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道路作文 道路作文字(优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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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一

[访谈嘉宾简介] 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國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理·科社”学科评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

[访谈人简介] 夏敬芝，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国的70年，是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70年。筚路蓝缕是指新中国70年创业道路的艰难，砥砺奋进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奋斗，硕果累累是指我们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围绕“新中国70年与中国道路”这个主题，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书翰教授，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访谈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并形成了中国道路，在当今世界备受瞩目，请严教授谈谈中国道路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

严书翰教授： 首先要界定一下，我们这里讲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确实，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用70年时间就开辟出一条通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伟大目标的中国道路，这当然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件。我注意到最近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郑永年是这么评价新中国70年发展的：“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1]我认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认识开拓和形成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程中的重大挫折。想想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真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呀。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未被打倒，社会主义历史并未终结，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而这一切都与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密切相关。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笼统地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低潮，但是，一个人口约占世界1/5的国家在70年时间里通过开辟和形成中国道路，使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还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总之，中国道路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角度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积弱积贫、任人宰割的时代，不甘沉沦的中国先进分子就开始寻求救国救亡的真理，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纷纷登台亮相。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们在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就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下的基础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因为我们沿着中国道路阔步前进，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二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教学目标 

知识方面

知道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能力方面

通过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整理历史史实，从而得出正确结论的应用能力和透过历史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抽象概括能力。

思想觉悟方面

通过教学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增强社会主义信念。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学生讨论归纳为主的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

近代中国人民救国的奋斗历程，既是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

2、难点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问题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过程 设计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一、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学生自读课本

学生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找出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什么会这样？

2、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如何？

（因为学生已学过历史，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已有一定的了解）

教师总结：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象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的扭曲发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人民急切盼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没能完成救国的历史使命

学生自读课本

学生思考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近代革命志士进行的救国探索有哪些？结果怎样？

2、以上探索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

教师归纳总结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封建势力顽固而强大，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趋向胜利。

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们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试图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是不可能的，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只能用新的革命方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这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内容。

板书设计 ：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效果检测与矫正：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教学札记：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三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四

摘 要：中国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开辟的独创性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这条革命道路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关键词：中国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错误思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运用到中国实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同“城市中心论”、“革命悲观论”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那就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这条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840年英国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接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来，强迫腐朽的清政府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1915年，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对长期封闭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启蒙教育。自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想和思潮涌进中国。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先进青年的救国口号。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青年运动，唤醒了广大的中国人民。从此，中国的先进青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结合到工人运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以解放全国各族人民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己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努力探索了中国革命道路。1921年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1]可见，党主张走俄国人的路，但未能提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革命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而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纲领。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全面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之后，党总结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失败尤其是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引发的“二·七”惨案的深刻教训，使党开始意识到要抗衡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军阀武装），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1923年党召开了三大，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并开始改造国民党建立国共党内合作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党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从1926年开始，党积极推动北伐战争，并在战斗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取得胜利，几乎解放半个中国的形势下，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自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处于低潮。这次血和泪的教训让共产党坚定了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意志和决心。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1927年8月7日，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批判并且改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进行土地革命以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著名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2]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因此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而且在反“右”倾时忽视了“左”倾情绪的滋生，为后来的 “左”倾盲动主义埋下了伏笔。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逐渐重视起武装斗争和武装农民。但是，党在这个时期并没有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因为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显示出城市都是他们革命的重心。第二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可以让共产党在大中型城市进行活动时有机会充实自己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当时的共产党属于建立初期，并不能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领导的实际上是以农民为主力的武装斗争，所以共产党也就不会在这时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攻占长沙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后，他毅然决然的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开始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革命重心也开始由城市转移向农村。中国革命道路的内涵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选择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因为井冈山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是它属于湖南，江西两省的交界地区，远离大城市，而且有着许多树林，有许多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形，这是开辟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其次，井冈山地理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党员队伍在生活上可以自给自足，不给当地的百姓增添负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一支属于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在井冈山上，可以为创建革命根据地、探索革命新道路提供有力的武装支持。

二、中国革命道路是在与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自己掌握军队并开展武装斗争。但是，在展开武装斗争的问题上由于长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城市中心论依然干扰着党中央的决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城市中心论”所带来的不利，历经了许多年残酷曲折的斗争。党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由于长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党领导的斗争大多以攻占城市为目标，“城市中心论”在党内流毒甚广。所谓城市中心论，也就是瞿秋白说的“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形式。这一理论被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事实证明，城市中心论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行的。由于当时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地信奉“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者，加上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对毛泽东在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受此影响，我们党内的一部分领导人更是错误地以为，“农民占党的组织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党的绝大危机”！共产国际这种对待我国的错误的态度，使中国共产党没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严重妨碍了对适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因为对实际情况缺乏理性的认识，“不断革命论”也对我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有着严重的干扰。瞿秋白把土地革命当作了第一任务，但同时却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想要依靠城市的工人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在这“不断革命论”的影響之下，党只能继续错误的坚持“城市中心论”。尽管当时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党的农村方面的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瞿秋白等党的领导者依然错误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忽视甚至无视农村的重要性，这严重干扰了党对正确革命道路的探索。1928年，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六大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会议上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在六大以后，党中央依旧把城市作为革命重心。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决议中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李立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主张在革命工作中不需要再积聚和准备革命力量，可以直接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模式。

在李立三占据党内领导地位的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执行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对党内的右倾悲观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针对党内的消极思想，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了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思想，文中系统地指出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但“城市中心论”在党内依然很有市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坚持攻占大中城市，并鼓吹要同国民党反动派打正面战争。这也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在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党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不断被丰富和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更多被应用于人民战争当中，并产生了强大的正面效应。这一时期，我国北方许多大城市和交通枢纽为日军所攻占。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文章。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系统地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攻占大中型城市的任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我党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并且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再次于革命实践中得到验证。

三、中国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新的理论观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思考、总结提炼出来的，既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脉络，又饱含着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因此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和与时俱进的活力。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学说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共产党宣言》中说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是一种普遍规律，但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时，具体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究竟要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武装斗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详细的表述，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凭借集体的智慧和团队的力量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并将武装斗争和农民革命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将旧时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改造成新式的工农联合武装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党取得了革命最后的胜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中国革命有着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发展规律，这种独有的发展规律源于自己独特的国情，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建立显示了我党对中国独特国情的精准把握，并且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其他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集体的勇气和智慧，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有益尝试和艰苦探索，在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同时，也留给后人以启示与反思。脱离实际，就会看不清真实情况从而走上错误的道路，就会给国家的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我们还不能仅根据已有的经验行事，要把实际与经验相结合，理性科学的探索适合本国的道路。只有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加以改造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在改革与创新的道路上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参考文献：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五

思想就是力量。科学的思想在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条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就能对中国道路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诞辰100周年时，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开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间他在新民学会的两次发言。

穿越时空隧道，这篇文献为我们还原了这样的场景：

1921年新年的长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同志只是那个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毛泽东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同志用形象的10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日益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国寻路，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做过各种尝试。

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中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值得称道，但试图在不变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结果只能是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试图“跪着造反”，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结果同样是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妥协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依赖性，不能和不敢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时，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一批先进青年最终的选择。

历史常常是这样，在看似山穷水尽时为人们展现出一线生机。91年前那个夏天的晚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13个年轻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新的革命实践、民族复兴道路的新探索由此开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成为了先进的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外国人。他的理论成为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帜。在中国道路的每一段历程上，人们都可以看到这面飘扬的旗帜。

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

探讨中国道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只是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和方向。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国道路如果说是一幅蓝图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描绘这个蓝图的一个底本。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理解和开启中国道路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就这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信仰不等于实践，实践也不等于成功。当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这个理论武器去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如何运用它与此前选择它一样艰难。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又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

最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发动城市工人罢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中国共产党转而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风暴。然而，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但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人继续推行以“城市中心论”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各路起义军在攻打大城市的过程中接连失败。

第一个发现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新理论的，是毛泽东同志。

为了回答和解决严酷环境中一个又一个的紧迫问题，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明确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是一个伟大创造。不论是从国际共运的理论看，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在讲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夺取政权时，都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当时已有的实践来看，国际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是以巴黎为中心，通过城市起义取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首先是从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开始的。

创造新的理论不容易，让人们接受新的理论更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需要实践的检验。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就认为，中国革命就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里组织工人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跑到山沟沟里去搞武装割据，站不住脚，是注定要失败的。受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当时党内有许多人认为，搞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再次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对抗中遭到严重失败，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并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也重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理论的正确。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步骤、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这一理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建立起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并依靠这“三大法宝”，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理论引领着实践，实践又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则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彼岸的独特道路。坚持与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共产党宣言》他反复地读，读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他从长期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但同时又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搬。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艰难曲折中的砥砺奋进，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成为全党的共识。这就是：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一点毫不动摇；同时，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不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都不能够“一味盲目执行”，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以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典故。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党内取得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创新都源于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中国道路最关键的一个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里所说的“奠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质基础，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第三点尤为重要。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已经深深地溶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国人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准则和方法。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胜利前所预言的，建设的道路更长，更艰苦。为了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了大量艰辛的探索。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论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至今仍让人感受到那一代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创造才华。然而，后来这一探索却出现严重错误。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错误理论指导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内乱，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国道路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标志的伟大历程。

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大胆地思考问题，大胆地进行改革尝试。

在当时的中国，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搞了二十几年，人民生活还是很贫困。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这首先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同时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方法上也有不对头的地方。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搞的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进方向，但并没有对怎样搞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现在的实际，从时代条件和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照搬书本和别国的经验从来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从此有了一个自信而响亮的名字。

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我们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的中国最具体、最严峻的实际，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穷”，也就是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因此，邓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从这里破题。

翻阅1980年4至5月间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社会主義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后来，这些谈话就以这句话为标题集纳为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

新的实践总能带来新的认识，新的惊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首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迅速摆脱贫困状态。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杀出一条血路”，在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原有的国营企业也开始放权让利，进行承包经营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实践，使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改革开放试验的成功，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但正当我们加快改革步伐，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中国道路却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干扰和冲击。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局面。但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时，也出现了右的倾向。社会上极少数人片面夸大党在历史上的失误，散布种种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对这种思潮进行反击，否则，人们没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中国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乱。

为了保证我们的目标和步骤不受干扰和冲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此后，邓小平同志反复论述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理。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他多次谈到：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在这一历史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理论和他领导开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为三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后来，我们进一步把它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内容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这也成为了中国道路最基本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是1992年他视察南方的谈话。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集中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围绕这一本质，他为改革开放实践划定了一个尺度、方向和标准，即：判断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发，邓小平同志对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认识问题进行了回答，进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

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1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在历史的关口处，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胆识、睿智和远见、阅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别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谈话，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实际而提出来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的确，社会在飞快地发展。20世纪的最后10年，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充满了变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顺时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摘自6月26日《人民日报》。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刊分两次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