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艰难之旅作文字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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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之旅字篇一

初次探访，便遇障碍——门关着，进不去！我透过窗子望去，只见作业本全收好并整齐地堆放在桌子上。

可惜咫尺之遥；便成“千古恨”呐！我无奈之下只好同张扬会“茅庐”了。可刚回到“茅庐”就又被“代管老师”打发出去了，“二访办公室”。

不过，这次探访我们又多了一位“随同人员”——金凌！我们一行三人一起来到了保管室，向赵老师借走了教科室的钥匙。

我们又像上次那样来到了“教科室”，只见金凌用钥匙旋转了几下，咦？！咋没开？金凌也有些着急，他用手捣鼓了几下，门才缓缓地开了下来，把我们送进了“与世隔绝”的`办公室。

我们几个进了办公室，便迅速将里面的作业本掠夺一空，我们三人捧着作业本，准备回班。

我刚要出门，突然我发现赵来师的“罗盘钥匙”还插在锁上，我赶紧喊住了他们，经过一致决定，我被任前去还钥匙。

渐渐地，我们上了一楼，二楼，三楼，快到教室了，马上就可以结束这次“旅行”了！我们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到了，我们走向讲台，把一摞摞本子堆在了桌上，然后，伴随着同学们愉悦的欢呼声，我们将一组组本子发了下去。大家纷纷动笔写起了作业，教室里只听到“沙沙”的写字声。

啊！这可真是一次“艰难之旅”呀！

艰难之旅字篇二

今天下午是五六年级天下同学的“大”日子。因为，要举行蛇形跑比赛，对于跑步这类型的比赛，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因此，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下午来到学校，两节课像流水一样流走了，全班同学都下楼“观战”。其中，跑步的同学更是激动无比，因为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大显身手”了。

很快，五年级比赛完了，轮我们六年级了，我们班被分在第二道，很不错。随着“呜”的一声哨响，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开始了。我们班的第一、二棒是王悦和杨柳青，她们俩在女生当中可算是飞毛腿了，可是从情形上看，并不怎么乐观，二班和四班都比我们快。但是，我转念一想：前两棒算什么？精彩的'还在后面呢！：“哎呀”前边的同学不知道谁叫了一声，我一瞧：刘小影掉球了！“本来就不怎么快，这下又……哎！”我无奈地说了一句。说了也奇怪，在跑步前异常紧张的我，现在却放宽了心态，不住地对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一定可以追回来的”到崔颖跑了，她迅速地接过球，像一只好不容易挣脱缰绳的马，风一般冲了出去，让人叹为观止！我们和四班、二班的距离又拉近了。本以为任静和可以把距离拉近一步。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任静和没接好球，待她捡起球像一支离弦之箭冲出去时，已经晚了一步。我没好气地骂道：“这该死的实心球掉什么掉！”由于崔文“关键时刻，‘感冒’不跑，马老师便让蔡志到我面前。所以，我还挺感谢崔文同学“关键时刻感冒”。当蔡志接上球像小鹿一样，迈着轻快的步子冲出去时，我的心再次揪了起来，万一摔到了怎么办？万一接不稳怎么办？给班里落得更多怎么办？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无数个万一，看着蔡志跑回来，我便不多想，只好拼一把了。

我接上球，使了自己全身的力气，飞快的跑着，在往回跑的时候，大概太着急了，我打了一个趔趄，然后又把球递给了孟可。尽管我拼了命，但我们班与二、四班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超过二、四班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男生的肩上了。孟可像一只灵活的小兔子，为男生起了一个带头作用，男生就是男生，接球迅速，跑起来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不得不叫人佩服。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李张沁洋跑时，他像一颗刚出膛的炮弹，火速冲了回来，追上了二班，马老师激动地跳了起来。我当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马老师吗？怎么……看看周围那些拉拉队，嗓子都喊哑了面红耳赤的，真是爱班级！

虽然说追上了二班，但跟四班还有一段的差距，后面几个同学见竭尽所能去跑、去追。当蔡天泽回来时，我们与四班还有一米左右的差距，我摇了摇头，没信心地说：“哎！平时四班深藏不露，现在一鸣惊人，我们只能屈居第二了。”但老天总爱捉弄人，四班张盼在拐弯出滑了一下。这可是让我们欢呼雀跃。刘炜星风卷残云般地冲了回来，我们班以一步之差的优势夺的第一名。大家哭了，激动地哭了。但那泪水，是成功的泪水；幸福的泪水；快乐的泪水！！

艰难之旅字篇三

今天，刘老师让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个词语：快乐、友情、亲情、健康、金钱、自由、资源。这七个词语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但刘老师说：“必须要依次划掉，最后只留下一个！”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看到了这个词语，我不禁喃喃自语：“我不想选！我不想选！”后来我想了想，觉得金钱乃身外之物，没有了它不一定就不快乐了。想到这里我毫不犹豫地划掉了它。

第二个被我划掉的是“自由”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即使你失 去了自由，不能随心所欲。但是你有家人朋友的关爱，你也能收获快乐，这样也不算是坏事。鲁迅也曾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我选择了“自由”。

在剩下的词里面，我划掉了“资源”、“快乐”还有“健康”，因为我觉得它们都没有“亲情”和“友情”重要。亲人和朋友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希望，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这一刻，我要做最后的抉择了。让我在“亲情”和“友情”中选一个真的很困难。我的脑海里不禁回想起朋友关心我帮助我的样子，回想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同时我又想起家里父母对我的爱和感受到的温暖。经过几番挣扎和思考，我下了一个决定——我选择亲情。因为没有父母，就没有我。是他们给予我生命抚养我长大。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在思索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三思而后行。

艰难之旅字篇四

艰难之旅字篇五

一个寒风料峭的清晨，禾玉曼与曾子凡踏上通往陕北家乡的汽车。

黄土高坡的冬日，满目荒凉。枯草、树木沉寂在昏沉沉的休眠中。汽车经过七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陕北甘川县一个偏僻的村庄，此时已是寒气逼人的夕阳西下。

沿着一条弯曲的慢坡道而上，就是曾子凡曾经过生活过的家。真有一幅“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的景象。场沿上一台石头磨盘旁，一群洋洋得意的家鸡正抓紧时间寻觅落日前的晚餐，一只俏皮胆大的红公鸡左一下右一下的晃着脑袋打量来人。忽然，又像遇到什么喜事似的扬起高昂的头颅“咯咯…咯……”高歌一曲，之后便舞动起欢快的步伐，胡冲乱撞的向守候在鸡窝门口的鸡群跑去。

听见院子有动静的母亲急忙掀开崭新的花布门帘走出窑洞相迎。这是一处独立的三孔窑洞。因风侵雨蚀褪色的雕花木格窗棂，精细的`红木桌椅，无不透露往昔岁月殷实家境的痕迹。

“快进屋！”母亲指着身后烟熏火燎的宽敞窑洞说道。

“天气冷，坐到炕上！”靠着被子坐在炕上，面容憔悴的父亲招呼道。

蜗居久日的父亲那天精神特别的好，靠在一团蜷缩的棉被上等候已久。一双深邃混浊的目光无不流露出曾经的精明强干，命运的多舛不堪，而今憔悴瘪陷的脸颊上留下道道沧桑岁月谱写的深刻褶皱。

第一次见到他的家人，有些羞涩的禾玉曼不知如何拉家常，只是礼貌性地问了问老人近来身体方面的客套话。眼前情景又怎能不让心地善良的她产生一丝悲悯和激动……为了身边深爱的人，她默然接受了家境惨淡破败的严酷现实，并坚信：爱可以跨越贫穷、羞涩及任何可能的障碍。

久卧病榻很少与外界交流的老人见到儿子引回女朋友，喜形于色，话自然也就多了起来。他断断续续讲起自己闯荡南北的辉煌经历，这或许是老人一辈子最引以为荣的生命足迹。

“解放前，我十几岁就来到省城民学街的一家皮鞋作坊当相公，每天烧水、做饭、打杂，掌柜的只管吃管住，不计发任何报酬。如此辛劳三年，掌柜的看我做事踏实勤快，才准许跟着师傅学做皮鞋。凭着悟性好，我仅用两年时间就以灵巧娴熟的技艺成为每日能带十几个徒弟的师傅，收入自然不菲。

一年深秋季节，老母亲清扫场院的树叶，一位过路老乡逗趣的说道：

‘你儿子一个晚上打牌的钱，比你扫的树叶还要多。’”

讲到这里，老人的眼神里无不显露出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与自豪，也道出了那个年月货币贬值的可怕程度。曾子凡劝父亲少说几句，仍是阻挡不了老人对那段记忆的深情追怀。

“解放后，我习惯于自由生活，不屑于公私合营体制带来的管制和约束，主动放弃进入国企就业的机会，不顾一切的回家务农。这一太过自我的决定让整个家从此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每每回想起来，都感到一种无尽的遗憾和惭愧。

此时，禾玉曼想起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句俗语，仿佛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一切都是命！”正在灶间忙于做饭的母亲插话道。

不甚会做饭的玉曼这会儿想去帮厨却被他母亲阻止。一会儿，屋里就能闻到柴火燃烧的烟气，羊肉特有的浓香。

坐在炕沿的玉曼被子凡母亲三番五次的劝说才脱了鞋，坐进温热的炕上。这时，撩开门帘走进一位酷似子凡，皮肤粗燥略显苍老的男子，他就是刚放羊归来的哥哥。

“哥：回来了，这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哥哥，见屋里来了生人头都没抬的直往厨间走去，拿了什么吃食，又很快退出屋子。

艰难之旅字篇六

放学后，“月，你怎么了？”智关切的问。“你懂什么，你能明白什么，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吗？”“我……”“我不是要什么名贵的项链首饰，我只要一个人真心对我好。‘看着小月远去的背景，他……沉默了。

艰难之旅字篇七

在近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梁鸿已然完成了从学者到作家身份的转型。从具有纪实色彩的“梁庄系列”到如今文学性浓厚的《四象》，梁庄作为其文学书写的载体，始终承载着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梁庄之所以能够酝酿为独特的叙述空间，并不断被加工和塑形，不得不追溯到梁鸿当初选择离开书斋，重返乡村的一次文学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梁庄》的2014年版附录中，梁鸿补入了一篇名为《艰难的“重返”》的自述，这被她看作一次重返梁庄后反思自己的机会。作为返乡经历的梳理，梁鸿用一种近乎“情感宣泄”的方式呈现了内心堆积已久的矛盾、纠结和困惑。来源于城乡、阶层、文化、知识上的隔阂使她意识到了生活和写作的限度，尤其是当个体难以突破由社会整体形成的问题时，我们看到充斥在文本中个人情感的冲突和身份认同的暧昧不明。正如文学评论者所言，“梁庄系列”虽然涉及了很多很重要的事，但总感觉有些粗糙，而《神圣家族》与之相比，便开始圆满起来，梁鸿也具有了一个真正写作者所具备的面貌①，这里的写作者形象，已经不再隐含之前作为参与者和行动者的性质。其实在非虚构的“梁庄系列”到具有自传性小说《梁光正的光》，再到如今带有浓厚现代主义色彩的《四象》的创作转型中，明显可见“我”的介入在文本内部逐渐退场，而这一退场带来的效力，便是更显作者把控乡村人事的自如娴熟、游刃有余。面对这样的写作成熟，我更愿意理解为，文本的叙事避免了处理作为返乡者“我”，在与乡村的直接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艰难问题。

所谓“文学艺术并非只是强烈感情的瞬间突发，而是昭示着一种深刻的统一性和连续性”②。无论作者是将自我形象纳入书写中，还是隐匿于故事之外;无论是一次重返乡村的文学实践，还是日后叙述方式的转型改变，文学作为“我”与乡村的中介，勾连着的都是由乡而城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现状的复杂情感。重返为何艰难，从建构“梁庄”到建构“自我”，对写作者而言，是一次个人情感和自我身份的重新梳理。因此，以梁鸿与乡村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去解读“梁庄系列”，乃至理解其在非虚构写作后的创作转向，都具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离开这片土地，你才能过好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又产生了一轮新的流动，农村人进入城市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主要是招工，其次是参军和上学，极少数人能通过后两种途径进城，梁鸿就是其中之一。她先后在中师学习、南阳教育学院进修，后决定参加本科自学考试，逐渐地从穰县到了郑州，从郑州到了北京。但当她试图重返故乡、构建乡土理想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乡村的人，并不能理解它。自身携带着的城市外部视角已经在塑造和渲染着乡村，“或者说，自20世纪以来，‘我们在不断逃离梁庄中试图建构梁庄。它的生命、历史和形象，都被盖上了种种印戳”③。确实，以教育方式隐喻的城乡文化符号差异，自近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固有的城乡之别使乡村成为时代的另一种风景。

对梁鸿而言，她正是“去乡土化”教育模式下的产物。在其叙述中可知，重返的艰难在于“我”对乡村的陌生。对乡土世界的不了解以及乡村经验的匮乏，使“梁庄女儿”的身份僵化为乡村外部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去乡土化”的教育过程已不知不觉地在离乡者身上发生了作用。“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一定要逃离农村，一定要离开这片土地，才能过好生活”④，城市取向的价值预设成为乡村教育的话语模板，致使人们忽略了乡土的意义与劳动的价值。正如《中国在梁庄》中的毅志、菊秀、春梅，他们似乎都处在不同程度的虚无中，精神上的深层需求被现实的冲击篡改，来自于个人的生活状况、家庭的基本需求等客观条件推动着他们提前就业，在各行各业中摸爬滚打，历尽艰辛。正如研究者所言，原本乡村教育赖以依托的乡村文化基础与乡土意蕴，都在有用性价值的比照中逐步消解⑤，追求效率与利益的社会价值观念，震荡着乡村青年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其实质而言，便是身在乡村，心在别处。

进入城市是农村孩子从小的普遍心理，这一观念背后隐藏着城乡结构的失调。事实上，现代教育的“去乡土化”性质并非只是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时期的一大特征。罗志田认为，读书人不返乡造成的近代城乡之别也始于兴学堂，废除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读书人的上升渠道和价值取向，也自然割裂了与乡间耕读的联系。新式教育建制所产生的智识阶级，在那时就已经成为区别城乡的社群象征，与之相伴随的近代城乡空间格局的转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心理结构的变化等因素，自然而然地成为知识者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选择依据⑥。同时自近代以来，以乡村为主的农耕文化愈发受到以工业和城市为主的西洋文化的冲击，这一变迁伴随的是对农村的掠夺。城市就像无数根吸管，把农村的资源吸纳到城市中，这其中也包括乡村文化、教育乃至人才。20世纪，无论是陶行知在20年代的断言，抑或是30年代晏阳初的思考，还是40年代费孝通的痛心，乡村教育的“离农”问题一直延续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中，由此形成的城乡之别的心理结构更是积淀在历史的连续性和流动性里，遗留为人们的一种身体感觉和思维惯性。随着一百多年来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和推进，虽然知识分子在“去乡土化”和“再乡土化”的过程之间反复，但离乡的趋势依旧占据上风，教育引起的单向流动与社会分层导致知识青年难以重返乡村。

除了这一普遍心理结构外，梁鸿的特殊性还在于，一方面相比于城裔作家，由乡进城的作家大都习惯以乡下人、泥土味自我界定，早期对乡土世界的情感记忆并未完全散去，尤其是目击了城市对乡村的侵犯和破坏，其向乡心态是共同的，虽然进入城市，但在情感认同上依然与乡村藕断丝连。但另一方面，就像路遥笔下高加林式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城乡的进退中，内心也总处于自我矛盾之中。虽然对土地的堅守能够保持作家的情感选择，但对城市的回归更是保证生活的基础。从乡土世界辗转到城市中，经过城市化的人，其实很难再逃离城市。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他们这代人成长在学习西方的新一轮热潮之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目标，同质化的现代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知识的“去农化”和“城市化”，“在地性”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正如梁鸿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可以高考，某种意义上拥有成为所谓精英的可能性”⑦，但是“学校的教育确确实实是知识教育，把人的心灵戕害，把时间占用，而我们根本不爱自己，我们也不爱我们这片土地”⑧。虽然一方面考试制度推动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对曾被限制在农村的青年来说是一种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子女在某种程度上切断了与乡村的关联。作为改革开放后教育体制的受益者，梁鸿通过教育的途径从边缘进入中心，但重返乡村的那一刻起，却早已察觉自己是异乡人。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带走了乡村的精英，更甚的是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使已经出走的精英难以重返故乡。

我们会发现，知识本身的“去农”性质与考试的“离乡模式”最终导致返乡的艰难与无力。教育似乎是城乡之间一条隐形的绳索，它的倾斜角度影响着人与乡村关系的亲疏程度，传统的“农村—城市—农村”的人才循环流动范式，逐渐被“农村—城市”的人才单程流动所取代。离乡是为了改变农村人的既有身份和经济状况，而重返的艰难则在于，“我”意识到在离乡的过程中，乡村正作为背景远去。返乡者如同《四象》中的高考状元韩孝先一样，历经城市现代化的扭曲发展，个人精神却处于分裂、无根的状态，而当企图重新进入生命的原点时，却早已丧失了对乡村的感知。

从前“离开土地才能过好生活”的价值选择背后留下的是如今“我终将离梁庄而去”的悲哀，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离乡化”问题，对于梁庄而言，离去的心理状态依旧在延续。从《出梁庄记》中可见，面对城乡渐呈分离的不平衡发展，当代农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难以产生对乡村认同与归属的普遍情感。面对这一群体来说，艰难的重返不仅仅是梁鸿的困境，它同样诉说着梁庄人也终将离开梁庄的事实。

二、“还是回到学术研究，回到纸张之中”

如果说“梁庄系列”的乡村故事，让我们看到新世纪乡村人员、土地、结构以及文化的变动，那么梁鸿的参与和出现，我们看到的則是曾经离开故土的知识分子与亲人、与故乡的纠缠。“重返为何艰难”这一命题，不仅涉及其中看似隐秘却极为关键的现代教育“去乡土化”问题，同时就整个文学活动而言，这一命题也包含着书斋与行走之间的矛盾。

梁鸿对于书斋的反思其实由来已久。在创作前，作为文学批评者的梁鸿，已经意识到了知识生产的学院化。她认为“强调科学和智识的基本立场与底层大众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善”⑨，一个作家应该具备自我意识和价值选择，拥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体验，真实而深刻地展现生命的存在状态。此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她的思考，“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而非“沦为知识社会趋势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和人物”⑩的形象，使梁鸿意识到一个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可以凭借文学参与公共想象，对现存秩序、对逐渐约定俗成的规则进行梳理与审视。尤其是在《“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中，她提倡文学应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现在时的跟进与研究，而非仅仅呈现缺乏理性建构的情感宣泄。

于是在非虚构写作中，梁鸿直接面临着突围书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一些评论者认为个人的频繁出场不仅挤压文本中的其他人，直接访谈和快速出版也使作品缺少凝视回望的过程;其见闻录式的叙述，并未建立与农民、与乡村之间有效和全新的现实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作者的行动并非真正有力，“我”依然是中产阶级的行动与介入11。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评论者的质疑，梁鸿并没有否认自己在重返过程中作为中产阶级的浅薄和软弱。从梁鸿的情感表达、价值倾向，以及在创作之后的离开中，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她缠绕的逻辑：一方面她哀叹“我”与梁庄的陌生和疏远，另一方面却说服自己“距离是永远存在的，即使你在乡村生活，你离这一家远而离这一家近，也会有隔离”12;一方面强调自我参与的必要，主体进入生活的姿态，但另一方面却在叙述后的无力感中给自己下了台阶，承认“我”始终只是而且终究只能是个写作者和研究者;一方面希望发挥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自觉，“以自己的知识、学问为公众做些事情”13，另一方面在面对是否行动时，却认为“个人的生活还在行进，有家庭孩子，也不必每个人都要做苦行僧”14。梁鸿希望行动，但害怕行动，在对放弃行动这一抉择感到羞耻和惭愧后，却仍在自我安慰和推诿中缓和了心理矛盾。在各种观念的交叉和妥协中，我们能够看到梁鸿勇敢的尝试和突破，也能看到在这艰难的历程中她一次次思虑重重的退缩，情感与理性的相互周旋与混杂，使个人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思想的斗争和撕裂将梁鸿内心的复杂性充分暴露出来。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对于长期从事学术体制化工作的梁鸿来说，能做到这些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梁鸿自己而言，终究是一次无法抵达的重返。虽然尝试着回到故乡、走进生活内部，可终究发现行动只是安慰自我的幌子，“我”依然在凭借自我的修辞在塑造、删改着梁庄。可见，学院派的知识生产早已遗留为一种制度性的障碍，“任何知识的生产者在生产一定的知识时，必然受到其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所处位置的有意或无意的牵制”15。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和知识专业化的推进，使知识分子演化为在学院内部工作的劳动者，而知识生产作为圈子内的文字游戏，其介入现实生活的能力已经下降，最终知识难以真正落地。即使梁鸿意识到了象牙塔与现实之间的真空状态，自觉地激励自己不再将知识束之高阁，进而回到梁庄。但面对单向的交流与叙述的无力，书斋又一次成为梁鸿的退守地，转而将梁庄的行走延续为一种学术经历。从“梁庄系列”到《四象》，虽然作家一以贯之地凝注着乡村的真实与细微之处，但非虚构写作所提倡行动在大地的勇气，逐渐消磨在了更为常见的书斋式写作中。曾经习焉不察的生存规则形成的学院意识和精英体验，不得不在接触生活本相的时候遭遇挑战，致使她对乡村的想象、知识分子以及文学的期待，与其真实的学术创作之间处于一种来回拉扯和抵抗的状态。

梁鸿的困境在于，从学院内部批评学院化的知识生产是无解的。原本作为一次突围书斋的返乡书写实践，却逐渐将非虚构写作演变为学院内部的理论武器。曾经认为走出象牙塔的意义在于进入生活内部，展示乡村世界真实的生活图景，却在遭遇重返的艰难时，退而求其次地将其作为学术生活的拓展和延伸，并安慰自己从中也多少收获了学术研究的勇气和信心。或许自决心走出书斋的那一刻起，梁鸿就已经面临着现实世界与理想状态间的失调。这对于已经习惯了学院日常伦理秩序和学术逻辑，习惯了城市生活带来的优越制度和便利条件，习惯了在日常生活面前保持温和与退守的姿态的中产化知识分子来说，当真正触及现实、大众时，其思想似乎已经进入了无物之阵，希望文学介入公共现实的最初愿望，也逐渐内化为个人的生活情感和学术表达。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离乡之人的返乡之旅，建构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重返。作为学术“变革”的返乡实践似乎是曲折的，面对先赋的“梁庄女儿”与后塑的“知识者”身份间断裂的事实，即便主体希望体验、行動和参与，形成的大多也只是精神与心理上的返乡和牵挂。

三、“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

就变得千疮百孔”

梁鸿意识到了自我的学术生产与现实的距离，选择离开书斋以实际行动建立与乡村的联系，但重返乡村的历程却再一次遭遇到来自乡村本身对她的“打击”。在以城市化为目的、以市场经济为逻辑的社会转型下，记忆中以农为本、以土为生的乡村世界早已聚焦于现代化的激荡之下。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中曾说到，对于从小生活和成长在农村的人来说，“我所有的痛苦的来源和幸福的来源，我生命中最细微的细节都在梁庄这个地方”16。正如散文《我们吴镇》中洋溢出的自豪感一样，童年、少年的记忆在梁鸿那里是抒情的，故乡涵盖了生命和家的全部意义。因此“梁庄系列”的创作对于梁鸿而言，是尝试以另一种更深远的方式重回梁庄，这种方式不仅仅是“我在现场”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能够寻找到自我精神的源头。于是梁鸿以乡愁作为方法，融合了城乡视角与亲人视角，将现代理性与乡村关怀联系在一起，关注现代与乡村交汇所产生的矛盾，通过“在梁庄”到“出梁庄”的整个行走过程，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乡村乃至乡村中的各个群体所遭遇的问题，呈现了近四十年中国社会发展变革中的乡村面貌。

但作为方法的乡愁还有另一面，即对于叙述主体而言，她需要以不断克制内心的伤感和追忆为代价，来避免由“怀乡病”带来的主体性情感判断，取而代之的是凭借理性的眼光看到现代社会和城市文明的侵蚀，将情感体验置身乡村的真实生命之中。事实证明，这样的姿态是极为困难的，作为梁庄的女儿、城市里的学者、返乡书写的作家，乡村世界对于梁鸿来说是多象性的存在，一旦将故乡纳入现实，就意味着曾经的乡村经验和如今的情感期待，都会遭遇来自乡村真相的打击，纠缠在农裔知识分子内心的复杂情感难以在苍凉失语的故乡一一释放。重返故乡，梁鸿又一次迷失在了一种不易释怀的情绪之中。

梁鸿的少年时期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8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新制度的变化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也提高了农民的精神品质和主体地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户营经济增强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的提高，农业生产连续获得大丰收，随之也出现了大量万元户和农民兼业的现象，可谓是80年代农民的日子最好过。客观的历史现实恰好印证了梁鸿的美好记忆，虽然梁鸿在作品中曾坦言，“当有回忆加入的时候，当岁月、时间一起来塑造我的回忆时，我有‘溢美的嫌疑”17，但支撑这一溢美之词的背后，却是乡村经历的短暂生机与蓬勃的现实。

但作者重返乡村后，情感与事实的结合带来的是想象的破碎。“梁庄系列”虽从2010年开始创作出版，但从梁鸿的随笔可以反映出，早在其 2000 年左右重返乡村时，“三农”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就已十分突出，那时李昌平发出了“农民真苦、农业真穷、农村真危险”的疾呼，新世纪的乡村已然成为人们研究和讨论的热点。这一时期不仅涌现出了大批关于“三农”题材的文学创作，它们在文化精神层面和文本意义建构上书写了乡村现实的方方面面;不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更是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内部结构、经济政策、社会制度以及历史变迁，探索在现代化改革中农村遭受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可以看出在 1980 年代初期经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期之后，农村就陷入了税费负担沉重、经济凋敝、农民增收困难等困境，呈现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的相对萧条18。

在“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梁鸿也由此刻画了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自然面貌和乡亲们的不同遭遇，揭示了在城市挤压下乡村的艰难现实，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衰败，以及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痛苦。在“梁庄系列”里，我们看到因丈夫长期外出打工，守活寡的春梅最终选择喝农药自杀;缺少家庭疼爱和亲子教育的王家少年残忍地奸杀了八十二岁的老太;在外务工者的正常权利被城市剥夺成，却投诉无门。《神圣家族》中，流浪汉、自杀者、老好人、寡妇与乡村知识分子等组成的城镇群体，在现代性逻辑下被无情地抛掷在了城乡交汇的尴尬和不幸之中。而《四象》更是以墓地内外的空间叠置，生死之人的怪诞对话，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生命与灵魂不同维度的，带着腐朽和死亡气息的乡村和人心。事实上，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作为叙述对象的梁庄的确映现着乡村转型的特殊经验与现实问题，如同记录河南村庄的一些社会调查，以其大量客观材料和事例与梁庄现状遥相呼应，共同呈现着河南农村在改革过程中的真实境遇19。创作之外，梁鸿曾带着记者回到梁庄，一系列乡村现实成为文本事实的支撑。在现场，水利工程的占地导致大量土地被抛荒;河道大量挖沙、砖厂的大兴等工业的投入致使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乡村教育漫不经心，梁庄小学早已不复存在;年轻人大量外出，房屋破败、杂草从深。而此刻重返，面对故乡，记忆中的故乡正在消失，现实真相的冲击自然不能带给离乡者心理上的满足，现实的所观所感与少时记忆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美好浪漫的田园梦被击碎，在乡村逐渐式微的过程中，故乡暴露出的是现代化蜕变中的道道伤痕。

可见一旦记忆中的村庄被还原到现实，乡村形象就变得千疮百孔。面对乡村世界中破碎、分化与重组等叙事，雷达等人认为其实质是在“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变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村庄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向城镇化的结果导致乡村问题的加剧，人地矛盾、城乡分治以及贫富差距日益凸显，乡土成故土、乡村变故乡。当重回叙述现场，在进入与体认乡村的过程中不得不遭遇情感上的陷落，这一方面固然来源于现实与记忆的落差，虽然身体返乡，但失落而沉默的乡村却使游子的心灵得不到安放;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知识专业化和精英文化干预的失效，乌托邦的、怀旧式的描述，以及居高临下的、悲悯式的启蒙在遭遇新的时代逻辑时，都使作为知识分子的梁鸿产生了无序感。个人难以承受故乡在社会变迁中的衰败与断裂，亲人们生存的窘迫与命途的多舛，从而难以真正进入到乡村变迁的文化心理、社会结构之中。尤其是当触目惊心的乡村现状呈现在面前时，破碎的个体与琐屑的历史很难与时代达到真切的“及物”思考。即使梁鸿极力想通过“个人”这一中介与历史、现实对话，却发现因为“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20，依旧无法把握整体的、变化的乡村。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的田园梦早已被粉碎，所谓以乡愁作为方法的结果便是使“体无完肤”的乡村形态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自己面前，但文学书写实质上很难直接去改变来源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乡村失重状态。令人痛心的乡村问题早已脱离了个人的乡土经验与把握能力，乡村破败的现实境遇与真实描写后的苍白，不仅使作家感到个人力量的虚弱和情绪上的失意，同时也在改变着其返乡书写的叙事模式。从最初的非虚构写作，到后来的《神圣家族》及《四象》，很明显能感受到作者逐渐热衷于将荒诞手法融入乡村叙事中，描摹出一种在疾速加剧的城镇化进程下，乡村恐怖、破碎、畸形的怪诞性，对故乡的纪实呈现转变为了意象符号的隐喻表达。或许在先锋色彩愈加强烈的背后，深层次地潜藏着作者曾在遭遇故乡冷漠现实后所感受到的荒谬和无奈之感。

四、结语

对“艰难的重返”的讨论实际上是将梁鸿与乡村的关系作为一种症候性现象进行分析和解读，反思知识分子与乡村的隐忧关系。总体来看，梁鸿在“去乡土化”的教育中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后，学院化的知识生产使她与“梁庄女儿”的身份脱节;而重返乡村后，情感上却难以面对乡村本身的时代剧变。乡村教育、知识生产、时代变革层层嵌套，使梁鸿的重返充满了主体的努力与困顿、周旋与疲惫。

重返尽管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梁鸿以返乡书写的方式对乡村的现代性风景和叙述主体进行了审判和反思，建立了与乡村现实的联系，传递出了自己的声音。其返乡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重返乡村的可能，作品一经出版，梁庄作为中国乡土转型的文化符号，开始被更多读者关注。作为中国村庄的典型，它的隐喻性、疼痛感和现实意义在一段时间内冲击了社会的视野，普遍引起了读者的移情和共鸣。

因此梁鸿的意义不仅在于以文学重返现实的方式，书写了近四十年社会转型下乡村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呈现写作多样性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自我的局限和矛盾。从“情感”“行动”再到“放弃”，从离开书斋最终回到书斋，从“非虚构”到“虚构”，折射出的是大多数农裔作家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我们能够看到，从鲁迅开始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返乡模式，在当下包裹着时代的不同意义和个体的复杂感情。尤其是90年代以来越来越突出的“三農”问题，使乡村与城市对峙更加紧张，致使农裔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城乡的博弈之间显得尤为尴尬。可以说，在中国城乡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变化中，承载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故乡的凋敝与重建两个维度，农裔作家如何实现破与立，这关系着新世纪乡村叙事的创作主体如何处理自我与乡村关系这一重要命题。

【注释】

①梁鸿、李洱、黄德海、项静、饶翔、张丽军：《到第二条河去游泳——从“梁庄”到“吴镇”》，《南方文坛》2016年4期。

②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7页。

③梁鸿：《艰难的“重返”》，见《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第246页。

④⑧梁鸿：《乡村教育的内涵是什么？》，《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10日。

⑤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见《乡土的逃离与回归》，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48页。

⑥参考许纪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反思》（见《许纪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杨小辉《都市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形成》（见《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转型》，上海社会科学院，2011）等。

⑦《梁鸿：乡村教育缺失，家长变成托管心理》，见腾讯文化，https：///a/20130628/。

⑨梁鸿：《王小波之死：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建构及其未完成性》，见《“70 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第166页。

11参见李国华《非虚构文学的“真实”与形式》（《文艺评论》2017年第5期）、刘卓《“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及局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杜若松《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

1214《梁鸿等：不会只用乡村悲痛打动人》，见腾讯文化，https：///a/20170823/。

13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漓江出版社，2014，第248页。

15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17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第41页。

18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9郭鹏群：《豫北村治模式初探：以河南安阳洹村调查为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20梁鸿：《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第310页。

（宋佳仪、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专项“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机制与历史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8cdjsk47xk13）

艰难之旅字篇八

罗恩•拉什（1953——）美国当代诗人及小说家，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童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度过，先后就读于加德纳•韦伯大学和克莱门森大学，目前在西卡罗来纳大学任教，著有《一脚跨进伊甸园》《河畔圣徒》和《世界是条直行道》等作品，另外还有三部诗集和三部短篇小说集，获得过欧•亨利短篇小说奖、舍伍德•安德森奖、通用电气青年作家奖，其短篇小说集《炽焰燃烧》荣获2010年度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

埃德娜冲着手里的鸡蛋桶点了点脑袋。

“矮脚鸡下面一只蛋都没有。”埃德娜说“都连续四天这样了。”

“兴许是那只老公鸡重新黏上它了。”雅各布说道。他等着妻子露出笑容。好多年前，他俩头一回谈情说爱时，埃德娜的迷人微笑曾经最让他神魂颠倒。她的整个脸蛋变得灿烂迷人，嘴唇向上扬起时，仿佛有一波光束从嘴角一直传递到额头。

“我会去察看一下。”雅各布说道，他知道埃德娜会为鸡蛋不翼而飞的事苦恼上一整天。他也知道，假如下个月每只母鸡每晚都能下三只蛋，那么就没什么大碍了。可埃德娜依然会把鸡蛋失窃想成一笔永远填不上的欠账。雅各布试图让自己变得大度一些，记着埃德娜并不总是这样斤斤计较。是在银行夺去家里的卡车和多数牲口后，她才变成如今这模样。他们没像别人那样倾家荡产，但损失也不小。埃德娜听到汽车从泥路驶近的声音，总会露出恐惧的表情，仿佛银行派来的人和治安官要过来夺走他们家剩余的财产。

埃德娜抬着那桶鸡蛋，拿到了储藏室里去，雅各布穿过庭院，进到了混凝土建造的鸡舍里。鸡粪的味道让空气变得凝重。尽管公鸡早已踱步到鸡舍外，母鸡们仍然在当鸡窝用的一个个盒子里咯咯地叫唤。雅各布拿起矮脚鸡，把它放到地上。鸡窝里铺的稻草上，见不到蛋壳碎片，也不见蛋白蛋黄的残液。

雅各布心里明白，这可能是一个长两条腿的窃贼干的，可尽管时世很艰难，他也从没听说过山坳里的哪个居民会偷东西，尤其是哈特利，山坳里最穷的一个。此外，当鸡舍里还放着两打多鸡蛋，谁会仅仅偷去两三个鸡蛋呢？何况，矮脚鸡下的蛋，比起罗德岛红鸡和来亨鸡的蛋都要小。雅各布这时听见奶牛格恩西在牛舍里不断地嗷嗷叫，他知道格恩西一定早站在挤奶凳旁等他了。

雅各布走出鸡舍的时候，见到哈特利一家从土路上走下来。他们全家人每周会去布恩两次，每次得走上两里路，就连他家的小孩也要去，每个人都拿着重重的银禾叶。雅各布注视着哈特利一家人走到大路上，灰色的尘土从他们的赤足上升腾起。哈特利拿着四麻袋的银禾叶，他老婆拿了两袋，他家的小孩拿了一袋。哈特利一家瘦骨嶙峋的骨架上，挂着褴褛的衣衫，样子就像是随身携带了全部家当、要转场到另一块麦地的稻草人。他家的狗跟在后面，和他所追随的主人一样身形憔悴。银禾叶是哈特利所能采集到的最像庄稼的一样东西，因为他家的土地全都是乱石岗和坡地。巴斯康姆•林德塞曾说过，在哈特利的土地上你连根铁钉都种不了。原本，只要锯木厂一直经营着，生计便不是大问题，可当锯木厂关门歇业后，哈特利家只能靠一头背部下陷的老迈奶牛来维持生计，除此之外，只剩下银禾叶了，用它可以在马斯特杂货店换得几毛钱的杂货。雅各布从他买的星期日报纸上知道，到处都是经济大萧条。纽约的富人们丧失了所有的财产，从高楼上跃下自杀。有些人攀在火车的货车顶上，从一个城镇去往下一个城镇，祈求能得到一份工作。可是呢，很难相信竟然有人会比哈特利和他一家还要穷。

哈特利瞅见雅各布后，点了点头，但并没放慢脚步。他俩算不上是朋友，也不算是敌人，只是邻居的关系而已，而这也只因雅各布和埃德娜是整个山坳里住得离哈特利最近的一家，虽然这儿的“最近”也有整整半里路。哈特利八年前从斯温县迁居此地，在锯木厂做活。哈特利的女儿那时还是个女娃娃，他老婆当年看上去比如今走在女儿身旁的康沃尔女人年轻几十岁。哈特利一家本来会这样不声不响地走过去，然而，埃德娜突然走到了门廊上。

“你们家的狗。”她对着哈特利说道，“是不是爱偷鸡蛋啊？”埃德娜也许并不想用责问的语气说话，但这番话听上去就是来势汹汹。

哈特利止住脚步，转过身，对着门廊。换作另一个人，肯定会把手中沉重的麻袋放下，可哈特利并没有那么做。他依旧拎着袋子，仿佛是在掂量轻重。

“你为啥问我这个？”他说道。从哈特利的说话语气里，你既听不出生气，也听不到辩护的味道。这不由让雅各布想到，这个男人甚至连嗓音都被消磨得平淡无奇，没剩下一丝棱角了。

“所以你怀疑是我家的狗干的。”

埃德娜没有出声，哈特利放下了手中的麻袋，从工装裤里摸出一把折刀，又轻轻地叫来自家的狗，后者听话地向哈特利走去。哈特利单膝跪下，左手捏住狗的后脖颈，同时用折刀刀刃抵住狗的喉咙。他的女儿和老婆静静地伫立一旁，面无表情，仿若面团一般。

“我不认为是你家的狗偷走鸡蛋。”雅各布说。

“可你也不是百分之百确信。还是有那种可能。”哈特利一边说，一边用食指抚摩爱狗的头颅，狗随之抬起了脑袋。

雅各布还没来得及回话，刀刃就切开了狗的气管。狗没有大叫或咆哮，只是在哈特利的手里垂下脑袋，溅洒出的狗血染红了道路。

“你们现在就明确知道了。”哈特利边说边站起身。他捏住狗的后脖颈，走到大路另一边，把狗的尸体放在杂草丛上。”今晚回家的时候，我会带它走。”哈特利说完便拎起了麻袋，又开始向前走，他老婆和女儿跟在身后。

“你为什么一定要对他说这些事。”等哈特利一家消失在大路上，雅各布就责怪起妻子。他的视线落在杂草丛里那块苍蝇和黄蜂开始聚集的地方。

“我咋知道他会做出这样的事？”埃德娜说。

“你晓得这个男人有多么高傲。”

雅各布让这句话在自己的脑海里徘徊了一阵。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地上两英尺厚的积雪把几乎所有人都关在了家门里，雅各布有次骑着马沿土路向哈特利家而去，马鞍上绑了一块腌猪肩肉。“很快咱们也会需要这块猪肩肉。”埃德娜当时发了牢骚，但雅各布依旧执意要去。他到了哈特利家的木屋后，发现他们全家人正围在木桌旁吃饭，面前的木碗里盛着浓稠的麦片粥，里面有少许的猪肥膘碎屑。炉火上挂着的牛奶桶里，也盛着同样的灰色麦片粥。雅各布把那块猪肩肉放到桌上。这块腌肉散发出一股浓郁的烟熏味，哈特利的老婆和女儿使尽手段，才没让口水直接流淌下来。“我没钱买这块肉。”哈特利说道，“所以，如果你能拿走这块肉，再离开，我会感激你的。”雅各布装作离开，但在关上木屋的房门后，把那块腌猪肉搁在了台阶上。第二天早晨，雅各布发现那块肉被重新搁回到自己家的门口台阶上。

雅各布的视线越过狗的尸体，越过马路，落到他从早干到晚的玉米田里。他今天还未锄过一下土，却已经感觉浑身疲乏，一直累到了骨头里。

“我不想那条狗丧命。”埃德娜说，“那不是我的本意。”

说完话，雅各布转身向柴禾棚走去，去拿他的锄头。

第二日早晨，哈特利家的狗已经无法在路旁逛荡了，但失踪的鸡蛋数目却增加了。那天是星期六，所以雅各布骑着马儿去了布恩，此行不仅是为了去买报纸，更是为了和聚集在马斯特杂货店的老农夫们攀谈几句。骑在马上时，雅各布回忆起了六年前，乔尔将一碗燕麦粥摔在地上的情景。那是粗心的举动，但十二岁的孩子经常会干出粗心大意的事情。这是孩子成长的一部分。埃德娜却逼乔尔用勺子吃光了洒落在地板上的燕麦粥。“别这么做。”玛丽对弟弟讲道，但乔尔依旧做了，从头到尾都挂着眼泪。玛丽当时十六岁，两周后便离家出走了。“我永远不会回来，即使是探访也不会。”她在厨房餐桌上留下的纸条上这么写道。玛丽果真言出必行。

雅各布骑马进入布恩时，看见储贷社从他手上收走的卡车停放在法院外。雅各布以前用这辆卡车拉送庄稼到镇上，再拉回盐块、化肥和带刺铁丝。但他料想，没有哪位农夫负担得起从拍卖会上买下这辆卡车的花费。也许是哪个开店的老板，或者县政府的雇员会买吧，雅各布猜想，那两类人用的仍旧是装钞票的大皮夹，而不像他改用了零钱包，眼下，他把马系在拴马柱上后，就从零钱包里掏出了一枚五分硬币。雅各布走进杂货店，冲着那些老农夫顿首致意，随后把五分硬币放在了柜台上。埃尔温•马斯特递给了他最后一份星期日的《瑞利新闻报》。

“你就不认为我是有什么信件要寄么？”雅各布问道。

“不，这周一封信也没有。”埃尔温说，他本来还可以添上一句，“上个月或上一年也没有。”乔尔在海军里，驻扎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玛丽和她丈夫以及孩子居住在海伍德县的一家农场里，离这儿有六十里路，但就雅各布和埃德娜与她的联络来看，玛丽好比是住在加利福尼亚。

雅各布买好报纸，依旧留在柜台旁。他叙述起鸡蛋失踪的事，老农夫都停下了对话。

“你确信不是狗偷吃了鸡蛋？”斯特林•沃茨问道。

“我确信不是。稻草上没见到一丁点蛋壳或蛋液。”

“老鼠也会偷吃鸡蛋。”埃尔温从柜台后提供了他的意见。

“那样也会留下一点残迹。”巴斯康姆•林德塞说。

“只可能是一样东西了。”斯特林•沃茨一锤定音地说道。

“是什么？”雅各布问。

“你是怎么办的？”雅各布问。

“用捕鱼的法子。”斯特林说。

那天晚上，雅各布在他家的玉米田里一直锄地到天黑。吃过晚饭，他便进了柴禾棚，找到一枚鱼钩。雅各布在鱼钩上系了三码长的钓鱼线，拿着它进入鸡舍。矮脚鸡身子下面已有一枚蛋。雅各布拿起鸡蛋，用鱼钩上的倒刺钻了一个细洞，缓缓地把整个鱼钩放入鸡蛋里，接着把细线系在鸡窝盒后面的一根铁钉头上。线有三码长，沃特森说过，那样蛇将整枚鸡蛋吞入肚内后，钓鱼线才会绷紧，让鱼钩发挥作用。

“我可不愿在鸡舍里一直守到明早，却发现根本半条蛇影子都没有。”当雅各布告诉埃德娜自己的方案时，她这样说道。埃德娜坐在梯形椅背的摇椅上，腿上放了一条棉被。埃德娜怀上乔尔时，雅各布为她打制了这张摇椅，为的是让她坐得舒服些。木料选择了樱桃木，不是家具制作的常用材料，但他想让这把椅子看上去漂漂亮亮的。

“我会一个人干的。”雅各布说。

雅各布看着埃德娜做针线活，用蓝色的丝线把熊爪图案被子的被面缝合处补好。埃德娜从拂晓时就在做这活，到现在都还没停下。雅各布在餐桌旁坐下，翻开报纸。头版上，罗斯福说经济会变得景气起来，可报纸的其余地方都印着反面的论调。一家纺织厂的罢工工人遭到枪杀。那些想去外地找工作的人，躲藏在火车的货车车厢里想搭便车，竟因此而获罪，被警察和铁路上被雇佣来的地痞流氓用木棍狠打。

雅各布心里明白，自己不应该再作纠缠，可哈特利用刀子割开猎狗气管的画面一直停留在他的脑海里。

“你本可以更加宽容地对待他们。”

“他们很快就能自己了解到。”雅各布说。

她扭过头，继续缝合被面，两人间再也没说一句话。半晌后，埃德娜放下手中的被面，睡觉去了。雅各布不久也爬上了床，当雅各布睡到埃德娜身边时，她绷紧了身子。

“我不愿两个人争吵个没完没了。”雅各布边说边将手放在她肩膀上。埃德娜被雅各布的手触摸到，缩回了身体，两个人分开得更远些。

雅各布尽管倍感疲惫，可还是睡不着觉。他最后睡着时，幻想起一些男人攀附在货车车厢上，其他男人拿着棍子殴打他们。被打的一方穿着沾满泥巴的短靴和工装裤，他晓得，那些人不是遭到解雇的工厂工人或挖煤的矿工，而是和他一模一样的农夫。

雅各布在黑暗中惊醒过来。窗户敞开着，在重新坠入梦乡前，雅各布听到了鸡舍里传出的异响。他套上工装裤，穿上皮靴，走到门廊，点起提灯。天空中群星闪耀，月牙尖朝上，照着大地，可是无窗的鸡舍里仍然一片漆黑。一个想法突然掠过雅各布的脑际，要是说一条黄鼠蛇可以吞下一枚鸡蛋，那么一条铜头蛇或撒丁拜克蛇同样也可以，他想要看清自己脚踩在什么地方。于是，他又走进柴禾棚，拿出一把锄头，准备杀蛇用。

雅各布跨过鸡舍门口充作台阶用的圆木，径直走了进去。他把提灯拎到前方，检查鸡窝盒。矮脚鸡还在里面，但它身底下的鸡蛋已经不翼而飞了。雅各布花费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找到那根钓鱼线，细线像蜘蛛网上的一缕蛛丝，通向鸡舍的一个角落。雅各布手里拿好锄头，上前一步。他把提灯举在身前，随后便看见哈特利的女儿畏缩在角落，钓鱼线的另一头消失在她合拢的嘴巴里。

雅各布跪在她面前，小姑娘没有试图说话。雅各布放下锄头和提灯，取出折叠小刀，然后在距离小姑娘的嘴唇还有几英寸的地方，割断了钓鱼线。之后的几分钟内，他什么都没做。

“让我瞧瞧。”雅各布说，尽管小姑娘没有张开嘴，可她并没有阻止他用手指拨开她的嘴巴。雅各布发现鱼钩的倒刺深陷在小姑娘的巴掌肉里，立马松了口气。他担心倒刺会钩进她的舌头，或发生更糟糕的情况，卡在喉咙深处。

“我们需要把鱼钩弄出来。”雅各布告诉小姑娘，然而她依旧一声不吭。她的眼眸并没有因为害怕而睁大，雅各布猜测，她也许是被吓傻了。鱼钩的倒刺陷入太深，很难挪动出来。他最好用力推鱼钩，把它从皮肤里推出来。

“这会有点疼，但只是一瞬间。”雅各布安慰道，同时用食指和大拇指抓住鱼钩弯曲的部位。他把鱼钩往皮肤外推，两根手指上很快便沾满了鲜血和唾液。哈特利的女儿呜咽起来。最终，倒钩终于被推了出来。雅各布又弯来折去地拉出鱼钩柄，最后，钓鱼线像缝衣完毕时那样被从皮肤里拉出来。

“鱼钩弄出来了。”雅各布告诉小姑娘。

雅各布并没有急着站起身，而是心想下一步该做什么。他可以把她带回哈特利的木屋，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但他记得那条狗的命运。他望着小姑娘的脸颊，没有明显的伤痕，只留下一个细孔，出血量不会多于被荆棘刺伤的情况。他端详起鱼钩，检查有没有生锈的迹象。看上去没有，那么，他至少不用担心小姑娘患上破伤风。但伤口依然有可能被感染。

“待在这儿。”雅各布说道，然后去了柴禾棚。他找到了瓶松节油，回到鸡舍，他掏出手绢，用松节油浸湿，接着掰开小姑娘的嘴巴，轻轻擦拭伤口，随后又擦拭了脸颊上的外伤口。

“好了。”雅各布说道。他伸出双手，放在小姑娘的胳肢窝下。小姑娘体重极轻，他像抱个玩具娃娃一样扶起她。小女孩这时站在雅各布面前，他也第一次发觉，她的右手拿着不知什么东西。雅各布拿起提灯，看见小姑娘手里拿着的是枚鸡蛋，一枚完好无损的鸡蛋。雅各布冲着鸡蛋点了点头。

“你没把鸡蛋带回家过吧？”他说，“你在这儿就吃掉了鸡蛋，对吧？”

小姑娘点点头。

“明白。”小姑娘低声说道，这还是她头一次开口讲话。

“那就吃吧。”

小姑娘把鸡蛋拿到嘴边。她张开嘴巴时，一缕鲜血流淌到下巴上。随着她的牙齿咬合下去，鸡蛋壳发出碎裂声。

雅各布目视着小姑娘沿着土路离开，直到夜色将她完全包裹，随后雅各布坐在劈柴火时当作垫块用的树桩上。他吹灭了提灯的火苗，接着便等待起来，虽然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在等待什么。不久后，月亮和星辰的光芒变得黯淡。东方的天空里，黑暗中透出一丝光亮，颜色像是紫色的玻璃。玉米秸秆和叶片的轮廓此时已经清晰可见，竖立在土地上，仿若一根根衣衫破烂的胳膊。

雅各布拿起提灯和松节油瓶，向柴火棚走去，然后回到屋内。他走进卧室时，埃德娜正在穿衣服，后背对着雅各布。

“是条蛇。”雅各布说。

埃德娜突然停止了穿衣，转过身。她的头发垂在肩上，脸蛋还不像白日里那般冷酷，雅各布瞥见了二十年前他俩结婚时那个年轻而温柔的女人的影子。

“你把蛇杀掉了？”她问道。

“是的。”

埃德娜抿紧了嘴唇。

“我把它扔到路对面了。”

雅各布爬进了被窝。羽绒床垫上依旧留着埃德娜睡过的痕迹和残余的体温。

“我过几分钟再起床。”他告诉埃德娜。

雅各布合拢了眼睛，却并未真正入睡。相反，他幻想起了一个个城镇，饥饿的人们攀附在火车车厢上，寻找一份不可能找到的工作；居住在小木屋里的家庭，甚至连一头背部下陷的老奶牛都没有。他幻想起城市，在高耸如山岭的大楼下，鲜血染红了人行道。他试图幻想起一个比他的所在更糟糕的地方。

（选自罗恩•拉什短篇小说集《炽焰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