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

时间:2023-10-27 作者:字海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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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一

摘要:本文主题是论述改革开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第一,改革开放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第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途径;第三,改革开放注重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给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活力,全面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从1978年十一届三种全会开始,改革开放谱写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革实践顶住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冲击,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穷困面貌,使社会主义理念放射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更加坚定我们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信心。

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思想解放的革命,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回顾历史,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大的问题,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用实践去丰富、发展理论,而是用理论来剪裁现实。因而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我们的实践越来越脱离了世界发展潮流。

粉碎“_”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过去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反思后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横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了出来,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最大的收获,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邓小平进行了不懈地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以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指示了方向,使社会主义的实践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途径的伟大探索。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课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设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是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发展,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更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社会制度没有关系,从根本上解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束缚。因而党的十四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找到了突破口。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近10%的奇迹,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正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实践释放了经济活力,因而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后提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因此,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他提出坚定不移地搞对外开放,是我们一项长期的政策。在他的推动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等多种形式向世界开放,特别是本世纪初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对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是改革开放,完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途径的探索,引导中国经济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

当我们在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时,不难认识到,除了经济上没能建立起有效的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外,最大的败笔就是发生了““””。这场浩劫充分暴露了我们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首先是人治重于法治。以党代法、以言代法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主要原因。

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存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问题,他指出:“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作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问题首先是法制问题,即领导制度中缺乏法律规范,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不是办事有法律根据而是随心所欲。因此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制度建设,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这场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加强法制建设。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更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使这场制度创新的变革更具有十分长远的意义。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二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完善,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将更加多的注意力加在精神文明的富足之上。在这种历史条件的催促下,我国的艺术设计渐渐步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有了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艺术设计思想的解放、艺术设计理论的丰富、艺术设计理论领域的扩大、艺术设计的创新精神不断树立上。这一切的活跃表现使得我国艺术设计空前繁荣,学科的规模和规格不断提高,学生人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艺术生的水平也在不断的上升,为我国的设计事业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1]。同西方相比,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历史非常短暂,二者存在较大差异,使得西方的艺术设计很难融入到中国,而中国的艺术设计理论也很难得到西方艺术设计中的地位。因此,我国可以发展的潜力非常的大,艺术设计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着我们去探寻。总结艺术设计的过程、理论特征及其观念的认识,完善我国艺术设计体系特征,为理论研究和应用领域提供新的道路和方向正是我们正在走的路。

“新的设计理想的实现首先在于对现实的反思,只有反思才能痛定思痛,调整寻求的目标”[2]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显成绩,技术与科技的创新发展使得艺术设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方方面面都已经和艺术设计融为一体,艺术设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无知的需求,为了一目的时刻的服务人民大众。人民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舒适和便利了,但量的丰富不代表制得丰富[3],技术是不断的提高。可是人们一味的寻求技术的提高,而忽视了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人性而不是技术。个性能被这样慢慢的埋没,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艺术内涵不断的发展和传承。艺术是我们永远执着的追求,寻求艺术精神在现在设计上的体现是我们的目标。通过艺术设计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设计出现了很多急功近利的平庸之作,对于西方艺术语言的复制和模仿不断的出现,导致这种“重复”对我国的设计发展毫无意义。多数人打着“全球化”的口号对西方设计进行模仿,把自身拥有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优势抛开脑后,生硬的设计一些国际化的东西。艺术需要站在自己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上出发,发掘自身的特点与众不同之处,立于特别之处寻找个性。在全球化的大流之下占有一席之地,取决于设计者们创造源泉在自身的时代和文化大背景之下接受和转化设计源泉的能力。全球化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交流资源信息,在结合世界文化同时融入自身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个性因素,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这就是对的发展。21世纪的主流是绿色设计。绿色设计是当今世界的一大主题。全球出现的大规模污染影响已经让人类心存胆怯,对于绿色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结合的一个设计问题,让这些因素和谐结合在一起,让人考虑绿色环保的问题同时贯彻绿色体系,在生产、包装、材料和设计上都考虑到绿色环保。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因为在一起生产发展的同时消耗和破坏了很多赖以身存的资源,要为设计的责任和作用考虑。摆脱掉无限制的消耗,走绿色设计体系。这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考虑,而是从设计的根源人的角度,不局限在设计形象和功能上,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和改变,改变人们之前错误的消费观念。以绿色保护环境为目标,传递正能量。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新时代的需要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贯彻这一历史革命使命,更加不能忘记我们的民族精神。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本土的文化精神融入到艺术设计当中去,以独特的民族面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把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东西变成一种特色,一直是我们的理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国际竞争中磨灭掉自己的特征是不明智的,是短见的。从文化上看特色和个性是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点,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重心和文化特色会存在很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还需要一个理性的思维和胸怀,把自身的个性较好审视,将本土和世界的东西相互结合,将达到新的提高和转变。

我国的艺术设计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我们去摸索,我们之前从未有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在坚持民族性、地方性和个性的同时遵循全球化的大时代发展趋势,把独特的文化内涵资源和全球化共享资源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设计体系。与此同时计算机对于艺术设计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艺术设计的发展于计算机的技术息息相关,艺术设计必须吸收其他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发展自己,从而更好的达到服务人民大众的宗旨。数字图像技术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和设计技术上的革新,引发了设计思维和设计理念的改变,灵活运用电脑技术才能为艺术设计带来显著的设计效果,才能完成赋予艺术设计的使命。电脑对于艺术设计的'工具有非常的快捷和便利,给设计者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使设计者们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制作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同时电脑效果带来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科学效果,为艺术设计的创新思路提供了非常卓越的好处,这一场对于艺术设计的革命,技术与艺术的辉煌合作成果。但是就当下来说,在我们对于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窃喜的时候,弊端也渐渐的显现出来了。由于电脑给于艺术设计带来的便利使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广泛性和群众性,大多人认为掌握了电脑技术就可以完成艺术设计了的错误观点。技术只是辅助设计者作图的工具。有些人过于看重利益的效果,而追求商业上的效果,艺术设计变得越来越生硬、缺乏美感或者是单调面目雷同,这就是缺乏艺术修养和艺术语言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运用成熟的电脑技术帮助我们完成艺术设计,灵活运用艺术设计中应该拥有的视觉艺术美感和视觉艺术语言来传达设计表达的东西。电脑只是一个手段和工具,视觉艺术语言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艺术真谛而非电脑技术。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修养的高度,从基本的手稿就开始不断完善自己,不能从设计的开始就完全依赖电脑,笔杆才是我们设计的灵魂,我们永远是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电脑操作者。现代艺术设计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我国的艺术设计道路才经历了很多的时间考验,全面总结中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现状和趋势还需要大量的参考来继续思考。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还是一个年轻的产业。21世纪应该怎么走,在世界浪潮中走出中国风是我们年轻一代艺术设计者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携手共进,跟进时代的步伐,顺应社会需要的脚步,为中国艺术设计走向世界而共同努力[4]!

参考文献:

[1]童宜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特征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2.

[2]方李莉.新工艺文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58.

[3]王君.论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新趋势[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

[4]杨天明,薛立克.浅谈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现状和趋势[j].美术大观,2007.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三

作为出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春风里的“80”后一代,虽然无缘亲历改革开放初期的轰轰烈烈,虽然经历改革开放不过三十几年,但不可否认,我们一直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中,享受着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福利。

我的父母出生在1960年后,改革开放前。那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物资匮乏。粮、油、肉、糖、棉、布等日常食品、用品,都是凭票供应。我出生在1984年,改革开放后。三餐粮足,顿顿有肉。马路两边门脸里、小摊上商品琳琅满目。

父母那个年代,精神生活比较单一,大多数休闲时间只能看看书,逛逛公园。而现如今,各地旅游景点引人入胜,荧屏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各类文艺节目繁多,文化室、广场、棋牌室、公园应有尽有,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这一切的变化始于1978年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它掀起了席卷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那支撬动改革开放的哲学杠杆。这场讨论,成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哲学宣言,不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凝聚了思想共识,而且确立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模式。

小岗破冰,深圳兴涛,海南弄潮,浦东逐浪,雄安杨波……40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华夏神州在“历史的一瞬”翻天覆地、沧海桑田,即便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会想象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史诗般的进步”。40年飞跃万重山。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中国融入广阔世界,让世界发现新中国,即便是最固执的“西方中心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和世界已经前所未有地融为有机整体,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号巨轮坚定航向,闯险滩、战激流,彻底摆脱狭小水域的困境,开足马力、劈波斩浪,胜利驶入崭新而宽广的天地。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从1978年到2017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360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00多元;基本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分别覆盖13.5亿人、9亿多人;从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中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88.3%、45.7%;7亿多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数字,记录着亿万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到比较殷实、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从凭票证购买商品到通过电商买遍全球,从单调的文化生活到多姿多彩的影幕、荧屏、舞台,从自行车王国到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一串串事例、一幕幕场景,印证着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强国复兴迈向新阶段。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奋起直追,经济总量一路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稳居世界第二。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跑、领跑,神舟奔月,天宫遨游,蛟龙入海,天眼探穹,北斗导引……大国重器竞相问世,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日益强大。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国和第二进口国,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确定性、主要的动力源,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社会主义展现新天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立足中国实际、结合时代特点,突破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创造性的提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推出了强有力的改革举措,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我们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夺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

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华民族勤劳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素有勤劳的美德,它代代相传,积淀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文明久盛不衰的巨大精神力量。***总书记曾强调,爱劳动这一美德是创造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改革开放40年,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传统美德,勤于创新,勇于开拓,用较短的时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12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34%。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40年物换星移,40年岁月如歌。

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澎湃前行。

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打开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开启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新篇章。今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继续书写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四

通过学习改革开放时期历史,使我在感悟辉煌成就、发展巨变中,进一步坚定了信念信心。下面,结合学习思考,谈几点认识和感悟。

回首40多年前,经济凋敝、科技落后、人民贫困,我们党决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摸着石头过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当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带领其他16位农民在契约书上按下了“红手印”,约定“定田到户”,搞起了“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从建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砸碎“铁饭碗”、取消“大锅饭”,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国际地位逐步提升。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为我国发展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由此带来了中国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40多年的辉煌成就表明,改革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之路。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综合施治优化发展环境,积极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扎实开展懒政怠政为官不为专项治理,进一步加大党风政风监督检查力度,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严厉打击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人和事,为改革开放开放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人民将持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驰而不息、锲而不舍,在新时代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路上,只要我们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懈怠,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奋力谱写出改革开放发展建设新篇章,让xx在x更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党员干部“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专题学习研讨发言2时光如白驹过隙。改革开放40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未来,我们心中也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和期盼。改革开放既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的重要职能部门,担负着从严治党的重要职责,将改革进行到底既是政治使命,更是责任担当。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组织部门必须坚定不移深化党建组织工作改革,始终紧盯、准确把握、不折不扣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要“破”有魄力、“立”有办法,把党建组织工作改革创新推进得实实在在,一个环节一环节抓,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推,通过扎实的过程推动目标实现,不断提高党建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

改革开放40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我们的新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国梦想,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足以让我们每个人由衷感到自豪。回忆往事、对比今昔,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我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起自己身上的历史责任,做优秀的新时代国家公务员。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40年的改革与开放、探索与创新、繁荣与发展以及一代代儿女的不懈努力,成就了今天伟大的中国!回首过去,40年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数不清的第一次,雕刻出崭新的社会肌理,彰显了大国荣耀与勇气。恢复高考、下海创业、南下打工、留学海外、取消农业税、教育医疗改革,每一次改革都影响和改善着数以亿计普通百姓的生活,甚至是命运,这一切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民之所望,改革所向,每一轮大发展都会为国家面貌、人民生活带来大的飞跃。展望未来,全国各族人民必将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头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它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作为一名基层年轻党员干部,我一定要做到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坚定不移地踏上前辈为我们趟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立足本职岗位,拼搏创新,敢于担当,苦干实干,砥砺前行,为群众排忧解难,在新时代建功立业。05古语有云:“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中华民族迎来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我们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党能够从根本宗旨和使命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克服缺点、解决问题、纠正错误,实现自我扬弃、自我超越。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我们深刻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学习党史、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自觉。

学好党史国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记忆是自我理解与自我认知的基础。一个国家、民族、政党,一旦忘却了自己的历史,便会因失去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的基础,而失去自我维系的共同体纽带。国史是维系国家成其所是的根源与血脉。因此,学好党史国史,坚定正确的历史观,维护好我们的共同记忆,筑牢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且关乎全局的大事。我们的党史,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我们的国史,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共同记忆史,是五千多年来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尽管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到近代才开始觉醒,但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已形成并绵延了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不绝如缕的繁衍中,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内化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形成了共同记忆,融入我们血脉之中,铸就了我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伟大力量。学习党史国史,就是要坚定这样的历史观,维系这样的共同记忆,筑牢这样的共同体意识。

学好党史国史,增强爱党爱国意识。历史发展自有其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到今天绝不是偶然的,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成为了一时之急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强国富民成为了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两大任务,中华儿女苦苦探索,先后提出了各种发展方案,结果都在实践中一一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肩负起这一历史任务,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最终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纪元,这一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充分彰显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历史真理。当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到今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她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也经历了诸多挫折和失败,但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不渝,并能在不断自我革命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学习党史国史就是要通过把握历史规律,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改革开放的必然性,从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深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体会到今天的辉煌成就多么来之不易,进而对党情国情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信心,增强知党爱党、知国爱国的意识。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五

改革开放实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怎样理解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弄清这些问题,对全面认识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导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否定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实现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就在于我们既坚定不移的进行改革开放,有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必须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我们始终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把增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

公元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关键的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生死攸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奠定了随后三十年间中国国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真正的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开始大步流星的走上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首先是思想解放的三十年。正是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领导,三十年来国人才从““””期间的保守、落后、偏执的心态变得开明、积极、宽容,为“大国”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一切的改革,首先必须自思想始。正缘于此,从1978年伊始,我党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不断的引进、学习、消化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的、积极的意识形态,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世界接轨,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用这些先进理念指引我们的改革,才彻底搞活了计划体制下日益困窘的局面,这才有了三十年间的快速发展。

年的富强梦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永往高攀的历史缩影。

就这次的汶川大地震而谈:汶川强地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一场抗罕见震救灾斗争正在有序、有力、有效地展开。透视这场抗震救灾斗争取得的明显阶段性成效,我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发展观的有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突出优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物质保证,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强大力量,这一切都为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抗震救灾斗争的检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对人生命的尊重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内涵。地震发生后,党中央迅即指示“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生命安全”,胡锦涛先后3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于5月16日亲临灾区,慰问干部群众,看望一线官兵、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温家宝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迅速果断高效地指挥抗震救灾,树立了敬民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务实高效的政治优势。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次又一次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政治优势。比如,强大的动员能力,快速的反应能力,高度统一的组织能力,科学有序的协调能力。地震爆发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到位、有力指挥,各级抗震救灾组织迅速成立展开工作,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实施,人民军队快速全面介入,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社会各界大力支援。

日渐雄厚的物质基础。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最显著成就。这给我们今天抗震救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地震发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情不断高涨。想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面对这场国难,我们很难想像会是什么局面。

不断提升的国民素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检验着政府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应对能力,也考验着国民素质。地震虽然震垮了房屋、桥梁和道路,但同时也凝聚了民众的爱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在抗震救灾中,我们收获了太多感动。全国人民与灾区群众的心连心,以各种方式为受灾群众献策出力、祝福祈祷,都凸现了人性的回归、社会责任感的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提高。

百折不挠的民族意志力。面对每一次灾难,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凭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攻无不克的英雄气概,都能一次次战胜灾害,重建美好家园。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和全国各地救援队克服灾区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通讯中断等种种困难,不分白天黑夜与风雨搏斗,与死神抗争,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靠手挖肩扛,硬是从一堆堆泥瓦砂石中,从一堆堆废墟中救出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共同抗击自然灾害中凝聚起来的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13亿中国人民的心中,涵蕴着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预示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途和希望。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六

4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4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现在社会在提倡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和谐凸显出了社会的发展,和谐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和谐更表明了时代的特性,开放与开明。纵观世界,放眼国内,无处不体现这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变。工业、农业、交通、国防、教育、人民生活,衣、食、住、行处处展现迷人的风彩,让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七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尼克[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1.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3]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

[4]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c].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6][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4.

[7]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

[8]邓小平.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c].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5.

[9]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c].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6.

[10]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848.

[1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50.

[14]***.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c].***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7.

[15]***.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八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跨越腾飞的40年。40年艰苦奋斗,40年风雨磨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睿智的...人抓住了富强的契机。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更是一个活力飞扬的时代。我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可喜变化。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爬山过坎,在改革开放的助推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不断走向完美。我的家乡怀柔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记得小时候,东关村还有好多农田水稻,每年都要播种水稻,每户都包种农田,秋收到场院去晾晒粮食。此刻农田都没有了,华北市场变成了绿化,场院位置盖起了高楼,建立了学校,也就是此刻的怀柔五中。此刻的农民收割不用再用手去割麦子,都是收割机,人简便很多,现代化机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上班一个月就几十元钱,那时候春节是最欢乐的,因为春节能够吃好的,穿新衣。每到春节饭桌上都要有炖排骨,炖鸡等。心境可开心了,那时候吃肉也奢侈品,家里一两个月才能吃一次肉,此刻天天鸡鸭鱼肉,吃得多了反而开始怀念小时候偶尔才吃一次的猪肉的香味。我们小时候想吃鱼时就去河里抓,那时候怀柔水库能够去抓鱼,游泳,此刻为了保护好水资源,水库已经保护起来。那时候上学学费异常贵,每次开学都要交很多学费、书费等,那时候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家人一年省吃俭用才能把学费节省出来。此刻都是九年义务教育,立刻幼儿园也要义务教育。此刻的青少年儿童能享受到现代教育发展的成果。时代在变,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吃饱穿暖、基础教育不成问题后,保护生态环境、创造更宜居的社会环境成为现代人更关心的话题。

改革开放40周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农村盖起来二层小楼,马路越来越宽敞,高楼林立,网络全覆盖......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40年改革开放成果丰硕,祖国完美明天更可期!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九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尼克[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1.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3]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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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4.

[7]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

[8]邓小平.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c].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5.

[9]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c].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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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50.

[14]***.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c].***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7.

[15]***.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十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拓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它的成功开拓和不断发展,谱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壮丽画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推动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而改革开放也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合作、开放融通、改革创新的本质特征和强大活力。我们今天已经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现在进行回顾,仍然感到如同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这个风险值得去冒。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被吞掉,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开放大门打开后被腐蚀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会不会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根本颠覆?这些担心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我们战胜了这些疑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今天更值得去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最终战胜这些风险,成功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之所以是正确的抉择,就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探索。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路,一是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被动开放,其结果必定是亡党亡国的全盘西化;另一条路是固守现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潮流抛弃,最终如毛泽东所说,被“开除球籍”。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做到了以下三点:一是始终跟踪世界潮流,回应时代主题,追寻历史节拍,有着坚定正确的大方向;二是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尤其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领导改革开放;三是实行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包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渐进式改革,把“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建立大胆试、大胆闯和及时总结评价的试验方式及纠错机制等。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十一

“自在”走向“自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我国对原有的“二元”城乡关系进行了全面认识。随着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城市产生并独立于乡村,二者是“根与流”的关系,不应该是矛盾的、分离的关系,而应该是和谐的、互助的关系。建国以来,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的国情,重工轻农、重城轻乡,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满足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不平等,造成城乡、工农关系的异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对于城乡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现代化,要求工农、城乡关系“返璞归真”,共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其间表明我国城乡关系由“自在”走向“自觉”。

(一)通过“城乡交流”来解决。

“三农”核心问题“三农”问题是发展城乡关系的薄弱环节。在改革前城乡经济交换关系下,农民成了受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是最贫困的群体。1978年,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平均消费水平的比例为1:2.9。与城市相比,“三农”问题尤为突出。为了缩小城乡差距,首要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通过解决“三农问题”来加强“城乡交流”。在这个时期,“长期隔离的城乡商品、要素、人口流动开始松动,城乡联系不断增强,城乡集市贸易恢复发展,部分农产品价格和流通管制逐步放开。”五年的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到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再到推进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对农村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放活了农村经济,改善了城乡、工农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但仍然是局部地就“三农”问题来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但只是停留在农村经济改革上,并未从城乡关系的制度层面、全局的角度来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有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逐步萎缩,使得大量农民工涌入大城市就业,极大地带动了大城市发展”。城市铺天盖地的进行改革,更多的农村生产要素流入城市和工业,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积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开始出现“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工农、城乡的关系出现了严重断层。这一阶段城乡关系的协调缺乏动力,无法对城乡关系的持续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注入活水源头。农村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之后,城市改革启动,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导致我国出现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面对这一形势,2002年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明确指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并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任务。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2004年到2007年连续4个中央一号文件每一年都提到活跃农村经济,持续推动城乡改革,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来解决“三农”问题,不再孤立地解决,而是用联系的观点,并用全局的视野来兼顾城乡、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纳入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任务之一”。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框架下,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完善支农惠农政策,深化农村的综合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通过打造新型城乡关系来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驾护航。在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突出强调了我国的“三个进入”,在统筹城乡关系的制度框架下,表明我国的城乡改革稳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得了新的进展,开始逐步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关系向着和谐的轨道运行,继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国内著名学者俞思念认为,“十八大作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的新布局,把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放在新的高度上,是实现中国未来城乡关系科学发展的新突破”。2008年到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侧重于农村经济建设转向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及机制体制建设等方面,从促进农村的单项改革转向城乡的综合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所要表达的是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互联互通,实现农村和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而历年来对于“三农”的投入,也繁荣了我国农村的发展。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要求必须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推进城市人口的非农化和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形成城乡关系一体化的格局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融合”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关系的严重不协调,党中央开始着手改善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进入新世纪,我国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实现了总体小康并迈向全面小康的阶段。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认识从“隔离”走向“融合”,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理论的不断创新。

城乡破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工农业、城乡休养生息的双重任务,为此提出城乡兼顾和沟通城乡关系的发展思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工农、城乡经济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规划,把经济重心从农村的农业生产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上来,直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制度、统派购制度使得城乡资源分离,1958年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把城乡居民直接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更是直接导致了城乡分治,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追求发展重工业使得我国的重、轻、农比例严重失调,虽然有过调整,但仍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工农、城乡矛盾依然突出。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益突出的工农、城乡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小岗村“大包干”土地经营方式的成功典范,促进了全国广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这一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以及作为农村工业的主要形式——社队企业发展为乡镇企业,极大地放活了农村经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繁荣了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变从根本上缩小了工农、城乡差距。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是繁荣农村经济的转折点。在农村改革胜利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改革拉开帷幕,国企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放宽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放下了企业的行政包袱,促进城市工业的大发展。“邓小平确立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工业支持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强调工农、城乡要相互支持,城市要带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思想结束了建国后重城轻乡、工业农业不协调的错误思想,开启了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基点。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一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城乡资源的合法流动,极大地调动了工农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了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直接提出要“加强城乡改革,处理好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为新时期的统筹城乡思想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新世纪以来:

城乡融合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总体小康,但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站在这样的新阶段,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指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限制因素。城乡关系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五大统筹之一,此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城乡关系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从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来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都普遍具有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倾向;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这一认识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也从侧面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五年的统筹城乡发展,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带动式发展。在党的十七大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写入党章,同时又强调要把“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这一思想随着城乡关系的逐步改善而产生,是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种新要求,“一体化”表现的是一种城乡的“融合式”发展,是城乡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我国的农村正发生新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凸显,要加强农村改革,到2020年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面对这一任务,“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概念到实践再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项影响长远的国家战略。”我国要塑造城乡关系的制度化框架,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成为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关键之举。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实践期,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的准备。

在中共十八大上,***指出这是一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会议,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新的目标,要高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折射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更多强调的是要释放改革红利,使改革成果能公平地普照每个人,而重点在农村、在贫困地区能享受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城乡资源公平问题。我们仍然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三农”上,继续加大城乡发展统筹力度,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全会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到“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从局部到全部、部分到整体的系统演化过程,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更是理论上的创新,从而带动实践的创新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桎梏,并指出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要解决这一难题则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一句话,表明我们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决心与路径,因此我们要着力**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深化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进行突破,“‘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总体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除此外,还有一个新的理论突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改为市场起决定作用,“决定”一词不仅可以活跃城市经济,而且可以活跃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资源的整合与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无疑是锦上添花。

“彼岸”工农、城乡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要长期坚持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策略。城乡发展一体化能够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中国梦”的实现起到了价值引导。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此岸”走向“彼岸”。

(一)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

“三农”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偏远山区、贫困地区,制约着我国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如***所提到的那样就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三农”问题跳出“三农”问题的圈子,有了新的解决途径,就是从城乡一体的角度来统一解决,也就是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深度融合。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市扶持农村模式。由于“三农”问题比较复杂,而且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各个击破。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三大产业之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物质基础;工业作为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能够带动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我们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用工业的发展来带动农业的发展,只有处理好工农业的关系,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工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实现农业的规模集约生产,大大提高我国的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积累性贡献,其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而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拥有先进的生产要素,因而城市把先进的生产资料流入农村,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市与农村从根本上说是和谐共生的,我们经历了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阶段,并实现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现在我们已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并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只有保持城乡互惠、城乡一体,才能解决好农村问题,同时也促进城市的发展。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力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经济更加繁荣,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户身份,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服务,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我们称这一群体为“农民工”,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群体,一头连着城,一头连着乡,“他们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劳动者与建设者,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的建立与健全,能够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成果。***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句话,表明了“三农”的重要性,突出强调了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下保障“三农”利益。

(二)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就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下提出的,这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方式,同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也有助于城镇化的实现。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理论创新表明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下,我国的城镇化实现了新的发展,进入人口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在统筹城乡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实现农村形态下农民的市民化,让更多的农民不用远离家乡外出务工,能够就近创业就业,实现城乡居民的融合。城乡之间没有隔离带,让城市融入农村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手,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就是在以人为本的指导下实现“人”的城镇化,是把全体人民纳入在内,不只是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农民,这种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城镇化,更是追求生态财富的城镇化。2015年11月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当下我们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由追求高速增长向更加注重中低速前进的城镇化的一种新常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下,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城镇化,是突破传统的、协调城乡的、宜居生态的、国内国外的、城乡共享的新的城镇化。

(三)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国“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我党“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也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我们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小康社会的昨天是总体小康的实现,今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明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三对关系是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的。昨天是今天的铺垫,今天是明天的起点,明天又是昨天和今天的果实。我们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建成全面小康。***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一句理清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道明了建成全面小康的“全面”二字。全面小康不只是城市居民得以享受的,更是农村农民得以享受的,是一种新的“城乡共享”小康的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实现,关键看我们能否坚持并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昨天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明天期望我们的行动指南。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了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调式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全面小康在新时期这五个方面的新要求。只有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才能**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连接城乡命运共同体,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才能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四)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首先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由于中国当时经济落后的国情而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侧重在经济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简称“四化”。后由于**而中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思想,把经济建设的重心重新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以“三步走”战略的形式量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由物质文明走向物质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论断,并于党的十三大上首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七大把“和谐”加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并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表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此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由原来的“四化”变为现在的“新五化”。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表明我国的现代化是处在动态中需要根据实践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另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全面的建设目标,于本世纪中叶实现,形势刻不容缓。城乡发展一体化在这一目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像***所讲,“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而且容易出偏差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城乡建设是全局中的关键要素,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对现代化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中国梦”的价值指向。

***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指出这不仅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直接把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人民的梦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形成一个“家国梦”。这不是简单的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实践的行动指南,是惠及十几亿人口、实现每一个人的发展的复兴梦。它的深刻内涵把每一个人融入进来,体现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伟大梦想,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来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并身体力行,这样才能筑起“中国梦”的复兴之路。综上所述,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深层次来讲正是一种追求城乡发展公正、和谐的战略思想,谋求的是城乡居民共得共享,平等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更要平等地享受社会主义建设的福祉,追求社会的公正对待,城市和农村人口都能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优越性。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攻坚区、深水区,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无法同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因此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我们要更加注重公平。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思想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创造条件。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十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学生的留学状况和和留学意向都悄然发生着改变.本项目研究前期,曾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江苏三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当代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留学意愿很高,大多来源于对于出国留学较高的价值判断、美好的憧憬、父母的愿景、盲目的从众心理以及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其意向也表现出盲目跟风、忧虑不安、过度依赖等问题.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按照年代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和21世纪三个阶段,我国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伴随留学背景及留学现象的变化,也呈现出变迁的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对文献法和访谈法两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来源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出国留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期刊和报道等.深度访谈主要是应用于对于前两个阶段大学生留学意向的研究.研究选取了五位访谈对象,都是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一位是80年代出国留学、两位是90年代有过留学经历,一位21世纪的海外留学生,以及一位准备出国留学的在校大学生.访谈在征得被访者同意之后,全程录音.每次访谈之后,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此外,结合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21世纪当代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研究结果,整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三个阶段中,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化脉络.

2.1第一阶段:

“初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工作逐渐恢复,在“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留学政策方针的指导下,留学生在人数方面较之改革开放之前实现快速增长,据统计,自从一九七八年扩大派出留学人员以来,截止到1982年1月共派出留学人员七千多人.80年代初,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公费派出,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他们以外出留学和出国考察形式学习先进知识,增长见识,之后回国效力,但是这部分群体数量很少,分布也较为集中,多集中在沿海及发达城市的知名高校,专业分布也以理工科为主.他们当中学习自然科学的占80%以上;学习和研究语言的占16%,学习社会科学的只占4%.随着对外开发政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留学热潮.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5300名在读研究生中,至少65%已经向国外有关单位联系或报考toefl;1985年一至十月份,自费公派出国研究生141人,占1985年研究生录取总数的8%.但伴随着也萌生出出国留学优于国内学习、“出国是好样的”等观念.[2]与此同时,自费留学开始兴起,但人数很少,大众层面的留学还没有大范围普及,个人自费留学也处在“睁眼看世界”的阶段,多数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增长新阅历,以学习外国的语言等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留学还不流行,公费和自费留学的人数都很少,我在工作期间突然就萌生了想去国外看看的想法,并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只是想增长一些见识,多一种经历,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顺利通过了复旦大学语言班的考核,成功申请了德国科隆大学,但是当时留学没有语言基础,在国外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顺便见识一下国外的基础设施水平.(受访者唐先生,80年代出国,德国科隆大学)对于那个年代的留学生而言,他们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甚至当时社会上排外的心理还普遍存在,敢于大胆走出国门的人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此外,长期的隔阂下,国人根本不知国外整体是什么情况,更不了解国外教育情况.对他们而言,出国的意义远大于留学.

2.2第二阶段:

“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特别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科学地规划了“八五”期间和1991-2000十年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国家人事部加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努力拓宽留学人员为国家服务的渠道.加之80年代出国留学精英的回归,民众对国外具体情况的认知也逐渐清晰,许多错误、偏激的观念也逐渐被纠正.许多年轻人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立志走出国门“师夷长技”,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国外相对较好的学习科研条件、先进的教育设备及学术自由的学习氛围、发达的经济条件和对自身专业宽松的择业范围都成为年轻人走出国门的重要原因,出国留学人数进一步增长.自己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看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去学习国外的真东西,因为对机械制造这个行业来讲,当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都无法为相关行业的科研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而日本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机械制造行业享誉世界,那个年代的留学就是为了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家,为国家工业的振兴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自己是这样,身边很多人也是这样.(受访者钟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日本工业大学)90年代,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一些新兴行业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国内教育内容相对传统,水平相对滞后,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国外管理学术界则百家争鸣,先进的管理理论遍地开花.

另外90年代,海外的一些院校也开始放宽了对中国考学生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加上想要改变自己的强烈主观愿望,便选择了商科在上业界排名首位的哈佛商学院去学习.(受访者钱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哈佛商学院)90年代,自费留学已经屡见不鲜,留学无论从规模还是区域范围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人数的增加是最直观的的表现,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表现得日趋强烈.其次就表现在区域的扩展,留学人员的分布不再仅仅局限于沿海及发达城市,全国各个省、市,无论知名高校或是普通高校均有分布,专业也从以理工科为主变得更为多元化,金融、工商管理、会计、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均有涉及.随着留学活动、留学形式和留学人员群体的不断扩展,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了解世界的先锋.但同时,面对国外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好的生活条件,“国外月亮圆”的思想也渐渐萌发,“学成是否归国”成为了许多留学人员考虑的问题,国家面临大规模“人才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留学人员学成归国效力,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据统计,截止1996年回国留学人员(主体是公派)仅占出国留学人员的30%.[4]留学生的回归问题也成为了90年代热议的焦点.针对这个问题,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留学人员高科技企业时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来就妥善安排工作.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1993年,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鼓励留学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留学政策的转变推动了留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普通大学生中间开始了新一轮“留学热”.

2.3第三阶段:

多元化2000年以后,国内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井喷式”爆发.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留学生输出第一大国.“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45.98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5]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要求大量高水平人才的迅速成长,然而国内教育水平尚不能满足国家对于高级人才的需求,中国的教育能力与国际地位严重不相称,整个教育体系也屡遭诟病,随着留学机制的成熟和留学中介的发展,加上英语的普及和教育全球化的推动,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改变着留学的年龄结构.留学是一种深造方式,因为向往国外高精尖的技术水平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各行各业显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但国内外差距仍然很大,企业和高校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国内现状却是小企业众多,知名大企业很少;高校众多,能够出科研成果的很少.

许多人都选择国外高校,确实是有现实的需求存在,当然也有镀金的心理因素,毕竟国内外的差距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受访者冯先生,2003年出国,日本上智大学)目前就读于东南大学法学系的陈同学则认为,出国留学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就业,拥有了‘海归’光环在很多时候更能在同等水平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在工作单位和工资待遇方面也会比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好一些.如果我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话,职场这条路可能会走的更加顺利.(受访者陈同学,打算毕业后出国留学)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拥有强烈的出国留学意向,其中自费留学成为了主力军.留学目的也从学习技术,报效国家变得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实现职业理想、获得成就认可、对国外环境和生活的向往、受外界环境和人员影响、家庭的期盼和父母的决定、为找好工作积累“资本”等都成为了许多年轻人选择国外留学的原因.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球化竞争,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国际化商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商科也成为21世纪后留学的热门学科.因此,商科曾一度成为21世纪留学的热门专业.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迅猛发展,多数出国留学的大学生也会选择回国发展.留学归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归”在就业市场也备受热捧,导致国内留学一度火热.近年来留学人数日趋稳定,商科等热门专业也逐步降温,热度背后,我们也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也慢慢在寻求理性的回归,理性地选择和对待留学.

3.1意向的强烈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在留学意向上,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阶段的出国留学者表现出显著地变化和巨大的差异,似近代留学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是精英化的学习路线,选择出国深造的大学生凤毛麟角,发展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具有留学意向,且意向也越发强烈.从每年增长的留学人数,从出国留学人员的区域和毕业学校的差异,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自费方式出国留学等方面都能够看出国留学越来越平民化,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也越来越强烈.

3.2意向多样化。

意向的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出国目的的多样化和选择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是大胆的、超前的,更多是为了语言的学习和宏观了解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下中西方的差异.90年代以后,出国留学是为了“师夷长技”,学习国外更加先进的技术.然而2000年以来,大学生纷纷都把留学看成一个更好的选择,去国外学习、交流、镀金,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体验国外的文化和生活,为了提升学术水平、增强综合素质和拓宽国际视野.留学目的变得多样化,不一而足.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选择方面也变得日益多样化.例如留学国家和专业的选择.之前发达国家名校和相关顶尖学科是他们的首选,而现在已逐渐打破名校和专业的壁垒.

3.3意向复杂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也从原先的较为单纯,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出国不再是精英的出路,平民化、大众化的出国留学走向,让留学者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坚定的留学信念,在当今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也参杂了不少“杂质”.大学生的留学意向变得更为复杂,不少大学生因为盲目的从众心理出国;为了父母的意愿出国;因为成绩不佳而选择出国;为了所谓的“光环”出国等问题也频频暴露出来.80年代的留学者处在“睁眼看世界”的觉醒阶段,90年代以后,中西方的明显差距,加上国家大格局下“走出去”战略的推动,许多外出留学生主动走出国外“师夷长技”.而在中国实力不可小觑的当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留学生不仅承担着个人的报复、国家建设的责任,且已然成为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使者.大学生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社会发展背景的不同,也呈现出属于各自阶段的特点和“标签”.梳理改革开放至今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留学意向的内外部成因,以便针对问题,为政府留学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指导高校、留学机构、家庭等不同层面做出及时和相应的调整.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十三

“自在”走向“自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我国对原有的“二元”城乡关系进行了全面认识。随着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城市产生并独立于乡村,二者是“根与流”的关系,不应该是矛盾的、分离的关系,而应该是和谐的、互助的关系。建国以来,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的国情,重工轻农、重城轻乡,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满足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不平等,造成城乡、工农关系的异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对于城乡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现代化,要求工农、城乡关系“返璞归真”,共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其间表明我国城乡关系由“自在”走向“自觉”。

(一)通过“城乡交流”来解决。

“三农”核心问题“三农”问题是发展城乡关系的薄弱环节。在改革前城乡经济交换关系下,农民成了受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是最贫困的群体。1978年,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平均消费水平的比例为1:2.9。与城市相比,“三农”问题尤为突出。为了缩小城乡差距,首要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通过解决“三农问题”来加强“城乡交流”。在这个时期,“长期隔离的城乡商品、要素、人口流动开始松动,城乡联系不断增强,城乡集市贸易恢复发展,部分农产品价格和流通管制逐步放开。”五年的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到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再到推进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对农村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放活了农村经济,改善了城乡、工农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但仍然是局部地就“三农”问题来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但只是停留在农村经济改革上,并未从城乡关系的制度层面、全局的角度来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有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逐步萎缩,使得大量农民工涌入大城市就业,极大地带动了大城市发展”。城市铺天盖地的进行改革,更多的农村生产要素流入城市和工业,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积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开始出现“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工农、城乡的关系出现了严重断层。这一阶段城乡关系的协调缺乏动力,无法对城乡关系的持续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注入活水源头。农村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之后,城市改革启动,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导致我国出现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面对这一形势,2002年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明确指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并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任务。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2004年到2007年连续4个中央一号文件每一年都提到活跃农村经济,持续推动城乡改革,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来解决“三农”问题,不再孤立地解决,而是用联系的观点,并用全局的视野来兼顾城乡、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纳入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任务之一”。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框架下,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完善支农惠农政策,深化农村的综合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通过打造新型城乡关系来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驾护航。在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突出强调了我国的“三个进入”,在统筹城乡关系的制度框架下,表明我国的城乡改革稳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得了新的进展,开始逐步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关系向着和谐的轨道运行,继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国内著名学者俞思念认为,“十八大作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的新布局,把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放在新的高度上,是实现中国未来城乡关系科学发展的新突破”。2008年到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侧重于农村经济建设转向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及机制体制建设等方面,从促进农村的单项改革转向城乡的综合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所要表达的是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互联互通,实现农村和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而历年来对于“三农”的投入,也繁荣了我国农村的发展。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要求必须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推进城市人口的非农化和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形成城乡关系一体化的格局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融合”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关系的严重不协调,党中央开始着手改善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进入新世纪,我国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实现了总体小康并迈向全面小康的阶段。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认识从“隔离”走向“融合”,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理论的不断创新。

城乡破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工农业、城乡休养生息的双重任务,为此提出城乡兼顾和沟通城乡关系的发展思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工农、城乡经济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规划,把经济重心从农村的农业生产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上来,直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制度、统派购制度使得城乡资源分离,1958年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把城乡居民直接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更是直接导致了城乡分治,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追求发展重工业使得我国的重、轻、农比例严重失调,虽然有过调整,但仍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工农、城乡矛盾依然突出。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益突出的工农、城乡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小岗村“大包干”土地经营方式的成功典范,促进了全国广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这一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以及作为农村工业的主要形式——社队企业发展为乡镇企业,极大地放活了农村经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繁荣了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变从根本上缩小了工农、城乡差距。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是繁荣农村经济的转折点。在农村改革胜利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改革拉开帷幕,国企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放宽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放下了企业的行政包袱,促进城市工业的大发展。“邓小平确立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工业支持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强调工农、城乡要相互支持,城市要带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思想结束了建国后重城轻乡、工业农业不协调的错误思想,开启了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基点。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一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城乡资源的合法流动,极大地调动了工农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了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直接提出要“加强城乡改革,处理好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为新时期的统筹城乡思想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新世纪以来:

城乡融合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总体小康,但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站在这样的新阶段,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指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限制因素。城乡关系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五大统筹之一,此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城乡关系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从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来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都普遍具有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倾向;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这一认识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也从侧面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五年的统筹城乡发展,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带动式发展。在党的十七大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写入党章,同时又强调要把“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这一思想随着城乡关系的逐步改善而产生,是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种新要求,“一体化”表现的是一种城乡的“融合式”发展,是城乡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我国的农村正发生新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凸显,要加强农村改革,到2020年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面对这一任务,“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概念到实践再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项影响长远的国家战略。”我国要塑造城乡关系的制度化框架,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成为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关键之举。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实践期,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的准备。

在中共十八大上,***指出这是一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会议,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新的目标,要高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折射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更多强调的是要释放改革红利,使改革成果能公平地普照每个人,而重点在农村、在贫困地区能享受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城乡资源公平问题。我们仍然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三农”上,继续加大城乡发展统筹力度,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全会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到“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从局部到全部、部分到整体的系统演化过程,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更是理论上的创新,从而带动实践的创新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桎梏,并指出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要解决这一难题则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一句话,表明我们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决心与路径,因此我们要着力**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深化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进行突破,“‘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总体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除此外,还有一个新的理论突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改为市场起决定作用,“决定”一词不仅可以活跃城市经济,而且可以活跃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资源的整合与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无疑是锦上添花。

“彼岸”工农、城乡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要长期坚持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策略。城乡发展一体化能够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中国梦”的实现起到了价值引导。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此岸”走向“彼岸”。

(一)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

“三农”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偏远山区、贫困地区,制约着我国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如***所提到的那样就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三农”问题跳出“三农”问题的圈子,有了新的解决途径,就是从城乡一体的角度来统一解决,也就是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深度融合。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市扶持农村模式。由于“三农”问题比较复杂,而且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各个击破。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三大产业之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物质基础;工业作为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能够带动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我们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用工业的发展来带动农业的发展,只有处理好工农业的关系,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工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实现农业的规模集约生产,大大提高我国的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积累性贡献,其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而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拥有先进的生产要素,因而城市把先进的生产资料流入农村,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市与农村从根本上说是和谐共生的,我们经历了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阶段,并实现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现在我们已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并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只有保持城乡互惠、城乡一体,才能解决好农村问题,同时也促进城市的发展。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力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经济更加繁荣,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户身份,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服务,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我们称这一群体为“农民工”,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群体,一头连着城,一头连着乡,“他们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劳动者与建设者,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的建立与健全,能够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成果。***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句话,表明了“三农”的重要性,突出强调了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下保障“三农”利益。

(二)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就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下提出的,这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方式,同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也有助于城镇化的实现。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理论创新表明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下,我国的城镇化实现了新的发展,进入人口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在统筹城乡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实现农村形态下农民的市民化,让更多的农民不用远离家乡外出务工,能够就近创业就业,实现城乡居民的融合。城乡之间没有隔离带,让城市融入农村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手,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就是在以人为本的指导下实现“人”的城镇化,是把全体人民纳入在内,不只是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农民,这种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城镇化,更是追求生态财富的城镇化。2015年11月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当下我们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由追求高速增长向更加注重中低速前进的城镇化的一种新常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下,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城镇化,是突破传统的、协调城乡的、宜居生态的、国内国外的、城乡共享的新的城镇化。

(三)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国“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我党“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也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我们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小康社会的昨天是总体小康的实现,今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明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三对关系是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的。昨天是今天的铺垫,今天是明天的起点,明天又是昨天和今天的果实。我们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建成全面小康。***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一句理清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道明了建成全面小康的“全面”二字。全面小康不只是城市居民得以享受的,更是农村农民得以享受的,是一种新的“城乡共享”小康的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实现,关键看我们能否坚持并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昨天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明天期望我们的行动指南。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了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调式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全面小康在新时期这五个方面的新要求。只有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才能**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连接城乡命运共同体,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才能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四)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首先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由于中国当时经济落后的国情而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侧重在经济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简称“四化”。后由于**而中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思想,把经济建设的重心重新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以“三步走”战略的形式量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由物质文明走向物质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论断,并于党的十三大上首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七大把“和谐”加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并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表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此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由原来的“四化”变为现在的“新五化”。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表明我国的现代化是处在动态中需要根据实践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另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全面的建设目标,于本世纪中叶实现,形势刻不容缓。城乡发展一体化在这一目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像***所讲,“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而且容易出偏差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城乡建设是全局中的关键要素,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对现代化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中国梦”的价值指向。

***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指出这不仅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直接把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人民的梦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形成一个“家国梦”。这不是简单的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实践的行动指南,是惠及十几亿人口、实现每一个人的发展的复兴梦。它的深刻内涵把每一个人融入进来,体现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伟大梦想,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来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并身体力行,这样才能筑起“中国梦”的复兴之路。综上所述,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深层次来讲正是一种追求城乡发展公正、和谐的战略思想,谋求的是城乡居民共得共享,平等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更要平等地享受社会主义建设的福祉,追求社会的公正对待,城市和农村人口都能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优越性。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攻坚区、深水区,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无法同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因此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我们要更加注重公平。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思想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创造条件。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十四

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千年繁华、世界闻名之路。以下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毛概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时间不留人,转眼之间,改革开放39年在繁华富强中度过。这39年来,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热闹非常,马路上车水马龙,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民的生活奔小康,国家的人才数不清;科技水平大大提高,经济繁荣惊叹世界;护卫和平永不打战,旅游景点游客拥挤……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千年繁华、世界闻名之路!

回想从前的农村,孩子们除了课本,其它什么书也没有。不仅如此。人们的日子过的苦不堪言。以前中国穷,人们更是穷困潦倒。再加上赚了钱还要交税,只靠那剩下一点钱养家糊口。农村处境最不好,本来收入就最少,还要上缴农业税。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各家各户的农民们每天要起早贪黑地工作才能挣到一口饭吃;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农村家家户户,全都穷得不像样!单说农村还不行,就是城市里也没几家能过好日子的。

改革开放的时候,母亲是8岁的年龄。回顾以前的生活,母亲很有感触。而我的感触是以前的生活无非就是两个字:穷苦。母亲给我说的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列举出件事,更能让人悟到以前的穷苦。

“我小时侯,很久才来一次卖糖吃的糖贩子。我那时唯一的零食就是地里的番薯,所以糖贩子一来,我很多时候都要买来吃。家里当然不舍得给我那么多钱买糖吃,常常都没得吃或只有一颗吃。有一次,糖贩子来了,我向爷爷要钱买糖,爷爷没给我钱,不知道是舍不得还是没有那么多钱。那时我还幼小,不懂得太多事,爷爷便拿一张纸给我,糊弄我,我还以为是钱呢,拿着纸兴冲冲地去买糖吃。结果糖贩子说这不是钱,糖就又没吃成了。”

我听了,暗暗想,再穷,不会连糖也买不起!再想想现在,有的孩子每天都要吃糖,还不是一颗,要吃一大包。还有些孩子,每天都要吃一大堆的零食,何止一包糖啊!想想,之所以有这天壤之别,是因为——想必大家都明白,那是传奇千古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无限的幸福!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这是中国的顶梁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这是邓小平爷爷的心血,这是中国的心血!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如今已过去30年了,以前的日子,我们渐渐忘了。看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吧:

“从前的年代,我们不奢求温饱,无论谁都不是最担心温饱问题,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是担心学业问题啊!不是交不起学费——(这时我插嘴问了一句,我看那些书什么的都是写交不起学费的啊。糖买不起,学费怎么就教得起了?)哦,你说学费啊!你猜,多少钱?(我歪着头,起码几十块吧)要真那么贵,就真的交不起了。只要2块。我们姐妹和我一个哥哥一共大约就是一个月的钱吧!2块钱可是我2个月的零花钱啊!也算不上零花钱,我们还没那么富给孩子零花钱用。学校一般都很远,所以我们就住在学校。去的时候,要背一袋子米和咸菜去学校吃。若在学校吃呢,要7分钱一顿饭。这些都不用说了,学校也穷啊!学校没钱造那么多屋子,就只盖了一间弱不禁风的小屋子,好象是毛草屋吧!几个年级的学生全挤在里面,冬天还行,其它季节就不行了,教室里拥挤又闷热。没钱聘请高学历的老师,普通老师也聘请不了,只有一个老师教我们。老师这里教完教那里,环境不好,教室非常吵闹,那声音震天响!也就是因为师资不好,环境不好,当时村子里还没几个能读上高中,起码初中也不多。农村文化低,现在高多了。”

很难想象,以前的学生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他们没钱买书,没钱吃肉,没钱买糖……而现在呢,我们满柜子的书,几个菜盘的肉,一大包的糖……不仅城市变得这样好,农村也是如此。现在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先说交通。以前人们大多都走路,城市里才有摩托车啊,自行车啊等等。走路是个艰苦的活动,腿会瘫软,脚会酸痛。城市里那些骑摩托车自行车的,速度也没有多快,也累,特别是自行车。所以,以前如果要“跋山涉水”,起码也得好几个钟头。可是现在不同了。先谈农村,有了以前没有的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三轮车。有些富一些的农家,竟也有了汽车。而城市里更不用说了,处处是车。汽车、自行车、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这些都是私家车,看一下公家车:客车,火车,巴士……还有水里的船,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地铁……特别是地铁,是近几年才有的。

除了车的方面,别忘了更重要的是路。城市里的路没什么太大变化,主要是农村的路。农村以前的路,根本称不上是路。路是自然形成的,坑坑洼洼全是石头和粘粘的泥巴。如今已修了水泥路,也渐渐有一些板砖路了。

第二个是饱。在说之前,不妨先看看如今中国人的身材。只要你长期注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似乎人人都在减肥。这不就说明当今社会的中国人都在日渐长肥吗?为什么会长肥?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饱的问题。是啊,现在的社会,即使是一个打工妹,也免不了要肥的。她们都是吃快餐什么的,可是你想得到吗,以前连快餐都吃不起。以前,他们很少吃白米饭,而现在我们每餐都要吃。以前的人总是瘦瘦的,是因为他们总是吃不饱。他们的主食只是自家种的一些菜和番薯。以前想找个胖子都难,而现在想找个骨瘦如柴的人都难。

第三个是温。冬天从没有热的时候,向来都是冷飕飕的。从前,买不起鞋子,脚钻心得冷。而床上用来御寒的也只有一张不厚不棉薄薄的被子。实在冷得不行,只能再加一层被子。不管多么冷,顶多有两层薄薄的被子。而衣服也是一样,当时哪来的钱买衣服呀,所以到了冬天,就是再冷,身上顶多两件衣服。房子也漏风。

转眼看看现在。我们再也不怕冷了。我们有厚厚的棉裤,有温暖的毛衣,有长长的外套,棉制的袜子,漂亮的围巾,密不透风的房子;到了床上我们有毛毯,羽绒被,棉被……我们穿好几层衣服,再也不用担心今年会冷了。

最后一个是“资”。“资”的意思就是钱。钱是人们存活的资本,没有钱,等于要过苦日子。而人们得到钱的途径只有工作。干工作,才有工资。有工资,才有钱。我们来谈谈工资的问题。

以前人们无论如何去辛苦劳作,工资始终就是几十块,最多也不超600。再比比现在,一个清洁工一个月起码七八百的工资。以前的话,恐怕只有几十。几十和七百谁都愿意干七百的。中间搁了600多块,再改革开放前的社会,600就差不多是个富翁了。不说七百的工作,很多人自己创业,一个月便是以万为单位的收入。还有的是在家创业,方式各种各样,收入逐渐日益增多。中国的经济由这样的趋势逐渐发展,到了20xx年,早已繁荣得惊叹世界。

记得有一次看改革开放的范文,看到邓小平爷爷南巡,搜查经济状况,竟查到渔民村(以前未建设的深圳)的平均收入竟然比他这个还要高!邓小平爷爷心里比蜜还要甜,改革开放还没多久,就见效了,效果还很显着!

改革开放,为中国立下了大功。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是改革开放,让中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要感谢邓小平爷爷,是他,让我们中国没有了战争,没有了闹革命,和平一片,幸福一片!

改革开放,一定会让中国的日子更加美好!

优秀改革开放的论文(模板15篇)篇十五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快速地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这些成绩的取得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从一个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并引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和分工体系的深刻变化。如何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40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历史成就,明晰未来产业发展航向,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成就回顾。

改革开放40年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人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对其历史进程和成就进行解读。如,黄群慧(2018)以市场化改革为阶段划分标准,梳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要素变革,把40年改革开放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1978-1993年),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1994-2013年),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2013年之后)。王岳平(2018)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产业结构“拨乱反正”阶段;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以消费升级驱动的轻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基本上步入了正常演变的轨道;三是21世纪头10年以投资主导的重化工化阶段;四是2013年以来以追求高质量为主要特征的高加工度化与服务化阶段。这里试图从驱动力的角度进行划分,重点分析不同时期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及阶段特征。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0年),是一个以加快改革为动力释放改革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2001-2012年),是一个以扩大开放为标志释放开放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2013年以后),是一个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释放创新红利的产业发展新时代。

1978年改革开放一声惊雷在安徽小岗村拉开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总基调,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0年,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土地改革、国企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逐步放开搞活、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并在创办经济特区方面,鼓励“杀出一条血路”。到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基本确立。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明确了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培育的要求,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一阶段,长期以来束缚我国产业发展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得到极大扫除,全社会生产力和产业发展活力得到极大释放,除少数年份外,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快速跃升,从1978年367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超过10万亿元,跨越了两个数量级。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从1978年的第10名上升到第6位,提升了4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27.7:47.7:24.6调整至2000年的16.4:50.2:33.8,呈现出快速工业化的特征。分行业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红利效应,农业制度变革的驱动力显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显著,从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长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倍,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也比较高,由1978年的27.7%上升到1984年的31.5%,期间,1982年达到最高点,占gdp的32.8%。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农业占比才逐渐下降,2000年已降至16.4%,约为1982年的一半。工业占比稳中有升,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总体上矫正了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特点,形成了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驱动的纺织、缝纫、服装、食品等轻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例1978年为43%,到1981年就已经超过50%,并一直在50%上下波动一直到2000年。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增长较快,连锁经营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提升超过9个百分点。

从产业体系看,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已经基本建成独立完整的,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涵盖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并保持快速增长,在轻工业领域拥有一批量大面广的民营经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突出,在重化工业领域,一批国有企业快速壮大,并加快“走出去”部分,做好了拥抱全球大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准备。

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突出的大事件。事实上,在2000年中国就已将“走出去”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只有加入wto,融入全球大市场分享全球化红利,中国制造的成本、性价比、门类齐全和规模化生产等优势才得到极大的发挥,中国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多种产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甚至以高科技产品为口径的全球出口排名中超过美国跃居第一并保持长期顺差,2005年就已超过2000亿美元,并加速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迈进。值得一提的是,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于2001年在多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日子正是11月11日,和现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在全中国范围内兴起并连续多年刷新成交记录的大型购物促销狂欢日“双11”正好是同一天,历史就是这么巧合。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0万亿元级的平台上继续快速增长,从2000年10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接近54万亿元,增长了4倍多。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实现新的跨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发动机和重要引擎,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相比2000年继续提升了4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2000年的16.4:50.2:33.8优化至2012年的10.1:45.3:44.6,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明显,累计提高接近11个百分点,几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农业和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6.2和4.9个百分点。其中,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和吸纳就业的稳定器。这一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重化工化特征,特别是居民消费升级进入新阶段,城镇居民需求由过去的以吃穿用为主转向汽车、住宅等耐用消费品为主,带来产业结构重化工业转型。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取得巨大成效。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增长率连续多年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国出口货物贸易总量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达到11%(刘伟和蔡志洲,2015)。利用外资额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二,2017年达到1310亿美元。

从产业体系看,得益于扩大开放的红利,中国经济的外向度极大提升,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身影,2010年以后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高达26.7%,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和第三的日本的总和。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中国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在500多种工业品种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魏际刚,2015)。并且,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产业体系的开放性和全球产业链的关联不断增强,既快速地推进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又对全球产业链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2013年至今: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全面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成为新发展理念之首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着力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四个对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

这一时期,我国产业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阶段性特征。从经济发展看,虽然我国经济总量突破82万亿元大关,并不断缩小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约为美国的66%左右,但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10%以上的高速区间下降到6%—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2013—2017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8%、7.3%、6.9%、6.7%和6.9%。从产业结构看,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迅速提升,并成功地实现了“两级跳”,一是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增加值跃居首位;二是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关。2012—201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分别快于gdp增速0.7个、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0.8个、工业增加值增速1.0个百分点。到2015年第4季度,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连续14个季度超过第二产业增速,连续15个季度超过gdp增速。三次产业结构也从2013年的9.3:44.0:46.7调整至2017年的7.9:40.5:51.6。服务业正在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新依托。

在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的重点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大物移智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新能源革命成果不断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中国创新创业活力强劲,新产业、新动能不断涌现,并带动了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有利于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盛朝迅,2018)。根据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在128个经济体中名列第17位,成为第一个跻身全球2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从创新投入看,我国研发经费支出继2010年超过德国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从创新产出看,我国发表sci论文数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受理数连续7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为25%,排名均高居全球首位。

主要经验启示。

40年来,我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变化,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遵循“改革—开放—创新”的产业发展逻辑,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调整产业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之路,在世界产业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中国篇章”,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好两个作用。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就,是政府和市场充分互动的结果,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中国式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税收、法规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护或者限制某些产业发展,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赶超,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功不可没。既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深化体制改革,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紧扣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瓶颈制约,聚焦产权制度改革、商品和要素市场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四大重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公平竞争、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效保护和激发了各类经济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何立峰,2018)。

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开放合作是我国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我国开放遵循由点到面循序渐进的开放路径,从沿海起步,由东向西渐次推进,最终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坚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不断扩大先进技术、理念、人才、经营管理和模式等“溢出效应”,并把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开放领域从制造业逐步向农业、服务业延伸,市场准入条件不断放宽,加快形成高水平深层次开放新态势。我国还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提高“引进来”质量的同时,加快推进“走出去”步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不断创新对外合作内容和方式,加大国际产能合作力度,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技术、服务输出转变,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向来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随后,我国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在科技研发投入、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积极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和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未来方向前瞻。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水平,新动能规模较小,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任重道远,主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等问题仍然很突出。下一步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条主线”、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加快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着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协同”的产业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一是坚持“一条主线”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增加制度供给,加快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最大程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继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财税、金融、投融资、户籍制度等方面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抓好重点领域去产能,统筹做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各项工作,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促进新动能持续快速发展,推动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深刻变革,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更多新增长点。

二是面向“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全球市场资源。要坚持产业为民,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优势,牢牢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接全球高水平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做法,缩短负面清单长度,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提升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竞争力,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持续举办进口博览会,搭建与世界深化开放合作的新平台,不断增强全球技术和产业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完善走出去服务保障机制,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技术和产能合作,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国际化布局,支持企业更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三是加快“三大变革”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适应阶段变化,调整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从原来主要考核经济增长速度、规模等数量指标转向考核全要素生产率、税收贡献、就业、利润等经济发展质量指标。要系统推进先进制造、垄断行业、流通等领域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数字信息、高端研发、商务服务等高生产率行业,以高生产率行业替代低生产率行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行业效率提升。要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要素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激发土地、金融等要素活力,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要深入推动流通革命,加强智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互联网+流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品牌,打通流通“中阻梗”,切实提高流通效率。通过质量变革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培育形成“中国品牌”,获取更大的市场规模和附加值,推动我国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重大转变。通过效率变革强化设计和新产品研发,着力培育自主品牌和打造营销网络,推动我国产业由单纯加工制造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通过动力变革着力将产业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创新驱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转变。

四是促进“四个协同”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要改革现有科技体系,真正释放科研人员活力,提高企业科研决策话语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金介用深度合作、军民融合、开放共享的创新体系,着力攻克一批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和关乎未来发展的前沿技术。继续开放创新,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国际领先企业,获得知识与技术的溢出。要加快现代金融要素培育。支持现代金融机构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互动的产业生态圈,发挥现代金融的资本媒介功能、跨期风险配置、财富管理、并购重组和高效支付服务等功能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分散科技创新和创业风险,从而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要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厚植创新沃土,重点加强企业家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中高端技能人才等“三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吸引和培育一大批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团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协同。同时,通过重塑产学研合作机制,改革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和教育体制,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增强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形成实体经济与高端要素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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