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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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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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一

今天，我读了一本讽刺小说，那就是在清代远近闻名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主要说了在旧时代时，各类人士对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

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吝啬鬼—严监生。他是一个胆小而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严监生疾终正寝。这件事充分表现严监生吝啬，爱钱如命，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学习。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大方，如果不大方，下场就是和严监生一样。而严监生的另外一件事——悼念亡妻中知道，严监生吝啬到连给亲人花一点钱都不肯，充分得体现出严监生爱钱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词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因家里没钱，就去放牛。但他喜欢读书，所以每天赚的钱都去买书看。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成了县内的名人，许多人聘他做官，他都不接受，他逃到山中，过着隐居的生活。说明他讨厌做官的昏晦的生活。

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官员为了钱和权力，不顾人民利益，而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最终和严监生的下场一样。这些现实的事情告诉我们做人不能贪小便宜，要大方，不能爱钱如命。

李世民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利用假期我读了《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与生活。

书中开头出现王冕，有王冕勤奋自学画荷花的故事，与不愿卖画给官员的洁身自好。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他们全是没有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与官场形成鲜明对照。

“鲁迅对《儒林外史》的人物刻画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儒林外史》做到了：“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生态并作，使彼相，如目在前”。而我认为《儒林外史》给人一种意境美，对雨后荷花的描写深入人心，运用多种人物刻画的方法，使人物的形象立体、生动、丰满。随着文化的高速发展，假论文、假作者与版权纠纷等等问题屡见弊端。此书中也透露出现代文化发展的雏形，二十一回中牛浦郎将自己的名字，加上别人的号出书。如今假广告、假产品害人不浅。封建社会中一些江湖骗子，如何使用伎俩骗人。《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有着精彩的描述，马二先生在祠门口遇到了骗子。骗子一出场给人的印象就不一般，从外表打扮上就迷惑人，接着骗子又从一些侧面，假造自己不一般，让人更加容易相信。对于理财严监生与杜少卿也不同，严监生拥有百万资产却分分计较，弥留之时还顾虑着两茎灯草;杜少卿挥金如土，全然不在乎金钱上的分毫。

读史可以明鉴，可以让你了解历史的兴衰，可以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使自己立足于社会。以历史来告诫自己、鞭策自己，使自己在成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同时这还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增长我们的见识，丰富我们的学识，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一起来读史吧!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二

从明代始，已有颇多文人学者对通俗小说的批评，主要形式有评点和序跋文。但是，这些通俗小说中的大量插图，却没有引起文人学者的足够重视。这也许是由于插图的文化身份——它位于雅与俗、艺术与实用的模糊境界上。这可能造成了明清文人学者对于小说插图的轻视与忽略。

不过，在有些插图本小说的凡例或识语中，却出现了有关插图的批评，涉及到插图的审美价值、效用性和玩赏方式等。由此可知，在明清时期，小说插图还是引起了文人学者一定程度的注意的。小说版本卷首的凡例与识语一般用来介绍出版目的和书籍体系，是广告意识比较浓厚的文章，主要出自出版业者之手。通过这些短短的文章，我们可以了解明清时期书坊版刻插图本小说的目的和当时读书阶层对于插图本的玩赏方式。

插图本小说凡例与识语所反映的明清时期的小说插图意识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图像对文字的补助作用，另一方面是插图本身具有的审美价值与玩赏功能。

一、插图的导读功能与效用。

万历十九年金陵仁寿堂周曰校刊本《三国演义》的封面识语说：“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可见，插图的地位与圈点、音注、释义等文字补助要素的地位是同等的，书籍中增加插图的目的是为阅读能力不强、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提供解释。这就是说，插图具有导读功能。

建安双峰堂余象斗的识语也表明了同样的情况。万历二十二年建安双峰堂刊本《忠义水浒传评林》识语说：“《水浒》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只一家。前像版字中差讹，其板像旧唯三槐堂一幅，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观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之恐观者言其省陋，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这里强调本书与其它书坊插图本的差异：有“全像”的，图像的“上层”还有诗词，“一画一句，并无差错”，让读者便于“观诵”。万历三十四年刊本《列国志传》识语也说：“《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唯板一付，重刊数行，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评，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同样强调“全像”的绘刻，且“全像”与“批评”并列，可知两者的功能也是一样的，即所谓“以便海内君子一览”。

要注意的是，识语中强调小说插图导读功能的插图本，大部分是上图下文式的，每页几乎都有图像，即“全像”本。相对来说，其书籍的成本比较低，图像的版刻技术也粗略，预想的.读者阶层也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所以，必然强调插图的导读功能。

二、插图的审美价值与欣赏方式。

随着版刻技术的发展与审美意识的深化，小说插图的审美功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审美功能的第一个表现是“悦目”，即具有装饰效用。清康熙年间钞本《绣屏缘》凡例说“小说前每装绣像数叶，以取悦时目……先以此动人耳。”嘉庆十年金谷园刊本《红楼复梦》凡例也说：“此书照依前书绘图，以快心目。”

可是，插图本小说的凡例与识语大都超过了一般的装饰性要求，它们追求的是插图的玩赏价值。明崇祯人瑞堂刊本《隋炀帝艳史》是插图装饰性最突出的版本之一，其凡例说：“坊间绣像，不过略似人形，止供儿童把玩。兹编特恳名笔妙手，传神阿堵，曲尽其妙。一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不啻虎头、吴道子之对面，岂非词家韵事、案头珍赏哉！”这段话把书籍插图比拟于虎头、吴道子等传统文人画家的作品，还声称要把插图本当作“案头珍赏”。这表明插图本已把文化商品化了，重在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隋炀帝艳史》凡例还特别介绍了与插图相搭配的赞语页面装饰边框的样式，这更明显地反映出插图本的装饰化、趣味化趋向：“绣像每幅，皆选集古人佳句与事符合者，以为图咏证左，妙在个中，趣在言外，诚海内诸书所未有也”“诗句皆制锦为栏，如薛涛乌丝式，以见精工郑重之意”“锦栏之式，其制皆与绣像关合。如调戏宣华则用藤缠，赐同心则用连环，剪彩则用剪春罗，会花荫则用交枝，自缢则用落花，唱歌则用行云，献开河谋则用狐媚，盗小儿则用人参果，选殿脚女则用蛾眉，斩佞则用三尺，玩月则用蟾蜍，照艳则用疏影，引谏则用葵心，对镜则用菱花，死节则用竹节，宇文谋君则用……无一不各得其宜。虽云小史，取义实深。”由此可见，每幅画面的装饰边框都有巧妙的含义，能够扩展插图的表现空间，可以成为象征性浓厚的典故，深化欣赏的程度。有趣的是，在明清小说插图本中经常出现故事插图与附有装饰图案的赞语的结合，这反映了对插图的玩赏功能的强化。

这种强化的一个表现为：在凡例与识语中经常出现强调插图玩赏价值的词汇，如“耳目之奇玩”或“案头珍赏”。值得注意的是，“案头佳玩”的概念在明清小说评点中也有出现。清代张竹坡说：“《金瓶梅》三字连贯者，是作者自喻，此书内虽包藏许多春色，却一朵一朵一瓣一瓣，费尽春工，当注之金瓶，流香芝室，为千古锦绣才子作案头佳玩，断不可使村夫俗子作枕头物也。噫，夫金瓶梅花全凭人力，以补天工，则又如此书，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也夫。”这里所谓“以文章夺化工之巧”，是强调小说叙事的“工细”的特点；这里所谓“案头佳玩”，是强调小说的欣赏性。由此可见，在明清两代的小说鉴赏与插图欣赏之间，有共同的追求。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说：“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这里列举的书籍都是版刻精美的插图本。它们说明，小说插图跟文人化的戏曲插图或博古图谱一样，已成为“传奇耳目之玩”。

三、结语。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三

（高谦民南京师范大学）。

明清时期许多教育家在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主张。这些主张和当时人们对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与内容的观点相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我国传统的小学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这部分内容也就具有更大的价值。

（一）以爱养之，宽严相济。

启蒙教育应以爱护儿童为出发点。所谓“爱养”，就是以慈爱的精神关心、爱护儿童，用说理的方法教育、感化儿童。

孩子六七岁时入蒙学读书，刚开始不大适应。此时教师应“不问知愚，皆当用好言劝谕，使知读书之高”；同时“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切不可一味训斥甚至“扑责”，因为这样做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到八九岁时，儿童渐渐懂事，此时可适当采用责罚手段，但只能偶尔为之，才有效用。若经常使用，“则彼习以为常，必致耻心丧尽，顽钝不悛矣。”十四五岁时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关键期，此时须“循循诱掖”，使之“专心读书”。应根据儿童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对聪颖者，应“单用善言警悟”，使其不责自成；对愚顽者，可适当予以责罚，但责罚后仍然要用“好言劝谕”、使其“知悔而能新”。否则，虽然采取了处罚措施，但却达不到预期的教育目的。同时，处罚学生还应当掌握时机，做到“四毋责”，即“空心毋责，方饭毋责，毋乱责，毋出不意从背后掩责”。因为这些都有害儿童的健康，故须绝对禁止[1]。

以爱养之，就要对学生负责。而要对学生负责，就必须严格要求，所谓“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2]然而仅仅严格还不行，还须济之以宽。只有宽严相济，才能取得教育的成功。

所谓宽严相济，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年幼以宽，年长以严。儿童幼小时，“筋骨未坚，血气未满，心知未定”，因而胆子较小，见生人或异物，“不免心悸而神怖”。在其刚离父母而入学之时，若老师要求过严，则必然“恐惧而畏缩”。他们表面上虽不敢违背，但实际上内心却受到伤害，畏学、避学之心便由此而生。因此，当年幼儿童刚刚入学时，“教诲固不可缺，而保护尤所当慎”。此时要求可适当放宽一些。假如有的孩子“放纵无度”，也只须脸色严厉一点，“令其稍改即止”，切不可大声呵斥或扑责[3]。年幼以宽，其目的'在于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并“诱其入道”。儿童稍长，“则智计渐生”[4]。对年龄大的学生若要求过宽，单用诱掖的方法，则难以见效。故此时要求应当严一些。严是为了防止孩子学坏，使其能走上正道。

二是宽其辞色、严其课程。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应当宽厚一些，如表情和蔼，语言温和，耐心细致，循循善诱。但在学习上则要从严要求，丝毫放松不得，不能有一点马虎。

三是家教素宽者则严，家教素严者则宽。对家教素宽的儿童应严格要求，然而由于他们一向松懈惯了，骤然从严管教，则“懦弱之子必病，顽劣之子必逋”[1]。所以，在刚入学时，不能操之过急，“须缓缓约束”[2]，耐心开导，反复劝说，当他们真正心悦诚服以后，再加以批评，帮助其改正缺点。至于那些家教素严的孩子，则可“稍济以宽”，“使其恋恋塾中”，孩子若热爱老师，喜欢上学，则“教理更易入”[3]教育效果必将大大增强。

（二）顺其性情，寓教于乐。

儿童天性活泼好动，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玩耍、嬉戏。若按照儿童的特点，顺其性情，就能促进其发展；否则，便会阻碍儿童的健康成长。因此，教育儿童“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那么，他们将一定进步很快。这就好比花草树木在春风吹拂、时雨滋润之下，“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以“冰霜剥落”，其结果只能是“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4]。

要使儿童趋向鼓舞，就要“常存童子之心”，采用适合儿童特点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其乐习不倦”[5]。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6]可见乐之是学习的最高要求。儿童只有乐学，才能极大地发挥其学习积极性，才能真正理解学习内容，从而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

一般来说，儿童都喜爱音乐、诗歌和舞蹈。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组织儿童唱歌、跳舞，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欢乐的气氛中和愉快的情境下，教学效果将明显提高。

当然，教学活动还须以读书为主。“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7]这样，学生才会爱读。教师可根据教学目的，选择儿童喜爱并易于接受的内容，如历史典故，名人名言以及模范人物的事迹，用故事的形式讲给儿童听，他们定会兴趣十足，注意集中、精神振作。

读书贵简约，使学生易于理解。“今日进有功，以鼓发其兴致”[8]。当儿童感到学习并不困难，并看到自己的进步时，便会激发起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内在动力。学生负担不可过重。功课完成后，即使时间尚早，也不要再增加任务，让孩子能够自由地嬉戏、玩耍。尤其是年幼儿童，切“勿令终日在馆，以苦其心志，而困其精神”[9]，而应当让其有自由活动时间，满足其活泼好动的需要。

顺其性情，寓教于乐，则儿童无不欢欣鼓舞，对老师的教导便易于接受；而悖其性情，“劳苦拘束，则厌弃之心生矣”[10]。即使老师言之谆谆，学生也只会是听之渺渺。

（三）量资量力，循序渐进。

儿童资质有高下之分，故教学内容和方法须因人而宜，“浅人浅解、深人深解”[1]。不能不分高下深浅，一概而论。只有“斟酌变通”，使之“与资相合”[2]，方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如果学生肯动脑筋，能质疑问难，就应当启发他进一步思考，自己解决问题；假若学生不善于思考，可由老师提出问题，让他分析解答，也可提出几种观点，令其选择；对于那些反映迟钝，一时不能回答的学生，可宽限几日。

聪明的孩子往往容易骄傲。对于这样的学生，即使进步较快，也不宜过多表扬，相反倒应常常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以免其骄傲自满。所谓“摘其短以抑之，则不骄”[3]。

愚钝的孩子往往容易丧失信心，对他们如果批评责罚过多，便会令其自暴自弃，“而安于下流，无上进之机”[4]。因此，对这样的孩子应以表扬为主，即使他们只取得了点滴进步，“亦不妨极言嘉许”[5]，以鼓舞其“踊跃向往之心”[6]。所谓“举其长以扬之，则不退”[7]。

教学生读书，切不可躐等，应当循序渐进。“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10]因为，只有先易后难，学生才容易理解，容易接受、进而有所“进益”。先选择浅显易懂的内容讲给学生听，使之易学，只有易学才能够条理通达。然后，再“由浅入深，由显入微”，一步一步因势利导，儿童才会“兴致勃然”[11]。

儿童读书，“贵分层次，”先读什么，次读什么，再读什么，都要有明确的安排。如果“不循次序”，“不分层次”，虽然“欲其速成”[12]，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此，教儿童学习，“不必性急一时，而在操功于悠久”。让其“悠而游之，使自得之”[13]。这样，孩子便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懂道理。

（四）随读随讲，知行并进。

讲解书中的文理，必须“证之以日用常行之事”[18]，这样学生才容易领会。若脱离实际空洞讲解，那么学生就难以真正理解。老师讲书时要学生字字句句都向“自家身上体贴。这句话，与你相干不相干，这章书，你能不能学。”[1]务须将伦理道德要求，“说与学生知道，要这等行，才是好人。”[2]例如，“立身根本，孝弟为先。”[3]这是必须首先要向学生讲清的道理。在教儿童识字时，就应当灌输这种思想。“如认父母字，则教以如何孝顺；认兄弟字，则教以如何友悌。”[4]在教儿童读书时，老师必须专门讲解孝悌的有关要求，如对父母应当和言悦色，尊重爱戴，听从父母的教导，关心父母的健康，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兄弟要团结友爱，互敬互让。每日可教一典故，将可师可法的故事讲给儿童听，如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等。总之，要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使儿童懂得必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

老师在讲授时，须诱导学生提问，然后根据学生的问题再详细讲解。学生若能勤问，则说明他用心思考，已进入书中。若提不出问题，便可知他尚未专心听讲，或未用心思考，此时老师可提出问题请他回答。一则督其专心，二则“令其善疑”[5]。只有专心，才能听清老师的讲解；只有善疑，才能真正理解书中的含义。

读书是为了做人。因而，学了就要做，力行才是根本。如果学生只读书而不按书中道理去做，那么，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所以，“学要切己”[7]。要使学生将书中的每句话都和自己联系起来，切实照着去做。如书中讲“头言直”，即“端正头顶”，讲“手容恭”，即“整齐手足”，如此“知行并进”[8]，那么，读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五）务求精熟，力戒贪多。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9]因为内容多了，就不可能详细讲说，学生也就难以理解，理解不了就容易遗忘。只有少而精，抓住要点，反得讲解，才能使学生“章章句句，无一字不明白”。所谓“多则惑，少则得。”故“讲书切不可贪多”[10]。如果学生真正理解并掌握了老师讲授的内容，那么他们的学习能力就会提高，通过举一反三，对于那些老师没有讲过的内容，也能渐渐有所理解。这样的教学便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儿童读书务求精熟。若此篇尚未精熟，决不读他篇。要“含英咀华”，仔细体会，才会有所领略。如果东读一篇，西读一篇，“这篇不熟，那篇不精，岂不枉费工夫？”因此，读书时一定要精力集中，读一篇就要全力以赴读熟并理解它，“切不可读着这篇，又想着那篇”。这就好比烧开水。一锅水不停地烧，自然会开。如果水还未开又换水煮，这样，即使花了很多时间，烧了很多水，但始终一锅也烧不开。

儿童年幼时记忆力强，故所读之书均须“精熟明透”，这样，“根本既深”，以后才能“永不遗忘”[1]。

（六）多加诱掖，少施惩戒。

老师教育学生应以正面开导为主，经常用“好言劝谕”，“上之动以圣贤、德业，次之动以功名，富贵，再次之惕以利害、祸福。”[2]同时可将各种宣传善行的书籍，当作每日学习的功课，时时与学生讲说。这样，即使再愚钝的儿童，每天都能听到有益于身心的“嘉言”。自然会逐渐警惕醒悟，产生追求上进之心。

好的老师应当“以诱掖奖劝为主”。学生有了过失，便“讽以微言”，使其“翻然改悔”[3]。不到迫不得已时，不可轻易使用惩罚手段。即使惩罚学生，也要掌握以下原则：一是惩罚次数切勿过多，因为“数则不威”。二是惩罚要严，“不责则已，责则须威”[4]。只有严厉才能达到效果。三是惩罚时也要用“诱掖奖劝语”[5]，使其认识错误，改过自新。就是对于那些沾染了种种恶习的学生，也要“耐住火性，婉言劝诫”，对他们过去的表现，一概既往不咎。他们如果有了点滴进步，不妨多多表扬，以“鼓其上进之心，开其自新之路”[6]。为了帮助这样的学生进步，还可有针对性地选择古人的“嘉言懿行”，常常讲给他们听，时间长了，或许能使其改掉恶习，成为好人。

教育学生有许多诀窍，其中之一就是把握好奖功督过的分寸：即多加诱掖，少施惩戒，所谓“神机妙用，亦在奖励鼓舞与督责兼行也”[7]。

（七）正身端品，专一尽心。

老师是学生的榜样。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任何一个老师都应当时时、事事、处处成为学生的楷模。其身正，不教而行；其身不正，虽教不从。

“为师之道，端品为先。”作为。

[1][2]下一页。

老师，言行举止均要“随时检点”，从严要求。例如要学生习勤，那么老师必须“以身先之”。如果学生都已到校，而老师尚未起床，“则虽令不从”[8]。

老师的主要工作就是教书，教书应当专一。首先自己对教学内容应当认真钻研，确有心得，然后要时时讲解给学生听，不要间断，更不可懒惰。“故师道尤以专为主”[9]。

同时，“设教又当尽心”[10]。督课要勤，要求应严，讲解须诱彻，要尽心尽力，“悉心开导。”如果喜欢聪明的孩子而不加督责，讨厌顽劣的孩子而不加鼓励。不认真教学，马马虎虎；不勤课学徒，“悠悠忽忽”[11]。这样的教师，只能是误人子弟。

作为教师还应当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在教学中若自己有不懂之处，可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2]如果老师有讲错的地方，学生指出，就应诚恳地接受，切“勿固执己非”[13]。教师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教学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

明清教育家在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这些原则与方法，对于当时的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具有指导作用，它促进了儿童品德观念的形成，提高了道德教育的质量，增强了德育的效果。这些原则和方法，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a

[1]（清）崔学古：《幼训》。

[2]（清）唐彪：《文师善诱法》。

[3]（清）佚名：《教子良规》。

[4]（清）陆世仪：《论小学》。

b

[1][3][8]（清）张行简：《塾中琐言》。

[2]崔学古：《幼训》。

[4]（明）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5]王守仁：《教约》。

[6]《论语雍也》。

[7]（清）王筠：《教童子法》。

[9]唐彪：《文师善诱法》。

[10]（清）李新庵原著、陈彝重订：《重订训学良规》。

c

[1][5][8][11]张行简：《塾中琐言》。

[2][4][6][12][14][18]唐彪：《文师善诱法》。

[3][7][13]崔学古：《幼训》。

[9]王守仁：《教约》。

[10]王筠：《教童子法》。

[15]（清）石天基等：《训蒙辑要》。

[16]（明）吕坤：《蒙养礼》。

[17]（清）陈芳生：《训蒙条例》。

d

[1]吕坤：《社学要略》。

[2][6]唐彪：《文师善诱法》。

[3]佚名：《教子良规》。

[4][10]李新庵原著、陈彝重订：《重订训学良规》。

[5]王筠：《教童子法》。

[7]陈芳生：《训蒙条例》。

[8]陆世仪：《论小学》。

[9]王守仁：《教约》。

e

[1][11]石天基等：《训蒙辑要》。

[2][4]崔学古：《幼训》。

[3][5][9][10][13]张行简：《塾中琐言》。

[6][8]李新庵原著、陈彝重订：《重订训学良规》。

[7]唐彪：《文师善诱法》。

[12]《论语・为政》。

上一页[1][2]。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四

教学过程。

导入。

教师首先请学生阅读本节引言，然后进行简要分析，以便学生能在宏观把握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深刻理解本书的内容。引导学生认识，并理解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反映的原理。

教师首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分析科技落后的原因。然后，由学生填表归纳著名科学家及成果，在学生填表时教师可以展示科学家的图片。引导学生找出科学家共同的优秀品质，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认识学有所成的努力创精神。

学习过程中，要解决如下问题：鲁迅的杂文，教师可补充相关资料，与中学语文课选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等文章结合分析鲁迅杂文的时代感和爱国主义情感。民国时期小说的成就突出，可引导学生课余选读一至二部作品，以增强文学真实地反映社会各阶层状况的认识。

讲解民国时期电影事业、音乐时。教师可以提供相关的历史图片，有条件的还可以让学生欣赏电影《渔光曲》的片断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以增强学生的民族感和爱国主义信念。

讲解绘画时，教师应在介绍画家的同时，让学生欣赏部分作品。

教师依据教材内容简要说明民国时期教育发展概况，然后重点介绍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陶行知。关于蔡元培，教师可引导学生回顾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关蔡元培的内容，让学生阅读教材所引材料，认识蔡元培的“五育”教育思想，认识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较早提出全面教育的著名教育家。关于陶行知，教师补充资料介绍陶行知生平，指导学生阅读“自立歌”，思考与教育思想的关系。提问：“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称陶行知为人民教育家？”等等。引导学生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之后，提问：“蔡元培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小结。

本课所涉及的科技、文艺、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成就，说明先进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追求光明、弘扬进步、倡导科学，反对黑暗、反对落后、批判愚昧，体现了民国时期文化的主旋律。

板书设计。

1.科技落后的原因。

2.科技成就。

1.文学成就。

2.话剧、电影的成就。

3.绘画与音乐成就。

2.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陶行知。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五

本课重点介绍了在杂文、历史剧、小说、电影、音乐、绘画等领域涌现出的一批着名文学家、艺术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掌握这类知识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从众多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其共同的特征,也可以从其共同的本质中找出各自特征的表现形式。针对本课涉及的历史人物及他们的成就,只要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所起的作用及其所处的地位,进行认真的比较,就会找出他们之间的异同、内在联系、各自特点,从而加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印象。

重点分析。

郭沫若创作的六部历史剧,借古喻今,表达了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黑暗统治的悲愤,对光明自由的渴望,为制止顽固派的@@降日活动,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文学革命发展的原因:随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一批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用文学艺术形式进行斗争,涌现了一批着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进步文学是当时文学的主流。一些进步的学生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大量作家联盟,团结和培养了大批文学艺术家,促进了创作的繁荣。

重点突破方案。

对本课重点内容: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历史剧及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的解决办法可举出实例来加深理解,活跃课堂气氛。比如,选读鲁迅的某一篇简短的杂文,郭沫若的历史剧的片断,欣赏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的作品等。就。"今天我们这节课先介绍民国时期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的主要成就。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六

明清时期，徽商能够驾驭整个商界，是因为他们具有贾儒结合、官商相联、乡党互助的特点；有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以利润为目的的经济观念；注意学习和总结从商经验，注重职业培训；有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

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为了能使自己的经营活动适应这个社会，徽商贾而好儒，商而兼仕，与封建官僚或合为一体，或相互结托。他们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中枢。除以“急公议叙”“捐纳”“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

为了能在他乡异地的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徽商利用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商帮，互帮互助。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几乎都有徽商会馆或徽商公所、义园、旅享堂、思恭堂之类，有的城市甚至不止一处。徽商会馆的主要宗旨就是“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碑记》）。

很多人一谈起徽商，总将徽商同奢侈连在一起。其实除个别商贾较为奢侈外，80%以上的徽商都是勤俭持家，并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州人经商多为生计所迫，因此作为第一代徽商，大多一贫如洗，勤俭持家就显得更加重要。婺源人李祖开始贩木时，竹头木屑都舍不得丢，加以充分利用。致富后仍是粗衣淡食，住房极其简陋狭小也不肯新建。光有勤俭思想，并不足以致富，他们还具有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歙人江遂志两次经商失败，第三次变卖所有家产一搏，终于成功。徽商经营，以赢利为目的，什么利润大，就经营什么。如徽商习称的盐、典、木、茶四大行业，都是利润极高的。注意商品市场的选择，也是徽商追求利润的手段之一。歙商程澧因苏州等地盛产棉花便经营布业，扬州是盐业集散地便经营盐业，徽州当地贫瘠便经营典当业。在不同的地方经营不同的行业，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赚钱。

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意从书本中去学习商业技能，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商业经验，注重职业培训。《士商规略》《典业须知》《水陆路程宝货辨疑》等商书，便是徽商经商经验的`总结。徽商子弟正式经商之前，一般都要跟随长辈见习一段时间，当学徒，以熟悉商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注重岗前职业培训。

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徽商还练就了一套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如取信消费者、薄利多销、抓市场信息、宣传促销等，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下列不属于徽商“官商相联”的途径的一项是[]。

a．徽商跟封建官僚相互结托，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中枢。

b．徽商用“急公议叙”或“捐纳”的办法取得官位。

c．徽商还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取得官位。

d．徽商用重金交结各级政府甚至太监、天子。

2．下列对徽商“乡党互助”的说法不准确的一项是[]。

a．为了能在他乡异地的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徽商利用同处徽州一乡的关系结成生意帮会，互相帮助。b．徽商充分利用家庭亲族关系形成家庭亲族商帮，以在异地的商业竞争中更有实力。

c．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都有徽商会馆或徽商公所、义园、旅享堂、思恭堂之类，有的城市甚至不止一处。

d．徽商在各地营建会馆的主要宗旨就是把徽商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追求商业竞争的成功。

3．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第一代徽商，大多一贫如洗，所以都有勤俭思想，即使致富后还是不肯享受，甚至到了悭吝的程度。b．徽商有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歙人江遂志两次经商失败，三次变卖所有家产，终于成功。

c．因为徽商主要经营盐、典、木、茶四大行业，所以利润极高，徽商大都很快致富。

d．徽商自身就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水平，他们既注重学习商业经营的理论，又注意总结商业实践的直接经验，这也是他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原因。

参考答案：

1．a。

2．c。

3．d。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七

摘要: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苏州妇女服饰从朴素保守渐趋转为华美高贵,甚至逾礼越制。这一转变既与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的繁荣、手工业生产技艺的精细有关,传统礼教的渐趋败落和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也是其重要原因。

关键词:明清;苏州;妇女;服饰。

abstract:fromthemid-mingdynastyon,suzhouwomenspursuitofapparelandaccessoriesbegantoshiftfromtheplainandconservativetothebeautifulandnobletosuchadegreethattheyevenviolated“ritualproprietyandrulesofproperbehaviour”.

themajorreasonsfortheshiftaretheprosperityofsuzhousmarketeconomy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esophistica-tionofthemanufacturingtechniques,thegradualdeclineoftheconfucianethicalcode,andwomensriseinfamilystatus.

明清时期苏州是全国一大都会,经济发达,赋税甲于天下。与此相应,苏州百姓生活相对富裕,以致有“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极一时之华侈”[1]之说。这股奢侈风气的始作俑者是一些富商大贾、巨室豪族,然而论及引领“时尚”者,则非女性莫属。在当时苏州“多奢少俭”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妇女们在服饰方面力求华美高贵即其突出表现。

一、时尚之都苏州的妇女衣饰。

明立国之初,战火甫熄,经济萧条,百姓致力于耕稼、纺织以输徭役,消费能力有限;朝廷对各色人等服饰有明确规定,以“明尊卑,别贵贱”。

在妇女衣饰方面,上至朝廷命妇,下至庶人妇女、奴婢,各有定制,禁止僭越。士庶妻女服制,洪武三年(1370)定为“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洪武五年(1372)又令:“民间妇女礼服惟用紫絁,不用金锈,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带只用蓝绢布”,而“凡婢使,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长袖短衣,长裙。”[2]因此,明初妇女服饰朴素守制。

至嘉靖(1522—1566)后期,奢侈之风渐起。

服饰方面,一改明初情形,趋于华丽高贵,甚至逾礼越制。不仅富贵人家的女性突破品级规定,即便平民妇女乃至被人视为身份卑贱的倡优、婢女及隶卒之妇,也随心所欲,任意妆扮。生活于嘉(庆)万(历)年间(1522—1619)的杭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载:是时,“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礼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3]清乾隆《吴江县志》也称,明初吴江女子仅着“裙布荆钗”,“其嫁娶止以银为饰,外衣亦止用绢”,但“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4]服饰追求华美高贵,为此不惜倾家以赴,尤以清代前期为甚。当时无锡人钱泳感慨系之:“余五六岁时,吾乡风俗尚朴素……不论官宦贫富人家子弟,通称某官。有功名乃称相公,中过乡榜者亦称相公,许著绸缎衣服。

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5]生活在清代中期的苏州人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中也说到,“三吴风尚浮华,胥隶、倡优,戴貂衣绣,炫丽矜奇”,“更有贩竖妻孥,亦皆绸缎金珠,不肯布素”。[6]即便乡间亦受此风气影响,如康熙《常熟县志》称,当地“闺媛村媪迨不免焉,而冶容炫服间亦不少”[7]。可见,从明朝后期起,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已不能限制江南百姓的日常穿戴。妇女对时尚服饰的追求并不是富贵人家的专利,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苏州妇女按照自己的喜好,追逐流行时尚,随心所欲地穿着扮相。

苏州妇女在服饰妆扮上的华丽和新奇,加上苏州地区工商业发达,使苏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时尚之都。当时人把流行的服饰与妆扮称为“时装”或“时妆”。明人袁宏道《荷花荡》云:“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8],描写苏州葑门外旅游胜地荷花荡游人画舫云集之景象。当时从苏州发展出来的新式服装有“百裥裙”:裙式用整幅缎子打折成百裥,因褶裥多而细,故名;有“月华裙”,即“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9],为一种浅色画裙,裙幅共十幅,腰间每褶各用一色,轻描淡绘,色极淡雅,风动如月华,因此得名;有“水田衣”,亦称“百衲衣”,以各色零碎锦料拼合缝制而成,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装织料色彩互相交错形如水田而得名。这种水田衣在明末由民妇之服转成大家闺秀的服装样式,至崇祯年间尤为盛行。发髻有所谓“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等种.种新式;妇人梳头有“牡丹”、“钵盂”之名,鬓有“闹花”、“如意”之号。[10]这三种发髻都属高髻,以假发掺和衬垫梳理而成,其样式豪华,高高耸立达七寸余,犹如盛开的牡丹、荷花。脑后梳理成扁平的三层盘状,并以簪或钗相固定,髻后作燕尾状,钵盂头则形如覆盂。这些发髻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样式,后由苏州传播到其他地区。女性配饰凸显苏州手工艺的精巧,如“象生花”:“穷精极巧,与树头摘下者无异,纯用通草,每朵不过数文,可备月余之用”;又有“绒绢所制者,价常倍之”[9],但不如前者精美逼真。可见“象生花”是一种头饰,由通草或绒绢制成,特别是前者不但精美逼真,而且价格低廉,是普通苏州妇女最常使用的头饰。当时人把从苏州发展出来的流行服饰称为“苏意”或“苏样”,影响遍及全国。所以,明人于慎行形容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北京城时注意到:“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11]。甚至远在西北的泾阳,时人称:“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故奢丽相慕效”,“妇女结束若三吴”。[12]可见作为时尚之都的苏州对其他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影响所及,全国各地妇女纷纷效仿,特别是各地的富裕人家都以能穿地道的苏州服装为时尚。

二、妇女服饰趋奢的原因探析。

论及明中后期以来苏州妇女的服饰趋奢之因,约有以下数端:第一,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的繁荣。经过明初数十年休养生息,江南城市再度显现强大的生机。元末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王锜《寓圃杂记》描述了这一变化,明初,苏州“邑里潇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1436—1464)“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至成化年间(1465—1487),已经是“迥若异境”了;待至其所处之弘治年间(1488—1505),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13]此后直至清代前期,苏州经济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它既是一个八方交汇的商业城市,又是江南丝织业的重要基地,造就了一批富商大贾和数量日增的中产家庭,而相对贫困之家也可靠辛勤劳动维持温饱,甚至步入小康。这是奢侈成“风”的前提。消费能力提高后,人们势必要突破旧有生活的模式,消费行为更加大胆超前,高消费的生活理念开始在普通民众中流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盈,财富的累积者不甘再过淡泊清苦的生活,于是社会上逾越礼制的情况大量出现。凭借金钱恣意享受的闸门既经打开,便如激流奔涌,一发而不可遏制。”[14]193自此奢侈之风兴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求“时髦”。

第二,手工业生产技艺的日趋精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苏州能成为当时流行服饰的时尚中心,和其手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当地流行时装造成对服饰消费的大量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生产制造业,特别是成衣业与纺织业。”[16]140明清时期的苏州是国内丝织、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有“衣被天下”的盛誉。不仅从业人数众多,而且产量大、质量精,苏州手工艺品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名品。在此基础上,各地争相仿效苏州人的穿着打扮,以为时尚,如前引于慎行所云京城情形:“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11]京城尚且如此,他方可想而知,所谓“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衣饰方面最为明显:“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俭也?”[17]第三,传统礼教的渐趋败落。商品经济发展带来开放、创新的心态,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渐被抛弃,人们开始追逐利益,重视物质享受。再加上商人经济地位的上升,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政治地位,导致传统等级身份制度的改变。

由此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不再拘泥于各种礼制和伦理道德,逐渐突破身份礼教的束缚,出现了士大夫所称的“僭越”行为。过去妇女之所以不敢学上层阶级的穿着,一则是害怕违法,一则是心中有愧,自觉不合身份。但晚明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连庶民妇女的服饰与配饰都模仿后妃命妇,像“女子饰金珠”已不再限于高官命妇了。

她们不再担心违法,更无羞愧之心。地方史志多次提到这种情况,如乾隆《元和县志》称:“妇人女子,轻装直髻,一变古风,或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倡优下贱,帝服后饰”。[18]在苏州府吴江,“习俗奢靡,愈趋愈下。庶民之家,僭用命妇服饰,加以钑花银带,恬不知愧”[19]。随着奢侈风气的盛行,各种僭越、逾分之穿着都被视为平常,人们“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20]。可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妇女观念发生丕变。她们不再以穿着不合身份的衣服感到有愧,而追逐模仿上层阶级的穿着打扮,处处追求高贵华美。

第四,苏州妇女家庭地位提高。随着苏州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夫妇并作”方式即男女皆参与农作与纺织的生产模式发生了变化,自明代后期起“男耕女织”的分工生产模式逐渐确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一则是因为明清时期人口的膨胀,使得人均耕地面积缩小,由丈夫一人耕种即可,妇女不需下田,可以有更多时间在家内从事纺织,培养熟练的技术,这更有利于其织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在商品经济刺激下,苏州的丝织品和棉纺织品畅销全国,从事纺织能获得更大的利润。据明末《沈氏农书》估算,一名妇女织绢的收入相当于两名男劳动力耕种的收入。

《松江府志》记载:“百工众技,与苏杭等。若花米踊价,匹妇洗手而坐,则男子亦窘矣。”[21]说明妇女已成为家庭的经济主力,妇女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男子耕种的收入,成为家庭经济主要来源。

另有一些妇女善于治生、辛勤劳作,使得家业日成。明中叶海虞(常熟)《吴敏达妻过氏墓志铭》在叙述吴敏达妻生平时提到,虽“内政纷然”,但她“治之井井有条。以至纺绩丝紝缝衣幂酒之事,靡不致勤,虽劳勩弗辞。自是家业日裕,甲于乡里”[22]28。可见妇女不仅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得心应手,而且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可以发家致富。另一位海虞朱孺人在明宣德至弘治之间(1426—1505),在丈夫去世后,“矢志弥笃,孤灯只影,茹蘖啖水者六十余年,扶衰拯坠,充拓家业,资雄于乡,乃他田宅,以赠族贫”[22]33-34。遇有男子不事生产,妻子也能挑起养家的重担,辛勤劳动,不仅是为了维持家庭,而且也为了给丈夫、子女提供一个衣食无忧的环境。

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自然会带来家庭地位的提高,她们逐渐在家庭内有一定的话语权,能够决定家庭开支的方向,掌握一定的经济支配权。这就为她们购买华美衣物从事奢侈消费提供了可能。康熙《常熟县志》提到:“女子不谙蚕桑,娴于络纬纺织,守礼重志节,……而冶容炫服间亦不少。”[7]由此可见,并不是权贵之家的妇女或者品德不好的妇女才艳容炫服,勤于纺织、刺绣的守礼重志的贤妇也同样衣着华丽奢侈,妇女追求华美衣饰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

结语。

明清时期苏州妇女在穿衣打扮方面普遍追求新奇、华美,时刻想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在众人面前,引领全国时尚,其他地区妇女纷起效仿。由此,一方面促进了对苏州服饰的大量需求,带动了生产制造业,特别是成衣业与纺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大量的手工业者,亦藉此营生,从而解决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发展。苏州女性竞逐华服的情况,说明苏州社会相对其他地区更为开放,妇女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和独特个性,这是在全国其它地方不多见的;由此蔚成的社会氛围更利于苏州进入近代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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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八

1915年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新文学和新道德。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18年，鲁迅（周树人）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学的典范。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开端。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艺术革命不断发展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文学艺术家，鲁迅、郭沫若、聂耳、冼星海、徐悲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革命文艺团体的出现与发展，促进创作繁荣，团结进步力量，大大鼓励了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斗争。

新授知识。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前者由郑振择、沈雁冰（茅盾）、叶圣陶等发起。后者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

（鼓励学生活跃，回忆作家的作品）。

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左联），鲁迅、茅盾、夏衍等参加。“左联”作家不顾国民党特务的逮捕、暗杀和围攻，写出大批革命作品，展开文化反“围剿”，有力地配合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军事反“围剿”。

（板书：郭沫若历史剧）。

郭沫若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他五四时代以诗集《女神》开辟中国新诗的时代。曾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周恩来领导下，为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作了大量有显著成效的工作。为适应团结抗战需要，他写了《屈原》、《棠棣之花》等六部历史剧。

（板书：茅盾《子夜》、巴金《家》、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放电视剧录像片段。或依次展示原书。）。

茅盾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他的小说还有《林家铺子》、《春蚕》等。

巴金的重要作品是《家》，《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通过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高老太爷专横、凶残、荒淫，觉慧兄弟在历史潮流推动下觉醒，展示了五四以后社会思想领域的巨大变革。作品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清丽酣畅。先后出版30多次，3次搬上银幕。

老舍擅长运用北京方言，细腻地描写北京的风土人情，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他的作品生活情趣盎然，语言生动幽默，是典型的京派小说家。

他写过《骆驼祥子》，一个拉车人的故事。《四世同堂》，写出日伪占领下北平人民的苦难和觉醒，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各类汉奸的无耻行径。

19世纪末，世界开始有电影。1896年，上海首次放映电影。1905年，中国拍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31年，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问世。我国第一部获国际荣誉（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影片是《渔光曲》。

（板书：聂耳《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播放录音，体会作曲家心声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义勇军进行曲》原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激励人民抗战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被定为国歌。

中国近代绘画艺术也有所发展，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都是著名画家。

（板书：徐悲鸿和南张（大千）北齐（白石）的绘画）。

徐悲鸿是位杰出画家，尤以画马驰名中外。他的画融合中西，贯通古今，有独到的成就。曾创作《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等具有很高艺术造诣的寓以深刻进步思想的历史画。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多次将作品义展义卖以救济祖国难民。1952年病中将作品寄给抗美援朝将士。逝世后徐夫人将其遗作200多幅和珍藏的万余件艺术品捐献给了国家。北京建有徐悲鸿纪念馆。

张大千和齐白石都是著名画家，被誉为“南张北齐”。张大千是一位手不释卷、学识渊博的国画大师。齐白石是穷木匠出身，经过几十年辛勤努力，成为独具风格的国画和篆刻大师。

（小结）民国时期，一大批文学艺术家们抱着爱国的赤诚之心，以文学艺术为武器向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们的报国之心，酬国之志，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九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大都会。她历史悠久，规制宏伟，人造物化，衣冠毕集，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众多，是中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据史家考证，至今她已有3060年的建都史。[1]从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四年（1267）正式建都大都（今北京）算起，作为全国的首都，至今也有737年的历史了。她“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形势甲于天下。”[2]明清以后，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更加得以发展、保护，许多文物古迹至今还保存完好。宫殿、园林、庙宇、陵寝举目皆是，就连基督教教堂也还保存不少，今天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本文试就北京教堂的建立，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阐述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元明清时期基督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基督教大约产生在公元4－66年之间。广义范畴的基督教，既包括今天的基督教（亦称耶稣教）同时也包括今天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等宗教。它与佛教、伊斯兰教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公元313年左右，罗马帝国开始把基督教奉为正教，因此其势力逐渐增大。在11世纪初、中期[3]，基督教一分为二，即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罗马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奉天主教；希腊教会（以希腊为中心）奉东正教。16世纪，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后，罗马教会又分成新、旧两教。旧教即为天主教，又称公教；新教即为今天的基督教，又称耶稣教。关于基督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东汉马援征交趾时期传入的；有人认为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即关公）就是基督教教徒，但这些说法与史无征，很难令人相信。[4]历史上基督教大规模传人中国，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在唐朝，时称“景教”，该教乃基督教中被视为异端的聂思脱里派，现有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该碑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大秦国大德曰阿罗本者，来长安（即今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祖。法流十道，国富元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5]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因当时灭佛毁寺，波及许多宗教，景教也在严禁之列，故而从此灭迹。第二个时期为元朝，由于蒙古军队驰骋于欧亚大陆，进一步打通了东西方交通渠道，当时不仅重新传入了流行于西亚地区的景教，也同时传入了罗马的天主教，元朝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又名“十字教”，信徒多为蒙古贵族。14世纪中后期随着元帝国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逐渐销声匿迹了。第三个时期是明末清初时期，时称天主教（旧教）。此时是天主教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时期，发展较快，教徒较多。但从康熙晚年开始，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遂使其走上了衰落阶段，几至灭绝。第四个时期是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传教士纷纷来华，主要为天主教（旧教）和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北京地区最早传入基督教和建立教堂，应该说是在元朝。据说当时在蒙古贵胄和色目人当中信徒不少，至今在房山地区还保存着也里可温教石碑，以及刻有“十”字的庙宇（很可能就是当时十字教教堂），[6]这可能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了。元朝政府为了管理教务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崇福司”。当时中国的也里可温教经常与罗马教廷保持着信使往来。据考证也里可温教就是天主教方济格派和多明我派，该教的修士经常以教皇（如教皇尼古拉第四）的使节的身份来华，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柏郎嘉宾及其随行本笃派的罗伯鲁和隆如美等人。他们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许可在北京建立了天主堂。14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元朝的覆亡，也里可温教在北京的活动也就销声匿迹了。又过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到了明朝晚期，在北京地区才又逐渐恢复了该教的活动，当时称为天主教（旧教）。传教士当时自称为“天教”、“天学”，其中主要为耶稣会士，此外也有一些多明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和方济格会士。他们开始时是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如澳门、广州、韶州（广东韶关）、肇庆、泉州、福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这些传教士不谙中国语言文字，不熟悉中国民风民俗，因此影响不大，没能站住脚跟。嘉靖十九年（1540），方济格・沙勿略来东方传教，但他也只能在印度和日本之间活动，并没有进入中国大陆，最后死于广东台山的上川岛。万历六年（1578）范礼安作为耶稣会远东视察员，在赴日途中路经澳门，在该地逗留了十个多月，主要是研究制定天主教打入中国的方针政策和传教的方式。接着在万历七年和万历十年耶稣会总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先后来华。其中特别是利玛窦入华对天主教在中国流传起的作用最大，影响最深。正是他使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利玛窦先后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南昌、杭州和南京等地活动，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新的`传教政策，即“合儒”、“补儒”、“超儒”，也就是以学术为手段叩门而入。他本人先是身着僧装，后来又改穿儒冠、儒服，用科学知识与望远镜、自鸣钟、地球仪、洋琴等奇器以及火炮和地图等为馈赠物品，送给万历皇帝和上层人士，并专门与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打交道，以博得这一部分人的好感和同情。万历二十八年，他与另一名传教士庞迪我等八人一起来到北京，通过送礼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接见和被允许其可以长期在北京居住，同时又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甚至还打入了中国宫廷。许多在朝高官显贵（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均接受了洗礼。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传教士和教民，防止他们与明朝残余势力结合，同时也为了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如制造火炮、编制历法等，因此对天主教采取了宽舒和容忍的政策，允许其继续传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有小的反复，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阶段，其影响较大。在此期间许多传教士进入宫中，为皇室服务，主要从事天文历法、外交翻译、教学、绘画、钟表制造与修理、建筑、医疗等。康熙晚期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在近代，大致可从嘉庆十二年（1807）以罗伯特・马礼逊来华为前导，后来一批接一批传教士，随着殖民主义的炮声纷纷来华，其中有天主教（旧教）的传教士，也有基督教（即耶稣教、新教）的传教士，他们在北京以及中国各地纷纷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均是如此。北京地区当时是重要教区之一（如在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方面，属于第一部第一教皇代理教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二、北京教堂的建立随着基督教信仰在北京地区的流行，基督教教堂也就陆续在市区和郊区兴建起来了。他们的建筑风格也由最早的装饰上十字架的中式寺庙形建筑物，逐渐过渡到完全西洋式的教堂。北京最早的基督教堂建於元代。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曾派遣方济格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从海路来华传教，至元三十一年（1294）抵达元朝首都汗八里（即大都城，今北京）。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他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当时人称也里可温教堂）。后来教皇克列蒙特五世得知约翰在中国传教成绩卓著，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决定特设汗八里总教一席，由约翰充任之。[7]接着便在京城郊区也陆续建立了一批教堂，如至今在北京西郊房山区还保存着类似中式寺庙建筑风格的“十字教堂”（当时也里可温教也称“十字教”，在这座建筑的屋脊上饰有“十字”）。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十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十一

[摘要]明末清初开始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数学知识，这对我国传统的数学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西方数学在中国明末清初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推进对近代数学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不仅如此，通过回顾历史，可以超越“夷夏之防”的狭隘思维模式，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数学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明末清初；数学文化；中西数学；会通。

中国近代数学观念变迁的源头，大致可以追溯到万历中后期，这一时期，西方数学的传入是以修改历法为中心来进行的。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输入了西方大量的数学文化，中西数学文化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触。从万历到乾隆近两百年里，西方的数学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而且还影响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些影响未必在当时就能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作整体的考察，就会发现与后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西数学文化在明末至清中叶的交汇与融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西学东传。此层次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与我国少数士人开始翻译西方数学着作。二是中西会通。此层次主要是中国士大夫开始将西方传入数学文化消化吸收并加以会通，并将数学文化知识运用到天文历法的研究之中。三是“欲求超胜”.此层次中国士人对西方数学文化进行整理和反思，以求本国数学文化的独立性并加以对数学的研究。我们认为，明末至清中叶近200年里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毕竟是异质文化，对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对中国明末清初“实学”也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一、西学东传---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正面接触。

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文化，尤其是大量科学文化，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影响。正如徐宗泽所说：“西士所着之书，在我国学术界上，其影响不限于局部，而为整体者也。”因此，对于明末清初中西数学文化会通的历史值得我们回顾和研究。

明末至清中叶约二百余年间，在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确给传统的中国科学思想注入了一些新的文化元素，这些新的文化元素涉及多种学科。其中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是历算、数学、舆地、物理诸方面。传教士们传输这些文化知识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教，如金尼阁在《基督教征服中国史》中指出：“在漫长的岁月中，上帝为吸引人们皈依他，并不总是使用同一种方法的。因此，假如我们的人设下这种诱饵来吸引鱼入套，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谁要是想从中国教会排除物理、数学、伦理哲学，就是不充分认识中国人的厌恶情绪，拯救灵魂的良药如不先抹上这种糖衣，他们是不肯服用的。”

然而，传教士们在这剂“文化良药”上所期待的功效终究没有达到，历史对此已给出了确定的答案。至于作为“糖衣”的天文、历算、数学、物理等文化知识，所发挥的效用总体上已得到学界的肯定。如徐宗泽所说：“此种学问，不仅当时发生极大影响，即今日，亦保留其权威。”

西方传教士传入的不仅仅是某些具体的学科知识，他们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对科学的认识和西方人治学的态度，这些跟中国传统的学术特点相比，它们更显出了自己的“实学”特征。因此，西方这种“实学”观念的输入正是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成果之一。

西方数学文化有意识地传入中国也是在明末。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西方数学着作是《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最早翻译西方数学着作的代表人物是徐光启、李之藻和薛凤祚，他们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出发，对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文化知识，抱有浓厚的兴趣。最早传入西方数学文化知识的传教士是利玛窦，他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掀开了西方数学文化传入中国的一页。《几何原本》原书共13卷，利玛窦和徐光启仅翻译前6卷。此6卷主要为平面几何学的内容。《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演绎系统的经典着作，通过几条显明的公理和严格的推理方式，将古希腊数学的知识体系串联起来，此书将严谨证明的数学文化呈现出来。但是，《几何原本》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与中国传统数学的体系和思想有着天然的区别。利玛窦和徐光启为何要翻译此书，徐光启理解了《几何原本》的知识结构及思想，指出：“《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约六卷，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虽实未竟，然以当他书，既可得而论也。”

可以看出，徐光启当时对《几何原本》是非常推崇的，他本人也力证数学文化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指出：“下学功夫，有事有理，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人具有上资而义理疏莽，即上资无用；人具中材而心思慎密，即中材有用；能通几何之学，慎密甚也，故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光启对于明代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风是非常抵制的。

他的思想骨架是以学习西学以“补儒易佛”.在当时，西方数学文化知识已经在一部分士大夫里得到了较好的吸收与理解。康熙二十七年（1688）,喜爱西洋科学的康熙帝又命将《几何原本》转译译为满文，藏于景阳宫。这些都说明了《几何原本》在中国问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明末翻译和学习西方数学文化典型人物还有李之藻。李之藻在西学知识的学习上非常勤奋：“他掌握了丁先生所写的几何学教科书的大部分内容，学会了使用星盘并自己制作了一具，运转极其精确。接着，他对这两门科学写出了一份正确而清晰的阐叙”.

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圜容教义》一书，该书主要论述了十八个定理，补充介绍了《几何原本》未译出的后9卷的部分内容。该书多次在“解”或“论”时都明确指出所依据的是《几何原本》某卷某则，可以看出李之藻已经可以理解并运用《几何原本》的知识，如《圜容教义》序中指出：“昔从利公研穷天体，因论圜容，拈出一义，次为五界十八题。借平面以推立圆，设角形以征深体”.

李之藻还翻译了《同文算指》一书，该书主要介绍了当时西方数学中的算术知识。在明末，翻译的西方数学有影响的着作还有《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句股义》等。在清初，传教士穆尼阁在顺治年间居南京时，与中国士人薛凤祚翻译了《天步真原》。该书主要内容包括西方天文历算、三角及对数。“推算日月交食之书也，三角之输入，似以此书为始。”

康熙末年梅谷成等主持编纂的《数理精蕴》凡53卷，除了首卷外，其余几乎都是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数学。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传入的数学内容主要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笔算算法、三角法（包括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对数。这些数学文化知识的传入极大刺激了中国士大夫，对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产生了影响。虽然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数学着作不过是他们传教的手段，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末清初一些开明人士的世界观，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也使得中国社会开始了漫长的近现代化之旅。

二、中西会通---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深层接触。

明朝使用的历法叫《大统历》。《大统历》所使用的一切数据和计算方法来源于元朝郭守敬等人所编的《授时历》，并且很少改动。到了明朝末年，按照《大统历》的计算结果，已经与实际天象相差很大，因而修改历法成了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修改历法。徐光启本着先译西法，再“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设想，主持了《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当时有三家历法《大统历》、《回回历》和《新法》（徐光启以西洋历法所得）,到底是用那种历法人们争论不休。徐光启主张“循序渐作”、“从流朔源”,因此，他率先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口号。清初天文学家薛凤祚接过徐光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大旗，在《历学会通》中指出：“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逊外洋？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地，而后吾道始尊。此会通之不可缓也”

在这一修历模式的指导下，经过30年艰苦努力写成了《历学会通》一书。在该书中最重要的就是介绍对数的两部着作：《比例四线新表》一卷和《比例对数表》一卷。薛凤祚这种会通中西的观点对于此后中西历算之互动有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后中西会通的主流模式。

在王锡阐的天文研究工作中，与众不同的就是他对中、西历法的评论及对西法的批评，这些评论和批评主要见于《历说》、《历策》、《晓庵新法序》和《五星行度解》。他在天文历法的研究中，“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西说之长，而去其短”.

《晓庵新法》吸取了中西历法的优点，有所发明和创造。

梅文鼎也极力提倡中西科学的“会通”.他在《历学疑问》中指出：“中历所着者，当然之运，而西历所推者，其所以然之源”,因此“今之用新历也，乃兼用其长，以补旧法之未备，非尽废古法而从新术也”.

可以看出，梅文鼎已经有能力吸收西方所传入的各种算法，并能将这些知识加以运用。梅文鼎在中西数学会通方面也颇有创见，如利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勾股算术证明了《几何原本》卷二、卷三、卷四、卷六中的很多命题。

梁启超指出：徐光启“所谓‘会通以求超胜’，盖有俟于后起，而毅然以此自任者，则王寅旭、梅定九其人也。……王、梅流风所被，学者云起……”

明末清初，由于中国文化逐渐由先进变为落后，如何变革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摆在当时士大夫面前的一道难题。恰逢其时，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由于士大夫仍然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禁锢，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面临着许多困难。而“西学中源”说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排斥的压力，把西学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加以认识，为人们学习西方文化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理论根据。“西学中源”说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由王锡阐、梅文鼎等士大夫义明确提出，后被满清统治者利用作为维护其正统的思想武器。王锡阐在《历说》中指出：“《天问》曰：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益知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撰也”.

梅文鼎从更多的方面论证“西学原本中学”.王锡阐说他提倡“西说原本中学”,是为了纠正人们对于“西历”的过分推崇：“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

可见，王、梅提倡“西学东源”说主要在于害怕人们将西学视为圣经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地位，从而丧失超胜西方的民族自信心。“西学中源”说最初主要是就天文历法和数学而言的，后来便推广到其他领域，以致人们认为所有外来文化都源于中国。例如，黄遵宪、江衡等人说“泰西之学，其源流皆生于墨子”.因而，人们不断扩大“西学中源”

说的范围和意义，为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乃至顽固守旧派用来推行他们的主张。“西学中源”

说尽管大多穿凿附会，但是在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有益于保留、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促进了西学的中国化。

三、“欲求超胜”---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广泛交融。

西方数学文化在清代得到了较快的传播，除徐光启、李之藻等影响较大外，清代也有许多学者研究数学。梁启超指出：“历算学在清学界占极重要的位置。”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士人不仅注意到西学的“有用”,而且更加注意到其内在的规定。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不是被动吸收西方数学文化，而是有比较、有鉴别地吸取西方数学文化的精华。在数学文化交流与融汇的`过程中，他们更加注重从获得具体的科学知识转向获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比如，徐光启在主持修历的过程中，对“义理”与“法数”作了区分：

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着数。明理辨义，推究颇难；法立数着，遵循甚易。即所为明理辨义者，在今日则能者从之，在他日则传之其人。

所谓理，既可以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等具体知识领域的原理，也可以涉及一般的思维方法及原则。徐光启还指出：“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光启已经从思维方法的层面来把握西学科学的核心内容。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指出：“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

这段话的意思是把数学当做一切制作的基础，这无疑表现了徐光启在科学上的文化自觉性。制作器物涉及的是数学的外在明显的功能。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数学的作用更体现在内在地明理过程。这一时期，有不少中国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数学方法的作用。通过数学推论来把握事物的规律的过程我们常常称之为“缘数寻理”.王锡阐曾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必以数推之，数非理也，而因理生数，即因数可以悟理。”

这种因数以明理的观念，在当时的学人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看，科学方法论的特点就是将实验手段、数量关系及数学推导融合为一体。经典物理学的奠基者牛顿在17世纪时已经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近代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舍弃其实体形状和隐蔽性质而力图以数学定律说明自然现象”.

虽然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家所理解的数学方法与近代科学通过数学推导而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可能不完全相同，但“缘数寻理”的方法，在一定的思维趋向上确实已带有某种近代的色彩，这种趋向，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西学对当时思想界的重大影响。

再如，清代中期的著名学者焦循和戴震也都对中西数学文化做了深入研究。焦循将数学的方法既用于天文等现象的探索，也用于经学研究，特别是易学的研究。与焦循类似，戴震也表现出将实证科学方法普遍化的倾向，他将数学的方法运用于哲学的研究之中。戴震对几何学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为《四库全书》所撰的《几何原本提要》中，对《几何原本》作了很高的评价；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他也多方面地运用了几何学的方法。全书每一章都先立界说（下一定义）,以《性》章而言，开宗明义即是：“性者，分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日：成之者性也。”

总的界说之后，又自设问答，逐渐展开其多方面的涵义；整个推论过程，基本上合乎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所说的逻辑方法。这种研究和论述方法在推进哲学思维的严密化方面无疑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将作为具体科学的几何学方法引入哲学领域，则又表现为科学向“形而上学”的趋近。

明清时期传教士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对于矫正中国学术固有的弊端大有裨益，总的看来，这一过程由肯定西学之“用”到关注思维方法，再到科学的泛化，似乎又预示了近代科学思潮的历史走向。

四、古今会通---数学文化层面上的现代思考。

就古代中国来说，我们虽有阶段性的科技成就，但缺乏理论体系的文化传承，故在理论上难成体系，有局部的星星之火，而没有绵延的燎原之势。徐光启已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谈论传统的历法时说：

唐虞邈矣，钦若授时，学士大夫罕言之。刘洪姜岌何乘天祖冲之之流，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无有如义和仲叔极议一堂之上者……郭守敬推为精妙，然于革之义庶几焉；而能言其所为故者，则断自西泰子之入中国始。先生常为余言：西士之精于历，无他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以故言理弥微亦弥着，立法弥详义弥简。余闻其言而喟然。以彼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吾且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此其间何工拙可较论哉！

从这段话中可知，徐光启已隐约认识到中国与西洋在科学发展特点上的差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徐光启等人吸纳西方数学文化思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中。何兆武先生在他的《徐光启论》中也承认：“假如徐光启有可能接触近代科学，那对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会有更大的启发和帮助；但是如果整个社会物质条件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即使输进来些近代的先进科学，看来也未必就能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得到顺利的成长。这是世界近代历史所已证明了的”.事实证明，就是那些被认为是“保守的”、古典的科学，对于明清来说，还是消化不了。从另一方面看，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确乎给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整个文人阶层带来了启发，让他们知道中央帝国之外仍有天地。

然而，我们今天早已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比如，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过去特有的以“九数”为核心、以《周易》象数学宇宙论为哲学依托，注重实际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缺少抽象的理论和逻辑系统性，使用算筹，形成世界上独有的计算工具和程序化计算方法的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和思想方法。然而，中国传统数学文化在现代是否仍然具有可取之处呢？科学前进的动力必须求之于“革命”与“传统”两者之间的张力与交互作用。在数学文化发生改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力量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易》里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一种学术传统都不可能永久不变，近现代数学在未来发生变化也是必然之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的数学文化将为此作出更多的贡献也并非不合情理。

总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对于西方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数学文化表现出十分积极的姿态，并对这种文化采取了主动吸收与融合。中西数学文化的交流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确是具有刺激作用，但是，这种交流与碰撞仅仅在在封闭的暗室中投进了几许亮光。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往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传教士们的动机是要传教，结果却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为后来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埋下了无数颗种子。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十二

（高谦民南京师范大学）。

明清时期许多教育家在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主张。这些主张和当时人们对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与内容的观点相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我国传统的小学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这部分内容也就具有更大的价值。

（一）以爱养之，宽严相济。

启蒙教育应以爱护儿童为出发点。所谓“爱养”，就是以慈爱的精神关心、爱护儿童，用说理的方法教育、感化儿童。

孩子六七岁时入蒙学读书，刚开始不大适应。此时教师应“不问知愚，皆当用好言劝谕，使知读书之高”；同时“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切不可一味训斥甚至“扑责”，因为这样做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到八九岁时，儿童渐渐懂事，此时可适当采用责罚手段，但只能偶尔为之，才有效用。若经常使用，“则彼习以为常，必致耻心丧尽，顽钝不悛矣。”十四五岁时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关键期，此时须“循循诱掖”，使之“专心读书”。应根据儿童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对聪颖者，应“单用善言警悟”，使其不责自成；对愚顽者，可适当予以责罚，但责罚后仍然要用“好言劝谕”、使其“知悔而能新”。否则，虽然采取了处罚措施，但却达不到预期的教育目的。同时，处罚学生还应当掌握时机，做到“四毋责”，即“空心毋责，方饭毋责，毋乱责，毋出不意从背后掩责”。因为这些都有害儿童的健康，故须绝对禁止[1]。

以爱养之，就要对学生负责。而要对学生负责，就必须严格要求，所谓“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2]然而仅仅严格还不行，还须济之以宽。只有宽严相济，才能取得教育的成功。

所谓宽严相济，包含三层意思：

[1][2][3][4][5][6][7]。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十三

今天是__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下午的班队会课上，老师组织我们观看交通安全教育片，电视就开始播放时，教室顿时安静下来，鸦雀无声，同学们都瞪大眼睛集中注意力看起了电视。

爸爸妈妈经常会对我不厌其烦地在我耳边叮咛：过马路一定要走横行道，红灯停，绿灯行等等一些基本的常识，可是生性顽皮的我根本不放在心里，总是右耳进，左耳出，当作耳边风。我想看过这部交通安全教育片我一定会遵守交通法规，在过斑马线一定做到：“一看、二观、三通过，宁停三分，不抢一秒”。愿生命斑马线让每个人都熟知、遵守，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远生根、驻扎，代代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市民。

这部交通安全教育片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会引以为戒，从我做起。学习交通法则，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更想向所有人呼吁：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让我们携起手来重视交通法则，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珍爱自己的生命，让悲剧不再重演!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十四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走到大国政治的活跃前沿，国内和国际安全问题也在逐渐交织贯穿。挑战是空前的。历史经验显示，崛起的大国越接近冲刺阶段，所面临的综合压力就越大。今天的中国就站在这一微妙的历史节点上。

国家安全不仅在远处守护个人安全，也在不断与后者直接贴近，这种延伸不仅是观念上的革命，也是对国家运用力量前所未有的挑战。对这一雄心勃勃的变化，公众的态度尚不成熟，很简单以实用主义代替它的战略意义。

大国的`国家安全十分厚重，但缝隙也会很多。大众是国家安全的最终受益者，也是它不可缺场的维护者。中国公众如今在对外领土摩擦时，表现出高涨的维护国家安全热情，但在平庸的日常环境里，这样的热情并不稳定。

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契机，我们期望它带来社会层面对国家安全从理解到重视的诸多强化。说到底，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不断夯实，仅靠专业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实现中国国家安全也需要类似“人民战争”的广泛参与。

国家安全牢不可破了，个人安全就有了稳定的大环境，我们对人生的筹划，以及个人成就的累积，就不会轻易被突如其来的社会及国家变故颠覆。近年国家安全的内外负面元素实际在增多，正面力量的成长不断在应付抵消它们，应当说整体形势还是紧巴巴的。

国家安全是在每个大国都很突出的概念，相比较而言，中国舆论对它的强调大概是最少的。而对维护国家安全，既要做，也要说，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强盛的价值取向：维护国家安全光荣，伤害国家安全可耻。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十五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提高社会公众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意识，突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主题，向全体师生宣传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总体战略、面临的形式任务、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等，进一步提高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义务的自觉性，营造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环境和法制氛围。xx中心小学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系列活动。

xx月xx日，我校利用升旗仪式的时间，由少先队开展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为主题的国旗下讲话，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随后，全校各班利用班会课时间，开展了以“提高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国家安全责任”为主题的班会。内容是让学生更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是国家安全，作为学生该如何做，向全体学生及家长发出倡议等内容。班会上，学生们积极发言，大胆质疑，达到了很好的教育和宣传的效果。学校要求每班上交至少5张绘制精美，主题突出的手抄报，供评比及展示。对于优秀作品的作者，颁发奖状进行表彰。

本次活动还包括在学校门厅醒目位置张贴大幅的宣传海报，利用主楼前的电子屏显示宣传标语，以及通过校园广播的.形式，对全体师生进行宣传教育。还通过微信、陪育等媒介，派发宣传单等形式，对全校500多名学生的家长进行宣传、倡议，共发出200多张宣传材料。

我校高度重视本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重点突出，形式多样。为达到切实增强师生国家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紧紧围绕“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主题，开展了系统、全方位、多途径、多渠道的宣传教育活动，确保了活动的质量和实效，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文档为doc格式。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十六

3.好的产品在我手中创造希望之路从我脚下延伸。

4.“崇法、尚德、敬业、和谐”

5.诚信建企、自强立人、务实做事、创新发展。

6.立足新起点，开创新局面。

7.全员参与，强化管理，精益求精，铸造品质。

8.讲究实效、完善管理、提升品质、增创效益。

9.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培养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10.转变观念，转变作风，创新机制，创新局面。

实用民国时期观后感（模板17篇）篇十七

20xx年4月xx日xx时，校团委于图书馆四楼组织团学部门学生代表观看了“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活动的直播。

直播开始，全体人员认真的观看。此次活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通过两个案例，让我们更加清晰得了解什么是国家安全，而不是片面的理解。非传统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海外利益安全，这些都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是最重要的保障。我们的国家的富强、繁荣，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爱国精神的体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家国一心，国与民是一个责任共同体。

参与观看的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活动结束后通过采访，校青志协xx同学说到，今天是国家安全教育日，观看《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我意识到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感触颇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个人安全，国家安全是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而国家安全教育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提高了我们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国家安全不仅有传统安全，还有网络安全，文化安全。我们应该统一意识，树立国家安全观念，增强国力，加强民众的安全意识。

通过此次直播的观看，增长了学生们的安全知识，提高了学生们的安全意识，促使学生形成安全行为，从而在学习生活中远离安全事故。营造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