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

时间:2023-12-18 作者:QJ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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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一

摘要:“南海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过定义,但都很难全面地反映“南海问题”应有的内涵。只有从“原发性”和“诱发性”两个因素深入分析南海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才能很好地破解“南海问题”,这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南海问题”;“原发性”;“诱发性”

随着南海局势的不断升温,“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于“南海问题”的成因也已达成某些共识,比如利益说、主权说、地区话语权争夺说等。但是,关于“南海问题”却没有形成一个明白的、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本文力图在厘清“南海问题”的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对“南海问题”深层原因做出分析。

所谓“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周边国家围绕中国南海海域的领土、资源、海域划界、海上航行等方面的利益进行争夺而产生的问题(“原发性”),以及由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带着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介入这一问题而导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诱发性”),而“南海问题”是这两类问题的“和”。“南海问题”涉及的面较广,在现有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关注的是“南海问题”的第一层面(“原发性”层面),即围绕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海域划界、资源争夺等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主要从“南海问题”的第二层面进行研究(“诱发性”层面),即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介入南海战略层面进行研究。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国际关系主要是指大国关系,“南海问题”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大国之间的问题。而笔者认为,“南海问题”不仅关乎大国因素,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南海周边国家因素,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它首先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要想真正厘清“南海问题”的成因,就必须全面的把握“南海问题”,分别从“南海问题”的两个不同层次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索。

“原发性”的“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地理位置、资源情况、周边国家的性质及结构而必然产生的问题。这类问题具有原发的特点,并不是人为的诱导。“诱发性”的“南海问题”是相对于“原发性”而言的,它不是原发的,是部分国家为其某种目的,而对“原发性”的问题进行诱导性的安排,从而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的问题。从这两个层次入手,本文将“南海问题”的成因分为“原发性”成因和“诱发性”成因。

(一)南海问题的“原发性”成因。

“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发性”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于南海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另一方面的原因来源于中国。

1.南海周边国家的原因。

南海周边国家导致“南海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逐利,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自私的,也是逐利的。南海“有利可图”的现实不可避免地让南海产生“问题”。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多种矿物质。据探测,南海海域储藏油气量230—300亿吨,占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资源总量的1/3,是世界“四大海底储油区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的美誉。其中,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盆地的油气储藏量约200亿吨。据科学家估计,南海海底的可燃冰储量相当于中国石油总量的一半。巨大的物质利益驱使部分国家铤而走险,将国际正义和道义抛在一边,“先下手为强”,纷纷掠夺南海资源,并与外国石油公司勾结,在南海开采石油。近三十年来,马来西亚、越南、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五个国家与西方二百多家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合作,钻探油井约1380口,年产石油量达5000万吨,相当于大庆油田最大的年开采量。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领土主权争端,而笔者不这样认为,笔者认为领土主权争端只是南海周边国家为了逐利而采取的手段,因为没有主权就没有资源开采权,没有主权,就没有海域划界权。在侵占中国领土方面,越南在1975年4月解放西贡,并占领原西贡政权侵占的中国南沙6个岛屿,同年5月,越南刊登全国地图,把南沙群岛改名为“长沙群岛”,划入其版图。从1975年至1998年,23年的时间里,越南共侵占我国南沙岛礁29个。菲律宾在1970年至1980期间,采取军事行动,先后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8个岛礁。马来西亚于1978年开始,在我国南沙群岛南端的一些岛礁上树立“主权碑”,并把南沙2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新版地图。

2.中国方面的原因。

南海自古以来就中国的,中国对南海拥有历史主权的理由充分、证据确凿。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南海成为列国争夺的焦点呢?分析下来中国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具有传统的大陆性。中国强大的时候,要么闭关锁国,高傲自大,要么是在南海进行宣威,并不想走出南海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殖民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对海洋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传统的陆地国家。二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起伏。尤其海上力量的起伏也是导致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中日甲午海战过后,中国海上力量开始一蹶不振,其他殖民国家开始纷纷乘隙而入,导致中国南海许多岛礁被他国占领,比如现在中国与越南有争议就一部分属于越南从西贡政权继承的。而今天中国发展了,变得强大了,肯定不能让这种耻辱继续下去。清华大学阎学通先生对日本将钓鱼岛问题国有化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大意是强盗霸占民宅居住了几十年,由于害怕房主强大后来追讨房屋,干脆先向房主索要房产证。这一比喻也基本适用于南海问题。如果中国从强大开始就不再衰弱,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同样,如果中国从衰落开始就一直衰落,不再强大,南海各国也不用这么耗费心机,因此,可以说南海问题成因中,中国国力的强盛与否占有很大的比重。

“南海问题”产生的“诱发性”主要来自于域外大国,主要是美国、日本和印度。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新问题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战略围堵,另一个方面是逐利。

1.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成因的因素。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和战略牵制主要是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了保障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不可能将此等殊荣拱手相让,肯定会对中国百般阻挡,四面挖坑,处处埋雷。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南海就是一个绝佳的场所,让南海产生“问题”,就成为美国诡计的诞生地。因此,“南海问题”变得如此这般复杂,可以说很大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诱导和牵引。在南海,美国一个方面是发展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将菲律宾打造成南海地区的“雷区”和其围堵中国的前哨阵地,美国预计在菲律宾部署4000~45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帮菲律宾升级更新现代武器系统,于2010年3月,美国赠送6艘配置重机枪的美军舰艇给菲律宾海军,2010年,美国将菲律宾正式纳入其“全球合作伙伴计划”,承诺向菲律宾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和军备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军事互访、武器销售、军事培训、后勤支援等方面的合作。美国在南海逐利主要体现在对战略通道的控制上。南海早就被称为“亚洲地中海”,处于菲律宾苏比克湾和越南金兰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海上交通要道,是东亚通往中东、南亚、欧洲、非洲、必经的国际航道。通过南沙海域的船舶总吨数相当于世界船舶总吨数的一半,占世界石油运输量的一半,其通航量是巴拿马运河的3倍、苏伊士运河的2倍。当今世界,有95%的国际贸易通过海上运输,海上通道安全也就等于大国的生命线安全。目前,中国有39条航线通向国外,其中21条经过南沙群岛海域,全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0%经过南沙群岛。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确保该通道畅通或者控制该通道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

2.日本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在域外国家中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日本积极展开穿梭外交,挑拨越南、菲律宾等国,插手南沙争端,达到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的目的,在牵制中国崛起的同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争夺东南亚地区话语权。同时,日本诱导“南海问题”朝国际化方向发展,也有为其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取主动的战略考虑。

3.印度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印度搅局南海和诱导“南海问题”的战略目的主要是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极大地消耗中国的力量,为其在中印边境谈判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等方面争取主动权。印度逐利方面主要是近年来,印度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从南海获得石油和天然气的利益驱动就成印度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裂变的主要原因。

三、结语。

“南海问题”从其“原发性”的角度看本身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其成因也相对简单,主要是南海周边国家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进而对中国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以及中国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与相关国家之间进行博弈,从而导致的“南海问题”。从其“诱发性”的角度出发,南海问题就变得相对复杂,而其成因也是相互交织。有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战略目的驱动,也有这些国家为谋求物质利益的利益驱动。看清楚“南海问题”的成因,针对“南海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南海问题”。“南海问题”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的绊脚石,是美国等体系大国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同时,有效合理地破解“南海问题”对于培养中国的领导能力、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能力都大有帮助,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剑锋。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及我国面临的挑战[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3).

[2]越南、菲律宾等国抢采南海油气资源[j].国土资源,2012,(7).

[3]金永明。论南海问题法律争议与解决步骤[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1).

[4]娄亚萍。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j].云南社会科学,2012,(4).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二

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美国根据卫星资料怀疑朝鲜开发核武器,扬言要对朝鲜的核设施实行检查。朝鲜则宣布无意也无力开发核武器,同时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它的安全。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由此爆发。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资料,朝鲜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核技术研究。60年代中期,在苏联的帮助下,朝鲜创建了宁边原子能研究基地,培训了大批核技术人才。当时,朝鲜从苏联引进了第一座800千瓦核反应堆,使朝鲜核技术研究初具规模。此后,宁边成为朝鲜核工业重地。宁边核设施位于朝鲜首都平壤以北约130公里处,是朝鲜主要的核研究中心。宁边5兆瓦核反应堆属于石墨反应堆,于1980年动工,1987年建成。这种核反应堆的废燃料棒可被用来提取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钚。

1985年12月,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按照该条约规定,成员国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的检查,但朝鲜却一直拒绝接受其检查。

90年代初,朝核问题升级。美国政府认为朝鲜在宁边的核反应堆已经能生产可制造两至三枚原子弹的钚。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次不定期核检查。

于2003年1月10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同时朝鲜表示无意开发核武器。

为使朝核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积极斡旋,于2003年4月促成有朝鲜、中国、美国参加的朝核问题三方会谈。同年8月,中国又促成有中国、朝鲜、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参加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确立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

第一轮六方会谈(2003年8月27日至29日)2003年8月,中国在北京举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各方认真、全面地阐述了各自的原则立场和方案设想,并达成重要共识,即确认朝核问题应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原则。

第二轮六方会谈(2004年2月25日至28日)朝鲜:只有美国放弃对朝敌对政策,才会放弃核计划。提出“口头对口头”原则作为第一阶段行动措施,即朝鲜冻结核武器计划,美国相应放弃对朝敌对政策。美国:在关切的问题解决后,愿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重申“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地放弃核计划”的弃核目标概念。与会六方:以《主席声明》的形式阐明了各方共识,这是六方会谈首次以书面文件形式确定会谈的成果。

第三轮六方会谈(2004年6月23日至26日)朝鲜进一步明确弃核意愿,首次表示可以透明地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相关计划。美国则提出了一项包括朝鲜弃核,同时也涵盖了朝方的安全关切、能源需求以及取消封锁要求等内容的“转变性方案”。但双方在弃核的范围和方式以及关于核冻结的范围和相应措施等方面存在分歧。最终,与会各方同意“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按照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寻求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途径。

第四轮六方会谈(2005年7月26日至8月7日第一阶段会议;9月13日至19日第二阶段会议)各方通过了六方会谈进程启动以来的首份具有实质内容的共同声明(9·19共同声明)。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美方确认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各方尊重朝方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等。

第五轮会谈从2007年2月8日至2月13日,该轮会谈取得的成果是朝鲜确定以最终废弃为目标,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并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重返朝鲜进行双方同意的一切必要监督和验证。朝方得到的是相当于100万吨重油的经济、能源、和人道主义援助。

从2007年9月27日到30日,该轮会谈进一步落实了第五轮会谈的成果,将于2007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对宁边5兆瓦实验性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去功能化。

2008年以来,有关各方就此进行多次磋商,以推动全面、均衡落实这一行动方案。6月26日,六方会谈发表主席声明,表示六方会谈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取得积极进展。朝鲜26日正式向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主席国中国提交核计划申报书。美国白宫在确认朝鲜提交核清单的同时宣布,美国将部分解除对朝鲜的贸易制裁,以及着手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朝鲜于当地时间27日17时05分(北京时间16时05分)炸毁其宁边地区核设施的冷却塔。10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宣布,由于美朝在朝鲜核设施验证问题上达成协议,美国决定将朝鲜从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除名。

但此后,由于朝美在朝鲜核计划申报的验证方法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朝日在“绑架”问题上矛盾重重以及朝韩在是否将经济补偿与验证挂钩问题上争执不下,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再次陷入僵局。

2009年5月25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新闻公报说,朝鲜当天“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874号决议,对朝鲜5月25日进行核试验表示“最严厉的谴责”,并要求朝鲜今后不再进行核试验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任何发射。7月23日,朝鲜官方证实最近试射了导弹。

2013年1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朝鲜发射卫星问题的第2087号决议。该决议要求朝鲜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规定,不得再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决议同时重申,希望寻求以和平、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有关问题,呼吁重启六方会谈。

2013年2月12日,朝鲜在北部地下核试验场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核试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媒体声明,强烈谴责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称朝方此举严重违反了安理会相关决议。

展。但在核武器的问题上,朝鲜时进时退,时而和言悦色,时而咄咄逼人;时而通情达理,时而丧失理性。整个六国协商会议总是围绕着朝鲜的言辞和行动在打转,其余五国毫无主动权。原因何在?为什么美国在冷战后举世无双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其中关键原因在中韩两国的基本态度。在国际政治的角逐中,任何谈判和协商都要有一定的武力作后盾。对于朝核问题,无论六国协商会议怎么开,没有对朝鲜的军事压力,也就是说没有对北朝鲜的核设施进行摧毁性打击的威慑,会谈一定会失败。但是,任何对北朝鲜的武装性攻击和威慑必须要经过两个关口: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而这两个国家都态度鲜明地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北朝鲜的核问题。

对于韩国来说,在当今世界,拥有核武器是大国的标志之一。在韩国看来,由于朝鲜经济的衰败,朝鲜半岛的最终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而韩国一旦和朝鲜统一,便自动成为了核俱乐部的成员。由于这些原因,韩国在六国会议的态度非常微妙。不管韩国怎样在口头上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但只要堵住了美国武装打击朝鲜核设施的这一关口,实际上就是在给朝鲜发展核武器开绿灯,对此,韩国政府心知肚明。

协商会议不过是一个各国公开表态的场所。

中韩两国的嗳昧态度决定了六国协商会议只有软手,没有硬手,最后变成是一场政治游戏。后来,朝鲜再也按耐不住,就索性推出六方会谈,强意走自己的核之道路。

正所谓,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政策一直都是以自己本国国家的利益作为出发点。现在在亚洲之间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都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中,朝鲜的核问题极大可能会打破这种关系,所以各国才有自己的态度去处理朝鲜的核问题。无论如何,从现时来看,朝鲜要实行有核化是极大可能的趋势,中国应该做好两手的准备,无论是面对有核化还是无核化都应该不影响自身的发展和国际地位,都不能让他人有机会动摇到我们本国的安全。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三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

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方,林发棠.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2]胡焕庸.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3]陈兴中,苏明武.中国经济地理基础.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四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广主要依赖于市场工具,各大金融机构和车场景的部门在指标和竞争的趋势下确实干劲十足,在短短7个月中完成etc安装覆盖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极大的效益,但是这种仅以“etc安装率”为绩效考核目标的体系低估了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真实实力,致使了扰民现象的发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较少。

与另两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较少,仅仅引导车场景使用etc,所针对的主体是那些主动到指定停车场的车主和新购置车辆的小部分群体,剩余未安装设备的大批存量车主们无对应引导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传导有限。

车主们大多只知道2020年启用新系统,但对新的收费方式一无所知,所以在新系统上线后跑过高速公路的车主们产生了大量质疑和投诉,而政府也是在产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回应,对消费金额和收费方式进行解释。且车主现在无法查询新系统中etc的消费明细,相关系统正在研究开发中,无法及时做到消费信息公开透明化。

(一)完善基础建设。

一条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广使用,每一项政策都应该能够对应牢靠的物理设施、稳定的操作系统和安全值得信赖的网络。在整个系统开发完成后先进行小范围内试点,待试点区域内有了积极正向的反向后即扩大范围正式推广使用,而非在短时间内各项机制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强行推广。

(二)引导市场机制。

市场中各经济主体出于指标、激励奖惩和价值夺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户资源的争抢上纷纷来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场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发挥其作用,就必须明确所有的经济主体在遵守一定规则的情况下,才能竞争资源获取利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宏观上引导方向指定该项规则。

创新etc的绩效考核,摒弃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考核,考核系统过程化,在考核系统中加入:营销结果、是否投诉、对产品的熟悉认知程度等等,实施更有力的奖惩措施,投诉率高的机构扣减效益,完成程度较好的机构追加奖励,不仅增强机构的责任感还能够调动各大机构的营销积极性。

(三)增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能够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社区中设立etc专项办公室,及时为居民们答疑解惑etc相关问题,相比营销机构,社区办公室更为专业中立,能及时准确处理问题。鼓励群众监督举报etc政策在执行中的不当行为,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个执行主体不遵守市场规则,协助政府治理,扫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碍,提高政府实施etc政策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曹宇.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读者权力保障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2019.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五

台湾省,简称“台湾省”设置”,台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会和省会,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北临东海,南临巴什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对。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台湾问题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台湾问题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从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并且意识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学生台湾问题。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回暖,然而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已经人为地分离了近60年,台独势力对大陆的丑化宣传,从文化上、传统上割断了两岸联系,加上1979年以前大陆对台宣传存在政策性偏差,这些都使得两岸同胞产生了心理隔阂,和平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历史教学要使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曲折性,使学生认清台独的本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自觉投身到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

台湾包括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即台、澎、金、马等),陆地面积359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多万。绝大部分台湾居民的祖先来自祖国大陆,文化传统与大陆同一源流。台湾在先秦被称为“岛夷、夷洲、蓬莱”等;三国时称“夷州”,公元230年孙权曾派人率兵到台湾;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元朝于1340年左右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明朝先将台湾称为小琉球,1620年后称为“台湾”,同样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在这前后,西方殖民者先后侵略台湾,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到了168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清朝设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并在台湾进行了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从此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即使在这50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巨头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在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把台湾交还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至此台湾在游离了50年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陷入了长期分离状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无可争议地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台独分子如何狡辩、破坏,台湾与大陆系出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所谓台独,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其本质是分裂祖国,谋求“台湾独立”。台独分子说1895年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中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是其起源,事实上当时台湾人民是在被晚清朝廷抛弃又不愿当亡国奴的情况下才自立为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依然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民主国”的国号为“永清”就是明证,这与后来的台独运动非但毫无瓜葛,而且本意完全相反。台独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少壮派分子与极少数卖国的台湾士绅相勾结,搞起了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一分裂活动很快被国民政府镇压。

20世纪80年代,李登辉通过伪装赢得蒋经国的信任,在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得以继任。开始李登辉对外界还有所遮掩,但后来其台独倾向逐步显现,1999年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其本来面目。李登辉是台独的总后台,在他的纵容支持下,民进党由小到大,最后成为台湾的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尤其是2004年获得连任之后,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陈水扁先是承诺“四不一没有”,后来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有意的模糊,再到所谓渐进式台独,不断制造事端,疯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又鼓吹一国论、两国论,搞所谓的制宪公投、正名运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废统终统,企图强行挤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叫嚣出台台独时间表、建立台湾共和国等。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不能阻挡的。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到台湾同大陆隔离多年的历史,又要考虑到各方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既要考虑到祖国统一是大趋势,又要保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一国两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祖国统一看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分裂于祖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熏陶于相同的中华文明,因而海峡两岸人民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国两制”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维护稳定、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武力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分子和国际上妄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体现的典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要求,顺应了国际潮流,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认清台独的本质,还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随着现代电脑网络的普及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加强与台湾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两岸一家亲”的民族情感,为台湾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贡献力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强大的祖国必定也是一个统一的祖国。

参考文献:

[1]莫绍深.关于《概论》课中“台湾问题”的教学思考[j].钦州学院学报,2007,10.

[2]李曼.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0.

[3]杨华洋.“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3.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台湾问题更是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重大关切的问题之一,台海局势时时刻刻牵动着我国政府的敏感神经,可以说能不能解决好台湾问题不仅关系着国家的领土完整与国防安全,更关乎政府的公信力与政权的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关键词: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不可让步的原则性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台湾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很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外国势力的干涉、阻挠,特别是美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诺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却又制定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向台湾大量出售先进的进攻型武器。强化美台军事交往与合作,鼓励台湾分裂势力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阻挠两岸和平统一。对此,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决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阻挠、破坏中国和平统一进程。

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为了实现两岸人民正常往来和国家统一,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华人的理解和支持。2006年,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胡锦涛主席提出“四点建议”,明确指出:坚持“九二共识”,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归宿;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2008年年初,台湾政局发生了重要的积极变化,执政长达八年的民进党选举惨败下台,国民党重新执政。国民党深知两岸经贸关系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两岸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迅速展现出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一年多时间里,两岸两会不但立即恢复了协商,而且签订了九项协议,达成了一项共识,主要都是与两岸经贸议题密切相关的,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正迎来一个新的重要机遇。

去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巩固与深化的一年。两岸虽然在一些小的议题上争论不断,但大陆展现对台战略新思维和新高度,不仅维系了两岸既有沟通管道,两岸交流合作持续开展,而且使举世瞩目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成功举行。大陆对台政策取得丰硕成果,不仅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有关两岸关系发展的四个“坚定不移”,而且实现了两岸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面。

在四个“坚定不移”的指导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内会见了三批重要台湾客人。一是“习马会”。2015年11月7日,在全球瞩目下,习近平与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习马会”强调了“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显示大陆肯定过去7年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设规立制。二是“习朱会”。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来大陆出席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是大陆领导人首次和台湾执政党的党主席会面,具有重大意义。三是“习连会”。9月1日,大陆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率领台湾各界人士参加,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热情接见。

2016年举行台湾“大选”前,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其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即“维系台海和平及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状”。6月蔡英文访美期间,进一步将“两岸现状”阐释为“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对于“九二共识”,蔡英文的讲法也有所变化,从一开始的“根本不存在”到诬称是“国共共识”到“求同存异”的变化。

两岸关系正处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总结: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坚定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我们要牢牢把握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紧紧抓住广泛团结广大台湾同胞的主线,维护既有的宝贵成果,保持正确方向和前进势头,增强政治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扩大人民往来,推进对话协商,取得各方面新的成就,加强各领域制度化建设,从而夯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孙亚夫.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李鹏.两岸和平发展的机制化需求与建构[j].台湾研究集刊,2009,(2).

摘要: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步步提高,于今年六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还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作为中美关系谈话中,台湾问题一直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从建国以来,台湾问题的起起伏伏不断影响着两国关系,本篇文章将以讲述这几次起伏的过程和分析这几次起伏的原因切入点分析新中国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美三次联合公报《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逃至台湾,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埋下伏笔。对于想要“重返亚洲”和迫切希望制约苏联的美国来说,台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当蒋介石败退,美国国务远东会议上得出中共的军队将攻占台湾的结论,使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发生的转变。在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声称“美国对台湾没有承当义务”、“美国不会卷入台湾[1]”,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声称:“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之心。”这表明了美国是“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亦无意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亦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2]台湾被美国列为了“不管区”。对于这此美国放弃台湾,有着诸多的原因:第一,代价的考虑,在蒋介石政府即将被打败时,美国其实主要面临就是出不出兵的问题。出兵,就免不了与中共的军队进行正面的冲突和对抗,且长期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而如果要保证胜利的概率,就要投入大量的军援并且要动用到美国的军队,而这样大量的投资是美国不愿意的,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会见军方代表时表示:“还没有人会认为台湾在战略上重要到如果一旦丧失,真的会打断美国队的防线。所以美国不值得为台湾这么高的代价。”[3]第二,配合新亚洲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争取与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特别是要加强日本和菲律宾为首的国家防务,用来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蔓延。美国为了保证想要局势,首先,就不能过多的染指台湾问题,这种行为会造成亚太地区小国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其次,在新中国成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被逐出大陆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大为下跌,如果这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话,于美国来说不利。第三,苏联问题,中苏交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对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有着重大的威胁。艾奇逊也提出国关于分离中苏的看法:“美国应该利用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因其的中国人民的“领土首付主义”情绪,在这种时候,美国最需要避免的是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从苏联引向美国,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一点高姿态。”这些都促使美国“弃台”。

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打破了美国幻想,加之台湾海峡的气候使中共军队不能及时的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随后“放蒋出笼”、《共同防御条约》,都显示美国对于台湾的重拾。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朝鲜战争爆发后,迫使了美国美国重新对远东战略进行考虑,加之社会主义“铁幕”的出现,促使美国制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全球战略。[4]第二点,“不沉的航空母舰”论指出:只要台湾落入中共之手,那么台湾一定会成为苏联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显然对美国极为不利。第三点,在朝鲜战争的拖延,使美国进退两难,这促使“放蒋出笼”政策的出台。但实际上这种“放蒋出笼”政策位的不是要蒋介石反攻,而是“以攻为守”,确保台湾。第四点,《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是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划对于苏联的牵制方式,美国希望台湾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一道,成为西太平洋上的防线,《共同防御条约》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中美破冰。破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两极格局的逐渐打破和多极格局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失败;中苏分裂;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美国经济的发展出现衰疲。这些都促使着美国不得不放弃之前的政策,于是就有了三个联合公报,分别是: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强调,只有一个中国,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要求美国撤走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在《中美建国公报》中,中方要求美国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美方则希望保持同台湾的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交往。而在《八一七公报》中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国”的问题,也就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问题进行相关规定。而在这一时期,台湾就被美国“冷落”了不少,“毁约”、“断交”、“撤军”、在联合国被驱逐。而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以台制中,以华制苏”[5]可以说这些公报,特别《八一七公报》就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三个月后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台湾再次被美国拾起,台湾问题逐渐尖锐,接下来的克林顿总统的对台调整政策、李登辉访美和布什总统的“中国威胁论”,美台的关系都一直加强。主要原因如下:一,全球化战略的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一方面美国当心中国会迅速的占据亚洲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则是霸权主义的施行者,而中国以反霸权主义为外交的政策;二,“安全因素”的考虑,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感到了恐慌,于是想利用台湾和中国周围对中国进行限制:用日本牵制中国,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用东盟牵制中国南海。三、美国长期的对台投资,使台湾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该体系中得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作为一个很好的市场和亚洲的立足点,使美国爱不释手。

如今的中美关系友好促进的双方的发展,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一支是所有中华民族的心头的一个坎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是在蒸蒸日上,而台湾问题也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步步的到解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始终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作为的“一中一台”不顺应历史潮流,定会被扼杀,统一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杨福昌,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中国青年出版社,74.

[2]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5.

[3]沈骏,主编.当代台湾[m].安徽人民出版社,48.

[5]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8.

摘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民族责任和义务,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些突破。从“炮击金门”到“一国两制”再到“经贸互通”“政治互信”“外交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入手推进台海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加强与台湾地区的经济交往,并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互信,文化互通,加强两岸政治互动和交往奠定了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两岸最终实现统一是历史潮流更是民心所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地区人民的愿望,更是台湾地区人民实现和平统一绝不改变的方针。

关键词:台湾问题;政治互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是内战时期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推进祖国统一,历代领导集体用不同的方式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其中心都是以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为出发点。促进并推动台湾问题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更是推动政治互信的基础。发展两岸关系,完成统一构想,由浅入深逐步从台湾历史、现行政策、两岸关系构建方面入手逐步了解历史、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进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台湾问题的演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台湾问题本身,台湾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是大国间相互抗衡的一枚棋子,其牵扯到多方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台湾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内战结束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又遇到朝鲜战争和美国干预解放台湾而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

1.台湾问题的历史沿革。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退败,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及其所属的澎湖列岛归日本所有,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在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后,于同年10月25日被奴役了50年之久的台湾最终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退守台湾,为了最终实现统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战略储备,准备攻打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了大陆攻打台湾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由东南战场迅速转移到东北战场,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暂时放弃解放台湾的主张。

影响台湾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外国势力的干预等等。台湾问题原本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质是阻止中国拓展利益维护其自身的大国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美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两个意识形态之间本身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导致两个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身的激战。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利益拓展点在沿海地区,冲出第一岛链是中国的现实目标,美国想要阻止中国在太平洋上获得利益,就必须紧紧抓住台湾问题,使中国利益无法拓宽和延伸,也为自己在太平洋上谋取经济利益做打算。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直接严重的干预中国内政,抑制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崛起,其真实意图是控制亚太地区防线的需要。

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有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还有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虽然二战日本战败,将台湾归还中国,但仍然有一些人勾结“台独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至此,日本的干预也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症结所在。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是岛国其想要向亚洲大陆地区延伸,就必须依靠台湾。日本的对外依赖性很强,台湾作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战略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企图干涉台湾问题,是为日本经济的安全考虑,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日本的制约力必然会加大,这就会造成日本被动的接受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呈现出国际外交的紧张局势。

台湾问题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国内各种势力以其自身利益为由干涉台湾回归祖国,我们不允许“台独”势力的存在,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个人企图分裂中国。

台湾问题六十多年一直未得到解决,在这六十多年中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解决台湾,在不同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战略解决台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主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主,提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做出攻打金门的战略决策,最终攻打金门失利,其事实证明只靠单一陆军作战而无海军、空军的配合无法与美国支持下的台湾抗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没有建立好足够完整的军队配备下是不可行的。1949年―1955年国内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内陆地区需要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发展经济,为了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问题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一目四纲”的对台政策,最终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思想渊源。

邓小平时期,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邓小平以实际为原则,以新的语言、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境界为导向,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政策选择,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现实路径,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重大发展。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八项主张”“四点意见”“四不”原则,一脉相承的继承并发扬了“一个中国”的主张,促进两岸和谈,共谋两岸人民福祉,加强两岸经贸往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贯性和坚定性。刚柔并进地应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打击企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主张和平,加强中美合作,稳定台海局势,维持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台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向更高领域迈进,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高瞻远瞩,谋求中国和台湾地区未来的良好发展。

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以和平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多的阻碍,但这种阻碍历史证实,已不会太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宋楚瑜一行时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我们真诚希望台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台湾同胞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首先,缩短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划定在2030―2035年之间,这一时间的确定,是大陆政治经济稳定时期,也是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的确定表明不再继续容忍“台独”势力玩阴谋,也表明在解决台湾问题中不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对台湾的一次讲话中,充分突出了时间概念,也在讲话中等同于设定了路线图――突破搁置争议、先经济后政治的思维模式,将解决台湾问题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

其次,充分考虑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曾经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上层的政治需求和利益往来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此次,将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作为关注点,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作为最终目的,充分扩大了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了民众支持。

最后,向台湾人民表达心声,切入民族情感,促进多交流,多来往。从民族情怀谈起,在理解台湾历史过程中发展两岸关系,增进台、中友好交流,将民族情感融入台湾历史之中,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将民族情感作为纽带化解台湾人民同大陆之间的矛盾,鼓励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使其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促进两岸互信,增强凝聚力。

过去的六十多年两岸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体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当前,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坚持“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持两岸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靠保证。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主要从民族情感、共同打击外部势力,以及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等措施来真诚交流,促进两岸交流互通更顺畅。

1.促进文化互通,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情感推力。

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从民众的情感归宿入手,只有台湾民众的认可,血脉贯通,祖国统一才有希望。增强民族的、和谐的、大众的情感纽带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途径。

2.共同打击外部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

打击外部势力的分裂活动,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不允许任何分裂、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危及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和关系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来干扰中国民族大业的发展,实现两岸人民的双赢。

3.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了解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

大陆对台的惠民政策,能够给两岸的发展增添动力,为两岸发展增温,继而争取台湾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为争取更多民意支持,祖国能够尽快统一,大陆和台湾签署了有关两岸经济、民生、社会等十二项协议,实现了两岸民生方面的直接对接,使两岸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的维系将会进入新的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其他领域,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大陆也应尽快完善时间表,落实现有工作,促进交流、沟通和政策的制定,将政策惠及民生等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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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问题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台湾问题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从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并且意识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学生台湾问题。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回暖,然而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已经人为地分离了近60年,台独势力对大陆的丑化宣传,从文化上、传统上割断了两岸联系,加上1979年以前大陆对台宣传存在政策性偏差,这些都使得两岸同胞产生了心理隔阂,和平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历史教学要使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曲折性,使学生认清台独的本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自觉投身到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

台湾包括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即台、澎、金、马等,陆地面积359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多万。绝大部分台湾居民的祖先来自祖国大陆,文化传统与大陆同一源流。台湾在先秦被称为“岛夷、夷洲、蓬莱”等;三国时称“夷州”,公元230年孙权曾派人率兵到台湾;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元朝于1340年左右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明朝先将台湾称为小琉球,1620年后称为“台湾”,同样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在这前后,西方殖民者先后侵略台湾,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到了168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清朝设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并在台湾进行了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从此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即使在这50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巨头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在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把台湾交还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至此台湾在游离了50年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陷入了长期分离状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无可争议地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台独分子如何狡辩、破坏,台湾与大陆系出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所谓台独,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其本质是分裂祖国,谋求“台湾独立”。台独分子说1895年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中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是其起源,事实上当时台湾人民是在被晚清朝廷抛弃又不愿当亡国奴的情况下才自立为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依然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民主国”的国号为“永清”就是明证,这与后来的台独运动非但毫无瓜葛,而且本意完全相反。台独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少壮派分子与极少数卖国的台湾士绅相勾结,搞起了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一分裂活动很快被国民政府镇压。20世纪80年代,李登辉通过伪装赢得蒋经国的信任,在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得以继任。开始李登辉对外界还有所遮掩,但后来其台独倾向逐步显现,1999年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其本来面目。李登辉是台独的总后台,在他的纵容支持下,民进党由小到大,最后成为台湾的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尤其是2004年获得连任之后,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陈水扁先是承诺“四不一没有”,后来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有意的模糊,再到所谓渐进式台独,不断制造事端,疯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又鼓吹一国论、两国论,搞所谓的制宪公投、正名运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废统终统,企图强行挤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叫嚣出台台独时间表、建立台湾共和国等。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不能阻挡的。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到台湾同大陆隔离多年的历史,又要考虑到各方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既要考虑到祖国统一是大趋势,又要保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一国两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祖国统一看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分裂于祖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熏陶于相同的中华文明,因而海峡两岸人民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国两制”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维护稳定、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武力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分子和国际上妄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体现的典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要求,顺应了国际潮流,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认清台独的本质,还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随着现代电脑网络的普及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加强与台湾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两岸一家亲”的民族情感,为台湾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贡献力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强大的祖国必定也是一个统一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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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海危机的实质是中美之间的危机。一个中国,是中美共识的基础。和平统一,是中国的目标;不独不统,是美国的目标。为避免在双方不情愿的情况下因第三者挑动而误判发生军事冲突,中美正在并将继续就台湾问题以及其他国际危机管理交换政策,加强沟通。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多重措施,推动两岸交流,两岸统一虽然任重道远,但两岸稳定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很难改变,并且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台湾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分离主义或者叫分裂势力。二次大战以后,成立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家统一问题或者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分离主义加剧成为国际政治中显著的现象和问题。前不久,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也闹出了独立。分离现象加剧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世界上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比如苏联解体后,原来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一转身就变成了15个独立的国家;还有东帝汶,2002年从印度尼西亚独立出来;尽管前面提到的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的状况还不确定,但是冷战后南联盟解体之下也分成了克罗地亚、波黑等好几个国家。第二个方面,就是国家的统一问题。这在二战后亚洲涌现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比较突出,像20世纪50年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一直处在分裂状态;像越南也是,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1976年才完成国家统一,十几年间,经历了抗法战争、抗美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总之,普遍地来讲,二战后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有不少国家都存在着分离和统一这样的问题,而且,总的趋势是国家的数量在增加。

与其他国家不同,台湾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台湾问题是在国共两党内战打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结果,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使得当时败逃到台湾岛的国民党存活了下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岸的中国人在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问题上具有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内部出现了沿袭至目前的台湾和中国分裂的趋势,他们在寻找国际上的事件、趋势包括对原有国际条约的歪曲,并寻找一些台湾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还利用所谓的民主自决权,作为自己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合法理由。台湾内部分裂势力的恶性膨胀是造成台湾局势紧张的主因,当然其背后也有着国际政治势力的支持,主要就是美国的介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政府来说,就出现了反对台湾独立的问题。

那么,台独的问题是不是只能用战争遏制?从目前来看,战争是手段之一,大陆方面现在也在做各式各样的准备。没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其他的都很难做。但军事手段并不是惟一的手段。对中国大陆来说,所谓台独涉及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是从中国内部来讲,海峡两岸之间的博弈有很多层次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一段时间采取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多重措施:反分裂国家法的制订,加大经济贸易的往来,扩大两岸交流的渠道、方式,对台湾民众到大陆发展采取激励的措施。大陆利用这样的方式,迫使台湾的台独势力受到来自台湾内部的抵制。第二个层面是从国际上讲,通过外交的手段,如双边的、多边的各种活动,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至于说到两岸会不会爆发战争,有一种说法认为不会,他的看法是战争会影响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他有这样的疑问: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还能维持?因为背后有一个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存在。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他一定的根据,因为我们国家要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其实,就大陆的基本政策来说,无论是最后统一还是遏制台独都是争取用和平的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的统一,威慑手段自然是防止最坏情况出现的一种必要的准备,对所有的国家来说,为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使用武力是最常见的手段。因此,我觉得那种完全没有使用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的说法,根据不够。这里面的问题太复杂了,但很多人只是简单地把用军事手段解决理解为解放军几十万人打过海峡。其实,所谓用军事手段解决,本身就有好多种:军事威慑、军事封锁、局部的军事打击,等等。在当今时代,作战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大,特别是在高科技的条件下,不像过去一般老百姓想象的,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开着大船就过去了……再一个,随着我们国防力量的不断发展,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也未必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关键就看你的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比如,美国在世界上打了那么多年的战争,也没有说其国家经济就怎么样了。再比如,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吧,但是在战争开始大概半年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就回到经济上来了,朝鲜战争很快就局部化了。总之,战争是否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绝非简单的一加一减,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力量、军事能力和指挥艺术,使用军事手段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军事行动并不必然会使国家经济建设陷入停滞,什么现代化也不能实现了。

台海危机背后美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台海危机实际上是一种中美之间的危机。从历史的经验看,台湾问题长期延续下来,与美国介入国共内战有很大关系。如果1950年不是美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也支持不了多久,台湾问题早就解决了。在冷战时期,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支持蒋介石,包括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那时候还不是支持台独),主要是反对大陆,防止中国共产党完成国家的统一。到了冷战结束以后,我觉得一般地说美国支持台独有点太笼统,因为美国国内有一些政治势力是支持台独的,但是美国的总体政策还是维持“不统不独”的状况。所谓不统不独,也就是说既阻止中国大陆完成国家统一,也反对台独发展到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的状态。事实也是如此,历届美国政府都反对台湾内部极端的台独势力,包括一些主张和活动。同样,美国内部的确也有一些政治势力是支持台独的,并和台独勾结在一起。

那么,中美危机怎么处理?目前,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双方的政策基于“一个中国”:1972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讲得非常清楚,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发展也还是尽量采取遏制的态度,这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双方的目标是有差异的:和平的方式对中国政府来说就是统一,但是美国只是在口头上讲,只要海峡两岸都同意用和平方式,美国就没有自己的意见,但是美国通过它的实际行动,包括对台湾内部的政治操作,对台湾承担所谓的安全义务,销售武器,等等,表明其实际上还是想维持两岸处于分离的不统不独的状态。这样,在中美之间就存在着危机:就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湾内部台独势力还在发展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因为台独势力的挑动,或者双方对台海地区形势的误判,或者对对方协同能力的误判,导致双方在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发生战争,这就是这个地区为什么被视为热点地区和高危险地区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美两国已经不断就台湾问题交换政策,包括在不同层次上对国际危机的管理进行交流、研究,其原因就是双方都看到了这样的危险:在双方都不情愿的情况下,因为第三者的挑动,对对方意图和决心的判断错误,导致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预先设计出有效地预防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措施?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有关机构都在进行研究,两国之间也有很多交流,比如继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建立之后,最近两国国防部部长的热线也建立了,再加上两国频繁的政治交流,这种可能性在降低。这中间,有一个情况值得双方重视:因为意外发生军事冲突以后的管理,这也是对双方很严峻的考验。

无论是国际危机管理还是国内的公共危机管理,我们国家都还重视得不够,研究得不够,也缺乏有效的手段。相对而言,我们处理国际危机的经验比处理国内危机的经验要丰富一些,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更重视一些。这可能与国际危机的特殊性有关,国际危机比国内公共危机种类少一些,无非就是防止一般的冲突上升为军事冲突,或者发生了军事冲突防止它扩大成更全面的战争。而国内公共危机就太复杂了,包括大规模的传染病像sars、今年南方的大雪灾,等等。有人认为,今年南方大雪灾,暴露出我们国家在必要的石油、电力、煤炭的储备上做得非常差,并且据此判断说,我们缺乏对台湾军事摊牌的应变能力。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能和台湾问题相比的,只能笼而统之地讲,我们公共危机管理的水平低。但是公共危机的种类太多了,要说南方雪灾严重也严重,但是死人的数量还不如1998年的洪灾多呢,实际上1998年的抗洪救灾还算可以吧,所以做这种联想比较不太合适,我觉得差别太大了,太不是一类问题了。我想,如果台湾地区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绝不会存在没水没电的问题。

最后,关于台湾问题的未来,我想强调的是:两岸关系未来稳定这个趋势是很难改变了,在未来的几年还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实现国家统一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总之,要维持两岸目前的状态,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好。因此,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台海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摘要]一个政治实体要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领域内有两种重要的理论:构成说和宣告说。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宣告说达到自己“独立”的目的。本文作者从两种理论的缺陷说起提出了“折中混合说”,提出只有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要素,从而驳斥了台独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台湾问题构成说宣告说国际法。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声言,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并非一个合法政府与一个叛乱团体的关系,或一个中央政府与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关系。到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承其衣钵,更放出“一边一国”的台独言论,两岸关系由此进入紧张状态。对此,我想就自己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对台湾问题进行试析。

台独分子在国际法上一直妄图为“台独”找到论据,为其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现在台独分子所持的所谓依据主要是1933年的《关于国家权力和义务的蒙得维的亚公约》简称《蒙得维的亚公约》及国际法上承认理论中的“宣告说”。

针对以上说法,我想首先应指明的是,在现代国际法上,从来都没有对国家做出过统一的概念规定。而《蒙得维的亚公约》在第一条中对国家构成要素的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即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也只是一种简要的列举,在形式上对国家的一个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只能成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国家构成要素的基础,而非标准。

在国际法学界,不论是印度国际法学家兴戈兰尼,我国的国际学家王铁崖先生,还是《奥本海国际法》都承认“当人民在他们自己的主权政府下定居在一块土地上时,一个正当意义的国家就存在了”。即: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甚至是根本属性。因为一个国际法上的国家,首先必须意味着独立,不依赖其他国家,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即使拥有了固定的人口,确定的土地和对外交往,一个傀儡政府始终都不会成为国际法上的一个国际主体。

如果一个政府或国家只有依靠外国的支持才能得以维系,那么,在他所控制的确定领土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主权的独立这作为其国家的根本属性。这一点,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早已得到了普遍认可,并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惯例。

就台湾而言,它拥有2200万的人口,其地区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台湾当局也已对台湾地区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也可以称得上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虽然现阶段民进党台湾当局在民众中声望大减,同样现在还有二十六个国家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并与之建交台湾民众为此每年要付出高昂的所谓的友善费。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并未在国际关系上增加一个新的国际成员,而是旧中国的延续,只是在阶级上,由一个新的阶级代替了另一个阶级。

差异,但是,同样的,台湾现存政府对台湾的实际控制,同样不能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主权是一个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虽然台湾拥有《蒙得维的亚公约》中规定的国家构成的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国家构成的形式要素,但没有主权的存在,正如一个失去灵魂的人不能成其为人一样,台湾同样不会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针对国际法上的“宣告说”,我想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宣告说”认为,新的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取决于其成为国家的事实,现存国家的承认仅具有宣告或确认的性质。“宣告说”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对承认的法律后果估计不足。

承认是使一个国家取得国际法主体,对外交往,成为一个独立、完全的国际法人格者必要前提。虽然在传统国际法上认为承认是一个国家单方的自主的行为,但在国际实践中只有得到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这个国家才能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活动。而承认的效果,在国际法上得到的一致是,承认国对被承认国的国内法律法令和司法裁决的效力及豁免权予以尊重。所以,依照“宣告说”,容易造成对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过早承认,给承认国在国际交往中带来不便和法律上或国际道义上的限制。

但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对于政府或国家承认这一问题,一直也都处于一种较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一种国际惯例。完全采取“宣告说”抑或是完全采取“构成说”的情况甚至都是不存在的。对于不同政治实体,不同时期,各国根据本国利益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在国际法实践中,各国更多采纳的应是一种“折衷混合说”自己命名,知道很不恰当,但还未想到更贴切的名称:即一个政治实体成为自然国家取决于其构成国家的事实,但其成为国际法主体及完整国际法人格者,需为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所承认。

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都不会只涉及到局部国家利益,更多的是全球利益,而对一个国家的承认,已不再是一个只涉及本国利益的单方行为,它必须考虑到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以,在一个新的国家出现后尚未得到承认前,他只是享有生存生活权,而不会享有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共同发展交流权及其平等交往权,即这个政治实体在国际法上限制性主体类比于国内法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对于后种权利,是一个主权国家才所能够享有的。

而针对台湾的现状,在国际社会中,绝大部分国家拒绝承认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虽然有二十六个国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官方的外交关系,但这些国家都缺乏国际影响力,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也不过是几千万,当然不能引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当然地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向。所以国际社会中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已明确地做出答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综合以上,通过对国际法上的国际承认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台湾某些分裂势力在国际法中为“台独”寻找依据的做法是枉费心机的!

参考文献:

[1]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商务印书馆.

[2]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3]陈体强.国际法论。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六

形势与政策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之一。2010年考研政治课改革后,我对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了调查。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

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方,林发棠.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2]胡焕庸.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3]陈兴中,苏明武.中国经济地理基础.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摘要:。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生态形势压力也与日俱增,水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城市生活污染物未得到有效控制,工业污染源未得到严格治理,农业污染日益突出,部分河段水质受污染严重,河水发黑发臭,完全失去水质功能。本文主要对城市水环境治理及污染防治对策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城市规划;水环境质量;污染防治;对策。

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宜居水平评价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水环境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有着重要的影响。受传统经济发展理念的影响,我国城市水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在城市扩建过程中还造成了大量周边湿地的消失,造成了城市生态环境、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角度出发,恢复城市周边湿地环境、改善城市水环境与生态环境。

1、城市用水的特点。

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是城市用水的主要类型,由于城市人员密集、工业化生产程度高,所以,城市用水需要较高的质量、较大的供水量、稳定的供给,这对城市采水、供水和用水来说有着不同于农村的特点。

2、城市用水的依赖性强。

城市由于用水量大、供水要求高,所以,单纯依靠城市区域的供给和开采往往难于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大众城市往往需要从城区周边或外地调水来满足城市的用水需要,“引滦入津”、“南水北调”就是这样的举措。

3、城市水环境脆弱。

在我国北方,城市生活和生产用水大都在简单处理或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之中,在日积月累的大量污染的影响下,城市水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并且这一现象有蔓延和恶化的趋势,造成水环境的脆弱和生态的破坏,影响城市深入地发展。

4、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

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来源有两个,一是,城市生产和生活中大量污染源渗入地下,造成对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破坏;二是,城市地表硬化导致城市地面下渗量的减少,在大量开采地下水的同时,没有必要的补充,出现水环境的恶化。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第一点,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现实的水环境保护问题为重点,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社会,走科学发展道路。

2、优先保护饮用水源。

合格的安全饮用水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水环境治理应突出重点,优先保护饮用水源,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3、强化节能减排、效益原则。

与区县减排工作挂钩,把cod削减量考核指标纳入到区县水环境治理目标体系中,明确各区县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等量化指标。切实保障三个达标,即污水处理率必须达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负荷率必须达标、cod的减排必须达标。合理安排资金,对节能减排效果明显,有一定经济基础,技术条件成熟,符合国家和行业产业政策的项目优先考虑。

4、治本方针。

突出截污治污。河道沿线村镇、企业密集,污染来源复杂。为此,河道治理将坚持“先截污、后清淤、先治理、后换水”的原则,周密排查河道沿线污染来源,大力实施清淤、截污、生态护坡、河岸绿化等措施,加强河道水体自净和生态修复功能;在突出截污治理的同时,各区县还将坚持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同步建设,大力提升现有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妥善解决污水出路,切实提高河道水环境质量。

5、加强协作,落实责任。

市水务局于去年成立了河道水环境考核办公室,将清水工程已治理河道纳入考核范围,各区县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本辖区内建立水环境管理机构和相关管理机制,有效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果。此外,目前市政府已正式批准本市河道水环境实施“河长制”管理意见,即将公布全市主要河道“河长”名单,构建完善的河道水环境管理长效机制,为今后本市水环境由加强治理向强化管理转变打好基础。

1、底泥疏浚和河床微生态系统修复。

在河流洪水、蓄洪功能上,底泥疏浚主要体现在河流利用水面变化增加行洪、蓄洪能力。作为沉积物沉积,有的湖泊水的深度可以被调整,从而减少其调节和存储功能。增加城市河湖疏浚河道水容量后,以确保顺利排出这些河流洪水,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避免了洪涝灾害。底泥疏浚是水环境综合整治的一项重要措施,滇池、巢湖、太湖等水环境综合整治已被广泛使用。可见,合理的疏浚清除污染物,对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人工增氧技术。

人工增氧技术是基于城市河流水污染后缺氧的现象,人工的向水体中注入空气或氧气,从而加速水体复氧的进程,提高水体的溶解氧水平,恢复和提高在水中好氧微生物的活力,使河流水的污染物净化,从而改善河流的水质。河流氧气一般使用固定和移动站充氧平台两种形式。河道人工增氧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得水质不同时期达到消除黑臭、减少水体污染负荷、促进河流生态系统恢复的目的。

3、调水引流水质改善技术。

贯穿城市的内河河网水系,因为控制结构的限制,使得河流水不能够连接到外部的水体,造成水处于静止的状态,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溶解在水中的氧气浓度就会降低,容易导致水质变坏。通过改进水域水动力条件,提高水体污染物的稀释能力,增强局部水体的自净能力,许多城市在水资源利用和部署中,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解决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4、植物修复技术。

对于河道河流自然恢复应采取生态化措施,主要是通过恢复河岸植被、恢复天然湿地,在河岸种植芦苇、浮萍、睡莲、水生植物和其他湿地植物,以提高水体的净化能力。种植水生植物的城市河流水,一方面能够通过植物的根系的吸收,从而降低和遏制富营养化趋势;另一方面通过种植水生植物,可以也起到美化水体环境,提高城市的景观的效果。

5、生物净化技术。

生物净化技术是充分利用天然水体自净的功能,采用人工措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并培养出大量的微生物从而增强水体净化能力,以提高纳污水体氧化降解有机物能力的一种净化方法。目前国内外最常用的生物净化技术是曝气技术、生物膜技术与投菌技术。生物净化技术,其成本低,对环境的影响小,能够有效降解污染物,是水体污染处理的最佳选择之一。生物净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特别是分解菌株的培养也将被筛选到河流水污染控制技术之中,是未来城市水污染防治和治理的发展趋势。将具有特殊分解能力的菌种添加到河边,能够将水体中有毒有害物质分解为无毒无害的物质,从而加速有毒物质的分解、转化,不仅可以提高河流的净化能力,而且也实现了河流的生态修复。生物产品的运用将成为人工增氧、底泥疏浚等现有防治技术的有益补充。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城市河流和湖泊污染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城市河流水有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问题。目前,在城市河流污染环境下,需要完善城市管线网络,并建设污水处理厂,具体的水污染防治技术措施有:底泥疏浚、人工增加氧气、引水排水水质改善、植物修复、湿地水净化技术等河流强化净化技术。能够应对不同的城市的污水状况,使得城市河流水污染的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促进城市河流的健康发展。

摘要疫情的爆发,各个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教育是国家的长远规划,大学生就业是社会教育的第一步。每年的上半年是我国的毕业季和就业季。今年将有874万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同期增加40万。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现阶段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节点。本文针对于疫情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形势及策略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疫情形势高校大学生就业策略。

中图分类号:g473.8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6月5日,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微信公众号登陆微信时刻,并发布了一组数据。截至5月25日,南科大本科生就业率为35.17%(其中签约率仅为14.48%),研究生就业率为48.53%。由此可见,疫情下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面对疫情造成的就业困难局面,不少人选择考研或等待明年的招聘旺季。然而,该流行病对就业影响的结束日期无法预测。明年及后年将有近900万应届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即使就业市场复苏,他们也将面临毕业生不足的尴尬局面。后疫病时代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和心理问题应该引起社会的更多关注。

1疫情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形势。

目前,根据多地房地产协会和城乡建设局的公告,建筑业、房地产业等人员密集型行业都处于暂时暂停的状态。过去几年在春节期间蓬勃发展的电影业、旅游业和餐饮业今年的假期收入急剧下降。由于战略调整,一些企业降低了人工成本。2月2日,苏州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共同度过难关的相关措施,通过增加财政支持、稳定员工、减轻企业负担等措施,为中小企业加油鼓劲。虽然中小企业的数量没有大型企业那么多,但如果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困境,被迫缩小规模,可能会出现区域经济下滑,从而对就业市场产生影响。市场经济一直是影响整体的因素之一,疫情的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毕业生今年面临更大壓力。到目前为止,许多地方都出台了促进毕业生就业和创业的特殊政策。通过各种措施的无缝连接,如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增加招聘比例的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扩大规模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加入军队,发展中基层岗位,增加贷款支持创业,并提供就业服务补贴,等等,为促进高校毕业生的毕业做好了无缝对接,毕业生的就业政策是“组合拳”。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然而,874万大学毕业生将被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将对全年就业目标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疫情严重,许多公司不得不推迟甚至取消春季招聘计划。春季往往是每年大学生求职的黄金季节,而一年一度的招聘进校园、现场招聘等大型招聘活动也不得不停止,给7月份的研究生带来诸多麻烦和不便。因此,2020年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目前研究生的扩招规模也比较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截止6月28日结束,甘肃、江西、辽宁、湖北、重庆、河北、天津、广东、西藏等地出台了促进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专项政策,通过鼓励微型、中小企业吸纳就业,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比重,扩大考研升学、参军和发展基层岗位的规模,推进就业服务补助贷款支持创业,无缝衔接等措施,发挥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组合”政策。

作为疫情重灾区,湖北省高校毕业生面临着特殊的形势。湖北省今明两年事业单位空缺职位数量将主要用于招收高校毕业生。同时,湖北省公务员招录计划增长20%,选聘生计划增加50%,事业单位招录计划增加3万人以上。

高校毕业生应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大学生不能只盯着以往父母眼里的‘优质工作’不放,要充分适应和融入市场化、多元化的就业环境,将多渠道就业和自主创业结合起来,多选择到基层一线、各类企业,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

为此,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今年全国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三支一扶”计划中央财政补助名额为3.2万名,比去年增加18.5%;计划招聘特岗教师10.5万名,且不将教师资格作为限制性条件;研究生预计扩招18.9万人,普通专升本扩招32.2万人;进一步落实毕业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扩大毕业生参军入伍规模。

在鼓励大学生求职的同时,各地继续为有意创业的年轻学生提供便利,贷款支持、减免税费、免费提供场地,或者直接给予创业资金支持。比如,河北将毕业生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由15万元提高至20万元,合伙创业的贷款额度由90万元提高至130万元;将创办小微企业的贷款额度由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西藏对创业高校毕业生给予每人6万元、每户最高可达30万元的一次性启动资金支持。

2疫情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策略。

2.1国家战略。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就业市场造成了较大冲击,但新动能的开发和传统动能的升级,实际上蕴含着大量的就业机会。积极鼓励毕业生到国家重大工程、重大工程和重要领域工作,在原有渠道中占一定比例。但是,我们觉得它还不够高。我们仍然希望在这方面继续加大努力。我们认为,疫情过后,国家战略需要高校毕业生。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有必要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和升级从大专到本科,提高基层医疗和社会服务岗位的招聘规模,并增加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吸收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指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和入学时间,推迟毕业生离校报到和安置时间。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2年户口登记和档案保管,并根据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办理就业手续。

对于离校待业毕业生,应尽快与教育部门联系信息,开展实名制服务,重点关注贫困家庭和零就业家庭的毕业生,实施“一对一”救助措施,提供各种政策服务。与此同时,教育部将始终关注湖北高校毕业生和湖北民族,与有关方面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2.2扩大重点领域招聘。

基层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大学校,也是吸纳毕业生的主要阵地。教育部门将继续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配合有关部门继续组织实施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大学生基层就业计划。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中小微企业招收大学生就业。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中小微企业是大学生就业的主要阵地。我看了前三年的情况,前三年大学生就业近六成流向了微型、中小企业。正如你刚才提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给予了很大的保护。这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实施这些政策,对今年大学生就业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2.4鼓励入伍参军。

与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合作,通过优化指标配置、提前体检等措施,增加应届毕业生招聘数量。每年,全国一半以上的征兵是大学生。这方面今年继续增加。同时,它主要倾向于毕业生。在过去,所有的学生都能参军。今年,政府加大了鼓励毕业生参军的力度。毕业生的热情也很高。

3结语。

高校毕业生是稳定就业的关键群体。2020届毕业生将在关键时刻迎来创纪录的求职人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军表示,要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统筹做好毕业、招聘、考试等相关工作,引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体检、签约、招生时间,帮助毕业生顺利毕业,早日就业。面对大学生的实习和就业问题,教育部下大力气,希望能帮助每一位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即将毕业的学生不要太着急。要密切关注国家政策,调整心态,定位自己,抓住市场机遇,找准前进方向。

参考文献。

[2]复工进行时:施創新举措稳就业大局——推动复工复产的新举措、新亮点及促进稳就业的新建议[j].中国就业,2020(05):4-9+13.

[6]pbs&apabilityassessmentforhazardmitigation[eb/ol].2020.

摘要:当前,我区人口低速增长、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比例下降、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流出较多等问题凸显,同时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问题叠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为避免类东北现象产生,我区要进行更深刻、更有针对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对人才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加快培养和引进人才,为自治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人口区域布局。

(一)人口持续增长,二孩政策效应显现。

截至2017年底,我区常住人口2528.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2%,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第23位;比2010年增加56.4万人,年均增加8.06万人,年均增长3.2‰,低于全国年均增长5.2‰的水平。一是盟市人口增减各不相同。2011—2017年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和巴彦淖尔市等7个盟市人口增加,分别增加24.1万、22.16万、11.92万、3.11万、2.36万、1.61万和1.49万人。呼包鄂城市群人口增幅均低于2001—2010年期间,特别是鄂尔多斯市,10年间常住人口年均增加5.45万人,近7年来年均仅增加1.7万人。赤峰市、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通辽市、兴安盟等5盟市常住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通辽市常住人口由10年间增加5.57万人,转变为近7年减少5.57万人。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人口减幅比2000—2010年大幅度降低。东部五盟市人口占比继续下降,2017年49.47%,比2010年下降了1.82个百分点。二是二孩政策效应显现。2005年以来,全区年均出生人口22.6万人,年均出生率约9.1‰,比全国平均低3.1‰;死亡人口13.8万人,年均死亡率约5.5‰,比全国低1.6‰以上;自然增长率年均3.5‰,比全国低1.7‰左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4年我区出生人口有所增加,出生人口23.3万人,人口出生率9.3‰,比上年提高0.3个千分点。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我区出生人口明显增加。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分别为22.72万人和23.9万人,出生率达到9‰和9.47‰,二孩率为40.9%和47.76%,比全国分别高0.7个百分点和低3.44个百分点,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多0.75万人和1.93万人。

(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人口总量保持稳定。

65岁以上老年人口由2010年的18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251.1万人;比重由2010年的7.56%提高到2017年的9.9%,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据统计,1956-1966年流入我区人口集中,受代际传递影响,我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虽然2016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比2010年降低1.1个百分点,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达77.2%,比全国平均高4.7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增加9.8万人,没有出现劳动人口数量下降情况。我区0-14岁人口由2010年的348万人降低到2016年的335.4万人,比重由14.08%降低到13.31%,比全国平均低3.39个百分点,已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人口总抚养比从2005年的33.2%降低到2016年的28.6%,比全国平均低9.31个百分点。

(三)人口城镇化率较高。

2010年人口城镇化率55.5%,比全国平均高5.82个百分点,在全国居8位,西部地区第1位;2017年提高到62%,比全国平均高3.48个百分点,在全国居第10位,西部地区第2位。

(四)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

2015年受大专以上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达到15.3%,比全国平均高2.8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受高中(含中专)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达到16.2%,比全国平均高0.81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0.9个百分点;受小学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为22.9%,比全国平均低1.5个百分点,比2010年占比降低2.5个百分点。

(一)人口低水平增长,知识技能型人口存在流失现象。

2010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居全国倒数第9位、11位。2015年、2016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居全国倒数第6位。2017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达到9.47‰、3.73‰,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96个千分点、1.69个千分点,居全国倒数第7位和第8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出生率短期出现回升,但出生率降低具有一定的趨势性;受生育行为选择变化等因素影响,长期来看,生育水平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我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大,整体上人口净流入、净流出趋势并不明显。连续6年人口净流入后,2012—2014年连续三年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2017年又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成为当年全国6个人口净流出地区之一。但我区流出人口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和已经成型的知识技能型人才。2016年我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减少6.3%。在区外就读的知名高校毕业生很少回生源地就业;在区内就读的高校毕业生、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通过多种方式千方百计出区学习和就业。据初步统计,赤峰市大学生(含大专)2015—2017年上线分别为3.2万、2.8万、2.6万人,回到赤峰工作的分别为1万、1.2万、1.3万人。另外,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家庭、少孩家庭子女从业观念变化较大,我区部分行业出现了年轻人减少情况。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保障亟待强化。

我区边境地区、牧区、林区人烟稀少,产业不发达,但为了满足戍边和行政管理需要,设立了旗县市和乡镇苏木;我区矿区较多,城镇化率也相对较高。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巴彦淖尔市等农区比例较大、人口较多的地区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即使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平均每个旗县市人口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每个县40万人到70万人的水平,人口布局分散,多数旗县政府所在地城镇工业化程度低,城镇化质量不高,集聚人口能力不强。不少盟市政府所在地城市人口少,经济规模小,还不及发达省区一个县政府所在地城镇规模。呼包鄂城市群中,鄂尔多斯市是高度依托资源型的县域经济,产业、人口分布都比较分散,东胜、康巴什市区和阿镇的产业和人口规模很难起到较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很难承载高水平的研究院所、大学和医疗机构;高端服务和高水平公共服务主要依托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区外相近大中城市。包头市是典型的重化工产业结构,受市场周期影响较大,大型企业转型升级和成长速度慢,核心竞争力不强,与全国同类型企业差距越拉越大。首府呼和浩特市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较少,新经济、研发创新、教育、医疗水平仍待提高。近年来三个城市人口集聚能力均有所下降。2011年以来我区城镇化率年均增幅0.93%,低于全国年均增幅0.29个百分点。

(四)人口区域布局不合理,集中集约程度不高。

一是人口、产业区域布局分散。除呼包鄂城市群外,几乎每个乡镇、旗县、盟市政府所在地城镇(市)都存在人口规模较少、产业规模较小的问题。人口聚集程度差是影响我区非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布局分散、产业布局分散,加之能占领全国市场的轻工产品极度匮乏,物流满车进空车出,不能摊薄物流成本,造成我区居民生活成本高、企业生产成本高。二是首位度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吸纳人口能力有待提高。东南沿海及西部形成了成都、重庆、西安等一批人口超千万、gdp超万亿元的大型城市,而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人口分别为311.5万人、287.8万人,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仅200多万人,gdp分别达到2743.7亿元、3867.6亿元(2016年数据)。三是还没有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口政策体系。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重点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仍然面临人口多、生态环境压力大的问题。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通遼市、巴彦淖尔市等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的集中集约程度仍需提高。四是边境地区气候和生态环境差、人口少、收入低,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落后。

(五)就业人口产业分布不合理,农牧业劳动人口有待转移。

2016年我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40.1%,比2000年下降了12.1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7.7%,比2000年下降了22.4个百分点。我区农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与全国基本持平,却容纳了40%的劳动就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2.3个百分点。大量劳动力滞留农牧业,从二、三产业中得到的收入少,是我区农牧民人均收入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降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2016年我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15.9%,比2000年下降1.2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山东省、广东省均比2000年有大幅度提高,并且占比分别比我区高12.9个、15个、25个百分点。我区占国内生产总值48.7%的第二产业,只承担了15.9%的劳动就业。我区工业经济体系与发达省区经过高度工业化、又开始部分去工业化有很大的区别,我区是“外部资本嵌入型”资源类为主的产业结构,资源主要由大型央企、区外大型国企民企开发生产加工,产业链条短,地方很难参与其分工合作,分享其发展成果。资源类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自动化,用人很少,煤炭、电力、化工、电解铝等大型企业从当地招工的比例也不大。我区自身劳动密集型非资源产业发育生成程度低,产业门类少,吸纳就业能力十分有限。近年来我区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并不完全代表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如2016年呼和浩特市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8.6%,仅低于北京市、上海市、海口市、乌鲁木齐市,位居全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第5位。我区第三产业是在制造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发展的,主要为居民生活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服务,而我区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农牧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不足,制约了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影响了其就业吸纳质量。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人口增长或稳定,经济就增长和富有活力;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和活力,甚至出现增速下滑、停滞等情况。

我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年轻知识技能型人口净流出,高端人才留不住、引不进问题突出,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劳动力从农牧业向非农牧业转移速度放缓,会抑制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农牧业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提高幅度下降。生态脆弱区、重要生态功能区人口较多会对草原、森林等生态功能恢复形成压力。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过多会影响农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和农畜产品产量、质量的提高。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改变消费需求结构和水平,增加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家庭负担,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从积极的方面看,人口流出减轻了我区就业压力,人口增量减少和人口布局的改善有利于减轻生态环境压力。虽然劳动力比重出现了下降,劳动力资源总量仍比较丰富。

(一)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人情社会”现象。

一是积极引进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我区设立分支机构,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二是落实高等学院办学自主权,利用教育部与我区的合作,积极与国内外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合作,强化人才引进,加快打造我区高校和学科“双一流”;提高我区高等院校教学、科研水平和知名度,扩大区外学生招生规模,并促进其在区内就业。适应智能化时代需要,推进前期工作,争取大数据学院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开设工业及服务软件、大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安全等方面的课程,加强普通大学、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通识教育,促进智能化与新工科建设相结合。三是发挥市场在人才培养、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建立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四是着力引进高端人才。发挥优势科研院校作用,加强高层次人才团队和科研设备建设,争取引进和培养一批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等高端人才和院士人才实现零的突破。加大柔性引才力度,重点高等院校、医院、文艺团体、大中型企业提出解决关键问题的高层次人才需求,由自治区政府开展招聘,并落实部分资金等条件,确保“留得住、用得上”。

(三)进一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适应人口由乡到城(镇)、由小城市(镇)向大中城市流动、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加快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吸引人口向呼包鄂集聚。大力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和能够快速集聚人口的高水平医院、大学等,增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呼和浩特市宜居宜业水平和首府城市地位,尽快形成350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东部盟市所在地城市要增强产业集聚能力,提升城市综合功能,优化人居环境,引导区域人口就近集聚,有条件的加快建设成为区域中心城市。鼓励城镇人才、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农牧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政策,吸引农村牧区人口进城落户,保障农牧业转移和流动人口教育、医疗、培训、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務全覆盖及办事便利。构建覆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制度,尽早全面实现农牧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异地报销。

(四)推进人口区域布局调整。

农畜产品主产旗县要推动人口总量适度减少和人口集约布局。开展主体功能区人口承载力测算,科学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承载力,实行差别化人口调节政策。按照自愿迁出原则,有重点、有次序地引导承载力低的地区有序疏解人口,向人居环境适宜、资源环境和产业承载力平衡的重点市镇收缩转移。提高沿边农牧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

(五)搞好人口服务。

加大对孕产妇优生优育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合理规划和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资源。确实保障女性孕期、产期应享受的政策权力,适当延长产假。做好留守家庭儿童、老人照护等工作。对失独困难家庭养老提高补贴照顾水平。以基本养老保险为重点,推进完善养老助老保障制度,加快城乡居民全覆盖,逐步提高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障标准。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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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瑶.失能老人社区长期照护现状、问题、对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8,(12).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七

摘要:。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生态形势压力也与日俱增,水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城市生活污染物未得到有效控制,工业污染源未得到严格治理,农业污染日益突出,部分河段水质受污染严重,河水发黑发臭,完全失去水质功能。本文主要对城市水环境治理及污染防治对策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城市规划;水环境质量;污染防治;对策。

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宜居水平评价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水环境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有着重要的影响。受传统经济发展理念的影响,我国城市水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在城市扩建过程中还造成了大量周边湿地的消失,造成了城市生态环境、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角度出发,恢复城市周边湿地环境、改善城市水环境与生态环境。

1、城市用水的特点。

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是城市用水的主要类型,由于城市人员密集、工业化生产程度高,所以,城市用水需要较高的质量、较大的供水量、稳定的供给,这对城市采水、供水和用水来说有着不同于农村的特点。

2、城市用水的依赖性强。

城市由于用水量大、供水要求高,所以,单纯依靠城市区域的供给和开采往往难于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大众城市往往需要从城区周边或外地调水来满足城市的用水需要,“引滦入津”、“南水北调”就是这样的举措。

3、城市水环境脆弱。

在我国北方,城市生活和生产用水大都在简单处理或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之中,在日积月累的大量污染的影响下,城市水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并且这一现象有蔓延和恶化的趋势,造成水环境的脆弱和生态的破坏,影响城市深入地发展。

4、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

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来源有两个,一是,城市生产和生活中大量污染源渗入地下,造成对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破坏;二是,城市地表硬化导致城市地面下渗量的减少,在大量开采地下水的同时,没有必要的补充,出现水环境的恶化。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第一点,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现实的水环境保护问题为重点,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社会,走科学发展道路。

2、优先保护饮用水源。

合格的安全饮用水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水环境治理应突出重点,优先保护饮用水源,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3、强化节能减排、效益原则。

与区县减排工作挂钩,把cod削减量考核指标纳入到区县水环境治理目标体系中,明确各区县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等量化指标。切实保障三个达标,即污水处理率必须达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负荷率必须达标、cod的减排必须达标。合理安排资金,对节能减排效果明显,有一定经济基础,技术条件成熟,符合国家和行业产业政策的项目优先考虑。

4、治本方针。

突出截污治污。河道沿线村镇、企业密集,污染来源复杂。为此,河道治理将坚持“先截污、后清淤、先治理、后换水”的原则,周密排查河道沿线污染来源,大力实施清淤、截污、生态护坡、河岸绿化等措施,加强河道水体自净和生态修复功能;在突出截污治理的同时,各区县还将坚持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同步建设,大力提升现有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妥善解决污水出路,切实提高河道水环境质量。

5、加强协作,落实责任。

市水务局于去年成立了河道水环境考核办公室,将清水工程已治理河道纳入考核范围,各区县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本辖区内建立水环境管理机构和相关管理机制,有效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果。此外,目前市政府已正式批准本市河道水环境实施“河长制”管理意见,即将公布全市主要河道“河长”名单,构建完善的河道水环境管理长效机制,为今后本市水环境由加强治理向强化管理转变打好基础。

1、底泥疏浚和河床微生态系统修复。

在河流洪水、蓄洪功能上,底泥疏浚主要体现在河流利用水面变化增加行洪、蓄洪能力。作为沉积物沉积,有的湖泊水的深度可以被调整,从而减少其调节和存储功能。增加城市河湖疏浚河道水容量后,以确保顺利排出这些河流洪水,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避免了洪涝灾害。底泥疏浚是水环境综合整治的一项重要措施,滇池、巢湖、太湖等水环境综合整治已被广泛使用。可见,合理的疏浚清除污染物,对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人工增氧技术。

人工增氧技术是基于城市河流水污染后缺氧的现象,人工的向水体中注入空气或氧气,从而加速水体复氧的进程,提高水体的溶解氧水平,恢复和提高在水中好氧微生物的活力,使河流水的污染物净化,从而改善河流的水质。河流氧气一般使用固定和移动站充氧平台两种形式。河道人工增氧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得水质不同时期达到消除黑臭、减少水体污染负荷、促进河流生态系统恢复的目的。

3、调水引流水质改善技术。

贯穿城市的内河河网水系,因为控制结构的限制,使得河流水不能够连接到外部的水体,造成水处于静止的状态,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溶解在水中的氧气浓度就会降低,容易导致水质变坏。通过改进水域水动力条件,提高水体污染物的稀释能力,增强局部水体的自净能力,许多城市在水资源利用和部署中,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解决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4、植物修复技术。

对于河道河流自然恢复应采取生态化措施,主要是通过恢复河岸植被、恢复天然湿地,在河岸种植芦苇、浮萍、睡莲、水生植物和其他湿地植物,以提高水体的净化能力。种植水生植物的城市河流水,一方面能够通过植物的根系的吸收,从而降低和遏制富营养化趋势;另一方面通过种植水生植物,可以也起到美化水体环境,提高城市的景观的效果。

5、生物净化技术。

生物净化技术是充分利用天然水体自净的功能,采用人工措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并培养出大量的微生物从而增强水体净化能力,以提高纳污水体氧化降解有机物能力的一种净化方法。目前国内外最常用的生物净化技术是曝气技术、生物膜技术与投菌技术。生物净化技术,其成本低,对环境的影响小,能够有效降解污染物,是水体污染处理的最佳选择之一。生物净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特别是分解菌株的培养也将被筛选到河流水污染控制技术之中,是未来城市水污染防治和治理的发展趋势。将具有特殊分解能力的菌种添加到河边,能够将水体中有毒有害物质分解为无毒无害的物质,从而加速有毒物质的分解、转化,不仅可以提高河流的净化能力,而且也实现了河流的生态修复。生物产品的运用将成为人工增氧、底泥疏浚等现有防治技术的有益补充。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城市河流和湖泊污染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城市河流水有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问题。目前,在城市河流污染环境下,需要完善城市管线网络,并建设污水处理厂,具体的水污染防治技术措施有:底泥疏浚、人工增加氧气、引水排水水质改善、植物修复、湿地水净化技术等河流强化净化技术。能够应对不同的城市的污水状况,使得城市河流水污染的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促进城市河流的健康发展。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八

台湾省,缩写为“ldquo设置”,台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和省会,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东临太平洋,西与台湾海峡隔海相望北临东海,南临巴什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对。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一个政治实体要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领域内有两种重要的理论:构成说和宣告说。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宣告说达到自己“独立”的目的。本文作者从两种理论的缺陷说起提出了“折中混合说”,提出只有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要素,从而驳斥了台独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台湾问题构成说宣告说国际法。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声言,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并非一个合法政府与一个叛乱团体的关系,或一个中央政府与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关系。到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承其衣钵,更放出“一边一国”的台独言论,两岸关系由此进入紧张状态。对此,我想就自己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对台湾问题进行试析。

台独分子在国际法上一直妄图为“台独”找到论据,为其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现在台独分子所持的所谓依据主要是1933年的《关于国家权力和义务的蒙得维的亚公约》简称《蒙得维的亚公约》及国际法上承认理论中的“宣告说”。

针对以上说法,我想首先应指明的是,在现代国际法上,从来都没有对国家做出过统一的概念规定。而《蒙得维的亚公约》在第一条中对国家构成要素的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即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也只是一种简要的列举,在形式上对国家的一个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只能成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国家构成要素的基础,而非标准。

在国际法学界,不论是印度国际法学家兴戈兰尼,我国的国际学家王铁崖先生,还是《奥本海国际法》都承认“当人民在他们自己的主权政府下定居在一块土地上时,一个正当意义的国家就存在了”。即: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甚至是根本属性。因为一个国际法上的国家,首先必须意味着独立,不依赖其他国家,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即使拥有了固定的人口,确定的土地和对外交往,一个傀儡政府始终都不会成为国际法上的一个国际主体。

如果一个政府或国家只有依靠外国的支持才能得以维系,那么,在他所控制的确定领土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主权的独立这作为其国家的根本属性。这一点,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早已得到了普遍认可,并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惯例。

就台湾而言,它拥有2200万的人口,其地区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台湾当局也已对台湾地区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也可以称得上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虽然现阶段民进党台湾当局在民众中声望大减,同样现在还有二十六个国家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并与之建交台湾民众为此每年要付出高昂的所谓的友善费。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并未在国际关系上增加一个新的国际成员,而是旧中国的延续,只是在阶级上,由一个新的阶级代替了另一个阶级。

差异,但是,同样的,台湾现存政府对台湾的实际控制,同样不能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主权是一个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虽然台湾拥有《蒙得维的亚公约》中规定的国家构成的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国家构成的形式要素,但没有主权的存在,正如一个失去灵魂的人不能成其为人一样,台湾同样不会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针对国际法上的“宣告说”,我想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宣告说”认为,新的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取决于其成为国家的事实,现存国家的承认仅具有宣告或确认的性质。“宣告说”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对承认的法律后果估计不足。

承认是使一个国家取得国际法主体,对外交往,成为一个独立、完全的国际法人格者必要前提。虽然在传统国际法上认为承认是一个国家单方的自主的行为,但在国际实践中只有得到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这个国家才能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活动。而承认的效果,在国际法上得到的一致是,承认国对被承认国的国内法律法令和司法裁决的效力及豁免权予以尊重。所以,依照“宣告说”,容易造成对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过早承认,给承认国在国际交往中带来不便和法律上或国际道义上的限制。

但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对于政府或国家承认这一问题,一直也都处于一种较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一种国际惯例。完全采取“宣告说”抑或是完全采取“构成说”的情况甚至都是不存在的。对于不同政治实体,不同时期,各国根据本国利益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在国际法实践中,各国更多采纳的应是一种“折衷混合说”自己命名,知道很不恰当,但还未想到更贴切的名称:即一个政治实体成为自然国家取决于其构成国家的事实,但其成为国际法主体及完整国际法人格者,需为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所承认。

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都不会只涉及到局部国家利益,更多的是全球利益,而对一个国家的承认,已不再是一个只涉及本国利益的单方行为,它必须考虑到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以,在一个新的国家出现后尚未得到承认前,他只是享有生存生活权,而不会享有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共同发展交流权及其平等交往权,即这个政治实体在国际法上限制性主体类比于国内法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对于后种权利,是一个主权国家才所能够享有的。

而针对台湾的现状,在国际社会中,绝大部分国家拒绝承认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虽然有二十六个国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官方的外交关系,但这些国家都缺乏国际影响力,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也不过是几千万,当然不能引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当然地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向。所以国际社会中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已明确地做出答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综合以上,通过对国际法上的国际承认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台湾某些分裂势力在国际法中为“台独”寻找依据的做法是枉费心机的!

参考文献:

[1]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商务印书馆.

[2]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3]陈体强.国际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

[4]肖佳灵.国际主权论.时事出版社.

[5]刘颖,吕国民.国际法资料选编.中信出版社.

摘要: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步步提高,于今年六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还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作为中美关系谈话中,台湾问题一直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从建国以来,台湾问题的起起伏伏不断影响着两国关系,本篇文章将以讲述这几次起伏的过程和分析这几次起伏的原因切入点分析新中国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美三次联合公报《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逃至台湾,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埋下伏笔。对于想要“重返亚洲”和迫切希望制约苏联的美国来说,台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当蒋介石败退,美国国务远东会议上得出中共的军队将攻占台湾的结论,使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发生的转变。在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声称“美国对台湾没有承当义务”、“美国不会卷入台湾[1]”,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声称:“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之心。”这表明了美国是“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亦无意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亦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2]台湾被美国列为了“不管区”。对于这此美国放弃台湾,有着诸多的原因:第一,代价的考虑,在蒋介石政府即将被打败时,美国其实主要面临就是出不出兵的问题。出兵,就免不了与中共的军队进行正面的冲突和对抗,且长期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而如果要保证胜利的概率,就要投入大量的军援并且要动用到美国的军队,而这样大量的投资是美国不愿意的,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会见军方代表时表示:“还没有人会认为台湾在战略上重要到如果一旦丧失,真的会打断美国队的防线。所以美国不值得为台湾这么高的代价。”[3]第二,配合新亚洲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争取与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特别是要加强日本和菲律宾为首的国家防务,用来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蔓延。美国为了保证想要局势,首先,就不能过多的染指台湾问题,这种行为会造成亚太地区小国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其次,在新中国成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被逐出大陆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大为下跌,如果这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话,于美国来说不利。第三,苏联问题,中苏交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对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有着重大的威胁。艾奇逊也提出国关于分离中苏的看法:“美国应该利用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因其的中国人民的“领土首付主义”情绪,在这种时候,美国最需要避免的是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从苏联引向美国,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一点高姿态。”这些都促使美国“弃台”。

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打破了美国幻想,加之台湾海峡的气候使中共军队不能及时的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随后“放蒋出笼”、《共同防御条约》,都显示美国对于台湾的重拾。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朝鲜战争爆发后,迫使了美国美国重新对远东战略进行考虑,加之社会主义“铁幕”的出现,促使美国制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全球战略。[4]第二点,“不沉的航空母舰”论指出:只要台湾落入中共之手,那么台湾一定会成为苏联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显然对美国极为不利。第三点,在朝鲜战争的拖延,使美国进退两难,这促使“放蒋出笼”政策的出台。但实际上这种“放蒋出笼”政策位的不是要蒋介石反攻,而是“以攻为守”,确保台湾。第四点,《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是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划对于苏联的牵制方式,美国希望台湾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一道,成为西太平洋上的防线,《共同防御条约》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中美破冰。破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两极格局的逐渐打破和多极格局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失败;中苏分裂;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美国经济的发展出现衰疲。这些都促使着美国不得不放弃之前的政策,于是就有了三个联合公报,分别是: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强调,只有一个中国,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要求美国撤走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在《中美建国公报》中,中方要求美国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美方则希望保持同台湾的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交往。而在《八一七公报》中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国”的问题,也就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问题进行相关规定。而在这一时期,台湾就被美国“冷落”了不少,“毁约”、“断交”、“撤军”、在联合国被驱逐。而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以台制中,以华制苏”[5]可以说这些公报,特别《八一七公报》就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三个月后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台湾再次被美国拾起,台湾问题逐渐尖锐,接下来的克林顿总统的对台调整政策、李登辉访美和布什总统的“中国威胁论”,美台的关系都一直加强。主要原因如下:一,全球化战略的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一方面美国当心中国会迅速的占据亚洲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则是霸权主义的施行者,而中国以反霸权主义为外交的政策;二,“安全因素”的考虑,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感到了恐慌,于是想利用台湾和中国周围对中国进行限制:用日本牵制中国,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用东盟牵制中国南海。三、美国长期的对台投资,使台湾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该体系中得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作为一个很好的市场和亚洲的立足点,使美国爱不释手。

如今的中美关系友好促进的双方的发展,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一支是所有中华民族的心头的一个坎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是在蒸蒸日上,而台湾问题也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步步的到解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始终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作为的“一中一台”不顺应历史潮流,定会被扼杀,统一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杨福昌,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中国青年出版社,74.

[2]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5.

[3]沈骏,主编.当代台湾[m].安徽人民出版社,48.

[5]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8.

摘要:台湾问题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台湾问题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从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并且意识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学生台湾问题。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回暖,然而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已经人为地分离了近60年,台独势力对大陆的丑化宣传,从文化上、传统上割断了两岸联系,加上1979年以前大陆对台宣传存在政策性偏差,这些都使得两岸同胞产生了心理隔阂,和平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历史教学要使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曲折性,使学生认清台独的本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自觉投身到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

台湾包括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即台、澎、金、马等,陆地面积359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多万。绝大部分台湾居民的祖先来自祖国大陆,文化传统与大陆同一源流。台湾在先秦被称为“岛夷、夷洲、蓬莱”等;三国时称“夷州”,公元230年孙权曾派人率兵到台湾;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元朝于1340年左右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明朝先将台湾称为小琉球,1620年后称为“台湾”,同样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在这前后,西方殖民者先后侵略台湾,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到了168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清朝设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并在台湾进行了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从此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即使在这50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巨头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在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把台湾交还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至此台湾在游离了50年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陷入了长期分离状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无可争议地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台独分子如何狡辩、破坏,台湾与大陆系出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所谓台独,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其本质是分裂祖国,谋求“台湾独立”。台独分子说1895年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中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是其起源,事实上当时台湾人民是在被晚清朝廷抛弃又不愿当亡国奴的情况下才自立为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依然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民主国”的国号为“永清”就是明证,这与后来的台独运动非但毫无瓜葛,而且本意完全相反。台独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少壮派分子与极少数卖国的台湾士绅相勾结,搞起了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一分裂活动很快被国民政府镇压。20世纪80年代,李登辉通过伪装赢得蒋经国的信任,在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得以继任。开始李登辉对外界还有所遮掩,但后来其台独倾向逐步显现,1999年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其本来面目。李登辉是台独的总后台,在他的纵容支持下,民进党由小到大,最后成为台湾的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尤其是2004年获得连任之后,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陈水扁先是承诺“四不一没有”,后来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有意的模糊,再到所谓渐进式台独,不断制造事端,疯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又鼓吹一国论、两国论,搞所谓的制宪公投、正名运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废统终统,企图强行挤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叫嚣出台台独时间表、建立台湾共和国等。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不能阻挡的。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到台湾同大陆隔离多年的历史,又要考虑到各方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既要考虑到祖国统一是大趋势,又要保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一国两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祖国统一看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分裂于祖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熏陶于相同的中华文明,因而海峡两岸人民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国两制”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维护稳定、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武力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分子和国际上妄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体现的典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要求,顺应了国际潮流,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认清台独的本质,还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随着现代电脑网络的普及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加强与台湾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两岸一家亲”的民族情感,为台湾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贡献力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强大的祖国必定也是一个统一的祖国。

参考文献:

[1]莫绍深.关于《概论》课中“台湾问题”的教学思考[j].钦州学院学报,2007,10.

[2]李曼.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0.

[3]杨华洋.“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3.

《台湾问题及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研究》。

摘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民族责任和义务,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些突破。从“炮击金门”到“一国两制”再到“经贸互通”“政治互信”“外交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入手推进台海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加强与台湾地区的经济交往,并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互信,文化互通,加强两岸政治互动和交往奠定了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两岸最终实现统一是历史潮流更是民心所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地区人民的愿望,更是台湾地区人民实现和平统一绝不改变的方针。

关键词:台湾问题;政治互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是内战时期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推进祖国统一,历代领导集体用不同的方式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其中心都是以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为出发点。促进并推动台湾问题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更是推动政治互信的基础。发展两岸关系,完成统一构想,由浅入深逐步从台湾历史、现行政策、两岸关系构建方面入手逐步了解历史、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进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台湾问题的演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台湾问题本身,台湾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是大国间相互抗衡的一枚棋子,其牵扯到多方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台湾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内战结束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又遇到朝鲜战争和美国干预解放台湾而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

1.台湾问题的历史沿革。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退败,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及其所属的澎湖列岛归日本所有,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在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后,于同年10月25日被奴役了50年之久的台湾最终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退守台湾,为了最终实现统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战略储备,准备攻打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了大陆攻打台湾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由东南战场迅速转移到东北战场,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暂时放弃解放台湾的主张。

影响台湾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外国势力的干预等等。台湾问题原本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质是阻止中国拓展利益维护其自身的大国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美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两个意识形态之间本身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导致两个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身的激战。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利益拓展点在沿海地区,冲出第一岛链是中国的现实目标,美国想要阻止中国在太平洋上获得利益,就必须紧紧抓住台湾问题,使中国利益无法拓宽和延伸,也为自己在太平洋上谋取经济利益做打算。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直接严重的干预中国内政,抑制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崛起,其真实意图是控制亚太地区防线的需要。

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有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还有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虽然二战日本战败,将台湾归还中国,但仍然有一些人勾结“台独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至此,日本的干预也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症结所在。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是岛国其想要向亚洲大陆地区延伸,就必须依靠台湾。日本的对外依赖性很强,台湾作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战略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企图干涉台湾问题,是为日本经济的安全考虑,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日本的制约力必然会加大,这就会造成日本被动的接受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呈现出国际外交的紧张局势。

台湾问题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国内各种势力以其自身利益为由干涉台湾回归祖国,我们不允许“台独”势力的存在,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个人企图分裂中国。

二、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台湾问题六十多年一直未得到解决,在这六十多年中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解决台湾,在不同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战略解决台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主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主,提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做出攻打金门的战略决策,最终攻打金门失利,其事实证明只靠单一陆军作战而无海军、空军的配合无法与美国支持下的台湾抗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没有建立好足够完整的军队配备下是不可行的。1949年―1955年国内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内陆地区需要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发展经济,为了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问题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一目四纲”的对台政策,最终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思想渊源。

邓小平时期,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邓小平以实际为原则,以新的语言、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境界为导向,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政策选择,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现实路径,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重大发展。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八项主张”“四点意见”“四不”原则,一脉相承的继承并发扬了“一个中国”的主张,促进两岸和谈,共谋两岸人民福祉,加强两岸经贸往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贯性和坚定性。刚柔并进地应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打击企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主张和平,加强中美合作,稳定台海局势,维持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台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向更高领域迈进,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高瞻远瞩,谋求中国和台湾地区未来的良好发展。

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以和平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多的阻碍,但这种阻碍历史证实,已不会太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宋楚瑜一行时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我们真诚希望台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台湾同胞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首先,缩短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划定在2030―2035年之间,这一时间的确定,是大陆政治经济稳定时期,也是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的确定表明不再继续容忍“台独”势力玩阴谋,也表明在解决台湾问题中不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对台湾的一次讲话中,充分突出了时间概念,也在讲话中等同于设定了路线图――突破搁置争议、先经济后政治的思维模式,将解决台湾问题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

其次,充分考虑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曾经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上层的政治需求和利益往来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此次,将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作为关注点,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作为最终目的,充分扩大了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了民众支持。

最后,向台湾人民表达心声,切入民族情感,促进多交流,多来往。从民族情怀谈起,在理解台湾历史过程中发展两岸关系,增进台、中友好交流,将民族情感融入台湾历史之中,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将民族情感作为纽带化解台湾人民同大陆之间的矛盾,鼓励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使其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促进两岸互信,增强凝聚力。

四、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

过去的六十多年两岸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体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当前,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坚持“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持两岸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靠保证。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主要从民族情感、共同打击外部势力,以及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等措施来真诚交流,促进两岸交流互通更顺畅。

1.促进文化互通,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情感推力。

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从民众的情感归宿入手,只有台湾民众的认可,血脉贯通,祖国统一才有希望。增强民族的、和谐的、大众的情感纽带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途径。

2.共同打击外部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

打击外部势力的分裂活动,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不允许任何分裂、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危及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和关系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来干扰中国民族大业的发展,实现两岸人民的双赢。

3.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了解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

大陆对台的惠民政策,能够给两岸的发展增添动力,为两岸发展增温,继而争取台湾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为争取更多民意支持,祖国能够尽快统一,大陆和台湾签署了有关两岸经济、民生、社会等十二项协议,实现了两岸民生方面的直接对接,使两岸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五、结语。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的维系将会进入新的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其他领域,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大陆也应尽快完善时间表,落实现有工作,促进交流、沟通和政策的制定,将政策惠及民生等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黄丽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政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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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芳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演进的历史追述与启示[d].武汉:中共湖北省委党校,2013.

[5]薛立波.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新发展研究[d].长沙:湖南科技大学,2012.

[6]任惠兰.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演变[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

[7]王在希.论台湾问题与中华复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8]韩春霞.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3.

摘要: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应立足于内政性质,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指导之下,积极做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关键词:台湾问题;“一国两制”;对策。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台湾问题”的形成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但是,因为美国等国的反华政策,台湾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台湾问题将如何解决?今天我们就来作一个理论上的梳理和分析。

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推行的是“接触”加“抑制”政策。美国插手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说,绝不是为了台湾,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

政治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日益感到中国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其防范与遏制的重点目标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移到中国身上来,而台湾问题当然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王牌。美国力图通过加强与台湾关系,控制海峡两岸局势来阻挡中国的统一与强大,维持亚太地区目前的战略均势,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及其在这一地区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

军事上,台湾海峡是美国在亚洲安全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首先,台湾可以作为美军向波斯湾、印度洋部署力量时的补给、休整地。而如果中国统一,美国失去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对它的军事部署带来很大的困难。其次,台湾是中国直接面向太平洋的唯一岛屿,海峡两岸的分离有助于限制中国海权的发展。战时通过控制台湾海峡,可以切断中国与海南舰队的衔接。第三,中国东南地区是经济重镇,台湾距离中国东南地区很近,美国控制台湾,可以对东南沿海构成巨大威胁。

迄今为止,美国巧妙利用各方因素,设计了一套牵制和驾驭各方的台海战略。它从大陆和台湾同时获得巨大的利益:一方面,在外交场合它公开宣称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甚至和中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暗地里怂恿台独势力,从对台军售中获取巨额利润。美国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台湾的战略牵制作用,企图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

另外,同样处于美国保护伞下的日本也积极参与台湾问题。由于中日两国历史的宿怨和日本对中国统一台湾后将切断日本海上运输线的恐惧,日本必然积极参与台湾问题,它最希望中国天下大乱。日本因素使和平统一台湾更加复杂化和困难。

(二)台湾当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阻力。

台湾现在有完整的“国家”架构,它设有“总统”、“副总统”,其下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个院,这五个院之下又有许多部委;除立法院,还有国民代表大会;军队也是中央政府的建制,设有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联勤总司令;法院和监察院也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配套。完整的国家机器养活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希望失去现有的统治地位,从而失去权利和利益。因此,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他们都在想方设法抵制“一国两制”,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阻力。

由于台湾和大陆目前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大多数台湾同胞希望两岸暂时维持现状。笔者认为,除了因为两岸隔绝的时间太长,以及台湾当局长期对大陆刻意的歪曲宣传,使得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不深,心存疑虑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历史因素。

在历史上,台湾人民有过两次痛苦的殖民回忆。一次是甲午战败,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使他们受到50年殖民统治的屈辱。另一次是台湾光复后,台湾人民满怀希望和欣喜,但迎来的却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高压统治,令人大失所望。终于在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起义,最后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由于这种任人宰割的痛苦经历,台湾人民一直盼望当家作主。而现在台湾实行的“总统”直选满足了他们多年的愿望,所以大部分台湾民众不希望改变现状。

其次,现实原因。台湾的一些“台独分子”,在感觉到“政治台独”是死胡同后,就试图走“文化台独”这条路,采取以“台语”取代汉语,削减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等手段,影响岛内二、三代青年台胞,以割断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联系的纽带,进而削弱和淡化青年台胞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和历史认同。从大陆看,我们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之而来的一些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等所造成的一些台商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等问题,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使台胞对统一后的前景心存疑虑、持观望态度。

二、我们的对策。

台湾问题的性质是由法理“一个中国”与分裂的中国这个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因此台湾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今后,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祖国统一模式仍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在这一模式的指导之下,具体来说,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好准备:

(一)国际上,促使中美关系平稳发展,使台湾当局和日本失去靠山。

冷战结束以来,各国之间以增强科技和经济实力为标志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加剧。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美经济贸易持续发展已经逐渐成为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战略支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潜力十分巨大;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则把开拓中国市场看作是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目标。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作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并把抢先占有中国市场作为美国发展海外贸易的战略重点之一。可以说,只要中美关系正常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前景将不可估量。无论是美国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都决不会把自己拴在“台独”的战车上,为“台独”分子流血卖命,决不会为了“台独”而丢掉大陆市场。

(二)国内,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及民族凝聚力。

逆差。这说明我们在经济上,对台湾有能力大有作为。其次,军事上,大力加强军备建设。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台海地区达到与美日军事势力的平衡。目前如果单独和台湾比,大陆的军事实力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但关键在于我们要考虑美国和日本因素。如果把美日和台湾放在一起比较,中国大陆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劣势。因此要加大军备建设。

另外,要增强民族凝聚力。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台湾问题如何解决以及解决的好坏和人心向背有密切的关系!建国初期,我们能靠“小米加步枪”在朝鲜战场上和装备精良的美国达成平手。今天的中国人民如果不允许台湾独立,那台湾独立会比登天还难!

(三)做好对台工作。

一方面,解放思想,增强信心,积极主动地做好台湾同胞的工作。据统计,目前在大陆的台商及其家属、技术人员达40多万人,来大陆求学的台湾学生有3500多名,在大陆定居的台胞有3万多人。两岸日益密切的广泛交流为我们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台湾与大陆有着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两岸文化同根、同宗、同源、同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维系了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因此,我们要按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增强信心,继续做好台湾同胞的工作。不论什么阶层、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拥护祖国统一,我们都坚持同他们的联系,达到瓦解“台独”势力、争取“观望”民众、扩大“统一”力量,实现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

另一方面,坚决遏制台独。台独不等于台湾,台独分子不等于台湾人民。对台独势力决不能姑息容忍,要坚决打击和消灭。这方面我们国家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是非常好的举措,它从法律上规定了台独行为的违法性。真有台独分子敢踩红线,我们有法可依,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想这其实很简单:台独之日就是统一台湾之时!中国高层早就在几年前说过:奥运会对于中国就像“锦上添花”,锦都没有了,还要什么花啊?台独分子真要敢触犯底线,那我们武力统一就有理有据,任何外国的介入就是侵略中国。

三、结语。

台湾问题的解决,一定是中美日三国的博弈中中国胜利后的结果。只要我们有坚定的决心和意志,统一台湾的时间表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我们的军事实力上去了,我们就有能力控制台海局势;只要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了,我们就能处理好统一后的治理问题。

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两岸的分歧一定会越来越小,外部条件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和平统一,台独势力一定会越来越受到压制,两岸的和平统一也一定会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湾总览[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曾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先后占领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中国的版图。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的状态。50多年来,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岛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

一、一国两制”。

台湾问题伴随着中国历史而长生,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这段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已然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与中国国民党携手抗击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台湾回归中国,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势力从中国大陆全面溃退,退踞台湾岛,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已成为中国合法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从此,台湾陷入与中国大陆的分离状态之中,至今已有62年。另外,台湾问题的产生以及长期得不到解决,与一些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在其间插手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在1954年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置于美国的所谓"保护"之下,阻挠中国政府解决台湾的正义斗争。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仍然不断通过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性武器等做法,阻挠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

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而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限制交往、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的政策,又实际上为“台独”活动提供了条件。应当说,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极少数“台独”分子鼓吹“独立”,甚至投靠外国,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违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严重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理。

某些国际势力不希望中国统一,仍千方百计插手中国内政,支持台湾当局的“反共拒和”政策和岛内的分裂势力,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制造障碍,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国政府坚信,广大台湾同胞是要求国家统一的;台湾朝野政治力量的大多数也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在两岸人民共同努力下,上述障碍和阻力一定可以排除,两岸关系一定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台湾台湾岛地处交通要冲,既可作为遏制日本,控制南海诸岛,震慑东南亚的据点,又可作为进入太平洋,固守大陆的前沿阵地。如果将台湾收回,那么钓鱼岛问题将迎刃而解,美国设在关岛的所谓“遏制中国的前沿”也会失去作用。到那时,南海舰队的有效保障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抢占的南海诸岛也会送回。对日本而言,中国收回台湾岛就意味着日本以后无法再从西亚进口石油,而要依赖于俄罗斯,中国和俄罗斯就可以联起手来共同对付日本。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中国同各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随着中国政府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中国人民更是迫切地期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能允许台湾问题再无限期地拖下去了。我们坚信,在包括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九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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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十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广主要依赖于市场工具,各大金融机构和车场景的部门在指标和竞争的趋势下确实干劲十足,在短短7个月中完成etc安装覆盖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极大的效益,但是这种仅以“etc安装率”为绩效考核目标的体系低估了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真实实力,致使了扰民现象的发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较少。

与另两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较少,仅仅引导车场景使用etc,所针对的主体是那些主动到指定停车场的车主和新购置车辆的小部分群体,剩余未安装设备的大批存量车主们无对应引导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传导有限。

车主们大多只知道2020年启用新系统,但对新的收费方式一无所知,所以在新系统上线后跑过高速公路的车主们产生了大量质疑和投诉,而政府也是在产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回应,对消费金额和收费方式进行解释。且车主现在无法查询新系统中etc的消费明细,相关系统正在研究开发中,无法及时做到消费信息公开透明化。

(一)完善基础建设。

一条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广使用,每一项政策都应该能够对应牢靠的物理设施、稳定的操作系统和安全值得信赖的网络。在整个系统开发完成后先进行小范围内试点,待试点区域内有了积极正向的反向后即扩大范围正式推广使用,而非在短时间内各项机制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强行推广。

(二)引导市场机制。

市场中各经济主体出于指标、激励奖惩和价值夺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户资源的争抢上纷纷来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场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发挥其作用,就必须明确所有的经济主体在遵守一定规则的情况下,才能竞争资源获取利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宏观上引导方向指定该项规则。

创新etc的绩效考核,摒弃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考核,考核系统过程化,在考核系统中加入:营销结果、是否投诉、对产品的熟悉认知程度等等,实施更有力的奖惩措施,投诉率高的机构扣减效益,完成程度较好的机构追加奖励,不仅增强机构的责任感还能够调动各大机构的营销积极性。

(三)增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能够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社区中设立etc专项办公室,及时为居民们答疑解惑etc相关问题,相比营销机构,社区办公室更为专业中立,能及时准确处理问题。鼓励群众监督举报etc政策在执行中的不当行为,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个执行主体不遵守市场规则,协助政府治理,扫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碍,提高政府实施etc政策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曹宇.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读者权力保障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2019.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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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

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

关键词:人口;人口问题;持续发展。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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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焕庸.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3]陈兴中,苏明武.中国经济地理基础.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十一

摘要:台湾问题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台湾问题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从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并且意识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学生台湾问题。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回暖,然而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已经人为地分离了近60年,台独势力对大陆的丑化宣传,从文化上、传统上割断了两岸联系,加上1979年以前大陆对台宣传存在政策性偏差,这些都使得两岸同胞产生了心理隔阂,和平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历史教学要使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曲折性,使学生认清台独的本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自觉投身到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

台湾包括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即台、澎、金、马等,陆地面积359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多万。绝大部分台湾居民的祖先来自祖国大陆,文化传统与大陆同一源流。台湾在先秦被称为“岛夷、夷洲、蓬莱”等;三国时称“夷州”,公元230年孙权曾派人率兵到台湾;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元朝于1340年左右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明朝先将台湾称为小琉球,1620年后称为“台湾”,同样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在这前后,西方殖民者先后侵略台湾,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到了168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清朝设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并在台湾进行了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从此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即使在这50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巨头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在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把台湾交还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至此台湾在游离了50年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陷入了长期分离状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无可争议地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台独分子如何狡辩、破坏,台湾与大陆系出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所谓台独,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其本质是分裂祖国,谋求“台湾独立”。台独分子说1895年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中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是其起源,事实上当时台湾人民是在被晚清朝廷抛弃又不愿当亡国奴的情况下才自立为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依然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民主国”的国号为“永清”就是明证,这与后来的台独运动非但毫无瓜葛,而且本意完全相反。台独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少壮派分子与极少数卖国的台湾士绅相勾结,搞起了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一分裂活动很快被国民政府镇压。20世纪80年代,李登辉通过伪装赢得蒋经国的信任,在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得以继任。开始李登辉对外界还有所遮掩,但后来其台独倾向逐步显现,1999年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其本来面目。李登辉是台独的总后台,在他的纵容支持下,民进党由小到大,最后成为台湾的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尤其是2004年获得连任之后,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陈水扁先是承诺“四不一没有”,后来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有意的模糊,再到所谓渐进式台独,不断制造事端,疯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又鼓吹一国论、两国论,搞所谓的制宪公投、正名运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废统终统,企图强行挤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叫嚣出台台独时间表、建立台湾共和国等。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不能阻挡的。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到台湾同大陆隔离多年的历史,又要考虑到各方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既要考虑到祖国统一是大趋势,又要保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一国两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祖国统一看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分裂于祖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熏陶于相同的中华文明,因而海峡两岸人民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国两制”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维护稳定、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武力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分子和国际上妄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体现的典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要求,顺应了国际潮流,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认清台独的本质,还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随着现代电脑网络的普及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加强与台湾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两岸一家亲”的民族情感,为台湾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贡献力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强大的祖国必定也是一个统一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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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步步提高,于今年六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还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作为中美关系谈话中,台湾问题一直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从建国以来,台湾问题的起起伏伏不断影响着两国关系,本篇文章将以讲述这几次起伏的过程和分析这几次起伏的原因切入点分析新中国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美三次联合公报《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逃至台湾,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埋下伏笔。对于想要“重返亚洲”和迫切希望制约苏联的美国来说,台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当蒋介石败退,美国国务远东会议上得出中共的军队将攻占台湾的结论,使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发生的转变。在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声称“美国对台湾没有承当义务”、“美国不会卷入台湾[1]”,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声称:“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之心。”这表明了美国是“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亦无意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亦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2]台湾被美国列为了“不管区”。对于这此美国放弃台湾,有着诸多的原因:第一,代价的考虑,在蒋介石政府即将被打败时,美国其实主要面临就是出不出兵的问题。出兵,就免不了与中共的军队进行正面的冲突和对抗,且长期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而如果要保证胜利的概率,就要投入大量的军援并且要动用到美国的军队,而这样大量的投资是美国不愿意的,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会见军方代表时表示:“还没有人会认为台湾在战略上重要到如果一旦丧失,真的会打断美国队的防线。所以美国不值得为台湾这么高的代价。”[3]第二,配合新亚洲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争取与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特别是要加强日本和菲律宾为首的国家防务,用来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蔓延。美国为了保证想要局势,首先,就不能过多的染指台湾问题,这种行为会造成亚太地区小国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其次,在新中国成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被逐出大陆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大为下跌,如果这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话,于美国来说不利。第三,苏联问题,中苏交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对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有着重大的威胁。艾奇逊也提出国关于分离中苏的看法:“美国应该利用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因其的中国人民的“领土首付主义”情绪,在这种时候,美国最需要避免的是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从苏联引向美国,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一点高姿态。”这些都促使美国“弃台”。

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打破了美国幻想,加之台湾海峡的气候使中共军队不能及时的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随后“放蒋出笼”、《共同防御条约》,都显示美国对于台湾的重拾。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朝鲜战争爆发后,迫使了美国美国重新对远东战略进行考虑,加之社会主义“铁幕”的出现,促使美国制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全球战略。[4]第二点,“不沉的航空母舰”论指出:只要台湾落入中共之手,那么台湾一定会成为苏联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显然对美国极为不利。第三点,在朝鲜战争的拖延,使美国进退两难,这促使“放蒋出笼”政策的出台。但实际上这种“放蒋出笼”政策位的不是要蒋介石反攻,而是“以攻为守”,确保台湾。第四点,《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是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划对于苏联的牵制方式,美国希望台湾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一道,成为西太平洋上的防线,《共同防御条约》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中美破冰。破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两极格局的逐渐打破和多极格局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失败;中苏分裂;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美国经济的发展出现衰疲。这些都促使着美国不得不放弃之前的政策,于是就有了三个联合公报,分别是: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强调,只有一个中国,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要求美国撤走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在《中美建国公报》中,中方要求美国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美方则希望保持同台湾的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交往。而在《八一七公报》中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国”的问题,也就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问题进行相关规定。而在这一时期,台湾就被美国“冷落”了不少,“毁约”、“断交”、“撤军”、在联合国被驱逐。而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以台制中,以华制苏”[5]可以说这些公报,特别《八一七公报》就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三个月后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台湾再次被美国拾起,台湾问题逐渐尖锐,接下来的克林顿总统的对台调整政策、李登辉访美和布什总统的“中国威胁论”,美台的关系都一直加强。主要原因如下:一,全球化战略的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一方面美国当心中国会迅速的占据亚洲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则是霸权主义的施行者,而中国以反霸权主义为外交的政策;二,“安全因素”的考虑,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感到了恐慌,于是想利用台湾和中国周围对中国进行限制:用日本牵制中国,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用东盟牵制中国南海。三、美国长期的对台投资,使台湾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该体系中得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作为一个很好的市场和亚洲的立足点,使美国爱不释手。

如今的中美关系友好促进的双方的发展,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一支是所有中华民族的心头的一个坎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是在蒸蒸日上,而台湾问题也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步步的到解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始终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作为的“一中一台”不顺应历史潮流,定会被扼杀,统一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杨福昌,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中国青年出版社,74.

[2]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5.

[3]沈骏,主编.当代台湾[m].安徽人民出版社,48.

[5]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8.

[摘要]一个政治实体要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领域内有两种重要的理论:构成说和宣告说。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宣告说达到自己“独立”的目的。本文作者从两种理论的缺陷说起提出了“折中混合说”,提出只有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要素,从而驳斥了台独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台湾问题构成说宣告说国际法。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声言,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并非一个合法政府与一个叛乱团体的关系,或一个中央政府与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关系。到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承其衣钵,更放出“一边一国”的台独言论,两岸关系由此进入紧张状态。对此,我想就自己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对台湾问题进行试析。

台独分子在国际法上一直妄图为“台独”找到论据,为其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现在台独分子所持的所谓依据主要是1933年的《关于国家权力和义务的蒙得维的亚公约》简称《蒙得维的亚公约》及国际法上承认理论中的“宣告说”。

针对以上说法,我想首先应指明的是,在现代国际法上,从来都没有对国家做出过统一的概念规定。而《蒙得维的亚公约》在第一条中对国家构成要素的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即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也只是一种简要的列举,在形式上对国家的一个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只能成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国家构成要素的基础,而非标准。

在国际法学界,不论是印度国际法学家兴戈兰尼,我国的国际学家王铁崖先生,还是《奥本海国际法》都承认“当人民在他们自己的主权政府下定居在一块土地上时,一个正当意义的国家就存在了”。即: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甚至是根本属性。因为一个国际法上的国家,首先必须意味着独立,不依赖其他国家,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即使拥有了固定的人口,确定的土地和对外交往,一个傀儡政府始终都不会成为国际法上的一个国际主体。

如果一个政府或国家只有依靠外国的支持才能得以维系,那么,在他所控制的确定领土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主权的独立这作为其国家的根本属性。这一点,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早已得到了普遍认可,并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惯例。

就台湾而言,它拥有2200万的人口,其地区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台湾当局也已对台湾地区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也可以称得上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虽然现阶段民进党台湾当局在民众中声望大减,同样现在还有二十六个国家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并与之建交台湾民众为此每年要付出高昂的所谓的友善费。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并未在国际关系上增加一个新的国际成员,而是旧中国的延续,只是在阶级上,由一个新的阶级代替了另一个阶级。

差异,但是,同样的,台湾现存政府对台湾的实际控制,同样不能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主权是一个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虽然台湾拥有《蒙得维的亚公约》中规定的国家构成的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国家构成的形式要素,但没有主权的存在,正如一个失去灵魂的人不能成其为人一样,台湾同样不会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针对国际法上的“宣告说”,我想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宣告说”认为,新的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取决于其成为国家的事实,现存国家的承认仅具有宣告或确认的性质。“宣告说”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对承认的法律后果估计不足。

承认是使一个国家取得国际法主体,对外交往,成为一个独立、完全的国际法人格者必要前提。虽然在传统国际法上认为承认是一个国家单方的自主的行为,但在国际实践中只有得到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这个国家才能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活动。而承认的效果,在国际法上得到的一致是,承认国对被承认国的国内法律法令和司法裁决的效力及豁免权予以尊重。所以,依照“宣告说”,容易造成对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过早承认,给承认国在国际交往中带来不便和法律上或国际道义上的限制。

但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对于政府或国家承认这一问题,一直也都处于一种较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一种国际惯例。完全采取“宣告说”抑或是完全采取“构成说”的情况甚至都是不存在的。对于不同政治实体,不同时期,各国根据本国利益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在国际法实践中,各国更多采纳的应是一种“折衷混合说”自己命名,知道很不恰当,但还未想到更贴切的名称:即一个政治实体成为自然国家取决于其构成国家的事实,但其成为国际法主体及完整国际法人格者,需为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所承认。

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都不会只涉及到局部国家利益,更多的是全球利益,而对一个国家的承认,已不再是一个只涉及本国利益的单方行为,它必须考虑到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以,在一个新的国家出现后尚未得到承认前,他只是享有生存生活权,而不会享有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共同发展交流权及其平等交往权,即这个政治实体在国际法上限制性主体类比于国内法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对于后种权利,是一个主权国家才所能够享有的。

而针对台湾的现状,在国际社会中,绝大部分国家拒绝承认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虽然有二十六个国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官方的外交关系,但这些国家都缺乏国际影响力,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也不过是几千万,当然不能引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当然地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向。所以国际社会中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已明确地做出答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综合以上,通过对国际法上的国际承认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台湾某些分裂势力在国际法中为“台独”寻找依据的做法是枉费心机的!

参考文献:

[1]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商务印书馆.

[2]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3]陈体强.国际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

[4]肖佳灵.国际主权论.时事出版社.

[5]刘颖,吕国民.国际法资料选编.中信出版社.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十二

朝鲜问题堪称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复杂的热点问题之一,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迄今为止的十几年间,朝鲜问题波折迭起,危机不断,在经历了种种反复之后,东北亚的韩日中俄各国纷纷表明自己的台服和立场,病为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多层次的外交努力,时至今日朝鲜核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东北亚地区出现动荡乃至战争的危险还存在,解决朝鲜核问题需要耐心和智慧。

一、中国政府关于朝鲜核问题的立场及战略依据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认为,国家外交政策应当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也就是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中国政府对朝鲜核计划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

1、中国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2、中国不赞成朝鲜退出;

3、维护核不扩散体制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4、朝鲜发那个面的合理关切也应该得到解决;

5、我们希望各方保持冷静,避免采取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解决朝美双方的各自关切的问题,以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6、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朝鲜核问题早日解决。

简要地说,中国对朝鲜核问题的主张核心是两点:一是朝鲜半岛必须实现无核化。二是如何在实现或达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问题上,坚持和倡导对话和谈判时解决和问题最有效途径。反对使用武力和军事手段。

总之,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是充分考虑了朝鲜南北双方的根本利益,也包括中国自己在内的东北亚地及各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的根本利益。

中国和朝鲜有着传统的亲密的友谊关系,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此起彼伏的三次朝鲜核危机,危及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这是一种我们必须面对而且必须有所作为的挑战。从朝核危机出现以来,为了推动朝鲜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积极地展开了外交斡旋,中国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进行协调,沟通协商,敦促各方保持冷静,促成“三方会谈”、“四方会谈”“六方会议:,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避免事态的严重恶化,使朝核危机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受到各方以及世界的好评。

第一次核危机爆发以后,整个朝鲜半岛笼罩着紧张氛围,一些悲观论者甚至担心美朝必有一战,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就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促朝放弃诱发新一轮国际危机的核开发计划,同时也要求美日恢复与朝协商,以化解半岛紧张局势,在中俄朝的共同努力下,朝美双方举行了多轮艰苦谈判,最终于1949年10月在日内瓦达成了两国的核框架协议,即《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为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2002年开始的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以后,美国政府拒绝与朝的双边会谈,执意多边会谈。美、日、俄、韩等在内,也都不约而同地把化解危机的希望与责任寄之于中国。在中国的努力下2003年4月23日至25日,中美朝在北京举行三方会谈,6月18日朝鲜外务省正式宣布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且将加速发展进度,对此美国企图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和制裁朝鲜的决议,因为中俄两国的反对而落空。

7月24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声明,宣称朝鲜将把美国部署在韩国的任何高科技武器都看作是战术核武器,并给予打击,美国军方则透漏美国已在编制进攻朝鲜的计划,制定完成于同对伊拉克那样在战争开始时采取”斩首行动“的对朝打击计划,朝鲜半岛的核危机进一步升级,为了解决这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中国以及国际社会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举行了由中国、朝鲜、美国、韩国参加的“四方会谈”代替中美朝“三方会谈”。2003年8月27日—29日,由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日本参加的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中国在六方会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协调作用。

2006年10月9日,朝鲜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同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宣布其陈宫进行了地下核试验,中国、美国、韩国、朝鲜、日本、俄罗斯随后均证实探测到发生在朝鲜东北部的地震活动。朝鲜半岛第三次核危机爆发。在中国的多方沟通协调努力下,朝鲜于2008年6月提交本国核计划申报清单,美国随即启动将朝鲜从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出名和中指对朝鲜使用的《敌国贸易法》程序。2008年6月27日,在朝鲜核工业重点宁边,20多米高的核设施冷却塔在烟尘中倒塌。

但是美方并没有兑现承诺,美国一再宣称,在确定对朝鲜核计划实行严格审查之前,不会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出名,针对美国的行为,朝鲜8月26日宣布已经停止宁边的核设施去功能化作业。朝鲜外务省9月19日宣布,根据行动对行动的原则,朝鲜已着手恢复宁边的核设施,9月24日设立在朝鲜宁边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设施被拆除。此举标志朝鲜核设施将不再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不能接近宁边核设施。朝鲜方面当天表示,宁边的核设施的去功能作业已经停止,并将在一周内重新填装核材料,国际社会如何对饮当前的这次朝鲜核危机,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努力开拓政治解决的空间。积极支持一切有利于朝鲜半岛实现局势缓和的努力。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十三

摘要:金融形势指数作为一项综合性指标,可以使一个国家的金融状况松紧水平得到充分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中,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晴雨表,主要用于对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合理预测。在本次研究中,则整理了当前与此相关的研究文献。

关键词:金融形势指数;指标选择。

目前,大家在对金融形势指数进行构建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许多的指标,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包括以下几种,即货币供应量、利率以及汇率等。现阶段,许多学者开始采用贷款余额进行研究。本文则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金融形势指数的各项指标,具体如下所述。

一、货币因素。

針对货币因素而言,则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货款余额以及货币供应量,通过对货币政策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两项指标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不可缺少的中介目标。经研究后发现,在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基于此可以直接影响到通货膨胀。

首先,基于货币供应量考虑,很多人对此提出的观点为,该项指标与通货膨胀之间会存在相应的正相关性,若是提升这一指标,则会直接提高社会总需求,最后面临物价增长的问题。frideman(1970)经研究之后,所阐述的观点为,在实践操作中,不管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是什么,都属于货币问题,当货币供给逐渐增长之后,在这一背景条件的影响下,也会导致社会总需求也会呈现为增长的趋势,最后出现这种问题;george等(1995)在进行研究时,选择11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显示,围绕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层面进行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王少平(2004)在研究的过程中,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依托,对其采取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通过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我国货币发行过量,也就造成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刘金全等(2004)对此所阐述的观点为,两项指标之间存在相应的正相关性,而且也表现为长期协整关系。郭岩(2012)在进行研究时,采取了多种方法措施,对两项指标的相关性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与分析。刘鹏(2014)在进行研究时,则采用了误差修正模型的方式,重点探讨了各项指标的关系,他所提出的观点为,由于受到货币激活效应的影响,针对通货膨胀而言,将会直接受到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

其次,还有许多学者认为,贷款余额和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如果信贷增长太快,将会造成通胀的现象。schularick等(2009)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之后,深入探讨了信贷对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因素,他所提出的观点为,如果信贷增长太快,将会导致通胀问题出现,从而造成更多的风险因素。章晟等(2009)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选择应用var模型的方法,根据所得出的结论显示,对于通货膨胀来说,信贷对其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长期性。汪川等(2011)则提出,在信贷途径的作用下,货币政策将会对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甚至也会直接关系到本国的通胀率与价格情况。李连发等(2012)在进行研究时,以我国在1984年之后的季度数据作为调查目标,根据所得出的调查结果显示,通过采取信贷扩张的措施,产出缺口扩大,仅维持了4个季度左右的时间。李炳等(2015)在进行研究时,选择应用了机理变化型变结构协整模型作为切入点,归纳整理1996年1月至2013年5月这一期间的样本资料,在进行一系列的实证分析之后,深入探讨了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中,货币信贷结构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如果处于某一特定阶段,针对通胀率而言,将会受到货币信贷结构所带来的机理性作用。丁华等(2018)在进行研究时,则建立了三个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所产生的时变效应。结果表明:反映信贷渠道的三个指标中,基于信贷规模考虑,会对物价水平具有正向作用;基于信贷期限结构与信贷效率考虑,将会对物价水平产生抑制作用。

二、利率。

影响通胀率的途径比较多,基本上可以表现为:第一个是需求面集约边际、第二个则是供给面集约边际、第三个即为广义边际。

许多学者提出的观点为,利率和通胀之间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还会有研究表示二者之间呈现为正相关性。二者的负相关性则体现在,利率对于储蓄与投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对通胀造成影响,例如利率增长,也会导致投资成本上升,这时将会降低投资需求,而通胀率也会随之下降;与此同时,则会增长储蓄,降低消费支出,也就降低了通胀率。taylor(1993)对此所提出的观点为,如果通胀率比较高,亦或者是实际gdp显著更高,政府则需要对名义利率进行上调;反之,则需要对其进行下调。刁节文等(2011)则采用了var模型的方式,建立金融形势指数fci,经研究后发现,对于金融形势与利率政策来说,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将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实际利率和通胀率之间也呈现为负相关的关系。

许多研究均表示,汇率和通胀之间具有一定的负相关,还有人认为,二者之间是具有正相关性的。在前者中,汇率对通胀水平产生影响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直接渠道、间接渠道以及货币渠道。在实践操作中,若是出现了本币升值的情况,这个时候,将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开始下降,而本国的物价水平也会呈现为下降的趋势。针对国内商品价格而言,相比于国外同类商品价格显著更高的情况下,则会导致出口减少,严重降低总需求量,本国的物价水平也会有所降低;国外受到汇率升值的影响,导致国内开始流入大量的资本,极大程度地扩大了资本项目顺差,因此也增加了外汇占款,基础货币以及货币供应量也需要不断增长,这样一来,也导致本国物价水平有所增加。如kim(1998)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errorcorrectionmodel,vecm)的研究表明,從长期方面来看,无论是美元汇率,亦或者是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这两项指标均具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性。akinbobola(2012)在进行研究时,则采用了定量方法,对各项指标展开了一系列的分析,根据所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围绕长期层面进行分析,货币供应与汇率将会反向影响到通胀压力来说。陈浪南等(2014)对此所阐述的观点为,若是名义有效汇率出现了升值的情况,则会降低所面临的通胀风险。贾凯威(2015)选择应用几何加权平均法进行研究,主要测度了省际区域所具有的实际有效汇率,根据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对于区域通胀也会产生抑制作用,甚至也会具有截面异质性的效果。纪敏等(2008)认为,本国的通胀水平如何,将会受到该项指标间接渠道的直接影响。

很多人认为,该项指标与通胀之间呈现为一定的正相关性,项后军等(2011)对此所阐述的观点为,综合国内汇率传递效率的发展现状来看,本土特征十分明显,如果在高通胀的状态下,传递系数则是正数,也就是说,当汇率发生正向变化,将会对物价产生正向传导的影响;如果是在低通胀的状态下,传递系数即为负数。如果该项指标出现了正向变化,则会对物价造成一定的反向传导作用。赵彦志(2011)在对境内热钱进行精准测度之后,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对热钱、汇率以及价格水平等各项指标的关系进行分析,经研究后发现,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有两个,即:人民币升值与热钱流入。学者朱建平等(2012)通过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当人民币升值之后,并没有抑制到通胀水平,然而,却提高了国内的价格水平。李玲等(2012)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的方式,在2005年之后,随着汇率改革的持续推进,通胀现象也随之增加,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也容易出现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问题。林博(2015)经研究后发现,在货币供应与汇率波动这两项指标之间,则与国内通胀具有一定的长期协整关系。

四、资产价格。

许多专家学者表示,在该项指标的作用下,将会直接影响到通胀水平,并且具有正向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也会产生一定的负向作用。随着资产价格的增长,将会导致通胀的现象出现,其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财富效应,其次则是资产负债表效应。郭田勇(2006)认为,在资产价格这项指标的作用下,导致高通胀风险出现的渠道主要由以下几种,即:财富效应、预期效应、托宾q值效应以及信用通道,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在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发展中,资产价格所产生的影响。李强(2008)在进行研究后发现,通过探讨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货币激活论”,即资产价格的上升,会降低居民的储蓄意愿,货币会流向资产交易市场,从而引发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纪敏等(2012)则采用状态空间模型的方式,重点探讨了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所存在的相关性,根据所得出的结果表明,由于房价市场的波动十分明显,针对通胀而言,也对其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股价却很少会对其产生影响。齐红倩等(2016)通过进行研究后发现,无论是房地产,亦或者是股票价格,对于通胀的同向影响都是十分显著的。刘金全等(2017)则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ms-var模型,深入探讨了国内资产价格对于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影响,在长时间的条件下,房价也会对该项指标产生正向作用,其变动要先行于通货膨胀1年半-2年半的时间,但是股价却很少对其产生影响。

很多人在进行研究时,也重点探讨了二者的负相关性。fama(1981)在进行研究时,以货币数量论与货币需求理论作为切入点,所得出的结论为股票收益率与物价水平之间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经朝明等(2006)在进行研究时,选择国内1985年-2005年这段时间内的样本资料,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根据所得出的结果表明,在房价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两项指标之后,长短期的均衡关系十分显著,但却呈现为反向的状态,如果房价上涨,则会导致物价水平有所下降。韩学红等(2008)对此所阐述的观点为,若是通胀率有所上升,那么供给冲击将会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也会与股票收益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若是需求冲击带来的则是正相关。于扬(2015)阐述了股票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的负向影响,并计算出在冲击发生的第2期其影响达到最大。

五、结论。

目前学者大多数只选择了5个基础金融市场的金融变量来构建金融形势指数,当前,随着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很多金融衍生产品纷纷问世,在此期间,应充分考虑可以体现出国内金融现状的变量,从而为各项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指导依据。

参考文献:

[1]陈晓燕,江可申,钟大成.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汇率和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视角[j].技术经济,2015,34(04):95-100.

[4]向丽锦,肖祖沔.低利率一定会推升通货膨胀吗——基于时间频率双尺度下连续小波变换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8,33(02):14-24.

[11]于扬.中国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效应分析[j].经济论坛,2015(10):4-6.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十四

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基础建设也随之发展起来。路桥工程作为基础建设之一,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有诸多便利,但因其具有涉及面广、施工条件复杂、工序繁琐、劳动强度大等特点,给路桥工程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对路桥工程管理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提出提升路桥工程管理水平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十五

摘要:近几年来,朝鲜核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同时它也成为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热点与难点问题。朝鲜核问题能否较好解决直接关系到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局势,也关系到全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各国外交部现已在探讨寻求各种途径、方式,和平有效解决朝鲜核问题。中国与朝鲜为邻国,且在历史上有过合作,同时中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故中国应该坚持本国外交政策,有坚定且正确的立场,对此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美国根据卫星资料怀疑朝鲜开发核武器,扬言要对朝鲜的核设施实行检查。朝鲜则宣布无意也无力开发核武器,同时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它的安全。

朝鲜半岛自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存在着军事对峙,朝核问题实际上是冷战对抗的延续。朝鲜指控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美国则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认为,朝鲜核问题是由美国敌视朝鲜政策造成的,要解决核问题首先需美国转变对朝政策。朝鲜重申,只要美国不放弃敌视朝鲜政策,朝鲜也就不能放弃核遏制力。为解决问题,朝鲜一直要求与美国进行直接对话,并多次提议与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美国则要求朝鲜先行放弃核计划,并坚持认为处理朝核问题的恰当方式是通过多边对话。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由此爆发。

中国与朝鲜山水相邻。历史上历史上唐、明、清等朝多次出兵抗倭援朝,以及1950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一千年以来朝鲜半岛的安全一直与中国密切相关。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建设环境,目标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所以中国希望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

(一)、国家安全战略利益考虑。

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地位十分重要,要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就必须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一旦该地区发生战争,周边国家将会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卷入战争中,造成该地区混乱局面。而朝鲜若坚持使用核武器,将会产生核污染,甚至更加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如果不限制核武器,韩国、日本等国家可能为了本国利益也研发核武器,从而掀起一场核武器开发的国际竞赛。,从根本上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二)、经济利益考虑。

战争必然影响经济、中国同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有着公共的经济利益。一旦战争爆发会破坏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

(三)、边缘政治利益考虑。

朝鲜半岛是中国制衡美国的战略缓冲地带,是制衡美国抑制围堵中国战略的筹码。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反对美国通过战争,军事手段,经济手段制裁朝鲜的计划,从而确保朝鲜半岛继续保持制衡美国,这符合中国边缘政治利益。

综上所述,中国必须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和稳定。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着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或决战防御。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获得了50年的和平。在处理朝鲜问题时,我们同样应采取一贯的积极防御战略。

我国一向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场;维护我国的独立与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

中国积极参与对朝鲜核问题进行的系列国际管理,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朝鲜半岛局势和平稳定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坚持和平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调和朝鲜核问题争端。中国政府对朝鲜核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

(一)、中国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朝鲜半岛局势变化直接威胁着中国国土安全,同时她也关系着全球地区的安全问题。中国坚持主张“无核化”不仅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世界和平局势着想。

(二)、中国不赞成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002年12月,美国以朝鲜违反核框架协议为由停止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朝鲜则宣布解除核冻结,重新启动电力生产所需的核设施。2003年1月,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退出该条约不利于国际对于核问题的解决。

(三)、维护核不扩散体制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核的使用至今仍受到争议,其不稳定性威胁着世界安全。目前应该采用限制核武器方式维护社会共同利益。

(四)、各方保持冷静,避免采用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

反对释使用武力,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朝鲜核危机、对话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途径。通过对话解决朝美双方各自关切问题,以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朝鲜核问题早日解决。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且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积极推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

总之,中国在朝鲜核问题的立场充分考虑多方关系。中国对朝鲜危机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人云亦云,否则只能一再陷入被动,使中国利益受到损害。

参考文献:

【1】何静文,沈艳杰.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中的立场和政策选择【j】学报,2010,(5)【2】敖广.中国对朝鲜核问题影响【j】舰船知识2003(9)。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十六

xxx县与好孩子集团,自去年4月29日在上海国际自行车展初次对接,到今年3月29日刘市长亲自带队前往上海促成该项目成功签约,仅用了11个月的时间。

期间xxx县主要领导先后5次前往好孩子集团进行对接洽谈,并通过电话、邮件、信函等方式联系沟通不下200余次。

(一)营造氛围,实施责任招商。

对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层层分解,明确责任,各单位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实行一月一通报、一季度一排队,年底严格兑现奖惩。

切实把招商引资工作压力传递下去,充分调动了全县上下抓项目、抓招商、抓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人人关心招商,个个热心招商”的浓厚氛围,进而使服务招商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

县财政把300万元招商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切实为招商工作提\\供保障。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进行宣传,扩大了我县对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二)瞄准重点,实施敲门招商。

一是面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京津、上海、长三角、珠三角为重点,集中精力,全力突破,有针对性、目的性的开展小团组式敲门招商,主动出击,走出去宣传xxx、推介xxx,邀请客商进来考察。

二是在每次敲门招商活动中定时间、定项目、定企业、定责任单位、定人员、定洽谈对象,细化分工,明确责任,做到月月有招商活动,每个单位有招商任务,推介招商项目,寻找合作商机。

今年以来,全县外出敲门招商180余次,县领导带队先后赴台湾、江苏、北京、上海、天津、安徽、广东等地进行敲门招商30余次,效果明显。

成功促使江苏好孩子集团、xxx大尔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八五零电子有限公司、江苏安腾集团、天津玉泉工贸有限公司、武汉凯迪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落户,上海凤凰集团、江苏ab集团、霸州贝司克斯乐器有限公司、xxx中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一批战略投资者的合作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洽谈之中。

(三)发挥优势、实施产业招商。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xxx县工业园区已初具规模,投资、发展环境明显提升,同时自行车主导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水平,产业配套环境和产业集群效应日益明显。

为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实现资源有效对接,我们以自行车产业、机械制造、城镇建设、农业产业化等为重点,瞄准上下游配套产业链条、瞄准世界500强、瞄准行业龙头企业,高起点、高标准的开展“产业招商”。

(四)借助平台、实施展会招商。

精心组织企业参加各种展览会,充分利用知名大型企业、商会、协会云集的大好时机,加强与各类商会、协会的联络,争取他们的大力支持,利用商会、协会人熟面广的优势开展各类活动,推介宣传xxx,扩大影响力、提升知名度。

(五)突出载体、实施以商招商。

一是充分发挥企业招商载体作用,利用各种方式,调动企业的招商积极性,并帮助督促他们进行项目包装、外出寻求合资合作伙伴,或拉长产业链条,扩大规模,促其产品上档次、上规模、上水平。

并利用他们信息灵、渠道多的优势,鼓励、引导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捕捉关联企业的投资信息,引进资金和项目。

二是通过认真做好已引进客商的工作,将其作为xxx的名片和最好的广告,充分挖掘他们的人脉资源和信息资源,让他们现身说法、推介xxx,介绍客商入驻。

三是为调动企业参与招商工作的积极性,选拔了6名对在支持全县招商引资工作突出、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负责人担任招商局名誉副局长。

(六)优化环境、实施服务招商。

一是在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基础上,加大了对工业园区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交通、电力、供水、绿化等配套设施,合理划分园区产业功能,努力为外商打造优质的投资硬环境。

二是积极主动服务,对重大招商项目提供全程“保姆式”跟踪服务,实行县领导分包责任制,严格落实已制定实施的投资优惠政策,加强跟踪管理服务,努力为投资者创造优良的政策环境。

三是建立健全了政府联系企业制度,定期走访沟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促进盈利,进而通过企业扩大宣传xxx的投资环境、政策。

最新南海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模板17篇)篇十七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国70%的粮食来自灌溉农业,增加可灌溉耕地面积,提高灌溉耕地的土地生产率,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和乡村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自农村改革以来,农田水利领域的改革亦突飞猛进。然而,从近年我国种植农业频遭旱灾这一结果来看,已有的农田水利制度改革在许多方面并不成功。基于此,对当前农田水利的若干政策进行总结与反思,对于完善农田水利政策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田水利的市场化改革。

1、农田水利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自1980年代初以来,农田水利改革的总体趋势是推进市场化,不断提高农业用水的市场化程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对水利工程单位进行企业化改制,与隶属的事业单位脱钩,这方面的改革起始于1980年代初,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启动的。1981年国家农委批转水利部《关于在全国加强农田水利工作责任制的报告》,要求对各类水利工程实行承包责任制。1985年5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电力部《关于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开展综合经营问题的报告》指出:“全国大、中、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都要实行经费包干和经营承包责任制。由主管部门商情财政部门对水利管理单位实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约留用的办法。各级主管部门对所属水利工程单位逐个落实工程安全,调度运用,综合经营等方面的经济技术考核指标和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并与之签订经费包干、经营承包合同。增收节支获得的效益,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利益挂钩,使其有责、有权、有利”,到1990年代初,水利工程单位与隶属的事业单位脱钩改革全部完成,水利工程单位转制为企业化经营。(徐小青,)第二、推动农田水利收费制度改革。经过企业化改制的水管单位,为了维持自身生存,不得不将原先主要是公益性的服务转变为成本核算基础上的经营性收费。为此,1985年国务院发布《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明确水费是水利工程单位的主要收入。1990年,水利部、国家物价局、财政部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执行《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通知精神发布的相关文件,进一步提高了水费标准。水费制度改革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水价不断攀升,二是农业水费转为经营性收费项目。前者意味着国家将水利工程的管理成本转嫁到农民,后者意味着水利工程单位进一步与政府脱钩,转变为市场经济主体。第三、通过租赁、承包、拍卖等方式变更水利设施的产权或使用权,以此来盘活水利资产,缓和水利经费的紧张局面。据统计,截止底,在全国现有的1600万处小型水利工程中,已有264万处进行了产权制度变革,其中实行股份合作制的39万处,进行拍卖的37万处,租赁的19万处,承包出去的169万处。(林万龙,)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把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三类,划定了不同类型水管单位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农田水利的市场化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

2、市场化改革的局限。

市场化取向的农田水利改革,其着眼点在水利工程本身的经营机制上,忽视了这一机制得以运行的其他相关条件,从而使这种单兵突进式的改革遭遇到难以避免的尴尬。因为农业用水市场的建立除了水利工程单位要转变经营机制外,它还需要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具有稳定的合作关系,而目前,至少就买方来说尚不能算是合格的一极。卖方若想通过市场经营来维持自身生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水能卖出去,二是卖水的钱能及时收上来。就前者,不仅受自然因素影响极大,而且农户还有许多替代性选择,经营者完全无法预测;就后者,水利工程单位面对的是分散的农户,不要说农户是否合作放水本身就是个大问题,即使放水,收费成本也会高得让水利工程单位难以忍受。据笔者调查,许多水利工程经过市场化改制后,由于乡村组织的退出和农民合作灌溉的瓦解,其有效灌溉面积正在不断萎缩,甚至在干旱时亦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罗兴佐,;罗兴佐,;罗兴佐,)。

二、农田水利建设筹资筹劳的“一事一议”制度。

1、“一事一议”制度。

“一事一议”就是农民以村为单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与村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品供给,由村民决定是否修建某个公共工程,修建在何处,如何修建,并由村民民主管理由“一事一议”筹借的资金。

办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条例》,并于1月1日起开始施行。《条例》确定了筹资筹劳必须遵循“村民自愿、村民受益、量力而行、上限控制、民主决定、程序规范、使用公开”的原则,所筹资金和劳务必须“用于本村范围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和维护村级道路等集体公益事业,并符合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使用事项”。《条例》还同时规定了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一事一议”的程序、所筹资金的管理、使用以及有关部门、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村民委员会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应承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安徽省“一事一议”制度的创新与实践为其他省制定相关制度提供了参考。如湖北省制定的《湖北省村级范围内筹资筹劳管理办法(暂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收费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规范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大量借鉴了安徽省的规定和做法。因此,可以认为,作为税费改革的―项重要配套措施,“一事一议”在全国各地具有相同的政策意蕴,即希望通过村级民主方式解决诸如农田水利等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2、“一事一议”制度的现实困境。

自20安徽在全省实施“一事一议”,至目前“一事一议”作为全国农村公共品筹资的基本制度被推行,“一事一议”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事一议”筹资费人均仅1.6元,按人均筹资15元的上限和议办一事匡算,真正开展了“一事一议”的行政村的比例,只有10%多一点。调查同时显示,筹资并没有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和“一事一议”的广泛推行而增加,与2003年的1.8元相比,20人均筹资反而下降了12.9%。即使是试点省的安徽,村级公益事业的兴办状况也不尽人意,实事求是地说,大多数地方根本就没有真正开展“一事一议”。可见,“一事一议”试图通过村级民主的方式来达到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致使许多本应开展的村内生产公益事业出现了停滞局面,路破、桥断、树倒、渠塌,在当前的'农村已不是个别现象。(黄坚,2006)。

之所以以“一事一议”来替代以前由乡村组织统筹共同生产费和农民“两工”(义务工、积累工)制度,是为了控制乡村组织借统筹共同生产费和农民“两工”而搭车收费,从而加重农民负担。“一事一议”的好处是因为目标(“一事”)明确,而使乡村组织不能挪用经费,但“一事一议”最大的难题是:如果有村民不同意大多数村民“一议”的决策,或者虽然赞同“一议”的决策,却不愿意出钱,乡村组织是否可以强制向不缴费的农民收钱,及是否有强制的手段。

简单地说,因为农田水利供给的社区内筹资,需克服社区成员的搭便车行为,就需要社区范围的“一事一议”具有强制力。而恰恰取消农业税后的“一事一议”制度,事实上并没有赋予多数人决定的法律和行政强制力,从而无法解决少数人拒绝缴费的难题。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流动频繁,村庄共同体正在快速解体,村庄舆论力量越来越不足以克服村庄水利供给中少数人搭便车的难题。因此,离开了带有公权力性质的法律或行政强制力,农田水利及其他公共品供给中的“一事一议”制度,很难真正有效地实施下去。

三、农业灌溉组织的农民用水协会。

1、“农户用水协会”制度设计。

“农户用水协会”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在乡村组织以外建立的非行政性农田水利的组织制度。

早在20国办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以各种形式农村用水合作组织为主的管理体制”,中央一号文件又指出“加快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资产归合作组织所有”。20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的意见》再次指出“鼓励和扶持农民用水协会等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工程建设、使用维修、水费计收等方面的作用”。2005年,水利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加强用水户协会建设的重要性、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将组织农户用水协会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原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司长冯广志认为,小型农村水利改革“要以组建用水合作组织,明晰工程所有权为核心”。按照“谁受益,谁负担,谁投资,谁所有”原则,组建用水合作组织,明晰所有权,是小型农村水利体制改革的核心。(冯广志,)。

之所以国家希望通过农户用水协会这类社会性而非行政性的组织,来解决农田水利供给中的搭便车难题,是因为之前正是因为乡村组织的行政性,使乡村组织借农田水利供给,而搭车收取了很多不该收的税费,做了很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正如冯广志所担心:首先,乡政府不行,因为它是政权组织。政府包办农村水利,容易使农民或者产生依赖心理,或者产生对立情绪。其次,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小组或村委会,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代行“集体”职责,村内工程按“一事一议”原则协商办理,但它毕竟不是管水组织。(冯广志,2001)行政性背后有公权力的基础,公权力使乡村组织收费具有强制力。乡村组织的行政性及强制力,是农村税费改革前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乡村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容易出现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税费改革的制度安排要求,乡村组织退出农村共同生产环节的事务。

但是,农村水利与乡村组织的地域性有关系,它是建筑在土地上的公共设施,具有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从而使私人供给不可行。在缺少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建设这类公共设施,需要由社区来组织其供给。这正是为什么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制度设计中,要强调建设社区组织的原因。

非行政性社区性组织的好处是,因其非行政性,其权力是私权力,这种社区合作组织就不能强迫社区成员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这样的以自愿为基础的合作,就可以达成最好的公共品供给均衡状态。但也正是因为非行政性社区组织私权力的性质,社区组织不能强制社区内成员的行为,从而使“少数”不去服从“多数”时,虽然是民主的水利供给决策,也没有办法实施。最终,在缺少公共财政基础上的水利供给时,农村社区也无力供给水利,从而使农村水利供给水平远远低于理想状态,并因此极大地损失了农民潜在的公共性收益。

2、“农户用水协会”制度的局限。

农村水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务,仅就农田灌溉来说,就可以作以下一些划分,这些划分出来的不同类型的水利,具有相当不同的性质。从水利设施的受益范围来讲,有大中型水利设施、小型水利设施和微型水利设施。从水利设施本身的特征来讲,有排涝设施和抗旱设施之分。排涝设施往往因为外部性极强,而具有较抗旱设施更多的公共品特征。不能排涝,往往是所有农田受淹,而不能抗旱时,则可能只是水源条件更差的农田先被旱死。从水利设施使用的精细程度来讲,有漫灌、渠灌、管道灌溉,有过水灌溉、非过水灌溉。从农作物本身的特性讲,有需水量相对较少的旱作物灌溉,和需水量较大的水稻作物灌溉。从不同水利设施的关系来讲,有大中型水利设施之间的相互补充关系,或相关抵消关系的差异。

不同性质的农村水利,可以对应有不同的解决农田灌溉的办法。对于北方旱作物基础上的农田灌溉,因为缺少地表水,农作物灌溉依赖于深井,且旱作物需水量较水稻作物少,就使得北方旱作区可以通过打深井来解决农田灌溉的问题。这样,对于北方旱作区来讲,解决农田灌溉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筹措到足够的用于打机井的钱及如何解决机井的维护和使用问题。机井灌溉因为可以通过管道或较好的毛渠,将不交费的农户排除在灌溉受益的范围之外,而可以防止搭便车,并因此克服了农村水利中普遍存在的作为公共品的难题。

正是因为旱作物需水量较少,深井灌溉可以排除搭便车行为,而使北方旱作区的农田灌溉具有了效用的可分性和消费的排他性,从而使北方旱作区的水利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改革,解决农田灌溉的困境。也使农户可能基于利益,而组织起来建立用水合作组织。事实上,水利部门所列举的成功的农户用水合作组织,大多是北方旱作区的例子。

而在南方水稻灌区,因为水稻用水量大,一般的水利设施无法解决灌溉中的搭便车行为,即在农田灌溉中,一些农户的灌溉无法阻止另一些不交费农户的受益,例如,从大中型水利设施放水灌溉,一些农户的农田在水渠边上,即使这些农户不缴费,他们的农田也可以得到灌溉(水渠渗漏或漫溢),这样,就总会出现不缴费的农户。一户不缴费,就会带动10户乃至更多户不缴费,最终,农户不再能够从大中型水利设施中得到灌溉。因为大中型设施灌溉所具有的“效用不可分性”和“消费非排他性”,而致完全依赖自愿的灌溉解体。

农户用水协会在解决一些可以克服搭便车行为的农田灌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即对于那些可以排他、共同享用的收费物品,可以通过市场化和农户用水协会来解决。但市场化及农户用水协会,只能解决那些可以排他、共同享用的收费物品供给的难题,却并不能解决所有水利供给的困境。

四、结语。

以上对当前若干农田水利政策的反思基于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归纳起来看,当前的农田水利政策之所以在实践中没有发挥出好的效益,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制度缺乏相应的实施基础,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农田水利制度必须从当下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忌用想象代替现实。笔者以为,当前农田水利制度改革的深化,既要跳出单一的或国家、或市场、或村庄的简单化设想,又要避免抽象地将国家、市场、村庄三者笼统地合在一起,而应从农田水利的特性、乡村社会的性质、国家的稳定以及市场经济这些基本前提出发,在国家、市场、村庄三者中寻找最佳的结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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