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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农村篇一
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心情写下这篇文章，甚至说我很愤怒！但我更多的是心痛。城市人，好一个城市人。呵呵，这就代表着你有钱？你有权？你比人高一等？某些城市人啊，你们不觉得羞愧吗，你们就不觉得你自己也像你们口中的‘农村人’吗？我真为你们一些城市人可惜，你们的素质其实还真的不如一位农村人。
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农村女孩带着妈妈找亲人去看病，在某个人潮人海的地方去吃饭了，她们就静静的坐在那里吃着饭聊天，一个尖嘴猴腮的妇女端着食物过来，就坐在那个女孩的妈妈旁边，那个女孩的妈妈感觉有人坐过来，就朝那个妇女看了一看，就是这一看啊，这个妇女就一直在那里说“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真是的，有病吧。”这句话被她说了好几遍，直至那个女孩察觉她妈妈神色有些怪异、听到那个妇女的叽喳。女孩忍了，安慰着她妈妈，毕竟人生地不熟，不惹是非。后来要走了，那个妇女依旧喋喋不休的说着，越说越难听，直到那个女孩听到那句——‘有什么了不起的，农村人’。女孩忍不住了，看着她说“农村人怎么了，你嘴巴怎么那么大！”，那个女孩很怒很怒，但是她妈妈拉住她让她不要吵，这才算了这事儿，但是那个妇女依旧在后面朝她们骂。
这个故事结束了，但是却一路被瞧不起着。或许农村人真的没有城市人的那种气质，特别是一直守候在农村的妇女，有什么对于她们是新鲜的就会多看一两眼，但是这样就成为城市人瞧不起农村人的理由吗？或许，‘土’就是农村人的标签，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农村人，哪来的你们城市生活？如果农村人不干活了，就算你们有气质，有钱，但是你们吃什么，住哪里？这些还不都得靠农村人的辛苦耕耘。有钱谁想当穷人，你以为农村人就想这样吗？他们也是为了生活，为了孩子，为了将来。谁容易？上天就喜欢这样的差别，上天就喜欢这样的安排，有时候轮不到你做选择，就是这样的定局了。
从前有世外桃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食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是农村；今有贾平凹的‘在这天地里，仰视可以无奇不有，俯视可以无奇不胜’，这也是农村。是的，农村的各个方面都不如城市，但是城市里却缺少了一种气质，独独农村才有的气质。城市人，你们感受过什么是新鲜空气吗？你们知道农村人小时候的无束吗？你们走过农村田野的小路吗？你们尝试过大家聚在一个树荫下乘凉聊天吗？农村，真的没什么不好，只是某些城市人打着城市人的名号在蔑视农村人罢了。
写到这儿，我意外的不会再愤怒了，心也平静了下来，只是想着那个女孩应该会把那句话永远的记在了心里面，在她没有可以俯视别人的资本的时候，那个女孩怕是永远都忘不掉这样的耻辱。在这里，我也真的求求某些‘城市人’了，别再歧视农村人了，论素质，你们还不能对农村人评头论足。
城市与农村篇二
;摘要: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其内外贸易、近代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城市经济主干部分的较快发展,直接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的演进,促使后者的生产内容、技术手段和经营方式等发生相应的变革,上海与这一地区彼此间城乡经济的联系和互动,也因此日趋紧密。
关键词:口岸城市;农村经济;近代上海;长江三角洲
作者简介: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200433)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后,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通商口岸相继开埠,推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其中对相关农村经济演化的深刻影响及其农业与工业的互动关系,研究尚显薄弱①。本文的论述以近代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考察时段侧重清末民初。
一、江南经济的变局
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自然经济逐步分解,农产品商品化日益提高。这种演变,在甲午战后更趋明显。外国列强不断推进的经济扩张,通商口岸尤其是内地通商口岸的增辟,联结城市和农村的铁路、轮运里程的伸展,将中国农村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促使自然经济加速分解,农产品商品化进程明显加快。与此相联系,农产品出口额大幅度增长。
据统计,189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值为2842.3万元,占全部出口贸易总值的15.6%;到1903年分别增至8949.6万元和26.8%;1910年又达23195.7万元和39.1%。同一时期,外国商品对华输入有增无已。进口贸易净值指数,如以1871年至1873年为100,则1891年至1893年为206.6,1909年至1911年为662.3(注: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2、73页。)。
广大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随之加深,从而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茶叶为例,鸦片战争前,茶叶一直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当时自广州输出国外的货物以茶叶为最大宗,其次才是生丝、土布、陶瓷等。
五口通商后,茶叶出口大幅度上升。1847年,在浙江产茶区游历的英国人福钧记述说:“当茶叶准备出售时,大茶商或他们的帮手从产茶区的主要城镇出现,在所有小客栈或饭店里找到他们的住处,……茶农带上他们的产品供检验和出售。现在也许可以看见这些小户农家或他们的雇工沿着不同的道路来去匆匆,每人跨肩的竹扁担上挑着两只篮子或箱子。他们来到商人的住处,当面打开篮子,商人验看了茶叶的质量,如果价格为双方接受,便一拍成交。”(注:[美]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陈潮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在当时最大的商埠上海,自50年代始,茶叶出口数量大多保持在5000万磅以上,较之1845年增长了10余倍,其中1855年高达20余倍(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82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辟,茶叶出口有增无已。1867年,中国供给了欧美国家茶叶消费总量1.9亿磅的约90%(注:[美]里默著:《中国对外贸易》,卿汝楫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5页。)。
⑦.⑩.(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9、418-422、473页。)。这在棉花、蚕桑等其他几种经济作物方面也有所反映,种植面积不断地扩大。
鸦片战争前和战后初期,曾有不少洋棉进口,以供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之需。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自然经济的分解,再加上英国棉纺织工业受美国南北战争影响,原料供应受阻,转而求诸印度和中国,接着又有日本机器棉纺织业的兴起,需要大量的棉花供应。出口需求的激增,大大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上海周围农村,“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一”。江苏如皋、通州(今南通——引者)、海门一带,“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一些原来并不产棉的地区,也开始大量种植棉花,“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⑦。
鸦片战争前,生丝平均出口量约9000担,按每担350元计,约值315万元,折合202.17万海关两。五口通商后,生丝出口增长甚快,到1894年,出口达83204担,值2728万海关两(注: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生丝出口的持续增长,促使国内桑树种植面积和蚕的饲养也在不断扩大。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江浙等地将战乱抛荒的许多土地改种了桑树,有些地区原来蚕桑业并不发达,这时也有了显著的发展。
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因而促进了粮食商品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农产品商品化较发达的江浙一带,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使得粮田面积相对缩减,粮食不足部分需仰赖内地产粮省份供给。湖南、湖北等省的粮食,更多地销往长江中下游地区。据统计,1840年中国国内市场的粮食流通量(包括运到通商口岸供出口的部分)为233亿斤,至1894年则达372.5亿斤,增长约60%(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页。)。1869年,经上海、天津两地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分别是37327担和16037担,1890年则为4770226担和1238477担,增长幅度高达百余倍⑩。
经济作物的发展,排挤了粮食的生产,同时也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粮食流通,推动了粮食的商品化。在此基础上,随着铁路、轮运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结合市场需求和各地区气候、土壤等条件,甲午战后,在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一些经济作物相对集中的产区。这在与上海毗邻的长江三角洲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口岸贸易的刺激
习称的长江三角洲,主要包容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太仓州,兼及长江口北岸的通州、海门和杭州湾南侧的绍兴、宁波,与上海之间经由蛛网般的江河水道直接沟通,是江浙两省经济重心之所在,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亦很相近,“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水旱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注:梁章巨:《浪迹丛谈》卷5,均赋;钱泳:《履园丛话》卷4,水学。)。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口岸城市之崛起,既得益于这一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变迁带来多方面的巨大影响。
上海开埠后,经由上海港进出的繁盛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埠际贸易,直接刺激了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展,由于地理位置、土壤特性及原有基础等的差异,这种发展又带有较鲜明的地域分布特征。
明清以来,长江口两岸的高亢、沙土地带,因土壤的特性,棉花种植已很普遍,“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并所属之各县逼近海滨,率以沙涨之地宜种棉花,是以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以致粮价常贵,无所底止”(注: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7,第2页。)。上海开埠后,受原棉出口需求的刺激,这一地区的棉花种植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明显扩大。《上海乡土志》载:“吾邑棉花一项,售与外洋,为数甚巨”。1870年代中叶,“上(海)、南(汇)两邑以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松江县,“改禾种(棉)花者比比焉”(注:《申报》1876年9月15日;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23,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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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家门外，静静的看着远处，那是一片现代化进程的景象，满是车来车往，行人匆匆，似乎生活方式本就是那般紧张。我的目光投向之处，少量的绿化苗木，多是高楼大厦，一条大河早已经干涸，水也有不少污浊……这就是城市！
农村这里人口密度小，许多人都离乡背井出去谋生活了，正因为如此这是原始的中国社会。我记得小时候见一辆汽车都会令人惊叹，从未见过楼房林立，小溪流水那么清澈，河边的草那是惊人的`绿，城市里很难感受到这种景色，这就是绿色环保的地方，一年四季，难遇到雾霾天气，难遇到工业污染。
我向往自由的农村，在那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或许会出现几分因科技带来的不方便，但是这就是农村。社会发展，所以人多是聚集在城市！这是发展不能避免的，俗语有云：有失必有的！我的父母总是表示，他们现在在城市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以后孩子长大了，他们就可以回到家乡，种地生活。这是一个农民内心深处的东西！城市再好，不过这并不是他自己追求的地方。我喜欢城市，这里十分方便；我喜欢农村，那里是我生命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