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

时间:2023-10-31 作者:影墨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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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一

信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在全世界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就导致了传统的伦理学无法涵盖的诸如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等,信息伦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孜孜追求“发展”的历史。为了发展,人们与大自然斗智斗勇,并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最大限度发挥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动性。总体上人类似乎也实现了这样的“繁荣发展”,经济发展指数节节攀升,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丰裕。然而,“对自然的征服在其功德圆满的时候却是自然对人类的征服”在人类惊叹于一个个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迎来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似的危机。

首先,物质丰裕的背后,暗藏着人文精神的衰落,人类道德水准不断下滑。当今社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似乎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然而,以利己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势必导致价值认知和现实行为之间的矛盾,并滋长了社会的普遍浮躁心理,导致了社会责任心和公众意识的下降。其次,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观念中终结,也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中终结。自从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来,自然界就逐步从“自在的自然”变成了“人化的自然”系统,大自然的一切都变成了为人类存在而存在。特别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现实中的自然更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逐渐消逝。人类大多数的成就是以损害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的。最后,在发展进程中,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付出的各种代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违背了终极目标,出现了“人的异化”,人片面而畸形地发展着。人的主体性得不到彰显,人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成为发展的牺牲品而不是受益者。

透过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危机,不难发现:尽管发展是人类永恒的真实追求,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但不一定任何形式的发展、任何程度的发展都是正确的、合理的、符合人性――特别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换言之,那些狭隘的、极端的、畸形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的悲剧、自然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人性的悲剧。未经批判和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也是毫无价值的,“发展”也不例外。

二、发展伦理学的产生及其内涵。

(一)发展伦理对“发展”的反思。

人类已有的发展观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信念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发展观看来,发展天然就是好的,发展比不发展好,发展得快比发展得慢好。它只关心“如何发展得更快”这样具有工具性含义的问题,而对于“为了什么而发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却漠不关心。“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种观念的实质是排除了对发展本身进行批判、反思和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发展的目的和价值的双重迷失。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基本生活资料的满足,而是如何使我们的发展能够不断持续下去,以保证人类这个群体的可持续生存。因此,我们所需要的不再是那种以危害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为代价的无节制、无规范的发展。发展伦理正是旨在追求这样一种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为目标的有约束、有节制、有规范、有评价的发展。

在发展伦理看来,发展的合理与不合理的根本准则在于是否和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符合这三者的发展才是合理的发展,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发展。发展既是一种目的又是一种手段,而目的与手段之间就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只有目的与手段都正当的发展才是合理的发展,目的不正当或者手段不正当的发展都不是合理的发展;发展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价值,而存在和价值之间并不可以画等号,存在是一种“是”,价值是一种“应当”,发展是“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的内在统一体。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哲学的历史使命和独特价值也蕴含于对当今时代重要问题的敏锐察觉与深刻反思当中。然而,当今时代现有的理论要么对现在日益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无动于衷,要么浮于表面的提出片面的解决方案,都没能认真、准确地回答当时代的“什么是发展”、“实现怎样的发展”等一系列发展问题。“发展伦理学”担负着紧迫的历史使命应运而生。1987年“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成立,此后《发展伦理学的任务与方法》等论著陆续发表,标志着发展伦理学的正式形成,出现德尼古莱、克拉克等一批关注于发展伦理问题的学者。

相较于传统伦理学对个人行为的关注,发展伦理学主要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类行为的反思、评价与规范。它是对仅仅关注个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传统伦理学的超越,关注整体的发展、持续的发展、共同的发展,把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考察目标。发展伦理学反对发展的天然合理论,但是并不否定人类改造自然的必要性。发展伦理要通过对人类发展的实践进行规范和评价,而实现一种有规范、有约束的合理性。发展伦理学承认人类行为会对自然造成破坏,但是自然系统是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的,发展伦理所倡导的发展就是要将人类的实践行为控制在自然可修复的限度内,实现有限度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发展伦理学不是抑制发展,不是反对发展,而是提倡合理的发展、适度的发展、有节制的发展。

(三)发展伦理学视域的“发展”

1、“发展”的真正含义。首先,“发展”是整体的发展。发展伦理学视域中的发展不仅仅是规模的增长和量的增多,更是结构的优化;不仅是经济的增长,也是公民民主参与、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是平等、自由、正义等现代价值更多、更真实地被尊崇和获得实现的过程。其次,“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包括“需要”和“限制”两个观念。“需要”包括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求。“限制”则强调人类在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将“能够做”与“应当做”明确区分开来,以自身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有序、自然生态的平衡为发展的前提。

最后,“发展”是具有价值性的发展。“发展”是积极价值的积累和向终极价值目标的接近过程,是一种有自觉目的和意志的自觉活动。发展的这种价值性使发展既可以趋向于“善”,又可以趋向于“恶”,改变了发展具有自足性的直线式发展观,因此可以对发展进行价值性的评价和审视。

2、发展伦理学的终极关怀。一切人的发展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是发展伦理学的终极关怀。人是普遍的自由的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人的生存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同时,人类的生存与其他生命的生存不一样,人的生存不仅是生命的延续,而且是意义上的生存。人在其生命的展开与存在过程中是有主体能动性的,有其对人生目标与意义追求的自为性。但人们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主体的需要不等于欲求。人的需要取决于人的社会属性,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需要,不能根据人自然意义上的欲望来规定人们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其二,有价值的才会有合理性、有意义。那些能够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完善、能够使人优雅生存、诗意地栖居地球上的客体才是有意义的。

三、发展伦理学产生的当代意义。

发展伦理学的产生推进了伦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传统伦理学以传统人道主义为基础,仅涉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没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在它看来,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伦理问题,人类开发自然的行为也不需要约束和限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伴随着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开发利用和肆无忌惮地浪费,最终导致了无法忽视的环境危机。面对这样的困境,生态伦理学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与人的“平等”关系,借以确立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应该说,生态伦理学能够有效地保护自然,但是却一味地强调人类对自然应尽的义务却不谈人类享有的权利。抛开人类生存利益的生态论理学,其本质上是自然中心主义的。发展伦理学既是对传统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反思,又是对它们的超越。一方面,发展伦理学以人类的生存发展为最高的伦理原则,认为人类若要生存,对自然的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发展伦理学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不能是没有节制的,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不应当超出生态系统自我平衡、自我修复的限度,这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二)实践意义。

作为一种新兴应用伦理,发展伦理不仅关注一些抽象的伦理原则,而且更加关注发展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大力倡导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可持续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发展原则,大力倡导具有明确实践指向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伦理认为挥霍性消费是对自然资源的挥霍,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必须重新把满足主体的基本需要作为消费的目的,提倡节俭消费,反对挥霍消费;提倡适度消费,反对超前消费;提倡理性消费,反对盲目消费;提倡可持续性消费,反对一次性消费。在这种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伦理要求人类扬弃传统工业文明无节制、无规范的生活方式,倡导有节制、有规范的生活方式。以绿色、文明、和谐的现代生活方式引领人类共同迈向美好生活,寻求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实现一切人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二

20世纪中国伦理学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创世纪,拥有五千年悠久伦理文明的中国,直到20世纪才真正拥有了学科化和系统化的伦理科学。20世纪中国伦理学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从19至新文化运动为形成阶段,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为第三阶段,此后为第四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体系,(2)道德的.本质和类型,(3)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体系,(4)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及其道德建设等问题。总结20世纪中国伦理学百年发展的历程。给予我们许多历史的启示,其中最深刻的启示有三:一是开放的时代需要也离不开伦理学,二是应当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三是伦理学必需面向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为现实的道德建设服务。

作者:王泽应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刊名:东南学术pkucssci英文刊名:southeastacademicresearch年,卷(期):”“(5)分类号:b82关键词:20世纪中国伦理学道德建设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三

【论文摘要】一种能够提高使用者工作效率的多功能尺规,它是将教杆、圆规、直尺、三角板、量角器的功能集于一身,减少使用者在工作时对于各种尺规的替换,通过功能转换提高使用者的工作效率。

1多功能尺规研制背景及意义。

在我们的课堂学习中,有时老师需要带着圆规、多个三角板等去上课,使用和存放十分不方便;圆规的定心针暴露在外,危险系数比较高;很多的时候老师基本不带教杆,会用很大的三角板或圆规来充当教杆,不仅长度不够,而且使用不方便;老师的一堆教课工具,对学生不具有吸引性,很难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为此,我们设计出一种结构简单、便于操作、体积小巧、使用携带方便、安全系数高的多功能尺规。

2多功能尺规整体的结构和功能。

2.1多功能尺规的直尺和教杆功能。

如图1所示,多功能尺规包括相互铰接连接的第一尺板1和第二尺板2,以及用于连接第一尺板1和第二尺板2的斜尺板3。在第一尺板1和第二尺板2的外边缘均设置有刻度,在斜尺板3上设置有角度刻度。第一尺板1和第二尺板2可以在铰接部位对齐,使第一尺板1和第二尺板2变成一根长的直尺或者教杆。为了在第一尺板和第二尺板2对接后能够固定,在第一尺板1的前端设置有连接插销13以及放置插销13的插销孔,插销可在插销孔内滑动,在第二尺板2的前端设置有与所述连接插销13对应的插销孔21。当第一尺板1和第二尺板2对接后插销13的前端插入插销孔21后将第一尺板1和第二尺板2固定连接。如果多功能尺规的第一尺板1和第二尺板2均设置为50cm,在测量50cm长度内的物体,可以直接测量,当物体大于50cm时,可以将第一尺板1和第二尺板2打开成一条直线,然后推动旁边的连接插销,就可以固定出一个长为100cm的长尺。作短教杆时,第一尺板1和第二尺板2叠在一起可直接使用,当需要指远处的物体时,可以用打开长尺相同的方式,把作品变成长教杆。

2.2多功能尺规的三角板功能。

为了能使斜尺板3能够滑动,在第一尺板1上设置有滑道11,在滑道11内设置有滑动块12。斜尺板3的一端铰接连接在所述滑动块12上。在斜尺板3的另一端设置有凸钮,在第二尺板2的中部设置有与凸钮对应的定位孔。在不使用斜尺板3组成三角板时,斜尺板3位于滑道11内,当需要组成三角板时,将斜尺板3的凸钮按入第二尺板2的中部设置有与凸钮对应的定位孔即可。凸钮和定位孔采用衣服上使用的字母按压扣结构。把多功能尺规的斜尺板推到不同的位置固定起来,不仅可以形成30°、45°、60°、90°的传统三角板,还可以形成部分整10°的角的三角板。会计毕业论文在斜尺板上我们每10°做了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可以形成30°到90°不同大小的三角板。然后就可以做出想要的图形。

2.3多功能尺规的圆规功能和隐藏式定心针的设计。

在第一尺板1的末端设置有定心装置4(图2)。定心装置4包括板体41、位于板体41侧面的方形凸钮42和位于板体41底部的定心针43。如图所示,在第一尺板1的底部为两个平行板,板体41位于两个平行板中间。在至少一个平行板上设置有条形通孔14,且在条形通孔14上设置有圆形通孔15,方形凸钮42穿过条形通孔14。当方形凸钮42位于圆形通孔15内时,板体41可以以方形凸钮为中心转动。平时定心装置的定心针43藏于第一尺板1内,当需要时,后拉板体41,当方形凸钮42位于圆形通孔15内后转动板体180°,使定心针43转向外侧,然后将方形凸钮42推向条形通孔14即可,其使用状态如图3所示。

在第二尺板2的末端设置有粉笔夹持装置(图3)。粉笔夹持装置包括两个半圆弧型弹性片51,且两个半圆弧型弹性片51组成一个前端张口大后端小的喇叭形,且在一个半圆弧型弹性片51的上方设置有一个顶紧螺栓52,在第二尺板2上设置有滑道22,顶紧螺栓52可以沿着滑道22滑动,顶紧螺栓52向前推,则顶紧螺栓的底部下压半圆弧型弹性片51,使其夹紧粉笔6。还可以在画圆时借助斜尺板的固定,防止画圆过程中圆规的两臂距离改变造成的半径变化。

2.4多功能尺规的量角器功能。

若把多功能尺规的第一尺板1和第二尺板2用斜尺板3垂直固定,就可以成为一个量角器,斜尺板上的角度刻度是在斜尺板相对于第一尺板和第二尺板铰接处为圆心每1°画一个点;每5°画一个中长线;每10°画一个长线;每20°标一个数字。这样小于90°的角可以一次性画出、读出。也可用测量余角的方法来测量钝角的角。

3结论。

本文设计的多功能尺规结构简单、便于操作,功能齐全集圆规、量角器、直尺、教杆多功能于一身,定心针回转到内部安全系数高、长方体结构外形美观,更有利于在全国各类院校的授课学习使用,既方便老师携带、使用、高效快速的教学,使课堂更加具有吸引力;又能提高同学们对科技的认识,以及他们对机械的向往,提高学习积极性。容易受到社会和学校的认可和重视,具有很好的市场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张福昌,张寒凝.折叠及折叠家具[j].科学技术,2002(04).

[2]孙成通.机械制造技术基础[m].山东人民出版社,,03.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四

当代人的市场人格是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存在的资格和品格,属于客观自发型的、实然人格;当代人的道德人格是一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资格和品格,属于自觉型、应然人格.“市场人格”和“道德人格”的`完善对于当代人是不可分离的,应把完善其市场人格与完善其道德人格紧密结合起来,使其相得益彰、协调共进.

作者:张雨韩飞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学生处,辽宁,沈阳,110034刊名:理论界英文刊名:theoryhorizon年,卷(期):2007“”(12)分类号:b82关键词:市场人格道德人格关系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五

对关怀伦理学的研究。

庄子哲学的现代生态伦理学意蕴。

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对我国自然资源立法的影响。

罗斯义务论直觉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庇古福利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性化原则。

隐私问题的伦理审视。

叔本华的“同情说”

罗伯特·赖特性道德心理进化论。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六

对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的发展进行历史性回顾,将其放到逻辑与历史关系的视域中去讨论和反思,可能会让我们发现该学科在中国兴起和发展30年来成就颇丰的同时,也看到这个学科在演进过程中的弯路和由此形成的惯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不能奢望一个学科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就成熟到理论和实践上完备和完美,但是对医学伦理学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学科进行审视,必须将其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样一个内史—外史架构上去分析和认识。这样认识的目的就在于,让我们从该学科的发展进程中看到它在过去30年中,内史(逻辑)和外史(历史)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从而认清和选择更有利于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所以能够作为考察一个具有哲学特性的学科建构的根据,是因为人类所构建的任何逻辑体系必须与人类认识史和人类发展史相统一才可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群体文化和道德素养的参差不齐,带来医患关系不和谐局面的凸显。四是中国城乡、区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卫生经济伦理问题大量出现。五是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害事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公众健康受损,公共健康伦理成为不可忽视的伦理问题。六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的磕磕绊绊和社会的漫长等待,让公众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助引发的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的伦理问题突出。七是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进程和速度的加快,带来的各类研究和试验对受试对象的保护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甚至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引发的对动植物生命关注的伦理问题,都成为生命伦理学的课题。总而言之‘30年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给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产生提供孕育和生长的条件。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同样让社会产生了一种对医学道德的强烈需求,因为当年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同样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化的问题、现代医疗危机的问题、医患关系的问题、临床医疗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问题、医疗科研商业化的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等等。加上当代生命科学技术在中国医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就显得异常突出和尖锐。当然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包括当年的美国社会在内的其他社会形态可能不会出现的新问题,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悬殊过大而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如果说30年前的中国没有提供让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迅速成长和不断成熟的条件,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不仅给中国医学伦理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课题和问题,而且从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到整个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的不断优化,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未来也许没有理由再把学科发展的责任推给历史。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年中,学科自身的演化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断探索医学伦理学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学科框架。尽管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能够解决好,但是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积极努力和大胆尝试,也许初衷并未是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但是厘清了医学伦理学多方面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对学科的基本建设不无裨益。二是研究方法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研究方法上呈单一化和简单化,一方面是深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零散编译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国外一些主要的观点和问题,因为当时国外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同样起步不久,很多学术成果尚在形成过程中,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162和思想尚不能系统和全面介绍。中国式的研究和对国外相关思想的介绍构成当时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医学伦理和生命伦理问题曰益凸显,原有方法无法解释和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加之国外学者的思想和一些重要著作的系统翻译引进,在中国对该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扩展,多个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学科的进展,根据个人兴趣和知识结构以及工作环境而选择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开始进入多样化和系统化的阶段。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学界因为研究方式选择上的不同,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和学术共同体性的学术性初期分化,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开始形成一种学术力量,特别是与国际学界联系密切的一些学者和组织,完全采用与国外研究同步的方法,研究国内的问题和力求解决国内的问题。也有学者注重理论层面的学科基础性建设,大胆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思想基础和寻求本体论承诺,将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学科得以成立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根据的构建和探索上,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试图能够从区别于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哲学根据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寻求思路与方法。

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不断走向繁荣,也需要多种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相互间的协同与交流。三是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和不断深化。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研究内容上日益丰富和广泛,学科已经发展到可以用伦理视角和医学道德尺度观察和衡量所有与生命和医学相关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层面到个体的行为层面,从医疗卫生的外围要素到医疗卫生行业内部运行,从精神、思想和理论的形而上层面到医学伦理的可操作层面,医学伦理学无不加以渗透和深入。

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30年成就所认为的那样,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可以被认为具有了初步的学科形态。一是从对传统的医学与道德关系的关注,扩展为对医学与伦理、生命与伦理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统摄在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概念下,而且力求建立逻辑自洽的学理性的认识和知识体系。二是不断探索和试图形成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力求建立一整套能够作为学科体系的哲学、道德哲学支撑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形而上的理念、精神和思想系统。从学科发展过程看,这种生命伦理文化构建和理论上的终极承诺所获得的进步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程度。三是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一直力求建立自身的伦理公理,并把这种公理用医学伦理原则的形式通过学科体系表现出来,最大化地让原则渗透到医学伦理学各层面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中去。尽管这些原则构建更多的是移植和借鉴,但是对完善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系统具有重要的过程性价值。四是中国医学伦理学从没有放弃建立与形而上学承诺统一起来的医学伦理学方法论的努力。但是因为如前所述的形而上学承诺本身尚存差距,加之当代医学伦理学关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研究重心向生命伦理现实问题的下沉,方法论对层出不穷的具体研究方法的统摄作用不断被突破,方法论的形成总是处在一个过程之中而尚未构建成理论系统。五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发展中越发凸显其应用性,对医学及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现实、具体问题的审视和关注更加深入,涉及生命科学和技术操作的诸多制度和规范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伦理精神,诸如伦理审查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都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肯定。此外,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间,这个学科的教学已经在各级各类医学院校拥有了一定的学科地位;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学术刊物等标志学科建设的社会性要素都不断成熟;医学伦理学概念和医学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医学界和生命科学界特别是有些具有人文情怀和哲学思想的学者对这个学科的作用有了较强烈的认同感,媒体能从医学伦理角度报道相关的新闻事件和典型个案;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特别是有关案例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方式也开始有所了解和参与讨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30年历史造就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基本上构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形态,1而这种相对的成熟,正是逻辑与历史不断趋于统一的过程使然。

如何衡量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成就这一问题本身就需要讨论,因为这个学科是一个跨度大而涉及面广的学科,可以设定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学科是具有应用特性的学科,而从其对医学发展的实际作用上衡量这个学科的成就如何;但是又应该看到,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特性还决定了对它的评价不能只是具体和实际作用上的,还应该正视其思想和精神这个层面的无形价值和长远意义。“因为医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伦理文化、伦理精神层面到自身的形而上学承诺,再到对现实生命伦理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解决,空间跨度之大和历史纵深之长,是很多学科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不断地将很多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赋予这个学科,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本性和应用特性,决定了这个学科必须背负生命伦理理性和伦理精神构建的重任,也要将这种形而上学承诺连接到可触摸的现实生命伦理难题和问题上来。130年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成就和学科的社会和科学作用值得充分肯定,确有很多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的成果问世,活跃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任何一点贡献,学科发展史都会铭记。但是整体地分析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必须承认还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医学伦理学自身逻辑上需要调整和纠偏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学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寻找问题和原因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

笔者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过这样几个方面的看法,概括起来说就是三方面问题和四种能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整体上视野受限、思维不够开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延续了沉淀在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果,以及生命伦理学最初介绍引进时所形成的零散乃至碎片化对待生命伦理学方式的惯性,导致中国医学伦理学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本土化特征。甚至可以说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并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对这个学科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与定位。这与中国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主体构成有直接的关系。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有两种学术力量,一是没有受到过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哲学、伦理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关注,这些学者大多从事哲学、伦理学或者史学研究,他们是因为自身的研究涉及生命伦理学或者研究兴趣偶然转向这个领域,表现出对某些生命伦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这个群体分散于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绝大多数人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和生命伦理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对生命伦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论述和抽象地把握,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医学、生命科学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与实践对象直接接触的条件和能力。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完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具有观念的、精神的和理论的价值。再就是一批从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的学术共同体走来的学者们,很多人的医学、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局限和惯性,使得他们极少关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之外的任何背景知识和学术信息,他们拘泥于对生命伦理学中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将这些具体问题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们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们所掌握的生命伦理学构成的主体要素和概念上。

其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只是作为学科而没有跃升至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和研究。因此也就不能确立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地位。所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把外来生命伦理文化与该领域的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和成就。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来并没有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知识性和学理性的强调,弱化了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地位,这也是该领域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生命伦理学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个学科本土化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领域只有作为中国社会伦理文化的构成才能完成学科的真正构建和从学科到社会作用的真正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这个领域自身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尚不足以以一种能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力量被社会和科学技术领域认可,也没有足够能力在应有的文化层面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与相关文化领域开展对话的能力,导致社会整体文化对其认同上还有距离。

再次,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即思维方式缺陷和文化层面研究缺失的直接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所形成的带有较大惯性的“学术范式”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和学科教育等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否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成就;而是学界要清楚地认识到学科发展还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以便确立起未来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是一个走近而没有走进医学的学术状态,至少应该认为还没有完全走进医学。应该说走进医学是医学伦理学的目的,但是走不进医学,不能把责任推给医学本身的不接纳,还是要从医学伦理学自身几种对话能力不足寻求原因。从学科或者从领域整体上说,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对话能力上的不足。一是缺少能够与哲学、伦理学进行直接对话的能力。医学伦理学毕竟在出身上具有无法摆脱的哲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血统,医学和整个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问题无论多么具体而微,只要具有道德诉求和纳入医学伦理学视野,哲学就一定会通过与之相连的胳带向它输送养分和提供‘‘生命”的支持。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自身不能构建起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的情况下,就必须学会与哲学和伦理学对话。与哲学的对话本质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二是欠缺流畅地与医学直接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必须承认自己是应用伦理学的构成部分。而应用伦理学只有把“应用”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将自身的人文特性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出来,这个学科才有精神见之于现实的实在价值。医学伦理学必须直面现实的医学和生命道德问题并试图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响,所以医学伦理学的这一实践追求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又与传统的伦理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已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医学生活抉择的理智力量。

与医学能够真正对话对医学伦理学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三是缺少与社会对话的能力。与社会公众的对话、与科学界的对话、与政府的对话、与各级决策机构的对话、与高等医学教育的对话、与媒体的对话等等,这种对话本质上是一种学科依靠自身的能力与社会政治、社会管理和各种权力的对话,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对话。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中国进行这种对话甚至比与哲学、与医学的学科和领域间对话更具挑战性和复杂性,让一个学科来承载这样多的责任似乎显得不切实际也不合情理,但这也是医学伦理学具有的应用性决定的它具有的责任伦理特征的一种社会赋予,因为医学伦理学同任何应用伦理学的分支领域一样,它的任务在于分析现实社会医疗卫生和生命科学与技术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伦理维度“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道德悖论的解决创造一种对话的平台,从而为赢得相应的社会共识提供伦理上的支持,同时也力求使道德决断在一种严密的集体性的理性决策程序中获得质量保障。目的就在于探讨如何使道德要求通过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与行为程序得以实现”。1四是缺少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指整体对话能力,而不是指个别有能力的学者的能力。应该认识到,中国医学伦理学对话能力的问题,是一个与对话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复杂问题。无论是作为学科的哲学和医学,还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国际学术界,都不是单纯依靠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能力的提升就能完全解决对话的通畅、理解、互动、采纳、融入等所有问题的。然而,所有的对话,又都是医学伦理学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学术价值、评价能力等对对话对象的一种渗透、说服、教育乃至征服。

任何学科都没有确定的标准去衡量需要多久的历史才能让一个学科成熟,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的发展能够取得如此的收获和成就,还是非常值得欣慰的,第一代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学者群体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历史不会忘却,他们留给这个学界的精神和传统以及丰富的思想资源都将载入史册。对学科发展的30年进行反思和总结,目的在于通过对学科发展过程的审视,看到成就,认清不足,明确发展方向,争取学科的更大进步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七

摘要:对脑瘫等有缺陷的新生儿放弃治疗是一种典型的非自愿的被动安乐死,和其他类型相比,这种方式的安乐死有其特殊性,从伦理学分析也是可行的,但如对其进行相关立法,仍需对鉴定缺陷标准的认定、死亡的处置权等加以考虑。

关键词:新生儿、脑瘫、伦理学、安乐死。

近几年,荷兰、比利时相继通过了安乐死法案,规定医生必须在严格的规范下才能为病人执行安乐死,执行安乐死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病人必须是在头脑清醒时的自愿性、独立性,显而易见,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是缺乏这个前提的,这也使得对其实行安乐死是有其特殊性的,同时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目前在理论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某市发生的一例新生儿脑瘫所引发的医患官司就很值得我们思考。

一、案情介绍。

1994年9月,产妇南某在某职工医院分娩,由于产妇妊娠时间过长,羊水量过少,因胎儿在子宫内已存在缺氧的情况,但院方对此重视不够,未能及时放宽手术指征,以及院方本身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患儿王某娩出后即出现了重度窒息的重危症状,随后患儿即被送至该市儿童医院,该院医生根据患儿的实际病情,判断其预后较差,提出放弃治疗的建议,但是患儿家属予以拒绝,后虽经全力抢救,患儿仍形成了缺氧性脑病、脑萎缩。1995年4月,经过该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医疗差错”。12月,该市中级法院对患儿王某进行法医学鉴定,认为由于患儿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较长时间的缺氧,认定患儿残疾程度达到一级;还认为目前患儿智力极度低下,言语思维功能丧失,并有严重的癫痫症状,对此医院在诊疗中的差错和患儿目前状况存在因果关联。患儿王某家属就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职工医院赔偿医药费、护理费等共计2百余万元。

新生儿发生脑瘫的因素很复杂,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尚不能给其一个科学合理的完整解释,更不能说用科学的手段、有效的药物从根本上治愈脑瘫。因而新生儿发生脑瘫,即使当时抢救成功使其存活,患儿家属无论是对患儿进行的后续治疗费用,还是患儿今后的生活护理费用,其投入都是巨大的,且从脑瘫患儿的生活质量而言,也是极差的,生命期限也会因此而缩短。因而对有患有诸如脑瘫之类的有缺陷的新生儿放弃治疗(即安乐死),在临床实践中也会时常发生,但是这种行为往往在法律上是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予以保护的',也就说是违法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对于此类有缺陷的新生儿施行安乐死进行伦理学的评价是有其特殊意义的,现就结合此案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1)安乐死对象的特殊性。

[1][2][3][4]。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八

当代大学生道德责任培养。

从关怀伦理学角度分析《亚当·贝德》中人性的关怀。

斯宾诺莎幸福观评析。

冯契“两化”哲学命题探析。

语用学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分析。

论央视春晚受众审美心理的伦理向度。

布斯叙事修辞学研究。

人体器官移植的伦理思考。

伦理学视角下西方近现代住宅建筑的演进。

中小学生命教育理念及实施策略研究。

论安·兰德小说中客观主义哲学思想的体现及意义。

由我国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引发的思考。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九

摘要:道德哲学家都试图把自己对道德语言释义模式强加于非自然主义或情感主义。而不是靠对道德语言的经验观察来分析理解他们。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使用的‘语义’一词,可以这样来下定义:一个字的含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制定一种对语言的一切用法都具有共性的语言标准。

关键词:未决问题论证;情感主义;非认知主义。

在漫长的伦理学发展史上,规范伦理学一直占据着主导或统治地位,它是研究人们正确的道德行为规范或行为的应然性的理性反思活动,它试图回答究竟什么东西使得一个行为或规则成为道德的行为或规则,它努力发现在各种道德行为和规则背后的根本的或者最高的原则,它企图找出隐含在各种行为背后的共同的道德属性。总之,规范伦理学试图从理论上回答我们道德上究竟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但当代西方伦理学家们大都对传统的实践伦理学家们的工作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建立在未加分析和未加澄清的概念之上的。

当代伦理学家盖伯特指出:“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缺乏对伦理学概念的和认识论的问题的探索。这些问题是人们在考究道德论辩和探索应用正当或不正当的规范理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问题因道德术语和主张而生,认识论问题源于道德确证的可能和特性。”{1}他还认为:“元伦理学可以界定为对于抽离了具体内容的道德规则,道德标准,道德评价之本性证明,合理性,真理的条件和性质的哲学研究。它将道德或道德原则作为其研究对象。”{2}让伦理学研究做出这种从“实质”到“形式”的转向的第一人是g。e摩尔。

19,g。e摩尔(g。e。moore,1873―1958)《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发表,是一件“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事件”{3},它“标志着20世纪伦理学革命的开端”{4}。

摩尔的研究和分析指出,早先关于伦理学问题的着作中的大部分观点是极其混乱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在理解伦理学问题之前就尝试对伦理学问题作出回答。于是,对某一具体的说谎行为,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这一说谎行为是善的,有人则不这么认为。所以,摩尔认为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善”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获得了决定伦理学判断真假的证据,就能解决伦理学中的争论,判断谁是谁非。

《伦理学原理》中的核心部分是“未决问题论证”,摩尔试图通过它来证明“善”是一种单纯的,不可定义的,非自然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摩尔的论述只涉及到“善”(好的)一词的意义,并且认为“善”是不可定义的,但他并未强调我们不可能对那些实际好的东西进行描述。摩尔自己就认为“房事的快乐是善的”{5}。但“房事的快乐”“快乐”并不就等于“善”的定义。

摩尔的论证有诸多问题,{6}但对他的最直接的批评就是:有人提出了对“善”的定义。如情感主义,规定主义,准实在论等等。

第一个提出完整理论反对摩尔对“善”的不可定义的说法的大概就是文学评论家的c。k奥格登和i。a理查兹。奥格登和理查兹写道:“‘善’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分析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伦理学的主题,我们认为,‘善’的这一独特的伦理用法是一种纯情感的用法。{7}”他们在1923年首次发表的《意义的意义》(themeaningofthemeaning)这本着作中,基于他们对于语言的研究,认为用来表达我们思想的符号既可以表达词的原义,又表达情感。他们认为,科学的表达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普通表达是象征地使用语言,以便传达周围事物的信息。在这种语言的使用里,有一参照符号即我们所涉及到实物。例如我说“长江大桥长x米”,那么我便是在进行某种表达,即在用符号来记录或传达一个参照符号,并且我使用的说明符号在理论方面应该是可以检验的。然而,在情感语言里,我们并不是在力图传达自己的主张,而仅仅是表达或试图激起我们的情感和态度。这两位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注意到语言可能经常从情感上运用,而不是象征地运用,所以哲学家已经被引入歧途,他们尝试去发现如“美”“善”这些词所涉及的某些事物,而不是去发现明显地符合这种准则的事物。所以,他们不再讨论作为唯一的,模糊的,不可分析的,非自然的“善”一词的含义。奥格登与理查兹认为,在具体运用方面,由于象征意义和情感意义通常是混在一块儿的,因而区分两者便显得困难。但他们坚持区分两者是一种趋势,会便于更加清晰地使用和理解我们的语言。

在从奥格登和理查兹到a。j艾耶尔期间的哲学家一直都在致力将这两种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细致化。如布雷斯维特(braithwhite),w。h。f巴恩斯。后者认为,一个社会中关于价值判断的争论产生于对同一问题持两种不同观点的矛盾。这种争论不可能通过推理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改变对方的态度来解决。

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维也纳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艾耶尔,史蒂文森,它们继续发展了伦理学情感主义理论。按逻辑实证主义,一切有意义的命题,或者一切有可能证明或者证实的命题,要么是经验的命题,要么是分析的命题。艾耶尔,逻辑实证主义的.领军人物,也是伦理学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试图证明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即所有的综合命题都是经验命题,并且一个命题的意义,是其自身证明的方式。即陈述一个经验命题意味着陈述用来确定命题正确与否的观察。那么这个观点所面临的难题是:伦理学命题似乎是综合命题,但伦理学话语经验上有无法证实。伦理学判断中“道德的”“善”或“错误的”之类的谓词所断定的属性并不存在与对象之中,其意义也不包括在主词的意义当中。那么如何解释看似综合命题的规范性的伦理学命题经经验上无法证实呢?艾耶尔对伦理学话语考察后的结论是:伦理学命题根本就不是有事实意义的命题,伦理学语言的目的只是用来表达或者激起情感。摩尔认为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单纯的,不可还原的,非自然的属性,艾耶尔也认为伦理学判断里根本没有有意义的概念。

有许多对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并不关心对情感注意的修正,他们只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如果情感注意理论被广泛接受,那它将有损于社会,它会损害我们对文化的传统道德原则的信心。“人们或许会认识到一种断定所有的道德判断仅是没有意义的情感的表达的理论会加剧人们传统文化价值观点崩溃,但在此,正确评价任何哲学理论对(非哲学家)普通大众的实践影响是困难的。并且,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最具有创造力的进步都被许多危及人生存的社会传统价值所拒斥。”{10}无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我想艾耶尔的意图是正确的,即更清楚地表明什么伦理争论的本质。

只是,艾耶尔的情感主义除了对之一些不“专业”的反驳之外,还面临这样一些问题:(1)怎么样避免道德上的对错完全依赖于大脑状态的问题!如果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完全依赖于我们大脑的主观状态。因此,如果我们的情感变了,这是否意味着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也因此改变了。小时候我并不喜欢吃香菜,但我现在喜欢吃了。这是对香菜的情感的变化,以前不爱吃香菜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我以前觉得说谎(杀人)是正确的,但现在认为说谎(杀人)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一定会觉得以前的道德判断是错误的,而不单单是一种情感的变化。(2)怎样解决人们之间的道德分歧!持同一种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可以产生真实的道德分歧,但这种分歧只不过是事关事实问题的分歧,人们可以用论证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然而在采用不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当涉及到纯价值问题时,只能求助于谩骂!“费雷格―吉奇”问题,界定道德情感的问题,等等。

继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史蒂文森于1945年发表的《伦理学与语言》,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详尽,最精确的情感伦理学理论的代表作”{11}。史蒂文森十分乐意承认他的观点继承了艾耶尔的情感理论。他的工作也更多的是为艾耶尔的观点进行辩护而不是中伤和诋毁。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三个不同于艾耶尔的观点:

(2)史蒂文森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证,会引起观点和态度上的分歧,但这不会使道德问题成为伪问题。语言的两种主要用途――描述性和动态性,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是关于信念的争论,这种争论关心“如何真实地描述和解释问题”,另一种争论是关于态度的争论。这种争论则关心“如何赞成或反对,以及如何通过努力逐渐形成态度”。根据史蒂文森的观点,道德争论表现为态度的争论。史蒂文森认为态度的争论则可能是有信念的分歧所引起的,所以必须解决信念的分歧来消除态度的争论。由于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的这种联系,我们就有可能解决“纯价值问题”的争论。

(3)艾耶尔认为规范的道德判断“既不可能是真的,也不可能是假的”,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道德判断的描述意义。史蒂文森声称“更加准确和清楚的说法是,一个道德判断可能是真的或假的。”{15}史蒂文森发现,具有共同的价值标准的人们进行道德争论,只需诉诸道德判断的描述性成分,就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论。可是“一个祈使句和其证明理由之间的关系与一个描述性语句和其证明理由之间的关系,两者是不同的。后者是一种逻辑关系,前者是一种心理关系”。{16}正因为一个道德判断与其证明理由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所以“任何讲话者对能够改变态度的任何事实的任何陈述,都可用来作为支持或反对一个道德判断的证明理由。”{17}所以,对同一事实陈述具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即态度――没有共同价值标准――的人之间,道德争论是不可能的。但“假如人们关于x抱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是否对x持相同的态度呢?”如果答案是可定的,我们就很有希望取得道德问题争端的统一吗?但即使对任一事实陈述都具有相同的心理反应,相同态度,是否还是有一些态度上的分歧并不是有信念的不同造成的?换句话说,具有共同价值标准的人,对于相同的道德问题是否仍可能持有不同的态度?这些都是史蒂文森没有回答的问题。

“史蒂文森最大的贡献,也许莫过于他说明了规范伦理学判断包含着描述性和情感性两方面”,{18}“善”除含有一种表示说话者赞同和容易博得听者赞同态度的情感意义之外。“这是善的”,这句话还含有这个东西具有性质(或关系)x,y,z。。。。。。意思。并且史蒂文森发现了“善”一种他称之为的“引导性定义”,即我们在情感词的意义不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条件下改变其描述意义。我们可以引用黑尔对这个同样发现的话:

对经史蒂文森修缮过的情感主义理论的批评依然是很多的:

首先,对信念与态度的区分,是史蒂文森分析的基础。但有人就指出史蒂文森的划分与实际不符:他们认为“史蒂文森没有认识到信仰的统一或者对实际问题的看法,正像依靠道德的统一一样,也要依靠态度的统一,至少信念的统一是首先没有争论的双方一直接受逻辑一致性的原则。接受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叫做‘认识的态度’,因为它不是从逻辑原则得出的,正如道德判断的证明理由一样,任何支持这种‘认识态度’的理由与‘认识态度’本身的关系,是心理关系而不是逻辑的关系。”换言之,按逻辑做出的决定,其本身不是一种逻辑必然性的决定。

r。m黑尔在《道德语言》中一书中,主张“规定性”作为道德陈述的基本特征。而反对将“赞成态度”作为道德陈述的基本特性。并且黑尔将“告诉某人某事”与“使某人做某事”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过程,前一种是命令,是道德语言最基本的特征,而后一种情况则是具有宣传性,含有“说服”的意思。简而言之,黑尔认为道德判断更像是一种命令,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

参考文献:

[1]路德?宾克莱,二十世纪。伦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8)。

[2]史蒂文森,伦理学和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

[3]孙伟平,伦理学之后。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5)。

[4]陈真,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十

医院对工作人员的培养中,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更要求其拓展视野,并针对其特点达到人才培养的需求,使他们拥有健康、科学的医学理论以及道德知识,使信息化人才得到全面发展。医学伦理学以道德教育为基石,专门研究和解决在医院以及各个医疗机构中医患之间关系,为医务工作者制定了行为准则标准,它是医疗机构信息化人才培养中必不可少的课程[1]。本文对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现状进行分析,探究医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探索出能够良好开展的策略。

2.1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医学信息化人才德才兼备重要途径。

医学信息化人才的医学伦理知识,决定了医学教育成果的质量,人们的健康是医学存在的目的。自古就有“医者仁术”之说,可见“仁”和“术”在医者的行为准则中是最重要的,更是医学行业内的基本准则。医学理论教育的特点不仅在于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注重,对医学信息化人才道德的教育更是其突出的重点。由此可见,医学信息化人才的医学伦理素质,决定着医学教育成果的质量,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医学信息化人才德才兼备重要途径,是推进医学行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2.2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信息化人才能够应用医德理论知识来解决医患问题。

在目前我国医院的管理中,由于对于医务人员疏于严格管理,因此在各种医患之间产生纠纷的根源都是由于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差,使得医患之间关系恶化;以及在对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没有对患者的自主权加强重视,没有遵守知情、同意的准则,因此患者对其不理解,也使得医患之间产生较多的矛盾;有些医务工作者没有责任心,在对患者进行身体检查时,疏于认真,对问题的处理上不及时、不恰当,也由此引发医疗事故的产生;更有甚者为追求巨大的经济效益,故意要求患者多花费,患者由于不满而产生的纠纷。由此可见,医患纠纷与医疗事故,都体现着医者的“仁”与“术”。而二则之间是相互依存着的,伦理学教育中医学技术是医德基础,医德又是医学技术得以实施的基础保障。因此,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信息化人才能够应用医德理论知识来解决医患问题,是培养医务人员富有责任感,减少和避免医患纠纷与理疗事故的重要途径。

2.3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是提升医院医疗整体质量的保障。

医院工作进行的主题的医疗,医疗决定着医院能否良好发展和生存的基础。而“仁”与“术”决是整个医院医疗重中之重。量的高低。二则密不可分、相互依存,是对医学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核心。医务人员医德水平决定其能否更好发挥设备、技术作用的基础。若因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属于医德的建设,会使医院整个医疗水平下降,对医院的长期、健康、良好、稳定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是提升医院医疗整体质量的保障。

3.1医院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忽视。医学信息化人才的道德、人生、价值观体现在医疗工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由此可见,信息化人才在从事医学工作时必须拥有医学伦理学知识。而我国现代医学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医学模式也在不断的改变,因此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医院必须对医学伦理学培养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3.2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忽视。由于,很多医务人员对于医学伦理学知识不够重视,认知程度低,因此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因此医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并不能够有效发挥其重要性。

3.3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的落后。信息基础知识与技能是对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最基础要求,对心理学、伦理学、社会等人文化知识都是教育的范畴。但是现今在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依旧很落后,不能够与社会现实接轨,严重影响着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实施。

4.1医学伦理学教育准则的建立。加强吸收世界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先进水平,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准则。

4.2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的加强。医学院校不仅要重视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制定合理科学的课程标准[2]。以问题、案例为核心,开展互动式、小组讨论式的教育。信息化人才只要树立正确的医学伦理观念。那么今后的工作中,学会及时运用医学伦理学知识来约束自身行为。

4.3良好人文环境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培养是培养良好人文环境的基础。人文环境由人文精神和文化相互结合下所创建的。在医学伦理学的教育中,人文素质必须要加强重视,可利用直观教育、树立先进典型、大力宣传h等方式,用实际中的案例去感染、教育信息人员,树立起医院良好的医疗形象,加大医院的影响力度,为医院创设道德和技术并存的人文形象。加强医院信息化人才团队的设立。

4.4医学伦理学教育多样化的开展。医学伦理学教育不仅要求其在内容上具有实际性、针对性,在规范标准上更要有层次。结合信息人员文化程度、岗位职责、自身身体和思想情况的不同,来制定出不同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标准,确保医学伦理学在教育中,具有针对性以及广泛性。教学方法和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例如:座谈会、研讨会、展览会、演讲比赛、知识问答互动等方式,引起和加强信息化人才的思想共鸣,促进医学信息化人才团队的建设发展,以及教育形式多样化的开展。

4.5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管理和培训。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管理中不仅要重视和加强伦理文化的深入,更要对伦理学教育管理进行加强,利用多钟形式进行培训。不定时的更新学习信息资源,增进交流和学习。

综上所述,现代医学信息的发展依托于现代社会信息的发展,医院在人才的培养上,不仅要全面更要与实际信息社会发展状况相结合,培养出具有专业技术性强,又有创新思维和良好道德的信息化人才[3]。因此,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过程的具有重要作用。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十一

教学方法是决定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除了课堂讲授,我们还应用目的启发、案例分析、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并举的教学方式代替单调乏味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以激发医学生伦理思考与决定的能力,并取得一定成效。

没有科学的教学理念,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教学成果。所以,必须更新教学观念,扭转教学只重视课堂教学效果的局面,努力实现既教书又育人的目的,使学生在教学改革和师生互动的教学过程中。掌握知识、提高能力、开发潜能、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个性特点得到充分发挥,并强调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应用、知与行有机结合起来。

(1)目的启发式教学法对在校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以后能否当一名出色的医生,主要看专业课的成绩,而《医学伦理学》属公共课,学得好坏与以后医术高低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在讲授本门课之前,我们从职业特点入手,列举事例,让医学生充分认识到学习医学伦理学的重要性,为上好这门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2)有预习的课堂讲授法《医护伦理学》教材内容不复杂,学生自己阅读就可以基本理解。所以,课前让学生先预习,课堂讲授时再采取多种形式,如让学生担任“小老师”,由经过预习较为熟悉教材内容的学生上台主讲,再由其他学生补充的方法,活跃课堂气氛。例如,在讲授“医德的形成与发展”前,请学生自己预习教材内容,并要求其查阅相关资料,特别是中外历代著名医师的事迹,在课堂上再到讲台上讲“故事”,然后让学生分别发言,谈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并总结出必须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这样,一堂相对枯燥的大道理课顿时变得生动活泼,学生也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3)案例分析教学法案例分析教学法就是选取一些有针对性的、典型、真实的临床案例,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分析,以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传授与医学伦理学相关的概念及内容,引导学生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理解原理、强化记忆,避免了抽象说教和空洞的议论。使医学伦理学始终不脱离医学实践并能够最大限度地贴近现实,使学生感到医学伦理学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

(4)榜样示范教育法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觉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讲授护理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时,我们可以穿插护理界模范人物的事例,讲授她们的高尚情操及一些动人事迹,以提高教学效果。如,在讲课中穿插讲授2011年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孙玉凤的事迹,就深深打动了学生的心。

(5)专题讨论教学法专题讨论教学法主要是针对某一医学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及讨论,目的是调动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使学生在争辩中巩固理论知识,培养道德情感,也使老师从学生的辩论中发现教学及学生道德情感存在的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改进教学内容及方法,并引导学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6)pbl教学法以问题为基础学习,基本教学模式是小组讨论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围绕临床问题,编制课程,由教师事先设计一个临床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并提出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达到学习新知识的目的。

(7)创设角色模拟教学情景角色模拟是利用演戏和想象创造情景,以启发学生对自己及他人行为、信念、价值的认识。例如,我们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来让学生加深对该课程的理解。由几个学生分别模拟一位行动不方便、有点耳聋的孤寡老年病人,一位耐心负责的护士和一位不负责任的护士。学生在看的过程中,注意力高度集中,学生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愤慨,一会儿捧腹大笑。通过角色扮演,学生理解了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认识到护理孤寡老年病人时应理解和关心,尊重病人,并细致观察病情,这样会使教学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8)多媒体课件教学把每项内容都设计成“重点掌握”“难点解析”“一般了解”三部分。在“重点掌握”的内容上,主要是用慢镜头及局部放大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学生注意,从而达到加深理解和记忆的目的。在“难点解析”的内容上,运用动画的形式,并配有悦耳的音乐和相关知识的解说,使学生轻松而不枯燥地理解了难点问题。同时,利用人—机互动的特点,反复多次播放和讲解重点和难点,直至学生理解、融会贯通为止。此外,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一方面将相似内容的异同点加以比较,列出表格,另一方面通过链接相关基础和临床知识,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联想记忆。最后,还附以相应习题和病历以方便学生自我检查所学内容。教学效果在护理伦理学教学手段上引进多媒体,是对教学原则、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进行的全面优化,它是科学而且先进的。生动、丰富的画面,美妙动听的音乐效果,使教学者、教学媒介和学生达到了三位一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应用,我们的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教学内容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课堂活跃,实效性增强,医学伦理学成为医学生欢迎的一门课程,医学伦理学全过程教学在学生职业道德形成中真正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十二

信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在全世界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就导致了传统的伦理学无法涵盖的诸如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等,信息伦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孜孜追求“发展”的历史。为了发展,人们与大自然斗智斗勇,并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最大限度发挥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动性。总体上人类似乎也实现了这样的“繁荣发展”,经济发展指数节节攀升,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丰裕。然而,“对自然的征服在其功德圆满的时候却是自然对人类的征服”在人类惊叹于一个个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迎来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似的危机。

首先,物质丰裕的背后,暗藏着人文精神的衰落,人类道德水准不断下滑。当今社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似乎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然而,以利己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势必导致价值认知和现实行为之间的矛盾,并滋长了社会的普遍浮躁心理,导致了社会责任心和公众意识的下降。其次,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观念中终结,也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中终结。自从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来,自然界就逐步从“自在的自然”变成了“人化的自然”系统,大自然的一切都变成了为人类存在而存在。特别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现实中的自然更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逐渐消逝。人类大多数的成就是以损害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的。最后,在发展进程中,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付出的各种代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违背了终极目标,出现了“人的异化”,人片面而畸形地发展着。人的主体性得不到彰显,人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成为发展的牺牲品而不是受益者。

透过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危机,不难发现:尽管发展是人类永恒的真实追求,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但不一定任何形式的发展、任何程度的发展都是正确的、合理的、符合人性――特别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换言之,那些狭隘的、极端的、畸形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的悲剧、自然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人性的悲剧。未经批判和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也是毫无价值的,“发展”也不例外。

(一)发展伦理对“发展”的反思。

人类已有的发展观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信念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发展观看来,发展天然就是好的,发展比不发展好,发展得快比发展得慢好。它只关心“如何发展得更快”这样具有工具性含义的问题,而对于“为了什么而发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却漠不关心。“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种观念的实质是排除了对发展本身进行批判、反思和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发展的目的和价值的双重迷失。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基本生活资料的满足,而是如何使我们的发展能够不断持续下去,以保证人类这个群体的可持续生存。因此,我们所需要的不再是那种以危害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为代价的无节制、无规范的发展。发展伦理正是旨在追求这样一种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为目标的有约束、有节制、有规范、有评价的发展。

在发展伦理看来,发展的合理与不合理的根本准则在于是否和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符合这三者的发展才是合理的发展,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发展。发展既是一种目的又是一种手段,而目的与手段之间就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只有目的与手段都正当的发展才是合理的发展,目的不正当或者手段不正当的发展都不是合理的发展;发展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价值,而存在和价值之间并不可以画等号,存在是一种“是”,价值是一种“应当”,发展是“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的内在统一体。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哲学的历史使命和独特价值也蕴含于对当今时代重要问题的敏锐察觉与深刻反思当中。然而,当今时代现有的理论要么对现在日益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无动于衷,要么浮于表面的提出片面的解决方案,都没能认真、准确地回答当时代的“什么是发展”、“实现怎样的发展”等一系列发展问题。“发展伦理学”担负着紧迫的历史使命应运而生。1987年“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成立,此后《发展伦理学的任务与方法》等论著陆续发表,标志着发展伦理学的正式形成,出现德尼古莱、克拉克等一批关注于发展伦理问题的学者。

相较于传统伦理学对个人行为的关注,发展伦理学主要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类行为的反思、评价与规范。它是对仅仅关注个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传统伦理学的超越,关注整体的发展、持续的发展、共同的发展,把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考察目标。发展伦理学反对发展的天然合理论,但是并不否定人类改造自然的必要性。发展伦理要通过对人类发展的实践进行规范和评价,而实现一种有规范、有约束的合理性。发展伦理学承认人类行为会对自然造成破坏,但是自然系统是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的,发展伦理所倡导的发展就是要将人类的实践行为控制在自然可修复的限度内,实现有限度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发展伦理学不是抑制发展,不是反对发展,而是提倡合理的发展、适度的发展、有节制的发展。

(三)发展伦理学视域的“发展”

1、“发展”的真正含义。首先,“发展”是整体的发展。发展伦理学视域中的发展不仅仅是规模的增长和量的增多,更是结构的优化;不仅是经济的增长,也是公民民主参与、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是平等、自由、正义等现代价值更多、更真实地被尊崇和获得实现的过程。其次,“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包括“需要”和“限制”两个观念。“需要”包括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求。“限制”则强调人类在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将“能够做”与“应当做”明确区分开来,以自身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有序、自然生态的平衡为发展的前提。

最后,“发展”是具有价值性的发展。“发展”是积极价值的积累和向终极价值目标的接近过程,是一种有自觉目的和意志的自觉活动。发展的这种价值性使发展既可以趋向于“善”,又可以趋向于“恶”,改变了发展具有自足性的直线式发展观,因此可以对发展进行价值性的评价和审视。

2、发展伦理学的终极关怀。一切人的发展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是发展伦理学的终极关怀。人是普遍的自由的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人的生存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同时,人类的生存与其他生命的生存不一样,人的生存不仅是生命的延续,而且是意义上的生存。人在其生命的展开与存在过程中是有主体能动性的,有其对人生目标与意义追求的自为性。但人们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主体的需要不等于欲求。人的需要取决于人的社会属性,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需要,不能根据人自然意义上的欲望来规定人们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其二,有价值的才会有合理性、有意义。那些能够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完善、能够使人优雅生存、诗意地栖居地球上的客体才是有意义的。

三、发展伦理学产生的当代意义。

(一)理论意义。

发展伦理学的产生推进了伦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传统伦理学以传统人道主义为基础,仅涉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没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在它看来,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伦理问题,人类开发自然的行为也不需要约束和限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伴随着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开发利用和肆无忌惮地浪费,最终导致了无法忽视的环境危机。面对这样的困境,生态伦理学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与人的“平等”关系,借以确立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应该说,生态伦理学能够有效地保护自然,但是却一味地强调人类对自然应尽的义务却不谈人类享有的权利。抛开人类生存利益的生态论理学,其本质上是自然中心主义的。发展伦理学既是对传统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反思,又是对它们的超越。一方面,发展伦理学以人类的生存发展为最高的伦理原则,认为人类若要生存,对自然的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发展伦理学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不能是没有节制的,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不应当超出生态系统自我平衡、自我修复的限度,这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二)实践意义。

作为一种新兴应用伦理,发展伦理不仅关注一些抽象的伦理原则,而且更加关注发展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大力倡导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可持续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发展原则,大力倡导具有明确实践指向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伦理认为挥霍性消费是对自然资源的挥霍,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必须重新把满足主体的基本需要作为消费的目的,提倡节俭消费,反对挥霍消费;提倡适度消费,反对超前消费;提倡理性消费,反对盲目消费;提倡可持续性消费,反对一次性消费。在这种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伦理要求人类扬弃传统工业文明无节制、无规范的生活方式,倡导有节制、有规范的生活方式。以绿色、文明、和谐的现代生活方式引领人类共同迈向美好生活,寻求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实现一切人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3]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十三

既然存在着上述问题或者缺陷,是不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就没有什么出路了呢?其实不然,一直以来,美式技术-控制-效果研究范式(这种范式被当作欧洲中心的)占据传播学研究主导地位,但是其理论潜力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在美国传播学研究是个正在“凋零”的领域。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开始想像亚洲(实际并非亚洲独有,也没有这样一个同质化的亚洲),因为近30年来,亚洲的一些本土思想和文化传统被作为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解毒剂或者中和剂而寄予了厚望,许多研究者希望在亚洲能够寻找到带来新灵感的思想资源,亚洲传播研究或者“亚洲中心论”背后实质的内涵就是传播伦理学,是源于一种求知创新的热望,只不过这种传播学发展的新方向借由“亚洲”的名义得到了彰显(或者是亚洲的本土文化传统为传播学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虽然传播伦理并非专属亚洲传统,却是在亚洲的各种主要思想传统中表现的最突出;也恰恰在东西方的二元对比和历史性关系中亚洲的道德性等到了强调,亚洲的一些传播理念、方式和风格看来能够有效的弥补西方过分强调线性传播效果的不足。

现在来看,miike提出(2002)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五大主题,并由此衍发的五大亚洲传播理念无一不是从伦理角度来考虑传播的问题。比如miike(2004)指出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这种同情式的传播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

陈国明就明确的指出亚洲的传播行为强调三种道德特性:互依、尊重和诚实。(chen&starosta,2003)陈国明还提出了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这里的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总而言之,亚洲的一些思想传统和传播特色确实能够为传播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甚至是主要的理论资源。但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放下“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主义”这样过于沉重和含混的概念,通过传播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大胆创新,把亚洲的各种语言、宗教、智慧和历史文化传统充分发扬光大。

首先,应该通过对传播思想的重新追溯,结合亚洲一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全面探索传播的意义,尽力丰富“传播”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必须搞清楚传播现在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可能性,我们才可能调动一切的思想资源为深入发展传播学服务,包括亚洲的或者欧洲的,历史的或者现代的。

其次,传播伦理学既是传统传播学的深入发展,又是一次革新意义的范式转换,应该有观念、理论、思路和方法上的全面改观,我们确实应该考虑miike()对欧洲中心式“理论建设”和知识基础提出彻底的质疑,全面思考创建新的“游戏规则”和对话原则。那么,亚洲的思维方式、一些原来处于边缘的文化思想和传播理论和一些来自它学科的知识将为我们提供帮助。

最后,把注意力投向与传播相关的现实和问题,让问题牵引研究的视线和注意力,这是建构新的理论架构的重要的动力源。亚洲还有许多处于各种文化交汇的混杂地区都会成为很好“样本”和“媒介”,为理论转变提供足够新鲜的灵感、素材和舞台,当然这些研究不惟实证,方法总是多元的,特别在面对混杂的现实问题,方法是综合甚至的对照式,需要足够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注释]。

[1]比如miike、chen,g.m.、dissanayake、ishii、asante等人在理论思考和方法设计上作过初步的努力和贡献。

[2]一般来说,启蒙思想往往和理性(功能角色观)、个人自由、民主和科技进步等观念联系在一起,这里面自然蕴涵着对人性的基本界定,这种界定又往往被用来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的人性状态。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十四

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之风劲吹的今天,如何营造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唤醒和培养医疗工作者的医学道德,已成为摆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面前的诸多课题中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医德医患关系医学生。

现如今,医患关系紧张,如何营造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唤醒和培养医疗工作者的医学道德,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深入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分别为医家道德、医患关系、医学生的培养。

一、医家道德。

医务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担负着维护人们健康,预防、诊治疾病的任务。医学工作的特殊性质要求医师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效果不但与医疗技术、医疗设备直接相关,而且与医师的职业道德直接相关。历代医家都认为,道德高尚是医师角色的重要特征,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医生。自古以来,重视人的生命是医学界的美德。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在《素问》篇中就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还指出了“大医精诚”的思想,认为一个好的医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素质:对医术的“精”和对患者的“诚”。只有具备“精”和“诚”两个基本的素质,才能成为“大医”,才能成为“仁者”,即医术精湛、医德高的医家。

我国古代医生择徒甚严,曾明确提出“非其人勿教”。晋代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答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在西方,则有学医期满,按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的传统。医师角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与医师良好的职业道德直接相关的。林巧稚、赵雪芳、王忠诚、吴登云等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医师既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代表,也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榜样。

二、医患关系。

希望患者和家属从心理上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

医患沟通是建立和谐关系的前提。医患沟通,是对医学理解的一种信息传递过程,是为患者的健康需要而进行的,它使医患双方能充分、有效地表达对医疗活动的理解、意愿和要求。良好的医患沟通有助于医务人员调整自己和患者的医学观念,也有助于医患相互正确理解对方,协调关系,保证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决定了医疗活动中医患角色的不对称,特别在医学的理解和相关知识的拥有上优劣势明显。同样,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患者,对医疗活动的理解和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这些优劣势和差异要求影响了医患沟通。为此,作为医务人员应当及时了解并满足患者被理解、受重视、受尊重的需求,同时也应掌握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每个医疗环节中的疑虑、对医疗服务的感觉以及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点等,了解患者对医疗服务和疾病治疗效果的满意度。

三、医学生的医德培养。

如今医学生是日后医学科研工作主力军,中国如今医患关系紧张,医学生更要加强自身学习,做到医术与医德的结合。

结合专业特点,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拉近医学生与医德之间的距离,让他们觉得医德就在他们身边,达到提升医德认识的作用。

改革教学方法,开展实例教育,提升医德认识。新时期的大学生反感空洞和漫无边际的说教,因此授课教师就必须立足于医学生学习、生活实际,结合时代特征,切实加强教育。比如在讲授医德教育理论课时,除了从理论上讲清医德的内涵及重要性外,还要多结合时事新闻来教育引导。如抗击非典、地震救灾等过程中涌现出的大量医疗英雄人物,都是很好的榜样教育实例。

树立现代教育意识,在课堂中加强医德教育。高尚医德的养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不是单靠运动式、暴风雨式的教育,所以学生的医德教育应从新生入学那一刻开始,直至毕业。为了能在课堂中确实加强医学生的医德教育,需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人文教师与专业教师携手同心,形成医德教育的整体合力,政治理论课、思想品德课和医学伦理学教师及医学专业课程的教师都应参与到医德教育中,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召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其次,不断加强医学专业课教师自身的人文功底,对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人文素质培训,鼓励他们根据授课情况,结合实例,把医德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的教育之中,同时让人文教师多学习和了解医学知识,寻求更多的医学和人文的契合点;最后,在教学中贯穿科学史的教育,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都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科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医学生崇高医德的养成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医学生经常反躬自问,恪守“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业信念,而且要加强学校的教育引导,以及全社会的关注重视,共同营造医学生良好的医德形成环境,才会取得医德教育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摘自《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十五

摘要:近些年,随着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和虐待残杀动物行为的出现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环境保护运动和动物保护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了动物保护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以立法的方式来赋予动物一些权利来解决残杀动物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之中,越来越多的伦理学以及法学、哲学的学者们开始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正确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到底应不应该赋予动物以权力?赋予动物多大程度的权利?这些都是一些很有争论性的话题。

关键词:人类与动物;动物权利;伦理学。

一、动物权利之伦理学分析。

在功利主义看来,快乐是一种内在的善,痛苦是一种内在的恶,凡带来快乐的就是道德的,凡带来痛苦的就是不道德的。在计算一个行为具有多少快乐时,应该把受此行为影响的所有个体的利益都同等程度地考虑进去,满足大多数人的幸福的行为才是应提倡的。动物权利辩护者将功利主义思想代入动物的感受之中,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平等地关心每一个人的利益,是由于每一个人都拥有感受痛苦和快乐的能力。而动物也同样具有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它们的个体利益也应该被照顾到,它们的感受和痛苦也应该同样被考虑进去,这样才算是一个完整的计算个体利益的完整的行为。

权利论伦理学学者认为赋予动物以类似于人的权利,动物的生存将会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并不是权利拥有的越多就是越好,权利的背后意味着更多义务的承担。对人类而言,权利的享有是否合理比较容易判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获得的权利和需要承担的相应的义务来判断自身享有的权利是否是合理公正的。但是在涉及动物时,这种判断就变得没办法实行了,因为没有人能够站在动物的立场去真正平衡好人与动物两者间的关系。人们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动物的权利,而这个立场的背后却往往是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在作祟,没有真正代表动物的切实感受。另外,把动物等同于人类一样享有权利,我们看到的将会是这部分生物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任何义务,这对于人类来说显然是不合理并且不能够接受的。动物权利之所以不合理,是由于动物没有承担相应义务的能力。自然进化的结果,生物是按照某种上升的秩序排列的,人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动物就生存的比较被动。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动物拥有权利的原因是动物能感受到痛苦以及人类对动物负有义务。由痛苦可以催生同情,由义务可以导出权利。诺齐克则提出任何东西都不可以被牺牲,除非为了更大的总体利益;但是人根本就不可以被牺牲,或者仅仅是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才能被牺牲,并且绝不能为了非人类动物的利益而被牺牲。这样就使得动物的权利相对于人的权利而处于了从属地位。

二、关于动物权利的思考。

其实,人对待动物的态度来源于人类自身情感的需要,与动物是否有感觉无关。动物权利来源于人类对动物的认识:动物和人一样,是生命,而不是无机物品。它们和人类一样,有血有肉,能够感受痛苦,饥饿,开心,悲伤等和人类相似的情感,人类和它们一样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应该被平等的对待,所以就应该给予动物类似于人的生命权利。但是,狼吃羊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无论羊是否感到痛苦都是一样的。当然人不是狼,人比狼更具有智慧和更强的同情心。所以说,动物权利的根本来源在于人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有时候没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因为人的恻隐之心参与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动物被宰杀、虐待时候的恻隐之心恰恰是人类呼吁动物权利的源头。然而,人有时又是自私自利的,在自己吃肉满口留香的时候,他却丝毫不会想到动物的痛苦,动物权利则会被抛诸脑后。

动物权利运动的领袖雷根教授认为,人能制定并遵守道德原t,是道德代理人,动物不能。雷根教授认为,人与动物在道德层面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但是在道德层面的平等对待,这只是一套理论说辞。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否真的能够像对待人类自身一样去对待动物?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人类如果在没有国家机器、法律法规的保障之下生活,人类自身都会自相残杀,更别提平等的去对待动物了。

接受动物权利所带来的后果是有点让肉食爱好者难以接受的。但是人们一般不愿意去宣扬没有动物权利。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人认为人类对动物具有保护的义务,动物和人同样都生存在这个漂亮的星球上,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应该平等的生活。人类确实对动物具有一些保护义务,比如保障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等。但是这些义务并不是来自于动物的.权利,还是之前所说的人的恻隐之心。我们对动物权利的否定并不会消除我们保障它们的做法。我们依然可以建立保护区,可以探索更人性化的方式去试验甚至宰杀动物,减轻他们的痛苦,但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试验甚至宰杀它们。承认动物能感受到痛苦,以理性的方式对待它们的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具有思想和智慧的生物,我们对这个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物有一份责任,所以我们有义务避免折磨它们,我们有义务把制约我们的道德原则用于对待动物。这与动物保护有相同之,是很理性的尽到人类的责任的同时,又去合理的利用动物为人类健康发展谋福利。

三、正确的对待动物权利。

人类一切保护动物的行为,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之所以有些濒危物种需要保护,不过是因为物种的消亡或数量过少会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平衡,一旦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可能会迅速危及到人类自身或者人类生存食用的物种。之所以新闻上会出现众多保护有关野生动物的新闻案例以及呼吁保护动物权利的口号,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呼唤更多对动物了解不多,或者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少的人都能积极参与到动物保护运动中,避免更深程度的生态系统的破坏,最终达到保护人类利益的目的。

我们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将动物的权利看得比我们自己的利益更轻?哲学家早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是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答案。现实生活中,当出现有某种物种危及到人类自身发展的时候,从来不会出现任何关于动物生存权利的说法,比如我们经常说到的物种入侵。人类在这种情况下,只会顾及自己的权益,将入侵的物种消灭干净。现在人类其实也一直都在致力于消灭癌症、艾滋等一系列病毒,从来不会出现还保护病毒,尊重病毒的权利这样的说法。如果按照生物权利的说法,病毒也是生物,有生存、繁衍和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权利,人类没理由消灭它们。如果说病毒不是动物,那么我们生活中经常见到的蚊子、苍蝇、老鼠等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动物了。它们横行肆虐,传播细菌、疾病,或者啃食粮食,难道说为了它们的生存权利,我们要任由它们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需要为了人类的权益去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

当然,无谓的杀生不应该得到支持。正像最开始所说的,无谓的杀生会造成不必要的物种减少和生态系统的混乱,最终导致食物链的中断或是不平衡,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这样的滥杀无辜也是应该尽量禁止的。但把这种想法过分的扩大,以至于在人类本身受到威胁时都不去采取行动,还冠冕堂皇的呼吁采取保护措施,不要侵害动物的权利,这样的行为,在我看来,那就是一种愚昧的行为了。

总之,凡事都有个度,忽略动物的生存权益,无谓的杀生当然不可取。同样,大肆宣扬动物的权利,甚至将动物的权利凌驾于人类的权利之上,那这样也显得有点小题大作了。

参考文献:

[1]汤姆・雷根.动物权利争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苏欣.动物权利的法哲学思考[d].吉林大学,.

[3]蔡守秋.简评动物权利之争[j].中州学刊,.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十六

摘要:道德哲学家都试图把自己对道德语言释义模式强加于非自然主义或情感主义。而不是靠对道德语言的经验观察来分析理解他们。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使用的‘语义’一词,可以这样来下定义:一个字的含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制定一种对语言的一切用法都具有共性的语言标准。

关键词:未决问题论证;情感主义;非认知主义。

在漫长的伦理学发展史上,规范伦理学一直占据着主导或统治地位,它是研究人们正确的道德行为规范或行为的应然性的理性反思活动,它试图回答究竟什么东西使得一个行为或规则成为道德的行为或规则,它努力发现在各种道德行为和规则背后的根本的或者最高的原则,它企图找出隐含在各种行为背后的共同的道德属性。总之,规范伦理学试图从理论上回答我们道德上究竟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但当代西方伦理学家们大都对传统的实践伦理学家们的工作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建立在未加分析和未加澄清的概念之上的。

当代伦理学家盖伯特指出:“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缺乏对伦理学概念的和认识论的问题的探索。这些问题是人们在考究道德论辩和探索应用正当或不正当的规范理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问题因道德术语和主张而生,认识论问题源于道德确证的可能和特性。”{1}他还认为:“元伦理学可以界定为对于抽离了具体内容的道德规则,道德标准,道德评价之本性证明,合理性,真理的条件和性质的哲学研究。它将道德或道德原则作为其研究对象。”{2}让伦理学研究做出这种从“实质”到“形式”的转向的第一人是g。e摩尔。

19,g。e摩尔(g。e。moore,1873―1958)《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发表,是一件“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事件”{3},它“标志着20世纪伦理学革命的开端”{4}。

摩尔的研究和分析指出,早先关于伦理学问题的着作中的大部分观点是极其混乱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在理解伦理学问题之前就尝试对伦理学问题作出回答。于是,对某一具体的说谎行为,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这一说谎行为是善的,有人则不这么认为。所以,摩尔认为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善”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获得了决定伦理学判断真假的证据,就能解决伦理学中的争论,判断谁是谁非。

《伦理学原理》中的核心部分是“未决问题论证”,摩尔试图通过它来证明“善”是一种单纯的,不可定义的,非自然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摩尔的论述只涉及到“善”(好的)一词的意义,并且认为“善”是不可定义的,但他并未强调我们不可能对那些实际好的东西进行描述。摩尔自己就认为“房事的快乐是善的”{5}。但“房事的快乐”“快乐”并不就等于“善”的定义。

摩尔的论证有诸多问题,{6}但对他的最直接的批评就是:有人提出了对“善”的定义。如情感主义,规定主义,准实在论等等。

第一个提出完整理论反对摩尔对“善”的不可定义的说法的大概就是文学评论家的c。k奥格登和i。a理查兹。奥格登和理查兹写道:“‘善’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分析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伦理学的主题,我们认为,‘善’的这一独特的伦理用法是一种纯情感的用法。{7}”他们在1923年首次发表的《意义的意义》(themeaningofthemeaning)这本着作中,基于他们对于语言的研究,认为用来表达我们思想的符号既可以表达词的原义,又表达情感。他们认为,科学的表达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普通表达是象征地使用语言,以便传达周围事物的信息。在这种语言的使用里,有一参照符号即我们所涉及到实物。例如我说“长江大桥长x米”,那么我便是在进行某种表达,即在用符号来记录或传达一个参照符号,并且我使用的说明符号在理论方面应该是可以检验的。然而,在情感语言里,我们并不是在力图传达自己的主张,而仅仅是表达或试图激起我们的情感和态度。这两位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注意到语言可能经常从情感上运用,而不是象征地运用,所以哲学家已经被引入歧途,他们尝试去发现如“美”“善”这些词所涉及的某些事物,而不是去发现明显地符合这种准则的事物。所以,他们不再讨论作为唯一的,模糊的,不可分析的,非自然的“善”一词的含义。奥格登与理查兹认为,在具体运用方面,由于象征意义和情感意义通常是混在一块儿的,因而区分两者便显得困难。但他们坚持区分两者是一种趋势,会便于更加清晰地使用和理解我们的语言。

在从奥格登和理查兹到a。j艾耶尔期间的哲学家一直都在致力将这两种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细致化。如布雷斯维特(braithwhite),w。h。f巴恩斯。后者认为,一个社会中关于价值判断的争论产生于对同一问题持两种不同观点的矛盾。这种争论不可能通过推理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改变对方的态度来解决。

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维也纳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艾耶尔,史蒂文森,它们继续发展了伦理学情感主义理论。按逻辑实证主义,一切有意义的命题,或者一切有可能证明或者证实的命题,要么是经验的命题,要么是分析的命题。艾耶尔,逻辑实证主义的.领军人物,也是伦理学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试图证明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即所有的综合命题都是经验命题,并且一个命题的意义,是其自身证明的方式。即陈述一个经验命题意味着陈述用来确定命题正确与否的观察。那么这个观点所面临的难题是:伦理学命题似乎是综合命题,但伦理学话语经验上有无法证实。伦理学判断中“道德的”“善”或“错误的”之类的谓词所断定的属性并不存在与对象之中,其意义也不包括在主词的意义当中。那么如何解释看似综合命题的规范性的伦理学命题经经验上无法证实呢?艾耶尔对伦理学话语考察后的结论是:伦理学命题根本就不是有事实意义的命题,伦理学语言的目的只是用来表达或者激起情感。摩尔认为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单纯的,不可还原的,非自然的属性,艾耶尔也认为伦理学判断里根本没有有意义的概念。

有许多对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并不关心对情感注意的修正,他们只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如果情感注意理论被广泛接受,那它将有损于社会,它会损害我们对文化的传统道德原则的信心。“人们或许会认识到一种断定所有的道德判断仅是没有意义的情感的表达的理论会加剧人们传统文化价值观点崩溃,但在此,正确评价任何哲学理论对(非哲学家)普通大众的实践影响是困难的。并且,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最具有创造力的进步都被许多危及人生存的社会传统价值所拒斥。”{10}无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我想艾耶尔的意图是正确的,即更清楚地表明什么伦理争论的本质。

只是,艾耶尔的情感主义除了对之一些不“专业”的反驳之外,还面临这样一些问题:(1)怎么样避免道德上的对错完全依赖于大脑状态的问题!如果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完全依赖于我们大脑的主观状态。因此,如果我们的情感变了,这是否意味着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也因此改变了。小时候我并不喜欢吃香菜,但我现在喜欢吃了。这是对香菜的情感的变化,以前不爱吃香菜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我以前觉得说谎(杀人)是正确的,但现在认为说谎(杀人)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一定会觉得以前的道德判断是错误的,而不单单是一种情感的变化。(2)怎样解决人们之间的道德分歧!持同一种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可以产生真实的道德分歧,但这种分歧只不过是事关事实问题的分歧,人们可以用论证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然而在采用不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当涉及到纯价值问题时,只能求助于谩骂!“费雷格―吉奇”问题,界定道德情感的问题,等等。

继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史蒂文森于1945年发表的《伦理学与语言》,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详尽,最精确的情感伦理学理论的代表作”{11}。史蒂文森十分乐意承认他的观点继承了艾耶尔的情感理论。他的工作也更多的是为艾耶尔的观点进行辩护而不是中伤和诋毁。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三个不同于艾耶尔的观点:

(2)史蒂文森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证,会引起观点和态度上的分歧,但这不会使道德问题成为伪问题。语言的两种主要用途――描述性和动态性,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是关于信念的争论,这种争论关心“如何真实地描述和解释问题”,另一种争论是关于态度的争论。这种争论则关心“如何赞成或反对,以及如何通过努力逐渐形成态度”。根据史蒂文森的观点,道德争论表现为态度的争论。史蒂文森认为态度的争论则可能是有信念的分歧所引起的,所以必须解决信念的分歧来消除态度的争论。由于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的这种联系,我们就有可能解决“纯价值问题”的争论。

(3)艾耶尔认为规范的道德判断“既不可能是真的,也不可能是假的”,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道德判断的描述意义。史蒂文森声称“更加准确和清楚的说法是,一个道德判断可能是真的或假的。”{15}史蒂文森发现,具有共同的价值标准的人们进行道德争论,只需诉诸道德判断的描述性成分,就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论。可是“一个祈使句和其证明理由之间的关系与一个描述性语句和其证明理由之间的关系,两者是不同的。后者是一种逻辑关系,前者是一种心理关系”。{16}正因为一个道德判断与其证明理由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所以“任何讲话者对能够改变态度的任何事实的任何陈述,都可用来作为支持或反对一个道德判断的证明理由。”{17}所以,对同一事实陈述具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即态度――没有共同价值标准――的人之间,道德争论是不可能的。但“假如人们关于x抱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是否对x持相同的态度呢?”如果答案是可定的,我们就很有希望取得道德问题争端的统一吗?但即使对任一事实陈述都具有相同的心理反应,相同态度,是否还是有一些态度上的分歧并不是有信念的不同造成的?换句话说,具有共同价值标准的人,对于相同的道德问题是否仍可能持有不同的态度?这些都是史蒂文森没有回答的问题。

“史蒂文森最大的贡献,也许莫过于他说明了规范伦理学判断包含着描述性和情感性两方面”,{18}“善”除含有一种表示说话者赞同和容易博得听者赞同态度的情感意义之外。“这是善的”,这句话还含有这个东西具有性质(或关系)x,y,z。。。。。。意思。并且史蒂文森发现了“善”一种他称之为的“引导性定义”,即我们在情感词的意义不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条件下改变其描述意义。我们可以引用黑尔对这个同样发现的话:

对经史蒂文森修缮过的情感主义理论的批评依然是很多的:

首先,对信念与态度的区分,是史蒂文森分析的基础。但有人就指出史蒂文森的划分与实际不符:他们认为“史蒂文森没有认识到信仰的统一或者对实际问题的看法,正像依靠道德的统一一样,也要依靠态度的统一,至少信念的统一是首先没有争论的双方一直接受逻辑一致性的原则。接受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叫做‘认识的态度’,因为它不是从逻辑原则得出的,正如道德判断的证明理由一样,任何支持这种‘认识态度’的理由与‘认识态度’本身的关系,是心理关系而不是逻辑的关系。”换言之,按逻辑做出的决定,其本身不是一种逻辑必然性的决定。

r。m黑尔在《道德语言》中一书中,主张“规定性”作为道德陈述的基本特征。而反对将“赞成态度”作为道德陈述的基本特性。并且黑尔将“告诉某人某事”与“使某人做某事”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过程,前一种是命令,是道德语言最基本的特征,而后一种情况则是具有宣传性,含有“说服”的意思。简而言之,黑尔认为道德判断更像是一种命令,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

参考文献:

[1]路德?宾克莱,二十世纪。伦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8)。

[2]史蒂文森,伦理学和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

[3]孙伟平,伦理学之后。江西教育出版社,(5)。

[4]陈真,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十七

本文在论述伦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基础上,阐述了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制度和行为准则具有厚重的伦理学意义;并探讨了当前会计准则中的伦理意义的`缺陷,以及将西方会计准则伦理和我国传统伦理相结合的意义.

作者:庄学敏周世竹作者单位:庄学敏(暨南大学)。

周世竹(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广州,510630)。

刊名:实事求是英文刊名:seektruthfromfacts年,卷(期):“”(3)分类号:b82-053f23关键词:制度会计准则伦理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十八

摘要网络行为的特殊性导致网络伦理学研究的兴起。网络伦理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学科的特点,拥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具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范畴和基本问题。研究网络伦理学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主题词网络行为;网络伦理学。

一、为什么要提出网络伦理学。

网络伦理学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它是由网络行为引发的道德关注。

网络行为是网络社会所特有的交往行为。同现实社会中的交往行为相比较,网络行为具有特殊的涵义,其特殊性表现在:其一,所处的环境特殊。即处在一种虚拟的现实(又称虚拟实在virtualreality)中。这种虚拟的现实是由计算机、远程通讯技术等构成的网络空间实现的。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存在着虚拟的一切:不仅有虚拟人(virtualhuman)、虚拟社会(virtualsociety)、虚拟共同体(virtualcommunity),而且有虚拟全球文化(virtualglobalculture)。虚拟的环境产生了虚拟的情感,进而有虚拟的伦理道德。当然,这种虚拟的东西并非虚无,只是另外一种存在方式罢了;虚拟的规范也不是凭空设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约束。这种“二元性”的特殊环境和行为决定了由此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必然具有同传统伦理学不同的特征。

其二,交往的方式特殊。即交往具有“虚拟性”和“数字化”的特点。网络社会中的交往以符号为媒介,使得人与人之间在现实中的直接接触减少,而是简化为人机交流、人网交流。此时人的存在以虚拟的“网络人”的面目出现。这种“匿名性”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范围无限扩大,交往风险却大大降低,交往更具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进而交往中的伦理道德冲突也更加明显。同以前相比,网络交往方式所受到的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更少一些。传统伦理学在这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它无法直接判定网络交往方式是否合乎(传统的)道德规范,例如它无法判定网络攻击的正当性。这表性传统伦理学并不十分符合现代网络社会的交往实际。因而,建立一门适合现代网络化生存的伦理学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其三,交往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亟待解决。网络的匿名性同时也导致了随意性。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版权、隐私权等权利的侵犯。未获授权之前甚至根本不考虑授权就发布、登载信息资源,随意下载别人的作品等,无疑违背了法律和道义的精神。在互联网缺乏监督力量和手段的情况下,人们只有依靠法律的、伦理的宣传,只有依靠个人内心的道德法则来制约这种现象的发生。尽管如此,这些手段收效甚微。我们可以看到,在技术手段走到法律、道德意识之前时,往往是要么更改规范,要么就得限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很显然,进行网络道德规范的建设比限制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更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在现阶段提出网络伦理学就不是空穴来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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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十九

自我党确立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公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与社会发展相伴随的社会问题,社会诚信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对这一问题不能加以高度重视,不能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和途径,势必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影响社会安定,影响人民的幸福生活,甚至消解我们以往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因此,我们应当而且必须从多角度研究社会诚信问题,研究提高社会诚信意识的措施,落实江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升全体公民的道德品质,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源远而流长,自古以来就被中华民族所重视。诚信一词由“诚”和“信”两个单音字构成,许慎《说文》、班固《白虎通》以诚信两字互训,其含义既相区别,又紧密联系。

诚,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二义,一是本体特性之义,二是德性之义。

其一,诚是一个表述宇宙本体特性的哲学范畴。《礼记・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朱熹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可见,诚就是实际有、实际存在、真实无妄的意思。自然宇宙是物质性的,实实在在地有,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自从宇宙形成之后,它就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和节拍运动、变化和发展,人承认它是那样,人不承认它还是那样。实有就是天道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宇宙自然界是不存在“假相”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变化、发展和消亡都有固有的规律在起支配作用,任何现象都有其内在的原因。哲学中所谓的“假相”,是认识论范畴,指的是那些看起来歪曲地或者相反地表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现象。也就是说,“假相”是人在认识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假相”来自于人的主观方面。人的感官有局限,人的理性有局限,人的知识有局限,人的能力有局限,故而把某些自然现象当做是“假相”。比如说,除了瞎子以外,人人都会认为“天空是蓝色的”。然而,天空并非一定是蓝色的。当人脱离了地球到外太空以后,天空是黑色的而非蓝色的。即使在地球上,人看天空是蓝色的,而在其他动物看来天空也并不一定是蓝色的。天空以其本有的形态展现自己,不以人或其他动物的认识为转移。蓝色是天空呈现在地球上的人类眼里的现象,你说蓝色是天空的假相就没有道理。“假相”是由人类本身的原因形成的,在宇宙自然那里没有什么“假相”。又比如,“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固有道理和内在必然性,一个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必然要向其反面转化。有丰富人生经验和一定哲学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一道理,然而孩童对此却并不了解。如果一个孩童说“物极”是“反”的“假相”,那么在睿智的成年人看来必定觉得可笑。如果一个哲人说因自然界有“假相”存在故而“诚者天之道”的说法未必正确,那么真正的大哲也必定觉得可笑。

其二,诚是一个表述人的基本德性和精神状态的道德范畴。《礼记・中庸》云:“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诚作为道德范畴,其指向不再是宇宙自然界而是人本身。古人认为,天道的本质特性是诚,是实有,人是天地的产物,因而人在德性上也保存了天道的.本质特征,但没有达到天然具足的程度。人作为万物之灵,能够体认自己的内在本质及其不足,并通过后天的努力,不断培育诚的德性,并把它发扬光大。作为传统道德范畴,诚是个体德性和精神的内在实有。其含义有三:其一,诚是与天道本质特点密切相联系的人的真诚无妄的德性;其二,诚是人的自我统一性,是身心内外的合一不二;其三,诚是诚敬严肃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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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二十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文明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并急剧蔓延。人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上的满足,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所以我们不得不放慢发展的脚步,擦亮被经济利益蒙蔽的双眼,重拾我们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如何减轻地球环境负荷,便成了人类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艺术设计作为一个活跃在我们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载体,开始在原有的思想理念基础之上肩负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不论在开展艺术设计活动本身的行为行动上,还是艺术设计本身的宣传内容上,都必须从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发展得角度出发。因此,当下艺术设计在面临生态环境的诸多问题时,引入生态伦理学是解决生存之道的必由之路,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首先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及其重要意义,并重点探讨了艺术设计中的生态伦理学,及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传播作为艺术设计的基本效能,是生态伦理学最好的宣传媒介,同时生态伦理学也是保障艺术设计发展和鲜活性的理论基础,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生态设计是二者的最佳结合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环境危机日趋明显,针对全球变暖等一系列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从1995年3月28日首次在柏林举行缔约方大会以来,每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都会如期举行,意在号召全世界一起关注并解决环境问题。随着地球气候的不断变化,生态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对此,科学家们提出并且强调伦理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上,更要研究人与生物以及生态自然之间的行为规范,否则这一理论便是不完善的。

现代化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生态伦理学在20世纪初应运而生。最先以科学形态提出“生态伦理学”这一思想的是法国著名哲学家、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schweitzer),他曾在一片发表于1923年的著作《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中提出了“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这一理念,他将伦理学的范畴由人扩展到生态界的所有生命,成为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

阿尔贝特・史怀泽将伦理道德的服务范围,由人类扩大到了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他认为不仅要对人类的生命,而是对所有的生命包括动物和植物都要始终保持着一种敬畏的态度,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所以,只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的学术思考是不完整的,只有当人类认识到人类以及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它才是伦理的。

与伦理学和哲学的关系一样,生态伦理学隶属环境哲学的一个分支。生态伦理学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道德,提出了人与生态之间存在伦理道德关系,它能够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能够帮助改善并促进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在这个人类和各种生物赖以生存的地球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脱离自然的人和脱离人的自然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在被法律约束的同时,还要依靠道德良知来保护地球上的生态物种,因为人类与它们是相互依存的。生态伦理学要解决的不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在生态环境下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使生态学与伦理学有机结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现代环境主义运动(environmentalism)的兴起,对西方近现代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20世纪末期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3艺术设计和生态伦理学的关系。

笔者认为,当下艺术设计和生态伦理学的关系恰如橘子和维生素c的关系,整个橘子好比整个艺术设计圈子,拨开橘子外皮,内在的橘子瓣儿相当于艺术设计的各大分支:平面设计、环境艺术、媒体艺术、工业设计、品牌策划……虽然分支不同,但是每个分支都具有的精华便是维生素c,即生态伦理学。人类喜欢食用橘子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橘子的味道爽口独特,艺术设计正是如此,它使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设计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设计的社会功能是创造媒介、创造和谐、创造生活体验和创造生活方式,就如同橘子丰富了我们的味蕾。而更能吸引人类食用的是橘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维生素c具有以下功效:第一,维生素c具有较强的还原作用,它能够积极参与人体内部很多种氧化还原反应。而艺术设计中的生态伦理学,同样要平衡自然界的收支代谢,使艺术设计在具备外在功能的同时具备内在生态伦理功能。第二,维生素c还帮助促进人体内细胞间质的生成,促进创伤的愈合。当下艺术设计中,生态伦理学的责任和任务就是在抑制全球环境恶变的同时,促进地球“伤口”的愈合,能够有效治理环境污染,还天空一片蓝色,同时促进人类与自然界“伤口”裂痕的愈合,实现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第三,维生素c能够有效地增强机体的抵抗力,促进抗体的形成,具有抗感染、抗病毒等作用。当下设计中的生态伦理学要增强抵抗力,增强地球和生态环境的“免疫力”,让地球和自然界具有抗污染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智能建立在人类的环保意识上。第四,维生素c一度被誉为万能的解毒剂,它对有毒物质具有很好的解毒作用。同样,艺术设中的生态伦理学也要防止由于人类社会活动、生产生活等给自然界、地球、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强化生态的抗污染能力。第五,维生素c还可以促进人体对铁的吸收和对叶酸的利用,即促进生血的机能。当下,艺术设计中的生态伦理学能够联手其他保护生态环境的学术学科,促进生态环境吸收所有学术学科的环保理念。最后,维生素c还能够降低胆固醇和毛细血管的脆性,防治高胆固醇血症很动脉粥样硬化,还有抗癌的功效。当下艺术设计中的生态伦理学也是如此,治理生态环保问题关键在于防治,即能够未雨绸缪。

4结语。

本文从生态伦理学原理入手,通过对当下自然环境的问题分析出发,结合艺术设计的自身特点,探讨艺术设计与生态伦理学的关系以及二者的契合点。希望通过对艺术设计中的生态伦理学进行研究,促进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使艺术设计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为全球环境保护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二十一

摘要:“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医者德为先。医德医风与医疗技术是一个医生的两大法宝。可以说,医德医风与医疗技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在我们现代生活中无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如今大家眼见为真,不可否认的,大多数的医生是具有高素质的,但也存在着一些医生群众得病不医,医药回扣等情况,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中,本着对人民负责,把人民的健康摆在第一位的处事风格,应该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由此看来,在医学生的医技与医德方面的培养,应该加强教育与培养。

关键词:医技医德医患。

正文。

在上个时期,领袖人物坚持把医德与医技结合起来,提高了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并且也涌现了一批无私奉献的医务人员。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值得我们发扬。随着现在社会的开放与自由化,人们的物质文明程度逐渐取代了精神文明,面对以这种社会问题,当前,如何教育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有素质,高水平的优秀人员,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民爱戴的好医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可以了解,医学专业大中专毕业生绝大多数分配在临床工作的第一线,由此可以看出对医务人员的考核不够严格,应该具备优秀的医德与技术,因为一个医疗单位医生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医疗事业的发展。据我了解一有些人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怕苦怕累,只求有个毕业证,不求自己的能力是否能促进这个工作的进步,工作能力低下,仅仅满足于学校老师教给的那些书本理论,只求经济效益不求技术高超,只顾自己享受而不去奉献,没有脚踏实布的作风。针对这些问题,我认为医院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素质与技术教育,严格考核,因为人们的健康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医德的教育和医技的培训,是一个培养和提高医务人员素质的过程。也就是提高当代医学生医疗技术水平、医德素质的提升、努力培养成为德技兼备的医生。

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次,一个腹泻的小孩病了几天了,脱水症状很严重,身体很虚弱,身上血管很难找到,可此时最急需的就是给小孩打上针,补上液体,家属很着急,央求着那位同事帮忙,并哀求如果打上了针给200元当作酬谢。那位医生先是安抚家属,然后仔细在患儿身上寻找,终于在手背处给打上了针,孩子有救了,可面对200元,她拒绝了,只是对家属说了一句这是我的工作,这钱不用收,我得对得起这身白大褂啊!由此可见,这件事虽小,在我们工作中并不少见,我们就得经得起考验。因为我们有一个优秀的医疗队伍,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一套完整的思想教育体系,一个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我们始终是大家心目中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可见要做到这些就要有以下几个规则:

1、提高医学生的医疗技术水平。这是人们需要的,同时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原则。

2、对医学生加强基础训练。基础知识是关键,就像一个试金石,只有它牢牢的固定了,那以后的发展就离成功不远了。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首先要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文化素质。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种学术讲座活动,不断提高综合分析观察能力,可以掌握更多的临床基础知识,为以后参加临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进行医疗活动时,不应该局限于自己的主修专业,应多方面多角度地看问题。

3、培养医学生高尚的医德情操。医德是调整医务人员与病人、医务人员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职业道德,不同职业,由于担负的任务、职务的对象、工作的手段、活动的条件和应尽的责任等的不同,形成自己的道德意识、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中庸.明辨》又曰“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在进行医德评价时,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活动的动机、效果、目的、手段都是其评定的依据。孙思邈在其毕生心血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序中云:“凡太医治病,必当安定神志,无欲无求。医德素养的高低,不在于个人主观判断,而在于他人的评价。

医德与医技从来都是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医德是医技的灵魂,医技是实现医德的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有高尚医德的人往往有精湛的医术。没有治病救人的思想品德就不可能有追求技术上的精湛。把医德与医技结合起来,是社会的必然要求。在这方面,不仅医生、护士要提高自觉性,而且医院各方面的工作都要紧紧的跟上来,为病人营造良好的医疗环境,人们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你,你就要负责。

我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护士,要做到的为人民的生死负责,为大家的健康着想,我‟想这对于医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古语有„心不如佛者,不可为医;术不如仙者,不可为医。

即一个医生,心地要像菩萨一样善良,对待病人应该温和如春;医术要像神仙一样高超,对待病人应该妙手回春。”这是我国著名外科鼻祖裘法祖院士的一句平凡语言,但就是这样一句朴素的语言却道出了医德、医术与医患和谐之间的千丝万缕。

大医至诚是医者应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职业操守和精湛的医术,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医者的评价与看法。一个好的医生他的职业就是很神圣的,在我看来,我认为最高的层次就是换来人民的健康。下面几个例子很好的说明医生的职业情操:

南丁格尔注重从护理的每个环节做起,身体力行,创建了神圣的护理行业,她说“护理工作时平凡的工作,然而护理人员却用真诚的爱心去抚平病人心灵的创伤;用火一样的热情去点燃患者战胜疾病的勇气”。

由此看来,在我们对待病人时应该有热心、细心、耐心、爱心,自己的责任心与良知,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花费、自己的努力来服务病人,这样医患之间就永远和谐相处;反之如果对病人漠然置之,在医疗诊治中粗心大意,酿成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终身疾苦,而使自己也陷入“恶医”、“庸医”等骂名之中,这些品德是我们以后在医生岗位必不可少的,一切还是应为人民的健康着想。

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医术而无医德的医生,会令我们厌恶,最基础的没有做到又怎么能上下一个台阶呢?想想仅仅有医德但又失去了精湛的技术,这样的医生又怎么能为我们的社会创造一份和谐呢?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谐的医患关系,是这个社会推崇的,这必然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深知责任重大,每当我穿上白大褂,时时提醒自己我是来救死扶伤的。做实验时,提醒自己一定要一针见血,避免多受一些痛苦。每天晚上上完课后躺在床上,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努力学习,勤奋踏实的做好每一个细节,长大后一定要做一名本着人民的利益,不为荣誉,不为金钱,为着心存已久的信念,支持医学护理事业。相信明天是更美的,时代的步伐会踏上云端,我们也将为这份信念而努力奋斗!,参考文献:

1、张坤《医学生医德教育四要素》卫生职业教育。

2、管文贤李开宗《医德医技与医疗消费》中国医学伦理学。

最新伦理学论文(通用22篇)篇二十二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以前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在国外的某个大工厂里,一台大型电机发生了故障,很多维修工程师束手无策,无奈请了一位科学家前往解决。那位科学家到达后,上爬下摸、又听又敲,同时不停的在纸上计算,最后在电机的某一部位划了一道白线,对维修人员说,把电机拆开,对该处的线圈减少三圈即可。维修工程师照此办理后电机果然恢复正常。之后科学家开价1万元,有人问这个价格是如何制定的。科学家回答说,划道线1元,知道在这里划线9999元。但是从这个故事出发,与当今医生知识价值的现实表现却大相径庭。

医生的知识价值目前没有表现出来的,虽然有诊查费这个项目,但标准低的可以忽略不计。而挂号费这个收费项目从字面上来说既不能表现医生的劳动,事实上也反映不出医生的劳动。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医生进行的是无偿劳动。医生毕竟首先是人,而后才是医生。医生首先要食人间烟火,才能承担救死扶伤的重任。于是乎,医院可以赚取药品的15%差价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措施被提出来而且成为了今天医院赚钱的主要手段。可以说忽视了医生的知识价值的做法出现了“以药养医”,导致了看病贵。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医生的知识价值作为无偿劳动这个问题,看病就贵的现象将永远无法消除,那么医患关系只要与经济沾边,随时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变得十分棘手、紧张。

按照我国多年不成文的传统,医院不及时救治患者,只要被曝光,总要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谴责甚至制裁。以往,这样的事例即便有,因为不成“规模”,影响还不至于太大。现在,子女把病父弃在医院、父母无钱把孩子扔在医院的事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儿,许多医院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既要“救死扶伤”,又不得不兼顾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在媒体对医患关系的负面报道中,“道德”成为大众讨伐医生的矛,似乎所有的医生都变成了敌人,似乎没有一个好医生,而当地震肆虐过后,人们看到最多的是抢险救灾的军人和救死扶伤的医生,此时此刻,医生的价值和高尚人格被更多的人予以肯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失望,我们的人民并没有心存善意,一棍子就轻易打翻了一群人,事实上,我们身边有无数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在平凡的职业岗位上默默奉献、忍辱负重,做出了看似平凡而又伟大的业绩。他们是医生这个职业群体的脊梁,足以承受“医生”这个神圣的称号。同时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经济关系对道德起决定作用,医德属于道德范畴,自然也有这个一般本质。虽然医生作为一种特殊职业,有自己应尽的义务,可是应当获得的知识价值也是应该得到的。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较好地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要求医院先救人后付费,很容易只是一纸空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医院应该责无旁贷地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尽管医院有追求经济利润的权利,但是不能因为其赢利目的忽视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目前,在政府公共卫生投入欠缺的语境下,指望医院不计报酬先救人后补费,有些勉为其难。如果急救账单无法兑现,成了医院的包袱,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医院的发展后劲与医生救死扶伤的积极性。

在成本核算的世俗和市侩中,救死扶伤不得不变得有点世俗了。现代的每一个医生在进入医学院之后或之前,都以救死扶伤为自己职业的最高追求和职业道德及行为规范的准则。但是,救死扶伤的崇高目标和职业道德的实现都需要经济投入来保证的,也就是救死扶伤是有成本的,有了成本就必须有回报。一个必须要考虑经济、成本和回报的“救死扶伤”道德标准和职业准则就是一个打了折扣的标准和准则。一个可以被打折扣的道德标准和职业准则还能成为职业标准和道德准则吗?一个被推向市场经济的医疗行业在其履行职业道德准则时更应遵照经济规律办事,被经济化的职业道德准则还能承受得起其职业道德的重任吗?每一个医生都在“救死扶伤”和救死扶伤的“经济成本”的两难选择中煎熬着自己的良心、道德操守和职业素养。在这种长期的煎熬中,有的人放弃了医生的职业,有的人变得玩世不恭,有的人弱化了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要求,有的人强化了经济成本选择„„在这个问题中,医患关系越趋紧张,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社会大背景造成的情况,医生和病患存在问题,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上也有一些问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过渡期所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中的一种,不需要遮掩,而是应该正视并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

从长远来看,国家层面上应该完善医院救死扶伤的配套政策措施,建立医疗补偿制度,政府还应该逐步补齐医疗救助的最短木板,在国家新医改系列配套措施中应该对此予以规范。就目前的现状,我们的医保覆盖率有了很大提高,对一些特殊病的报销比列也有提高,同时扩大的医保报销范围,让病人看得起病。对公立医院的改革也在试点之中,客观来说,医改是十分难的,但是只要有效,哪怕再难也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只有打通了救死扶伤医疗费用的制度出口,医院才不至于拒绝救死扶伤。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作为个人而言,我们是医学生,未来的医务工作者,改善紧张的医患关系我们义不容辞,面对现状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我认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寻找当代医生应具备的道德人格,培养良好的医德医风。换位思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可以作为一个培养良好医德的方法。作为医生,应当对社会怀着无限的感激和理解。芸芸众生,医生在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与庞大复杂的社会相比,独特的职业性必须服从于社会的整体性。医生从业和生存的基础是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因此,我们必须用感激的态度来匡正人们对医生的认识,排除种种误解和不信任、能够顶住各种逆向的压力,秉持理性、坚守道德、与人为善、以心换心,以这样的“定力”可以使医生的形象越发高大、可敬。作为医生,应当对文明怀着推进的动力和激情。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医生所关注的健康,不仅是生理上的健康,也包括心理上的健康;不仅是生存方式的健康,也包括生活态度的健康。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医生应当普及科学、坚持真理、启发理性、诱导良知,使社会大众更加自觉地选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得明白:医生的价值,在于其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而其必备的道德人格,又是医生的称号更加完整。有这样的境界,就有职业的信心和奋斗的激情,就能经受起各种挫折和诱惑,不至于迷失方向,才能更加负责任地做出选择,才能为由于经济因素导致的医患关系紧张的改善尽一份力。

其实“救死扶伤”和救死扶伤的“经济成本”是可以兼得的鱼和熊掌,关键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医生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持怎样的态度,只要有国家足够的政策、资金支持,有社会足够的理解与体谅,有医生尽职尽责的行动,假以时日,我们的医患关系一定能够跳出现在的怪圈,繁花硕果。

【参考文献】。

1、医生矛盾的价值观.百拇医药网.原文链接:∕html∕200906。

∕1878∕2、医生的价值.徐灵敏.中国医药指南.2008年第7期。

3、略论现代医学道德建设.余宁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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