为了避免后续程序漏审，再无其他事实理由的情况下，罗织罪名，由后续行政审理机关给予背书，此项严重违法作法不仅未得到制止，还得到北京一中院、北京高院为其背书，很难想象如此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至今畅行无阻。
四、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在认定原审法院“裁定相关认定有误，适用法律有误”，基于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并非依法判决，而是采取“本院予以纠正”作法，对申请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人民法院本应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商评委裁定书进行司法审查，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不仅没有履行司法审查职责，反而另寻理由维持商评委裁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指出：“原审法院关于第93621号裁定相关认定有误、适用法律有不妥之处的结论，并未考虑上述因素，本院对此予以纠正。”“相关”认定是上诉人的主要上诉理由，在审查认定“有误、不妥”后并未依法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指出：“直通车不仅是描述保险服务行业特点的标志，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商贸用语”并非是在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也并非是商评委作出裁定的事实依据，也并无在商评委争议阶段、法庭庭审期间质证过的事实，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另寻理由，用以维持商评委的裁定，其作法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
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以“在司法实践中”为借口，随意捏合法律条文，另寻理由，将未经质证、毫无法律效力的事实依据作为判决的事实证据。上述作法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置法律于不稳定状态，完全有违司法的公平、公正。虽然头顶天平，并不严格司法，完全把司法活动用作为特殊目的服务的特殊工具。
本案直通车商标依据《商标法》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在提出注册申请时，还是现在完全符合其显著性的要求，因此本案直通车商标的显著性本不应质疑。当现有法律规定并无适用撤销直通车商标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撤销商标的目的，相关法院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寻找突破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直通车不仅是描述保险服务行业特点的标志，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因此也可以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即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法律适用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截然区分开来。”其错误有两个方面：(1)关于“商贸用语”能否注册，法律已作了明确的.规定，依据《商标审查标准》第二部分商标显著特征的审查第五条“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第九款规定是指：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不能注册为商标，明显“直通车”不属于此类范畴。(2)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这是各大类型诉讼通行的证据规则，只有经过质证，才能去伪存真。“商贸用语”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另寻证据，如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另寻“直通车亦属于对保险类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一样，并未经过申请人质证，也未经商评委、人财保险公司提出，因此“商贸用语”作为证据无任何法律效力。
当事人不服商评委裁定向法院上诉，作为权利的最终救济方式—司法救济，本应依法公正审核商评委裁定的合法性，不应出现利用未经质证的证据，帮助商评委另寻理由维持其裁定的情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故争议商标直通车使用在其核定使用的保险类服务上，虽并非是对其主要业务特点的直接描述，但亦属于对该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另寻“其他相关特点”作为事实依据，维持裁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直通车不仅是描述保险服务行业特点的标志，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另提“商贸用语”作为事实依据，维持裁定，法院严重怠于法律赋予对商评委裁定书司法审查的责任。
最高院(2014)知行字第125号行政裁定书第4页事实认定内容为“本院认为......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直通车一般表示各种服务特点，但使用在保险类服务上，因其暗含的意义，也使相关公众不会以此区分服务的来源。......因直通车并非仅仅直接表示保险类服务特点，本案适用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为宜。”最高院裁定书指出“直通车并非仅仅直接表示保险类服务特点”，已从根本否定商评委裁定商标撤销的主要事实依据即“直接表示了该服务方便快捷等特点”，已从根本否定下级法院维持商评委裁定的全部事实依据。最高院裁定书从根本否定商评委裁定商标撤销的全部事实依据，同时也就否定了商评委裁定书认定相关公众基于“直通车直接表示了该服务方便快捷等特点”所作的认知”，即“相关公众接触到直通车时，也易将其理解为对所服务特点的描述而不会将其作为商标识别”(原文)，否定了商评委在裁定书认定“相关公众”不会将其作为商标识别的决定因素，否定了商评委“相关公众”的认知事实。根据《商标显著性审查》商标由不具备显著特征的标志和其他要素构成，其中不具备显著特征的标志应当与其指定使用商品的特点相一致，或者依据商业惯例和消费习惯，不会造成相关公众误认。由此确定商标显著性结合该服务特点，考量是否一致是确定“相关公众”能否作为商标识别的关键，由此，商评委认定直通车与保险类服务特点相一致的全部事实完全错误，在此基础上推断相关公众的认知更是错上加错。至此，最高院已认定商评委裁定书认定事实完全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但是最高院以“使用在保险类服务上，直通车暗含的意义，也使相关公众不会以此区分服务的来源”为由，另寻理由，驳回再审申请，其错误有3个方面：1、最高院已认定商评委事实依据、法律适用全部错误理应再审，2、文字商标注册不排斥暗含意思，且“直通车”的暗含意思与保险类服务特点不相一致，完全具有显著性，3、根据《商标显著性审查》的规定，商标由不具备显著特征的标志和其他要素构成，其中不具备显著特征的标志应当与其指定使用商品的特点相一致，或者依据商业惯例和消费习惯，不会造成相关公众误认。由此确定：商标与该服务的特点是否一致、商业惯例和消费习惯是确定“相关公众”能否将“直通车”作为商标识别的关键。“直通车”与保险类服务特点不一致，“直通车”不是保险行业通用名称，“直通车”不是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直通车”是保险类服务相关公众的消费习惯，因此，在保险类服务中，相关公众能够区分服务来源，直通车具有商标意义的显著性。最高院裁定书曲解并扩大显著性的认定范围，在“服务内容”、“质量”、“方式”、“手段”方面，《商标法》关于商标不具有显著性认定的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结合本案是指“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保险类服务的内容、质量、功能、方式、方法等”，其中“手段”并未纳入考量。考量“服务内容”、“质量”、“方式”在《商标法》中明确规定其前提是“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服务的”而非广义的“服务内容”、“质量”“方式”。依据《商标显著性审查》的规定：结合保险类服务，衡量相关公众的认知标准是“直通车与保险类服务特点是否一致，是否是保险类服务通用名称和相关公众在保险类服务的消费习惯。关于直通车与保险类服务特点是否一致，最高院已明确肯定不相一致，这与其“相关公众的认知”自相矛盾。关于直通车是否是保险类服务通用名称和相关公众在保险类服务的消费习惯，关于这点在商评委双方质证阶段已明确阐明“不是”，因此商评委裁定书中关于“保险类服务通用名称和相关公众在保险类服务的消费习惯”并未涉及并以此作为事实证据。“服务内容是否全面，服务保障是否充分，投保和理赔方式是否便捷、服务方式是否多样化，提供服务的企业实力是否雄厚等”仅是相关公众考量保险类服务的外在因素而非保险类服务的特点，更与“直通车”毫无关联，若以“直通车”暗含“方便快捷”意思而言，并非直接表示，更与保险类服务特点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通知的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时，应当根据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从整体上对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进行审查判断。标志中含有的描述性要素不影响商标整体上具有显著特征的，或者描述性标志是以独特方式进行表现，相关公众能够以其识别商品来源的，应当认定其具有显著特征。最高院裁定驳回再审裁定曲解相关法律法规，主观臆定“相关公众”的认知，在商评委全部事实证据错误的情况下，另寻其他因素维持商评委的裁定,不仅剥夺了申请人依法质证的权利，也完全违背其依法审查的责任及义务，其作法已违公平、正义，因此最高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商评委裁定书中仅认定一个事实,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平审委员会第4207334号“直通车”商标争议裁定书第4、5页“我委认为:......被申请人将直通车商标注册，使用在保险等服务项目上，直接表示了该服务方便快捷等特点，相关公众接触到“直通车”时，也易将其理解为对所提供服务特点的描述而不会将其作为商标识别，因为争议商标难以起到区分服务来源的作用，缺乏显著性。”此项事实已被最高人民法院(2014)知行字第125号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书第4页认定的事实即“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直通车一般表示各种服务的特点”，“直通车并非直接表示保险类服务的特点”彻底否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依据的“直通车文字说明了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对该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事实依据被证明也是错误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另寻“商贸用语”、“其他相关特点”等事实证据并未经过申请人质证，依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诉讼通行的证据规则，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在商评委商标争议质证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商贸用语”、其他相关特点”等是申请人自商评委商标争议以来首次看到的事实理由，未经质证的证据如果作为有效事实，将严重剥夺申请人依法质证的合法权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事实，以此作为证据并对应相关法律，更是是错上加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在认定原审法院“裁定相关认定有误，适用法律有误”，基于“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并非依法判决，而是采取“本院予以纠正”的作法，从而达到对申请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的目的。人民法院本应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商评委裁定书进行司法审查，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不仅没有履行司法审查职责，反而另寻理由维持商评委裁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高行(知)终字第2464号判决书认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申请人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提出抗诉申请。
此致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十一
申请人：卢明华，男19xx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沧港镇金菱村5组。
申请人因不服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xx)武刑初字第1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特申请贵院提出诉讼。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一审法院夜查明：“潘信与表哥卢仪发因琐事发生激烈争吵，当走到新世纪商务酒店门口时，被告人阳涛出面劝阻，卢仪发不听劝阻并与被告人阳涛发生争吵和大都，在大都过程中被告人阳涛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式跳刀将被害人卢仪发刺倒在地。”这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被害人卢仪发虽与潘信潘信发生争吵，但没有证据证明争吵“激烈”。其次，被告人阳涛并不是出面劝阻，而是帮潘信与被害人卢仪发争吵并持刀杀人，虽经旁人拉劝，但其挣脱后，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最后致卢仪发不治死亡。
被告人阳涛在侦查、审查去苏及庭审中一直强调是由于被害人卢仪发“挤我的脖子”，而庭审中所有证据都没能证实这一情节。所以，被告人卢仪发阳涛虽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没能如实交待自己的福安最事实，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
三、一审法院对被告人阳涛量刑畸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被告人阳涛在与被害人卢仪发毫无纠纷的情况下，为帮助与被害人卢仪发发生争吵的朋友潘信，即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恶劣实属罕见。刺伤被害人后不实施救助，逃之夭夭。为逃避打击到公安机关投案却不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
四、被告人阳涛拒不赔偿经济损失，应予严惩。
截止到一审宣判，被告人及其家属并没有丝毫的悔意，在被害人被抢救的过程中，不仅没出一分钱的抢救费用，就是在法庭主持的调节过程中，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诚意。未向申请人支付过分文赔偿。被告的犯罪行为给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家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痛苦。这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但是被告及其家属置申请人痛苦于不顾，不仅不予赔偿，反而千方百计钻法律孔子。如果这样的认罪态度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那真是法律的耻辱，社会的闹剧，受害人的悲哀了！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特申请贵院提起诉讼。
此致
敬礼！
20xx年x月x日。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十二
请求抗诉事项：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2014)高行(知)终字第2464号行政判决书，特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法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直通车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高行(知)终字第2464号(第6、7页)本院认为“:……争议商标为“直通车”文字，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该文字，说明了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不管是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服务，还是其他类型的服务，均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因此属于200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一中知行初字第1501号(第5页第7段)“本案中，因相关公众对于“直通车”所具有的方便快捷的含义具有认知能力，而对于服务行业而言，方便快捷显然是很多服务的特点，对于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类服务亦不例外。”上述法院认定“直通车”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说明了该服务的特点，保险亦不例外。
《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依据《商标审查标准》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的标志是指：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质量、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主要原料、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功能、用途、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重量、数量。依据2001年《商标法》及《商标审查标准》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错误如下：
1、依据200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其中“仅仅直接表示指定服务的特点”是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的必要条件。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解释：商标的显著特征，是指商标应当具备的足以使相关公众区分商品来源的特征。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商标，才应被认定为缺乏显著性。所谓“仅仅直接表示”，是指商标仅仅对所指定使用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具有直接说明性和描述性的标志构成。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回避了“仅仅直接表示”，更无表明保险类服务的特点与“直通车”及其喻意方便快捷的关联，无事实证据认定直通车商标属于200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2、申请人“直通车”商标注册证显示，该商标的核定服务项目(第36保险类)内容为：事故保险、保险经纪、保险、火灾保险、健康保险、海上保险、人寿保险、保险咨询、保险统计和保险信息等。依据分类注释指：“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如保险代理人或经纪人提供的服务，为被保险人和承保人提供的服务”。保险本质上是保障，是补偿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在人身保险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金金的一种经济补偿行为，保险类服务特点是基于其本质所表现出的特点，直通车或其喻意的“方便快捷”与保险类服务特点毫无相关，国内外任何权威的文献和文件中，均未发现说明直通车的本意或其喻意“方便快捷”是保险类服务的特点，由此可见，“直通车”完全不是第36类保险核定服务项目的特点。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知行字第125号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书(第4页3、4段)认定的事实即“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直通车一般表示各种服务的特点”、“直通车并非直接表示保险类服务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关于“争议商标为直通车文字，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该文字，说明了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不管是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服务，还是其他类型的服务，均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的事实依据是完全错误的。
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以“直通车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以“直通车亦属于对保险类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上述二者将“直通车”认定是“商贸用语”及“保险类服务其他相关特点”，不仅事实认定错误，且未经质证，擅自扩大法律规定范围，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指出“直通车不仅是描述保险服务行业特点的标志，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因此也可以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判决书提出“商贸用语”的观点并未经过质证，并不是商评委裁定书的事实依据，甚至在商评委长达1年半的质证过程中，人财保险公司也一直强调“直通车直接表示了保险服务的特点”，并未提及“商贸用语”的任何事实依据，这在商评委裁定书中完全可以看到，因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商贸用语”的理由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商贸用语”能否注册为商标，依据《商标审查标准》第二部分商标显著特征的审查第五条“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第九款规定是指：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不能注册为商标。在商标争议的质证阶段，已证明直通车不是保险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通用名称或者标志，依法注册有其合理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商贸用语”不能注册的情形在《商标审查标准》是指“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混淆为“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依此扩大法律适用范围,认定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错误的。
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5页第7段“本案中......故争议商标直通车使用在其核定使用的保险类服务上，虽并非是对其主要业务特点的直接描述，但亦属于对该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事实上，《商标审查标准》对该《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第(二)款所列明的“其他特点”如何解释有着明确的规定，《商标审查标准》第二部分“商标显著特征的审查”明确规定：“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其他特点”是指以下内容：(1).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特定消费对象的;(2).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价格的;(3).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内容的;(4).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风格或者风味的;(5).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使用方式、方法的;(6).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生产工艺的;(7).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生产地点、时间、年份的;(8).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形态的;9.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有效期限、保质期或者服务时间的;(10).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销售场所或者地域范围的;(11).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技术特点的。由此可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商标法》规定的“其他特点”扩大至“其他相关特点”本身就已曲解相关法律，且“其他相关特点”在以往并未提出，且未经质证过程，也并不是商评委裁定书的事实依据，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由此认定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其他特点”规定的情形是错误的。
2023年申请检察院抗诉书（模板13篇）篇十三
法定代表人：元长生。
被答辩人：河南民安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郑州市经八路9号附14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成。
因被答辩人申请检察院对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郑民四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书提出抗诉一案，答辩人根据本案客观事实，依据相关法律，现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被答辩人的抗诉申请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事实与理由。
一、本案的相关事实。
1、合作的事实。
20xx年11月17日，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的规定，印发《河南省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条件标准》。
对河南省安全评价机构条件标准提出新要求，鼓励在20xx年6月30日换证前，通过兼并重组、联合经营等方式做大做强。
为达到河南省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条件标准，答辩人于20xx年11月15日出资30万元整体收购河南省安生安全评价有限公司，不仅包括设备，更重要的在于还包括11名安全评价师(其中7名一级安全评价师是申请资质必须的)，为达到河南省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条件标准作了充分准备。
20xx年11月16日被答辩人河南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永成找到答辩人河南省宝利来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元长生提出希望合作。
双方经过一个月的充分沟通协商，于212月15日签定了《协议书》。
2、合作的结果。
答辩人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合作义务，使以被答辩人名义的新安全评价机构资质在20xx年5月18日公示，20xx年6月18日取得。
被告对20xx年6月18日安全评价机构资质才取得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首先，答辩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资质取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答辩人出资30万元整体收购河南省安生安全评价有限公司，不仅包括设备，更重要的在于还包括11名安全评价师(其中7名一级安全评价师是申请资质必须的)，加上答辩人原有的8名安全评价师，使以被答辩人名义申请取得安全评价机构资质成为可能，进而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新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
答辩人具体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已经在一审庭审中出示。
其次，答辩人法定代表人元长生依协议书约定出任常务副总经理，自始至终参与领导了新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申请工作。
包括按照合同约定变更安全评价师注册、购买硬件软件、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签定技术合作协议、准备考核材料、组织主持考核验收会议、代表河南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汇报准备情况，按照考核验收提出的问题，逐项整改，最终以被告名义申请取得了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
3、纠纷的引起。
20xx年6月17日中午1点26分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王永成以停水停电相要挟，要求答辩人20xx年6月18日下午6点前将办公室从位于国基路的河南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搬走。
答辩人无奈只好在20xx年6月18日重新搬回了河南省宝利来科技有限公司原址办公。
造成答辩人失去资质，无法取得收入以维持工作人员生计，给答辩人造成巨大损失的严重后果。
鉴于这种情况，答辩人决定自20xx年6月21日起，按照《协议书》第五条的有关约定退出合作，并于20xx年6月21日向被答辩人发出退出合作通知(详见证据：通知及邮寄手续)。
二、本案的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被答辩人支付100万元补偿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2、被答辩人二审有无新证据，且能改变对支付100万元补偿的认定。
1、被答辩人支付100万元补偿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事实依据。
20xx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第5条第1款、第2款约定，任何一方均可无理由退出合作，一方退出另乙方应支付100万补偿。
这一约定是对退出合作的条件和退出后双方如何处理、如何补偿的约定，而不是违约的规定，因此所谓人数的多少，水电费的使用等均不影响退出，更不存在“补偿金是附条件”的问题，需注意的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该约定是具有合作的投入及合作一方退出后另一方丧失了从事安全评价机构的资质，无法继续从事安全评价工作经济损失的考虑，该事实约定合情合理。
法律依据。
20xx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协议书》是有效协议，对此问题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和代理人在二审法庭上明确承认协议书有效，而且依据协议书已经向金水区法院提出起诉。
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那么依据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第5条第1款、第2款约定，一方退出另乙方应支付100万补偿。
2、被答辩人二审有无新证据且能否改变对支付100万元补偿的认定。
首先，被答辩人在二审期间并没有提交大量的新证据。
被答辩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都是一审时已经提交了的证据。
其次，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不能改变对支付100万元补偿的认定。
1、答辩人是否全面履行义务问题，是违约与否的问题，此问题只能判断是否违约，但是，需注意的是，以被答辩人名义的新安全评价机构资质在20xx年5月18日公示，20xx年6月18日取得，被答辩人在答辩人起诉前没有因任何违约问题向答辩人提出任何异议。
事实上，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取得新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该目的已经达到，因此，不存在答辩人违约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是“补偿”而非“赔偿”，因此补偿100万元与是否违约无关。
2、被答辩人提出的补偿金是附条件的不能成立。
约定十分明确，在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限内，允许乙方(河南省宝利来科技有限公司)无理由退出……甲方出100万元给乙方经济补偿，这是不附条件的。
至于说“安全评价师、所有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档案归甲方”等，是属于答辩人的权利，该问题和所谓水电费、办公场地费、工资三金等、递减等问题属与答辩人起诉请求性质不同，可以一审时反诉，也可以另行起诉。
但被答辩人一审没有反诉，按照民不告官不究的原则，法院当然不予审理，但不能据此说法院判决错误。
目前，被答辩人已经向法院单独起诉，法院已经受理，正处于审理之中。
3、被答辩人称答辩人“使用其资质达8个月”，纯属无视事实!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规定在20xx年6月30日前换证。
也就是说答辩人20xx年6月30日前自身有资质，上诉人20xx年6月18日才拿到新资质!也就是说，被答辩人拿到新资质的前一天，把答辩人赶了出来!新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答辩人至今都没看到过一眼!而20xx年6月21日向上诉人发出自6月21日退出合作通知，上诉人认可退出合作，因此不存在递减问题。
因此，被答辩人二审提出的证据不能改变对支付100万元补偿的认定。
三、本案不符合抗诉的条件。
一部分是，如果退出如何处理，包括支付垫付员工工资和社保费用、水电物业费用和支付办公场地费用、所有安全评价师、所有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档案归属问题，100万是否递减问题。
第一部分已经通过答辩人起诉解决，事实清楚，并无不当。
第二部分并不影响第一部分的认定，而第二部分，正是被答辩人申请抗诉的部分，被答辩人已经向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经进入审判程序。
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申请抗诉规定，另行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不予抗诉。
本案抗诉申请，一部分事实清楚，没有任何问题，一部分已经进入诉讼，正在审理过程中，因此，答辩人认为本案不符合抗诉的条件，其抗诉申请依法应予以驳回。
此致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20**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