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简短(四篇)

时间:2023-03-24 作者:储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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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简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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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堂实践教学 教学形式

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为了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就必须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全面深化课程建设综合改革,编好教材,建好队伍,抓好教学,切实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是高校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核心课程,从课程本身来看,“概论”课的教学有其独特的学科特点,既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又要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的培养。同时,学科本身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因此,“概论”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在教学中突出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增强该课程教学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运用实践性教学设计的理念和方法对“概论”课程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成为教师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实践性教学活动包括课外实践教学和课堂实践教学。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如校外的社会调查,校内的各种社团活动、辩论、竞赛等,可以将学生的自身特长、兴趣与课堂教学很好的结合起来,学生参与积极性比较高,能取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采取大班制教学模式,学生人数较多,课外的社会实践需要大量的时间、充足的经费作保障,由于指导教师、实践经费和安全保障等因素的制约,课外实践性教学只能少部分学生参与,很难广泛实施。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概论”课的基本形式,课堂教学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要想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加强课堂实践教学。课堂实践教学是一种以课堂为载体,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实践教学形式。相对于课外实践教学形式,课堂实践教学具有学生广泛参与,贯穿到教学活动过程的始终,以及不受财力、人力和安全等因素制约的等优点,是课堂理论教学的补充和完善,还能弥补思政课校外实践的不足,把社会实践搬回课堂、搬回学校,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课堂实践教学是“概论”课实践教学的主要模式,本文对大班制教学模式下“概论”课堂实践性教学进行了探索。

一、教学内容体现实践性内涵

加强课堂实践性教学,要在教学内容突出实践性。《概论》课程内容丰富,时代性、理论性及实践性较强,理论上把握教材的结构和基本内容是搞好教学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概论”课教师不能拘泥于教材本身的内容,因为理论成果是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教学中应反映最前沿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党的最新的政策。但教材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把党的全部最新理论成果和政策及时反映到教材内容中来,在教学中就必须根据理论和实际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例如,第八章第四节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将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报告中与百姓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字补充到教学中,2016年政府棚户区住房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全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的数量,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继续超过4%。重点高校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人数的增长。全年资助各类学校家庭困难学生的人次等,2017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目标。既能够丰富教学内容,又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国家发展给给人们带来的实惠,也让学生了解到今后一年政府工作的目标,把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社会目标结合起来。在讲授第九章“新形势下对台湾的工作方针”时,补充了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就两岸关系发展发表的最新谈话。讲话释放强烈政治信号,表明大陆对台政策不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亮明底线和红线,具有明确指向性。2015年11月7日下午3点,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历史性的会面。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直接会面。在讲授第八章第二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时,补充当年两会的热点问题及代表委员的典型提案,这些内容的补充使理论与实际能较好的结合,教学内容体现了实践性内涵。

二、“大班上课小班讨论式”教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采取大班制教学模式。“大班上课小班讨论式”教学是课堂内实践教学的主要方式。

讨论题目的设置是组织好课堂讨论的关键。要根据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和学生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设置题目。既对学生有吸引力,能激起他们的兴趣,又有讨论的价值和意义。如“结合实例,谈谈你对当前我国部分富人向海外转移资产,加入他国国籍问题的看法。”、“结合你家乡的村干部选举实例,谈谈你对当前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看法。”、“从《朗读者》和《中国诗词大会》谈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结合美国影片,談谈你对美国好莱坞大片或美国影视产业的看法。”、“结合实例,谈谈你对中国南海问题的认识。”“从《人民的名义》看我国的反腐败斗争。”等。由于选题针对性强,尤其是把热播的文化综艺节目、电影、电视剧和教学内容结合起来,提出问题,学生有感性认识,能调动学生的兴趣,讨论和分析有一定的深度。讨论气氛也比较热烈。

根据学生人数先建立若干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承担一个主题任务。一般在开学后第四周就把讨论题告诉学生,每个小组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讨论题,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资料收集、ppt制作、发言稿或发言提纲,演示汇报。汇报完成后,学生自由提问、讨论,教师要启发和引导学生围绕中心议题积极发言,大胆提出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教师及时对课堂讨论进行总结,要把握讨论的方向,对讨论中出现的偏颇及错误认识加以分析,引导大学生走出误区,使学生获得正确的观点和系统的认识。通过讨论可以使许多模糊的认识得以厘清,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也有一定的帮助。教师通过点评尤其是对学生的肯定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

考核方式采取教师打分和学生组长打分相结合的方法,组长根据组员在讨论中的实际参与度和贡献度给每个组员打分,要求组长不能平均给分,以避免少数组员在讨论中搭“便车”。

三、时事报告引入课堂

《概论》课内容丰富,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能够丰富学生各方面的知识。时事新闻常常和教学内容密切联系,时事新闻是指在近期发生或正在发生与国际民生、社会建设、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里发生的重要新闻。主要体现国家政党、社会企事业集团在对外国际关系、对内处理国家生活等方面实施的主要方针政策和一些重大活动。但今天的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两耳不闻天下事”,更愿意关注娱乐新闻,对时事政治有些甚至一无所知。教师在第一次上课时就要求学生每天关注国际和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每次授课都要求有一名学生播报时事新闻,并对新闻进行讨论。在讨论中理解新闻时事,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对政治的敏锐关切意识。学生通过搜集新闻并辨析,把理论与实际结合,以使学生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弥补很多领域常识的欠缺。

四、视频资料的运用

“概论”课教学中,单一的课堂讲授具有缺乏吸引力、课堂气氛沉闷等缺点。在坚持课堂讲授为主的同时,在课堂教学中,精心选取相关的视频资料来辅助教学,够增强课堂的生动性,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很有帮助的。播放的视频要经过严格的选择,视频播放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是3-5分钟,时间过长学生的注意力会下降,内容与教学大纲一致,播放的时间要与课程进度吻合,教师讲授要与视频内容密切联系。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有更形象更直观的了解。各种视频资料的灵活运用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能够很好地丰富教学,比较受学生欢迎。

如在讲授第八章第二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时,播放了《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动漫视频,动画视频阐释中国政治制度,习近平以卡通形象出现,以他的晋升之路为例介绍了中国领导人的选拔过程,并与英、美等国的领导人产生机制进行对比。视频的画面语调轻松幽默,学生反映强烈,教室笑声不断,课堂气氛活跃。

在讲授第八章第二节全面依法治国时,播放了《被关进笼子的欲望——官员被改变的生活》动画视频,分析了依法治国的核心应该是把权力关进笼子,让一切都在法律框架内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通过外在的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此外每学期为学生选播一部革命教育片,《南京,南京》、《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高考一九七七》等,通过电影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认识,进行讨论或者写观后感。视频教学方法生动直观、信息容量大、感染力强,加深了学生对所学课程内容的理解,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感。视频教学法形象生动,学习环境轻松,比较受學生欢迎。但这种教学法不能滥用,视频播放时间和次数应严格控制,否则会影响正常的理论教学,学生也容易产生视觉疲劳,影响视频教学效果。

五、案例教学法

案例式教学不是一般的课堂举例。案例教学是老师根据教学目标选取典型案例,组织学生充分参与,积极思考、引导学生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最终由老师进行点评、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实践教学活动。实施案例教学,典型案例的选择是关键。主要从社会的热点问题、影响力大的重大社会事件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中进行案例选取。例如,讲第八章第二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选取了辽宁省贿选案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辽宁省在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过程中,出现45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现象,涉案人数高达523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破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的恶劣案件。根据案例,教师提出问题“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我国人大选举制度的创新有哪些?”、“辽宁贿选案的危害是什么?”、“我国人大代表在选举过程中存在哪些不完善之处”。允许学生可以使用手机查找答案,教师进行总结。通过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和分析,不仅使学生掌握了教材的内容,同时也让学生了解到我国人大选举方式主要有“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从举手表决到无记名投票、从等额选举到的三大发展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共产党在建国前的积极探索,及在建国后的制度性规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选举理念、改革代表名额分配比例和办法,强化选举监督和诉讼及问责机制等等,而贿选的发生,不仅是对公民权利的最严重践踏,时也是对共产党执政根基的严重破坏。因此,完善人民代表选举制度势在必行。通过案例教学可以引起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主动去寻找答案,更深刻理解、认识所学习的理论。

六、结语

课堂实践教学以其实践性和丰富性改变了传统的理论灌输式教学,充分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地位,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现实、增长知识才干、提高能力素养,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和吸引力。在调研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意见中,课堂实践教学模式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和比较高的评价。但在实施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部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够高。在在“大班上课小班讨论”中,学生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学生自律,仍有少数学生有“搭便车”的现象;案例教学中,学生受知识背景等因素的限制,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在高中阶段文科学习是为了应付高中会考,知识储备明显不足,讨论有时仅仅停留在事件的表面,深入分析思考不够;时事新闻播报每次课只能抽个别学生,有一部分存在侥幸心理,对时事新闻仍然关注不够。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需要我们在侥幸中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肖贵清.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 2015, (9).

[2]海莉花,苏明,常雅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立体实践教学模式构建——以西安航空学院为例[j].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15,(6).

[3]曾玩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堂教学实践模式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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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简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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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西柏坡时期,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围绕着怎样建立新中国。当时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法制的立法方向,以及在制度和政策上诠释人民代表发会等机制,这些都对建设新中国法制的基本内容和巩固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还恢复了国民经济,也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 西柏坡 法制思想 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1关于立法和新民主主义的法制建设方向

毛泽东的法制思想是毛泽东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的法制建立是一项艰难且长期的斗争,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了他的立法主张。当时的立法主张十分明确,主要就是围绕着“起草全国宪法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工作”。但是这一立法工作对于很多的同志是不能够理解的,他们认为这些在后方没有实效的政治法律革命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在战场上多用些时间和精力,这样才能提高新中国的力量。但是毛泽东对立法的信念与坚持使他们慢慢消除了思想障碍,开始接受并且认识到了立法的重要性。

首先,立法的第一步就是要重建法律研究的工作机构。其次,就要废除旧的法制,来建立中国人民自己的法律制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指出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叫西柏坡这个小山村,毛泽东可以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指挥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他同时在西柏坡时期的特殊国情下,对一些干部进行了培养,提高了他们的思想素质、文化水平、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为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培养出大量的人才。

2提出有价值的思想和法制原则,为建立法制社会打下基础

首先是要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像古语所说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千百年来留下的传统,也是毛泽东所一直坚持的原则。他从来都是无论是什么身份,人与人之间就是要建立平等且互助的同志关系。当然也要除了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除此之外任何人什么事都不能在法律之上。其次就是要秉持“慎行”的原则,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指出过,不能多杀乱杀,它会让我党失去民众基础,脱离群众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坚持“慎行”的原则,就会团结起所有可团结的力量,让我党迅速壮大走向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还有就是要有民主监督的法制思想,一切以人民的意愿为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法制思想是毛泽东法制思想的一大突出特色,建立新型的民主法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最后,还要有“治法”的原则,它的核心是强调了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权变性和能动性。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曾经强调过制度约束和加强组织纪律的重要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境界。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各行各业的人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严于利己,遵守章程制度,使整个社会清正廉洁。

3为宪法的制定提供制度基础以及科学构架

建章立制,也就是说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想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人民共和国。就像“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立万事法”,这是任何国家建立时所要做的。所以毛泽东对国家的制度、体制和纪律先后进行了探讨,制定了一系列思想和理论成果。例如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1948年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到了“人民民主专政”,他提出“我们的政权阶级性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专政”。这一观点在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正式发表,它从现实、理论和历史上都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和性质都做了具体的说明。

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1948年的1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1954年的9月,也就是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标志着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成功的建立。在这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的第一部宪法,毛泽东提出了要贯彻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这些原则的实践是具有灵活性的,不局限形式或者时间。

4结语

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法制思想,他潜心研究即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提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执政思想。不仅对新中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对我们今天的民主法制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框架和最初基础,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它完成了对新中国法制建设初步探索的重要一步,为我们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徐慧娟.区域法制思想史研究的新收获——《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评介[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2] 吴爱萍.浅析邓小平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基本特征[j].北京党史,2004(s1).

[3] 薛立辉,阎治才.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民族法制思想与民族发展[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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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简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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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与杜斌丞的交往,是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亲密友谊的典范,而这一友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历久弥新的千古佳话。

[关键词]毛泽东;杜斌丞;民主人士;友谊

[中图分类号]a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7-0114-03

在历史伟人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曾与许多政治人物有过交往。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坚强的民主斗士、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教育家,杜斌丞就是这些政治风云人物中的杰出代表,尽管毛泽东与杜斌丞从未谋面,但却结下了诚挚而深厚的友谊,而这一友谊,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历久弥新的千古佳话。

杜斌丞(1888-1947),陕西米脂人。1917年夏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毕业后,即返回陕北,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从第二年起。担任榆林中学校长。他锐意革新,延聘名师,使该校面目为之一新,教育质量逐步提高,该校毕业生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投身革命。因之,榆林中学被誉之为“陕北革命的摇”。而榆林中学毕业的大部分学生分赴陕北各县,促进了各县男、女完全小学的创建和地方教育的发展,使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陕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杜斌丞在担任榆林中学校长期间,曾与为保存一点“西北革命的种子”而率都北上榆林的杨虎城有过很深的交往,并逐步成为挚友。1930年10月。杨虎城被国民政府委任为陕西省主席,杨虎城主持陕政后,延揽各方有识之士。当时寓居北平(北京)的杜斌丞应杨虎城之邀,返回陕西,出任第十七路军和陕西省政府的高级参议,从此成为杨虎城身边的重要决策人物之一。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吴起镇,进入西北苏区。此后,中共中央对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的主张,争取这两支部队成为联合抗日的同盟者,改变红军的被动态势,造成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新局面。从11月上旬到12月初,毛泽东在听取郭洪涛、汪锋等同志的汇报中,对杜斌丞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12月5日,毛泽东在富县东村写下了由他和彭德怀联合署名的给杨虎城的信。毛泽东在信中提出:“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并希望杨虎城“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同一天,毛泽东还亲笔致信杜斌丞,信中写道:“从汪锋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均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为今之计,诚宣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阵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达成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

毛泽东派遣汪锋作为特使,前往西安面见杨虎城和杜斌丞。汪锋于12月中旬到达西安后,分别见到了杨虎城和杜斌丞。汪锋回忆说:“我告诉杜先生,毛主席有信给他,都在杨(虎城)先生那里,不知收到否?杜说没有接到,他估计可能是被杨先生扣了。杜先生表现很热情,问了陕北许多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先生的态度。他说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易于动摇,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先生对红军有些害怕,宣多作解释,以打消他的顾虑。”汪锋还写道:“对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问题,杜先生说,他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极力促成两军合作抗日。”

经过杜斌丞先生的斡旋,以及汪锋、王世英、南汉宸、王炳南等共产党人的多方努力,红军与第十七路军的关系得到了初步的确定。在两军的接触地带,也无形之中形成了停战和互不侵犯的状态。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函杨虎城,信中表示:“先生同意联合阵线。盛情可感。”信中还指出:“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

为了让杜斌丞先生推动杨虎城进一步密切与红军的关系,毛泽东还在当天致函杜斌丞先生,指出:“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特派张同志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

毛泽东派往西安与杨虎城进行联络的是担任自己秘书的张文彬。张文彬带着毛泽东致杨虎城和杜斌丞的信,于8月26日到达西安。9月6日晚,张文彬与杨虎城进行了密谈。双方达成了关于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

在此前后,张文彬还拜访了杜斌丞先生,当面送交了毛泽东的信函,张文彬在9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我已与杜(斌丞)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虎城)方推动外,并可向孙(蔚如)等尽力推动。”

此后,中共中央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红军与第十七路军的联系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张文彬作为中国共产党驻第十七路军的代表常驻西安,其公开身份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张文彬在担任中共驻第十七路军代表期间,与杨虎城和杜斌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张文彬的联络,毛泽东与杨虎城、杜斌丞之间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杜斌丞出任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由于暂时代理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的王一山迟迟未到任履职,省政府日常工作即由杜斌丞秘书长主持。杜斌丞还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决定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政治设计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于12月17日下午到达西安后,杜斌丞作为第十七路军的代表,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方联合办公厅的工作。杜斌丞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广胸怀,以及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从容不迫和有理有节、力挽狂澜的斗争艺术,使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景仰之情,从而认定“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喊出了“跟共产党走”的响亮口号,在许多地方人士中起了积极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杜斌丞出任由孙蔚如任主席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一如既往,为推动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而奔波呼号。

中国共产党人对杜斌丞先生十分重视。1937年5月23日,周恩来在准备由西安赴江西庐山面见蒋介石进一步谈判之前,致电毛泽

东、张闻天、秦邦宪,提议即将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由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高岗、郭洪涛(或马明方),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张冲和杜斌丞组成。第三天,也就是5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致电周恩来。提出同蒋介石进行的谈判须力争办到的五项要求。其中第一项为: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杜斌丞先生是非常信任与倚重的。此后,由于南京政府的阻挠等原因,中共中央关于杜斌丞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的建议最终被搁置。

193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后不久,杜斌丞所担任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一职也被免去,仅保留了陕西省政府委员、陕西省垦荒委员会副主任的名义。蒋介石一方面限制杜斌丞在陕西的活动,一方面又派时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的胡宗南登门拜访。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头衔拉拢杜斌丞,被杜斌丞断然拒绝。

杜斌丞在协助孙蔚如主政陕西期间,竭尽所能,对陕甘宁边区在物资方面尽力给予支援。在杜斌丞卸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一职后,仍然不遗余力地支持着陕甘宁边区。1939年春,中共中央机关指派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的夫人王幼兰前往西安。找杜斌丞帮助解决中共中央机关俱乐部的设备购置问题,王幼兰后来在题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杜斌丞》一文中回忆说:“杜斌丞见了我十分热情,问了延安和南(汉宸)的情况后,还叫我提高警惕,注意安全等。随后,他不仅到处托人,千方百计地为延安采购各类乐器,而且还慷慨地对我说:‘只要你看我家什么东西有用的话,都可以带上去。’那时,我也不客气,就把杜斌丞先生家中大的汽灯、留声机、挂钟等东西都带回延安。”王幼兰回忆说:“我回到延安后,向毛主席汇报说,杜斌丞这个人根本不像党外人士,对革命很热情,对党的政策理解得也很深刻,应该吸收他入党,毛主席笑着说:‘我们把杜斌丞就没有当外人看待,与他共事。我们是很放心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对杜斌丞十分信任,还通过各种渠道向杜斌丞提供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1940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同年5月,张文彬离开延安,经西安返回广东。张文彬临行前,毛泽东特别让他给杜斌丞带了一份刊登有《新民主主义论》的《解放》半月刊。杜斌丞得到《新民主主义论》后,如获至宝,潜心研读。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使杜斌丞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之所在,他十分兴奋地说:“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先生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隆重开幕。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5月10日,周恩来和任弼时联名致电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周子健,电报指出:党的七大已经召开,毛主席的报告已在五月二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望设法找到,并给杜斌丞一看,使他知道我党对时局的分析及政策全貌。另告:德国投降后击败日本会加快,但整个形势,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仍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请杜(斌丞)老谨慎地运用各种可能。联络西北军人,动员知识分子下乡,为民主培养广大基础,以利长期斗争。

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关心和指导杜斌丞,在经济上也对杜斌丞予以必要的照顾。1944年9月11日,直接负责指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的任弼时致电周子健:我们过去已免除杜斌丞家里的公粮负担,以后还可以酌情予以接济。中共中央的关心和帮助,使杜斌丞深受感动。

杜斌丞在西北各界有着很高的威望,尤其在孙蔚如和高桂滋等原西北军系统的部队中有很大的影响力。1945年2月27日,周子健从西安发出密电,向任弼时汇报了与杜斌丞的一次谈话情况。周子健在电报中说:“据杜(斌丞)老说,孙(蔚如)对我方态度近有转变。彼过去谈到我们时总认为是不守信义与缺乏作为之一群,彼与杜谈到我们时,承认我们有办法,只有我们才能将中国的事办好。杜当时即问孙:为什么改变过去的看法?孙即举了河南战争前后情形,以作说明。他(指孙蔚如)说:蒋(介石)的军队在河南,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到处遭受老百姓的反对,我们(四集团军——原注)亦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因此亦不大拥护我们,可是,共产党到了后,能很快将老百姓组织起来,收复失地,取得人民的真正拥护。同时,他们答应不到我们防区活动,而能守信,这是我过去没有看到过的。”周子健电报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三天之后,也就是3月2日,毛泽东就在电文上向河南省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治委员戴季英作出批示:“请你们约束部下,勿侵犯孙蔚如部利益,并和孙部妥为联络交好。”

就在杜斌丞向周子健面谈孙蔚如部队近况的当月,由杜斌丞任主任委员的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到当年年底,民盟西北总支部已发展盟员近千人,基层组织分布在陕西的27个县市和甘肃、宁夏等地,曾担任民盟西北总支部组织委员的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杨明轩后来回忆说,杜斌丞曾多次强调:“西北民盟惟一有利的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接近,可以取得友党有力的协助: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共,并在工作中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中共中央对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成立高度重视,中共七大会议闭幕之后。周恩来和任弼时即于6月16日电告周子健:望告诉杜斌丞,国民党企图利用美援进行内战,但在日寇败退前。仍不能放手做,故目前正在伪装民主,加强独裁统治。为内战作准备。我们除扩大,抗日武装,扩大解放区,筹备解放区代表会议外,极望大后方民主人士,多注意民主运动、农村工作,特别是军队的联络,以便在情况变化时与我们一道起来制止内战。

抗战胜利以后,为了阻滞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推进,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从1945年10月248起发起邯郸战役。10月30日,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都约!万余人,在河北邯郸地区举行起义。11月12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致周子健的电报。电报指出:高树勋起义在反内战上有重大意义。可请杜(斌丞)老利用此事在西北军人中扩大宣传。如有更多地方系军队在内战问题上表示中立,进而能起来反内战,则在停止内战、争取和平事业上将有很大作用。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身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西北总支部主任的杜斌丞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就在这次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曾多次同杜斌丞进行交谈。周恩来特别嘱托杜斌丞等:请转告三十八军内中共工委负责人,运用我党在国民党部队工作过的一些共产党员。选派得力干部设法打入胡宗南部。随时了解、及时搜集和尽量掌握蒋介石、胡宗南、马步方、马鸿逵等处有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

动态,警惕与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突然袭击。社斌丞等返回西安后,即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担任三十八军中共工委书记的蒙定军,蒙定军立即安排布点。蒙定军的公开身份是第三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他所在的西安通讯工作组成立于1943年,组长王敦英。该组成员还有杨荫东、杨才、钱瑾等。杜斌丞和杨明轩也是西安通讯工作组的重要成员,西安通讯工作组的秘密工作一直坚持到西安解放。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

1946年2月4日,杜斌丞由重庆返回西安,他在接受《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今日的世界和中国,民主潮流正在澎湃汹涌,沛然英之能御,只要大家一致促进民主宪政之实现,谁也阻止不住。”

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容忍、也难以承受真正的民主改革,因而根本不愿意履行1946年1月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制造了多起蓄意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恶性事件。面对刀光剑影严相逼,腥风血雨扑面来的危急形势。杜斌丞大义凛然,坚持斗争,他以大无畏的气势对朋友说:“今日莫杀头,今日且干一天。”在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坚持在西安继续领导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工作,指导西北地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3月19日上午,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就在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的第二天下午,特务、军警等在西安逮捕了杜斌丞,并投入监狱。杜斌丞在敌人的牢狱中和法庭上坚贞不屈,痛斥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杜斌丞的大义凛然、岿然若素、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高风亮节,使审讯他的国民党特务和军警感到胆战心惊,同年10月7日,杜斌丞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终年60岁。

杜斌丞烈士被害的消息公诸报端后,立即在全国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在杜斌丞烈士被害的当天,南京政府新闻局局长就此事发表谈话,宣布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共之附庸”,诬蔑民盟成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当时正驻扎在陕北佳县神泉堡,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杜斌丞的被害,表示国民党政府欲以扩大对民主人士屠杀的方法。维持其摇摇欲倒的统治。

1948年2月,周恩来在米脂杨家沟与时任米脂县县长的姬伯勋谈话时,对杜斌丞烈士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恩来指出,杜斌丞“是一位坚贞的革命战士,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不顾身地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生的伟大,死的伟大,正气磅礴,足可千秋。”周恩来对米脂县政府准备筹建斌丞图书馆以纪念杜斌丞烈士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叫一个多月之后,《群众日报》4月3日刊登了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副书记马明方,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赵寿山等领衔发出的《征求纪念杜斌丞先生文物启事》。《启事》宣布,决定筹备举行杜斌丞先生追悼大会,并决定在米脂成立斌丞图书馆。

同年10月7日,在杜斌丞烈士殉难一周年之际,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野战军联合在延安隆重召开追悼杜斌丞烈士大会。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挽幛:“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在杜斌丞烈士殉难5年之后,西安市人民政府于1952年12月将烈士的遗骨隆重安葬于西安南郊的革命烈士陵园。

毛泽东与杜斌丞的交往,是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亲密友谊的典范。历史是现实的教科书,我们回顾毛泽东与杜斌丞交往的历史往事,既有利于对特定历史的总结,更能给未来发展以昭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上来,是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的光荣使命,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我们应该为此更加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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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波

看齐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内最早提出看齐意识的,是毛泽东。

在七大工作方针下讲“看齐”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4月21日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七大”工作方针》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提出了“看齐”的具体要求。

毛泽东指出,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说:“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

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说:“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正因为如此,他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讲的看齐,是在中共七大工作方针下的看齐,是为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看齐。

毛泽东为什么讲看齐

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看齐意识,是有着紧迫的现实需要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这与当时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直接关系。

党的队伍迅速发展需要讲看齐。从建党以来,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也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由于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得党的队伍迅速壮大。l945年中共七大前,党员数量已经增长到121万,党领导的军队(包括民兵)达到了311万,在全国共建立了19个解放区,解放区的人口近1亿。这么大的党和军队,这么多的解放区,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就不能目标一致,步调一致,形成合力。要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就需要讲看齐,需要向中央看齐。

集中统一党內思想需要讲看齐。遵义会议后,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党内的思想还达不到集中统一,存在“看不齐”“不看齐”的问题。一方面,党内历史上的“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完全清除,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还有存在的土壤,许多党员对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方针政策了解不够,思想上还存在着很大分歧。另一方面,抗日战争后期,大批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涌入延安,加入党组织,在给我们党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不免带来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集中统一党内思想,凝聚党的力量,就需要讲看齐。

迎接抗战后新挑战需要讲看齐。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即将到来,党需要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此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有四项亟待解决的问题: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为了完成这四项任务,就需要全党同志坚定“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思想信念,从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始终保持一致,攥紧拳头,打击敌人,迎接新时代。因此,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党内需要讲看齐。

中共七大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提出“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的要求,确保了这些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从这个层面上讲,讲看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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