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秋天韩文作文600字 描写秋天景色的作文五篇(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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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韩文篇一

摘要：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作为清朝“中兴之臣”和“一代儒宗”的曾国藩，在事功和学术上都卓有建树，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军事史、教育史研究者所绕不开的人物。他一生酷嗜读书，经史子集，无不赅览。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到①，经他批阅的经部书籍有八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二十九种，史部中最重视《汉书》，下评语369条。集部中最重视《昌黎集》，批评最多。其中诗批评54首，大约占韩诗总数的八分之一。文批评165篇，几乎占到了韩文总数的一半，不仅从数量上看，曾国藩对韩文所下的功夫远远超过了诗歌，从批评的深度和丰富性上讲，韩文的批评也超过了韩诗。因此，在集部中，韩文的批评可以反映出曾国藩读书治学的特色与风格，曾氏对韩文的研究成绩也可从中窥得一斑。

一

曾国藩的批评透出他对韩愈其人其文特有的崇敬之情。

曾氏评《重答张籍书》：“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数篇文字斥之，遂尔炳如日星。识力之大，令千世人肃然起敬。”[1]（202）韩愈的《重答张籍书》申明了自己此时不能著书立说，排斥佛老，是考虑到二氏为当时君相所宗，若作书排之，必遭时忌而取祸，所以要等待时机，以图佳效。韩愈这篇文章，茅坤、林云铭、何焯、林纾等名家都有评说，但皆从文章内容和论辩层次入手，分析韩愈立论的正确和辩驳的有力。曾国藩却能由此及彼，联想到韩愈另外的几篇排佛文章（如《论佛骨表》、《原道》等），对韩愈的排佛功绩大加赞赏。这不能不说在曾氏的潜意识里，时刻有一个功高业伟的韩文公形象的存在。曾氏评《送王秀才序》：“读古人书，而能辨其正伪醇疵，是谓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1]（207）韩愈此文，意在勉励一位儒学后生，借机阐述自己对儒学源流演变的认识。诸家有评，如方苞曰：“北宋诸家皆得退之之一体，此序渊雅古厚，其支流与子固为近。”[2]（261）刘大櫆曰：“韩公序文，扫除枝叶，体简辞足。”[2]（261）张裕钊曰：“其渊厚，子固能得之，其朴老简峻，则不及也。”[2]（261）方、刘、张三家评点均是对此文内容和文风的分析，尽管有拔高之嫌，但还没有离开文本。另外，储欣、林云铭、何焯、沈德潜等人亦有评，同样着眼于文本的分析。而曾国藩竟从这篇赠序中得出“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的结论，实在是能够说明他对韩愈的尊崇程度。

以上两则评语是曾国藩透过韩文对韩愈其人的高度评价。再看几则对韩文本身的褒赞。

大櫆、姚鼐、余诚、蔡铸、林纾、吴闿生、钱基博等人都对其推崇备至，曾国藩通过《与孟尚书书》的批评，将两文同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对韩愈的崇敬之情还可以通过对读其他别集的批评看出来。曾氏除了爱读韩愈诗文之外，还喜爱读陶渊明、杜甫、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但在这些人的别集批评中，或为诗句本事的揭橥，或为人名、地名的介绍，或为诗歌特色、风格的阐发等。并且在批评别家的时候，往往会提到韩愈，如评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叙事得雄直之气，韩公五古多学此等。”[1]（181）评黄庭坚《再答冕仲》时提到了韩文“子本相侔”等，不仅显示出曾国藩对韩愈诗文的熟稔，也显示出对韩愈风格渊源的提示。

尼山纂经，悬于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继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刘之兴，炳有扬、马。沿魏及隋，无与绍者。天不丧文，蔚起巨唐。诞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经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惬，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纪。民到于今，恭循成轨。予末小子，少知服膺。[4]（238）

自朱子以来，韩愈的儒学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朱熹《读唐志》：“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又谓之“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5]所以后来的理学家，多以为韩愈“不知道”。曾国藩的这篇祭文，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也多次表达了对韩愈的尊崇之情。如《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之二称：“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 放？”[4]（80）《太学石鼓歌》有“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之句。[4]（92）《杂诗九首》之一谓：“早岁事铅椠，兀傲追前轨……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 拟。”[4]（6）还有如“文笔昌黎百世师”，“私淑韩公二十霜”等等，将韩愈作为自己进德立言的榜样来学习。

曾国藩对韩愈的推崇应该说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个人气质以及政治、学术祈向的因素。

因为韩愈在卫道、事功、诗文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终生勇于进取，加之气质相近，曾国藩向慕韩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曾国藩的韩文批评显示了他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

何谓“士大夫之学”？南宋时期，在湖南为官的胡安国上书皇帝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7]（274）强调了“士大夫之学”应“言行相称”，“可济时用”，积极实践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理念。比曾国藩年长一岁的陈澧说：“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8]“博士之学”即“专明一义”，而“略观大义，士大夫之学也”[8]。陈澧将“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比较，强调“士大夫之学”以“大义”为主，并且应该“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而不要斤斤于饾饤琐碎。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将“士大夫之学”比作“通识”，“博士之学”比作“专家”，并且说“曾国藩所向往、所实践的正是‘士大夫之学”[9]（19）。这在他的韩文批评中有明显的体现。

清代韩愈诗文的批评蔚成风气，韩诗有汪琬、朱彝尊、严虞惇、査慎行、何焯、蒋宗海、黎简、郑珍等人的批评，韩文由于唐宋八大家文的流行而批评者更多，如储欣、林云铭、何焯、方苞、吴楚材、吴调侯、沈德潜、浦起龙、蔡世远、刘大櫆、姚鼐、魏源等等。在众多的批评中，能够将韩文中的思想、史实、辞章、训诂以及韩愈的立身处世都予以揭橥评论的，曾国藩可称得上是杰出的一位。如他评《原性》：“此实与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说之无失，亦自言各有当。要之，韩公之言固无失耳。”[1]（199）人性是儒家学者非常关注并经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孔子不言性善性恶，孟子提出性善，荀子提出性恶，扬雄主张性善恶混。张载将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不善。后来的程颢、程颐和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学说，又提出义理之性。朱熹说：“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5]认为义理之性是受天地所赐而无不善，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但同时承认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不断拔除气质之性中的各种蔽锢，才能一步步向善。实际上，韩愈在《原性》中所言，最接近孔子原意，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人性有等级之分，虽未明言中间这一层次，但这是很明显的言外之意。韩愈加以发挥，将性分为三等，并说：“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2]（20）综合来看，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韩愈、程朱，出发点虽有所不同，但归宿是相同的，即引导人向善。因此，曾国藩的评语“与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韩公之言固无失”确属洞见，显示了曾氏的哲学修养。评《送浮屠文畅师序》：“辟佛者从治心与之辨毫芒，是抱薪救火矣。”[1]（207）评《送高闲上人序》：“事之机括，与心相应。事不如志，则气挫。所向如意，则不挫于气。荣辱得失，不纠缠于心，此序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者，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公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1]（208）《送浮屠文畅师序》一文，诸家之评如真德秀曰：“韩柳并称，柳《送僧浩初序》，其道不同如此。”[10]（441）沈德潜评曰：“将众人投赠之文撇开，引入圣人之道，以下约《原道》之旨成文，而语更遒炼。”[11]（90）宋代的黄震、明代的茅坤、清代的林云铭及何焯对此文都有评论，而且评论者都注意到了韩愈这次所赠的对象是一名僧人，所以此文他仍举辟佛的主张。但是曾国藩看到了传统儒学与佛教相比，缺乏对心性的探讨这一弱点，于是推己及人，认为韩愈若“从治心与之辨毫芒”则显然是持己之短，量人之长，如“抱薪救火矣”。《送高闲上人序》也有多家批评。薛瑄曰：“庄子好文法，好学古文者多观之……韩文公作《送高闲上人序》，盖学其法而不用其一辞，此学之善者也。”[12]方苞曰：“子厚《天说》类似《庄子》。若退之为之，并其精神意气皆得之矣。观《高闲序》可辨。”[13]（1031）沈德潜评曰：“汪洋恣肆，善学《庄子》之文，亦可谓文中之颠矣。”[13]（1031）刘大櫆评曰：“奇崛之文，倚天拔地。”[13]（1031）张裕钊评曰：“退之奇处，最在横空而来，凿险缒幽之思，籋云乘风之势，殆穷极文章之变矣。”[13]（1031）大多数评者关注乃至着迷于韩文的风格，甚至觉得富有庄学精神意气的支撑。韩文在心物关系的认识上，提出了‘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八字，姚鼐比之方、刘等前辈的风格评说进了一层，“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曾国藩所展开的思考更为积极，他以体用关系来体悟“不挫于物”与“机应于心”的辩证意味，并且重新整合《孟子》与《庄子》的思想资源，由此阐发韩愈立说左右逢源的价值，这是曾氏在新形势下思考体与用、道与技关系的体现。

曾国藩评《论变盐法事宜状》：“‘积数虽多，不可遽算，每斤失利七八文，积至百千亿斤，则失利无算也……‘凡是和雇，无不皆然，载盐时须轮次，交纳时又有规条，不得自由。”[1]（222）此文大多数选本未选，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简评一句：“昌黎经济之文如此。”[14]林云铭、何焯等批评韩文较多者也未关注此文。而曾评却显示了他对国计民生具体事务的关心和熟稔，相比其他评选者，还是能够说明曾氏的经济之怀。再如评《杂说》四：“谓千里马不常有，便是不祥之言。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1]（200）这条评点，呼应了韩愈在文中以马为喻，对在位者不能识别人才的讽刺和控诉，继而进一步说“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反映了曾国藩的人才观。

韩愈《论淮西事宜状》是一篇军事论文，曾国藩评曰：“‘难处使先，凡有艰难之处，使先冒其锋也。‘悉令却牒，归本道，以客军各归本道，而以其兵器给召募人。‘临城小县可收百姓于便地，作行县以主领之，使免散失，从前各处堡栅皆置兵马，则百姓倚以无恐。今兵马聚为四道，则各处无声援，不免散失。故无兵马屯聚之处，则作行县以主领之。”[1]（221）这篇韩文，选本大多未选，批评较为详审的只有林云铭和曾国藩，林评从大处着眼，论述了韩愈建议的正确性，曾评则更为细密，拈出韩愈所提的几条建议，一一讲明其缘由，各有优长。

秋天韩文篇二

秋天韩文篇三

年少不多愁，登高倚阁楼。

眺远山、千里江流。

妄念顿生滋臆想，思绪渺、意难收。

三十再重游，感怀残旧留。

望云帆、江渚汀州。

欲问本心随愿否，凝视久，此生休。

唐多令·寒夜晚来风

寒夜晚来风，江烟月影朦。

步草丛、虫响凌空。

婉恋感伤凭意起，多怨念、几时终。

回首忆秋枫，叶黄枝蔓笼。

到如今、人散离蓬。

慨叹岁年多别梦，思慕切、盼相逢。

唐多令·身正立苍穹

身正立苍穹，侠光浩气融。

仗剑行、游遍西东。

俯仰远观天地阔，英姿勃、贯长空。

心愿赛飞鸿，舍身凭义冲。

整新风、宽解民忡。

誓学研寻遵古道，承遗烈、撼华嵩。

卜算子·两袖荡清风

两袖荡清风，德善为人颂。

身处高官守廉忠，尚古聲名重。

严整惩奸邪，察举良贤用。

竭尽平生全力赴，只愿无冤讼。

卜算子·放眼壮志酬

放眼壮志酬，满目江河阔。

寄语修身适性情，乐事心胸豁。

杯酒入怀中，提笔风华泼。

遒劲挥来影迹斜，俊逸游超脱。

卜算子·古道遗德风

古道遗德风，泪洒忠魂恸。

遥望群山漫野红，溪鹤悲鸣弄。

深寂夜冥空，忽寐南柯梦。

缓醒身心意难收，独酌倾杯送。

作者简介：韩文栖，本名夏子萱，重庆人。中华新文学联盟分盟主席。

（责任编辑 刘冬杨）

秋天韩文篇四

秋天韩文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