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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科学家及发明篇一
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的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的容量。”他又低头工作了。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
助手的脸红了。
“用得着吗？在纽约没人认识我。” 爱迪生毫不在乎地回答。
“用得着吗？这儿已经是人人都认识我了。” 爱迪生仍然毫不在乎地回答。
了不起的科学家及发明篇二
2012年05月28日 04:58 科教网
提起中国的石油，人们就会把它和李四光联系在一起。这位独具慧眼的科学家，敢于向欧美地质权威挑战，运用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地质勘探队，在人迹罕至的茫茫荒原，找到了珍贵的石油，为开发祖国的地下宝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求学与救国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父亲李卓侯是一位在破庙里教私塾的穷秀才，仲揆兄弟姐妹共6人，祖传的3亩地和父亲教书的微薄收入便是全家生活的依靠。仲揆边帮妈妈做家务，边抓紧一切时间勤奋学习。1902年，仲揆听说省城武昌开办的官费高等小学堂正在招生，便请求父亲为他借了路费前去投考。
武昌和汉阳、汉口合称武汉三镇，这里是长江、汉水交汇之处，汉口、汉阳位于长江西岸，分列汉水两旁，与在长江东岸的武昌组成“品”字形，是内河航运的中枢，故称“九省通衢”。李仲揆乘坐的小船先在汉口码头停靠，随后向武昌驶去。仲揆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他好奇地四处观望，江上船只穿梭来往，白帆点点，十分热闹。两岸建筑各式各样，有的楼顶上还安装着十字架。经过摇船老艄公的解释，仲揆才得知那些高楼大厦都是英、法、德、日等国租界。这一切都深深地震动了这位爱国少年的心。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高等小学堂，将来学到本领，为祖国服务。
经过大半天的水上颠簸，李仲揆在新河码头下船，来到久负盛名的武昌城，他甚至来不及仔细观看一下周围的景致，便匆匆奔向报考地点。
走进一座宽敞的殿堂，李仲揆在报名处买了一张报名单，也许是初来乍
到，也许是情绪紧张，当他坐在桌前提笔填表时，竟在姓名一栏里填上了“十四”两个字，把年龄错填到姓名栏，怎么办呢？再买一张报名单吧，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静下心来想了想，先提笔将“十”改成了“李”字，可是“四”字如何改呢？总不能叫“李四”吧，多难听啊！他正在左思右想，忽然抬头看见大厅中央悬挂的一块横匾，上刻“光被四表”几个大字，仲揆从这块横匾得到启示，他立即提起笔来，在“四”的后面工工整整写上“光”字。从此以后，他的原名鲜为人知，而李四光这一名字却越叫越响亮，不仅传遍全国，而且名扬世界。
李四光以考试名列第一的优秀成绩被录取，在高等小学堂，他学到了算
人材，湖广总督张之洞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曾经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材”。他主张“选真材，择时用”，并且认为“小学为急第一”。为此，他在武昌先后创办了几所高等小学堂，并且明文规定：凡成绩优秀者，均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日本去留学。李四光在学校勤奋刻苦，一连几次考试成绩都为榜上第一，按照学校的规定，他被保送到日本留学。
能够出国深造，李四光感到说不出的兴奋。在选择留学专业时，这位爱国少年不禁想起父亲给他讲述过的甲午海战，庚子赔款等历史事件，想起他离家乘船来武昌时，一路上看到洋人欺压中国百姓的情景，他天真地认为：中国屡受欺辱，其重要原因便是中国没有强大的军舰，他决心学习造船，为祖国造出第一流的兵舰，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怀着美好的愿望，李四光东渡日本，他先在宏文学院学习，后又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他刻苦用功，准备学好科学知识，为国效力。
答应。
李四光在日本学习6年，回国后在武昌一所中等工业学校任教。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覆灭。李四光是同盟会会员，在日本学过理工，又是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委员，因而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实业部部长。李四光走马上任后，立即翻阅往日的卷宗档案，亲自到各厂矿调查研究，然后拟定了雄心勃勃的振兴实业的计划。1912年4月，当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来武汉视察时，李四光还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计划，并陪同孙中山参观已经恢复生产的厂矿。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共和政体名存实亡。李四光的希望破灭了，他辞去了实业司司长（南京政府成立后，湖北省各部改为司）的职务，决定继续到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
1912年，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部长，李四光因参加辛亥革
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就是给洋人当矿工。”
为了对地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征得校方同意后，李四光除了主学地质专业以外，又选学了力学、光学、电磁学等课程，特别侧重钻研物理系的力学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中途赶上物理系的教学进度，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李四光毫不畏惧，迎着困难上，为了弄懂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他常常学习到深夜。但是，李四光并不满足仅仅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他还要到野外去作实地考察。为此，他特意从旧货店买了一辆旧摩托车，自己动手加以修理，然后每逢假日，便骑车四处奔走。有一次，他不小心连人带车一起跌到山沟里，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看到自己和摩托车都没摔坏，就又骑车继续赶路。
背起简单的行李，骑摩托车来到郊外的一座煤矿当上矿工，吃住在当地一位矿工家里，每天天还没亮，李四光便和当地的矿工一样，戴上安全帽，提着小鸟笼乘矿车来到矿井。小鸟对瓦斯很敏感，如果它晕倒了，工人们立即就离开矿井。在阴暗又充满危险的矿井，李四光和矿工们要从早干到晚，又脏又累。他亲身体验到了矿工生活的艰苦，也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当假期即将结束时，李四光和他的矿工房东一家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以纪念这段令他难忘的生活。
返回学校之后，李四光更加努力学习。学士学位考试日益临近，不巧李四光的腿上长了一个大疖子，疼痛难忍。丁西林劝他去医院诊治，但李四光认为花钱太多而拒绝。为了不影响考试，李四光取出他日常刮胡子用的刀片，在开水中简单消毒后，自己咬牙忍痛将疖子挖掉，然后抹上药膏，站在一旁的丁西林看着这一切不禁为李四光捏了一把冷汗。伤口还未愈合，李四光便去参加考试，他获得了学士学位，但腿上的疖子却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却留下了一块深深的伤疤。
李四光离开英国，按照计划先到法国和德国几个有名的矿区进行考察，接着又沿莱茵河而上，到达瑞士，考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遗迹。当他结束考察，返回伯明翰大学时，看到了一封电报和一封信。电报是印度友人拍来的，表示想聘请他去当工程师，待遇优厚；他又打开了那封信，它是蔡元培从国内寄来的，当时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正在四处招揽人才，当他得知李四光在英国学成毕业时，便来信聘请他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谢绝了印度友人的高薪聘请，毅然远渡重洋，回到祖国怀抱，为他科学救国的理想奋斗。
二、揭开地层的奥秘
1920年的一天，李四光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几位教授在理学院的办公室迎接他。互相交谈片刻之后，蔡元培便领着李四光到地质系巡视了一遍。李四光看到教室破旧，设备简陋，便向蔡元培建议将这里整修一番，蔡元培立即表示同意，并将改建环境之事全权委托给李四光操办。在得到校长的全力支持后，李四光便亲自进行设计规划。他将理学院后面的大殿改建成一个大讲堂，又将大殿前的院子改造成一座小花园。院子两边栽上了四季长青的松柏。院子中央安装一个日晷（guǐ，按照日影测定时刻的仪器）。以日晷为轴心，修建了伸向各个方向的几条放射形道路。这样，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休息的幽雅环境。随后，李四光改造了实验室，添置显微镜，修理了桌椅，又将西廊下的几间旧房子改建成洗澡间。
年3月，他首次带领学生来到北京西郊，对南起中心坨，北至大觉寺，西起
金庄，东至玉泉山一带的地形地貌进行考察。这次考察，学生们收获很大，因为这里的岩层走向与我国北部地质上岩层的走向大体一致，了解这里的地质状况，对于了解整个中国北部山脉和地层具有典型意义。
长期的野外考察，使李四光走路养成一个习惯，他每跨一步大约是85
厘米，这样一来，在填写地质图、测量地层露头的长度、宽度之时，他只要迈上几步，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他还要求学生也都能记住自己一步的大致距离。
为了弄清中国煤矿的分布情况，李四光从1921年开始从事对“蜓（tíng）
科”化石的研究。“蜓”是一种微体古生物，中间大、两头尖，形状似纺纱用的纺锤，所以日本人称之纺锤虫。在我国，人们习惯称纺锤为“筳”，李四光以此为根据，在筳旁加个虫字，给这种微生物化石起了个新名“蜓科”。由于它体积很小，用肉眼只能大概看到它那橄榄形的外壳，要分析它的内部结构，必须将它们磨成薄片，放到显微镜底下观看。
八月的北京，骄阳如火，酷暑逼人。李四光利用暑假，加紧对“蜓科” 的研究。在薄片磨制室，李四光和助手磨薄片的工人朱师傅忙得不可开交。朱师傅先用金刚石切刀将“蜓”化石切成磨片，然后放到配有粗细金刚砂的磨盘上，精心磨制。当磨到一定程度时，李四光便接过来亲自研磨，他手拿显微镜，将薄片放到显微镜下，看一看，磨一磨，必须磨到约0.03毫米的厚度，使它变成一张形同薄纸的石片。这样光线可以透过薄片，使其内部结构清晰可见，这种厚度当时并没有工具可以测量，只能依靠经验和技术。
划分出层的岩层，考察它们如今的分布状况，从而寻找出煤矿分布的规律。这门学科称古生物地层学。
李四光将已经鉴定出来的“蜓科”的不同种属，拍成照片，接着便投入了紧张的论文撰写之中。他将自己多年研究成果写成《中国北部之蜓科》一书。在这部学术专著中，他根据不同种属的“蜓科”化石，解决了多年争执不下的地层划分问题。他的科学论证，不仅平息了中国北部含煤地区石炭纪地层划分的争论，而且对北美石炭纪地层的划分，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此之后，许多中外地质学家都开始采用这一科学方法。李四光也因为这一优异的研究成果获得伯明翰大学授予的科学博士学位。
李四光这一崭新的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与会者的不同反响。正在北
大执教的美国地质构造学权威维理士流露出明显的不满，周围一些国内学者也小声议论：人家英美学者研究了那么多年，也没人像李四光先生这样标新立异！
面对周围的种种议论，李四光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外国专家反对自己提
出的新观点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向看不起中国人。但是某些中国学者缺乏独立思考精神，只知一味附和英美专家，这实在可悲！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自己的理论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它所使用的依据还不够严密，这个理论也只是像刚刚出土的幼芽，还不成熟，还有待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想到这里，李四光又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新的研究计划，他把已经达到的高度，作为新计划研究的起点。
没过多久，李四光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地质学会议。在 火车上，李四光仍然没有停止研究。他展开地图，用地质学家独具的敏锐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当火车越过乌拉尔山脉时，他惊奇地发现：这座著名的山脉，褶皱强烈，南北蜿蜒，耸立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平原。这一奇特的地质现象引起他的思考：这座南北走向的山脉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孤立存在，还是与别的地质现象有联系呢？一路上，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李四光头脑中。
质图仔细察看，发现在乌拉尔山之南有一座东西延伸，而又向南突出的巨大弧形山系，这座东西走向的弧形山系与南北走向的乌拉尔山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山”字。李四光对着地图反复思考：这种山字型构造是否是在地球自转速度加快时引起地壳广泛运动而产生的内部有联系的一种构造体系？为了论证自己的想法，回国之后，李四光着手实地考察。
1927年，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中央研究院，聘请李四光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第二年，李四光率领一个小组来南京、镇江一带考察，发现宁镇山脉为一座大致东西走向的弧形构造，弧形的顶部向北突出，李四光认真思考起来：如果山字型构造确实是地壳在自转速度变化中形成的一种体系，那么这种地质现象一定具有普遍意义。宁镇山脉走向与山字型构造的前弧十分相象，那么在它的南面应该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脉。带着这种设想，大家四处寻找，最后在南面果然找到了南北走向的茅山山脉，它与宁镇山脉恰好形成了山字型构造。此后不久，李四光又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许多山字型构造。由此他得出结论：山字型构造是地壳表面运动时产生的一种专门类型，只要发现有南北走向的脊柱，就可以在它的东西方向找到一个大致为弧形的山系。反过来，只要发现了东西走向的弧形构造山系，在弧顶便可以找到南北走向的山脉——山字型构造的脊柱。
在对山字型构造体系的研究中，李四光逐渐发现，地壳上除去山字型构
造体系外，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以不同型式组合的构造体系。这些构造体系的发现，说明地壳上的褶皱和沉降，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其自身生成规律和内在联系，即：它们都是因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影响地壳运动也出现相应的变化，由此产生出各式各样的构造体系。
1929年，李四光发表“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形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题的意
义”，这篇文章标志着他开始进入了研究地壳构造体系的新阶段，这位不知疲倦，勇于探索的青年学者，终于揭开了地层的奥秘，向着新的研究领域进发。
三、向权威挑战
作为一名正直的科学家，李四光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从不肯向黑暗势力低头。当国民党特务暗杀进步民主人士杨杏佛，制造白色恐怖之际，李四光不畏强暴，毅然冒着生命危险从南京奔赴上海，参加在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举行的追悼会，并且将自己在研究“蜓科”中新发现的一个属取名为“杨铨蜓”，以此来纪念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献身的杨铨（即杨杏佛）烈士。1934年底，应英国剑桥、伯明翰等八所大学的邀请，李四光携夫人及女儿前来英国讲学。
在伯明翰大学，李四光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地质学》。他一口纯熟、标准的英语，使在座的不少人为之倾倒。在讲演中，他首先介绍了中国的自然区划，接着讲述自己研究的新成果，如中国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几种地壳构造体系等，并且进一步指出，造成地壳运动变迁的主要原因是地球自转的速度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发生了时快时慢的变化。李四光的很多观点，与传统地质学观点大相径庭。当他的讲演一结束，立即被很多听众团团围住。人们对他的新理论态度不尽相同，有些人向他请教问题，也有些反对者提出各种质疑。对于各种疑问，李四光都非常从容地加以解答，也驳斥了一些荒谬的观点。他的论证逻辑性强，即使是反驳也显得很有分寸，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赢得了许多学者的钦佩。
讲演结束后，李四光立即动手整理自己的讲稿，他亲自打印、拍照、校
对，完成了《中国地质学》一书之后，便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为了考察西半球的地质状况，李四光在归国途中特意绕道美国，他没有去游逛繁华的都市，而是翻越了崇山峻岭，在人迹稀疏的荒野之中不辞辛劳地进行考察。正是这种抓住一切时机进行研究的可贵精神，使李四光逐渐攀上了地质学的高峰。
1936年4月，李四光一家回到上海，将妻女安排妥当之后，他独自回到
南京地质研究所，随后，带领学生，出发到安徽黄山进行考察。他们爬上海
拔720公尺的慈光寺，寺中的大殿飞檐斗拱、金碧辉煌，一位身披袈裟的小和尚热情地向他们介绍着这里的风景：“先生们请看这北边五座山峰，多像五匹马呀。据说，从前每到夜晚，这五匹马就到这殿前石头池子里饮水，所以这池子叫‘五马饮槽’??”“现在呢？”人们好奇地问道。“自从修起这道围墙，它们就不来喝水了。”小和尚边说边用手指点着，人们顺着小和尚所指的方向望去，忽然李四光眼睛一亮，他大声对学生们说：“你们看！”他指着左面的珠砂峰和右边的紫云峰，用右手在空中划了个大半圆形，“这就是‘u’形谷。古代冰川沿着山谷往下滑动，铲削力相当大，常把山谷削成深槽，谷壁陡直，谷底平缓，切面是‘u’字形。”说完，还没等小和尚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李四光已经带领学生冲向那个令他们兴奋不已的“u”形谷。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冰川的确凿证据，李四光指导学生们绘制地形，挑选标本，拍摄照片，然后满载而归。根据这次黄山考察的发现和研究，李四光用英文撰写《黄山第四纪冰川流行的凿据》，送到国外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李四光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了中国没有冰川的谬论，在不可否认的事实面前，那些过去持错误观点的地质权威也不得不低头认输。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的澳洲专家费思孟，读了李四光的文章之后，亲自跑上黄山，但他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最后只得来找李四光，请求李四光陪他再上黄山，李四光慨然应允。费思孟从黄山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中国第四纪冰川》一文，承认“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而那位曾经非常顽固的安迪生，这次也特意从瑞典赶到中国，当他看到李四光手里大量的资料后，再也没话可说。他跑到西康找到一些冰川材料，返回瑞典后便大做文章，吹嘘自己如何在中国发现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却闭口不谈中国人取得的巨大成果。但不管怎样，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终于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为了进一步开展第四纪冰川的研究，李四光和同行们继续四处考察，并且在鄱阳湖的白石嘴上建造了白石陈列馆。但是，不久陈列馆便接到南京政府的电话，说鄱阳湖是军事要地，要求陈列馆立即搬迁。地质研究所派人到鄱阳湖与当地国民党驻军交涉，然而无济于事，陈列馆被炸成一片废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在攻陷上海之后，立即进逼南京，国民党政府机关随蒋介石迁往重庆，当时南京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命令各研究所也一同迁往重庆，否则停发经费。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及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等人一向对蒋介石独裁不满，他们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不随蒋介石去重庆，而是南迁广西，并且以广西文化落后，迁去几个学术机关有好处为理由搪塞朱家骅。随后，李四光带领下属亲自打点行装，将研究所的资料仪器全部装好运走，自己偕妻女及全体工作人员乘船向广西桂林进发。
来到广西后，研究所起初设置在桂林环湖路一座二层楼房，不久楼房被
日军飞机炸塌，研究所便转移到桂林郊外的四川会馆，但这里也很快被日寇的飞机炸为废墟，这样地质、物理研究所迁到远离桂林的良丰，而社会科学研究所则已搬到昆明。良丰地处山区，日寇飞机轰炸次数较少，李四光在这里开办了广西实验馆，并附一座工厂，生产小型科研和教学仪器。为了方便生活，他还亲自设计、建造许多简易住房，并且带领大家打了一口水井。住宿问题刚刚解决，由于物价飞涨，研究所的科研经费和生活费都发生困难，李四光幼年患过肺病，如今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使他又开始不停地咳嗽，尽管如此，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率领工人努力生产，他们的产品很受欢迎，第二年工厂不仅自给有余，而且增添了设备。李四光还经常与研究所的同行四处奔波，为广西、湖北、江西、福建等省找矿，把挣来的钱用于解决科研经费和职工生活困难，有时公家费用不能按时发放，李四光就将自己的钱拿出来，供大家使用。就这样，李四光领导大家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继续从事着科学研究。
了不起的科学家及发明篇三
达尔文问：“妈妈，那泥土能不能长出小狗来？”
“不能呀！”妈妈笑着说，“小狗是狗妈妈生的，不是泥土里长出来的。”
达尔文又问：“我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姥姥生的，对吗？”
“对呀！所有的人都是他妈妈生的。”
“那最早的妈妈又是谁生的？”
“是上帝！”
“那上帝是谁生的呢？”
达尔文自幼喜欢花草树木、鸟雀虫鱼。上学以后，他仍然坚持着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他骑马、打猎、钓鱼、采集矿石、捕捉昆虫、钻进树林观察鸟类的习性。对达尔文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问号，要探索、思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常常边观察边沉思，甚至忘记了危险。有一次，达尔文在一个古代城堡上散步，像往常一样陷入了沉思。他心不在焉地迈动着缓慢的脚步，突然一脚踩空，从城垛上跌了下来。这时候，达尔文的神智十分清醒，头脑还在思考。
了不起的科学家及发明篇四
癌，这个吞食人们生命的怪物，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几何时奔荡不羁，象战争的罪犯，给人们留下痛苦和死亡。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同它斗争的武器。可是，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过去了，直到二十世纪初，波兰伟大的科学家玛丽·居里--斯克洛道夫斯卡和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发现了一种新的放射性元素--镭。它可以破坏被病毒侵蚀了的细胞，然后构成新的、健康的细胞组织。这样，镭就成了治癌的有力武器。
原则
一八七七年的波兰，还是一个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国家。它被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侵占着。
在压迫中降生，在铁蹄下长大的小玛丽，对世间发生的这一切疑惑不解：为什么波兰的孩子不准学波兰话？为什么波兰的孩子不准看波兰书？为什么波兰的孩子要在沙俄监察员的监视下学习？放学回家的路上，玛丽问她的小伙伴：“沙皇要我们波兰干什么？他难道还不够富有吗？他的国土是那么大。”老师最了解孩子们的心里。当沙俄监察员不在的时候，秘密地讲授着波兰民族反抗侵略者的历史；秘密地传授着波兰的文化和语言；秘密地培养孩子们热爱祖国的感情。小玛丽回到家里，父亲和哥哥秘密地给她讲：“压迫会产生反抗”、“知识就是力量”，唤起她追求知识和提高学习成绩的强烈愿望。从此，小玛丽的心窝里，就埋下了对祖国热爱、对侵略者憎恨的感情。虽然她还只有十岁，不懂得怎样去反抗侵略者，但那种决不屈服的性格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燃烧着；为祖国解放而学习的念头，在她的脑海里翻腾着。
玛丽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顺利地从小学升入中学，又以获得金质奖章的成绩在中学毕了业。她多么想继续升学和深造啊！可是，带着殖民枷锁和封建镣铐的波兰，大学是不收女生的。她梦想去巴黎学习物理和化学。可是，清贫的斯克洛道夫斯基一家，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又那里拿得出到外国求学的费用呢？何况她姐姐中学毕业已经三年了，幻想到巴黎学医的计划，一次次都变成了泡影。强烈的求知欲望没有使姊妹俩心灰意冷，而是更加倔强地向既定目标挺进。玛丽和姐姐分别去担任家庭教师，一点一滴地积蓄着去巴黎求学的费用。
志在顶峰
有志者事竟成。度过五年艰苦岁月，玛丽用她倔强的两手开拓了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姐姐获得了博士学位，妹妹踏上了新的征程。
玛丽来到巴黎索尔本学院求学，穿着褪了色、挂了丝的衣服；住着难以形容的简陋小屋；钱用光了，常常是整个星期用面包和茶水充饥。大学的图书馆象块有魔力的磁石，紧紧地吸引着玛丽。玛丽象块贪婪的海绵，拚命地吸吮着知识的乳汁。有一次，她正在图书馆里伏案攻读，突然晕倒在地，有的同学找来医 生给她做了检查。原来是因为玛丽忘记了吃饭。忘记吃饭，对于玛丽来说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她的姐夫、姐姐常常为这件事操心，玛丽也常常为这件忘却了的事情发笑。每当晚上十点钟，图书馆闭馆了，玛丽才带着婉惜的心情离去，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在煤油灯下继续用功，一直到后半夜两点钟。当她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又被冻得不得不爬起来，把自己所有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全部穿上，再重新躺下。早晨起床的时候，洗脸盆里的水冻成冰块，就连水壶里的水也结成了冰。艰苦的生活，刻苦的学习，弄得这位年轻的姑娘面色苍白、容颜憔悴。然而，在向科学之巅攀登的玛丽，却象那冰山上的雪莲，开得那样火红，放射出绚丽的异彩。在索尔本学院的学位考试中，玛丽以她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物理学硕士第一名。从此，玛丽的研究内容扩充到许多方面。在研究金属磁性的试验中，在物理学会的会议席上，玛丽结识了优秀的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在崎岖的小路上相识，在向科学顶峰的攀登中结成伴侣。从此玛丽、居里成了不可分开的名字。
物理学家亨利·柏克勒尔发现：铀的盐类会发出一种看不见的射线。当时，这种神秘射线的来源对科学家们来说，还是一个算不出答案的难题。居里夫妇正是从解决这个难题入手，开始了他们共同的生活和战斗。他们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试验，终于从沥青状铀矿里先后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和“镭”。亨利·柏克勒尔的难题攻下以后，居里夫妇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而是继续向光辉的顶点前进！当时，几平所有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对于镭的发现都持观望态度。因此，居里夫妇又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攻坚任务：下决心，从沥青状铀矿中取出“相当”分量的镭，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这种“神密”射线的存在。
没有钱买沥青状铀矿作试验，他们就用沥青状铀矿的残渣供试验用；没有实验室，他们就借用所在学校的一间简陋的木板房搞实验。两位科学家向大自然的开战就这样开始了。要把大量的矿渣加热，要在盛矿渣的大桶里每次搅拌好几个小时，是一项艰巨的体力劳动。小屋里散发出来的刺激性很强的蒸汽使人窒息。居里夫妇正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着“钋”和“镭”的不懈的搏斗，为了使实验不间断，他们往往就在这里，边做实验，边做顿简单的饭来充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四年时间过去了，尽管居里夫妇历尽了千辛万苦，可是把镭分析出来的试验还是没有成功。
鄙视功利
居里夫妇发现镭的伟大功绩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荣誉，象一声春雷轰动了整个世界。外国科学界的诚挚邀请电，各地发来的热情贺信，象雪片一样飞来；怀着崇高敬意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毫不相识的人，请求他们亲笔签名留念；摄影师赶来拍照；新闻记者前来采访……当玛丽·居里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学生时，饥饿、寒冷、清贫和冷眼包围着她、侵扰着她，她对这一切曾做出响铮铮地回答：决不屈服！刻苦学习！今天，当百万法郎、灿灿的金质奖章向她微笑的时候；当成功、荣誉、祝贺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居里夫妇用坚定的行动，表现了他们具有高贵的品质；毫不夸耀，谦虚忘我！
对于研究出来的东西--镭，有几位朋友劝他们申请生产镭的专利权。玛丽·居里代表她的丈夫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不应该这样做。这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应该公开发表，不受任何限制。--如果我们的发现可以获利，这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这上面我们不应该有什么优先权。何况镭是对于病人有好处的……依我看，我们不应当借此来谋利。”他们把这个伟大的发现交给工业界和医学界广泛利用，并不谋求个人的任何私利。
巨额的诺贝尔奖金，对于一向清贫的居里夫人来说，并不希罕它，而是把大量的奖金赠送给波兰的大学生、贫困的女友、实验室的助手、没有钱的女学生、教过她的老师、资助过她的亲属。
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公开提议，给他们提供优厚的待遇，聘请他们到大学讲学。做为普通中学教师的居里夫妇认为，这样做尽管对自己有利，但会影响甚至会中断他们的研究工作，因而谢绝了，仍旧在他们那间破旧的木板房里作实验。
皮埃尔·居里逝世以后，居里夫人把他们共同研究的成果，价值一百万法郎的镭，无偿地赠送给了一个研究治癌的实验室。她说：“只要能治好病，甚至只要能够使病人减轻一些痛苦，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不算是徒劳的了。”许多朋友责怪她，没有把这笔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居里夫人却有自己的见解，她说：“贫困固然不大好受”，“但是富裕却也没有必要，甚至是很讨厌的？她要求自己的孩子，用勤劳的双手去开拓自己的生活道路。而她给孩子们留下的却是那独立不羁的精神和鄙视功利的高尚品德。
英勇献身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如果说居里夫人在这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英勇的献身精神是可歌可泣的，那么，她在那无声无响的实验室里，英勇的献身精神。更使人肃然起敬。居里夫人继镭的发现之后，又成为爱克斯光射线学方面的，并着手提炼放射性元素“锕”。几十年来，居里夫人由于长期从事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工作，加上恶劣的实验环境和对身体保护的不够严格，时常受到放射性元素的侵袭，使她的血液渐渐受到了破坏。她患有肺病、眼病、胆病、肾病，甚至患过神经错乱症。但是，在居里夫人看来，科学研究要比她本身的健康更重要。她曾为了能参加世界物理学大会，请求医生延期施行肾脏手术；她曾带病回国参加镭研究所的开幕典礼。她曾忍受着眼睛失明的恐惧，顽强地进行科学研究。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由于恶性贫血、高烧不退，躺在床上的时候，仍然要求她的女儿向她报告实验室里的工作情况，替她校对她写的《放射性》着作。居里夫人把她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伟大的科学事业。
一九三四年七月四日，原子时代的先驱、镭的“母亲”--居里夫人与世长辞了。但是，她那决不屈服的原则、志在顶峰的雄心壮志、鄙视功利的高尚品德、英勇献身的实际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激励人们向新的目标前进！
了不起的科学家及发明篇五
平日里，我们瞻仰、赞美、崇敬您，将您视为共和国天际最明亮的星。但这一刻，您仿佛离我们很近很近，像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忽然离开了，心突然地空了一块，泪水不知何时已经盈于眼眶。
渐渐地，我知道了。您说您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曾经在稻田里拉琴的古稀老人，现在您带着种子去了天堂。可能天堂有些人吃不饱，您又去拯救他们了。
在当时一场饥荒灾难席卷中华大地。您毅然决定投身水稻研究，希望能研制一种高产的水稻，让全中国人都吃饱饭，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遭受无数次失败，终于在1970年发现“野败”，为杂交水稻科研事业的发展带来契机。
随着杂交水稻的成功研制以及大面积推广，袁隆平的名字走进千家万户，甚至走出了国门赢得了世界的赞美，这次，您不仅让中国人民吃上了饭，更让全世界人民吃上了饭!
看着碗中的大米，拿起筷子，尝上一口，吃到嘴里是甜甜的，可到心里却是悲伤的，我还是会不由得想起您，您好像还在海南研究，海水怎么种水稻呢。大家可能都做了一场梦，你还在完成您的梦，只不过换了个地方罢了。
风轻轻吹动，麦苗微动，那比高梁还高的稻穗在阳光的照射下映出金色的光芒，他戴着草帽，躺在摇椅上，安静的聆听着风吹麦浪的声音，嘴角微微上扬。我想，他一定梦到了这衣食饱足，繁荣昌盛的祖国，这盛世，如他所愿了。
了不起的科学家及发明篇六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菌能分泌一种物质杀死细菌，他将这种物质命名为“青霉素”，但他未能将其提纯用于临床.1929年，弗莱明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发表后一向没有受到科学界的重视。
10年后，德国化学家恩斯特？钱恩在旧书堆里看到了弗莱明的那篇论文，于是开始做提纯实验。1940年冬，钱恩提炼出了一点点青霉素，这虽然是一个重大突破，但离临床应用还差得很远。
1941年，青霉素提纯的接力棒传到了澳大利亚病理学家瓦尔特？弗洛里的手中。在美国军方的协助下，弗洛里在飞行员外出执行任务时从各国机场带回来的泥土中分离出菌种，使青霉素的产量从每立方厘米2单位提高到了40单位。
虽然这离生产青霉素还差得很远，但弗洛里还是十分高兴。一天，弗洛里下班后在实验室大门外的街上散步，见路边水果店里摆满了西瓜，“这段时间工作进展不错，买几只西瓜慰劳一下同事们吧！”想着，他走进了水果店。
这家店里的西瓜看样貌都很好，弗洛里弯下腰，伸出食指敲敲这只，敲敲那只，然后随手抱起几只，交了钱后刚要走，忽然瞥见柜台上放着一只被挤破了的西瓜。这只西瓜虽然比别的西瓜要大一些，但有几处瓜皮已经溃烂了，上头长了一层绿色的霉斑。
“先生，那是我们刚选出的坏瓜，正准备扔掉呢？吃了要坏肚子的。”老板提醒道。
“我就要这一只。”说着，弗洛里已放下怀里的西瓜，捧着那只烂瓜走出了水果店。
“先生，您把那几只好瓜也抱走吧，这只烂瓜算我送你的。”老板跟在后面喊。
“可我抱不了那么多的瓜啊，再说，要是把这只打烂了怎样办？”
“那、那我把刚才的瓜钱退给您吧！”老板举着钱追了几步，但弗洛里己走远了。老板摇了摇头，有些不解地望着这个奇怪的顾客远去的背影。
弗洛里捧着这只烂西瓜回到实验室后，立即从瓜上取下一点绿霉，开始培养菌种。不久，实验结果出来了，让弗洛里兴奋的是，从烂西瓜里得到的青霉素，竟从每立方厘米40单位一下子猛增到200单位。
1943年10月，弗洛里和美国军方签订了首批青霉素生产合同。青霉素在二战末期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盟国的战局。战后，青霉素更得到了广泛应用，拯救了数以千万人的生命。因这项伟大发明，弗洛里和弗莱明、钱恩分享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物及医学奖。
当机会像一只“烂西瓜”一样被人扔在一边，你若能发现它，并如获至宝，那么，恭喜你，你将获得成功。
了不起的科学家及发明篇七
;沙漠昼夜温差能达到20摄氏度以上，而骆驼的皮毛，除了在夜间保暖，在白天炎热的环境下还可以降温。这是因为皮毛不仅能够隔温，还能够让汗水蒸发、透气。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模仿骆驼皮毛的功能，设计了一种新的双层薄膜结构。这个薄膜由水凝胶和气凝胶两层组成，比传统的单层的水凝胶保温的时间延长了400%。
用这种材料做包装，在不需要供电的条件下，就可以持续8天降温7摄氏度。论文于近日发表在joule上，通讯作者是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主任jeffrey grossman，一作是华人博士后陆正茂。
水凝胶由分散在水溶液介质中的聚合物链通过多种机理发生交联而形成，具由亲水性，同时又不溶于水。水凝胶可以吸收水分，然后通过蒸发释放出来，在没有供电的条件下产生降温效果。
利用不同的技术对水凝胶进行改造，可以得到不同结构、活性以及功能的水凝胶。甚至，还可以用编程的方法，对聚合物链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行动态模拟，得到不同结构的水凝胶。因此，在医疗、环境等领域，水凝胶都被认为是具有各种功能潜力的材料。
由于易于实现和潜在的高冷却能力，蒸发冷却是最有前途的被动冷却解决方案之一。
新材料原理图，上层是气凝胶，下层是水凝胶
如果使用水凝胶作为保温材料，要使保温的时间尽量延长。为了实现这一效果，科学家把一层水凝胶层和一层薄气凝胶组合在一起。双层材料加在一起的厚度仅为10毫米，而且是全透明的。
气凝胶是一种轻质、多孔的绝缘材料，能在隔温的同时，让水蒸气顺利蒸发。这样，这种材料作为包装的时候，就能够提供凉爽干燥的环境。
论文的第一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陆正茂表示，对于食品包装等应用，水凝胶和气凝胶材料的透明度很重要，这样可通过包装清楚地看到食品状况。但对于其他应用，如制药或空间冷却，可以用不透明的绝缘层进行替代，提供更多的选择，为特定用途的材料设计。
目前现有系统依赖冷藏车或存储设施，在装载和卸载过程中可能发生温度峰值。而这可能会带来对温度敏感的食物或药品的变质。这种新型的材料能够为目前保鲜运输链更高的安全性提供解决方案。
（摘自美《深科技》） （编辑/克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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