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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的读书笔记篇一
看完《猎人笔记》这本书，仿佛穿越回十九世纪的沙皇时代。让人感到了那时社会的黑暗与血腥。黑暗血腥之中诞生出了那个时代了畸形儿“农奴”。
“农奴”是一种卑贱的人，不，在那时根本不能算人！只能算农奴主——地主财富的一部分。离开了主人的农奴，犹如钞票一般谁都可以捡——谁都可以杀。根本没有自主权利！一辈子只能如寄生虫一般碌碌无为。
让我记忆犹深的是苏乔克，这位小农奴。
他与主人一起去打猎，他个人很矮，一起渡河时，他陷入泥中。可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他并没有去拉前面的主人，让他的主人来救他，最后他被后面的人救了上来。这是怎样的一颗心啊！自己的生命在他心中竟比不过拉拉主人的衣服！农奴这种身份已经深入了他的骨、他的心！在他身上铬下了一个不可抹去的印痕！
还有斯捷古诺夫家的仆人。任凭斯捷左诺夫对他们大打出手，他们却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哪怕，只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不敢反抗，甚至不敢乞求主人的怜悯，这是什么样的心啊！
还有佩诺奇金家的卡列姆，只是因为没有烫红酒使遭受了一番毒打。而他知道自己要受处罚可他依旧听着主人的训斥，对他来说主人就是高高在上的神，无论怎样处罚自己都是对的。
海底两万里的读书笔记篇二
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且学术偏好为明清文化史。冯教授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诸多论题进行过考究。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文化史》就是由冯教授领衔，并与何晓明教授、周积明教授在中国文化史领域共同创作的研究成果。
冯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以下简称“冯著”）“导论”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冯教授认为，文化史是“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所谓文化史就是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文化史是通过历史视角、借助历史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人类文化的一门学科。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文化史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也有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从理论上讲，撰写通史性著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专门史。而撰写跨越数千年专门史的难度又大于撰写某一个朝代、某一个阶段专门史的难度。因为人的学力、精力有限。具体到“中华文化史”领域，时间跨越数千年，内容包罗万象，如果不是在此领域潜心研究数十载，断然难以写出如此鸿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确保著作质量考虑，冯天瑜教授并未独自完成这一课题，而是选择与何天明、周积明等教授合作，以期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
冯著洋洋百万言，从“人猿相揖别”的上古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远古时期人类“质朴的精神之花”一直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书“题记”中所写的那样：本书以《中国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
一、“中华”的概念
之中华。”
又《晋书卷六六·列传第三六》有如下一段文字：
“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 但从上下文来判断，此二处的“中华”仅仅指中原汉族政权控制的区域，而不包括边陲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区域。
作者指出，“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并非体制人类学概念。笔者认为，“中华”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的概念可能不包括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河北、山西、内蒙等区域，但到了隋唐，“中华”的概念就要宽泛得多，甚至连甘肃、宁夏等地也可以被称为“中华”。笔者据此认为，当中央政府强大时，“中华”的范围就大，当中央政权式微时，“中华”的范围就小。
笔者认为，作为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显然不是历史上历届中央政权统治范围内的民族之和，而是泛指现在中国国境线内的各民族之和。这与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意义仍不相同。现在我们常用的“中华”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撰写学术著作，就不能满足于使用政治意义下的概念，而必须由学者自身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可惜冯著对“中华”概念的界定刚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让人稍感遗憾。
二、“文化”的概念
和“中华”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更不好把握。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据作者统计，有关 “文化” 的各种不同的定义有近二百种。
天“文化”的含义。今天的“文化”一词很难在中国古籍中找到一个可以完全对等的词汇。所以，我们不必纠缠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文化”的提法，而应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这些“文化”现象是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
冯著在“导论”部分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古典进化论者、传播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学派等对文化的定义。这些内容对于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甚至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都不无裨益。但并不是每一种定义都能在我们的研究中真正发挥作用。我们仍需自己从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华文化进行梳理。
作者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笔者对此非常认同。也正是因为广义的文化包罗万象，才给那些想要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学者出了一个难题。
作者还借用了“文化形态学”的相关理论，对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等几个方面。其中，物态文化层与自然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层则与人自身的关系更密切一些。随着社会发展，物态文化新陈代谢的节奏较快，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的惯性较大，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格。笔者于是联想到1840年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后，清朝统治者先想到的是学习西方的物态文化，即坚船利炮。后来发现坚船利炮扭转不了清朝的颓势，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然而，仅仅学了一些皮毛，清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
诚如作者所言，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文化史获得独立地位的时间却并不久远。不但在中国史学界如此，在西方情况也大致相同。把史学从政治史、军事史扩大到文化史、经济史、工商业史、科技史，是启蒙时代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从这时开始，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法国启蒙思想大师也因为其贡献被誉为“文化史之父”。
伏尔泰以后的两个世纪，西方涌现出大批文化史著作。“五四”前后，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译介绍到西方来。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仿效其体例，参酌其史观，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可谓这方面的开山者。后来，顾伯康、柳诒征、陈登原在20世纪30年代分别撰写了几种《中国文化史》。解放后，我国的史学一度成为单纯的政治史，“重政务，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学术意识开始觉醒，学术视野迅速拓宽，文化史重新获得了其在史学界应有的地位。
“文化生态”界说
文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谈了人类文化诞生的自然环境——地球，接着谈了人与地球的互动关系：人类源于自然，人类受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时，人类又能超越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类产生后，人类社会也就相应诞生。人类社会也是人类文化诞生的社会环境。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本身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引用了《国语》、《孟子》、《逸周书》、《荀子》、《管子》等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得出“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些记载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了人破坏自然、人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现象，当时的哲人出于“持续索取”的考虑才提出保护自然的思想。
“生态”一词（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由此可见，“文化生态”是一种借喻手法，借用了生态学上的相关概念。这种借喻手法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如“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等。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
但是，作者似乎在有意延续这种“借用”手法，对此做法笔者深不以为然。在前文本已表述清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又被作者借用物理学上“场”的概念而改成“自然场”、“社会场”，还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是“自然场”和“社会场”。很快，在本书第9页，作者又将自己创造的“自然场”、“社会场”等概念弃之不用，又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组织环境三个角度剖析人类文化产生的环境。
应该说，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作者认为，要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真髓及其发展历程，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并对其进行综合的、动态的考察，也即将文化生态三层次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双向研究。
两组文化生态类型
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记载，这说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裔夷”与“华厦”是作为两种相对立的文化形态出现。《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记载也反映了孔子对中原农业文明先进性的肯定。笔者认为，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农业文明确实优于游牧文明。但如果从人类文化的创造、传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而且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常常通过和平或不和平的手段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统一全国性政权的情况。
而19世纪中叶以降，长期带有强烈优越感的东方农业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这个“不速之客”面前却接连吃败仗，不仅割地、赔款，连京师都被人家占领了两次。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并非一线单传的天之骄子，而不过是多元世界的普通一员。至此，中国人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参照系——西方工业文明。
笔者认为，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把中西文化的区别视为“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观点不完全准确，更加准确的表述应为“性质既异，程度也不同”。在欧洲的工业革命未开始之前，欧洲大陆也普遍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为主。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由此可见，以定居、农耕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前曾出现在各个大陆，而当时各个大陆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
李大钊认为西方工业文明高于东方农业文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观点也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的。笔者始终认为，文明背后所代表的生产力有高下之分，但文明本身绝不应有优劣之分。而且，各个文明之间的界限随着文明之间的互相交流、影响而变得日益模糊。如：轮船、火车、汽车、飞机这些由西方工业社会创造的产品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按照西方走过的发展模式发展，因为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模式。
与杜亚泉不同，李大钊、陈独秀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的视野不仅包括地理环境，还包括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层面。
海底两万里的读书笔记篇三
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本书作者屠格涅夫非常注意人物的刻画。作品以一个猎人的行猎为线索，刻画地主、管家、磨房主妇、城镇医生、贵族知识分子、农奴、农村孩子等众多人物形象。真实的表现了农奴制背景下外省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貌。揭露了一些地主的残暴、狠毒、虚伪、空虚】无耻等其次作者也揭示了农民的悲惨命运，从一些角度表现农民的善良、勤劳、诚恳、纯朴，以及他们的才干和无穷的创造力。
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展现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来表现俄国社会的本质。
本书主要写作手法是描写又以人物的语言、动作和外貌描写为主。本书所描写人物众多，详略得当，主要多地主和农奴两个阶层的人进行描写，通过对比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引发读者的无限的愤慨和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
相比而言，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人人平等，幸福自由，国家和平安定，人民团结一心，没有了地主的压迫，我们应该加倍珍惜才是。
静下心来默默的品尝一本名著是人生中一种难以言喻的享受。每当我在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的时候，我更会认为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屠格涅夫那自然婉转的笔调深深的将我吸引，我仿佛与屠格涅夫融为一体，度过一种全新的田猎生活。
在屠格涅夫 语句里充满了俄罗斯乡下的田园气息。同时，在这种平淡随和的语句中也能明显的让人感受到19世纪俄国农民们在这样环境下那种悲惨生活，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朴实的农民们依然保持着他们那种良好的道德品质。
俄罗斯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读此书时我清晰
海底两万里的读书笔记篇四
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徐复观先生写了《中国艺术精神》一书，系统地指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及其对现代人生的启示。他在此书中对儒道两家思想在传统艺术人生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做了深入研究。这本书一共十章,前两章分别论述了儒家孔子与道家庄子各自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其余八章均为论述绘画艺术及其所蕴涵的中国艺术精神。整部著作以第二章为总纲领,重在探讨庄子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精神”,其结论是中国绘画艺术是由庄子哲学一路开导而出。
庄子所追求的道，与、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 对儒家而言，或可称庄子所成就为纯艺术精神。
徐复观先生提出的这些观点，让我耳目一新，为我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提出了一条比较重要的路线。
徐先生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将艺术作为与道德、科学相并立的三大文化支柱之一。他认为艺术最能体现出一个全整个体所具有的修养和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同时也是修身养性的手段。中国传统艺术成就蔚为大观，而其中体现的艺术精神来讲，就是由道德而艺术，在世界中安顿内在自我进而达到与外在社会秩序和谐的一种力量和超越精神。他进而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最高体现就在其艺术精神，而中国的艺术精神实际上则由老庄思想系统所导出，尤其体现在中国传统山水绘画上。他说“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地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p28），并且，“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p82）。与儒家的入世精神相比，道家更表现出一种人性解放的“纯艺术精神”。
徐先生的这一论点从从整个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大处着眼，观点鲜明，论述详备，但此论一出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艺术精神，能否以道家为精髓和根本？因为，在徐先生看来，无论在精英传统，还是在民间社会，占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礼乐文明只承担了道德领域的伦理、政治教化的重任，而在艺术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则逊色于道家。换言之，在儒家内部，作为尽善的仪式化、规范化的儒家礼教只是伦理道德的，而“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即能尽美的乐教文化，不幸“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没”（p23）。其衰落的原因，徐先生认为是儒家乐教自身内部和社会外部的双重原因所导致的。从内部来看，“乐”的到达不是唯一的工夫，也不是一般人能轻易用的上的工夫。一个儒者可以 通过“克己复礼”、“慎独”、“正心”等更容易做到的工夫完成人格修养，因而也就“无需乎必取途于乐”。（p22）从外部看，孔子所要求的“为人生而艺术”的雅乐并不能被一般大众所接受，“孔子所追溯达到的美善合一的音乐精神与其形式„„之合于少数知识分子的人生修养之用”。（p22）而易于被人民接受的俗乐又“始终不能得到被儒家思想所影响的人们的正面的承认”而难于发展。因而儒家乐教在先秦以后开始衰落。徐先生认为这就导致了儒家艺术人生的欠缺，进而也就不能代表中国的艺术精神了。
在徐先生看来，儒家思想不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而道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继而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老庄一系自由、放达的自然心灵与“以虚静为内容的道家人性论”在绘画艺术中所体现的和谐身心、解放人性的美学思想。但是我认为这里面也存在着问题。
首先，仅仅是绘画艺术能否充分表达道家思想及中国艺术精神？中国的山水画并不是对客观的真实再现，而是一种主观的取舍和布置，其背后透出一种主体的精神关注和价值取向。它是技艺与精神的共同创造，它是超脱了自然实存的人文化了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田园。他的价值不在于山水的壮丽，而是画面所透露出的画家的思想和精神，因而它的表现手法无疑是自然含蓄内向的，这与道家精神实有相通之处。但是，即使虚静、自然、安宁是中国山水画追求的最高境界，却并不能就此认为其代表了中国艺术的最高追求。由于艺术形式多元化的事实，用艺术精神来理解老庄思想可以，但以道家的艺术精神来代表中国的艺术精神就有了以偏概全之嫌。而且即使绘画突出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中道家取向，也并不能表明儒家思想就没有自由超越的艺术精神。
其实在中国的山水绘画的传统之外，还有其它诸多艺术形式，诗歌就是一例。中国对于绘画与诗歌的文论是有不同标准的，一个偏重于“虚”，而另一个则是“实”。因此，中国诗的高品与正宗同中国画的高品与正宗明显差异。而这二者的差异反映了儒道两家在人生追求和艺术旨趣方面的不同。所以说，在评及传统艺术时，只注重一方而将其定义为中国艺术精神是不恰当的。
其次，对艺术精神获取的途径问题。对艺术的真正把握要求观者要有强烈的移情和丰富的想象，并达到艺术欣赏所应有的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但是个体对艺术的感悟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对艺术移情的对象和联想的素材来自个体的经历。个人审美经验的获得是审美主体在欣赏过程中的自我展现和人格造就的过程。因而艺术作品及其浸润的精神来源于实践，艺术欣赏活动也要依赖于实践。把艺术追求的美等同于无限制、任意的自由或“游”，把对美的追求等同于对道家之虚静、自然之“道”的追求是偏颇的。
第三，绘画的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入世的熏陶教化和技艺练习。教化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自我经验，这个过程是走向身心和谐的必经阶段，绘画也不例外。儒家并没有拒绝这一意图达到永恒美感的心灵追求，而是把这本具有深刻出世意蕴的绘画技艺，当做一个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老庄所谓的“道”是抽象的，但是却具象于日常的生活中。艺术的使“道”更加形象；“道”使艺术更具有深度。而“道”在艺术里要通过“技”来表现。要入世才能真正地学到“技”。只注重于对“道”的追求而忽视“技”的训练，并不能使艺术精神得以形成。
可以看出，徐先生对道家思想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论述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其实徐先生仅仅从儒家乐教的衰落推导出儒家艺术精神的“日归湮灭”不免有些武断，因为儒家讲求的修身治世、立己达人的内在性超越精神对中国艺术精神的产生也是有影响的。我更觉得中国艺术精神在内容上应该是儒道互补的。
但是，当我看完此书后，我也有一些迷惑不解的地方，比如说庄子的艺术精神,原本不在于艺术创作,而是落实于人生态度上，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钱穆先生在《老庄通辩》中就曾说:“循庄子之修养论,而循至于极,可以使人达至于一无上之艺术境界。庄生之所谓无用之用,此惟当于艺术境界中求之,乃有以见其真实之义也。”后来经过自己不断的翻阅资料，对其也有一些自己的感言。
庄子虽说不言艺术,但却对中国艺术发展特别是最为中国绘画主流的山水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地大物博名山名川数不胜数，其优美的山川景色，适合安顿人的心灵，因此古代的许多名人隐士寄居于这美景中。对于绘画，他们在忘我、丧我的状态下,以“虚静之心”观照天地之间的“素朴之美”的影像来表现心中对山川那种空灵玄远的境界的追求，这又恰与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纯艺术精神不谋而合。也就是在这种追求之下，中国绘画艺术摆脱笔墨技巧的束缚，达到人与自然谐和统一的境界，由此也就获得了精神上的无限自由。
我想这就是艺术精神!
徐复观先生虽说不擅长绘画,但其著作却是从哲学的角度去探究中国艺术精神的真谛。然其慧眼独具,匠心独运,以哲学家的敏锐眼光,透视中国艺术精神的内核,发前人所未发,启后人之所启。虽说是无意于言“美”,却是提升了审美意趣,丰富了中国美学理论。
海底两万里的读书笔记篇五
当前，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着实很火，其之所以走红，与时下盗墓小说流行大环境有关，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很多人的好奇心理。根据心理学家统计，人们在看到恐怖、负面的词语时，比看到愉快、赞扬的词语更为敏感，当我在看到《盗墓笔记》的书名时，就再次印证了这项统计。每天穿梭在高楼大厦中，行进在车水马龙间，对于新奇神秘的另类生活，多少有种窥视的欲望，可以说，《盗墓笔记》的书名在第一时间就撞击了一些人的视觉神经，吸引人去阅读 。
凭心而论，这确实是一部可以满足都市人想象的优秀小说，难怪那么多人追捧它，虽然作者的文笔并不十分出色，但运用大量文字营造惊悚气氛，再零星穿插新奇的历史、风水、祭祀知识，让人在阴森、诡异、紧张和困惑中获得刺激。
据说主人公爷爷是解放前长沙一带的盗墓者，作者根据爷爷的笔记撰写了这部小说。目前为止，小说一共六篇，《七星鲁王宫》，《怒海潜沙》，《秦岭神树》，《云顶天宫》，《蛇沼鬼城》，《谜海归巢》分别讲述主人翁吴邪和朋友闷油甁、胖子的六次盗墓经历，六篇中各个墓室不同，但又不完全独立，前后衔接自然，其中还有很多的探险知识，特别是现代盗墓者运用先进仪器，穿越时空，与古人的智慧斗智斗勇，这让我惊叹祖先的高智商，也对他们的精湛技艺震惊，即使在神舟六号穿越太空的今天，我仍坚信，现代人很难创造出古的奇迹，可能我们太浮燥了，已经失去了用一生的时光，沉淀出一门精湛技艺的精神境界。
事情发生在什么年代它也没有交代。总之这种盗墓的事情是古有今有。以后也还会有，对于咱们这种生活在地面上的人来说是很难想像地下工作者的遭遇的。而我们今人更多关心的是他们这种盗墓人所带上来的东西。古董这种东西，在古今中外都是历久不衰的。不管是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还是投资价值。
里面还描写了大量的鬼怪尸身之类的事情，虽然我们今人用科学解释了很多离奇的鬼怪事情，但是难道就没有鬼怪吗?能够解释的我们都称做唯物主义，但那些没有办法解释的呢?唯心主义恐怕也不能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