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期末总结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自己在学习上的不足，进而改进和提高。下面是一些期末考试的答题技巧和注意事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一
自建国以来，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新的基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大学生是青年中具有特殊优势的群体，新的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大学生，幸逢盛世，既是无限幸福，值得羡慕的一代，又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一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是我国进入21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全局的中心和主题，这也是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继承人，他们将决定祖国的命运。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具有优势的特殊群体，大学生们必须坚定自己的理念，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肩负起时代的重任，而且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将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他们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说到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首先要认真地回顾一下历史，从这些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年轻人往往都站在历史发展的风口浪尖，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从老一辈革命家和建设者的身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正是历史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科学地对待人生环境，创造有价值的人生，这是大学生对自我的要求，也是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一步;此后，我们要用我们的能力来回报家庭、回报国家、回报社会，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认清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首先，大学生们应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往开来，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我们要多关心时事，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方面的信息。我们要能够心怀祖国，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在文字上、在演讲台上大发爱国之情，我们要付诸行动。
再者，我们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顺应人民群众的需要。扎根基层，投身到西部，积极的到偏远贫困地区支农等。积极培养自己地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投身社会经济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同时，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踏踏实实地打好基础，积极迎接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挑战。要顺时代潮流而动，作时代的弄潮儿。我们要敢于挑战时代、挑战自我，要以强者的姿态于世。我们更要能够实事求是的工作和学习。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我们还要有全球意识，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古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和谐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我们要有地球公民意识，要开阔视野，拓展心胸，抛弃一些偏见。勇于和善于自我反省，同时，悦纳别人对自己实事求是的批评。
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认清形势，肩负责任:首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
党的十六大所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巩固和提高现在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的时期。这个目标是鼓舞人心和催人奋进的，也是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
21世纪的头20年必将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经济有广阔的增长空间，新的技术革命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丰富的资源更充分更有效地用于经济发展;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体制保证;支持经济发展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是具备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大批科技人员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成长起来，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外部环境看，虽然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加，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我们仍然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
回顾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沿着“五四”运动开辟的振兴中华的道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把握时代的脉搏，站在时代的潮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奋斗，历尽艰辛地求索，终于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复兴之路，并且为其自强、自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就是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更是为青年的全面发展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你们有一切机会学会为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本领，你们有一切可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贡献给祖国。只要你们方向正确，你们的任何一点积极性都应当受到珍视，都应当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
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当代大学生成长和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正好与当代大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历程相吻合，这既是难得的机遇，更是荣誉和责任。“再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到建国100周年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会胜利地得到基本实现。到那时，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的理想将变成现实，中国人民将过上中等发达水平的富裕文明生活，中华民族将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新技术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世界经济正在走向知识经济，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依赖于高科技的发展和新知识的创造，世界各国抢占知识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
面对这一切，当代大学生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民族复兴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在前人已经取得伟大成绩的基础上，承担起这个事业赋予的重任，勇于竞争，大胆创新，充分发挥生力军的作用，努力成为历史的开拓者、完成复兴大业的实干家，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二
论文摘要：自建国以来，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新的基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大学生是青年中具有特殊优势的群体，新的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大学生，幸逢盛世，既是无限幸福，值得羡慕的一代，又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一代。我们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大学生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浅谈我对当代大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引言。
大学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目标追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差：既崇尚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又在利益问题上趋于急功近利;他们往往只注重专业学习，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基本常识，也就不能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而远大的理想。面对这些挑战，大学生必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文。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大环境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价值观的塑造。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才能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自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未来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和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当代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学习中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科学定位人生。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大厦基石的作用。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从身边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变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要把握好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个人理想，为社会大理想做贡献，用个人理想来促进社会大理想。同时，我们既要严格要求好自身，也要带动周围的同学朋友一起坚定这一伟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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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三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课主要是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使学生基本掌握该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渗透到实践中，指导自己的行为。
因此，要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目标，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必须贴近生活。贴近生活，就是要使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内容之中，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充满生活色彩，富有生活气息，反映生活本质；就是要使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途径和载体超越课堂、超越校园，要使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敏感地带和热点问题；就是要通过引导，使大学生更理性地观察、思考和分析生活。
一、联系现实生活，精选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时效性强，没有也不可能有较稳定的、具体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有些重大问题的教育时效性很强，学生很关注，社会影响大，迫切需要及时解决认识问题。
各高校一般根据教育部社政司下发的每学期《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主要围绕党和国家推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当代国际、国内形势的热点、焦点问题，并结合各校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来确定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论述的热点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些国家大事。比如，从文化传承看国家软实力建设、台海局势分析、建立创新型国家、从中东、北非局势看国家的稳定富强、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等。二是吸引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焦点。比如，如何看通胀下的经济形势、从毒胶囊事件看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如何看待和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影响与应对，如何看待我国4万亿元投资扩大内需以及土地流转、食品药品安全、网络民意、从微博发展看网络规范等。三是与大学生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热门话题。比如，如何看待大学生就业形势、从大学生村官看就业择业等。这些问题，不仅在大学生中有很高的关注度，而且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极易引起共鸣。
与其他课程相比，形势与政策课更为直接地体现着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它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宏大变化，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当时形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政策性、时效性，而且当代大学生比较务实，他们不喜欢听大道理，也不喜欢听脱离生活实际的空洞内容，如果空讲理论，不联系社会的生活实际，就达不到教书育人、转变学生思想的目的。所以，形势与政策课讲授的概念、原理、观点，只有结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才会使理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也才能被学生所接受。
近年来，我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选择上注重选取贴近生活的、学生感兴趣的、国内与国际的热点焦点问题，并且有目的有重点地加以分析说明。例如春季学期开学之初，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把最热、最受关注的3月5日结束的我国利比亚大规模撤离同胞的行动作为专题内容。通过本次专题的讲授传达给学生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让学生了解中国海外大撤离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再如，在教学中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在讲授的过程中及时穿插了东海问题，并及时向学生宣传理性爱国、干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这一理念，及时教育了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提高理性思考的辨析能力。
4月以来，我们结合国际国内最新局势，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理解和认识“中国梦”、认清我国当前海洋权益形势和国际关系等。这样为学生释疑解惑，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和了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使他们无论面对任何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都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通过选择贴近社会生活的内容，把学生带到真实可感的时代生活中去接受教育，引导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也帮助学生树立起责任意识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二、贴近学生生活，创新教学模式。
要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强化教学效果，必须贴近学生生活，创新教学模式。
1.改变教学方式，实现灵活多样。
（1）系统讲授与专题讲座相结合。
要抓好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系统讲授，设立专题，把问题讲深讲透，满足学生的需求。例如，20全国“两会”期间，为了让学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及“两会”精神，我校通过精心安排，在“两会”召开之际就组织师生集体学习并提炼了相关专题，并按照相关教学计划集中组织向学生系统讲解，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重大方针和政策。
同时，高校要结合实际，组织举办专题讲座，定期聘请校外领导或专家对国内外发生的突发事件、重大事件、重大节日或纪念日及时跟进讲解，如有关奥运、中东北非政局、两会精神、庆祝建党90周年、喜迎十八大的专题讲座等。例如，在进行南海局势的专题教育中，我们专门聘请海军工程大学教授、著名的国防理论研究专家黄友牛来校为学生作了题为“认清周边安全形势，不断增强国防观念”的报告。
（2）理论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在进行理论讲解时，要善于引领学生关注生活，在具体知识的呈现中充分做到把基本观点、原理融入鲜活的题材中，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同时，要采用多维互动式教学模式，组织学生围绕其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吸引绝大多数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讨论方式有小组讨论、师生对话、看录像短片畅谈观点等。例如，在讲授社会保障体系时，除讲授政府的责任外，还涉及社会慈善机构，就可以让学生搜集“红十字会”的相关资料，就“郭美美事件”进行讨论，引导学生了解其他国家成熟的慈善活动的做法，进一步思考中国将来应该怎样完善慈善事业以辅助社会保障。
（3）课堂教学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形势，正确理解政策，不能离开学生利益的满足，要把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学校可以结合学分制，对学生听课、讨论、写报告等进行累计积分，并使之成为这门课程学习成绩的一部分。
2.改变教学手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随着高等教育条件的改善，高校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越来越普及，在教学中充分应用这些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够丰富形势与政策的教育内容，增强形象直观教学，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感染力。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教学手段要生活化、现代化，变抽象为直观。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和影视音像资料，建立素材库、制作精良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把文字、声音、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给课堂教学注入浓烈的生活气息，增强教学效果。例如，在讲授“庆祝建党90周年”专题时，可以下载电影资料，利用多媒体设施再现建党时的情景。
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还可以广泛利用电视教学，同时也可以创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体网站和栏目，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设置动静结合的频道，设置大量的贴近学生生活、拓展学生视野、活跃学生思维的栏目，开通由高水平教师主讲的网上专家论坛，设立专家网络邮箱，适时引导学生在线交流，开展在线答疑，建立网络教学考核评估系统等，满足学生对知识广延性、开放性的需求，使教学更加完整、连续、形象、生动和有效。
三、适应社会需求，加强实践教学。
现代社会要求教育必须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这就意味着教育要向生活回归。因此，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要搞好课堂教育，又要注重引导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例如，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服务社会、勤工助学、择业就业、创新创业紧密结合，要求学生参加寒暑期两次社会实践活动，撰写和提交调查报告，成绩计入课程学分。调查的主题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农村的学生可以在寒假对回乡过年的农民工进行调查，也可对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保、农民收入、农村食品安全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城市的学生可以对城市居民贫富差距情况、老年人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调查。
讲到“改革开放的成就”这一内容时，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走出课堂去收集各种资料，在切实了解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和发展后，带着思考和问题再走进课堂。
在进行就业形势与政策教育时，组织学生到一些大型企业调研就业形势和企业对专业技术人才需求情况。各种调研活动使学生更加贴近社会，更加贴近时代，更加了解国情，拓展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
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专题教学中，结合理论教学开展“生活中的荣与耻”征文、“校园中的‘风景’”摄影、dv展评等实践教学活动。围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让学生们关注和发现生活中践行“八荣八耻”的具体事例，用真情实感书写、拍摄身边的真善美，讲述对荣与耻的感悟。
依托学校、社区及教师资源，联系一些教育基地、知名企业、政府部门或是基层农村，让大学生带着任务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还可以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以重大热点问题为契机，深入挖掘其中的理论深度和实际教育价值，更好地把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和党团活动、“大学生三下乡”“青年志愿者行动”等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促进形势与政策课“入脑”“入心”，实现教学效果的知行转化。
社会是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第二课堂。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既能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又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实现由学校课堂向现实生活的延伸，对进一步帮助学生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认清形势发展趋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内化为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总之，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本身具有开放性、时代性、前瞻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与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与个人成长息息相关，形势与政策课的组织和教学应该是开放发展的，教学内容应该是贴近生活、与生活现状和谐对接的，教学过程应该是使学生融进教学环境，接触生活、接触社会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金雁。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贴近”的思考［j］。江苏高教，（3）。
［2］孙洪艳。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探究［j］。成人教育，（11）。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四
全球治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英的口头语。精英们提出，技术创新和市场自由化带来的跨境商品、服务、资金和信息流动激增大大提高了全球国家的关联程度，以致于任何国家都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我们需要设立全球机构，制定全球规则和全球协议。
这样的说法今天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质疑它就像对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提出质疑。但适用于气候变化或流行疾病等真正全球问题的规律并不一定适用于多数经济问题。与我们经常听到的不同，世界经济并不属于全球公域。在经济问题上，全球治理所能带来的好处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造成损失。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是因为地球仅有单一的气候体系。在哪里排放温室气体都没有任何差异。因此国家限制碳排放对国内的好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恰恰相反，明智的经济政策―包括开放―首先是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承担经济政策不善所付出的代价也同样如此。单个国家的经济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内情况而非国际局势。如果经济开放受民众欢迎，主要因为上述政策符合国家自身利益使然―而不是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外界。能为全球经济稳定添砖加瓦的开放和其他明智政策并不取决于全球精神，而是取决于自身利益。
有时，牺牲其他国家利益才能成就国内经济优势。这就是所谓以邻为壑政策的案例。石油等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资源供应商为哄抬价格而限制国际市场资源供应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国的收益就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
“最佳关税”背后也存在类似的机制，即大国通过限制进口达到操纵贸易条件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限制或禁止运用上述政策的全球规则理由显然非常充分。
但困扰决策者的绝大多数世界贸易和金融问题并不属于此类。这方面的例子有欧洲农业补贴、对转基因生物禁令、美国滥用反倾销规则或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风险自担”政策。由此产生的经济代价主要由国内民众承担，即使此类政策可能同时对别国民众产生不利的影响。
举例来说，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农业补贴十分低效，高价格高税收或二者兼备导致欧洲农民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这样的政策部署不是为了从其他国家那里占取好处，而是因为分配、管理或与公共健康相关的其他矛盾的国内目标主宰了整个经济动机。
加剧经济周期和造成金融动荡的糟糕的银行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如此。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超越一国边界的经济溢出效应可能无法忽视。但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未能尽职尽责地完成监管工作，原因并不是因为别国经济受损而美国经济受益―美国本身就是受害最重的经济体之一。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失策或许是发达民主国家政府未能解决不平等日益扩大的问题。其根源同样来源于国内政治―具体而言，是金融和商业精英控制决策过程以及他们胡编乱造的有关再分配政策的限制。
可以肯定，全球避税天堂就是以邻为壑政策的例子。但只要他们愿意，美国和欧盟等大国原本有能力采取更多限制避税―和竞相减免企业税的措施。
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全球合作的缺失并没有什么关系。今天的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因此不能通过国际机构制定规则来加以解决，更何况破坏国内政策的那些既得利益能够轻易影响所谓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往往只是保护既得利益全球计划的代名词，也正因如此，它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协调国内经济政策。
因此，关于全球治理的解决方案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专注于改善民主制度的国内运作问题，而不预判政策将产生何种对外影响。这是一种侧重于强化民主国家而非全球化的全球治理模式。
我认为，应当制定旨在提高国内决策质量的全球规则和程序要求。与透明度、广泛代表性、问责制和在国内诉讼中使用科学或经济证据等相关的那些全球纪律，只要不限制最终结果的，都是上述规定的实例。
全球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这种类型的纪律。比方说，世贸组织的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议(sps协议)明确要求在进口商品涉及健康问题时须出示科学的证据。这种类型的程序性规则可以很大程度上更好地扩大应用，以改进国内的决策程序。
此外我们还可以要求受进口关税不利影响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参与国内诉讼来改进反倾销规则。我们可以借助包含静态和动态效率的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来改进补贴规则。
只有通过改进民主决策进程，才能解决那些由于国内审议失败所带来的问题。全球治理在此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起作用的前提是它促进国内决策而不是对其加以限制。否则，全球治理目标会体现出一种对技术官僚方案的渴望，而这样的方案只会践踏并削弱公众审议。
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五
［论文摘要］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
[2]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中国公民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的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六
全球治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英的口头语。精英们提出，技术创新和市场自由化带来的跨境商品、服务、资金和信息流动激增大大提高了全球国家的关联程度，以致于任何国家都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我们需要设立全球机构，制定全球规则和全球协议。
这样的说法今天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质疑它就像对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提出质疑。但适用于气候变化或流行疾病等真正全球问题的规律并不一定适用于多数经济问题。与我们经常听到的不同，世界经济并不属于全球公域。在经济问题上，全球治理所能带来的好处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造成损失。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是因为地球仅有单一的气候体系。在哪里排放温室气体都没有任何差异。因此国家限制碳排放对国内的好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恰恰相反，明智的经济政策―包括开放―首先是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承担经济政策不善所付出的代价也同样如此。单个国家的经济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内情况而非国际局势。如果经济开放受民众欢迎，主要因为上述政策符合国家自身利益使然―而不是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外界。能为全球经济稳定添砖加瓦的开放和其他明智政策并不取决于全球精神，而是取决于自身利益。
有时，牺牲其他国家利益才能成就国内经济优势。这就是所谓以邻为壑政策的案例。石油等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资源供应商为哄抬价格而限制国际市场资源供应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国的收益就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
“最佳关税”背后也存在类似的机制，即大国通过限制进口达到操纵贸易条件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限制或禁止运用上述政策的全球规则理由显然非常充分。
但困扰决策者的绝大多数世界贸易和金融问题并不属于此类。这方面的例子有欧洲农业补贴、对转基因生物禁令、美国滥用反倾销规则或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风险自担”政策。由此产生的经济代价主要由国内民众承担，即使此类政策可能同时对别国民众产生不利的影响。
举例来说，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农业补贴十分低效，高价格高税收或二者兼备导致欧洲农民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这样的政策部署不是为了从其他国家那里占取好处，而是因为分配、管理或与公共健康相关的其他矛盾的国内目标主宰了整个经济动机。
加剧经济周期和造成金融动荡的糟糕的银行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超越一国边界的经济溢出效应可能无法忽视。但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未能尽职尽责地完成监管工作，原因并不是因为别国经济受损而美国经济受益―美国本身就是受害最重的经济体之一。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失策或许是发达民主国家政府未能解决不平等日益扩大的问题。其根源同样来源于国内政治―具体而言，是金融和商业精英控制决策过程以及他们胡编乱造的有关再分配政策的限制。
可以肯定，全球避税天堂就是以邻为壑政策的例子。但只要他们愿意，美国和欧盟等大国原本有能力采取更多限制避税―和竞相减免企业税的措施。
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全球合作的缺失并没有什么关系。今天的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因此不能通过国际机构制定规则来加以解决，更何况破坏国内政策的那些既得利益能够轻易影响所谓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往往只是保护既得利益全球计划的代名词，也正因如此，它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协调国内经济政策。
因此，关于全球治理的解决方案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专注于改善民主制度的国内运作问题，而不预判政策将产生何种对外影响。这是一种侧重于强化民主国家而非全球化的全球治理模式。
我认为，应当制定旨在提高国内决策质量的全球规则和程序要求。与透明度、广泛代表性、问责制和在国内诉讼中使用科学或经济证据等相关的那些全球纪律，只要不限制最终结果的，都是上述规定的实例。
全球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这种类型的纪律。比方说，世贸组织的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议(sps协议)明确要求在进口商品涉及健康问题时须出示科学的证据。这种类型的程序性规则可以很大程度上更好地扩大应用，以改进国内的决策程序。
此外我们还可以要求受进口关税不利影响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参与国内诉讼来改进反倾销规则。我们可以借助包含静态和动态效率的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来改进补贴规则。
只有通过改进民主决策进程，才能解决那些由于国内审议失败所带来的问题。全球治理在此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起作用的前提是它促进国内决策而不是对其加以限制。否则，全球治理目标会体现出一种对技术官僚方案的渴望，而这样的方案只会践踏并削弱公众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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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七
共同富裕即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水平。它是******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共同富裕，不是指同等富裕，也不是指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里讲到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但这种普通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不是平等富裕，不是齐头并进式富裕，人的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要社会中的个体步调一致并排向前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两个人约定共同去赚钱时，范文大全显然是不能在没有其它约定的情况下就草率理解为赚到的钱两人需要平分，所以共同富裕的第一个内涵应该是“共同”中包含的个体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自己财富的增加，既然是共同的物质增加，那么就为共同富裕设定了一个底线：一部分人的财富的增加，不能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财富减少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个的前提就是先富带后富。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实现？人都是有私心的，也是有野心的，当你处在某一阶层时你会想着要爬向更高的位置，这样社会才会有进步。但是如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无论你付出多大的努力，你得到的报酬和其他人的一样，那你就没了上进心，没了积极性，蔓延下去，那么社会就会衰落，共产主义社会不会维持很久，盛极而衰，这是不变的规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共产主义比共同富裕更难实现。
除了考虑物质需求外，还有一个条件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精神文明。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的经济是飞速发展起来了，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了，全面的范文参考写作网站这已经成为了我国不安定的因数。要想实施先富带后富的政策，那就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让先富起来的人能够自觉的去帮助贫困的人，带动他们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精神文明跟不上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就只能是口头话题了。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发展好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跟上了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就是时间问题。目前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未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两级分化还很严重，现在共同富裕只是一个奋斗的目标，在当前难以实现，它的实现跨时极长。
总的来说，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是先国富后民富，还是先民富然后国富.一般意义上看，“国富优先”的主张符合标准的“滴流经济学”原理。这一理论认为，在实现国家富裕的过程之中，财富会自上而下地流向普通百姓。也因此，“精明的****会优先追求经济整体上的快速增长，为持续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福利创造条件。”
用最通俗话讲，只有蛋糕做大了，人们才可能吃得到更多蛋糕。所以，这一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做大蛋糕”论。按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兹后来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的总结，“滴流经济学”原理一开始在主流经济学界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心得体会范文锦集包括阿瑟刘易斯、华尔特罗斯托以及肯尼思阿罗等经济学大家都为这一理论的论证与完善做出了贡献。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以“滴流理论”为基础的“先国强后民富”路径似乎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为了能够追赶先发国家，一般被迫采用“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核心，就是以****强大的动员与控制力量作为后盾，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与投资，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必须掌控全社会更多资源，另一方面施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
等到国家完成经济转型，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之后，再反过来着力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即解决“民富”。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以及经济全球化后的南北失衡，使得“滴流原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看，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实现了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工作总结范文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国富”，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却很少“滴流”到人民身上，而是被****的****官员和买办性质的资本所截留。
最终，贫富分化不仅严重威胁着社会与****稳定，而且也反过来连累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使得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出现了严重经济危机与发展停滞。
经济全球化通过促进全球范围内商品与资本的流动，的确也因其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而增进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但全球化成果却也大多被发达国家以及少数跨国公司所支配并把持，以至于曾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充当过急先锋的斯蒂格利兹这样的着名经济学家都成了全球化的反对者。
正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滴流理论”，认为“滴流”的渠道不畅，可能导致即使国家富了但其成果分配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此时，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百姓，可能不再愿意进行“生产性努力”即去努力做大蛋糕，转而把努力的方向放在分配性即分蛋糕上，国家经济增长最终也因“生产性努力”减少与“分配性冲突”增加而陷入停滞。此时，“国强民不富”，并进而妨碍国家进一步走向富裕。
“先国富后民富”这一思路，除了“滴流”心得体会的渠道可能不畅，有可能陷入“国富民贫”这一缺陷之外，从理论上看，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使“向下滴流”畅通，也会因为国家生产能力增长先于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问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只能靠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其后果除了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高企，还可能因为强调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不得不压低本国劳动力相对成本。此时，即使经济增长了，国家富了，老百姓却仍然富不起来，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是后发国家，为了赶超先发国家，不得不实施“先国富后民富”的政策，但经过一段时期后，也都必须进行政策调整。
民富优先。
此时政策调整的方向就应该是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或者说，用民富来进一步推进国富。具体路径是这样：人民富裕使得百姓消费能力提升，消费能力提升推动社会总需求扩大，社会总需求扩大带动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促进国家富强。
而后一种“国富”则将预期在一国经济已经成功实现起飞之后发挥作用，本站而且将真正使经济发展建立在人民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之上，这种以“民富”为前提的“国富”没有实施时限。
新中国成立60年，在我看来，在追求“国富优先”上，改革前与改革后并没有多少区别，而且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
前30年，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控制，充分利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有限的资本集中到中央计划当局手中，实现了在最短的时间最为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由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更注重通过“分配激励”，调动海外资本以及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经济成功实现了起飞。
总之，利用国家与****的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与深化，优先追求“国富”，使得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仍然未能摆脱贫困泥淖的时候，中国成为20世纪以来少有的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
更难得的是，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即“国富”目标的同时，的确也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于民。新中国前30年，老百姓的生活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做出了牺牲，但****仍然通过建立起成本较低、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网，使得中国人文指数至1978年就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特别是中国近30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更是成就了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减少贫困运动。正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富优先”战略在中国的实施也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不断累积，尤其是导致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过低，这种格局反过来造成内需不足无法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即妨碍国家进一步富强。正因此，调整发展思路，转而追求以民富优先，带动国家进一步发展，正当其时。
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客观看待“国富”还是“民富”应该有的态度。
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八
摘要：“南海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过定义，但都很难全面地反映“南海问题”应有的内涵。只有从“原发性”和“诱发性”两个因素深入分析南海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才能很好地破解“南海问题”，这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南海问题”;“原发性”;“诱发性”
随着南海局势的不断升温，“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于“南海问题”的成因也已达成某些共识，比如利益说、主权说、地区话语权争夺说等。但是，关于“南海问题”却没有形成一个明白的、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本文力图在厘清“南海问题”的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对“南海问题”深层原因做出分析。
所谓“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周边国家围绕中国南海海域的领土、资源、海域划界、海上航行等方面的利益进行争夺而产生的问题(“原发性”)，以及由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带着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介入这一问题而导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诱发性”)，而“南海问题”是这两类问题的“和”。“南海问题”涉及的面较广，在现有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关注的是“南海问题”的第一层面(“原发性”层面)，即围绕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海域划界、资源争夺等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主要从“南海问题”的第二层面进行研究(“诱发性”层面)，即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介入南海战略层面进行研究。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国际关系主要是指大国关系，“南海问题”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大国之间的问题。而笔者认为，“南海问题”不仅关乎大国因素，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南海周边国家因素，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它首先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要想真正厘清“南海问题”的成因，就必须全面的把握“南海问题”，分别从“南海问题”的两个不同层次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索。
“原发性”的“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地理位置、资源情况、周边国家的性质及结构而必然产生的问题。这类问题具有原发的特点，并不是人为的诱导。“诱发性”的“南海问题”是相对于“原发性”而言的，它不是原发的，是部分国家为其某种目的，而对“原发性”的问题进行诱导性的安排，从而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的问题。从这两个层次入手，本文将“南海问题”的成因分为“原发性”成因和“诱发性”成因。
(一)南海问题的“原发性”成因。
“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发性”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于南海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另一方面的原因来源于中国。
1.南海周边国家的原因。
南海周边国家导致“南海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逐利，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自私的，也是逐利的。南海“有利可图”的现实不可避免地让南海产生“问题”。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多种矿物质。据探测，南海海域储藏油气量230—300亿吨，占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资源总量的1/3，是世界“四大海底储油区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的美誉。其中，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盆地的油气储藏量约200亿吨。据科学家估计，南海海底的可燃冰储量相当于中国石油总量的一半。巨大的物质利益驱使部分国家铤而走险，将国际正义和道义抛在一边，“先下手为强”，纷纷掠夺南海资源，并与外国石油公司勾结，在南海开采石油。近三十年来，马来西亚、越南、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五个国家与西方二百多家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合作，钻探油井约1380口，年产石油量达5000万吨，相当于大庆油田最大的年开采量。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领土主权争端，而笔者不这样认为，笔者认为领土主权争端只是南海周边国家为了逐利而采取的手段，因为没有主权就没有资源开采权，没有主权，就没有海域划界权。在侵占中国领土方面，越南在1975年4月解放西贡，并占领原西贡政权侵占的中国南沙6个岛屿，同年5月，越南刊登全国地图，把南沙群岛改名为“长沙群岛”，划入其版图。从1975年至1998年，23年的时间里，越南共侵占我国南沙岛礁29个。菲律宾在1970年至1980期间，采取军事行动，先后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8个岛礁。马来西亚于1978年开始，在我国南沙群岛南端的一些岛礁上树立“主权碑”，并把南沙2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新版地图。
2.中国方面的原因。
南海自古以来就中国的，中国对南海拥有历史主权的理由充分、证据确凿。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南海成为列国争夺的焦点呢？分析下来中国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具有传统的大陆性。中国强大的时候，要么闭关锁国，高傲自大，要么是在南海进行宣威，并不想走出南海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殖民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对海洋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传统的陆地国家。二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起伏。尤其海上力量的起伏也是导致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中日甲午海战过后，中国海上力量开始一蹶不振，其他殖民国家开始纷纷乘隙而入，导致中国南海许多岛礁被他国占领，比如现在中国与越南有争议就一部分属于越南从西贡政权继承的。而今天中国发展了，变得强大了，肯定不能让这种耻辱继续下去。清华大学阎学通先生对日本将钓鱼岛问题国有化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大意是强盗霸占民宅居住了几十年，由于害怕房主强大后来追讨房屋，干脆先向房主索要房产证。这一比喻也基本适用于南海问题。如果中国从强大开始就不再衰弱，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同样，如果中国从衰落开始就一直衰落，不再强大，南海各国也不用这么耗费心机，因此，可以说南海问题成因中，中国国力的强盛与否占有很大的比重。
“南海问题”产生的“诱发性”主要来自于域外大国，主要是美国、日本和印度。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新问题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战略围堵，另一个方面是逐利。
1.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成因的因素。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和战略牵制主要是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了保障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不可能将此等殊荣拱手相让，肯定会对中国百般阻挡，四面挖坑，处处埋雷。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南海就是一个绝佳的场所，让南海产生“问题”，就成为美国诡计的诞生地。因此，“南海问题”变得如此这般复杂，可以说很大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诱导和牵引。在南海，美国一个方面是发展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将菲律宾打造成南海地区的“雷区”和其围堵中国的前哨阵地，美国预计在菲律宾部署4000～45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帮菲律宾升级更新现代武器系统，于2010年3月，美国赠送6艘配置重机枪的美军舰艇给菲律宾海军，2010年，美国将菲律宾正式纳入其“全球合作伙伴计划”，承诺向菲律宾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和军备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军事互访、武器销售、军事培训、后勤支援等方面的合作。美国在南海逐利主要体现在对战略通道的控制上。南海早就被称为“亚洲地中海”，处于菲律宾苏比克湾和越南金兰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海上交通要道，是东亚通往中东、南亚、欧洲、非洲、必经的国际航道。通过南沙海域的船舶总吨数相当于世界船舶总吨数的一半，占世界石油运输量的一半，其通航量是巴拿马运河的3倍、苏伊士运河的2倍。当今世界，有95%的国际贸易通过海上运输，海上通道安全也就等于大国的生命线安全。目前，中国有39条航线通向国外，其中21条经过南沙群岛海域，全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0%经过南沙群岛。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确保该通道畅通或者控制该通道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
2.日本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在域外国家中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日本积极展开穿梭外交，挑拨越南、菲律宾等国，插手南沙争端，达到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的目的，在牵制中国崛起的同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争夺东南亚地区话语权。同时，日本诱导“南海问题”朝国际化方向发展，也有为其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取主动的战略考虑。
3.印度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印度搅局南海和诱导“南海问题”的战略目的主要是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极大地消耗中国的力量，为其在中印边境谈判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等方面争取主动权。印度逐利方面主要是近年来，印度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从南海获得石油和天然气的利益驱动就成印度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裂变的主要原因。
三、结语。
“南海问题”从其“原发性”的角度看本身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其成因也相对简单，主要是南海周边国家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进而对中国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以及中国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与相关国家之间进行博弈，从而导致的“南海问题”。从其“诱发性”的角度出发，南海问题就变得相对复杂，而其成因也是相互交织。有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战略目的驱动，也有这些国家为谋求物质利益的利益驱动。看清楚“南海问题”的成因，针对“南海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南海问题”。“南海问题”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的绊脚石，是美国等体系大国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同时，有效合理地破解“南海问题”对于培养中国的领导能力、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能力都大有帮助，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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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九
前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创新性举措，也是对“三农”工作做出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响应党中央关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号召，推动农村统计调查工作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按照上级统计部门统一安排部署，笔者通过对樟树市张家山街道徐家堎村和中洲乡西塘村两个行政村和20份个人调查问卷的调查，尝试浅析基层在实行“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徐家堎村委位于樟树市张家山街道，距离市区有13公里，下辖4个自然村，户籍户数502户，常住户数485户，常住人口2295人，耕地面积2827亩，主要以种植水稻和蔬菜为主。由于地处市郊，当地的农户大都在家务农，闲暇之时去城里做零工，生活倒也安逸。最近几年新农村建设，村容村貌大有改进，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达到100%，乡风民俗纯朴，尊师重教，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100%。全村上下大力推行村民自主自治，发展村级经济，2019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34元。近年来，在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全村脱贫成果显著：2015年底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3户75人，2019年年底只有1户贫困户，贫困人口1人。
西塘村委位于樟树市中洲乡，距离市区有55公里，下辖12个自然村，户籍户数478户，户籍人口2016人。全村耕地面积4420亩，山林地面积5800亩，2016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850元，是十三五规划的省级贫困村。经过全村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开展脱贫攻坚战，2019年实现了整村脱贫的可喜成绩。
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我们收集了20份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提交的问卷。大家一致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感触最深的就是生活富裕了，交通便利了，村里的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而且变宽了，医疗保障更全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攀比之风也渐长，特别是结婚彩礼这块。徐家堎村的彩礼已高达20多万，除了彩礼有的女方还要求男方在市里买房，有的还要买个10多万的车，结婚费用高达七八十万。再有一个请客送礼也是农户生活中较大的开支。大家普遍反映影响乡村振兴的因素有资金、人才和技术，希望能有机会参加农业生产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培训。
首先，农村劳动力流失，空心化趋势严重。目前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形成农村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极不合理分布。这种人口的单向不可逆流动，不仅使得一些生态条件脆弱、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乡村凋敝景况;更使得山区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缺少了必要劳动力的支撑。像中洲乡的西塘村，全村户籍人口478户2016人，其中整户外出1250人，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外出务工谋生，加之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生态环境脆弱，工农业发展基础薄弱，使得人口流失无法逆转，造成该村目前劳动力严重匮乏，呈现严重的老龄化和空心化。
其次，脆弱的生态条件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中洲西塘村由于山区村严酷的自然生态条件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更加剧了该村的人口流失，使得这里大片土地严重撂荒，土壤更加贫瘠，形成了恶性循环。
最后，农民思想观念滞后、文化素质较低，乡村振兴的实施缺乏有效的人才支撑。客观讲，大部分农民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上，这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形式变化的需要，也制约了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部分农户甚至缺乏改善生活质量的内生动力，具有普遍“圖安稳”的思想观念。
一是要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发展，以“一村一品”带动乡村形成产业发展的循环系统。像徐家堎村距市区较近，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村民发展蔬菜种植和稻田养虾产业，现已建好1000亩蔬菜大棚基地和600亩的稻虾养殖基地。西塘村已建成130平米的平菇种植大棚12个，千亩枳壳基地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深入进行农产品开发，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将特色食品产业化，打造绿色农产品产业基地。
二是实现乡村人的振兴。推动乡村人的振兴，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既要鼓励下乡发展、回乡创业，也要带动职业转换，大力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加强职业培训。要让青年在乡村找到实现人生出彩的机会和舞台，重点是实现乡村要素与城市要素的结合，将城市需求与乡村的供给、乡村的需求与城市的供给，通过青年人返乡创业、城市居民下乡创业、农村居民留乡创业结合起来，实现全要素综合配给。
三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一要在产业振兴与人的振兴带动下，赋予传统乡村文化新的内涵，发展新乡村文化;二开展农村度假休闲游，通过对环境、设施等的改善吸引游客，发展自然休闲娱乐、农家乐等;三要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保护乡土风情、传统村落等，让乡土文明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中绽放新的活力。
四实现乡村生态振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既要实现乡村生活生态环境美，又要实现乡村居住生态环境净，如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垃圾分类及无害化处理。
参考文献：
[1]庄龙玉，龚春明.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与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6）.
[摘要]乡村振兴是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措施。然而，由于农村区域广阔，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农村公共设施和基础条件落后，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严重不足，部分农村空心化现象突出，因此，乡村振兴面临新的课题。本文对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的治理措施，希望对于拓宽乡村振兴思路有所帮助。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志码：a。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要走出现阶段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必须加快乡村经济的发展，根据乡村实际做好发展统筹规划。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乡村经济实力不足，乡村基础条件较差，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不高，缺少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的硬件资源，乡村建设资金不足，乡村经济发展缓慢，尤其是乡村人员外流较多。部分乡村出现“空心户”“空心村”现象，因此，必须增强乡村吸引力，重视乡村人员外流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乡村建设严重滞后，城乡差距愈加明显。现阶段，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扩张明显，一些大中型城市建设表现突出，与广大农村形成鲜明对比，建设资源和公共资源向城市聚集，乡村建设严重滞后，城乡差距愈加明显，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大部分农村基础设施与城市相差明显。现阶段，虽然国家加大了对乡村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但由于乡村范围广阔、受众面广，能够改善的环境条件相对有限[1]。二是农村人居环境条件相对较差。农村与城市差异逐渐扩大，原因在于乡村农业生产的特殊性，由于广大农村条件千差万别，大部分农村仍然依靠手工为主以户为单元的家庭劳作方式，使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存在较大难度。乡村人居环境因乡村规划滞后呈现无序状态，乡村环境状况堪忧。三是农村公共服务能力较差。由于公共资源向城市倾斜，农村公共服务能力较差，如小学、中学撤并使部分农村孩子就近上学难；乡村医院医疗条件较差、待遇差，难以留住医护人员，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居民就近就医难。
第二，乡村发展动力不足，大部分乡村经济缺少主体产业支撑。乡村经济是社会管理较为特殊的对象，它是以乡村管理为主体的治理单元，由此导致乡村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障碍，特别是许多乡村没有发展规划，排除在统一的城镇建设规划之外，乡村建设处于自发状态。加上政策对于农村土地利用的限制，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性质，除了土地流转之外，不能进行其他开发活动，影响农村利用土地发展经济的步伐，导致大部分乡村以农业经济为主，缺少主体产业支撑，乡村发展缺少必须的资金来源，乡村发展后劲不足。以村为单元的大多数村级集体经济空心化。承包制和农村税费政策改革后，村集体缺少了以收取提留为主的收入来源，集体经济呈现空心化。大部分乡镇经济实力较差，投入建设改善基础设施的能力不足，难以吸引到优势项目和优势企业入驻，经济发展缺少动力[2]。
第三，乡村吸引力功能弱化，乡村人员外流现象严重。由于社会优势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吸引力明显下降，乡村人员外流现象十分明显。部分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乡村值守的人员只有老人和孩子，出现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部分家庭举家外迁，只留下空房子，成了“空心户”，由此出现了部分“空心村”。在农村中从事农业劳动的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大部分乡村中老年人成为农业劳动的主体，从事简单的农事劳作，甚至部分出现了农田荒芜现象。
主要原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家庭的田亩少，农业投入成本高，农业收益低，农村居民从事农业劳动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由此导致乡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二是新一代农村居民的乡村观念淡薄，缺少传统乡村文化价值观念吸引，在城市环境熏陶下对乡村依赖性减弱，选择离开乡村，而乡村吸引力差，没有可以补充的人力资源回流；三是现阶段城镇化与乡村建设脱节导致乡村人员外流增加，使乡村发展缺少劳动力，而且有加剧趋势。
我国乡村范围广，地理形态差异较大，发展环境参差不齐，因此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结合各地发展实际，按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统筹规划，选择好乡村振兴路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大乡村基础建设投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现阶段，要消除城乡差别，必须增加对乡村的投入，在政策和资金上向农村倾斜，针对各个区域内乡村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推进，有序进行乡村治理。一是做好区域内乡村建设规划，促进乡村建设有序开展。我国乡村范围广，地理形态差异较大，因为发展状况和区位差别形成的经济条件悬殊，因此，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有序开展。要充分重视大部分乡村发展缺少规划的问题，以县域为单位编制乡村发展规划，纳入全域發展范围，统筹运行；要将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促进乡村环境的整体改善。二是加大乡村农业水利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状况和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稳定发展。三是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进行乡村道路规划建设、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通过城镇化改变乡村分散难管的状况，从而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四是做好乡村公共配套服务措施。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方面增加对乡村的投入，做好乡村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优化乡村资源条件，提升乡村宜居指数[3]。
第二，加快培育乡村支柱经济，促进农村支柱产业发展。乡村经济增长缓慢、发展后劲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支柱经济，因此，要加快培育乡村支柱经济，改变乡村经济状况，促进乡村支柱产业发展。一是加快推进现代乡村农业建设，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各地要根据区位特点，寻找并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品，集中开发农户单个的土地，实行农业产业园管理，推广“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集中耕作模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壮大乡村经济实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二是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田园经济。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必须考虑农业经济效益，对传统的种粮种菜模式进行改革。比如，针对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的向往需求，有条件的乡村可以从发展休闲农业入手，做好相关配套服务，在满足城市居民的旅游娱乐需求的同时，提升休闲农业的附加值。又比如，可以让部分少地居民体验田园生活，组织他们从事乡村田园管理，从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三是发展乡村工商业。振兴乡村经济，必须加大乡村招商力度，做实乡村发展基础，壮大乡村经济实力，使乡村发展有资金保障。
第三，重视乡村人员外流现象，增强乡村吸引能力。人是发展的决定因素，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乡村人员发展，因此，乡村人员外流问题，应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现阶段，在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必须针对乡村实际，增强乡村吸引力，使乡村人员流动保持在合理范围，优化村级结构，进行乡村、村组间的合理布局，有效节约与利用农村土地资源，防止空心村的出现。一是要加强乡村人文建设，培育本土乡村文化，让乡土文化价值观能够吸引新一代的农村居民，使他们增加对乡村的留恋，从而愿意投身到乡村建设。二是加强乡村组织建设，发挥乡村各级组织的凝聚作用。要选用有号召力愿意投入乡村建设的人士充实到乡村各个岗位，发挥他们的影响作用，从而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吸引更多的人回归乡村、热爱乡村，投入乡村发展。三是加强乡村社会管理，促进乡村和谐发展。要在乡村培育文明新风，改善乡村公共卫生环境脏乱差的现象，丰富乡村业余文化生活，提升乡村生活幸福指数。
由于我国乡村范围广，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乡村振兴任重道远。要改变乡村落后面貌，防止人员外流，必须加快乡村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应加强乡村基本设施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做好乡村规划，培育乡村支柱产业，做好乡村社会治理，提升乡村幸福指数，从而吸引乡村人员回归，促进乡村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管程程.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体系建设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9（1）：6-7.
摘要：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原动力，是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就业技能和职业素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当前广东省粤中西地区农村职业教育还存在教育水平偏低、人才供需矛盾突出、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因此，需要提高农民认知水平和专业水平、加强产教融合、发挥专业服务产业功能，并在政策保障、招生制度、就业制度等方面实现创新，增强农村职业教育吸引力，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职业教育。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2018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提出中等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职业教育作为连接教育与“三农”的枢纽和培养新型农业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质量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同步优先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广东省粤中西地区的农村人口比例大，农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以肇庆为例，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一员，占有独特优势的地理位置，但同时也是大湾区城市群中农村化程度高城镇化程度最低，经济相对落后的一个城市。如何更好更快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加快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发展是首选，而乡村振兴首要任务是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职业教育是提高村民职业技能、就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重要途径，因此，解决粤中西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困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1教育水平偏低。
城市经济及生活水平高，就业空间大，农村经济收入来源严重受限，因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当前，来自农村的从业人员学历低、专业技能欠缺等问题非常突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广东省“各种人口受教育程度”结果显示，高中或中专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占全省常驻人口的91.79%，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占74.71%。另外，我国第三次农业普查中“广东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的数据显示，高中或中专及以下学历的农村生产经营人员高达98.9%，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88.6%。可见，在广东省常驻人口中，文化教育程度整体还是偏低，这不仅不利于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也阻碍了乡村产业振兴。以肇庆为例，农村孩子受教育情况呈金字塔形，整体学历水平偏低。农村孩子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时，根据学业成绩及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在高中、中等职业教育及辍学打工中做出选择，这三者分别约为25%、45%、30%，其中选择中等职业教育的占比最高，家庭经济条件成为做出选择的关键性因素。选择读高中的那部分孩子最后由于学业成绩及个人志向等原因，在大学本科、高等职业教育和辍学打工中做出选择，这三者分别约为20%、45%、35%，其中选择高等职业教育的占比也是最高，这时学业成绩成为做出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农村教育水平偏低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多数人的传统意识里，职校是普教落选、落榜的学生选读的，在所有全日制的教育机构来看，职校是相对低层次的，由此导致很多农民都看不起职业学校，认为在职业学校学不到什么东西，普教才能培养出精英人才，既然孩子考不上普教，那还不如早点外出打工赚钱。二是现有的大多数职校毕业生在求职市场上无法发挥自身的优势，待遇低、就业范围窄，大多数学生到了职校后学习松散甚至弃学。由于政府经费投入有限，职校师资力量薄弱，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比较欠缺，真正合格的“双师型”教师甚少，普遍出现一个老师同时讲授多门课程的情况。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处于弱势地位，教学质量提升缓慢，由此导致职业学校和职业教育发展动力不足。
1.2人才供需矛盾突出。
目前，中等、高等职业学校以会计、电子商务、计算机、物流等热门专业为主，农村农业发展相关的专业如农林畜牧等比较少。《2018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8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布点数3850个，涵盖教育部专业目录的19个专业大类，排在前3名的是财经商贸类（852个）、信息技术类（786个）、加工制造类（460个），而农林牧渔类专业布点数仅100个。《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9）》中2018年广东省高职院校在校生结构显示，农林牧渔大类专业在校生仅占0.64%，水利大类0.17%，在19个专业大类中排名分别为第18、19，学生报读涉农专业的意愿不是很强，农业人才供给能力可想而知。目前，肇庆包括中职高职在内的20所职业院校中，只有一所农业职业学校，其他职业教育供给难以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学校也没有设置农业相关专业。可见，专业服务产业的功能尚未实现，使得农民游离在职业教育的边缘地带，人才供需矛盾突出。此外，从现有的专业建设情况来看，农业职校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一是专业设置未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新要求。要么专业陈旧，要么忽略自身优势只顾追求新兴、热门专业，没有形成专业特色[1]。其二是实践技能培养不突出。主要表现为理论教学比重过大，过于关注升学而轻视专业技能的培养。实践教学实施落后，实践教学环境简陋，而现代农业技术已实现智能化、自动化，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学生学习陈旧过时的知识和技能，毕业后将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不能满足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需要。
1.3保障机制不健全。
近年来职业教育越来越受重视，但相较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保障机制还不是很健全。资金和政策主要向补基础教育短板和建设一流高等教育方面倾斜。从目前体制来看，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经费主要源于地方政府[2]，经费来源单一，地方财政收入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地区往往会导致职业教育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此外，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功能难以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导致个别地方政府忽视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尤其在经济下滑、财政紧张的时候，就会首先考虑削减农村职业教育专项经费投入。经费是根本保障，如果经费投入不足，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课程开发力度不够、教学设施陈旧落后、实训环境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信息化水平低等，最终导致学校缺乏竞争力，毕业生难以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农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的功能无法发挥，而越贫困的地区，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力度越弱，以上问题就会越突出，也会因此陷入恶性循环。
职业教育是能着实提高村民职业技能、就业技能和职业素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要实现粤中西地区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迫在眉睫。
2.1提高全农民认知水平和专业水平。
大部分农民由于自身认知水平及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农民是不需要文化、不需要掌握技术的，从事的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只要身体力行、勤劳肯干就可以。但事实上随着技术的创新发展，现代农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改变，农产品越来越多元化，种植养殖技术越来越先进科学，在科学技术的辅助下农产品产值也可以越来越高。因此，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加大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宣传，让广大农民开阔视野，明白现代农业是需要专业知识、技术和科学管理理念的，同时也让他们认知到自身的不足，提高全农民终身学习的意识。需要围绕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建立以职业院校为中心，以继续教育学院或培训机构为辅助的职业教育网络，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为广大农民提供优良的学习环境。而职业院校应当承担起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任务，建立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线下培训讲座与线上远程学习相结合的多元化培育方式，以满足农民的教育需求。还可以把课堂移到田间[3]，让专家们以“田间授课”的形式直接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现场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此外，还要向农民展示职业教育的成果及重要性，提高农民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及重视，使其明白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的非常实用的教育，孩子接受的职业教育也是一种高级的教育。
2.2办融合型职业教育。
办“融合型”职业教育，就是加强专业与产业融合，学校教育与乡村文化融合，将产教融合落实到乡村。首先，针对职业学校专业与产业对接性不强问题，职业学院需要加强专业建设，做好充分调研及评估工作，了解行业发展前沿、乡村振兴发展方向及人才缺口情况，打造重点专业、特色专业。实时对接农业岗位要求及需求情况，构建当地农业生产与职业院校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各种形式的校企合作，加强专业与产业融合。农民、在校学生、教师均可以通过平台实时共享资源，农民可以通过平台提出实际遇到的问题并通过与教师沟通寻求解决对策，在校学生与教师通过平台实时关注各农业项目动态，对于农民实际遇到的问题提出专业性的解决方案，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将专业知识和技能运用于实践。职业学校与当地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业生产大户等建立校企合作关系[4]，成立校外实践基地，打造“政府、学校、农业经营主体、乡村”四方联动的合作育人平台，四方共同参与专业课程的开发、设置与评估论证中，推动职业教育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深化专业与产业融合。其次，创新教育理念，促进职业教育与农村文化融合。农村社区是展示职业教育与农村文化的重要窗口，因此，充分发挥农村社区作用，将各种专业知识与技能以讲座、报告、宣传栏展示等形式直接传递给农民，打破职业学校与农村农民的空间限制，同时借助农村社区平台，展示农村文化，职业学校可以按照乡村振兴的要求，将乡村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乡风文明教育及相关典型事例融入到常规教学中[5]，让受教育者了解乡村振兴和现代农村的经济与生活新面貌，全面提升农民及其他职业教育对象的综合素质，开展农村社区教育。最后，整合教育资源，探索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借鉴发达国家集团办学的成功经验，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股份制等办学模式，吸引社会力量以资金、技能或管理等各种投资形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当中，搭建产教融合平台，实现产业与专业、农业发展与职业教育的无缝对接。
2.3办服务型职业教育。
随着新农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粤中西地区农业产业结构面临新的升级改造，需要新型的农业技术技能型人才，以适应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改造的需要。因此，职业教育需要办“服务型”的职业教育，以专业服务产业，以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以学校服务社会，将教育服务落实到乡村。一是农村发展过程中涉及的非农专业在教学内容上进行调整优化，比如财务管理、会计专业增加农村农业投融资管理、农业经济业务会计核算及税务处理等方面的内容；市场营销专业增加农产品营销及农业服务营销的内容；机电专业增加农业机械内容；电商专业增加农村电商内容；旅游专业增加乡村旅游内容等等，通过这样使人才培养更具有针对性。二是对现有传统的涉农专业及课程内容进行调整优化，打造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6]。现代农业不再是传统的农业，具有机械化作业、批量式生产、个性化加工等特点，从而使农产品附加值大大增加。因此，职业学校需要及时对专业知识和技能项目进行更新优化，并将地方特色文化及传统手工艺融入专业建设中，将当地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技术融入实践教学中，打造特色实践项目。比如肇庆的特产贡柑、砂糖橘、肇实等的种植技术、裹蒸粽制作工艺、玉器加工工艺等；茂名特产水果荔枝、龙眼、树菠萝、橘红等的种植技术、海产品水产养殖技术以及橘红制作工艺等；阳江的阳春砂仁种植技术、海产品水产养殖技术以及阳江豆豉制作工艺等，将这些技术工艺带进实践课堂，或将实践课堂搬到田间和果园，让学生直观形象地理解掌握所学知识和技能，创新农产品种植技术、养殖技术及加工工艺技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切实发挥专业服务产业的功能，为乡村振兴培养乡村工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专业人才，发挥学校服务社会的功能作用。三是作为职业学校的直接管理者，当地政府应立足农村实际，鼓励并指导职业院校开展与农村发展重点相关的如农业技术研发、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文化建设等课题项目研究，有针对性地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先进生产经营理念和科学实验研究成果等。鼓励职业院校主动承担农村建设发展规划、政策法规解读和科普知识宣传等任务，全方位服务“三农”发展。
2.4办创新型职业教育。
虽然从2009年起我国对中等职业学校涉农专业及农村户籍的学生实行免学费制度，报读涉农专业的还给予助学金奖励，但还是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涉农专业招生规模不增甚至萎缩的局面。因此，要办“创新型”职业教育，包括政策保障、招生及就业制度上的创新，增强农村职业教育吸引力，促使职业学院成为农村经济人才的摇篮，在乡村振兴战略道路上导航引领。首先是政策保障创新。粤中西地区大部分属于欠发达农村地区，当地财政收入不高，以地方财政作为当地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势必受限。因此需要完善财政收入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对欠发达的乡镇和农村地区转移拨款力度，平衡优化资源，缩小教育质量水平差距，而且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及经费的合理支配使用，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障碍问题。同时还要创新经费来源渠道和方式，探索校企、校乡、校县、校校联合办学模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构建可持续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师资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关键。创新农村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机制，是提高农村职业人才质量的重要保障。一是从政府层面制定出台跟职称晋升、薪酬待遇、评优等有关的政策，吸引在职的优秀青年教师到农村挂职锻炼，为“三农”发展提供服务指导。将教师职称晋升、提高薪酬待遇、评优等与教师本人乡村服务经历挂钩，建立城区与乡镇、农村职业学校之间教师交流学习制度，提高农村职业教育师资质量。二是从学校层面制定出台政策，鼓励涉农专业教师进修学习，有针对性地培养专业教师学习现代化农业知识和技术，构建具有农业特色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三是与农业类大学的合作，通过在工资福利待遇、生活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制定倾斜支持政策，鼓励涉农专业毕业生从事农村职业教育事业。其次是招生策略创新。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源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不能仅靠学费减免及发放助学奖励金，要进行招生及就业制度创新。一是拓宽招生渠道，扩大招生范围。如职业学校到初中、高中学校重点讲解职业学校涉农专业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及就业前景等，提高学生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认知，为中考落榜、高考落榜的同学提高升学机会，增加报读率；面向农业户口的非学龄人员推出涉农专业扩招，让非学龄人员重新走入校园进行全日制学习，学习现代化农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二是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有机结合，对在职农民开展短期的专业技术技能和农村建设者主体意识方面的培训，拓宽农民视野，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培养有见识、有技能，热爱农业、关心“三农”发展的新型农业职业农民。三是职业学校与涉农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通过订单班、校企共同开发课程与教材、校企双元导师制等实行定向培养或校企共培共育，实现校企资源共享。最后是就业制度创新。在就业方面，职业学校要创新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将就业作为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一方面与合作企业建立良好的用人合作关系，定期向合作企业及其他涉农企业输送专业人才，另一方面鼓励毕业生回乡创业，将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带回农村带回家乡，建设现代化农业。
乡村振兴首要任务是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农村职业教育是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短板，而职业教育对职业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实施全农民教育，提高全农民教育意识；办“融合型”职业教育，将产教融合落实到乡村；办“服务型”职业教育，将教育服务落实到乡村；办“创新型”职业教育，使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道路上导航引领，提高新型农业职业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满足乡村振兴发展中的人才需求，解决乡村振兴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平平.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职业教育的机遇、挑战与应对[j]．职教论坛，2020（3）：73.
[3]韩丽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分析[j]．农业经济，2020（3）：86.
[5]高峰.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应对策略[j]．职教论坛，2019（4）：138.
[6]印罗观，刘会平.乡村振兴背景下广东省农村职业教育现状调查及发展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1（3）：92.
[摘要]乡村振兴是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措施。然而，由于农村区域广阔，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农村公共设施和基础条件落后，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严重不足，部分农村空心化现象突出，因此，乡村振兴面临新的课题。本文对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的治理措施，希望对于拓宽乡村振兴思路有所帮助。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志码：a。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要走出现阶段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必须加快乡村经济的发展，根据乡村实际做好发展统筹规划。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乡村经济实力不足，乡村基础条件较差，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不高，缺少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的硬件资源，乡村建设资金不足，乡村经济发展缓慢，尤其是乡村人员外流较多。部分乡村出现“空心户”“空心村”现象，因此，必须增强乡村吸引力，重视乡村人员外流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乡村建设严重滞后，城乡差距愈加明显。现阶段，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扩张明显，一些大中型城市建设表现突出，与广大农村形成鲜明对比，建设资源和公共资源向城市聚集，乡村建设严重滞后，城乡差距愈加明显，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大部分农村基础设施与城市相差明显。现阶段，虽然国家加大了对乡村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但由于乡村范围广阔、受众面广，能够改善的环境条件相对有限[1]。二是农村人居环境条件相对较差。农村与城市差异逐渐扩大，原因在于乡村农业生产的特殊性，由于广大农村条件千差万别，大部分农村仍然依靠手工为主以户为单元的家庭劳作方式，使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存在较大难度。乡村人居环境因乡村规划滞后呈现无序状态，乡村环境状况堪忧。三是农村公共服务能力较差。由于公共资源向城市倾斜，农村公共服务能力较差，如小学、中学撤并使部分农村孩子就近上学难；乡村医院医疗条件较差、待遇差，难以留住医护人员，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居民就近就医难。
第二，乡村发展动力不足，大部分乡村经济缺少主体产业支撑。乡村经济是社会管理较为特殊的对象，它是以乡村管理为主体的治理单元，由此导致乡村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障碍，特别是许多乡村没有发展规划，排除在统一的城镇建设规划之外，乡村建设处于自发状态。加上政策对于农村土地利用的限制，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性质，除了土地流转之外，不能进行其他开发活动，影响农村利用土地发展经济的步伐，导致大部分乡村以农业经济为主，缺少主体产业支撑，乡村发展缺少必须的资金来源，乡村发展后劲不足。以村为单元的大多数村级集体经济空心化。承包制和农村税费政策改革后，村集体缺少了以收取提留为主的收入来源，集体经济呈现空心化。大部分乡镇经济实力较差，投入建设改善基础设施的能力不足，难以吸引到优势项目和优势企业入驻，经济发展缺少动力[2]。
第三，乡村吸引力功能弱化，乡村人员外流现象严重。由于社会优势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吸引力明显下降，乡村人员外流现象十分明显。部分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乡村值守的人员只有老人和孩子，出现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部分家庭举家外迁，只留下空房子，成了“空心户”，由此出现了部分“空心村”。在农村中从事农业劳动的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大部分乡村中老年人成为农业劳动的主体，从事简单的农事劳作，甚至部分出现了农田荒芜现象。
主要原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家庭的田亩少，农业投入成本高，农业收益低，农村居民从事农业劳动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由此导致乡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二是新一代农村居民的乡村观念淡薄，缺少传统乡村文化价值观念吸引，在城市环境熏陶下对乡村依赖性减弱，选择离开乡村，而乡村吸引力差，没有可以补充的人力资源回流；三是现阶段城镇化与乡村建设脱节导致乡村人员外流增加，使乡村发展缺少劳动力，而且有加剧趋势。
我国乡村范围广，地理形态差异较大，发展环境参差不齐，因此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结合各地发展实际，按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统筹规划，选择好乡村振兴路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大乡村基础建设投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现阶段，要消除城乡差别，必须增加对乡村的投入，在政策和资金上向农村倾斜，针对各个区域内乡村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推进，有序进行乡村治理。一是做好区域内乡村建设规划，促进乡村建设有序开展。我国乡村范围广，地理形态差异较大，因为发展状况和区位差别形成的经济条件悬殊，因此，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有序开展。要充分重视大部分乡村发展缺少规划的问题，以县域为单位编制乡村发展规划，纳入全域發展范围，统筹运行；要将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促进乡村环境的整体改善。二是加大乡村农业水利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状况和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稳定发展。三是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进行乡村道路规划建设、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通过城镇化改变乡村分散难管的状况，从而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四是做好乡村公共配套服务措施。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方面增加对乡村的投入，做好乡村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优化乡村资源条件，提升乡村宜居指数[3]。
第二，加快培育乡村支柱经济，促进农村支柱产业发展。乡村经济增长缓慢、发展后劲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支柱经济，因此，要加快培育乡村支柱经济，改变乡村经济状况，促进乡村支柱产业发展。一是加快推进现代乡村农业建设，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各地要根据区位特点，寻找并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品，集中开发农户单个的土地，实行农业产业园管理，推广“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集中耕作模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壮大乡村经济实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二是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田园经济。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必须考虑农业经济效益，对传统的种粮种菜模式进行改革。比如，针对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的向往需求，有条件的乡村可以从发展休闲农业入手，做好相关配套服务，在满足城市居民的旅游娱乐需求的同时，提升休闲农业的附加值。又比如，可以让部分少地居民体验田园生活，组织他们从事乡村田园管理，从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三是发展乡村工商业。振兴乡村经济，必须加大乡村招商力度，做实乡村发展基础，壮大乡村经济实力，使乡村发展有资金保障。
第三，重视乡村人员外流现象，增强乡村吸引能力。人是发展的决定因素，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乡村人员发展，因此，乡村人员外流问题，应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现阶段，在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必须针对乡村实际，增强乡村吸引力，使乡村人员流动保持在合理范围，优化村级结构，进行乡村、村组间的合理布局，有效节约与利用农村土地资源，防止空心村的出现。一是要加强乡村人文建设，培育本土乡村文化，让乡土文化价值观能够吸引新一代的农村居民，使他们增加对乡村的留恋，从而愿意投身到乡村建设。二是加强乡村组织建设，发挥乡村各级组织的凝聚作用。要选用有号召力愿意投入乡村建设的人士充实到乡村各个岗位，发挥他们的影响作用，从而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吸引更多的人回归乡村、热爱乡村，投入乡村发展。三是加强乡村社会管理，促进乡村和谐发展。要在乡村培育文明新风，改善乡村公共卫生环境脏乱差的现象，丰富乡村业余文化生活，提升乡村生活幸福指数。
由于我国乡村范围广，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乡村振兴任重道远。要改变乡村落后面貌，防止人员外流，必须加快乡村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应加强乡村基本设施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做好乡村规划，培育乡村支柱产业，做好乡村社会治理，提升乡村幸福指数，从而吸引乡村人员回归，促进乡村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管程程.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体系建设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9（1）：6-7.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战略。__年1月2日，国务院公布了20__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详细阐述整个战略的内涵与实施。我有幸作为培训班的一员，亲历了整个培训过程，感觉受益匪浅、收获颇丰。在课堂上，聆听了学院教授铉玉秋、胡志宏所作的《浙江生态文明治理的“三治”经验》、《党建+生态：红色引领推动绿色发展》的专题辅导，让我对湖州市践行习总书记两山理念、实施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治理、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有了整体的了解和宏观的感受。现场教学，先后观摩学习了长兴县水口乡的全域“景区+农家”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以“桑基鱼塘”为特色的传统村落—特色小镇文化旅游开发模式、双林镇向阳村“魅力水乡、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模式，“中国白茶第一村”—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脱贫致富的路径、“两山理念发源地”—天荒坪镇余村坚持绿色发展的过程、刘家塘村“慢生活”乡村旅游的理念、“田园鲁家”—递铺街道鲁家村“无中生有、创新发展”的过程，德清县阜溪街道五四村发展休闲农业旅游、下渚湖街道二都小镇“防风非遗文化”的开发和莫干山小镇发展郡安里(洋家乐)的做法，吴兴区仁皇街道桥西村“红色拆迁、发展集体经济”的举措，以及南太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党建引领、实施生态保护、发展旅游产业的成果等等。
湖州市是“两山”理念的诞生地、美丽乡村建设发源地，是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当全国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规范》正式实施后，湖州的美丽乡村建设正在从“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转变。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结出丰硕的成果。此外，还有一点让感触很深，就是农村社会管理的精细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高效化、比较优势发挥的最大化、服务群众的细微化，体现在方方面面。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眼界决定高度，创新决定广度，思路决定出路，勇气决定举措，担当决定成效。只有“跳出右玉看右玉，走出朔州看朔州，对照安吉看右玉，对比湖州看朔州”，才能准确客观的发现我们的不足和短板。作为一名基层乡镇党委书记，如何创造性地贯彻好、落实好市委六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在加快实现“乡村振兴的特色区和践行“两山”理论的示范区”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想在先、走在前呢?我觉得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
一是思想上要解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纪法律范围内主动破除制约乡村发展的条条框框，为创新松绑、为发展撑腰。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全方位反思以前在农村农业工作方面的不足和问题，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探讨解决乡村振兴瓶颈的举措，把讨论活动变成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的过程，用讨论的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要在全社会形成人人为乡村振兴想办法，不为不作为找理由的浓厚氛围，树立为干事者担当，为作为者负责的正确导向。
二是政策上要吃透。结合现场教学所去村庄，感悟最深的就是湖州人把政策用足用活了。这恰恰是我们工作的一大短板，我们的习惯做法是用政策限制，不是用政策发展。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法规的学习培训和宣传力度，提高执行者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政策研究的力度，提高解读政策的能力，创造性地提出贯彻落实政策的细则或举措，让政策更接地气，更服水土，而不是机械教条式的执行政策，更不能把政策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和依据，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政策变成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
三是资源上要激活。这里所说资源指政策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首先政策资源。五四村、鲁家村、向阳村等已经全部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全部流转，股权化既保证了农民的土地收益，又弱化了农民个体实际地块的界限，最大限度地降低用地成本，化解了土地纠纷，很好地处理了农村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极大地释放和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土地的规模化、集约经营。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政策，我们还未用足用活。其次社会资源。乡村振兴不是一部门的事，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统筹整合使用政府资源、统筹调动社会民间力量，引导企业资本参与。参观的乡村，村级都设有统一战线工作组，统筹调动乡贤、名人等力量助力乡村治理，这个做法真的不错，值得借鉴。第三文化资源。一是湖州的所有村都有文化礼堂，都有讲习所，都有文化长廊，都有农风家训，都有村史馆，都有农家书屋，都有老年公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处可见深入人心，文化育人、文化兴村、耕读传家的氛围很浓。二是村级党组织尊重人才、培养人才的眼光和远见着实让我们佩服，可以说照此下去，下一轮的发展引领者仍然是湖州。三是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也要做到极致。这次学习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湖州的博物馆很多，湖笔博物馆、桑基鱼塘博物馆、荻港村名人博物馆等等。国级传统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等都做到了极致。我们的传统古村落、非遗等资源相当一部分在沉睡，未能发挥文化资源在促进经济、教化乡邻、抚育文明风尚中应有的作用。
四是责任上要担当。从鲁家村的成功案例，到向阳村党支部、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集体决定、共担风险，处处闪耀着为民担当、干事创业的情怀。创新发展，先行先试，需要担当，就要大力传承弘扬右玉精神。一要有为群众为集体利益担当初心。二要有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不怕挫折、不怕失败，愚公移山的恒心。三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久久为功，利在长远，天下为公的公心。这既是对干部个人的要求，也是对各级党组织的要求。
五是党建上要加强。党群服务中心是每个参观点最突出、最显眼的标志。“为集体操心、让群众省心、请组织放心”、“村庄发展快，要靠书记带;群众生活美，要靠班子领;火车开的稳，要靠党员撑”、“党员农家乐”、“党员文明户”、“党员责任牌、责任区”、“党员请您歇歇脚、上下楼梯慢慢走”等暖心提示清晰显眼，处处体现了党员示范带头，服务群众的理念，体现了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中领导核心作用。任何一个美丽乡村的建设，都离不了党组织引领、党员示范带动，只有强一个支部，才能促一个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要通过党建引领，不断强化“三基建设”，激活基层党委、农村党支部内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观能动性。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首先，分析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主要包括农村意识形态弱化、乡村文化主体的空心化、城乡文化差距扩大阻碍城乡融合、乡村文化产品发展滞后严重、传统村落文化“空洞化”。其次，从强化意识形态引领地位、实施乡土文化重构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个方面，阐述了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构建。最后，提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思路。
关键词：乡村文化乡村振兴城乡文化。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俱增。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和三农问题的日益凸显，使乡村文化重塑显得非常迫切。农村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等问题使乡村文化振兴面临严峻挑战，比如文化传承断裂、价值取向缺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弱化，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亟待加强等。乡村文化塑造可加强乡村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构建乡村主流价值观，为实现城乡全面融合和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和支撑。
1.农村意识形态弱化。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社会各个领域都普遍面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弱化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中央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村非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不断蔓延的趋势，影响和阻碍了广大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当然长期以来农民群体的话语主导权较弱、发声渠道受限，也是导致削弱农村地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素质偏低、宗教思想入侵、宣传队伍不健全等是农村农民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主要表现。
2.乡村文化主体的空心化。
农民是乡村文化发展和建设的主体，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人口转移的推拉力作用导致大量农业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农村人口流失严重，且流向城市的大都是青壮年，大量老人、儿童和妇女则留在农村。人才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这种人口的持续外流构成了文化主体的缺位，对乡村文化振兴构成巨大挑战。人口流失改变了农村的人口结构，削弱了文化交流，文化活动变得更为单一化。人口流失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导致农村文化传承创新难以实现，传统乡村文化的主要承载者是那些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随着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他们最终会因不能及时更新知识或者跟不上时代步伐而被边缘化；而作为乡村文化主要传承力量的青年人却离开农村、涌入城市，最终导致乡村文化主体出现空心化，阻碍了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
3.城乡文化差距扩大阻碍城乡融合。
党的十九大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乡村文化要振兴也同样要走城乡融合的路。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致使城市和乡村在文化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伴随大量农民进城打工，逐步在城市安家，城乡文化的差距带来的冲突，严重阻碍了城乡文化的融合。这种城乡文化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冲突，以及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冲突。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致使一些優秀的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产生隔离，得不到城市文化的接受认同，乡土文化出现了收缩；另外农村的农耕文化与城市的工业文化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城乡文化的融合发展。
4.乡村文化产品发展滞后严重。
乡村文化产品发展滞后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足与供给无效并存。市场经济中的产品主要由企业和政府供给，一般商品由企业来提供，公共产品则主要由政府提供。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人口密度普遍偏低，文化产品建设成本高，利润回收不易，致使企业投资农村意愿弱。而地方政府受财源限制，投入文化产品能力不强，再加上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较为单一化，侧重于有形物质的投入，而轻视对无形物质的开发，忽视文化产品服务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需求，出现某些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浪费和无效。
5.传统村落文化“空洞化”
城乡二元体制、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传统村落自身保护的不足等，使得传统村落文化出现“空洞”。近些年来，国家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效果明显，但二元体制仍然积弊甚深，致使农村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欠账较多，制约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另外，现代化快速发展，对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村落产生严重冲击，村落居民逐渐放弃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崇尚现代城市文化。传统村落文化出现了更多的“空心化”“衰退化”。最后，传统村落自身保护能力不足也是“空洞化”的原因之一。传统村落大多数位置偏远，发展环境较差，基础设施和公务服务投入严重不足，自身经济发展基础和能力较弱。大量村落中青壮年群体的迁移外流，使村落失去了保护和传承的生机活力。
1.加强意识形态引领地位。
乡土文化重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在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乡土文化重构是对现代价值观和乡土价值观的融合，通过乡土文化重构使乡村精神面貌，进而吸引外流人口或能人返乡创业，助力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农民增收。乡土文化重构是多维需求的重合。乡村居民对乡土文化的重构是内在自发的需求，乡土文化重构能为村民提供一个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美丽乡村文化环境。其次，乡土文化重构也要树立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乡土文化重构的全过程。从五大发展理念看，创新是乡土文化重构的源泉和动力，协调是乡土文化重构的内在要求，开放是乡土文化重构的必由之路，绿色是乡土文化重构的生态诉求，共享是乡土文化重构的价值目标。乡土文化重构，能促使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也能净化乡村生态、优化乡风民风，创造良好的乡村文化环境。
3.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首要任务就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要摒弃城乡发展原有的思维模式，在城乡融合过程中要倡导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价值观念。实施城乡融合，要强调城乡要素互通，既包括技术、资金、土地等的融合，也包括城乡文化要素的融合。在所有要素的融合中，文化的融合是价值层面的融合，也是城乡各要素融合的前提。因此在乡土文化的重塑过程中，要注重城乡文化的融合，通过全方位、全要素的融合，继承和发扬乡土文化。另外，还要加快解决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产业发展等相关制度的改革，破除制约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制度障碍。
1.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十
文字：汉语词汇文字：郭文景演唱的歌曲文字：诗歌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形势政策共同富裕论文2000字三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坚持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推进乡村旅游开发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缩小乡村收入差距、创新乡村旅游开发方式、推进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实现。安徽省广德市乡村旅游开发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同质化严重、开发层级初级等问题。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坚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开发模式、融入文化内涵、完善融资体系等策略，为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了模式借鉴，有助于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根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研究报告可以得知：中国文旅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文旅融合发展成为主态势。乡村旅游指的是旅游主体在乡村地区进行，以获得旅游产品或旅游服务为目的的短暂居留活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新起点上，以推动乡村旅游、开发旅游产业、促进文旅融合为核心的乡村旅游开发显露出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1安徽省广德市乡村旅游开发的优势。
1.1旅游资源丰富。
安徽省广德市的旅游资源从宏观层面出发可分为“一核两区三圈”，其中一核指的是以卢湖、甘溪沟为主体的卢湖旅游度假区;两区指的是太极洞旅游区和茅田山旅游区;三圈指的是北部生态农业旅游圈、中部特色文化旅游圈、南部山野风光旅游圈;从微观层面而言，其可划分为景区园林、山峰寺庙、人文遗址三类。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太极洞风景区、英烈山纪念馆、603探空火箭基地等。安徽省广德市的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平均，旅游资源组合利用率高，能够最大限度释放旅游产业潜力。区域内各乡镇特色分明，构成了广德市整体旅游资源的丰富种类与多样层次，为广德市开展全域旅游奠定了资源基础。
1.2历史底蕴深厚。
安徽省广德市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历史底蕴深厚。广德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高的战略地位。比如在淞沪会战时期，于此地爆发了广德保卫战，迟滞了日军对南京的进攻，保存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为持续抗战创造了条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东南沿海动作频繁，我国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三线”建设，在这一国家战略中，安徽广德承接了中线的军事生产任务，为我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时刻面临着西方世界的核垄断和核讹诈风险，国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在广德市誓节镇建成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射基地并于1964年成功发射了第一枚内载小白鼠的生物探空火箭，为我国的核导弹事业作出了基础性贡献。从历史纵向出发不难看出：广德在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
1.3区位条件优越。
区位条件对于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开发可行性和实施难度。安徽省广德市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是安徽省承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县域排头兵，旅游产业营商环境优越，生产要素流动顺畅，让旅游开发企业能够“引得来，留得住”。“十三五”期间，广德依托区位优势，建成了“两山”理论转化样板区、文化旅游休闲康养基地、“生态绿+文化红”精美旅游画廊等旅游范例，让乡村旅游融入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获评长三角最佳文旅融合城市、中国最美县域。广德市为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提供了多样选项，有着广阔的开发前景。区位条件优越，开发前景广阔。
1.4产业融合基础好。
产业融合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时代选择，从产业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角度，倡导实行相互渗透、交叉和重组的产业发展模式。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了基本满足，在面临非刚性消费时，人们更倾向于获得非物质性、精神层面上的满足。这一消费倾向是产业融合的根本动因和最终目的。安徽省广德市毗邻宜兴、长兴、安吉、杭州，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具有良好的乡村旅游开发基础和巨大的潜在市场。此外，这些地区开发历史较长，产业布局模式相对固定，难以进行产业二次融合，旅游产业发展进入相对停滞阶段。安徽省广德市在2018年发布的《广德县全域旅游规划》中首次提出发展全域旅游这一开发战略，现广德市乡村旅游产业布局仍处于探索谋划阶段，整个地区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还未定型，可塑性较强，发展潜力巨大。
2安徽省v德市乡村旅游开发的劣势。
2.1区域发展不平衡。
安徽省广德市于2019年和2021年被评为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整体经济实力强劲，但不容忽视的是：广德市区域内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南北差异显著。例如，南部乡镇柏垫镇因基本农田占土地总量比例高，无法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而只能以农业、竹制品加工业作为支柱产业，201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为3492万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部乡镇新杭镇，其支柱产业为采矿业与重工业，2019年仅1―10月的财政收入达到12.18亿元，两者相差接近35倍。不同乡镇间财政收入存在巨大差异，其直接后果是财政收入情况较好的乡镇有足够的预算规划、建设与维护基础设施，而财政收入较差的乡镇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全过程中因资金问题畏手畏脚、举步维艰。
2.2同质化严重。
无论是何种旅游开发方式，其核心要义都在于人为制造一种资源感知上的差异并借此让自身旅游产业和产品的独特属性与别样价值得到突显，最终目的都是吸引规模化的游客群体前来游玩，实现开发――游玩――二次开发这一正反馈循环。这里的同质化所特指的是旅游产品开发方式的单一化、模式化与固定化。安徽省广德市虽然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开发模式较为单一，其开发类型始终离不开农家乐、纪念馆、采摘园等，此类开发方式都极易被复制，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导致其无法让广德市的旅游产业同周边地区形成显著差异，最终让广德市的乡村旅游始终是江浙旅游的“备选项”。
摘要：共同富裕是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中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富裕”是在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的“富裕”，但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依然存在部分差距，按劳分配依旧存在缺陷，只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才是真正没有差距的分配方式，共产主义的富裕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工人阶级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基础，只有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基础上才能够摆脱经济上的一切不平等，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前提，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同时，共同富裕的实现还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基础。
1马克思对共同富裕的理解。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不平等的分配方式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产生，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仔细的剖析后发现：贫富差距产生的直接来源于資本主义狭隘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反映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是对共产主义的期盼。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首先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国家政权，将剥削阶级变为劳动者阶级，将旧的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变革，使生产力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得到发展。一方面，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使社会生产按照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进行，同时这种社会生产力也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另一方面，剥削和压迫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也被彻底的消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消失了，不平等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消失了，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也就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消失。
共同富裕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特征，“共同”规定了“富裕”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性是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属性，这种共同性使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贫富差距区别开来。共同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基础之上的，只有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只有全社会成员共同通过劳动参与生产，富裕才是共同的富裕。同时，共同性意味着阶级压迫的终结，意味着通过阶级统治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时代的终结，在生产资料国家有制的基础上，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劳动者阶级，也就不存在阶级压迫。
共同富裕的提出体现了社会发展在生产力层面的要求，体现出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的特征。“富裕”规定了社会成员占有物质财富的程度，体现出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富裕”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产品的丰富作为基础的，富裕是物质生活领域的富裕。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是富裕的内涵，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需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资料社会国家所有的条件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物质财富的丰富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能够给社会提供巨大的物质财富，生产力的发展和机器的普遍采用能够使劳动者从生产过程中解脱出来，从而能够使劳动者获得在其他领域发展的机会。另外，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能够解决社会成员在物质生活领域的一切矛盾，同样，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能够解决社会成员在社会财富占有差距上的矛盾。
共同富裕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和分配方式。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上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已经实现，但是在这个阶段上不平等的因素还是存在的，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量是进行分配的唯一根据，在按劳分配中社会成员更容易表现为劳动者，从而社会成员参与生产的劳动强度和劳动量的差异会导致社会成员财富占有的差距，这种分配方式忽略了社会成员在身体素质和家庭状况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但是在社会主义的阶段社会成员的这种差距仅仅表现为社会成员在生理层面的差距，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巨大贫富差距来说是一大进步。马克思对这种分配方式的批判是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的需要出发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按需分配下社会成员更容易表现为“真正的人”。同时，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继承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依旧是社会成员参与分配的前提，但是与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是自觉自主的劳动，是作为“第一需要”的劳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目标，同时也是过程。共同富裕实现的过程是收入贫富差距不断解决的过程，收入贫富差距需要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得到解决，共同富裕需要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得到实现，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贫富差距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决定的，并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会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得到解决。但是，收入贫富差距的出现并不是对共同富裕的否定，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共同富裕在“共同性”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普遍提高，其次，共同富裕不是社会成员在社会财富占有量上的完全相同，也不是各个地区在发展水平中的完全同步，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地域优势决定了东南沿海的发展要先与西部，城区发展要先与乡村。要求发展水平上的完全同步是不符合基本国情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政府与个人共同发挥作用。政府在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收入调节、消除绝对贫困、社会保障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个人的努力对解决收入差距、实现个人价值方面也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政府与个人共同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赵自文（1995-），男，湖北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摘要]共同富裕致力于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战略选择。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出的高水平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为我国其他地方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借鉴。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驱动、绿色低碳、高水平对外开放、数字技术赋能、公平分配等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袁艺清硕士研究生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1130。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把握“两个大局”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遵循。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到4亿人，约占我国总人口数的30%。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需要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来促进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协调性，进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学界围绕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厘清内涵、彰显意义、实现路径等方面。王一鸣（2020）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质量追赶、结构升级、创新驱动、共同富裕和绿色发展1”。高培勇等（2020）指出高质量发展体现出高度现代性，报酬递增、可持续是其重要特征，强调构建技术竞争优势2）。张军扩等（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目标是高效、公平和可持续，需警惕发展质量不高引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途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抢占战略制高点的重要途径3）。曾宪奎（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实质是高速增长方式的转换升级，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也有学者指出科学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和满足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也助推我国加快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脚步5），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注入新动力，创新引领在供给侧发力，人民向往在需求侧翘首6）。在共同富裕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倡导并实行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但由于产权制度的缺陷，我国财富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此，学者们提出应推动构建以劳资共享为核心的现代产权制度，以制度创新推进共同富裕”。于政治层面，共同富裕代表了国强民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与奋斗旗帜。于经济层面，共同富裕表明了由全体人民共创共享物质与精神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迎接多维幸福生活。于社会层面，共同富裕意味着中等收入阶层在数量上的主体地位，形成和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实现共同富裕应积极致力于“提低、扩中、调高”，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持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缩小人群、地区和城乡差距8）。刘洋（2019）认为实现共享需要牢牢抓住两个方面，一是以创新驱动发展“做大蛋糕”，二是以优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分好蛋糕9）。还有学者指出我国消除绝对贫困，脱贫攻坚不是终点，脱贫成果还需进一步筑牢。对于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也仍有较长的距离。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是紧密联系的两个命题，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基本遵循，探讨共同富裕也不能脱离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语境。如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依托于既有研究，本文从创造财富、共享发展、经济运行这三个方面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链条，探究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据此，本文提出既要充分学习借鉴先行示范区的成功经验，还应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是一个持续寻求最优解的过程。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现实地看，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依旧充满挑战与惊险，需要各方长久努力。
1.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
共同富裕中的“富裕”包含两维度，一是物质层面的富足，二是精神层面的丰裕。人民渴望获得物质财富以安稳生活，也希冀收获精神财富以充实自我，这是人民对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诉求，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里蕴藏着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美好生活具有多维内涵，环境质量、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都是新时代人民更加注重的生活特质。因此，随着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财富的积累，人民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需求日益高涨，这对社会产品的供给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物质层面、数量层面来评判，这一类型的产品供给在如今看来似乎已不存在什么挑战，而精神层面、质量层面的产品供给则存在一定的缺口。经济高质量发展应秉持数量和质量并行、更加注重质量的理念，意欲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于供给端发力，以提高供给质量为突破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二者的加持加快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有利于助推高质量发展为人民创造出更多优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制约不断强化的形势下，生产要素的成本变得愈发高昂。与此同时，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存在一定短板，这意味着过去那种粗放型的“三高”发展模式难再有立足之地，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提高供给质量，推动淘汰低端产业过剩产能，合理配置资源以增加中高端产业的有效供给，从而提升社会生产力。因而，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涌现扩大了有效供给，有助于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有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十一
今年以来，两岸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先后会见连战、萧万长、吴伯雄等人，阐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政策主张。国共两党在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重大问题上增进了共同认知。海协会与海基会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第五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两岸人民往来和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交流合作继续发展。民间探讨解决两岸政治军事问题的研讨活动增多。认识当前台海形势和对台工作，一要深刻理解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总体考虑和政策主张。要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坚持增进互信、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务实进取，坚持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二要巩固和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目前，国共双方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对于巩固和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具有重要意义。三要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保持两岸关系大局稳定，继续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主张和活动。推动两岸民间政治对话，为今后两岸协商解决政治分歧创造条件。四要积极宣导“两岸一家人”的理念。凝聚两岸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明确携手实现振兴中华的努力目标，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新篇章。
二、两岸的政治发展。
早在2012年7月，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就首次增设政治性较强的“两岸和平发展”议题，可谓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萌芽。2012年底，“台北会谈”以“强化认同互信，深化和平发展”为主题，首次促成两岸“红蓝绿”学者直接对话，收到良好的试水效果。2013年，自“习吴会”对“民间先行开展政治对话”形成高度共识以来，包括在北京举行的“北京会谈”、“两岸军事安全筑信研讨会”、在香港举行的“两岸关系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在沈阳举行的“第22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浙江举行的“第7届两岸发展论坛”等，频繁就两岸政治关系、军事安全互信等议题践行“民间先行”，推动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内涵、机制、模式不断走向成熟。在一系列铺垫之下，10月中旬的首届两岸和平论坛达到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高潮。
2013年，两岸两会继往开来，打开两会机制化协商新局面。一是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两岸服贸协议历经两年多商谈，在去年6月新任海协会长陈德铭与海基会张林中森首次会谈时终于顺利签署。该协议明确了两岸服务市场开放清单，为两岸服务业合作提供更多优惠和便利的市场开放措施，是两岸ecfa后续协商的重要一环。该协议的顺利签署，不仅标志着两岸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更为两岸两会下一阶段协商奠定良好开局。二是加速推动互设办事处。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的提议由来已久，但因岛内“台独”势力阻挠及政党轮替而几度延宕，直至2008年后台当局态度转变才重露曙光。2012年8月，第八次“陈江会”将互设办事处再次提上日程。2013年3月，两岸两会在完成各自内部评估后，同时宣布双方同意将互设办事处正式列入两会协商议程，标志着互设办事处进入实质协商阶段。此后，两会历经4次业务磋商，就两会互设办事机构的实质内容及技术问题进一步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台当局目前已将相关议案提交“立法院”审议。两会互设办事处一旦落实，将是继两岸“三通”、陆客赴台之后的又一两岸关系里程碑。
三、两岸的经济发展。
2013年两岸经贸关系，在留有遗憾的同时，也有不俗的表现。两岸经贸关系的遗憾，是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岛内引起争议，迄今未被批准生效。6月21日，两岸两会在上海签订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是两岸ecfa后续谈判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的制度化与机制化进程取得重要进展。但两岸签订服务贸易协议消息传出后，引发岛内强烈反弹。岛内出版、美容等行业纷纷发动大规模抗争，民进党等绿营势力也竭力反对。几经周折，台湾朝野达成共识，协议“应经‘立法院’逐条审查、表决，协议特定承诺表应逐项审查、表决，不得全案包裹表决，非经‘立法院’实质审查通过，不得启动生效条款”。为此，服贸协议审查要举办16场公听会。截至12月17日，已经举办完成12场，后续仍有4场未举行。根据这一进程，两岸服务贸易协议2013年不能通过台湾“立法院”审查已成定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尽管如此，两岸经贸交流在2013年依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2014年，两会将商签避免双重课税、地震监测、大气合作等一系列协议，两岸新型产业合作将持续深化发展，两岸人员往来将保持热络发展态势，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将继续巩固与发展。可预见的是，两岸经贸关系将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势头，从而将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四、两岸文化发展。
文化部将继续推动商签两岸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协议和互设民间文化办事机构，明确具体合作目标和阶段性措施，争取有所突破，提高交流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台湾当局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大陆民众赴台从事文教交流的人数超6.7万人次。两岸交流频率之高由此可见。2013年，包括美术、民俗、音乐、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的交流盛宴在两岸各地不断上演，内容可谓丰富多彩。同文同宗、语言相通，让两岸文化交流更为方便，深入寻常百姓家。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火爆大陆，一个海峡之隔的台湾也跟着“疯”。台湾报纸不吝版面大篇幅报道“我是歌手”的相关资讯，还有电视台直接转播决赛，收视率比平常时段增长了近220%。大陆电视剧《甄嬛传》的主演接连赴台，更引发热潮。两岸文博会、两岸汉字艺术节、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展等一系列两岸文化交流品牌活动不断形成，实现定期化交流。如7月在河北举办的“情系燕赵-两岸文化联谊行”活动，增加了台湾合作单位，让已有十余年历史的“情系”品牌活动彰显出新的活力。据介绍，文化部还新创了“艺传两岸”、“艺绘两岸”、“艺游两岸”等交流品牌，以期促进青少年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造型艺术、表演艺术等领域的交流。
回望2013年，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更是不断提升。如年初在台北成功举办由学术高峰论坛、美术展、专题研讨会和两岸交流笔会等系列活动组成的“当代中国画学术论坛”，成为迄今学术水平最高、展览规模及影响最大的美术专业活动之一。然而，相比两岸经济交流有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保障，文化交流领域一直缺乏一个整体的框架。2013年，两岸各界多次呼吁建立两岸文化和教育合作的框架性机制，包括可以适时探讨和商签两岸科技合作协议、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机制等具体性协议。12月22日，两岸70多家媒体参与的“2013海峡两岸媒体前瞻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发表的共同倡议提出：两岸媒体应继续推动两岸新闻交流正常化，呼吁有关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两岸新闻媒体开放常驻机构，推动两岸早日商签文化合作协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中国梦与台湾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中国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梦，需要大家一起来圆梦。
参考文献:。
[1]人民政协网：《两岸经合》，2014年1月14日。
[2]华夏经纬网：《人民日报》2014年1月2日20版。
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十二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同志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同志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politic杂志，参见yanxuetong，“theinstabilityofchina-us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3，2010，pp.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月间发生的事件。
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十三
为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性任务。深入推进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同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保产量、护耕地、建高标准农田、推广油料作物复合种植模式，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是今年农业生产的重要工作任务。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时节，各地都在积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纷纷下拨支农资金，因地制宜，开展各项农事，备战春耕不误农时。
如西南主产区四川省安排2亿元支持建设30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区，当地农民正在利用春播尝试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江西投入2亿元新建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100个；湖北下拨4.75亿元农机购置补贴，并出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2条措施；吉林发布推介120个农业主导品种，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保持100%，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扩大到3200万亩。
对于如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五点建议。首先，要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无论是粮食主产区、主销区还是产销平衡区，都要保证一定数量的粮食播种面积。其次，加大投入力度，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让粮食主产区根基更扎实、基础更牢固。第三，积极应对各种重大灾害，“虫口夺粮”“灾害保粮”，尽可能在灾害发生的情况下减少粮食损失。第四，保水保粮，通过水资源高效利用满足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水，在旱作农业上下功夫。第五，健全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体系，根据资源承载力进行调控，对于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特别大的地区，适当调整结构，如水资源短缺地区减少耗水作物种植。适当增加大豆播种面积，提高产量，逐步实现大豆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本报记者表示，现在国家对农业越来越重视，2022年稳定粮食种植面积难度不大，但是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党政同责，把地方政府的责任和积极性落实好。同时，要继续通过保护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完全成本保险等措施来保障种粮农民的收益。
在调结构方面，李国祥建议，要保持稳中求进，通过多渠道挖潜力，采取技术性措施来适当扩大大豆的种植面积。比如，在玉米地或一些撂荒地、盐碱地里种大豆，至少让大豆种植面积恢复到去年之前的水平。而主粮种植面积要确保不能减少，其他农作物种植面积也不能过度减少。
形势政策期末论文（优秀14篇）篇十四
[摘要]本文主要从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和重要性的认识、对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与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教学体制的管理和规范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对近年来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研究综述。
自2006年教育部开始实施新课程方案，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整合为三门，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与《形势与政策》后，各高职院校基本都开设了形势与政策课程，广大教师也能以积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完成教学任务。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不断总结教学中的宝贵经验，结合高职院校实际，围绕提高教学实效等问题加强教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推动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必要对近年来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研究的成果进行综述。
一、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和重要性的认识。
准确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性质是加强课程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科学设计教学内容、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先决条件。关于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性质和地位，各学者都认同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即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作用”。黄振宣根据《通知》精神，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程是我国高等学校各层次学生统一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公共必修课，是一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高校培养目标为依据，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的课程”。贾后明、陈金生结合自身教学体会，认为“形势与政策这门课程的目标定位就是要使当代大学生对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大政方针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了解与认识”。姜彦飞、王梅平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的任务在于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应该说，这些论述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
在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学者们还注意到了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科定位。多数学者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区别于其他课程的独立课程，认为其一级学科为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为思想政治教育。廖腾琼认为“形势与政策课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一样，是一门具有自身鲜明特征与完整系统的独立的学科”，是“涉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等内容，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时效性和现实针对性等特点”。应该说，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任务和学科定位的探讨、研究，是做好该课程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应引起更多学者的思考和关注。
对在高职院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要性问题，很多学者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高职院校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他们能否正确认识形势，能否很好地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事关能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大问题。其中，孙爱军就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能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目前的矛盾和问题，正确把握国家政策，帮助高职大学生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未来走势”，“可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和满足学生的精神要求”，能“满足学生提高创新思维能力需求”、“满足学生提高明辨是非能力的需求”和“满足学生提高认识社会和规划未来能力的需求”@。王国忠还指出：“在高职院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极大地丰富了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内容体系，有效地弥补了由于学制短，较之本科院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不足，已经成为继‘两课’之后不可替代的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又一主渠道和主阵地。”
二、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与选择。
科学构建教学内容体系是关系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能否实现教学目标的核心条件。各高职院校在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与选择上，基本上以教育部社政司每年发布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为主，辅以时事热点问题。如吕梁高等专科学校针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涉及面广、时效性强的特点，每学期根据教育部社科司下达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的要求，由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组织相关人员学习《要点》、吃透《要点》精神，研究教育教学重点内容，在此基础上拟定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0。姜彦飞等在准确把握形势与政策课程特点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合理建构，认为形势与政策课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内容的广泛性及灵活变动性、生动的现实性和很强的时效性”，因此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一是相对稳定的政策理论部分，二是灵活多变的形势部分一。廖腾琼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当主要由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等构成。贾后明、陈金生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在教育部的教学纲要中虽有所要求，但具体的教学内容还需要教师进行取舍，根据课程教学目标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围绕“国内外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中国外交战略与国际环境、中央大政方针的讲解（包括中央会议和全国“两会”精神等）。
一些学者还从学科特点和高职院校实际提出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体系设计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例如黄振宣提出了“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固定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应包括基本理论、基本形势与政策、社会热点问题与行业形势教育四个部分”，其中“行业形势教育是体现高职院校办学特色，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教学内容”。郑晓丽提出，要“以两个结合为基本要求，构建高职《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内容和体系”。“一是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特点，构建《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和体系”，以“体现教学内容的实时性和针对性”；“二是结合高职院校实际，构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内容和体系”，“突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职业性”，“有针对性地展开对学生的敬业、爱岗教育，培养教育学生吃苦耐劳、献身于工作事业的精神”。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在教学实践中，除了根据省教育厅每年下达的教学要点，结合形势确定教学内容外，还积极探索适合高职院校特色的教学内容。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除了讲《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专题，还根据学院专业特点，开设了《船舶业的发展态势及其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专题讲座，主要给学生介绍金融危机发生后船舶业的发展态势，以及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学生听了以后普遍反映很好。此外，黄春梅提出的“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拓展教学内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即“上课前教师让每个学生将自己最想了解的内容写出来，然后由任课老师进行汇总，根据教育部对形势与政策课提出的要点，选出同学们最关心的几个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