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解释二第范文（22篇）

第十一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效力待定合同中追认的生效时间及合同生效时间的解释。

【条文理解】

一、对《合同法》第47、48条含义的说明

《合同法》第47、48条分别是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权代理人签订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的规定。

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根据上述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权代理人所签订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此类合同的效力可以通过追认等方式进行补正。

什么是效力待定的合同?《合同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

学者通说认为，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效力是否发生，尚未确定，有待于其他行为或事实使之确定的合同。

效力待定，有时又被称为不确定的无效或浮动的效力。

《合同法》在第47条、第48条、第51条分别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专门作了规定，明确这三类合同的效力需要待有关权利人追认后才能生效。

效力待定合同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1)效力待定合同已经成立。

合同成立是一事实判断问题，关系到合同是否存在。

合同成立主要体现当事人的意志，体现合同自由原则。

就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而论，缔约主体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足矣。

(2)合同的效力既非完全有效，也非完全无效，而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中间状态，这也是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的区别所在。

合同效力问题体现了立法者对合同的价值判断，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

对可撤销合同而言，合同在未被撤销前，是有效合同;对无效合同而言，合同的效力是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

(3)效力待定合同是否已经发生效力尚不能确定，有待于其他行为或事实使之确定。

效力待定合同本身是一种效力不确定的合同，但它本身并没有违反强行法的规定和公序良俗，因而法律对这种合同并不进行国家干预，强行使之无效，而是把选择合同是否有效的权利赋予当事人，从而排除法院干预的权力，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从造成合同效力瑕疵的原因上说，效力待定合同最大的瑕疵在于当事人缺乏缔约能力和处分能力，但这类瑕疵并非不可弥补，而对可撤销合同而言，最大的瑕疵在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如《合同法》第54条所列举的重大误解、显示公平、违背真实意思等。

权利人的追认行为产生使效力待定的合同确定有效的法律效力。

但合同生效时间从何时起算，不无异议，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分析这一问题，应从追认行为人手。

二、追认的含义与性质

追认，或称“同意”、“承认”，是指权利人事后同意或者承认。

在效力待定的合同中，追认是有权人对无权人订立的合同予以承认的`一种单方意思表示，其理论基础是行为人事后追认在法律效果上视同于行为人事前同意，立法目的在于使既存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状态及时稳定下来，以减少讼争，维护市场交易的动态安全。

根据《合同法》第47条和第48条的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和无权代理行为中的被代理人对合同的效力享有追认权。

追认权属于形成权。

依民法基本理论，形成权系指“依权利者一方之意思表示，得使权利发生、变更、消灭或生其他法律上效果之权利”。

形成权具有以下特征：(1)不得单独转让，必须附随其所附之基本权利一起让与;(2)原则上不可附期限或条件;(3)不可成为侵权行为的客体;(4)无相对义务观念存在。

这些特征当然适用于追认权。

追认权的行使受除斥期间的限制。

根据《合同法》第47条第2款、第48条第2款的规定，追认权的除斥期间为一个月。

超过除斥期间，追认权人不能再行使追认权;除斥期间内，追认权人未对合同的追认作出明确表示的，推定为拒绝追认，合同也不发生效力。

追认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依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完成，无需相对人的同意即可补正。

追认行为属于补正行为。

追认的作用在于使他人所为的民事行为发生效力，因此具有补正行为的性质。

追认行为属于不要式行为，无需依特定方式，只要能够表达其追认的意思，即可发生追认的效力。

合同的效力待定制度赋予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和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本人以追认权，保障了其单方利益，但其直接结果是追认权人始终掌握主动权，可在行为对其有利时主张有效，不利时则主张无效，使得合同效力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对交易相对人产生不测之危害，给交易安全造成悬空动荡。

为了强化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和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各国对追认制度的适用都进行了限制，最主要的就是催告权和撤销权。

相对人的催告权是指效力待定合同中，相对人在知道合同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情况下，得确定一定期间，催告权利人进行追认，以尽快确定合同的效力，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合同法》第47、48条的规定，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效力待定合同与无权代理人订立的效力待定合同中，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

三、追认行为的生效时间

《合同法》对追认行为的形式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通说认为，追认通知可以由权利人以口头方式向相对人作出，也可以通过书面方式作出。

以口头表示方式作出的，追认通知发出时间与到达时间一致，追认行为生效时间自无异议。

但如果追认通知以书面表示作出，追认通知发出与到达之间通常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追认行为自何时生效，不无异议。

本条解释规定：追认通知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

追认是法律行为，故应适用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是指对行为人或其相对人发生效力。

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决定着法律行为的生效时间。

所以，确定追认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对追认行为的生效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将某项内心意志向外进行表达，往往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的过程。

传统民法理论一般将表意人已经具备一项完整的意思表示的时间称为“发出”，以区别于意思表示的“送达”。

在通常情况下，意思表示的发出尚不能使其生效，意思表示送达才能生效。

根据意思表示是否需要受领，可将意思表示分为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和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

前者是指表意人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相对人(即意思表示的受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此种意思表示不是向特定的相对人发出的，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相对人，因此，谈不上意思表示应由相对人来受领，如悬赏广告、遗嘱。

后者是指表意人针对特定的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须受领此意思表示。

须受领的意思表示的本质，在于促使相对人对表意人发出的意思表示作出反应。

然而，表意人发出须受领的意思表示，并非必然产生相对人受领此意思表示并知悉其内容的后果。

这就是说，意思表示的发出还不能使之产生效力，更准确地说，意思表示为相对人知悉或者可能为其知悉时才生效。

在书面表示的情况下，意思表示的发出与相对人受领意思表示的内容之间，在时间上往往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对须受领的意思表示而言，通常必须以送达相对人为生效条件。

就追认行为而言，虽然追认通知是单方意思表示，无需相对人同意，仅凭权利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完成，但仍然需要相对人收到，即需要为相对人所了解或者达到相对人方可生效。

《合同法》第16条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第26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在要约和承诺生效时间上，均采用的是到达主义，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说，本条解释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也是妥当的。

对追认意思表示的具体生效时间作出明确规定，对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追认效力的争议问题有重要意义。

试举一例，2009年1月1日，无权代理人甲与相对人乙签订货物买卖合同，被代理人丙于2009年1月5日以特快专递的邮件方式向乙发出追认通知，1月8日，乙收到该邮件。

但乙在知悉甲无代理权后，于1月6日向丙电话通知，作出了撤销该合同的意思表示。

如果按照追认通知发出生效，则1月5日，追认通知生效，买卖合同有效;如果按照追认通知到达生效，则1月8日追认通知方才生效，然而1月6日乙已经作出了撤销该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该买卖合同无效。

四、效力待定合同的生效时间

一般而言，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时间是一致的。

所以，就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二者之间的区别来说，学者的研究论述主要集中在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的区别上，而很少论述合同成立时间和生效时间的区别。

《合同法》第44条第1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然，也有例外情形，包括：(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2)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3)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等等。

《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第45、46条对此分别作出了规定。

根据《合同法》第47条和第48条的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权代理人所签订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效力待定的合同因追认而成为有效合同，此类合同自何时起发生效力?是使合同溯及既往地发生效力，还是仅自追认到达时起向将来发生效力，不无疑问。

学理通说认为，合同溯及于成立之时发生效力。

本条司法解释也采此观点。

主要理由有三：其一，追认通知并非订立新合同的行为，而是对既有合同的补正;其二，根据《合同法》第44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追认行为不应产生合同的第二个生效时间;其三，该方案能公平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试举一例：丙于1月1日擅自代理甲方与乙方签订买卖合同，1月2日，乙方发货。

甲方的追认通知于1月10日送达乙方。

丙属无权代理，故该合同效力待定。

如果规定效力待定的合同效力至追认通知到达时生效，则合同于1月10日方生效，乙方的发货行为在合同生效之前，不属于合同履行的内容，乙方的发货行为就无法得到《合同法》的有效保护，若甲方不追认丙即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损失须由乙方自己承担。

如果规定追认通知产生的效力是合同自始生效，即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则该买卖合同自1月1日起生效，乙方发货的行为属于履行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则可以依据《合同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在本条司法解释的文字表述上，对此类合同的生效时间的追溯应规定为“自合同订立时生效”，还是“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更为妥当，有不同意见。

一般说来，合同的订立是包括要约和承诺在内的过程，是一个时间段，如果规定为自合同订立时生效，恐仍有争议;而合同成立是一时间点，规定自合同成立时起即生效，可能更为准确。

但就效力待定的合同来说，合同的生效时间是对订立时因欠缺行为能力和代理权而导致合同效力瑕疵的追认，因此，在文字表述上，谓追溯至“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更为妥当。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1个月内予以追认。

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1个月内予以追认。

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五、违约责任

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

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五号公布 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颁布单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

时效性：现行有效

第一条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一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第十五条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第十六条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第十七条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八条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

(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

(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

(一)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第二十四条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

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第二十六条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

第二十八条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

第二十九条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

(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释义】本条是对要约不得撤销的规定。

：(a)要约写明承诺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明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b)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项要约是不可撤销的，而且受要约人已依赖该要约行事。”通则对此款作了解释，说明如下，可作为参考：

1，要约中不可撤销的表示不可撤销的意思表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作出，最直接和最清楚的方式是由要约人在要约中作一个有效的声明，如“这是一个确定的要约”、“我们坚持我们的要约直到收到贵方的回复”等。

另外，还可以从要约人的其他表示或者行为推断出来。对于要约中规定的承诺期限，通则认为，如果当事人所在的法系确定，规定了承诺期限的要约为不可撤销的要约，则可以推断该要约为不可撤销。如果当事人所在的法系确定，规定承诺期限不足以显示要约的不可撤销性，则可以推断该要约并不是不可撤销的。通则并举了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一家旅行社在其发送的小册子中通知游客将组织新年度假旅游，并敦促游客在通知后3天内预订，否则过期将可能没有多少剩余名额。这个声明本身不表示在这3天内该要约不可撤销。

第二个例子是，乙准备建楼，向甲发出要约，其中声明：“9月1日后价格和其他条件将失效”。如果甲与乙属于同一法系，如果该法系认为其声明表明了要约的不可撤销，则要约不可撤销;如果该法系认为其声明并不能表明要约不可撤销，则要约并不是不可以撤销。

但是，合同法本条第(一)项的规定并不能作出通则那样的解释。按照本项的规定，要约中规定了承诺期限，则该要约就是不可撤销的。通则要适用于不同法系的不同国家，必须那样解释。

2.有理由认为要约不可撤销并依其信赖行事这种情况适用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原则，受要约人的信赖可源于要约人的行为，比如受要约人对要约人有所了解，或者以前在商业上就有来往等，因此相信要约人的要约不可撤销。

受要约人的信赖也可源于要约本身的性质，如对某一项要约的承诺需要受要约人进行广泛的、费用昂贵的调查，或者某一要约的发出意在允许受要约人继续向第三方发出要约。

受要约人基于对要约不可撤销的信赖所做的行为，可以包括为生产所做的准备、购买或者租用材料或者设备、负担费用等等。只要这些行为在有关的贸易中可被视为是正常的，或者应是要约人所预见或者知悉的行为。

通则也举了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例子是，甲是古董商，要求乙在3个月内修复10幅画，价格不超过一个具体金额。

乙告知甲，为了决定是否承诺，有必要先对一幅画进行修复，然后才能在5天内明确答复。甲同意。基于对甲的要约的信赖，乙开始工作，甲在5天内不得撤销要约。

第二个例子是，为合作参与一个项目的投标，乙向甲发出要约，在要约期限届满前，甲已投标，但乙通知甲，声称不愿意再遵守要约。因为甲在投标时信赖了乙的要约，因此该要约在期限届满前是不可撤销的。

第十九条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

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参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撤销。

法律快车合同法频道为您整理合同订立、合同终止等合同法相关知识，分类齐全，欢迎浏览。如果还有其他疑问，请点击合同法首页查看，感谢您的访问。

【条文主旨】

本条是对《合同法》第74条关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有偿行为类型的目的性扩张解释以及相关判断基准。

【条文理解】

一、关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判断依据和判断标准

《合同法》第74条第1款后段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该条规定，是对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有偿行为的具体规定，将我国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对有偿行为的适用具体化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所谓“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在民法解释学上被称为“不确定概念”，其具体适用需要通过法律上的价值补充才能实现。

立法之所以规定“不确定概念”，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所决定的，也是由于立法技术本身具有的抽象概括和普遍适用性所决定的。

法律要规范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行为，需要确立代表立法者意志并要求全社会一体遵循的法律关系指导原则和社会生活基本的价值指引，例如“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这些基本原则和价值指引内涵抽象，其外延具有不确定性，在适用具体法律关系时需要进行价值补充，以确定其具有可操作性的确切含义和判断标准。

显然，完全交由个案审理当中个别化的司法自由裁量权，是难以做到司法尺度和裁量标准的统一的。为了确保法律适用的公平、公正，我国司法审判机关通常通过由最高审判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来确保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裁判标准上的统一性和正当性。

本条规定，就是对如何才能被认定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确立判断的依据和标准而进行解释。

(一)作为判断依据的主体基准和时空基准

债务人转让财产的行为如系有偿行为，且系以相当的对价转让，债务人的积极财产将不因转让行为而减少。在此情况下，债务人的行为不构成诈害行为，即并未损及债权人的债权，无撤销权适用的余地。

但如果债务人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因转让财产与其对价明显不具有相当性，导致债务人积极财产明显减少，陷于无资力即支付不能，且对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及其导致支付不能的事实债务人及受益人在主观上均认知，该转让行为就构成诈害行为，债权人可得行使撤销权。

对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从裁判上进行判断，需要确立以下主体基准和时空基准：

(1)时空基准。包括时间基准和空间基准。根据本条规定，对“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进行判断的时间基准为“交易当时”，即实施交易行为时。

该基准的合理性在于，对有偿行为行使撤销权须具备主观要件，即债务人与受让人主观上具有恶意，而恶意来自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认知，即知有害于债权人而为转让，故只有以实施交易行为时作为判断基准才能彰显其恶意。

应当注意的是，此时间基准与本司法解释第18条释义中对诈害行为的判断基准时具有相同的法律意义：本条规定的时间基准并非单纯作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判断基准，其实质仍是对作为客观要件的债务人的诈害行为进行判断的时间基准。

但在判断诈害行为是否成立时，应当遵循第18条规定中的原则即应符合双重标准：行为时标准和撤销权行使时标准。

权利行使时标准的意义在于确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诈害状态仍在持续中，就本条规定的有偿行为而言，意味着按权利行使时标准判断，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转让行为此时仍属“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诈害债权行为。

换言之，如果实施转让行为时虽符合“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标准，但在行使撤销权时因被转让财产的市价跌落，财产现值已与转让价一致甚至已低于当时的转让价，从而诈害行为因被时间“熨平”而消失，债权人即不得行使撤销权。因为撤销权行使的目的——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以保全债权在事实上已不能达到，行使撤销权已无实益而徒增纷扰。

对“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进行判断的空间基准，本条规定为交易当地即交易行为地。此交易行为地应当解释为发生交易行为的哪一级行政区划所在地，本条未臻明确，实务中只能根据转让财产的性质、种类(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山珍海味、时令果蔬等动产)，结合市场流通、交易惯例、关税区域等综合因素予以判定。

(2)主体基准。对是否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本条规定不采主观标准而采客观标准，即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为基准。何为“一般经营者的判断”?理解上仍有疑义。

如按反向排除的方法，则“一般经营者”首先应排除非经营者，故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上转让自有机动车的车主个人，应非属此之所谓“一般经营者”。其次，采取客观标准的意义，就在于排除个别性、偶然性，故违反常识、市场行情和公众认知的个别判断、个性化判断，不属此之“一般经营者的判断”。

(二)一般判断标准

本条第2款对“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提出了一个一般的参考示范标准：“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何以认为该一般判断标准只是一个一般的参考示范标准呢?这是因为转让财产的行为和转让财产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很难用一个标准予以衡量。

季节性产品和易腐烂变质的时令果蔬在临近换季或者保质期将届满时，为回笼资金大幅甩卖，转让价格可能低于市价的70%，不能一概认为其“明显不合理”。在市场疲软、有价无市、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巨大的情况下，低于市价的70%转让财产有利于挽回经营损失时，也不能一概认为其“明显不合理”。

反之，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即使以市价的70%甚至80%、90%转让财产，如果造成债务超过以致支付不能，且债务人与受让人对此均有认知，亦未必不能认定其构成诈害行为，而任由债权人行使撤销权。

有鉴于此，本条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70%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一般”意味着排除特殊情形，如前述的换季或保质期前回笼资金的甩卖;“可以”意味着应视具体情形而定，不作刚性约束;“视为”是立法上使用的法律拟制用语，债务人、受让人可以提出相反事实和证据予以推翻。

审判实务中，对“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原则上仍应按照本条规定的判断基准和基本方法综合进行分析，并予以个案确认，即“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解决此类问题最为妥当的方法。“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是就有偿行为的补充类型如何认定其构成诈害行为所作类推规定，可参照前述原则予以适用。

二、有偿行为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补充类型——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

债权人撤销权的适用范围，民法理论上一般区分为无偿行为和有偿行为，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也作了相应规定，以贯彻债权保全制度的目的。《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从要件构成的角度进行区分，也包括无偿行为和有偿行为两种类型。

无偿行为类型在本司法解释第18条的理解与适用中已作阐述，本条规定专就有偿行为类型进行解释，从《合同法》规定的“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有偿行为类型作目的性扩张解释，补充规定了“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的关联类型。

如前所述，转让财产的行为如系有偿行为，且以相当的对价进行，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会因转让行为而减少，因此不发生撤销权的适用问题。但债务人如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财产，对价与其财产价值明显不相当，.则在事实上导致了责任财产的流失。

如果因此而发生债务超过，导致支付不能，损及债权人债权，客观上即成立诈害行为。而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同样存在购人财产的价值与支付的对价明显不相当，导致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当流失的问题。转让与收购，行为的指向相反，行为的效果却是一致的，都导致债务人减少其积极财产，从而损及债权。

《合同法》第74条仅就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作出规定，逻辑上不够周延，导致对恶意高价收购他人财产损害债权的行为失却规范，存在法律漏洞。本条规定即据审判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对此予以补充。

“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应由以下要件构成：

(一)客观要件

债权人撤销权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乃无偿行为和有偿行为共同具备的要件。简言之，须债务人实施了损害债权人的诈害行为。该行为应符合下列特征：

1.须为债务人的行为，且该行为须以财产为标的。符合这一要求的通常为法律行为，包括单独行为、双方行为、多方行为等。本条规定的收购他人财产，即属双方法律行为(契约行为)。

准法律行为、诉讼中的法律行为，也属可得行使撤销权的行为，但下列行为不得为撤销权之标的：事实行为，如物之毁灭丢弃，无从撤销;无效行为，无须撤销;不作为行为，如属怠于取得权利或利益，不得撤销。

因撤销权之行使对象非财产之增加行为，而系财产之减少行为;如系怠于行使权利，则为代位权之对象，亦无撤销权之适用;其他不以财产为标的但对财产利益发生间接影响的行为，如身份行为，订立劳务契约的行为，不得撤销;以禁止扣押的财产权为标的的行为，因其不列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且不能强制执行，亦不得为撤销权之标的。

2.须债务人的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即构成诈害行为。债务人实施的减少其责任财产的行为，足以影响到债权完全受偿，即构成诈害行为。

其判断标准有所谓形式上的标准或称计算上的标准，即债务超过，但通说认为应以支付不能为判断标准;亦有所谓实质上的判断标准，须得综合主客观要件，结合目的动机是否正当以及方法手段是否妥当等相关因素就个案进行具体判断。

就本条规定的“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而论，收购行为如导致债务人积极财产与正常市价、指导价比较发生明显减少，并在此不当减少的范围内发生债务超过，致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完全受偿时，应认定其行为构成诈害行为。

但需注意的是，判断收购行为的诈害性亦应遵循上文所述的判断基准时上的双重标准：即不仅发生收购行为时支付的对价明显高于被收购财产的市价或者指导价，而且以行使撤销权时的市价或指导价衡量，收购该财产的对价仍然明显高于该财产的市价或指导价。

如果仅在发生收购行为时具有诈害性，而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因被收购的财产市价上升，与收购对价趋于一致甚至已高于收购对价，诈害性即不存在，撤销该行为对债权人已不具实益，故不得行使撤销权。

(二)主观要件

民法理论认为，对无偿行为行使撤销权，仅需具备客观要件;而对有偿行为行使撤销权，除客观要件外，尚需具备主观要件。因无偿行为中的受益人没有支付对价，但却造成了对债权的损害，故撤销无偿行为，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受益人的财产利益却并未受到积极损害，故其要件从宽，无需具备主观要件。

而在有偿行为，受让人或者转得人取得财产或者转让财产，均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转让或者收购行为被撤销，其财产利益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积极损害，故其要件从严，尚需具备主观要件。

所谓主观要件，即债务人实施转让或者收购等有偿行为时，需具有诈害意思——即具有恶意，且债务人的恶意仅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如果要行使撤销权，还需转让行为或者收购行为中的受让人、出售人也具有恶意，即以受益人的恶意为撤销权的行使要件。以下分述之：

1.须债务人为恶意。对恶意的解释，有希望主义与认识主义两种学说。前者是指对于行为之有害于债权，须有积极的希望;后者是指对于行为之诈害性仅需有消极的认识即为已足。

《合同法》第74条对债务人的恶意没有明确规定，但对受让人(第三人)的恶意则有明文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根据该条规定，既然受让人对转让行为的诈害性要求其“知道该情形”，则应当认为积极从事该行为的债务人也知道其行为对债权人具有“诈害性”，即债务人应当具有“恶意”;其次，根据条文“知道该情形”的文字表述，我国《合同法》对债务人和第三人的“恶意”系采取“认识主义”。应当注意的是，衡量债务人有无恶意，应以行为时为基准时。

行为当时不知其行为有损于债权人的债权，虽于行为后有所认识，亦不成立主观上的恶意，不得行使撤销权。对于债务人恶意的证明，应当实行推定规则。债务人明知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而仍为处分其财产或财产权利的行为，即可推定其具有恶意。债务人可就其具有其他资力或没有诈害的意思另行举证。

2.须受益人为恶意。所谓受益人是指由债务人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受有利益之人。如转让行为中的受让人为直接受益人，受让人再为转让行为之转得人为间接受益人。收购行为之出售人亦为直接受益人。

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受让人(受益人)的恶意是指对转让行为损害债权的事实，“知道其情形”，则此“恶意”系采认识主义，即对诈害债权的事实有所认识即可，其与债务人是否恶意串通，或者是否具有故意损害债权人的意图，则非所问。对受益人的恶意，应以受益时为判断基准。

如受益当时不知情，受益后方始认识到有害债权的情形的，不构成恶意，债权人不得行使撤销权。

此外，无论直接受益人(如受让人)还是间接受让人(转得人)，须一律具有恶意，否则债权人不得行使撤销权。

三、债权人撤销权的效力

债权人撤销权的效力，应分别以下不同情形：

(一)对债务人的效力

《合同法解释(一)》第25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

据此规定，对债务人诈害债权的行为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但系相对无效，即仅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自始无效，超出债权人主张部分的处分行为仍为有效。

(二)对受益人的效力

诈害行为被依法撤销，对受益人产生双重效力：其一是仅成立债权关系尚未发生物权转移情形的，其债权关系因撤销而消灭;其二是已发生物权转移的，受益人得依债权人之请求，返还其既已受领的财产。

如受益人二次转让的，在无偿行为情形，转得人如系恶意，自应依债权人请求负返还义务;转得人为善意的，不负返还义务，而由直接受益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在有偿行为情形，因有偿行为之撤销，须债务人、受益人(包括直接受益人及间接受益之转得人)均具有恶意，债权人才能撤销诈害行为，故于诈害行为被依法撤销的情形，直接受益人或间接受益人均得依债权人请求返还其受让的财产。

(三)对债权人的效力

民法理论上认为，撤销权行使的目的在于保全债务人的一般财产，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因此，债权人虽然可以请求受益人(转得人)直接向其为财产交付，但不得就该交付物优先受偿。

但在债权人直接受领返还财产的场合，其因此对债务人负有返还义务，如果该返还义务与债务人所负债务构成抵销适状，债权人可以主张抵销，从而获得事实上优先受偿的效果。

否则，债权人要从受益人返还的财产中受偿，仍须依照强制执行程序进行，而与其他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平等受偿。当然，债务人向债权人为任意履行，而其他债权人没有及时主张债权的，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也能获得完全清偿，此种情形并不违反债权平等原则，故其他债权人不得提出异议。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伤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第二十三条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提起撤销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受让人为第三人。

第二十五条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

两个或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债务人为被告，就同一标的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第二十六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

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并没有提出严格的书面形式要求，应当说对于合同形式采取的是不要式原则，一般地不作特殊要求，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属例外情形。但是，我国现行的三部合同法和其他法律有关合同的规定一般要求合同采用书面形式。

如经济合同法第三条中规定：“经济合同，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七条中规定：“当事人就合同条款以书面形式达成协议并签字，即为合同成立。”

技术合同法第九条规定：“技术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解除采用书面形式。”海商法规定，船舶所有权的转让、航次租船、船舶租用(包括定期租船合同和光船租赁)、海上拖航合同都应当以书面订立。

其他法律对具体合同要求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还有：劳动法第十九条、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七条、合伙企业法第三条以及担保法第十三条等等。我国参加国际公约，也往往对公约中不限定合同形式的规定予以保留。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形式的合同，往往认定其为无效。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订立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确认无效”。由于我国法律在对合同要求法定形式的规定中除了规定这些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外，没有对未采用书面形式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实践中有不少未采用书面形式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

在制定合同法的过程中，对于合同的形式有不少意见，归纳起来有两种。

一种意见认为，合同法应当规定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口头合同容易发生争议。另一种意见认为，合同可以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订立，凡是不违反法律，民事主体双方自愿订立的合同就是有效的，合同法不应对合同再规定限制条件。

在起草的过程中，有关合同形式条文的写法也数易其稿。

考虑到既要适应现实需要，又要提倡当事人尽量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同，避免口说无凭，使订立的合同规范化、法制化，本条对合同形式的规定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书面形式是指以文字等可以有形式在再现内容的方式达成的协议。这种形式明确肯定，有据可查，对于防止争议和解决纠纷，有积极意义。书面形式一般是指当事人双方以合同书、书信、电报、电传、传真等形式达成协议。

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面对面地谈话或者以通讯设备如电话交谈达成协议。以口头订立合同的特点是直接、简便、快速，数额较小或者现款交易通常采用口头形式。如在自由市场买菜、在商店买衣服等。口头合同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广泛采用的合同形式。口头形式当然也可以适用于企业之间，但口头形式没有凭证，发生争议后，难以取证，不易分清责任。

除了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合同还可以其他形式成立。我们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或者特定情形推定合同的成立，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默示合同。

此类合同是指当事人未用语言明确表示成立，而是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推定合同成立，如租赁房屋的合同，在租赁房屋的合同期满后，出租人未提出让承租人退房，承租人也未表示退房而是继续交房租，出租人仍然接受租金。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我们可以推定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再如，当乘客乘上公共汽车并达到目的地时，尽管乘车人与承运人之间没有明示协议，但可以依当事人的行为推定运输合同成立。

第十五条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区分的规定。

立法背景

本条规定的内容，在民法学中称为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者说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

区分合同效力和登记的效力为我国民法学界普遍赞同，有的学者提出，区分原则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实际意义：第一，有利于保护买受人依据合同所享有的占有权。

在不动产买卖合同成立以后，即使投有办理不动产权利移转的登记手续，但是，因为合同已经生效，所以依据有效合同而交付之后，买受人因此享有的占有权仍然受到保护。

即使买受人不享有物权，但是可以享有合法的占有权，针对第三人的侵害不动产的行为，可以提起占有之诉。

第二，有利于确立违约责任。

如果一方在合同成立之后没有办理登记，或者拒绝履行登记义务，由于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此种拒不履行登记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假如未办理登记导致合同无效，非违约方将无法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有利于保护无过错一方当事人。

当事人之间买卖房屋未经登记的情况错综复杂，如果以登记为合同生效要件，则在因出卖人的原因而未办理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在房屋价格上涨之后，出卖人有可能以未办理登记将导致合同无效为理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房屋，这有可能鼓励一些不法行为人规避法律，甚至利用房屋买卖欺诈他人，而损害的却是善意的买受人的利益。

特别是在房屋已经交付使用，买受人对房屋已进行了重大修缮的情况下，如果因未登记而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房屋，这确实会妨碍现有的财产秩序。

如果严格的区分合同效力和登记效力，则可以防止此种现象的发生。

学者一般认为，区分两种效力不但是科学的，符合物权为排他权而债权为请求权的基本法理，而且被民法实践证明对分清物权法和债权法的不同作用范围，区分当事人的不同法律责任，保障原因合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是非常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原则。

曾有一段时期，我国的司法实践以及一些立法，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

目前，无论是民法学界，还是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于区分合同效力和登记效力，在认识上已经基本一致。

《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合同法还规定了导致合同无效的各种情形。

在这些情形中，并没有不动产物权未依法登记的规定。

虽然担保法有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的规定，但本法在担保物权编抵押权一章，改变r这一规定，即不动产抵押登记，只产生抵押权生效的效力。

司法实践也明确了区分合同效力与登记效力的原则，如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转让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到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一方拖延不办。

并以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应责令当事人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明确指出，不动产登记并不是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而是其履行行为的组成部分。

同时还规定，“土地使用者与他人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之前，又另与他人就同一土地使用权签订转让合同，并依法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土地使用权应由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受让方取得。

转让方给前一合同的受让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转让方(即出让人)因其过错使得买受人不能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要承担违约责任。

显然，土地使用权未办理转让登记并不影响合同的约束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依照《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

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髓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

条文解读

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基础关系，主要是合同，它属于债权法律关系的范畴，成立以及生效应该依据合同法来判断。

民法学将这种合同看成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

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只能在登记时生效，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也许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

这可能是因为物权因客观情势发生变迁，使得物权的.变动成为不可能;也可能是物权的出让人“一物二卖”，其中一个买受人先行进行了不动产磴记，其他的买受人便不可能取得合同约定转让的物权。

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和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本身是两个应当加以区分的情况。

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合同一经成立，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可以发生效力。

合同只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并不必然与登记联系在一起。

登记是针对民事权利的变动而设定的，它是与物权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物权变动的公示的方法。

登记并不是针对合同行为，而是针对物权的变动所采取的一种公示方法，如果当事人之间仅就物权的变动达成合意，而没有办理登记，合同仍然有效。

例如，当事人双方订立了房屋买卖合同之后，合同就已经生效，如果没有办理登记手续，房屋所有权不能发生移转，但买受人基于有效合同而享有的占有权仍然受到保护。

违约的合同当事人一方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依不同情形，买受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实际履行合同，即请求出卖人办理不动产转让登记，或者请求债务人赔偿损失。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律师解析】：关于协商解除，用人单位提出的，需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提出的，用人单位可不支付经济补偿。实务操作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需保留相关证据，以证明协商解除的动议由谁提出。

第三十七条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律师解析】：劳动者履行提前通知义务（书面形式），一定要保留用人单位签收的证据，用人单位拒绝签收的，最好可以提供其它证据证明已经书面通知了用人单位（如ems快递详情单），否则，发生纠纷时，用人单位反过来说你未履行提前通知义务擅自离职，那就被动了，另外，注意试用期内劳动者不再是可以随时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了。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律师解析】：强行给员工“放假”或“停工”，可视为未提供劳动条件；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律师解析】：拖一天或少付一元，也是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律师解析】：劳动法规定的五项保险，一直得不到有效执行，有了这条规定，情况或许会有改观。用人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只参加部分险种、不按劳动者工资水平缴纳社保，均属未依法缴纳。除了劳动者可解除劳动合同外，用人单位必须补缴社会保险费，并承担由此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律师解析】：实践中很多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均存在不合法的规定，原因不是用人单位要违法，而是不知道该规定违法，看来，规章制度还是由专业人士审查更保险。规章制度的违法包括内容违法和程序违法，但要适用本项规定，除了违法外还需符合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条件，虽违法，但未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者不能以本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徐景山律师解析】：兜底条款，避免遗漏，且为今后新制定法律预留接口。

用人单位以***、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律师解析】：以上第一款共六项情形劳动者均需事先通知用人单位方可解除合同，此款无须事先通知。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徐景山律师解析】：“严重”二字很重要，什么情况属于“严重”，应当在规章制度中进行明确以利于操作。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律师解析】：怎样才算“严重影响”，这个举证责任有点难，从实务操作角度看，用人单位选择第二种方式即向劳动者提出改正要求更容易操作，也更容易举证。实践中可书面通知劳动者，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提供其它用人单位出具的已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律师解析】：劳动者的欺诈手段，基本上是提供虚假资料，如假文凭、假证件、假经历等；因此，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行之有效的入职审查制度，并且适当运用知情权的法律规定。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律师解析】：法律仅限于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劳教、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均排除在外；实践中需注意：被人民***免予起诉的或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规定免予刑事处分的，用人单位可依本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被人民***作出不予起诉决定的，用人单位不能依本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被劳动教养的，用人单位也不得依本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律师解析】：用人单位需充分掌握医疗期的有关规定，否则，少算一天都会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得支付赔偿金了。另外需注意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必须先另行给劳动者安排一个工作，不能医疗期满后即直接解除劳动合同。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律师解析】：这里的“调整工作岗位”是不需劳动者同意的，实践中用人单位在适用时需注意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的，需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的程序，只有在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才可解除劳动合同。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律师解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法律只赋予用人单位解除权，这对劳动者好像不公平，很多情况下，劳动者更想解除。实务操作中，解除劳动合同之前需经协商程序，用人单位需举证，未经协商而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的，视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律师解析】：劳动法规定裁一人也得履行本条规定的程序，此条与劳动法的规定相比，放宽了裁员的标准，增加了裁员的范围。

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用人单位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

【律师解析】：用人单位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未通知被裁减的人员，而另聘他人的，如果被裁减人员主张权利，且条件相当的，用人单位应当赔偿损失、恢复劳动关系，且根据劳动部的有关规定，其工作年限与裁员前工作年限应当连续计算。

第四十二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律师解析】：劳动者具备上述条件不代表有了“护身符”，如有第三十九条之情形的，用人单位同样可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律师解析】：实务操作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或不研究工会的意见，不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其解除行为是否有效？劳动合同法对此进行了回避，没有明确规定。看来得由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进行规定了。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的；

（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律师解析】：特别注意第（二）项，达到退休年龄劳动合同不一定终止，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才算数。第（三）项，如劳动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劳动合同终止后，劳动者又出现了，怎么处理？如劳动者出现时原劳动合同尚未到期，劳动者主张恢复劳动关系的，应当恢复。

第四十五条　劳动合同期满，有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但是，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终止，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

【律师解析】：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是劳动合同期满时，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劳动合同应当顺延至医疗期满终止；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顺延至哺乳期满。劳动者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按照如下原则处理：（1）完全丧失劳动能力（1-4伤残），劳动关系不得解除、不得终止，劳动者保留劳动关系，退出生产岗位直至退休；（2）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5-6伤残），劳动者可以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但用人单位不得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3）部分丧失劳动能力（7-10伤残），劳动者可以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但用人单位不得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但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可以终止劳动合同。

法律快车合同法频道为您整理合同订立、合同终止等合同法相关知识，分类齐全，欢迎浏览。如果还有其他疑问，请点击合同法首页查看，感谢您的访问。

本条是关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的解释。

本条是在《合同法解释(一)》基础上，遵循《合同法》基本精神，进一步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作出的限缩性解释。既完善了合同无效制度，对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严格适用合同无效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创新同样意义重大。

无效是对法律行为最为严厉的否定性评价。在私法领域，对于合同行为的最严厉惩罚莫过于宣告合同无效。对于那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宣告其无效是对类似行为加以阻吓、惩罚，保护公共利益，维护公平正当的社会秩序，引导建立诚信的市场交易秩序的恰当和有效的手段。

然而，我们同样应当意识到，合同无效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彻底否定，打破了当事人对自我财产的安排，导致当事人合同利益的落空。大量、经常和不加控制的宣告合同无效，将使普通公民和市场交易主体丧失对于交易安全的信任，市场将缺乏活力，整个社会资源将大量浪费。我国的民事立法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正处于经济改革初期。

当时，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且观念和思维依然以政府干预为主，因此，三大合同法中国家干预的色彩较为浓厚，审判实践中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不作区分就宣告无效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相对有限，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以及交易的效率受到极大影响。

与1981年以及1993年修订的《经济合同法》不同，1999年的《合同法》改变了那种一直以来认为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无效的观点，于第52条第(5)项明确了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是无效合同。我们认为，《合同法》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合同这一私人间的合意使人们能实现私人目的，从而鼓励交易。《合同法》第52条所反映出的合同效力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应当是，以《合同法》的基本目标为指导，在无碍社会基本秩序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持合同效力，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在各种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当中，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强制性法律规定是国家行政权力透过法律干预经济、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它多规定于公法中。

其虽为公法，一般而言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但违反这些公法性质的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应使其无效，否则强制性规定的法意将失去其基本价值，形同虚设。为此，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进一步明确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于是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得以“合法”地通过《合同法》第52条这一“管道”而进人有关基本民事生活和市场交易的私法领域，从而实现其干预目的。

这并非我国所独有的创设，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第52条第(5)项类似的规定在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且通过对其适用的松紧控制，不同程度上发挥着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有学者比喻说，公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像躲在木马里面的雄兵一样涌进特洛伊城，摇身一变成为民事规范，私法自治的空间，就在这样一种调整下随着国家管制强度的增减而上下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如何适用第52条第(5)项的规定便成为协调公法与私法关系的重大问题。

如果不加以区分地允许强制性规定通过第52条第(5)项的“管道”作用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那么很多无损公共利益的合同将致无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基本目的也难以实现。

因此，我们既要严格遵循国家的立法意志，严惩损害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限制不适当的民事行为，也要防止不恰当地扩大无效合同的范围，干扰正常的市场交易，损害交易人的合理预期和交易安全，并防止一些当事人滥用“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恶意背信弃义的行为，保护诚信的市场交易主体的合法权利。

鼓励交易、创造财富是《合同法》的重要精神。如何审慎并正确地认定合同的效力，影响着当事人对合同效力以致交易结果的合理期待，直接关系到市场交易是否稳定、有序、安全和高效。为此，《合同法》不但区分了合同无效与可撤销，并于第52条通过穷尽式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合同无效的五种具体情形，即：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从而极大地扭转了以前动辄以欺诈、胁迫、显失公平以及违反地方法规而认定合同无效，导致正常的交易链条断裂，当事人对于合同效力缺乏合理期待，交易缺乏秩序和安全的局面，大大减少了认定为无效合同的数量。

与此同时，针对第52条第(5)项“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合同法解释(一)》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进行了限缩性的澄清解释，其第4条指出：“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该规定明确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强调人民法院只能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认定合同无效，而不能直接援引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完全排除了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用，事实上，如果违反地方性法规或者行政规章将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完全可以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以损害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

因此，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有些时候可以作为判断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参考。但毋庸置疑，《合同法解释(一)》在《合同法》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缩小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这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随着《合同法》的实施，如何判断和识别导致合同无效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日益成为司法实践中突出的问题。

(一)对强制性规定作进一步细化解释的理论基础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同法典。 附条件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某种事实状态，并以其将来发生或不发生作为该合同生效或者解除依据的合同。 附期限合同：是指以将来确定到来的期限作为合同的条款，并在该期限到来时合同的效力发生或终止的合同。 合同无效：是指合同已经具备成立要件，但欠缺一定的生效要件，因而自始、确定、当然地不有名合同：是指法律上或者经济生活习惯上按其类型已确定了一定名称的合同，又称典型合同。发生法律效力。

中国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和民法学中研究的合同都是有名合同。无名合同是指有名合同以外的、可撤销的合同：是指已经生效但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没有表现其真实意志，违反自愿原则而可尚未统一确定一定名称的合同。无名合同如经法律确认或在形成统一的交易习惯后，可以转化由一方当事人请求撤销的合同。

效力未定合同：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因欠缺一定的生效要件，其生效与否尚未确定，须由第三人为有名合同。

要式合同：要式合同，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合同。作了承认或者拒绝的意思表示才能确定自身效力的合同。

前者称为法定之要式合同，后者称为约定之要式合同。根据合同的成立是否需要特定的形式，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可将合同分为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要式合同，是指法律要求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和手续的行为。

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完成各自承担的合同义务，使合同关系得合同。不要式合同，是指法律不要求必须具备一定形式和手续的合同。

单务合同：也称为单边合同或片面义务契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以全部终止的整个行为过程。

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等的约定，正确而完整地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保管合同），与双务合同相对应。 协助履行原则：是指当事人在合同的履行中不仅要适当、全面履行合同的约定，还要基于诚实主合同：不以他种合同的存在为前提，不受其制约而能独立存在的合同。 信用原则，对对当事人的履行债务行为给予协助，使之能够更好地、更方便地履行合同。 持续性合同：就是按照原有的合同,到期后按原来的在接下去签的合同 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在未约定先后顺序的双务合同中，当事一方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以前，诺成合同：诺成合同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便告成立的合同 有拒绝自己给付的权利。 实践合同：又称要物合同，指除了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需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合不安抗辩权：是双务合同中有先为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因他方财显著减少或资力明显减弱，有同。 难为对待给付的情形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供担保前，有拒绝自己给付的权利。 格式合同：是指合同必要条款的内容直接由法律规定的合同。又称标准合同。

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应该先履行的一方未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后履行的一方有权拒绝终的根本规则。 应先履行方的履行请求或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撤销权：指债权人在债务人放弃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实施无偿处分财产或以非正常低价处分要约邀请：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要约的撤回：是指在要约发出以后，尚未到达受要约人之前，也就是在要约发生效力之前，要财产的行为而妨害其债权实现时，依法享有的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上述行为的权利。

合同的变更：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于其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完全履行完毕之前，由当事人达成协约人使其失去法律效力的意思表示。撤回要约的通知必须先于或同时与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才议而对其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 能产生撤回的效力。 合同的转让：是指在合同的内容与客体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将合同由原来的主体转移给别的主承诺迟延：是指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届满后才发出的承诺。 体的一种法律行为。 承诺撤回：是指受要约人在发出承诺通知发后，在承诺正式生效之前而将其撤回。

《合同法名词解释汇编》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指法律上已经确定了一定的名称及规则的合同。

又称非典型合同，是指法律上尚未确定一定的名称与规则的合同。

指当事人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的合同，即一方当事人愿意负担履行义务，旨在使他人因此负有对待给付的义务。

指合同当事人仅有一方负担给付义务的合同。

指一方通过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而给对方某种利益，对方要得到该利益必须为此支付相应代价的合同。

指一方给付对方某种利益，对方取得该利益时并不支付任何报酬的合同。

指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一旦经对方同意即能产生法律效果的合同，即“一诺即成”的合同。

又称要物合同，指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以外尚需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合同。

指应当或者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方式而成立的合同。

指当事人订立的合同依法并不需要采取特定的形式，当事人可以采取口头方式，也可采取书面形式。

指不需要其他合同的存在即可独立存在的合同。

指以其他合同的存在而为存在前提的合同。

指当事人之间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

指将来应当订立的合同。

指订约当事人订立合同是为自己设定权利，使自己直接取得和享有某种利益。

指订约当事人并非为了自己设定权利，而是为第三人的利益订立合同，合同将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即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和债务，又称合同债权和合同债务。

指债权人依据法律或合同的规定而享有的请求债务人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指债务人依据法律或合同所承担的义务，即债务人向债权人为特定行为的义务。

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

指当事人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

指独立的、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就其所有的财产和利益实行的交换。

又称发盘、出盘、发价或报价等，是一种意思表示，但不是法律行为。

又称引诱要约，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表示。

指要约人在要约发出以后，未达到受要约人之前，有权宣告取消要约，从而阻止要约生效的意思表示。

指要约人在到达受要约人并生效以后，将该项要约取消，从而使要约的效力归于消灭的意思表示。

指要约丧失了法律拘束力，即不再对经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拘束。

指受要约人同意接受要约的条件从而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指受要约人未在承诺期限内作出承诺。

指受要约人在发出承诺通知后。以承诺正式生效之前撤回其承诺。

指订约当事人采取非直接对话的方式，相互不约而同地向对方发出了内容相同的要约。

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实施某种欺骗他人的行为，并使他人陷入错误而订立合同。

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指对合同及其相关资料的含义所作的分析和说明。

指合同关于某事项应有规定而未规定的现象。

又称合同债权，指债权人根据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向债务人请示给付并予以保有的权利。

简称为主义务，指合同关系所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

简称为从义务，指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仅具有补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决定合同的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获得最大满足。

指当事人为缔约而接触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的各种说明、告知、注意及保护等义务，违反它即构成缔约过失责任。

《合同法名词解释》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

(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

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本条是对《合同法》交易习惯的解释。

本条对《合同法》中交易习惯这一概念进行了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认定交易习惯的规则，确定了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本条解释适用于《合同法》中直接或者间接包含交易习惯这一概念的法条。

《合同法》中直接包含交易习惯这一概念的法条共有9条，分别是总则部分的第22条、第26条、第60条、第61条、第92条和第125条，分则部分的第136条、第293条和第368条。从内容上来看，第22条和第26条规定的是承诺的方式和承诺的生效;第60条和第92条规定的是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和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的后合同义务;第61条和第125条规定的是补充协议的确定和合同解释;第136条、第293条和第368条则分别规定了买卖合同、客运合同和保管合同中的一些附随义务。

包含交易习惯概念的第61条又多次被其他法条引用，所以《合同法》中还有许多间接包含交易习惯这一概念的法条。仅买卖合同一章，就有第139条、第141条、第154条、第156条、第159条、第160条、第161和第170条等8条引用第61条，这些法条都涉及根据第61条中的交易习惯填补合同漏洞的问题，从而间接包含了交易习惯这一概念。

可见，广泛运用交易习惯来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合同法》的一个重要特色，而通过司法解释对交易习惯概念进行准确界定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本条解释规定，认定《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的前提条件是该交易习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即交易习惯必须适法。强制性规定的目的就是控制和限制当事人的行为，因此，当事人不能通过协议或者交易习惯等理由来规避强制性规定的适用。例如，《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该条是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因此，即使典权在实践中存在，法院也不能基于习惯做法而认定其物权效力。

另一方面，《合同法》中存在着大量的任意性规范，如包含“另有约定”或其他类似措辞的许多条文。这些规范的主要目的，是在当事人没有考虑到或者有意省略的情形下对当事人的意思进行补充。所以，如果交易习惯可以表明当事人“另有约定”，则应认为该交易习惯排除了《合同法》任意性规范的适用。《合同法》中引用第61条规定时多采取“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应当……”的规定模式，这也佐证了交易习惯在合同解释中优于《合同法》任意性规范的地位。所以，如果按照本条解释确定的交易习惯同《合同法》任意性规定相冲突，则应以交易习惯为准。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种习惯只是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的做法，而当事人并不知晓，则任意性规范应优先于这种习惯做法。

本条解释规定了两条确定交易习惯的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一)和规则(二)〕：“(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这两条规则充分体现了合同法“缔约自由”的原则，即当事人只应受其所同意的习惯做法的约束。

(一)规则(一)的理解与适用

1.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在规则(一)中，确定某种做法是交易习惯的要求有两个：一个是客观要件，即“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这体现了交易习惯地域性和行业性的特点。确定交易习惯的另一个要求是主观要件，即“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交易习惯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交易习惯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某种习惯做法仅仅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被通常采用，则该种习惯做法并不足以被认定是交易习惯。交易习惯的认定强调该种习惯做法主观上为交易对方一汀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习惯做法不能约束不知道该做法的对力一当事人。

2.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理解

因为规则(一)所要求的只是“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而没有要求无例外地遵守，所以某种习惯做法只要经常性地被采用，就满足了客观要件。因此，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完个有可能存在几种通常采用的做法，都满足规则(一)的客观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些做法都无法排他地确定，所以当事人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于将某种做法认定为交易习惯就非常重要，是将一种普通意义上的习惯认定为交易习惯的基本依据。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本解释对主观要件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界定，要求必须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不能是“同意、认可”。也就是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要求不能强化为“同意、认可”;交易对方不承担了解和掌握特殊交易习惯的注意义务。

这种对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界定是相当严格的，意味着即使某种习惯做法已经在某地区或某领域、某行业无例外地得到遵守，交易对方仍然只有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下才受到这种习惯做法的约束。可见，本规则中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要求加强了对不了解当地习惯或者缺乏业内经验的相对人的保护，也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的尊重和私法自治的要求。

通过规则(一)确定的交易习惯不同于学说上通常所说的习惯法，因为这里的交易习惯的效力基础在于当事人的意思。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以推知，如果在合同中有明确的条款同某种习惯做法相冲突，则这种习惯做法就不能被认定为交易习惯。

需要注意区分的是，_上述严格要求并不妨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可以采取明示意思表示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确定。例如，如果交易一方在签订合同时书面告知对方合同解释及附随义务的确定应当采取某种习惯做法，而交易对方并未对此表示反对，则应当认为此种习惯做法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的交易习惯。

3.对“订立合同时”的理解

从交易习惯的时间性特点来看，规则(一)要求交易习惯是“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依据本规则，交易方不得以合同成立后交易对方才得知的交易习惯为依据对其主张附随义务或者对合同条款的某种解释，除非交易对方的“得知”直接体现为当事人通过协商一致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

4.对“交易对方”的理解

需要特别一子以强调的是，由于解释中规定的是“交易对方”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认定交易习惯并不要求当事人双方在合同订立时都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某种习惯做法，只不过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一方不得向交易对方主张该交易习惯，但这并不妨碍订立合同时并不知道该习惯做法的一方主张该交易习惯。

但如果乙发现该习惯做法用于解释合同对其有利，则其可以依据规则(一)主张该交易习惯。可以发现，这样规定有利于在加强对缺乏经验一方保护的同时，避免有经验的一方逃避依交易习惯而应履行的义务。

(二)规则(二)的理解与适用

在规则(二)中，确定某种做法是交易习惯要求该做法是“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当事人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直接表明了他们对合同含义的真实理解，所以如果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某种习惯做法，就可以公平地认为该种习惯做法构成了理解和解释当事人双方表达及行为的共同基础，应当认定为交易习惯。另一方面，交易习惯一经确立，当事人就会出于对该交易习惯的信赖进行承诺，履行附随义务和理解合同内容，而《合同法》则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保护这种信赖。

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某种习惯做法可以和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的做法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在一致的情况下，当事人也可以通过证明交易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来主张该交易习惯;在不一致的情况下，则只能适用规则(二)来主张该交易习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仅在当事人先前的交易中出现过一次，一般不宜认定为交易习惯。

另外，此处的习惯做法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某种“以前”反复发生的做法，例如，甲厂是乙商家的供货商，尽管双方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但甲厂在历次供货过程中，都向乙商家提供“环境友好”证明;如果甲厂在某次涉诉供货中突然中断提供上述证明，导致乙商家立刻提出异议，则此次供货之前的习惯做法可以被用来作为证明交易习惯的证据。反过来，如果甲厂在以前的历次供货过程中都没有提供“环境友好”证明，乙商家收到货物也没有提出异议。后甲厂改进服务，开始提供上述证明，则法院不宜根据后来形成的交易习惯认定之前甲厂没有提供证明的行为违约。

(三)规则(一)和规则(二)的关系

相较而言，规则(一)比规则(二)的适用范围更广，因为规则(一)除了可以适用于多次反复交易外，还可以适用于当事人双方的第一次交易。另一方面，规则(一)和规则(二)也不是彼此孤立的。在可能的情况下，法院对于交易习惯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规则(一)和规则(二)，认定的交易习惯应尽量和规则(一)及规则(二)都能协调一致。如果确实不可能满足上述要求，则应认为规则(一)优先于规则(二)，即认为当事人以意思表示排除了惯常做法的约束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规则(一)优先于规则(二)的理由在于规则(一)中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直接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因而最接近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果是普通的地区习惯或者行业习惯，即仅仅满足了规则(一)中客观要件的习惯做法，则应当认为规则(二)中的习惯做法优先于一般的地区习惯或者行业习惯，这也是因为当事人在系列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习惯做法更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本条解释规定：“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举证责任的内容应按照本条规定中两个规则的具体要求来确定。如果当事人主张依据规则(一)确定的交易习惯，则其不仅需要证明地方习惯或行业习惯的存在，还需要证明对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习惯。如果当事人主张依据规则(二)确定的交易习惯，则其应证明在争议案件前双方已经通过经常使用建立了所主张的习惯做法。

另外，因为本条解释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和第7条的规定，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严格依照本条分配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第一百三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

第二百九十三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第三百六十八条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但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第十三条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本条是对因表见代理成立而承担合同责任的被代理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解释。

表见代理，是指无权代理人在其表现出足以让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外观下所为之代理。表见代理的本质是无权代理，但无权代理的后果要由“外观”显示的被代理人承担。表见代理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49条，该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实践中，解决单位的经理、干部、职工等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员越权订立合同，单位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必须诉诸于表见代理制度来解决。

根据法律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原则上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当缔约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才承担所订立合同的义务。

表见代理制度的适用与代表人责任制度一样，仅适用于行为人越权的场合，法人、经济组织对行为人授予全权或授权不清的场合，无需适用表见代理制度。根据《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在符合以下要件时，被代理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一)在订立合同行为与过程中存在表见行为

表见行为指行为人表现出的其享有代理权的外观或被代理人表现出的授予行为人代理权的行为或语言。表见行为包括两类：第一类是行为人方面存在的使人以为其享有代理权的外观，比如，行为人确系代理人但超越了代理权限。

行为人曾经是代理人但在订立合同时代理权已经终止，行为人持有被代理人的介绍信、公章、合同书等重要证明;第二类是被代理人方面存在的使人误以为授予行为人以代理权的言词或行为，比如，公开声明授予行为人代理权，实际上未授予，或者明知行为人以其名义订立合同而不表示反对，使人产生默示授权的误解。

(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主观上属于善意

按照《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表述，构成表见代理对相对人的主观方面有两层要求：一是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二是该相信是有理由的。相对人如果不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比如，相对人明知行为人无代理权，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要求。相对人虽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但形成信赖的理由不充分、正当，比如，相对人应当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但因自身重大过失而没有觉察的，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要求。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相对人对自己的主观善意承担举证责任。

并且，由于代理人不具有“代表人、负责人”的特殊身份，《合同法》第49条也明确要求相对人必须要“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因此，不适用善意推定方法，相对人实际负担着证明信赖行为人有代理权且信赖是有理由的举证责任。

由于“充分相信”属于抽象事实，判断相对人的举证是否充分，尤其是对行为人的信赖是否有理由的判断并无固定标准，所以一方面相对人的举证负担沉重;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对行为人的代理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司法裁判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只能在个案中根据实施法律行为的具体情形进行判断。

案例一甲公司与乙公司在多个领域有合作关系，乙公司也多次为甲公司向丙银行融资提供过担保。担保手续均由乙公司办公室主任亲自办理。某日甲公司又向丙银行借款，并向银行表示由乙公司提供担保。

丙银行按照惯常做法，将借款担保合同交乙公司办公室主任，由该主任在合同上担保人处盖章。合同盖章后，即交丙银行。后甲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借款，银行要求乙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乙公司抗辩认为：乙公司办公室主任在盖章前一周已被免职，盖章的当天该主任只是在办公室整理、交接文件，已不能代表乙公司。

案例二甲公司为向银行借款，由其副总与乙公司财务部经理商量，要乙公司为其担保。该财务部经理未经乙公司领导同意，即在甲公司带来的银行格式借款担保合同的担保人盖章处，盖上乙公司财务章。

后甲公司到期未能偿还借款，银行要求乙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乙公司抗辩认为：财务部经理对外提供担保未经公司授权，其盖章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之便。财务章也不能代表公司。

以上两个案例中，案例一的办公室主任因已被免职，一切授权终止;案例二的财务部经理因未经授权，没有代理权。他们在担保合同上盖章的行为均属于无权代理。判断他们所代表的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关键在于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在案例一中，由于乙公司办公室主任为甲公司向丙银行借款办理担保手续的代理权终止，乙公司没有通知与公司有着长期关系的甲公司和丙银行，使得丙银行有理由相信办公室主任的盖章行为仍然是乙公司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在该情形中，构成表见代理的关键是作为代理人的办公室主任的代理权终止后，乙公司没有及时通知有经常业务关系的丙银行。

在案例二中，由于银行与乙公司没有业务往来，也未与乙公司有关负责人接触协商担保事宜，借款担保合同由甲公司提供给乙公司财务部经理并仅加盖财务章，因此，银行仅凭合同上加盖的财务章是不能证明有理由相信财务部经理有代理权的，财务部经理的行为难以构成表见代理。

如果将甲公司视为银行的代理人，与乙公司的财务部经理协商担保事宜的话，因财务部仅为公司的职能部门，甲公司也不能证明相信财务部经理有权决定公司担保事宜，因此，也难以构成表见代理。

在该情形中，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关键是银行未与乙公司亲自协商担保事宜，没有资格举证证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而甲公司作为营利性法人应当知道公司的职能部门不具有对外担保的授权，不符合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要求。

结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和司法实践，一般认为下列情形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1)行为人曾经是代理人并且与相对人发生过订立合同行为，订立的合同上加盖有被代理人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2)行为人曾经是代理人并且与相对人发生过订立合同行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提供了加盖有被代理人印鉴的介绍信。

(3)行为人持有证明代理权的证书，并且按照一般商业习惯和理性认识无法从证书内容判定所订立的合同超越了代理权范围。

(4)被代理人曾有授予行为人代理权的表示，按照一般理性判断该表示可以被相信。比如在公开场合声明授予行为人代理权或者有书面公开通知授予行为人代理权，实际上没有授予，相对人难以知晓。

(5)被代理人明知行为人以自己名义订立合同，但不表示反对。

(6)被代理人应当知道行为人以自己名义订立合同，但不表示反对。比如，被代理人将介绍信、公章、合同书交给行为人，或者出借给行为人，就属于应当知道行为人会以自己名义订立合同的情形。另外，当相对人已经将订立的合同提交给被代理人，但因被代理人没有阅读而未向相对人表示反对，也属于“应当知道”的情形。

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典型情形有：

(1)违法行为。如果行为人所为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则相对人无论以何种证据予以证明，行为人均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是不能授权的，即便法人或单位有授权，也没有法律效力，何况行为人确属无权代理，没有代理权。

(2)违反交易习惯的行为。如果行为人所为的行为违反交易习惯，相对人与行为人订立合同违反交易双方的惯常做法的，不构成表见代理。

比如，甲、乙两公司章程均规定提供担保必须经董事会决议，两公司也建立有互保关系，而且相互为对方提供过担保，知晓对方公司在担保方面的规定。但某一次甲公司仅通过乙公司某执行董事，即取得其在担保合同上盖章。该董事未经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对人也违反交易习惯，该董事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

(3)已作合理通知后实施的行为。比如，某人代理权终止后，法人已向有业务往来的单位以合理形式，比如传真形式，进行了通知，声明某人代理权终止。这些业务单位在收到传真后，不能再以传真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其他人没有看到为由，主张与该人订立合同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判断通知形式是否合理，主要依据当事人的约定和习惯，一般情况下向双方约定的部门，比如办公室，发书面通知视为合理通知。

对方如能够确认更好，如果没有确认，只要通知已经按照双方约定的、以符合常识的正常方式发出，对方否认收到通知的，应当由对方负责举证。一般认为，登报不是充分的通知方式，要以其他证据辅助证明。

(4)违反法律规定的特殊授权要求的行为。如果法律明文规定对某一行为必须有特殊授权要求，当行为人实施该行为时，相对人没有要求行为人提供法律规定的授权证明，相对人即属于“没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主观上属于重大过失，不能构成表见代理。

比如，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公司为股东担保必须经股东大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才能授权公司代表签订为股东担保的担保合同。如果相对人未要求行为人(比如公司董事)出示符合形式要求的股东会决议文件，公司董事擅自签订该类担保合同，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与代表人责任不尽相同。依照《合同法》第49条关于“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要求，在涉及表见代理的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是：首先，由被代理人承担对行为人确系无权代理的举证责任。

比如，行为人不是本单位工作人员、公章系盗用或私刻，或者行为人违反公司章程关于授权限制的明确规定等。其次，由相对人承担证明信赖行为人有代理权且信赖是有理由的举证责任。

比如，行为人所持公章、介绍信、合同书系真实的，或者行为人确曾做过被代理人的代理人等。再次，再由被代理人承担对相对人主观上是否为恶意或在缔约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进行举证。

举证是递进的，即仅当前一个举证充分后，再递进到下一个举证环节。比如，被代理人如果无法举证证明行为人越权，则不能进行下一个环节的举证，行为人的.行为将被认为是授权行为。

再如，被代理人举出充分证据证明了行为人越权，则相对人必须举证证明“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如果举证不充分，则无需进行下一个环节的举证，表见代理即被否认。

在法院认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时，还要允许被代理人进行反驳举证，对相对人主观恶意或重大过失进行证明。通常，相对人为自己“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进行的举证和被代理人的反驳举证是交叉进行的，是一个举证和质证的交叉进行的过程，法院则根据双方举证情况综合判断，系统认证。

一旦相对人证明了自己“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则其主观上也就当然属于善意，反之亦然，一旦被代理人证明了相对人主观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则相对人就“没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表见代理不成立。

相比代表人责任制度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表见代理中相对人的举证义务明显沉重，这也是构成表见代理比成立代表人责任更加困难的关键所在。

另一种观点认为，盖章只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不宜作为认定表见代理的充分条件而绝对化。如果有证据证明盖章系行为人盗用单位公章的结果，或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知行为人盖章行为越权，仍然可以否定表见代理的构成。

我们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主张在维护交易秩序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单位的保护，不宜仅仅以单位用人或管理不当为由，就轻易裁判单位承担责任。盖章只是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属于意思表示的客观化和外在化，与代理人的签字没有本质区别。

法人必须通过自然人表达意思表示，因此，只要自然人是无权代理，无论其在合同上签字还是盖(被代理人)章都属于越权行为，相对人对自身权利的保护仍然要诉诸表见代理制度。

当然，签字和盖章对相对人信赖程度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通常从一般理性出发认为，相对人对盖章合同的信赖程度要高于没盖章的合同，同样，相对人持盖章的合同要求单位承担合同责任，单位欲以合同系越权签订为由否认合同的效力，其举证责任明显要沉重得多。

总之，在表见代理的构成上，盖章合同构成表见代理的几率要高于仅签字而没盖章的合同，这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以上分析，盖章不是构成表见代理的充分条件，要区分不同情况和结合相关证据，才能判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体现了这种思路。

比如，该规定第5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

虽然该条没有直接回答“签订的经济合同”是否有效，但从“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表述中可以判断出，签订的经济合同对单位作为“被代理人”来说是没有法律拘束力的，不带来民事责任。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笔者把行为人在担保合同上盖章的情形简单归纳为下面两种情况：

1、单位将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出借给个人，个人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的担保合同。但有证据证明相对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行为人越权的除外。

2、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满后，原企业承包人、租赁人用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担保合同。但有证据证明企业法人采取了有效防范措施，相对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行为人越权的除外。

3、单位聘用的人员利用单位对公章、介绍信、合同书保管不善，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担保合同。但有证据证明相对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行为人越权的除外。此种情形下强调的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具有单位雇员身份，而单位管理混乱，在重要文件、印鉴、材料的保管上存在过错。

4、单位聘用的人员被解聘后，行为人擅自利用保留的原单位公章签订的担保合同。但有证据证明单位履行了合理通知义务，相对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行为人越权的除外。此种情形下强调的是解聘人员曾经具有代理人的身份，存在“外表授权”的基础。

5、非本单位人员利用单位管理不善，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在单位场所签订的担保合同。此种情形下强调的是在单位场所，比如办公场所、会议室、会谈室等，足以造成相对人信赖行为人系单位聘用人员。

1、非本单位人员盗窃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担保合同。

2、非本单位人员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担保合同。

3、非本单位人员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的担保合同。

4、本单位聘用人员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担保合同，且相对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没有签订该类合同授权的。比如行为人系单位保安，相对人知悉行为人的身份，就属于此种情形。

因表见代理成立，被代理人承担了法律责任后，其因履行合同所遭受的损失，按照本条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向行为人追偿。

被代理人向行为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在于有效代理关系，即将行为人的无权代理视为有权代理，行为人视为代理人，行为人应当向被代理人负责，承担法律责任。表见代理的本质仍然是无权代理，被代理人与行为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因此，不能依据不存在的委托关系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在行为人超越代理权限时，接近于违约责任——行为人违反委托合同的授权范围;在行为人代理权终止后订立合同损害被代理人时，近似于违反后合同义务，行为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属于合同法上责任。

损害赔偿的范围，从侵权责任出发，应当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由于该损失属于财产性损失，因此更不包括精神上损失。而且，被代理人对损失负举证责任。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