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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一
;摘 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有历史维度上对“中国道路”历史渊源的追溯，又有理论维度上对“中国道路”理论根基的阐释，同时亦有对“中国道路”价值诉求上的人民主体性及社会实践上之坚实基础的清晰揭示。习近平深刻阐明，“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来源于真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中国道路问题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从合规律性的维度清晰阐明了“中国道路”深厚的历史渊源，又从合价值性的维度准确界定了“中国道路”价值诉求的人民主体性，还深刻阐释了这条道路科学的理论根基与坚实的实践基础;从而，也就在历史渊源、理论基础、价值诉求、现实依据等多重维度上，为坚定“中国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究其根本，“中国道路”是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客观历史规律使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使然，是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及最终实现“中国梦”理想的价值诉求使然，亦为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证实和昭示。简言之，习近平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有机统一的四重根基：历史、真理、人民与实践。
一、 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
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p.26）。这一论断，从历史渊源的维度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生成的历史规律性与内在必然性。
从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进程及世界历史发展整体进程的客观逻辑看，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历经多次选择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因为中国自身历史变迁的特殊逻辑使然，亦是因为世界历史变迁的普遍逻辑使然;是因为中国历史变迁与世界历史变迁双重逻辑的深层互动，共同规定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生成。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sup[2]/sup。中国五千年连续性的历史发展与积淀，生成了一个极具独特性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发展水平最高、发育最成熟、结构最稳定的前现代农业文明①，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及以之为中心在东亚世界所形成的国际格局都远较前现代的欧洲更为复杂、更为独特。这种前现代的社会历史存在，作为历史的“前理解”已经先在地规定了西方现代化经验之于中国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也预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会比西方的现代化更复杂、更多维、更迥异。例如，经验事实已经表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结构的转型、农村社会的变迁、农民角色的转换、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现代变迁中的城市化进程等，就与西方截然而异。其他方面，如中国现代化中权力的集散，中国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以至于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国现代化变迁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现代化对中国历史发展之外源性冲断的意义，只有在中国前现代社会内部要素演进之趋向与西方示范效应的互动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范式，也不能简单有效地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经过对西方现代化示范效应的消化、吸收、转化生成，并经过对自己文明内部要素的扬弃、重估与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国独特内涵的现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现代化道路！毕竟，中国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中国的文化、历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现代社会变迁的世界历史逻辑看，以科学革命、工业文明、理性主义、民主主义、世界市场等为核心动力的现代文明，不可逆转地极速推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人类历史进程。这一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这一历史进程同时亦伴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战争等血腥与罪恶，其本身即具有鲜明的“善”“恶”二重性。这种二重性的历史事实表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扬弃、超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的现代文明，同样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具有价值的正当性，这已为既有的世界历史及其经验所证实。例如，世界历史进程中针砭、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伟大思想与社会运动——始于托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经温斯坦莱、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生科学社会主义，直至当今世界的连绵不断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并与民族主义甚至文化复古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现代化思潮”，绵延于20世纪直到当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反省现代性的各种思潮，乃至晚近大兴的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等质疑、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与运动等——其生成的深层根源不能不说即在于此。
在上述双重历史逻辑的共同规定下，近代历史开始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下，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叠加并发，还叠加进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于中国而言外植性的现代性危机。在多重危机叠加并发的历史处境中，在双重历史逻辑的内在规定下，近现代中国始终面临着“双重”超越性的历史任务：一方面，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达到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直面西方现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负面的现实，寻求超越其现代发展的既有水平，以达到其将要达到的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因此，近现代中国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之时，既必须直面自身历史、文明的独特性问题，又必须直面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中国发展道路必须集中国品格和世界历史性品格于一体而具“中国特色”。
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九十多年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都贯穿性规定于这种“双重”的历史逻辑与历史任务下sup[4]/sup。各历史阶段虽有不同的历史实践表征，但其深层的或本能或自觉的历史实践取向，却不能不说是连续递进的。这实质上反映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觉悟程度、认知水平及理论建构、实践战略所达到的高度。正是在各历史阶段的承继与超越中，中国最终走向了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可见，“中国特色”的历史之根，在中国文明独特性所规定的“中国国情”、“中国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之源，在“世界历史”，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规定下现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现代文明的价值正当性。
二、 中国道路来源于真理
社会发展的实践形态既取决于客观历史逻辑的内在必然性与规律性，亦源于科学的理论建构。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道路的历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的有机互动，亦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p.26）
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脱离封建王朝更替的旧有轨迹，被动地走向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发展取向的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变迁进程，其直接的动因无疑是在外而不在内，在世界历史的节律而不在中国历史的节律。中国是被裹进世界历史的大潮流中的。这是一个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中国近代历史开端。
正由于这样的一个近代历史开端，使近代中国历史处境截然不同于古代历史上曾经面对的任何一次变局。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如何有效应对现代西方的强势冲击，如何科学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大势，进而科学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也就成了无法回避的极重大的课题。
为此，近代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进行了艰难的持续探索与尝试。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器物修补，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学”维度上“全盘西化”，他们走的不可不谓勇敢、决然，也不可不谓悲怆可泣！但中国落后、衰败、屈辱的境地依然如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依然如旧。原因何在？一方面，这根源于历史实践的成熟程度。毕竟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深入互动对近代中国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维性的充分暴露总要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实践发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约着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受历史的局限，当时的仁人志士还未能完全科学辩证地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还不能在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规定下科学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
艰难踯躅中，中国历史走进了20世纪初。辛亥革命胜利与夭折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多维性;“一战”及其惨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现代性鲜明的“善”“恶”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苏俄道路，呈现给世界一种别样的现代性理想。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践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动，中国现代社会变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多维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实践凸显。实践的成熟水平推进了理论选择与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因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强势传播开来，它呈现给中国一个崭新的理论图景和实践前途。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理论，它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发展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解剖，对世界现代变迁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鲜明的辩证统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进步性，又无情地批判了其罪恶性和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又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它亦建构了指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现代无产阶级。
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现代化中矛盾二重性问题的解决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观、最具建构性的。其一，它明确批判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这使其根本区别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其二，它对西方现代化中罪恶性、负面性的批判、针砭，又是最坚决、最革命、最彻底的。这使其根本区别于各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强调要解决世界现代化的负面性问题，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证否定的扬弃基础上。既不能简单地拒斥现代社会发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顾，情绪化地炸毁现代性简单了事;也不能忽视建构现代社会应有的必要基础，在落后的前现代社会基础上浪漫化地建设空想的现代社会。它还指出了后发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现实可能性。这使其明显有别于后现代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与各种民粹主义。
马克思主义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也揭示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辩证路径。这也就从根本上解开了近代中国不得不学西方却又始终为西方之“恶”所困扰的心里纠结，从而为中国指明了发展的最佳前途和历史的最终归宿。
虽然发展前途与历史归宿已经明晰，但要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还终究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变迁的具体国情与具体问题。毕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国进行革命与建设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5]（p.260）。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生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在实践的多次曲折与艰难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不断实现一次次深入结合;因之，有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了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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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农民股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5%[2]，其中，农业生产总值20774亿元，比上年增长6.3%[3]。农村经济的增长无疑是全国经济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1978年开始，农村逐步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使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得到一大程度的发展。农村绝对贫困基本被消除，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摆在农村和农民面前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发展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凸显的问题
1.农村经济难以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民增产不增收，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土地抛荒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拯救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但发展经济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4]，生产积极性不能决定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后，达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发展问题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它不能引导农村经济实现象城市经济那样的跨越式发展，农产品总产量是在逐年增加，可农民的收入却没有按人们的美好愿望增加。国家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2003年指出，当时中国农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万，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亿1075万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亿1079万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这使得农民没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种田要赚钱”已被大多数农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实践。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土地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家乡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务工经商抛荒土地面积达8.62万亩，占抛荒总面积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积262111千公顷）[5]。恩施还是一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农民的土地观念非常浓厚，这个州的土地抛荒不会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截止1996年底，全国非农业建设闲置耕地941633亩，有些闲置达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复耕种[6]。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曾据卫星遥控指出，我国大陆耕地抛荒达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各自为“政”，不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推广。高度机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两个必要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碍机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实。我们一方面在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又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权按人口承包到户。这样，土地被分割成小块，由于土地面积太小，农业机械无法进入田地，机械化水平不仅无法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块土地是有权决定种什么，怎么种，这使得在同一块土地上有可能同时生长着两种或多种不适合在一起生长的农作物，在无形之中降低了作物产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担奉贤，加上经营规模小，许多农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农业科学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很难很快获得市场，中国农业实现高科技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增加，给城市生活、社会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随着国家对农村想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农民在长期增产不增收的情况下，开始大量拥入城市，寻求收入的增加。这给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和城市环境保护造成严重冲击。
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素质比较低下，专业技术水平有限，在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很难找到适合他们又能赚钱的工作。赚钱梦想的破灭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4.农村公益事业无人管，农民子女教育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水库、学校等都有集体负责管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各人自扫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个人都只关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对这样的公益事业不大关心，更不愿为公益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
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农村学校条件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对其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农民子女跟着他们的父母如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条件差，无学籍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碍；如果农民子女留在农村，他们的成长缺少照顾，失去了父爱和母爱的呵护的他们极易受到他人唆使，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5.农村人才外流，基层腐败严重，给农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层阴影。当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中的有文化的人为主，这些人在农村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相对于城市来说，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从某种程度是说，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种资源浪费，使农村村民自治出现“朝中无人，国中无将”的局面。
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事实上的小农经济的普及，导致在思想意思形态上广大农民小农思想的复苏，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领导、对领导天天有人看着，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就没有了民众的监督，我想这应该是农村基层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农村应当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历史上已经存在很多。1952年开始，人民政府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合作化经历了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阶段。从1958年起，全国开始推行人民公社体制，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村合作化达到顶峰，只是事与愿违，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给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农民权益受到极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国农民心中的一块伤疤，以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轻言合作化。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在于集体经济[8]，而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事实上的小农经济。在新形势下，农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笔者的初步构想是：采用多种形式，或由国家投资，或由国家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或由农民自己参股筹资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租用期应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内），雇佣农民为其工作，农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在有农民参股的公司中，农民股东[9]有权分红并依据自己的资产对公司负有限责任。农田的耕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产品的销售等事宜由公司统一决定，统一经营。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通过各种形式组建的股份公司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它不同于农村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合作化时建立的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包括农业互助组，初级、高级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体经济所有制。这里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商品化，促进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它也不同于现阶段的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他们的性质明显不同，尽管目前的许多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也兼有一些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第二，以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农村新型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相抵触。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会发生改变；股份公司租用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内，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这种合作化不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抵触，或者可以说它只是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的一个并行的补充性措施。
三、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国家经济总体上飞速发展，国家经济整体势力增强，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经济基础。虽然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但国家经济整体上发展很快，全国经济年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经济的同期年增长率。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国家有能力直接投资，或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组建股份公司，也使国家有能力对目前的农村经济或是发展以后的农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共和国自成立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也是从沿海的工业城市开始的。长期以来，国家政策都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发展工业，农民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从农向工转移6000亿元，1992年转移1647亿元[10]。现在，中国的工业已发展得比较壮大，并继续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200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723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11]。中国工业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为了工业的发展，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也应当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2．农民土地观念发生改变，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础。从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农本商末”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上。历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都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个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会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标[12]。中国共产党联合农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赖程度是相当深的，这也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正在减弱，其土地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促使这种改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再把自己束缚在一亩三分田上，他们敢于离开土地到城市等发达的地方去闯荡；⑵ 现代文明洗礼了农民陈旧腐烂的思想`，“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消失，农民的思想观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们得以生活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⑶ 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每个家庭在保证耕种的劳动力之后，富余的劳动力都会外出打“副业”，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挣不了钱（万一这样，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家里的现金支出，包括农业生产投资所需，子女教育费用，农业税收等。
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减弱为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扫除了障碍，它避免了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权的尴尬局面，减少了股份公司在农村的组建和运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较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得到社会认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只有让农村经济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实现农业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村经济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市场经济的恐惧，绝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是国家或集体完全控股，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渐被接受，在国有企业中，国家或集体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国家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采用股份制。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国家由绝对控股变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国有资产带动大额资金的流转，促进国有资产的增值。
4.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这是未来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证。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农业了。本着共同富裕的原则，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号文件”，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既84年之后中央发布的又一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2005年1月3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重点是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国家做出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的重大决定，并推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政策，出台了保护耕地，加大农业投入 ，严格控制农资价格和实行粮食最低价收购四项保护措施。另外，国家会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2004年，投入总量超过2000亿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还会加大。
四、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义
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仅对农村，而且对全国、全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影响了机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统一经营，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点，能够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农村生产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实行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之后，原来农田上无数的界沟、界碑将不复存在，一条不占面积的界线将会代替界沟、界碑的职能。这就能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意义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农村的渗入必定会带来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84（以农村为1），2004年为3.2[14]。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逐渐减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国实现共同富裕。
2.有利于农村民主在的发展。胆怯农村民主在发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农民收入不高，对政治没有热情，政治参与不积极；b 农村居民整体素质不高，人才外流，农村民主在发展缺乏人才；c 农村基层腐败严重。
新型合作化的实现会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a 农民从股份公司不仅可以获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益而且作为雇工，也会有固定的收入，农民股东还可以在规定时期内分红。工人待遇会使农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农民自会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b 在农村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闭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能够为农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人才外流会得到有效遏制，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人才将不是个问题。c 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败就无立足之地，更无生根之处。民主是腐败的克星。
3.就近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稳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佣耕种土地的人之外，还需要一大批管理、销售、运输等方面的人才，农村廉价的劳动力是公司的首选。农村再不用远途跋涉去他乡挣钱，或许他们也还会叫做“农民工”，但他们至少不再受歧视。收入增加了，稳定了，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中国现阶段有农民9亿多[15]，如果农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这9亿多农民中的大部分将会演变成工人，尽管他们还从事这农业生产，但他们的本质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公司的工人。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人会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础设施建设或方便生活（如买东西，就医等），这样，一条条村街就会发展成为一个个小城镇。
农村、农业、农民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三农”问题的解决要从制度上下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采取办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为好办法之一。当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继续坚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并行的补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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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三
;〔摘要〕从近代以来看，中国道路是一条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互相交织的阶段。在这三个不同内涵的阶段中，中国社会形成了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为中心的各种思想和话语表达方式。“站起来”是指中国人独立自主的走向现代化，这条道路后来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以“革命”为核心思想的话语。“富起来”主张寻求自身发展道路，追求不同于西方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通过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一探索形成以“改革”为内容的社会全方位变革。“强起来”则是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崭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以“自信”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强调只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一定会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中国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全新的选择机会，就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讲述给世界其他国家。对此，习近平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所以，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2〕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中国道路总结出来，形成理论，并讲给世界。
一、现代化——贯穿中国道路的核心概念
（一）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一般认识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的时间起始与科学技术革命的萌芽息息相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连;现代又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系统、人文情怀等等，它不是一个固定内容的概念，其中蕴含的内涵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充实。
现代化则是指一个国家走向现代道路的过程，当现代以一个美好愿景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时，人们便通过国家、民族等群体，向这一目标不断迈近。由于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对于现代化的解释也不同。现代化就是实现现代的过程，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主要有四种：第一种，现代化是指近现代以来，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第二种，现代化实质就是工业化，即经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第三种，从社会阶段将现代化解释为科学革命以来的一系列变化的统称;第四种，从文明的角度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4〕从这四种对现代化内涵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其次，这一过程发端于近现代的科学与技术革命;再次，是基于科学与技术革命带来的从价值、文明到社会系统的深刻变革。
现代性是用来描述“现代”这样的状态，现代化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5〕，面对这一新变革所产生了新理论、新思考，出现了新的概括，这就是现代性的内容。现代性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现代性将人类社会视为无限发展的一个过程;第二，现代性认为要保证无限的发展，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制度以保证社会的效率;第三，现代性强调资产阶级启蒙时所形成的关于人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是理性。
现代性与现代化密切联系，但又有所不同，现代化是原因，现代性是概括现代化的学理语言，正是由于有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社会变革这些现代化过程，才有现代社会属性的现代性。〔6〕如果不能够对现代化进行抽象概括，那么按照现代化道路的现有实践，欧美现代化的道路就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意义，可能其他所有国家都需要照搬欧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如果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抽象出来，按照现代性的标准，很多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同样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为我们展示的是具体的实践方法，而现代性则是提供抽象的价值标准。
（二）现代化作为中国道路发展内涵的确定与嬗变
从目的来看，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实现发展，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对这一道路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实现方法的争论，但是在目的上，从没出现过动摇。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当西方国家以“船坚炮利”的外在形式出现在国人眼里时，学者们就开始探讨现代的内涵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最初的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所以满清王朝仅仅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后来，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进入到政治层面，这时变法、维新、立宪等思想就开始出现。五四运动之前的现代化思想，更多的是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外在形式的学习，照葫芦画瓢而已。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将西方现代化的属性直接总结为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更为清晰，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已经突破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层面，经济思想、文化價值也进入到现代化研究的范畴之中;实践上，根据理论的不同观点，也开始了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尝试。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各种实践活动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潮、晏阳初、陶行知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等等。1933年《申报月刊》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词语开始使用，关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固定下来。此后，对于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已经成为定论。〔7〕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作为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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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受到各国人士广泛肯定和推崇。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怀好意者不断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陈词滥调，还有个别人对中国道路能走多远心怀疑虑。凡事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只有认识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道理，正确认识它的性质、条件、特点以及风险、挑战，才能对中国道路及其远大前途充满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中国道路加强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建构令人信服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结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了坚持，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始终贯穿着人民立场。什么时候坚持人民立场，政策策略就比较主动，工作成绩就比较显著;而一旦背弃人民立场，就势必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另一方面，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不同时期具体矛盾得出的具体观点、结论，以及据此制定并实施的政策、策略，则不断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总能在纠正错误中，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应时代和国情的正确政策和策略，从而从胜利走向胜利。
坚守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难就难在落实到实践中去，这意味着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存在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把这类矛盾夸大成敌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至于一些敌对力量多年来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弃瓦解中国、劫掠中国发展成果的企图，则更要高度警惕。
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才干。由于各个时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完善、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中，曾经照搬苏联经验，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中，照抄新自由主义搞所谓“彻底改革”，同样行不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确分析实际问题，大胆探索和掌握客观规律，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搞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前提。
坚定人民立场、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应当一以贯之的。主动适应信息网络化新环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国道路上存在的实际矛盾和问题，讲清中国道理，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必须与时俱进的一面。为此，当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国道路与全球化两大问题，从而真正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谓中国道路问题，核心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实现生产力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持续积累力量。
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物质生产和文化水平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极端艰苦。面对这一困境，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通过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杀的伟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增长、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研发成功等。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其远见卓识推动实施改革开放。经过40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在这一时期，国内外始终有人从左和右两个方向攻击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极端势力从未放弃蛊惑中国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图。正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始终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形成的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成为始终不曾动摇的目标，它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操纵政府为利润积累服务的旧制度，而是国家控制资本为人民利益和国家富强服务的新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建立“亲”“清”政商关系，进一步严明了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始就定位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才保证了它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中国当前的独立发展和自主创新之路是前无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优越的经济纵深，能够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发展生产力，经济总量、发展韧性、创新能力都形成了显著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坚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维护中国社会的团结稳定，又促使一个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场长期充满活力，从而帮助中国依靠共享发展实现现代化。
中国的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中国从近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动拥抱并引导全球化，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节点。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回应，在国际体系边缘地位中开始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为建设新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锁，积极开展经贸、文化等领域对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形成全球化纵深发展时期的中国模式奠定坚实基础。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融入者，加快自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完全认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题。从国家发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参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开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中国方案”。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的发展日益成为全球的机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质层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经济全球化并非一劳永逸，近年来美国不断挑起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其本质仍然是企图再度剥夺中国的全球化自主权。对这一阴谋要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坚定捍卫中国自主发展的正当权利。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各国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胁，也很可能给世界带来历史性巨变。倘若这场疫情能够促使以公众福利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润积累为中心的全球化，那无疑充当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盘。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与在中国延续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和在世界经历了600余年的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刚刚进入青春期，尽管成绩斐然，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尚未大功告成，而且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长期奋斗。
理论上的清醒决定思想上的自觉，思想上的自觉决定政治上的坚定。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关键时刻，推进人的全面解放则有待更长期的艰苦奋斗，都需要认真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构强大的意识形态，重中之重在于正确把握并科学解答人类解放、中国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战等根本问题。以此为战略指导，进而统筹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重视当代和历史事实的传播，实事求是报道评论发展成绩、时代悲欢，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据有效地反击虚无中华文明史、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图谋，掌握历史书写权和阐释权。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学、影视、音乐、游戏等虚构类作品的创作，鼓励传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颓废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蚀社会、诱人沉沦。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钢筋水泥，舆论就如门窗梁柱。在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热热闹闹、花样翻新并不难，但如果缺乏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这些活动容易沦为堆砌钢筋水泥、门窗梁柱的无用功，至多能搭建一点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却无力建筑宏伟壮丽的花园大厦。因此，对争夺当代意识形态主导权而言，同样要有讲清中国道理、坚定道路自信的战略观念，使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的大量具体工作，服务并服从于赢得战略上的胜利。
（作者：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李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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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主观抉择与客观条件的内在统一所规定,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场景、国际关系背景、国际共运背景和中国历史背景,因此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动摇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但要知道这一道路抉择的原点背景,而且要研究之后和当前新背景即条件的变化,才能看到发展,深刻理解和平发展的要义,也才能明了这一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历史场景
作者简介:曹泳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235)
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的抉择却是在20世纪。正如研究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脱离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的研究一样,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也必须首先考察其开辟这条道路的历史场景。回到最初的以及过程当中的国际国内实际氛围去认识发生的一切,我们会发现,中国国内的变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国际上也发生着变革,世界历史也有了新的进程。中国选择走和平、合作、发展的改革开放道路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也有着大的历史和现实场景的基本规定,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正因如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有着不可动摇性。
一、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场景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随后扩张到世界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以西欧体系为基准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关系所包含的主权概念、外交习惯(包括谈判方式)、国际法、自由贸易逻辑大都起源于西欧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现代国际体系要到欧洲的中世纪去追本溯源。在西欧国际体系下确立的崇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的国际关系观,在亚洲、非洲当时的国际社会里却不存在。在欧洲向世界的殖民主义扩张所形成的国际殖民体系中,主权原则只适用于大国列强。可以说,西欧国际体系的扩展是以整个殖民地诸地域的牺牲为前提的,它向全世界扩张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殖民体系。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掀起的全球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冲垮了殖民体系。新兴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从殖民体系下被奴役的客体上升为自主独立的主体,争得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主权地位。为维护国家独立和平等,新独立国家积极援用近代国际法,纷纷主张民族自决、禁止外国干涉、拥有对本国天然资源的主权。联合国宪章则是对这种主权原则的确认、维护和发展。20世纪殖民关系的彻底消失和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发展,无疑是世界政治的最重大进步。虽然调整主权国家国际关系的国际制度和外交思想发端于西欧国际关系体系,但随着当今整个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国际制度和外交思想的原则也在变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对战争合法化的普遍否定和对民族自决权的认可。当然,新的变化还在继续。而且由于制约国际关系的生产力、经济等因素的作用加强,同样已经出现对国家地位、民族自决原则、国家独立主权的挑战。
总之,20世纪主权国家林立于世界,并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联合国等一系列合作性的国际组织都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的有效保障。这就可以说明,20世纪国际关系体系发生变化的特点就是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会增添很多新内容,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也在变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传统的政治观念应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而不是让新的国际环境去适应思想老套。然而观念的惰性往往比观念的发展更为突出。民族国家最早脱胎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社会,虽然在国家关系的历史上,宗教十字军讨伐式的阴影在淡化,但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依然很浓。19世纪有过东西文化的剧烈碰撞,20世纪的冷战格局是因意识形态而划分为两极体系。信息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在瓦解着两极体系。这些特征说明,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战争和冷战氛围下形成的革命外交路线结束的条件已逐渐成熟和明朗,世界历史进程的推动已让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已经发生了新变化,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所要求的科技和国内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迫在眉睫,为此,一系列变革势在必行,包括国际战略调整在内的改革举措及其改革时代就因此到来了。
(二)求发展成为新时代主权国家之间竞争的主题
在主权国家体系新的扩展进程中,主权国家的制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欧洲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模式,出现了不同的民族国家类型和发展模式,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等新型主权国家。新独立国家具有共同的反映主权时代特征的目标追求,一般来说,这些共同的目标追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现代主权原则为基础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二是在国际上维护和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三是追求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富强。这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也必然反映在所有新独立国家的外交思想中,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围绕这些方面会有不同的认识、解释,制订出不同的外交战略。一般来说,前两个目标的国际关系大环境在殖民体系瓦解后有了根本改观,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关系规则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长期存在),但第三个目标,也就是国家富强的现代化追求,却并非随着民族独立而自然而然地顺利实现;相反,其环境却变得严峻,道路曲折艰难。尽管现代化有着不同的模式和价值导向,但在解决了独立主权之后,经济增长和国力发展已开始成为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因为它既关系到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即内部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交往环境能否改善即国际安全问题。
在主权国家体制下,传统的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各种新的国际战略和发展理念也开始呈现,暴力政治逐渐被和平政治所代替。虽然政治自由主义在跨越主权问题上可能久攻不下,但此时的经济自由主义却在向主权发起新的一轮猛攻。经济依赖关系成为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被普遍思考和利用的良机,国家战略更多地围绕它而生成和变化。
总之,世界历史进程到20世纪后期的国际社会状况是,生存竞争主题发生变化,武力争夺逐渐被新的资源争夺形式所代替。在殖民体系崩溃后以及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基本结束之后,求发展成为新时代主权国家之间竞争的主题,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影响国家主权稳固性和国家安全性的关键因素。而发展的根本性动力依然来自于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生产力飞跃发展。科技革命使得新生的民族国家有了飞跃发展的历史机遇,也使之面临被边缘化的巨大风险。如何解决好生存和发展问题,是新的世界历史时代所赋予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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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变化，基于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底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这条道路将超越传统大国的崛起模式，超越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从而成为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和平发展道路；必然性；内生性；历史超越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国30年来开辟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经验，可以用若干个核心概念来概括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这条道路的旗帜和目标；“发展”，是这条道路的内涵和本质；“科学”，是这条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续条件；“和谐”，是这条道路的结构设计和价值理念；“开放”，是这条道路的根本动力和历史条件；“合作”，是这条道路的行为准则和路径选择。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基点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符合历史规律、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国建国以来，长期处于被遏制被包围的国际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延滞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进程。造成这种长期恶劣国际环境的原因来自外部和内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和平不够、发展不够，是建国后30年的基本教训。吸取这两个历史教训，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体系中赢得中国的发展空间。
反思之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成为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领导着占据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苏联与外部世界始终处于战争和对抗状态之中。苏联不仅与西方阵营进行了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动辄使用武力，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还在全世界扩张军力，与美国争霸，在输出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对外战争。由此导致国力空虚、经济崩溃，最后结果是全盘解体。苏联教训对于中国极为深刻，中国绝不能重踏苏联的覆辙。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国崛起的不同道路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走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对世界各国和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性灾难。战前的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彻底失败的模式，证明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以军事结盟挑战现存国际体系、重新瓜分世界、夺取霸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当然不能仿效德国和日本在战前的扩张战略。
反思之四：美国的崛起道路虽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没有挑战当时的霸权英国，而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在英国衰落并有求于美国的时候，适时地帮助霸权国家，最终和平地实现霸权转移。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其成功之处亦不可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通过欧洲一体化、日本通过美日同盟和亚洲市场实现和平复兴，分别达到世界经济第二、三位强国。这些国家崛起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可能模仿，因为外部环境和国家性质不同。但是，这至少可以证明，后起大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并不总是处于对抗状态，这是中国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鉴的。
2.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
自邓小平以来的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时代背景、世界潮流、人类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根据这种认识，30年来，中国始终在求和平、谋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方面，解决和平与寻求发展比解决其他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维护和平和寻求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两大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制约并影响着世界上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这两大问题也体现了世界的潮流和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着解决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而是特别重视把握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宏大命题。只有解决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以及对世界局势产生整体性影响的战略性问题。其关键是南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推动南北问题和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
“和平与发展”从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到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逐步地从观察世界格局、判断时代潮流，转化为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邓小平提出争取20年和平时间，确保经济总量翻两番。按照这个战略思维，中国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战格局，结果我们实现了第一个发展战略目标。此后，党中央又判断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争取20年和平，以确保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第二个“20年和平”已经过去将近一半，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的条件越来越充分。在这个阶段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重要条件，就是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和世界已经完全不可分离。
3.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国家属性、国家定位的判断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来自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中国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国，又是小国”。这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考虑的。这不仅决定了中国崛起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决定了中国崛起不能选择争霸、扩张的方式，而只能是一个和平发展、逐步累积国力的过程。邓小平提出，中国需要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争取在50年到7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
中国现代化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是基本国情。其不平衡性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产业发展不平衡；每个大行政区域（省、市、自治区）内部也不平衡。
其长期性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达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二百年左右达到先进的现代化水平。这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历史，100年到200年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十分漫长。如果再考虑到西方文艺复兴至今已经500年，中国以1/4到1/3的时间赶上其现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长远。
其艰巨性是指中国现代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的；是13-15亿人口/人类的五分之一的整体现代化；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条件的相对短缺；长期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先进科技相对隔绝。
这些基本国情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中国的空间广大使其战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可以形成内部的梯度转移，形成产业升级的长周期；中国的人口众多，构成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西方技术和资金的相对缺乏，迫使中国发展自主技术创新和国内资本市场。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基本条件，使中国具备高度的抵御内外压力和危机的能力，走出一条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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