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

一篇出色的申请书可以突出我们的优势，从而在人才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写更多申请书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巧，以下是一些写作要点和方法供大家参考，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一

申请人：

被申请人（个人）：

被申请人（企业法人）：

申请内容：判决或者裁定书的内容。

申请依据：一审二审的判决或裁定书及其编号。

申请事实与理由：简述判决的`内容，现在已经生效，被申请人拒不履行，特得出申请。

此致

某某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二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职务：______。

被申请人：______，女，195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______区___街_________室，身份证号：_________。

请求事项：

申请撤销申请人诉被申请人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案号为(20______)______民二初字第______号。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诉被申请人______、______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贵院于20______年7月10日受理，被申请人庄严于20______年1月14日提起反诉，贵院经两次公开开庭后于20______年6月14日审理终结，案号(20______)______民二初字第______号。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因自身合法权益已经得到维护，诉讼目的已经达到，申请人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决定撤回起诉，请贵院予以批准。

此致

_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___。

申请日期：20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三

法定代表人：____，____。

请求法院准许_________撤回对__________建设____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起诉。

事实与理由：

_________与__________建设工程建设____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当事人双方达成庭外和解，现申请撤回起诉。望准许。

此致

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___。

___年____月____日。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四

因劳动争议一案，申请人不服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20xx)茅民一初字第897号民事判决和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十民终(1)字第479号民事判决依法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事由：

一、生效的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二、生效的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六)款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再审诉讼请求：

3、被申请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为：申请人20xx年以前与被申请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下属的商用车市场销售部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20xx年以后是否与被申请人建立了劳动关系，无证据证实，因此判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且不为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申请人认为：原审诉讼过程中，申请人提供证人王昌(班长)，孔凡林(同事)证实申请人20xx年以前与被申请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下属的商用车市场销售总部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同一案件的其他当事人，从20xx年4月起与十堰合美劳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并不能说明申请人也和十堰合美劳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xx]14号)第13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对申请人的工作年限负举证责任，而被申请人未予举证，法院则应采信申请人的主张。

根据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劳部发[1996]354号)第15条规定“在劳动者履行了有关义务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当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原湖北省劳动厅《关于规范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手续的通知》(鄂劳力[1999]190号)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应按照法律规定的实体内容与程序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凭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应当如何起算问题的批复》(法释[20xx]8号)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与劳动者发生争议时，劳动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期限应当自收到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xx〕6号)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原审诉讼过程中，被申请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xx年已经解除或终止了申请人的劳动关系，故不能认定20xx年以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二、生效的判决认为申请人超过仲裁时效，属于运用法律错误

《劳动法》第82条虽然规定了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但法律另有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

《劳动法》第72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规定：“企业逾期不缴，要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第259号令)第12条规定：“社会保险费不得减免”。第13条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的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根据以上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如同国家税收，是具有强制性的，劳动者追索社会保险不应受时效的限制;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20xx年以后不在其单位，又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20xx年已经解除或终止了申请人的劳动关系，那么被申请人就应当为申请人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并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双方权利、义务明确，原审法院故意违背事实、片面理解法律，故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特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恳切希望贵院依法撤销原判，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xxx

xx年xx月xx日

代书人：杨xx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五

申请人(个人写清楚: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电话、邮编)。

(单位写清楚:单位全称、法定代表人姓、职务、住所地、电话、邮编)。

被申请人(个人写清楚: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电话、邮编)。

(单位写清楚:单位全称、法定代表人姓、职务、住所地、电话、邮编)。

申请强制执行的标的:。

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及生效情况:。

被执行可供执行的财产情况举证:。

申请人要求查扣被执行人的上述有关财产，若查扣错误，愿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此致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六

申请再审人：肖，xx省xx县xx镇xx街x组号，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二审被告)：xx市烟草公司。

申请事由：申请再审人肖与xx市烟草公司劳动纠纷一案，不服xx市中级人民法院()昭中民二终字438号附1号判决，申请再审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六款之规定，向xx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的请求：请求撤销xx市中级人民法院()昭中民二终字438号附1号判决第二项：“上诉人肖认为原审认定其与xx县烟草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失实的理由无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请求依法依事实认定xx县烟草公司x年与申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属性是经济性裁减人员。

具体事实和理由：

判决采信《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做为证据使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一、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根据这一规定申诉人做出的《解除劳动合申请书》的证明力远远低于烟草公司做出的《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同通知书》。

二、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按照这一规定，就x年xx县烟草公司解除申诉人劳动合同一案，是因xx县烟草公司出台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规定在先，并只设68个岗位及在规定时间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标准远远高于规定时间过后的非正常情况之下(被告一审提交的证据5)，申诉人所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显然不是申诉人的真实意思表达。

三、申诉人领取经济补偿之后，烟草公司根据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情况单方面做出了《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对与申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性质做了最终而真实的认定，就是：解除申诉人的劳动合同关系是依照劳动法二十七条解除的。(见一审证据：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xx省用人单位解除合同证明书)。

四、《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双方签定的协议，也没有明确劳动合同的解除是依照«劳动法»二十四条，只是对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进行了要约，按照«劳动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就是按照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也要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因此，此证据只能证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而不能证明劳动合同的法律属性。

六、《xx省失业人员失业证》(附件)：失业原因一项上明确写到因企业减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且劳动就业服务局也进行了认定，哪可是由烟草公司和xx县劳动就业服务局共同做出的啊!!!

总之：x年申诉人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情况就是，盐烟公司为实现把大部份职工推向社会的目的开动员大会出台文件在规定的时间内写申请解除劳动合同领取补偿出据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并向xx县就业局申请失业证。

综上所述，虽然()昭中民二终字438号判决在第二项判决做出说明，xx县烟草公司与我们解除劳动合同是双方经过要约、承诺等一系列行为后，最终达成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符合«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要约、承诺也只是对经济补偿的要约和承诺，并没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属性进行要约和承诺。何况二审被告在x年4月30日，就是烟草公司已经与我们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对与我们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属性证明：就是依据«劳动法»27的规定进行解除的，(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xx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为证)。这才是xx县烟草公司真实意思的表达，也就是说：x年与我们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属性是依照《劳动法》二十七条。而不是终审判决所认定的依照«劳动法»二十四条。

因此，肖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xx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此案，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及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x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件：()昭中民二终字第438号附1号。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七

按撤诉处理，即原告虽然没有提出撤诉申请，但其在诉讼中的一定行为已经表明他不愿意继续进行民事诉讼，因而，法院依法决定注销案件不予审理的'行为。

按撤诉处理的情况为：

(1)原告或上诉人未按期交纳诉讼费用。

(2)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3)原告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4)原告应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交纳，或申请缓、减、免未获人民法院批准仍不交纳诉讼费用的，按撤诉处理。

(5)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告的法定代理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按撤诉处理。

(6)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按撤诉处理；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法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法院可以不按撤诉处理。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八

申请人（个人写清楚：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电话、邮编）。

（单位写清楚：单位全称、法定代表人姓、职务、住所地、电话、邮编）。

被申请人（个人写清楚：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电话、邮编）。

（单位写清楚：单位全称、法定代表人姓、职务、住所地、电话、邮编）。

申请强制执行的标的：

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及生效情况：

被执行可供执行的财产情况举证：

申请人要求查扣被执行人的上述有关财产，若查扣错误，愿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此致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九

申请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身份证号码、住址、电话或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职务、地址。

被申请人:同上。

请求事项:请求撤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实与理由:申请人申请仲裁某某纠纷一案，贵委已立案受理，因申请人已和被申请人达成庭外和解，特申请撤诉，望批准。

某某劳动仲裁争议委员会。

__年__月__日。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十

申请人：xx，男，汉族，xx年x月x日出生，山东省x村民，现住x区。

被申请人：滨州东升地毯有限公司。

地址：惠民县开发区xx号。

请求：请求撤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惠民县人民法院（xx）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申请人提供还款凭证无公章为由，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申请人认为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终审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由于当时彩霞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所以部分单据只有收款人签名，收款人可做证人出庭证实，但法院没有传证人出庭作证就做出终审判决。

所以，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不符合常理。

二、终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妻子在对账单上的代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申请人曾在法庭否认妻子的签名，故对账单上的签名不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呈

xx法院

申请人：xx

二oxx年十一月日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十一

申请人：，男，x年5月17日出生，住所：xx镇号。

被申请人:张，男，x年2月28日出生，xx市*村号。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xx市人民法院()武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该判决认定“此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是完全错误的。损害了国家利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由此可见，该协议约定的内容是主井以40万元的价格将其井下资源出卖给其他三个矿井。主井从中牟利40万元而未付出任何财产代价，只是将国家的矿产资源卖出牟利。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6条第二款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

该条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情形，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第十四条规定，未经审批管理机关批准，擅自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属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该协议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绝对属于无效合同。该判决认定“此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是完全错误的。

二、该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该判决书将本案定为无名合同纠纷，既是合同纠纷，就应当优先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合同法》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来说，既是特别法又是新法，处理本案应当优先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该判决没有正确适用本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的规定处理本案，而是依据不具有法律法规效力的县级政府部门文件“xx市地质矿产局联合办矿程序试行办法”认定合同的效力。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三、被申请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起诉的被告主体有误。

被申请人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协议书是xx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与xx市顺义庄铁矿等各矿之间签订的合同，被申请人张是xx市顺义庄铁矿的代表人。申请人是xx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的代表人。原、被告个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是代表各自的铁矿签订协议。是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各自所代表的铁矿承担。

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是“其他四矿井以每井口10万元支付主井”，而不是张**个人支付张**个人10万元。

xx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是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的规定，该案应当以原、被告各自所代表的铁矿企业为原、被告进行诉讼，本案原、被告均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x市人民检察院。

x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张。

x年六月九日。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十二

前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1]1月15日，最高法院发布有名的《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时市场参与者与法律界以为这一下可以启动证券民事诉讼运作了、终于可以追究那些欺诈股民的行为人之责任了。于是，对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渤海集团、嘉宝实业、st九州的诉讼陆续送到相关法院。到年中，有些案件也开始庭审，但庭审之后除少数以和解或其他方式结案之外，其他的案件则迟迟不能作判决，原因是在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即谁有胜诉权）、损害计算方法、诉讼方式（单独诉讼、共同诉讼、还是集团诉讼）等发面还存在许多疑问。

有鉴于上述问题，笔者拟从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这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

综关《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性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4]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的倾向。

法国法谚曰：“无救济，无权利。”“任何制度只有以责任作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上之力，权利人才可借此法律之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或为损害赔偿，以确保权利的实现。”[5]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6]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真正建立与完善，致使许多因证券违法或违规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荡产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违法违规行为也难于受到有效监控和遏制。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确与民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关系，长此以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的确令人担忧。尤其是当前中国已加入wto，证券业将面临进一步的开放，此时建立和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具有更为迫切与更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符合证券立法的根本宗旨，是确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力举措。

《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把“保护投资者，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减少系统风险”作为证券监管的目标，其首要的目的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证券法》第1条亦指出其立法宗旨之一便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市场是信心市场，而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切实保护为其源泉之一。[2]罗伯特。s.洛佩斯曾言：“无限制的信用是商业革命的润滑剂”。[3]]对投资者来说，证券市场的风险再大，也大不过上当受骗却告诉无门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在遭受损失时却被告知无法行使诉权时，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是一句空话。

由于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都采取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但对受害人却没有给予补偿。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如苏三山事件，琼民源虚假报告等等，没有一起对无辜投资者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6]被查处的“红光实业案”中，尽管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采取的却仍然是行政责任，广大受害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7]这种忽视对受害人补救的制度，显然是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因为保护投资者是证券立法的首要目标。只有通过对受害者提供充分补救，才能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维持公众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如果无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则会使证券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丧失，最终影响到它的发展。[8]因此，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会使可能的与现实的投资者增强信心和安全感，激起、保护公众参与投资的热情，将资金用到实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资金结构，让资金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遏制我国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

谈到中国证券市场发生的重大违规事件，早期具有典型性的是1992年8月发生的深圳8.10事件和1995年2月23日的“327事件”。前者是因投资者对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不满，而引发的股市骚乱，受其影响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上海股市也狂跌不止。中国年轻的股市付出成长代价。[1]后者主角为有中国“证券之父”之称的管金生。它在国债期货收市前8分钟，为求生存，凭着“灵感”疯狂地创造出700万口价值1760亿元的空单将稳步上升的327国债从152元砸到147.50元，给遵守游戏规则的同场竞技的炒手们予沉重打击。[2]近几年，有关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诉讼案件亦是层出不穷：大庆联谊案、圣方科技案、渤海集团案、嘉宝实业案、st同达案、红光实业案、银广夏案、st九州案、三九医药案、st天颐案等等，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而且由于法院没有有效地使违法行为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违法行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在证券交易中，违法行为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得与从其他不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相比可能更多，而单个投资者又有可能损失较少，“如果个别投资者的损失相加为个别违法人所有，则数额之巨大，足以使违法者一夜间成为百万或者千万富翁”，[3]证是这一原因，导致了某些不法行为人并不顾忌没收、罚款等行政责任而甘愿铤而走险，从事各种证券法所禁止的行为。如果法律中明确规定违法违规者的民事赔偿责任，那么行为者在受到相应的行政与刑事处罚后，所获得的不法利益将依法院的有效判决或调解而回复到受有损害的投资者手中，那么，违法违规行为人将因为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更大的不利益。这样对于那些潜在的、有条件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主体来说，他会在“为”与“不为”所带来的后果中进行相应的衡量，当发现“为”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利益失调的时候，我相信，其违法违规的动机一定会大大降低，违法违规现象相应地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除此之外，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由于受自身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资金数额，其在信息的了解和风险的分析与防范中，往往处于“先天不足”的劣势。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在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的同时，可以使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如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更加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加自觉地履行相应义务，从而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的不断形成与完善。

（三）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使人民法院介入和加强对证券纠纷的民事审判，有助于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律师，从而有利于我国司法建设的完善。

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界、证券界和社会上，对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是否有法律依据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个别法院和审判人员对证券纠纷案件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还有不少人认为，地方法官没有审理证券类诉讼案的经验，他们怎么能审理、判决这类案件呢？[4]其实我们不应忘记，最高法院也没有证券判案经验，他们也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力和征求他人及国外的经验来写作、出台司法解释。如果从一开始就让各地法院在具体审案中去摸索、在审案中征求证券专家和法律专家的意见，外加媒体的报道评论，那么这种互动的过程不仅会让《证券法》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会在这一判例法的运作模式中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法官和律师。这种在具体判案中不断摸索、不断思考的特点也恰恰是在美国有许多高水平、受到社会普遍敬佩的法官的原因，因为法律条文的规定只能是原则性的，在具体运作中法官们必须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1]鉴于我国当前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建立明确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给法官审理证券案件以指导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证券纠纷案件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仍然属于民事案件，现阶段，在《证券法》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仍适用民法通则。从原则上讲，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侵权行为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均适用于证券纠纷。证券法中规定的内幕交易行为、市场操纵行为、虚假披露行为等，在民事领域中均可归入侵权行为。通过受理和审判证券民事赔偿纠纷案件，可以在侵权构成要件、因果关系、损失计算、举证责任、诉讼形式、判决执行等诸方面探索出指导司法审判的经验，并给《证券法》司法解释文件的制定提供素材。

此外，根据证券纠纷案件的特点，通过对典型案件的立案和审理，不仅可以依法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诉权，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能够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维护司法公正，进而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

（四）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境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促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已不能再固步自封、盲目闭关，我们有必要去关注现在国际资本市场所呈现的金融证券化、证券多样化和国际化的势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指一国国内证券市场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也就是消除证券市场交易双方（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国籍界限，在本国或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参与证券市场上各种上市证券的交易活动。[3]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证券交易国际化、证券发行国际化、证券制度国际化、证券市场国际化及资金国际化。[4]这一趋势有效地促进了证券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迫使各国政府打开门户，放松管制。综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证券法规，多把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加以规定。[5]为促进我国证券立法与国际接轨，实现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我们必然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与司法实践，建立完善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三、证券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证券法以保护投资者和促进社会发展为立法宗旨，以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为基本理念，以证券发行和交易制度为规范核心。为贯彻上述宗旨与理念，证券法规定了一系列强行规范，要求证券市场主体有所为、有所不为。证券禁止行为是指证券法所禁止的，在证券发行、交易等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证券市场主体以欺诈方式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又可被称为证券欺诈。[1]由于证券禁止行为违背了证券市场运行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理念，扭曲市场供求关系，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造成了对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及证券市场秩序的严重削弱，因而为各国证券立法所禁止。我国1993年8月由国务院批准发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规定》，其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欺诈行为包括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行为。”这里所提及的主要是证券交易中发生的一些欺诈行为，此外，笔者认为，还应包括发行中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较为典型的是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的行为。具体概说如下：

（一）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及其民事责任。

关于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证券法》第175条指出：“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的，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并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的“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在性质上其实是一种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责任，因为此处所说的退款，即非指证券持有人依据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也不是指证券持有人直接向发行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而是由于行政机关责令发行人向证券持有人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可见该条并没有对民事责任作出规定。[3]建议在证券法以后的有关立法中应该赋予投资者以请求权，并明确规定有关赔偿的具体范围和具体的责任人员。

（二）内幕交易及其民事责任。

内幕交易（insidertrading），又称知情者交易或内线交易，是指已发行证券的公司的内部人员及其他市场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其地位、职务之便利或控制关系，获取发行人尚未公开的但将对其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自己或通过他人进行证券交易，从中牟利或避免损失的行为。简言之，内幕交易即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以获利或减损的证券欺诈行为。[4]其构成要件为：

第一，行为主体――内幕人员。内幕人员是在发行公司中具有特殊地位或因特殊身份而与发行公司存在有特殊联系的人，其是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6条规定：“内幕人员是指由于持有发行人的证券，或者在发行人或者与发行人有密切联系的公司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由于其会员地位、管理地位、监督地位和职业地位，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并将其分为如下五类：“（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秘书、打字员，以及其他可以通过履行职务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职员；（二）发行人聘请的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人员、投资顾问等专业人员，证券经营机构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以及其他因其业务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三）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人可以行使一定管理权或者监督权的人员，包括证券监督部门和证券交易场所的工作人员，发行人的主管部门和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工商、税务等有关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四）由于本人的职业地位、与发行人的合同关系或者工作联系，有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包括新闻记者、报刊编辑、电台主持人以及编排印刷人员等；（五）其他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员。”

我国《证券法》第68条也规定：“下列人员为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一）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有关的高级管理人员；（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三）发行股票公司的控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证券交易信息的人员；（五）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的职责对证券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六）由于法定职责而参与证券交易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

从我国上述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内幕人员的规定涵盖了外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所规定的“公司内幕人员”和“市场内部人员”，但却忽视了从上述两类主体处获取内幕信息的第三类人员，[1]而仅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涵盖，未免太过笼统，难于操作。

（十五）发行人章程、注册资本和注册地址的变更；（十六）因发行人无支付能力而发生相当于被退票人流动资金的百分之五以上的大额银行退票；（十七）发行人更换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十八）发行人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九）股票的二次发行；（二十）发行人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二十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负有重大损害赔偿责任；（二十二）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决定被依法撤销；（二十三）证券监管部门作出禁止发行人有控股权的大股东转让其股份的决定；（二十四）发行人的收购或者兼并；（二十五）发行人的合并或者分立；（二十六）其他重大信息。”

我国《证券法》第69条和第62条列举了如下事项：（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七）公司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法院依法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十一）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十二）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十三）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四）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十五）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十六）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十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着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大同小异关于内幕信息的范围二者规定基本相同，只是《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为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而《证券法》则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行为表现――证券交易。内幕人只有利用内幕信息实施了证券交易行为，才受各国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的约束。客观行为的表现有两大类：一是内幕人员直接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二是内幕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我国《证券法》没有规定由于内幕交易而发生的民事责任，只规定了其行政和刑事责任。[2]虽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该条规定太原则，缺乏操作性。因此，就我国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而言，对于因内幕交易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损失而实施的民事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如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法进行内幕交易者，应就消息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的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其情节重大者，法院得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请求，将责任提高至3倍。此外，美国、韩国等均对内幕交易规定了民事责任。[3]所以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证券市场出发，我国应在以后立法中对相关民事责任加以完善。

（三）操纵市场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第一，虚买虚卖。又称虚售、洗售或冲洗买卖，是指以影响证券市场行情、制造证券虚假价格为目的，人为地制造证券市场虚假繁荣的假象，从事证券所有权非真实转移的证券交易行为。这是最古老的证券市场操纵形式，构成要件为：其一、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其二、客观上行为人达成交易，但证券未交割，财产所有权未转移。

第三，连续交易（actualpurchases）。指意图抬高或者压低某种证券的交易价格，自行或以他人名义，连续买入或卖出该证券。连续交易有两种形式：一是连续以高价买进而抬高股价，二是连续以低价卖出而压低股价。连续交易最重要的特征是操纵行为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与持续性。

第四，散布谣言（touting）。指意图影响证券价格，制造市场假象，恶意散布足以影响市场行情的谣言或不实材料，诱导投资公众做出错误的投资判断，企图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是：主观上，行为人须有恶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市场行情、制造市场假象而仍然为之；客观上，行为人须有散布足以影响市场行情的谎言或不实资料的行为。

第五，联合操纵（pooloperation）。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较强实力的人联合组成临时性组织，共同运用操纵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以谋取暴利的行为。它一般是在同一交易方向中统一步骤，不含合谋进行相对交易。具体形式有二：一是联合交易操纵（tradingpool）；二是期权联合操纵（optionpool）。联合操纵的构成要件是：主观上具有联合操纵的故意，即行为人须存在共同故意；客观上具有联合操纵的行为，即行为人联合运用操纵手段操纵市场，至于联合操纵的结果如何则不予考虑，联合操纵实质上是一种通谋行为。

除上述几种操纵行为的基本形式外，还有其他一些操纵行为。我国国务院证券委1993年发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操纵市场行为包括：1.通过合谋或者集中资金操纵证券市场价格；2.以散布谣言等手段影响证券发行、交易；3.为制造证券的虚假价格，与他人串通，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虚买虚卖；4.出售或者要约出售其并不持有的证券，扰乱证券市场秩序；5.以抬高或者压低证券交易价格为目的，连续交易某种证券；6.利用职务便得，人为地压低或者抬高证券价格；7.其他操纵市场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5月29日发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严禁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通知》中规定如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操纵市场，影响证券市场价格，诱导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操纵市场行为包括：1.通过合谋或者集中资金操纵证券市场价格；2.以散布谣言、传播虚假信息等手段影响证券发行、交易；3.为制造证券的虚假价格，与他人串通，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虚买虚卖；4.以自己的不同帐户在相同的时间内进行价格和数量相近、方向相反的交易；5.出售或者要约出售其并不持有的证券，扰乱证券市场秩序；6.以抬高或者压低证券交易价格为目的，连续交易某种证券；7.利用职务便利，人为地压低或者抬高证券价格；8.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股评人士利用媒介及其他传播手段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市场正常运行；9.上市公司买卖或与他人串通买卖本公司的股票；10.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操纵市场的行为。”该通知较为全面的规定了操纵市场的具体表现形式，且赋予了中国证监会较大的认定权。但其中没有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

《证券法》第71条则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1.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2.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3.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4.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四）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责任。

虚假陈述是指具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市场主体及其所属人员，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致使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不法行为。[2]它是发生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欺诈行为。[3]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行为主体――负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其中既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另外也包括了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上述《1-9规定》第7条规定：“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包括：（一）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二）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三）证券承销商；（四）证券上市推荐人；（五）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六）上述（二）、（三）、（四）项所涉单位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五）项中直接责任人；（七）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

第二，主观方面――虚假陈述行为人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大多数行为人具有故意的主观动机，或是为了诱骗投资者，或是为了逃避监管，故意对公司及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有关重要事项作不实陈述，但也不排除行为人过失作虚假陈述的情况，虽然其主观恶意较轻但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客观方面――行为人确实已有虚假陈述有关重要事项的行为。根据《1-9规定》第17条的有关规定，对于重大事件，应当结合《证券法》第59条、第60条、第61条、第62条、第72条及相关规定的内容确定。至于具体的行为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虚假记载，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在的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的行为；其二、误导性陈述，即虚假行为人在披露信息文件中或者通过媒体，作出使投资人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其三、重大遗漏，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载的事项完全或者部分予以记载；其四、不正当披露，即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

第四，因果关系，即虚假陈述与投资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1-9规定》从正反两方面认定，其第18条指出：“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第19条：“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从上述对于因果关系的规定来看，其采用了过错推定原则，即：只要投资人买入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而且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后、揭露日（或更正日）前买入并造成损失，人民法院即可判定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非被告能够举出反证。

从上述第18条第2款和第19条第1款可知，只有当投资者在实施虚假陈述行为与揭露或更正该虚假陈述行为之间的时间段内购入并持续持有与该陈述直接相关的证券，投资者的损失才有可能被认定与该虚假陈述有因果关系。换句话说，以下两种情形被排除在民事赔偿范围之外：（一）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之前购入某种证券，其后发生的虚假陈述与该证券有直接关联，在虚假陈述实施日或以后至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之日之前，投资者卖出该证券的情形；（二）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之前购入某种证券，其后发生的虚假陈述与该证券有直接关联，在虚假陈述实施日或以后，投资者持续持有该证券至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之日的情形。[1]此处的立法缺陷不无遗憾。

第一种是无过错责任，即只要侵权行为存在，被告即使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此种责任最为严格，适用于发起人、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因为上述主体在虚假陈述行为中一般而言是行为的主要发起或炮制者，同时其行为在民事案件受理之前已由有关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或由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因此无须再给予其辩解的权利。

第二种是过错推定责任，即首先推定被告是有过错的，但如果被告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即可予以免责，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种责任相对较轻，适用于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专业中介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上述主体在虚假陈述的行为中理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限于其所作出相应行为所依据的资料或者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也有受到欺诈或隐瞒的可能，从而造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断，其行为的性质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有可能不尽相同，因此，赋予上述主体有证明自己无过错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种是过错责任，即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其举证责任落于原告。此种责任适用于上述两类主体以外的其他机构和个人。《规定》对于各种类型主体的归责与免责事由的区分，较好地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即责任应与过错相一致。

（五）欺诈客户及其民事责任。

第一，行为主体是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几种具体欺诈客户行为来看，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登记、清算机构，发行人或者发行代理人均可成为行为主体，《证券法》第73条更是将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明确界定为“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的主体。

第二，欺诈行为的侵害客体是证券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与委托其代理买卖证券的投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是行为人为牟取不当利益针对与其有委托关系的投资者实施欺诈，或是诱导投资者委托其代理证券交易，从中获利，因而，欺诈客户行为所侵害的并非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普遍利益。

第三，行为人有主观故意，且已实施欺诈投资者的行为。欺诈客户的行为人有诱骗客户买卖证券的主观故意，这是此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特征，以此区别于证券市场上有损客户利益的其他不法行为。故意实施欺诈客户行为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投资者在券商的诱导下陷于错误认识，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投资决定；二是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诱导行为有充分的利己性。此外，此行为也应已产生投资者损失之后果，如资金、交易费用的损失，以及盈利机会的丧失等。

第四，欺诈客户的客观表现。《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欺诈客户行为包括：（一）证券经营机构将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混合操作；（二）证券经营机构违背代理人的指令为其买卖证券；（三）证券经营机构不按国家有关法规和证券交易场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处理证券买卖委托；（四）证券经营机构不在规定时间内向被代理人提供证券买卖书面确认文件；（五）证券登记、清算机构不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本机构业务规则的规定办理清算、交割、过户、登记手续；（六）证券登记、清算机构擅自将顾客委托保管的证券用作抵押；（七）证券经营机构以多获取佣金为目的，诱导顾客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或者在客户的帐户上翻炒证券；（八）发行人或者发行代理人将证券出售给投资者时未向其提供招募说明书；（九）证券经营机构保证客户的交易收益或者允诺赔偿客户的投资损失；（十）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志，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证券法》第73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事下列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一）违背客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二）不在规定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书面确认文件；（三）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帐户上的资金；（四）私自买卖客户帐户上的证券，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五）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六）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以上的有关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都可参照。

关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我们必须通过司法实践逐步总结出一些方便投资者实现自己权益的制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通过立法加以确定。至于具体的实现机制，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和解先行。

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和解对投资者而言，可减少诉讼成本且能早日获得利益；对上市公司而言，可以减少诉累压力；对法院而言则可提高审判效率并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嘉宝案和红光案的和解结案就反映了这一点。在美国，据统计，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在一年内结案的仅8％（通常被法院驳回），两年内驳回或和解的案件有26％，三年内结案的仅占所有案件的39％，其余的都在三年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投资者维权成本之高昂，为了减轻讼累，美国法官也尽量鼓励诉讼各方和解。从长远来看，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通过调解达成和解的途径很多，除诉讼内调解外，还有当事人自我调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仲裁内调解等方式，因此，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应建立立体的调解框架。[2]这些应该由法院及相关机构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1-9规定》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当着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这一规定从某种意义上亦反映了和解先行的趋势。

（二）完善现行诉讼机制。

《1-9规定》第三章（第12条至第16条）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诉讼方式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其只是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简单重复，没有具体化的规定，更不用提有什么创新的举措。比如其第14条规定：“共同诉讼的原告人数应当在开庭审理前确定。原告人数众多的可以推选二至五名诉讼代表人，每名诉讼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其共同诉讼仍然是人数确定的诉讼。

从理论上讲，证券纠纷的诉讼程序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于证券纠纷中侵权的对象往往是众多的投资者，因此采取共同诉讼或集团诉讼的方式将较为普遍，人民法院应加强对这两种诉讼方式的研究和指导，并有必要正确认识集团诉讼的积极性和必要性。我国着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曾在一次论坛[3]中说过：“英美法比较灵活，……不仅更重视实用，亦重视商业里面的需要。应该说，只要有商业的需要，它们就会在制度上有所规定。在大陆法和英美法两个挑战面前，往往英美法有时能更好解决问题。”他还举例说：“就侵权行为法国民法典只规定了三条，德国民法典也只规定了十几条，而参照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有九百多条，它们并没有按照严格的体系被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但是在符合生活需要或者说人的生活关系中的需要的基础上规定的，并不考虑它到底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比如说恶意诉讼，在大陆法系你能说它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吗？但在美国，法律上或判例中就有规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吸收英美法系上的对我们来说行之有效的制度。”笔者认为，美国的集团诉讼正是这样一种我国在考虑证券民事赔偿的诉讼机制时应当充分吸收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正是以上三方面的差别，使得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证券市场纠纷时存在以下缺陷：首先，由于权利人必须到法院进行登记才能参加到代表人诉讼中来，而证券市场中中小投资者众多，让受害人到法院登记并选定代表人会增加诉讼的复杂性，亦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在败诉的情况下，也要承担律师费用，使得许多中小投资者实际上不可能行使诉权。而集团诉讼中，集团成员人数不确定时，判决仍然对不确定的集团成员生效。如果集团一方获得胜诉判决只可能存在多余的利益无法分配的情况；如获败诉判决，集团一方的诉讼费用一般有律师承担。美国集团诉讼代理律师一般采胜诉取酬制度，如胜诉，律师可从赔偿中获得较高的酬金，如败诉，则由律师自己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就单个投资者来说，其因证券违法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并非很大，其本身诉讼动力已经很小，如果还给其诉讼增加障碍，就无法有效刺激诉讼代表人的产生。其次，由于判决扩张方法上的限制，一些权利人在没有及时进行登记而被排除在先前的代表人诉讼中，无法直接获得判决的适用，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再次提起诉讼。这样必然给当事人增加了诉讼成本，既不利于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也无法发挥代表人诉讼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功能。第三，由于代表人产生方式的严格限制，使得我国代表人诉讼出现的可能性相对要小，更多的情形是受害人息事宁人。[1]正是鉴于这几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吸收集团诉讼中的合理因素，完善我国现行的证券诉讼机制。

五、结语。

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法定诉权，只要其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四个条件，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因此，对这类案件的受理，人民法院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技术困难，可以通过及时下达批复、颁布司法解释文件予以解决。即使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法律上不能得到支持，也应通过审理作出结论。()而不应像实践中的有关案例，以“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为由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上述对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但鉴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发育状况及目前立法、司法的实践水平等，使本文对许多重大问题未能涉及，如对投资者遭受损失的事由――合理风险（如系统风险）与违法违规行为之关系――的分析、损害的具体计算方法等；对有些问题尚须进行深层研究，如各种证券禁止行为的归责原则、归责主体、因果关系的认定、诉讼时效，及证券赔偿的实现机制等。这些均有待笔者今后的不懈努力。

证券业属于金融服务业的范畴，在wto有关的法律框架中服从于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该协定是一个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规定，对金融服务业主要有五项基本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原则，即逐步自由化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市场开放和平等竞争。[2]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充分保护投资者是合法权益，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吸引境外投资者及确保公正、有效、透明的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在不断完善司法实践、总结各方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当然，除了完善民事赔偿法律制度，在法律层面上下功夫外，我们还要在公民道德、公众平等意识等思想层面上下功夫，正如我们国家这几年来，不仅提倡“依法治国”，还提倡“以德治国”；也正如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除了需要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外，也需要道德调节”。只有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逐步完善、良性循环的市场环境和生活土壤。[3]涓滴而泉涌，一步一脚印，我终相信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一定会日趋繁荣、不断完善。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十三

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第一审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的诉讼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它是一种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既不依附于，也不从属于普通程序或其他的诉讼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改革动因。

（一）凸显简易程序特征的需要。我国民诉法对简易程序虽作了专章规定，从起诉方式，受理程序，传唤方式，审判组织、审限均作了比普通程序简化的规定，这些简便、灵活、快捷的要求，在过滤大量无争议或争议不大民事案件，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办案均起到积极作用。但整章中只有5个条文，简易程序本身的特征不明显，在配套制度上与普通程序没有严格、明确的界限。如诉讼费收取标准，归档卷宗材料要求，审级救济机制，裁判文书制作方面完全相同，使得简易程序的优势没有凸显，不被重视和看好，最终导致设立简易程序的目的未能充分实现。

（二）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需要。随着依法治国方略提出，法治建设被日益提上重要议程。作为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确保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必然要求提高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诉讼效率，要求提供便利快捷的司法救济途径，要求一种更加便捷高效、成本低廉的诉讼程序。尤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后，民事活动频繁，民事案件剧增，如果不能以灵活、快捷，节省的程序解决大多数简单民事案件，一方面，必然导致诉讼拖延，造成大量积案；另一方面，要实现对复杂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司法公正，法律权威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改革简易程序本身也是符合市场经济对诉讼程序的.需求，同时更是与国际上对诉讼效益和效率追求接轨的需要。

（三）规范审判方式的需要。《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出台后，关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论著不断涌现。减轻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的讼累，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节奏已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研究重点。2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海淀区法院还共同主办了中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研讨会。为缓解诉讼案件猛增与审判人员不足的矛盾（而根据最高法院的改革构想，法官人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各地法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广东省高级法院还专门制发了《广东省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规则（试行）》。虽然学术界和实务界观点鲜明精辟，呈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观，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和执法标准，各地法院各出奇招，各自为政，造成全国范围内适用法律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为改变这一混乱局面，最高法院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作为今年重点研究课题，并将择期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因此，在这个时期，深入探讨简易程序改革和完善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简易程序的价值及功能。

对一项诉讼制度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首先必须认清其在诉讼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理清其本身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具体来说，民事简易程序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利于贯彻“两便”原则。两便原则包括便利人民群众参加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办案两个方面。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有利用诉讼制度，请求法院审判的基本权利。因此，在对诉讼制度进行创建和改革之前，首先必须考虑到，是否有利于真正实现司法救济的权利。而简易程序的改革，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使得司法救济途径从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走出来，让更多的公民可以接近司法资源，获取国家司法资源的帮助，从而保障公民参加诉讼的权利，保障法院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有利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诉讼经济原则是每一项诉讼机制必须包含的原则和价值。以诉讼经济的原则要求，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要充分地体现诉讼周期的缩短，诉讼程序的简化，审级层次的减少，以及相应诉讼费用和成本的降低。简易程序正是通过上述途径，使得原本稀缺的诉讼资源能够发挥出最大潜能，最大程度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威信。扩大简易程序适。

[1][2][3]。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十四

各位代表：

你们好！

民事审判工作是法院工作的重头戏，老百姓所讲的“打官司”主要是指民事诉讼。因为民事审判工作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牵涉面广、工作难度大，既要依法审理，按法办事，又要使人民群众得到满意的结果，矛盾较大，直接影响整个法院的工作和法院在外界的形象。我们阜宁县人民法院在县委领导、县人大的监督下，在上级法院的具体指导下，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促进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人们和睦相处、社会井然有序，积极探索，坚持司法为民，推进审判改革，民事审判工作取得显著进步。

一、落实各项措施，强化民事审判工作。

去年，法院积极筹措资金，建成苏北一流的城北人民法庭，并对其它四个法庭进行了重新装修，使整个人民法庭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民事审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环境。根据方便审理、方便诉讼原则，今年五月还新设立了羊寨人民法庭，各庭还在有关镇设立巡回办案点。针对民事审判面广量大，政策法律性强的特点，法院将年轻的`审书人员安排到人民法庭工作，配备工作能力较强的庭长到基层。切实加强民事审判队伍的教育培训，积极鼓励和支持他们参加学历教育，目前95%的民事审判人员具有法律本科以上学历。法院还通过开展竞赛等活动，认真搞好民事审判队伍的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司法能力。

二、认真贯彻民事政策和法律，确保审判活动制度化、规范化。

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阜宁县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全体审判人员认真学习和贯彻国家的民事法律和政策以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熟练地掌握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和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相关的司法解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地保护当事人的财产和人身权利。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今年上半年，法院在全县范围内聘请了二十名人民陪审员，经人大任命，省高院和市中院培训，目前已全部上岗，和审判人员一样成为审判组织重要成员。坚持规范庭审活动和司法程序，正确地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坚持巡回审判制度，选择了一些赡养、侵权、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等案件，深入到农村、居委会就地开庭，取得了审判活动的最佳社会效果。

三、狠抓审判质效管理，全面提高民事审判工作水平。

审判质量和效率是法院工作的主题，也是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期望和要求。阜宁县法院始终把质量和效率放在突出位置，采取各种措施，确保案件质量和审判效率，全面提高民事审判工作的水平。

加强教育，增强审判质量、效率意识。抓好审判工作的各个环节，保证程序公正。坚持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集体定案，防止因个人的偏见而导致实体裁判的不公。强化审判管理，把法官审判业绩同个人利益直接挂钩。

四、充分发挥审判优势，大力强化司法调解功能。

我们党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民法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又一重要职能是“调”――即调解。调解工作至关重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案结事了”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基层法院或法官在新形式势下的基本要求。阜宁县法院民事庭强化诉讼调解，尽量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他们一方面认真审理好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各类民事纠纷案件，凡是经基层民调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当事人的意志，又不明火执仗公平的，都予以支持，确认其效力，判令当事人按约履行。另一方面他们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在诉讼保全环节上加大调解力度，使一大批案件通过调解协商的方法加以解决。近两年，阜宁县法院民事案件的调撤率始终维持在50%左右，施庄法庭和益林法庭的调撤率更已达60%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五、强化服务意识，确保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

民事审判工作具有直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功能。在实际工作中，阜宁县法院一方面强调司法公正，坚持贪污办事，另一方面在确定具体案件裁判结果时，尽量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公众的认知程度和可能带来的正反影响。

六、增强自学接受人大监督意识，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阜宁县法院注意摆正被监督者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位置。除每年一次的人大会议上，向全体人大代表汇报人民法院的各项具体工作外，在日常工作中认真听取人大领导，特别是内司委领导和人大代表对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并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按照其要求抓好落实。他们全力配合人大个案监督，经常向人大领导和内司委的领导汇报具体案件，尽最大可能的做好个案的审判工作，尽量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经过调查研究，我认为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民事审判工作受到当事人信访压力和媒体的影响，公正司法受到挑战。

2、解工作由于律师的参与和基层调解组织的不健全，调撤率提升的空间已越来越小。

3、新类型的案件如农业承包合同中的侵权案件，人民法院在实际操作中有相当的难度。

4、别案件的审理在程序上不够规范。

5、力量不足，民事审判队伍的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针对以上几种存在情况，我建议：

1.改善司法环境,促进司法公正。法院要加强独立审判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开审判制度；今后如有媒体对民事审判施加压力，可与宣传部门联系，及时制止和纠正。

2、把法官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进一步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法官必须有较高的法律专业知识、政治素质、高度的责任感，同时还必须具有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和驾驭庭审能力，这就要求法官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法学理论知识和明确法律理念，增强内心确信；培养出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使审判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真正做到公正司法、公道审判。

3、加大对审判工作的经费投入，保证办案所必须的经费。人民政府要加大对法院的投资，最大限度地满足法院办案经费问题。

4、突出“调”字，依法调解各种矛盾纠纷，营造和谐环境。民事调解工作应从情、理、法方面为争议双方寻求沟通的结合点，引导当事人自愿调解，达到最佳效果，把诉讼调解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在调解的主动性上下功夫，在调解形式上求创新，在调解的方式、方法上求突破。调解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抓住调解时机，释法说理，化解积怨，提高调解成功率，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稳定社会应加大调解力度，促进社会和谐。

文档为doc格式。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十五

我国进行司法改革已经多年了。已确定的改革成果有公开审判制度、当事人举证制度、当事人抗辩式审判方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刚刚制定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等。从司法改革的趋势看，到了完善证据制度、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分清诉讼责任的阶段。但是，这些司法改革成果都仅限于一、二审程序；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却迟迟未动。人们仍按部就班地进行申诉、再审、改判。你一、二审按照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只要当事人不举证，……。

本文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价值。但我作为一个基层法院从事审判监督的法官，提出这些想法，是否太狂妄了。不得以，就把她当作我的狂想吧。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司法改革也就是破除现行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确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由于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从立法指导思想，到程序设置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不可能就某一点进行修正；而必须对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全面批判，才能建立起合理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一）、对现行再审程序设置问题的批判。

《民诉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审判程序不完整、不严密，也至于再审程序无程序可循。这是我们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严重问题的不争事实。我们说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不同于民事一、二审程序。但他为什么不同于民事一、二审程序？关键一点在于它审理的对象不同。一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由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和稳定性；对法院、当事人和社会都具有约束力，任何人都无权改变的特殊性。因此，他的审理对象决定了他不能象一、二审程序那样，可在诉讼中变更当事人、增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等形式处理诉讼问题。但是，由于《民诉法》一百八十四条对再审的审理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即生效判决、裁定是由一审法院作出的，按一审程序审理；是二审法院作出的，按二审程序审理。这使得我们一些同志产生这样的认识。《民诉法》规定按一、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那么再审案件就可以按一、二审程序在诉讼中变更当事人、增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等形式处理诉讼问题。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再审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因此。在再审案件中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种再审形式和多种再审结果。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越再审，越不知该怎么审；越再审，越不知该审什么。而再审判决也出现了越判，当事人越不服的尴尬局面。就其原因，是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太过原则，根本无法反映再审的特殊性；把本来非常严肃的生效判决、裁定改来改去；甚至诉讼主体、诉讼请求都变更来将就当事人。难怪当事人愿意申诉，乐于申诉；这当然会产生申诉无限、再审无限的现象。

那么该如何设置再审审判程序呢。我们首先要明确，审判程序分为程序审判程序和实体审判程序。要设置一个审判程序，也首先要明确是设置程序审判程序，还是设置实体审判程序。我国现行的再审审判程序是按实体审判程序设置的。按实体审判设置再审程序所应处理的审判程序问题，远远大于一、二审程序所应处理的审判程序问题。

我们知道，法律的制定是按人们可预见到的社会现状而预先加以规范的行为规则。从我国现行的再审审判程序所能预见到的社会现状有，原审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合、原审诉讼请求事项是不成立、原审证据采信是否符合规则、原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原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原审法官是否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当事人、申诉或者决定再审的主体不同的审判程序问题、原审裁判形式不同的审判程序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之下还有很多子问题。在子问题下还有很多孙问题。要设置这样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审判程序，是否困难太大了，以至于到了不可能的地步。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就可明了再审程序的制定是多么的困难。（1）原审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合问题的子问题有，原审原告主体资格是否符合；原审被告主体资格是否符合；原审第三人主体资格是否符合；原审被告和原审第三人主体资格均不符合，再审中是否可追加被告和追加第三人等等。（2）原审诉讼请求事项是不成立问题，存在以下子问题：原审判决没有满足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原审判决否定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原审判决超出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原审判决与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完全不同或者完全相反等等问题。（3）原审证据采信是否符合规则的子问题有，举证责任问题、举证时效问题、证据间的效力问题、法官采证标准和原则问题等等。（4）原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子问题，有法律本身出现的法律冲突问题、法律适用效力问题、当事人在原审中可知适用法律量与原审判决后得知适用法律错误的差异问题。（5）原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问题。这存在有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时效问题和法官在执行程序法时所犯错误的可原谅性和不可原谅性问题。（6）原审法官是否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公平地对待所有当事人的子问题有，法官恶意偏坦一方当事人；法官善意偏坦一方当事人；法官善意偏坦一方当事人的尺度问题等等。（7）申诉或者决定再审的主体不同的审判程序问题。这存在以下子问题。原审原告提出申诉；原审被告提出申诉；原审第三人提出申诉；原审当事人均提出自己申诉理由，以及原审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诉或者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原审法院自己决定再审的条件和程序；上级法院决定提审或者指令原审法院再审条件和程序；检察院提起抗诉条件和程序等等。（8）原审裁判形式不同的审判程序的子问题有，原审裁定驳回原审原告的起诉；原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诉讼请求；原审当事人对部份原审判决不服；原审当事人对原审调解不服的再审审判程序问题等等。至于孙问题，我们仅以检察院抗诉的再审审判程序问题进行分析。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诉前已向法院申诉，并经法院审查或者再审驳回申诉或者已改判；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诉时已超过申诉期限；检察院抗诉理由与当事人申诉理由不一致或者完全相反；检察员参加民事诉讼的诉讼地位问题；检察院抗诉理由由谁举证支持；人民法院决定审理检察院抗诉案件，而双方当事人均不到庭，或者申诉方不到庭，或者被申诉方不到庭该如何审理；当事人在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以检察院抗诉理由进行陈述举证，而是以自己的申诉主张进行陈述举证该怎么审理；再审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再审调解后，该如何处理原审生效判决……等等程序问题。

我们该如何来设置能包容这些问题的审判程序呢。我想，要设置能包容这些问题的审判程序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按照现行的再审程序所确定的实体审判的指导思想来制定再审程序。那么，上述子子孙孙的问题就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来研究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及用程序审处理再审程序设置问题。那么再审程序的设置就简单多了。假如我们在新制定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明确规定，按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或者听证（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申诉听证问题将于后讨论）的案件，实行程序审查，不进行实体审判。如果经再审或者听证，发现符合新制定的再审条件的，撤销原审判决、裁定，返回原。

审级人民法院进行重审。这有几个好处，一是不直接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实体审判，避免破坏两审终审的民事诉讼制度和抵毁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权威性。二是“撤销原审判决、裁定，返回原审级进行重审”后，其审理的对象不再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是当事人的讼争。这样可在审判程序上与一、二审程序含接，不会再因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产生审判程序上的混乱。三是设置再审程序时只需制定再审的条件、程序审查的必要程序、程序审查后的处理程序即可。制定这些程序要比制定一部实体判程序简单得多。四是可在人民法院机构改革中，撤销基层法院的审监庭，减少审判环节。

（二）、对本院决定再审和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的批判。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条包含三层内容，一是本院有权决定再审；二是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有权提审；三是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有权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对本院决定再审和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这一程序设置，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本院决定再审在理论上就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知道，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和稳定性，对法院、当事人和社会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任何人都无权改变的特殊性。这就是生效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当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对人民法院同样具有约束力。如果本院可以决定再审，那么判决、裁定就可以朝令夕改，生效判决、裁定对本法院就没有约束力。这无疑是在生效判决、裁定的普遍约束力权威下打了一个地洞，原审法院可以自由的进出。

其次是本院决定再审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本院决定再审，会产生一审判决后不经二审程序，而是直接经过再审程序改判，从而破坏二审终审制度，扰乱司法诉讼秩序。我在司法实践中就办理过这样一个案件。一审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同时向上级法院领导反映判决存在的问题。上级法院立即通报了该案件。于是一审法院就动员当事人撤回上诉为其进行再审。该案虽然经过再审处理，得到了圆满地解决。但它在当事人的心目中对法律、对判决的敬畏之情就大打折扣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不惧法律，不惧判决书，不惧再审；相反乐于再审，甚至不打上诉打再审。因为进入再审程序的渠道很多也很容易。这势必造成诉讼秩序的混乱，产生申诉无限、再审无限的恶果。二是原审法院可以决定再审，会影响再审的公正性。当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可以就近通过各种渠道，采用正当的手段或不正当的手段，促使社会各方面向法院施加压力，达到再审的目的。由于原审法院的院长以及审判员都生活在当地，这种影响力是很强大的，也是很容易。这种原审法院决定再审的程序设置，无疑会影响再审的公正性。有这样一个再审案件。一、二审判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采用隐瞒事实真象的手段，向人大反映。人大即向法院质询，促使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该案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再审判决后又经过一次再审，但另一当事人仍不服，现在仍在申诉中。这严重地影响了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三是原审法院可以决定再审，会出现不经当事人申诉，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造成当事人不出庭或者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执行原审判决，使再审无实际意义的尴尬局面。我办理过这样一个案件。信用社诉贷款的实际使用人，而不告贷款人。信用社和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书生效后，法院在例行检查案件时，发现诉讼主体资格有错误，决定再审。当我们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再审裁定书和开庭传票时，均表示不出庭，愿意履行原调解协议。经我们多方做工作，当事人出了庭，但仍表示愿意履行原调解协议。我们再次告知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原审原告表示撤诉，但双方当事人当即又庭外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继续执行原审调解协议。这显得再审是多余的浪费诉讼资源。

第三、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理论上违反程序正义原则。按“程序正义”的要求，人民法院受案和审理案件要具有中立性，其基本条件是：（1）与自身有关的人和原审法院不应是该案的法官和受理再审的法院；（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和部门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其一方的偏见。括展开来就是，该案审理结果不应涉及受案法院或者受案法院的审判人员。因此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程序上就不能保证再审的公正性。现在各级人民法院都在进行法院间的考评、审判员之间的考核和错案追究。再审结果会直接影响原审法院领导和原审审判员的升迁、调任，提职、提级等等。因此再审判决往往要考虑这些问题，而使再审判决失去公正性。特别是原审案件经过审委会讨论过，再审案件交审委会决定，这在程序上就不能保证再审判决是公正的。

第四、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按照现行的再审制度，基层人民法院必需设立审监庭。而再审案件呈倒金字塔形，及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最少，逐级再审案件增加。一般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多则几十件，少则几件。而基层人民法院审监庭至少要三个审判员组成一个合议庭，并且要求是高素质审判员，也应该是高素质审判员。三个高素质审判员一年只办几件或者几十件案件，而基层人民法院的一个审判员一般要办几十件、几百件案件。这三个高素质审判员不是被浪费掉了吗。全国有上万个基层人民法院，就有几万个高素质审判员被浪费。这种诉讼人才的巨大浪费，仅仅是诉讼程序设置时的疏漏造成的。使法律人才本来就匮乏基层法院，还得拿出大量的人才来办再审案件，确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按照程序审的思路，撤销基层人民法院审监庭，由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发现符合条件的，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进行重审。这样原审法院进行重审的审理对象就不是生效判决，而是当事人的诉争。这在理论上不会违反程序正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行得通的。

（三）、公正地评判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问题。

现在有大量的文章对检察院民事抗诉进行批判。认为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是公权干涉私权。因此全面否定检察院民事抗诉。从理论上讲，公权是不得干涉私权的。现行的实体再审程序规定检察员要参加民事再审审判活动，这也确实是公权干涉了私权。那么，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如果我们继续执行现行的实体再审程序，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有自由处分权。在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甚至不参加诉讼。这时用公权来干涉私权就显示出它是那么的毫无意义。我在从事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审理检察院抗诉案件时，双方当事人均不到庭。我们发出拘传令，但传来了被申诉人，而申诉人已外出务工去向不明。这让法庭很难办，让检察院很尴尬。最后我们只好参照原告不到庭的处理程序裁定终结诉讼。

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进行监督，不介入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之争，就可避免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我们知道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是公权；而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也是公权啊；用公权监督公权，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在实践中可以避免用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那么，在程序设置上该如何制定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权只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进行监督，不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的讼争进行干涉呢。我认为，只需在程序设置时确立程序审的再审程序，即可满足这一要求。

我们设想一下，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后，经检察院审查符合再审的条件时，即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对抗诉的民事案件进行程序再审或者听证。由检察院向程序再审或者听证的法庭陈述抗诉的理由和证据。经程序再审或者听证法庭审查后，认为抗诉理由和证据符合再审的条件，即撤销原审判决或裁定，发回原审级进行重审。在这一程序中，仅针对原审的民事审判权是否正确的行使，而不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讼争的谁是谁非，避免了用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

上述分析论证仅回答了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能不能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问题，而没有回答该不该的问题。我认为，要建立一种新的审判制度，必须具备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否则这种审判制度就是不科学的。因此能不能的问题，是检察院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可行性问题；该不该的问题，是检察院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必要性问题。只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二者具备，它的存在才是合理。

检察院该不该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呢？我认为该。根据权力制约理论，任何权力都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切有权力有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1。因此，任何一种权力只要失去监督，就可能出现恶性膨胀，滋生腐败。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作为一种权力，同样应该进行监督。从我国现行对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看，人大、政协监督属于质询监督性质，媒体和社会各界监督属于舆论监督性质；只有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才是程序性质的监督。质询监督、舆论监督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它必须通过法院自身的决定，才能启动再审程序。检察院行使审判监督权则不同。当检察院行使审判监督权时，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这不需法院同意与否，都必须再审。因此这种制约民事审判权的程序监督是必不可少。否则，民事审判权除了人民法院自已监督自已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实质性的监督了。

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按“有错必纠”指导思想设置的。按《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的判决事实必须是客观事实，而不是“法律真实”。因为，《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的院长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不管当事人是否申诉，只要经过一定的程序都可以进行再审。我们知道，人民法院判决的事实都是过去了的历史事件。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因此我们不可能再现历史事件，只能通过历史事件所残留下来的各个历史碎片，尽可能的拼凑起来反映历史事件。这些历史碎片就是法律上的证据；而拼凑起来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判决事实。因此判决事实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反映客观事实。如果我们主观地要求判决事实必须是客观事实；把“确有错误”作为再审的依据。那么在理论上，我们的生效判决、裁定永远处于不确定状态；而申诉无限、再审无限也就是必然的了。原因是你不可能保证判决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客观事实。

我认为，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作为再审的依据是不当的。我们应该把产生判决错误原因、责任明确起来；把人民法院的审判过错（包括审判人员的主客观过错）与当事人的自身诉讼过错区分开来。把人民法院的审判过错（包括审判人员的主客观过错）作为进行再审的依据；而当事人的自身诉讼过错不作为再审的依据。这样我们既把一、二审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权利自由处分原则（不告不理原则）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贯彻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又可避免当事人申诉无限、人民法院再审无限的后果。

（五）、对现行再审条件的反思。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引起再审的五种事由中，我认为第一种事由及“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加以严格地限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12月21日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引起再审的“新的证据”有原则性的规定。但它并没有象一、二审程序那样，具体规定了那些属于“新的证据”的范畴。由于再审条件是决定生效判决、裁定是否丧失法律效力大事，理应对引起再审的“新的证据”加以严格地限制。

再审中的“新的证据”，一般理解为：在原审程序中没有提出的证据。他包括三种情况：（1）当事人在原审中没有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知道存在该证据，但没有收集；或者当事人无法收集而向法院提供线索，但人民法院仍然没有收集到该证据；（3）当事人持有该证据，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向法院举证。如果出现这些“新证据”人民法院就应再审。这无疑会鼓励当事人在一、二审中不举证，而在再审中搞证据轰炸。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而且使当事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烂用诉权而不承担诉讼过错责任。当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进行判决后，当事人一但提出新的证据，人民法院就得再审，并且由人民法院承担错判责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但当事人、社会各界会认为是人民法院错判）。

再审程序中是否应该把“新的证据”作为再审的条件之一呢？我认为，再审程序只有一种“新的证据”可以作为再审的条件。这就是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裁定的主要证据是伪证。而前面所述的三种“新的证据”都不应作为再审的条件。理由是再审的对象是生效的判决、裁定；而一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由于一、二审程序中所争议的事实是待定事实，而生效判决事实是已经确定了的“法律真实”，是终结纠纷的标志。因此除“新的证据”能证明原审判决、裁定的主要定案证据是伪证之外，其它“新的证据”，都应按“证据失权制度”处理，及在法院指定或确定的期间或期限内没有提出的证据，不得在以后提出，即使提出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作为裁判的依据，以保障生效判决的既判力，维护生效判决的权威性。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主要事实证据不足”，是否应作为再审条件问题。由于最高人民法院于月21日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它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们分析一下证据不足的情形：（1）原告起诉没有证据或者反驳没有证据，而判决确认该事实；（2）起诉是孤证或反驳是孤证，但对方没有反驳，判决按诉讼默认处理；（3）双方当事人都举了证，但证据效力有高低之分，而判决采信低效力证据，否定高效力证据；（4）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效力相当，法官内心善意偏坦，采信一方当事人的证据等等。这些证据不足的原因，都因新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建立，而可以归入采证程序违法范畴来处理。因此可以删除该条件。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五。

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作为再审条件应作修改。我们知道，再审的审查对象是生效判决、裁定；而生效的判决、裁定却是原审法官代表原审法院作出的。要研究符合再审的条件，除了要研究再审的硬件，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新证据等之外，还应研究原审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的内心意念。按照人类社会学的观点，人的内心同时存在着良知和恶念。原审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的内心意念是由良知所驱使，所作出的裁判即使有偏坦，也是善意偏坦。当然，这有个度的问题，超过一定的限度则为恶意偏坦。如果原审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的内心意念是由恶念驱使，所作出的裁判必然是恶意偏坦。在一定限度内的善意偏坦，可以理解为法官的自由心证的范畴。恶意偏坦则包含了恶念驱使和无知驱使。“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再审条件，仅是恶念驱使下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表现，而“显失公平”的恶意偏坦却没有包含在其中。因此，我认为应该以“恶意偏坦一方当事人”作为再审的条件。

作为诉讼程序，它所追求的是程序上的正义、法律上的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终结纠纷的期限。如果诉讼程序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目标，那么很多纠纷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再审程序除了诉讼程序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我们知道，再审的对象是生效的判决、裁定。由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经过一、二程序后确定的“法律真实”，是一、二审程序独立价值的体现。因此我们应以“程序正义”的理论，作为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再程序应当具有：一、中立性，其基本条件是：（1）与自身有关的人和原审法院不应是该案的法官和受理再审的法院；（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和部门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其一方的偏见。二、劝导性：（1）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应给予公平的注意；（2）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3）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的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结论和论据做出反响。三、科学性：（1）纠纷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理为依据；（2）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

（二）、关于再审标准问题。

《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中“确有错误”这一再审标准应修改。因为“确有错误”的概念，不能确定是当事人的诉讼过错，还是人民法院的诉讼责任。如果是人民法院的诉讼责任，应当予以纠正。如果是当事人的诉讼过错，叫人民法院怎么纠正？我们知道，公民行使民事权利有一条基本原则。这就是“民事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当公民行使民事权利的时候，人民法院不能指令公民应当行使这样民事权利、那样民事权利。这些事应由律师去做。人民法院只能公平地对待每个公民所主张的民事权利，摆正自己的位置就行了。因此，应该对《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中“确有错误”的规定修改为，“发现因人民法院的审判过错，足以影响人民法院公正判决、裁定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可避免因当事人的诉讼过错，而社会各方面却责怪人民法院错判和当事人的缠讼的怪现象。

构建新的民事审判监督审查模式，首先是要确立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所实行的是程序审查，其次才是建立什么审查模式问题。如果以程序审查为目的来设置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审查模式，那么，我认为应采用听证的方式进行。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新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排除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的话，能够引起人民法院审查生效判决、裁定的正确性的主体，就只有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抗诉两种。如果采用审判的形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就得按审判的规则进行。这无疑会重蹈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实体审的覆辙。如果我们采用听证方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当事人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申诉或抗诉，只针对原审法院是否正确行使民事审判权，不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讼争。因此采用听证的形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是可行的。

制定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应解决民事审判监督听证案件的管辖权、审级、审次；当事人申诉的立案条件；当事人申诉而启动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和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的听证程序的设置；听证后的处理程序及其法律后果等等问题。但制定一部听证程序，要比制定一部实体再审程序简单得多。

听证程序首先应解决民事审判监督听证案件的管辖问题。我认为管辖权应该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管辖。对审次问题，我认为应明确规定，经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后的申诉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再受理申诉；经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裁定驳回的申诉案件，当事人和检察院可以上诉或抗诉一次。对审级问题应加以限制，应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立案受理申诉案件的，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应立案受理，可以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立案受理。这样可以阻断申诉无限、再审无限的通道，又可以疏通申诉的渠道，引导当事人按程序依法办事，避免当事人四处申诉和申诉无门现象发生。

对听证程序的设置问题。我认为，民事审判监督听证应采用单方听证形式进行，即由申诉人或检察员直接陈述原审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时存在过错的事实和证据。对听证后的处分权问题，我认为驳回申诉或抗诉的，可由听证合议庭决定。对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因属于剥夺原审判决、裁定法律效力的大事，应由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听证后的处理程序及其法律后果问题。我认为，撤销原审判决、裁定或者驳回申诉、抗诉的，都应以裁定的形式作出。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发回原审法院按原审程序进行重审。驳回申诉、抗诉而上诉、抗诉的，上诉法院进行书面审查。这可以减少申诉人的讼累，也可减少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四）、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条件问题。我认为符合以下条件的应该撤销原审判决、裁定：1、有新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的主要证据是伪证；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和证据认定程序，影响案件公正判决、裁定的；4、原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恶意偏坦一方当事人的。

改革的春风吹拂了人民法院陈闷气息，时代的浪潮撞击着法官心灵。让我们仔细地审视过去的民事诉讼程序，冷静地设计我们未来的殿堂。

纳溪法院田涛兰平。

注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参考书目：卓越泽渊主编的《法理学》、《法学导论》。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著的《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常怡主编、吴明童、田平安副主编的《民事诉讼法学》。

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十六

审判监督程序也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为了保障法院裁决的公正，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依法纠正错案，提高办案质量和法官的业务素质等，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和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通过认真总结多年来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中确实也存在一些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种指导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重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充分体现了实体公正，尤其强调了个案的公正，使每一个案件都得到正确处理，每一个错案都得到彻底纠正。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非常理想的。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有错必纠”强调过分了也会有副作用。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错案，错案的范围如何确定，错到什么程度就得必纠，这需要有一个明确、具体、合理的标准。其次，司法程序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一道程序，生效的判决、裁定是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确定，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其特征之一是具有稳定性、终局性，不可任意变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具有安全感，使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社会的发展也才有序。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对再审作如下必要的限制：

第一，一审判决以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权的不得申请再审。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设立二审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和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更充分、合理的保护，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监督审。一审判决后，如果当事人对判决不服，自然应当提起上诉，进入二审程序。如果当事人未上诉，说明其服判或行使了处分权，放弃要求上级法院改判的权利。所以一审判决生效后，若当事人又以原判决有错误为由申请再审，则不符合处分原则的要求，是对其权利的滥用，也是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损害，故此种情况不应当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

第二，终审后发现新证据的不能申请再审。如前所述，举证应有时效制度，否则既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也不利于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参照世界许多国家的做法，终审后发现新证据不应作为提起再审的理由。

第三，已经经过再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案件只能再审一次。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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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十七

前言。

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被称为“再审程序”。当前，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亦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在此，笔者仅就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进与完善略抒己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这一重要的诉讼程序。所谓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职权提起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种诉讼程序。

要准确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本质属性，还应把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第一，审判监督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也就是说经过两审终审的案件，审理程序即告终结，案件转入执行阶段，执行终结，案件也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在执行过程中或执行终结后，发现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有关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再审或提审，就发生了审判监督程序。这种审判监督程序只能发生在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前提下，并不是每一起案件都有这种程序，而且绝大多数案件没有这种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开始与否不取决于当事人申请与否，当事人申诉未必引起再审，当事人不申诉也不见得不进行再审。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

第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生效的判决、裁定包括已经超过法定上诉、抗诉期限的地方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判决、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确定审理对象主要是从案件的表现形式上看，并不是依案件的内在本质内容来定。我们要强调的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并不意味着任何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都可以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只有那些既发生了法律效力而又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才可以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

第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是法定的机关和人员。有权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再审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只是引起再审的一个来源，其本身不是再审的主体，不能直接引起审判监督程序，也不能阻止判决裁定的继续执行。

第四，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不受时间限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没有规定时间上的限制，无论生效的判决、裁定是处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已经执行完毕，只要在认定事实上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再审。

第五，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没有再审程序和监督程序的划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之分，只有一种审判监督程序。这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便于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在事实与法律的全面审查中发现原裁判的错误，从而彻底纠正错误。因为事实上的错误与适用法律上的错误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断然划开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国的规定较科学、合理。

第六，再审改判可以判处重于原判的刑罚。这与“上诉不加刑”是有区别的。再审后的案件，认为原判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裁定维持原判，驳回申诉和抗诉；认为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失实，或者事实属实，但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如果原判量刑过重，被告人仍在服刑的，可以撤销原判，酌情改判减轻刑罚，原判确属量刑过轻，可以改判加重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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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民事审判监督申请书（模板18篇）篇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