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意识形态发言篇一
;“网络意识形态是什么”这一问题如同“意识形态是什么”一样，是一个抽象、复杂且充满争论的概念。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形态概念过于复杂，所以深度追问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学者并不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这意味着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研究仍存在较大的空间。与此同时，面对网络空间中纷繁复杂的网络意识形态现象和日趋激烈的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深刻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特征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是亟待突破的课题。
一、理解网络意识形态发生的两个基本维度
一是互联网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催生了人们对全新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在需求。巴拉达特在《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一书中间接阐述了意识形态发生的内在机制，揭示了意识形态就是对社会变迁的“解释并合理化”。他说，“在 18、19 世纪期间以粗暴方式完成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了多数人心理上沉重的惶惑与不安。一般民众因失去方向感而感到惊恐不已……学者、哲学家和政治家纷纷埋头于梳理、解释并合理化这些现象，同时寻求因应这些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其中用来提供合理化的理论，就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产生是以社会变迁为现实依据的，同时以解决民众对于社会变化产生的困惑为出发点。这告诉我们，意识形态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以社会现实的变化和民众的内在心理需求为根据的，这一点也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不谋而合。因而，从这一分析路径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互联网对人们社会生活影响的日益深刻，广大民众对互联网带来的剧烈社会变迁也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对于互联网带来的变革，迈克尔?海姆说，“技术的危险在于它能改变人类，它能使人类行为和希望彻底扭曲……它进入人类的内心深处，改变着我们的知、思、欲的方式”。曼纽尔?卡斯特说，“我们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已经随着因特网的普遍深入使用而改变了”。网络剧烈的社会变迁冲击民众心理，滋生各种困惑，进而产生强烈的消解困惑的内在需求，而网络空间内生的各种“合理化解释”就成为了网络意识形态可能的来源。
二是各种传统意识形态认识到网络空间争夺的重要性，积极推进意识形态的网络化。面对网络空间中各种信息对人们意识的冲击甚至是重组，传统意识形态逐渐认识到来自网络空间争夺的重要性，并积极寻求对策。概括来讲，传统意识形态要在网络空间中能够加入多元意识形态的斗争、争夺，首先就必须解决自身“进网络”的问题。“进网络”不是简简单单地“照搬”到网上，而必须进行积极有效的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改造，这个复杂的改造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网络化”。所以，网络意识形态发生的第二条基本路径就是各种传统意识形态通过网络化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网络意识形态，其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化显示度最高，它生成的主流网络意识形态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
意识形态的产生、传统意识形态通过网络化而成为网络意识形态。前一条路径产生的是“原生性的”网络意识形态，后一条路径产生的是“输入性的”网络意识形态。
网络意识形态发生的分析告诉我们，网络意识形态是互联网时代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新样态，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不能回避，也不能简单化处理，而应深入把握其特殊性，并深刻揭示其新内涵。
其一，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实践发展的产物。“内生”的网络意识形态和“输入”的网络意识形态都是网络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前者反映了网络实践从物质生产实践深化到社会生活实践尤其是精神生活实践，反映了人们精神层面对新意识形态内容的需求；
后者则反映了各种传统意识形态的传播者意识到了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发展的新生长点，看到了网络空间拓展意识形态传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继而主动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改造。不管是“内生的”还是“输入的”，都反映了意识形态对实践发展的主动适应，因而可以说网络意识形态是适应网络社会变迁而产生的。
其二，网络意识形态是感性形式主导的。刘少杰认为，“虽然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但理论对实践的作用一定要同实践中的感性因素联系起来才能发生作用。如果意识形态的产生根源和存在基础是实践，那么意识形态中一定包含着实践本身所固有的丰富的感性因素或感性特征。”“在影视媒体和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代……意识形态改变了存在形式。”在网络空间中，有效的意识形态出场往往都是以感性形式呈现的，无论是吸引眼球的议题设置，还是图文并茂的内容展开，或者时髦的微视频、动画等，都紧紧抓住人们的感性喜好，通过感性的形式承载抽象的意识形态内容。当然，网络空间中也存在传统意识形态纯文字的传播方式，但相比较而言，感性传播方式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其三，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向广大网民的。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虽然是感性的，有草根的“恶搞”，有蓄意的“炒作”，有搞笑的“调侃”，但这些感性形式都不是为娱乐而娱乐，而往往承载着其明确的意图，蕴含着显著的社会动员的诉求。因而，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向广大网民的，肩负着吸引网民、教化网民的目的。即便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也很明确的表明其目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这种鲜明的群众指向性，在网络空间中就表现为紧紧把握网民这一对象，从网民出发，并集中解决网民的意识形态需求问题。
形态是理论化、系统化的阶级意识或思想体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非理论化、非系统化的观念也往往能够起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发生意识形态的效用，这些具备意识形态功能的感性化观念也应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因为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指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思想体系，还包括各种特殊的仇怨、忧虑、希望、偏见、幻想、同情和信念等尚未上升到概念系统的感性意识活动。”不管是理性的意识形态，还是感性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有明确的、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指向。因而，为了更好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从工作实效的角度出发，应把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放在梳理意识形态鲜活的实践中，并在实践中来理解和反思意识形态，把它感性的部分和理性的部分都纳入审视的范围，只要它事实地发挥了意识形态价值导向的功能，我们都可以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研究对象。借用《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即“通常是针对人民大众的言简意赅的陈述”，笔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内核就是针对广大网民的言简意赅的价值信念。
综上，笔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就是适应网络社会变迁，在网络空间中以数字化感性展现为主导形式的，以广大网民为对象言简意赅且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
学校意识形态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总结
一、强化组织领导，合理分工安排。
二、常抓学习教育，强化思想认识。
我校认真思考，周密计划，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支部学习的重要内容，及时传达学习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强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以“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幸福教育.党员领航”主题教育活动为载体，通过领导干部上党课，警示教育等方式，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建设工作力度，为学校教育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2、坚持学习制度，将学理论、学业务和党建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创建学习型党组织。
3、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学习活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其它先进典型事例，强化宣传，收集资料归档。
恪守政治安全之责，时刻警醒教职工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教育，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恪守意识形态安全之责。
落实守土有效之责。全体教职工以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守好阵地，管好队伍，切实做到工作有责、认真负责、尽职尽责，要主动作为、担当作为、有效作为、有所作为。
三、抓好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让其以高度的工作激情完成工作。
落实学习制度。学校领导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积极开展书记上党课活动。
抓好党建工作。利用“三会一课”有效契机，宣讲典型事例、政治学习、听报告等方式提高广大教职工的思想意识。
营造氛围。通过召开会议、宣传等形式，动员干部职工积极主动参与文明建设。同时，利用校园网站、微信群、qq群，积极宣传活动动态，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参与热情。
四、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明确工作方向。
牢牢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抓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抢占互联网阵地，探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径。要加大投入，全面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积极利用网络调查问卷、网络行为数据等技术手段，持续对全校学生政治观点、思想动态、心理健康、学习状况、关注热点、生活需求等方面数据进行系统采集、动态观测与综合分析，把握学生思想新动态。推进“互联网+教学资源”建设，围绕思政课、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和实践要求，开发一批精品课程、专业教学案例和基于学习、实习、实践的再生性学习资源，并及时传递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打造出一个学生喜闻乐见、时时处处受教育的网上精神家园。
五、下一步意识形态工作重点
1、认真组织学习教育党工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部署精神，加强看齐意识和责任意识，牢牢把握好政治方向。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学校党总支、党支部的工作计划和各处室工作计划当中，纳入年终评优选优工作。
2、强化担当意识和战斗意识，加强宣传，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
3、管好“三个阵地”。一是管好宣传阵地，二是管好课堂阵地，三是管好科研阵地。
4、明确责任，加强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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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机制
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机制抓好意识形态方面工作,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有责任担当,确实肩负起政治责任。二是要有压力,把压力转化成工作动力,切实把握好座谈会、研讨会、课题、网络等工作的政治方向。三是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政治鉴别力,保证在各项工作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履行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
一努力构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要站在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站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努力健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共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格局。各级党委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更高的位置,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一把手亲自抓,经常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态动向,正确判断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应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切实肩负起抓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要经常分析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解决好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加强工作指导,提出具体要求,强化督促检查。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特
点和规律的认识,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要坚持党管
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抓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不断提
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水平。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打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
本思想理论基础,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动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高举起来,打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政治基础,坚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动摇,不断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神聚气,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坚持抓住公民道德建设这个中心环节不动摇,使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始终高扬主旋律,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全面繁荣文化事业,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多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推进文化创新。
三努力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上下功夫。改革创新是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大动力。要在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好方法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善于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与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与解决个别性、群体性的思想认识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做好政治理论的宣传教育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个别谈心、耐心疏导、平等交流、民主讨论等方法,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入情入理、潜移默化。要适应现代传播方式发展的新趋势,高度重视和积极运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着力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倡导积极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抵制腐朽的、打击有害的,大力传播健康文化,坚决清除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净化网络文化环境,努力运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建设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平台。要在创新途径上下功夫,充分利用乡镇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村文化活动室、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等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使人们在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提升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
素质,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优势,寓教于乐、寓教于游,使人们在旅游过程中受到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利用和借鉴群众自发开展活动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使意识形态工作的渠道不断拓展、活力不断增强。
四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归根到底靠队伍、靠人才。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努力打造一支思想理论好、综合素质高、具有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干部队伍。要加强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做到组织落实、人员落实、责任明确、制度健全。要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广大党员干部要立足本职工作,增强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识,不断提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的本领。要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干部培训规划,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着力提高思想文化领域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要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思想文化领域干部,多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加大交流使用力度,充分调动广大思想文化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五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自始至终要正确地代表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较好地整合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唯有如此,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才能发挥好推进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反之,如果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能代表社会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要求,则政党在执政中就很难整合好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模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做群众工作
的本领,扎实做好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工作,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注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化解社会矛盾,科学处置各种敏感问题,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工作机制
(一)意识形态工作教育培训机制。
工会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举办两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专题学习,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学当中,对职工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在培训中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
(二)意识形态工作情况通报机制。
通报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发展和思想实际,客观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为各工会职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决策参考,起到把方向、打招呼、划底线、守阵地、防侵蚀的作用。
(三)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机制。
加强网络监控和舆情研判,完善网络舆情处置机制,落实网络舆情阅办制度,加强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
(四)综合检查和机制。
每两至三年开展一次综合检查。按要求上报市委检查结果。
为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工作,坚决抵制宗教思想和分裂思想对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的侵蚀和渗透,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牢牢占领党的阵地和教育阵地,确保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现结合反分裂斗争实际,制定意识形态领域管理工作长效机制。
意识形态是管方向的,不能有丝毫含糊,更不能有半点马虎,掉以轻心。一定要深刻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强化责任感,提高警觉性,决不能在意识形态工作上失职,出问题。要把意识形态与其他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做好思想引领,切实把握好社科工作的正确政治导向,对错误的、苗头性的言论或行为,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制止,加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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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控制力?思想政治教育
李合亮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意识形态控制力
作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文化事实，意识形态虽已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但是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概念。这既在于意识形态本身看似无所不包，“具有非常宽泛的功用意义，且所有这些意义都不完全相容” ，也在于意识形态往往附着于文化与哲学思潮而变动，表现出繁杂的样式，还在于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呈现出实用化的迹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阶级或利益群体的自觉意识与观念上层建筑系统。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意识形态既具有否定的意义，也有一般性的描述。正如哈恩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说：“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或术语很可能在双重意义上被运用。一方面，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理解为虚假的意识的标志；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献中，它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概念而出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当时流行于德国的各种思潮，即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否定性批判，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的同时，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思想，并具有独特性。葛兰西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源时，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是主要因素，进而在分析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的著名命题。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建立于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之上。葛兰西所指市民社会，不是从物质生活关系方面，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界定，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他认为：“国家通常被理解为政治社会（或者被理解为专政，被理解为为了使广大民众顺应某一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强制性机关），而不是被理解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平衡（不是被理解为某一社会集团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私人组织对整个社会实施的领导权），而知识分子恰恰是在市民社会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在葛兰西看来，国家=强权+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既包括政党、工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也包括报刊等新闻媒介以及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这些组织通过影响控制社会舆论而获得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状态不一，决定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 ，因此，东方社会缺乏形成市民社会的基础，只能形成以政治国家为主体的专制社会，而西方却形成了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民主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 。葛兰西认为东西方市民社会的不同情况决定了不同的革命策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制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 对这些国家来说，暴力不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无产阶级首先应赢得市民社会的支持与接受，并逐渐获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待条件成熟时夺取政权。
在葛兰西那里，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方式被称为“运动战”，而以意识形态领导权为主获取政权的策略则被称作“阵地战”。“包括政治斗争在内的机动战（前线出击）向阵地战的转变”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是最难得到正确解决的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想获得政权，首先应该消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夺取意识形态的阵地并坚守，在逐步扩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掌握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1932年5月2日，葛兰西在狱中书信中参照列宁的有关解释，把克罗齐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强调指出，“恰恰是在克罗齐苦心构想他自己的这一理论时，当代最伟大的理论家们在同一意义上创造了实践的哲学，而且，他们与经济主义的机械主义和宿命论观念相反，重新估价了‘领导权’或者说是文化领导的那一方面。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最现代的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领导权’这种历史——政治学的概念。” 这一段叙述明确表明，葛兰西已经牢固地把领导权特别是文化领导权问题视为中心问题，把它看作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知识分子承担的“文化领导”问题的中心点。在葛兰西那里，文化不简单是狭隘意义上的文化，而指整个阶级的价值观念，即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 就葛兰西的革命观来看，虽然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但他着重强调的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掌控问题。虽然他的思想只是针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发，但对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执政者而言也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市民社会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来完成，而对于已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言，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还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
事实上，不仅对无产阶级而言如此，历史上的任何阶级只要想实现对国家、社会的统治，都存在一个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都想尽一切办法通过舆论、宗教、思想的启蒙等手段实现对民众的诱导，为其夺取政权奠定基础。这实际上就是在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当这些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也面临着一个控制意识形态的问题，即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各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需要意识形态领导权，就连被统治阶级也面临着这一问题。奴隶的起义、农民的武装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都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达到夺取政权之目的。陈胜、吴广起义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纲领与口号，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的宣扬，都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次次影响与夺取。
当一个阶级革命成功，实现国家统治之后，自然而然就拥有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拥有只代表了一种地位，问题的关键却是如何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即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民众，实现思想的统一。基于这种认识，为了进一步显现统治阶级执政后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我们主张以“意识形态控制力”来代替“意识形态领导权”。相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言，“意识形态控制力”展现的不是一个执政阶级的地位而是任务，它将促使执政阶级及其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将其贯穿于实践之中。这样的表述更具有针对性，更能展示统治阶级思想控制的重点与核心。
这里的意识形态控制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规范约束性；二是统治阶级通过对社会资源特别是政治资源的垄断而对社会成员思想价值观念的支配与控制。意识形态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提供着为人类所追求以至献身的目标和理想，对每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都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促使个人朝向集体价值的方向努力发展。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由此产生了它维护阶级利益的功能。意识形态“既表现为同对现实生活的沉思相异，又表现为把取得支配地位的强有力的物质关系转换成思想的王国” 。在一个国家中，统治阶级由于拥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由于在政治资源的占有与使用上占尽了优势，由于拥有宣传教育的强大载体与渠道，其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进行控制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何况他们又特意采取种种方式有意识地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不仅如此，统治阶级在执政的同时，已经把它们的意识形态美化成全社会乃至全人类最美好、最具有人性的意识形态，“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共性与个性很难区分，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人虽然个性很强，但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支配与控制。
二、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控制力实现的重要途径
任何一个阶级实现对国家、社会的统治，都面临一个统治手段的问题。一般来讲，一个阶级在确立统治地位之后，在没有大的阶级冲突的情况下，主要面临的不再是武力，而是权力控制问题。虽然武力和权力都属于调节不同生存单位之间关系的手段，但两者有所不同，武力运用的是武装力量，强调的是对民众肉体的控制，权力运用的则是法律、制度等手段，实现的是对民众意识上的强制。武力是权力的后盾，权力则是武力的延伸。当武力使民众屈服之时，实现统治应主要求助于权力，而当权力对意识控制失控，统治阶级就会转用武力。由此可知，一个阶级实现统治后，主要运用武力保障下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与社会。
在权力运用问题上，统治阶级一般会采用国家机器威慑与意识形态教化两种模式。按照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机器的上层建筑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上层建筑。统治阶级在维护阶级统治过程中，所采取的两种权力模式，无非是两种上层建筑运用的不同表现而已。任何一个阶级在实现统治之后，都有一个获得社会支持与认可的问题，即为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作辩护。当然，达到这一目的，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实现。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很多，一个阶级通过武力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掌握国家政权后，利用国家强制机器对民众实行威慑，民众恐于暴力镇压，而接受统治阶级及其社会制度的约束。表面看来，社会似乎进入了正轨，统治阶级的统治也毫无隐患。但事实上，这种实现合法化的方式，只能一时有效，不能长期保持。因为民众是被迫接受，并没有在其意识中固化，一旦统治阶级的统治出现内忧或外患，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动荡，一旦统治阶级无暇顾及对民众的威慑或威慑软化，民众的逆反与不满情绪就占据主导，就会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引导，就有可能燃为推翻统治阶级统治的熊熊大火。秦朝时，暴力镇压与强权威慑不可谓不强，体制建立不可谓不系统，但由于缺乏教化，最终秦嬴政万世的梦想灰飞烟灭。与秦的短暂消失相反，古今中外历史上凡是存在时间较长的国家中，除却强权威慑之外，统治阶级大都重视意识形态教化。
如前所述，不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任何一个阶级在争取实现统治的过程中要努力强化的，而且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力更是一个阶级在实现统治后，要牢牢把握并深化于实践之中的问题。利用意识形态来实现统治制度的合法化，具有一切国家机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它既可以利用统治阶级作为社会领导的影响力，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更可以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思想深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实现对统治阶级意识的认同。这样，人们不仅承认，并且乐于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接受其赋予社会的制度体系与价值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民众实现了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不仅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更会在统治阶级的统治出现纰漏或失误时，维护这一制度，至少不会起来反对该制度。也正因为意识形态的这一重大功能，阿尔都塞将其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虽然这一称谓未必恰当，但却反映出意识形态控制对一个阶级统治的重要作用。
当然，无论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还是意识形态控制力的实现都需要在展示强制力的同时，经由一定的手段和途径来完成。“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首先必须经过心理说服的过程，使群众认同其理念，这是意识形态确立的首要步骤——符号化的步骤；尔后，必须透过政治强制的过程，使个人或集团与意识形态不相容的欲望或需求，以及与意识形态相左的理论或信仰，完全从群众的公共沟通系统中排除掉，这是意识形态非符号化的步骤；最后，意识形态会被塑造成独立于个人之外，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成为一种典范，并且为个人或集团的思想行为形构了一个背景世界，成为个人或集团从事价值判断或对周遭环境认知、评估时，不自觉地以它作为依据，亦即此时意识形态犹如自然般地对人产生命运的因果作用。这是意识形态典型化的步骤。” 这一过程表明，在阶级社会中，为实现或维护统治，一定的阶级或集团会通过教育向社会成员传输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以期在达到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实现或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政治特性，特别是其努力以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式向民众进行教育与灌输，促使全体成员形成共同持有的价值观、信仰的特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和治理国家的首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因与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之间的本质关联，而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控制力的重要体现。
事实上，作为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力的重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更多表现为一种软性力量，是一种国家“软权力”。“软权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约瑟夫?奈提出，主要相对于军队、经济实力等有形力量资源，即“硬权力”而言，指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等无形的力量资源，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软权力”依靠的是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和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制度设置别人议程的能力，主要目的在于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产生预期的行为。“软权力”不像“硬权力”那样通过军事或经济制裁等强迫方式起作用，而这种“软权力”力量的获得与发挥效用则在于文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引导力与同化力。“硬权力”是“命令”民众做阶级、国家需要他们想做的事情，而“软权力”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导向力，左右民众的认识，“要”民众或者自愿，或者至少不强烈反对做阶级、国家要求做的事。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软权力”对民众的影响是无形的、非对抗性的，一般不会遭到教育客体的抵制和反抗，甚至会得到教育对象的“欢迎”。
三、学校教育：意识形态控制力强化的重要场域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控制力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与途径，虽然这一过程可以渗入人们的生活之中，但是在所有的可以实现这一功能的场域中，学校的地位最为突出。这不仅在于学校建立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控制的成分，更在于学校教育肩负着意识形态灌输的重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学校就是意识形态工具。“有的教育学者把学校当作文化发展的产物、忽视其政治和经济的成因，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奴隶主阶级不仅是为着发展文化而创立学校的。学校产生以后固然是有促进文化的作用，但统治者不会先从文化发展，后从巩固政权的角度考虑设校问题。就因为如此，我们随处可以看出学校的阶级烙印，看出享受和控制文化教育是统治阶级的特权，看出学校中传播的宗教信仰、伦理观念、法权思想，样样切合统治者的利益。” “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是在事实上，大批其他所谓的个人主动权和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的手段。” 美国的政治学家安东尼?奥勒姆说得更为直白。他说：“学校在指导人民的政治思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校的任务是维持社会制度，保证后代人像前代人那样思考政治。这实际意味着，社会对学校的期望主要是为社会训练出好公民，训练出有责任心的、尊重不断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因而有助于维护和延续国家的公民。” 当这些教育在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之时，不但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事实上本身就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
对于学校的意识形态性，人们一般愿意从理论上接受，但在真正的教育实践中，许多人采取了或回避，或淡化，或漠视的态度。许多人针对我国曾一度存在的教育极度工具化、政治化的现象，从批判、否定工具化的极端出发，强调学校教育的无意识形态化，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类观点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公开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认为它应该退出学校，让学校成为教育自由地、学术自由地，与政治无关，与社会主义无关。此类观点较好辨别，也能够引起人们的警惕，并且这类观点一般都会遭到政府批判与社会反对。但是另一类观点则不同，它不是直接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与否定，而是在反思教育，寻求教育回归的大旗下，从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教育目的出发，否认教育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这类观点更具有欺骗性，更容易获取社会民众的“支持”。近年来，我国社会中此类观点不断涌出，主要有三种现象。
一为以反思教育为名，对教育的意识形态性进行批判与否定。有人以反思中学语文教育为名，对中国教育进行“控诉”和“批判”，甚至“谩骂”——认为中学语文教育之所以不能遵循教育规律，科学地进行，关键在于其目标不在于培养人，而在于培养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政治教育完全代替语文教育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教育“只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坏的，都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样的教育“把受教育者的精神变得非常单一，这实际上就是精神阉割。一个人从走进幼儿园开始就遭受这样无情的阉割，精神生命哪还有发育和发展的余地！” 我们的教育“把人类的心灵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跑马场’” 。就语文教育而言，“在我们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充斥的国度里，语言却完全背离了其‘语言文学’的初衷，而被异化为简单的‘用革命的方法分析革命的文章，培养革命的接班人’的意识形态工具。” 中学语文课本“最可怕的是，……都是围绕政治在说话，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语言表达的极端化——要么是好，要么是坏；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革命。而维系这种极端化的语言的两极的就是这种话语体系所要弘扬的‘斗争精神’。” 以此为认识的基点，他们对中学语文课文进行了所谓剖析，对一些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进行丑化。在他们看来，《纪念白求恩》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命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词汇“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杀人”；《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充斥于魏巍文章中对美国军人和南朝鲜军人的仇恨称谓和大量基于意识形态褊狭立场的情绪化语句，营造了把历史搅浑、把人的头脑搅糊涂的气氛” ，“字里行间还透着褊狭的党派精神，透着宣传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仇恨的意味。”
二为以“中性化”的态度进行教育，回避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列宁早在1909年就明确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什么来决定呢？完全而且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 这就是说，教育者的首要责任是保证教育的正确方向与教育目的性的实现。但在目前的教育实践中，部分教育者只将自己看作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不是思想的引导者。许多人以怕走极端为名，不愿意提及教育的意识形态性，选择了所谓“中立”的立场，以“中性化”作为认识与教育的标准，作为教育者立身处事的“流行标签”。这些人不愿意在科学性与意识形态的正确关系之中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中性化”作为立身之本、处事之方。在他们看来，讲课就是知识的叙述而已，不需做任何分析评判，也无须对受教育者进行任何引导。教育者就是知识传输器，只管将知识传递下去，只要能维持知识传输带正常工作即可，什么思想、意义与自己无涉。受教育者想从教育者那里获取引导，不仅不可能，相反却从教育者麻木不仁的态度中，更产生了疑惑。于是，“中国革命史”讲授成了“中国文化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学”改成“西方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社会发展理论”，“思想理论教育”则转换为“心理健康教育”、“个性发展教育”，等等。更有甚者，在部分教育者的讲解或编写的教材、剧本中，革命故事、英雄人物本来的革命意义与英雄气概荡然无存，严肃的中国革命战争，变成了一场滑稽戏，革命的红色在他们的策划中变成了粉色或灰色，失去了应有的立场。
三为以梳理思考现代大学制度为契机，以教授治校为口号，以学术自由为目标，试图将意识形态排挤出学校。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已成为各界人士的共同追求。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针对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教授治校”的言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学界此起彼伏。许多人在回顾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特别是在对蔡元培、梅贻琦治校理念梳理的基础上，认为中国高校应实行“教授治校”，实现学术自由化。实际上，在人类教育史上，固然有“教授治校”的提法与理念，但其实质意义不是“治校”而是“治学”，即“教授治学”。“教授治学”是指在大学里实行专家、教授对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民主管理，就是使教授拥有学术权力，使专家学者在学术领域行使其决定权力。但是，许多人有意识回避“教授治学”的实质意义，认为应以“教授治校”排除行政权力，实现学校无政治化。在他们看来，无意识形态化才是中国高校的出路之所在。学校就是学者的自由聚集地，与政治无关，学术自由是其最高追求；教育就是培养有自由精神、有创新意识的人，与其政治立场无关，与意识形态无涉。
上述现象的出现表面看来是对中国教育反思、是教育的所谓人性化复归、是对教育工具化批判的结果。在这些人看来，只有纯粹理性地无阶级意识地去还原教育，反思教育，才是教育的正途。认为完全无意识形态化，是中国教育的正确发展之路。也正是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鼓吹，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受到了很多人的吹捧。但透过表面去深究背后的主旨，其欺骗性则不言而喻。教育应该培养人，应该从人的本性出发引导人的发展，但这一引导是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引导。人在社会中生存，不可能脱离精神文化的引导，不可能脱离政治思想的影响。人的自由发展是在阶级与社会所设定的范围内的发展。人要继承历史的精神文化，要接受传统的教化，更要接受意识形态的教化与影响。接受意识形态教化是人的生活之必然，人唯一选择的是接受何种意识形态教化的问题。
事实上，就学校与教育而言，深化意识形态灌输的任务，是它们在阶级社会中的本质体现。任何一个社会的学校与教育都是如此。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状况，我们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或地区，都不存在“教育淡化政治”的现实，相反，资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与竞争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旗帜鲜明、不遗余力地努力维护和扩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或课程名称，但却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历史教育等众多的教育名目下，进行着阶级意识的教育。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意识形态的教化完全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学校等教育机构已成为意识形态的灌输地与再生产地。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正是通过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教育包装着的多种知识的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得以大量地再生产。为资产阶级统治产生这种关键结果的机制，自然被学校普遍性统治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和遮蔽，之所以称为普遍性统治，因为它是主导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形式之一：一个将学校表征为不受意识形态浸染的中性环境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是……世俗的），在这里，家长们（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其孩子的拥有者）将孩子托付给教师们（绝对信任地），尊重孩子们的‘良知’与‘自由’的教师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榜样、通过知识、文学和它们‘解放的’品质，为孩子们展开通往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的道路。”
不仅如此，虽然上述人士名义上宣称其出发点在于还原教育培养人的目的性而不是作为工具的本性，认为过去学校只重视教育在维护阶级政治统治方面的价值，忽视或轻视其在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功效，只注重利用教育实现和保证所培养社会人才的政治方向，忽视或轻视了教育在一个人的人性发展与精神价值观建构中的导向价值。但是，事实上，他们却仍然把教育作为了工具，作为了支撑他们观点的工具。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所主张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只有合于他们主张的教育才是科学的教育。他们虽然不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在其言语之中，在其对现有教育的否定态度之中展示了自己的倾向。他们往往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切实可行的思想，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则予以否定，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立理以限事”的“人祸”，要么认为“马列主义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如果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将某一种学说、思想置于独尊的地位，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极力避免的宗教迷雾之中” 。他们的这种做法与近年来社会上的部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彼此呼应。对此，我们必须认清其实质并加以警惕，因为他们一再鼓吹无意识形态化，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由此来看，无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在当前倒成了一种值得警惕的意识形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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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意识形态研究，有助于电影学批评的博德里理论的分析与质疑。影像的接收过程与传播手段中意识形态，具有能指与导向作用，从而剖析电影意识形态中国民性的反映与话语表达的强势力两个问题。
关键词电影；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克里斯汀·麦茨的《想象的能指》与《电影符号学的若干问题》等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引入电影研究的著作同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阿尔都塞综合了拉康的语意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若干要点，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在此理论中，阿尔都塞使用拉康观点，认为人的意识形态对于现实的反映分为两个阶段，即想象界和象征界。人类在婴儿时期——即认知器官发展不完全的情况下，通过镜子对自我形态与母亲形态进行观察，因为这种观察的客观不成熟性而误认为自我形态是完满的——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个阶段就是想象界。而到幼童成长到可以学习语言的阶段时，他的意识逐渐在学习过程中被纳入以语言为基础的现有社会规范意识形态体系，从而才能认知到自身的不完满。这一阶段是为象征界。麦茨更进一步认为，正因为象征界期间认识对想象界认识的颠覆，造成了人类在幼儿时期对他者(母亲)形象的否定与自我肯定，从而构建了自我意识的体系。在阿尔都塞看来，人类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归结于是对物质现实——或旧社会形态的镜像复制，而是对实际生存状态的一种想象。路易·博德里在将此理论引入电影研究时，又把阿尔都塞的这一想法进一步加强，认为意识形态不仅只是对于现实的想象，而且这种想象本身是虚假的。很明显的是，这两位理论研究者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规则。那就是：想象的主体可能无法全面重现客体本身，但这种想象是无法脱离客体而存在的，想象的内容必然存在着客观现实的影子。即意识形态可能不是自我真实尽善尽美的写照，但决不能简单以虚假而一言以蔽之。即使是阿尔都塞本人也承认，意识的本质还是物质性的，自然意识形态不能脱离客观事实而存在。虽则博德里与阿尔都塞的理论有种种悖论之处，但他们的某些观点在电影研究的实践中的确具有相当大的洞察力和指导可行性的。
博德里在其《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认为观众与电影的关系犹如某种镜像关系。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将放映机隐藏起来，这一行为象征着镜像的开始。观看主体对影像本身的占有过程是一种自我情绪的满足，影像犹如想象界中的镜子，它反映的并非客观现实而是观看主体对自身的认识。这种认识有时是与现实状况截然相反的，与其说是机械式镜像反应，不如说是人对自身的心理期待的反映。例如好莱坞大制片厂时代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时代又恰好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1929－1931)、其后的经济疲软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合。人们在电影院中欣赏洋溢着感伤情调的小资产阶级趣味影片，在短暂的银色梦幻中浑然忘却了外面世界的高失业、破产、战乱。这就犹如弗洛伊德的母腹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洞穴理论，电影院为观影者营造出了一个庞大的黑匣子空间。在一片黑暗(封闭空间是必要条件)中，人们观看着具有三维纵深真实感的影像而看不见揭穿其虚假的关键物——放映机。在单向的信息传递与接收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我与影像的投影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在镜像的环境中，信息接收者通过对影像中信息的重组与认同，受到虚拟真实空间的暗示而将自身代人影像的主体地位。由此种想象性的畸变、影像质料所建立起的世界体系并非对纯然外界现实的反映，而是反映了主体自身所幻想(或者说所希冀)的现实世界。
如果说对影像的单次点对点传播体现了个体意识形态，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多点的集合能够反映集体精神意志的状态?从而进一步可以推导，一个国家的电影完全体现该国的国民精神特质——即国民性。自然，按照前论这种体现不一定客观，但起码暗示着一种心理欲求——国民的精神状态趋向性。这种推断无疑是成立的。一国之文学、一国之艺术既然可以代表着该国的文化性格，那么同为语言信息物质载体的电影媒介又何以不可?以好莱坞影片为例，《阿甘正传》、《我的左脚》等无数的个中经典都宣传了同一个模式——平凡人通过努力也可成为英雄(“灰姑娘”影片也是它的一个同义项变体)。这种个人奋斗模式与开拓式的美国精神完全吻合，也符合了美国民众的心理期待与价值标准。从而甚至通过影片的大量发行对更大范围内观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心理“教育”，此处暂不谈。又如韩国民族主义影片，如近来的《韩半岛》、《遗失的记忆》，其中对历史的演绎与反思，以战争受害者身份的情感宣泄就体现了朝鲜民族古已有之的文化特质——“恨”意识与极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韩国和这个国家国民性的准确反映。对民族性的有意识反思与无意识流露，在日本电影史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本尼迪克特曾把日本的国民性概括为“菊与刀”，即日本民族既有崇尚高洁之美与幽玄风雅的纤细一面，又有残暴而黩武主义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一面。体现在前者，如市川岜执导的影片《竹取物语》和行定勋执导的影片《春雪》。它们一个改编自日本古典文学著作，一个改编自三岛山纪夫的《丰饶之海》三部曲之一，同样都体现了日本民族所崇尚的爱与死之无常论——即美之所以为美在于转瞬即逝。体现在后者，如小林正树与五社英雄的一系列浪人片(《切腹》、《三匹之侍》等)和北村友平的《阿墨》、北野武的《座头市》等，都不遗余力地鼓吹了武力的权威。而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的新战争片如《战舰大和号》、《山本元帅与联合舰队》、《海军》和后来的《零战》等完全赤裸裸地鼓吹了战争，甚至有为军国主义招魂之嫌。这些影片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反映了日本——这个经历过八百多年武士中心统治的国家的民族意识形态特征。另一方面，狭隘的小国心态又使日本民族不愿意面对历史残酷的真实，这体现在电影上便像《山丹之塔》、《缅甸的竖琴》、《黑雨》、《原子弹爆炸下的孩子》等一系列影片诞生。在这些以“反战”为中心的影片中，日本人形象与其说是战争的发起者——即加害者，不如说是战争中的受害者。这也是日本战争题材电影与他国战争电影(与美国越战题材片对比尤为明显)的一个显著特点。再放眼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今日的日本怪兽题材电影，我们也不难从其中的关键词(如渡海而来的异己者、南海、原子爆炸下的基因变异)等读出潜藏在其儿童电影下、对原子弹与强大美国的深刻恐惧之心。
很一目了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使用强制手段干涉个体的发展，而是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即通过大量掌握宣传工具的传播优势控制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使符合己方利益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信息接收者的价值取向。而当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随着武力和经济势力的全球扩张，其伴生物——殖民者一方意识形态以“优越文化”的面目四处传播。这一阶段的文化扩张与渗透并非是主动性或有意识的，或者说并非全然是有意识为之的。但到了二战后的60年代，世界殖民体系基本上土崩瓦解，依靠武力对他国的操控已不再可能。于是旧殖民国家转而以经济、文化的方式对新兴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渗透与颠覆。这一情况到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时发展到了高峰，它的幕后推手(或是说盟主)就是美国。美国作为现在世界公认的第一大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走向。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从何而来?当然首先是其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自然，不应忽视的是电影作为美国一大工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高到令人瞠目结舌的份额。但美国电影在世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绝对不仅仅只是它每年出口电影的售卖金额。美国电影——宣传美国式生活方式、美国式价值观的电影媒介通过全球性放映网络的大规模发行，每一次放映的过程就是一次给电影受众价值观重塑的过程。这种重塑的危险性就在于丝毫无视于这个单个主体受众处于何等国家意识形态状态，而在令人难以察觉之时就完成了美国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建立。此处以美国为例，这就是我所谓的电影起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帝国霸权主义传播效用。遗憾的是，在当今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呈现爆炸状态的今日，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作为个体，我们对这种外来的、宣传上占优势的文化帝国主义无能为力——除非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民族自觉力。
电影作为某种意识形态载体的效用和作为众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一种的效用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从电影影像信息的接收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其所反映内容的确是以接受者为核心主体，它的确不能尽然反映一切真实状态(或者即使主观希望，但出于客观条件等其他因素也无法做到)。但是，不管如何对现实误读，影片所包含内容的出发点至少是某一时空的真实现实，这是毫无疑问的。电影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正是由于这个因素，即利用了个体将对影像现实的误读——将某一时空的真实误认为是自己的客观真实，因此受到他方舆论在潜意识中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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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内涵、功能、建设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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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1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论意识形态 (平装)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者)
2、意识形态（第10版）——起源和影响 （美）利昂·p·马拉达特著，张慧芝，张露璐译/2010年04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作
者：（美）马尔库塞（marcuse，h.）著，刘继译
出 版 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4-1意识形态（第二版）——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作
者：(英）大卫 著，孙兆政 等译
出 版 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5-1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现代政治译丛第三辑作
者：[澳大利亚]安德鲁·文森特著，袁久红等译
出 版 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11-1
意识形态论(修订版) 作
者：俞吾金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8-1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作
者：（英）汤普森（thompson,j.b）著；高铦等译
出 版 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2-1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西方学术经典译丛）（全新译本）作
者：（德）卡尔·曼海姆 著，姚仁权 译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2-1
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作
者：石本惠 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6-1
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作
者：韩振江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1
宗教影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研究作
者：郑永廷，江传月等著
出 版 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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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作
者：牟成文著
出 版 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9-1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研究作
者：赵德江 著
出 版 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2-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论作
者：赵继伟著
出 版 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2-1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
者：张才国著
出 版 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12-1
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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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9-7-1
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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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7-5-1
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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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0-2-1
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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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外交博弈——兼论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逻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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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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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9-1-1
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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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6-10-1
意识形态与课程——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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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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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8-12-1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起源作
者：陈亚杰著
出 版 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6-1
意识形态新论作
者：童世骏 主编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1-1
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作
者：张一兵 著
出 版 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7-1
哲学是革命的武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作
者：朱晓慧著
出 版 社：学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3-1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作
者：(英)拉雷恩（larrain，j.）著，戴从容译
出 版 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1-1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作
者：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9-1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 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作
者：叶晓璐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6-1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论意识形态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编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3-1
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探要作
者：方珏著，俞吾金主编
出 版 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4-1
科学的统治：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未来作
者：（英）富勒 著，刘钝 译
出 版 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2-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作
者：杨河主编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7-1
网络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作
者：郭明飞 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
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价值教育丛书作
者：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全球化时代世界意识形态流派述评—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价值教育丛书作
者：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文本意识形态批评分析及其翻译研究作
者：孙志祥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2-1
“大道理”的逻辑力量-关于科学意识形态精神支撑力的逻辑探索作
者：凡奇 等著
出 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7-1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作
者：（澳）文森特著，袁久红等译
出 版 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4-1
青年国际政治研究的新范式：意识形态视野中的青年和青年组织作
者：石国亮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12-1
挑战与应对--邓小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研究作
者：田改伟 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9-1
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作
者：吴江 著
出 版 社：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5-1
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象－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评析作
者：梁建新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7-1
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作
者：陈晓明 等著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9-1
意识形态的形象展示作
者：林少雄，陈剑峰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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