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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理念篇一
;【摘要】生物安全问题发生于从工业文明发展到生态文明的过程之中，其出现并被人类认知和关注。生物安全立法的推进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背景息息相关。生物安全法治应遵循生态整体主义伦理观和以风险预防原则为中心、以谨慎发展原则和全程管理原则为支撑的法律原则，形成以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现代生物技术健康发展以及保障国家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协调的目标体系。在法律制度建设层面，应重点推进形成多部门协同的管理体制，形成精细化的风险防范机制和基于科学标准的安全审查机制，同时重视面向公众的生物安全风险沟通。
【关键词】生物安全 法律原则 风险预防 风险评估 生态文明
【doi】10.16619/qy.2020.20.002
生物安全，是指生物技术健康发展和公共健康、生态系统免受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侵害的状态。在这一意义上，生物安全管理和生物安全保障涵盖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入侵防范、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传染性疫病防控、微生物耐药应对、与生物科技相关的军事安全等诸多方面，这也是广义上的生物安全观念的范畴，与主要关注现代生物科技安全的狭义生物安全观念有所不同。[1]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要求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2]2020年10月17日，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以下简称《生物安全法》）。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生物安全法的理念基础、主要法律制度和法律机制的内容，是加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物安全法治
生物安全问题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经历了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生态文明四个发展阶段。生物安全问题的出现并被人类认知和关注，发生于从工业文明发展到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现代意义的生物安全问题，是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对生物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生物安全法治语境和广义的生物安全观念下，无论是现代生物技术[3]及其应用对人体健康、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产生的风险甚至损害，还是致病有害生物、外来入侵生物以及其他生态环境开发利用行为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都是在工业文明社会到生态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相应地，生物安全法治也在这一背景下展开。
生物安全问题在国际法层面引起关注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992年，国际社会为了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在该公约中，生物安全被视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正因如此，国际社会在该公约框架下制定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0年）以及《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2010年）。这些国际法文件构成了生物安全国际法的重要渊源。在生物安全国际法的推动下，各国生物安全管理虽然采取不同的策略，[4]但近几十年来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我国的生物安全专门立法从20世纪90年代启动，在二十多年间取得了一定进展。及至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生物安全立法进入了快车道。经过各方积极努力，《生物安全法》于2020年10月17日出台。
生物安全立法的推进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背景息息相关，需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生态文明思想关涉生态系统健康性和完整性，要求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观念，即生态历史观、生态自然观、生态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生态协同观、生态合作关系以及生态法治观，[5]为生物安全法治提供了各个层面的指引。特别是从广义上的生物安全观念出发，生物安全保障是从法治层面落实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手段和不可或缺的途径。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视角的生物安全法治理念基础
生物安全法的理念基础可从伦理基础、基本原则和目标体系三个层面探究。在伦理基础方面，生態整体主义观念的有益成分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相一致。这既体现在法律原则体系之中，也体现在科学完备的目标体系之中。
生态整体主义伦理观。生态整体主义主张生态系统具有客观的内在价值，并特别关注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人类作为法律主体，对维护生态系统负有道德义务。[6]生态整体主义关注生态系统、物种和生态过程的价值，要求尊重生态系统整体及其组成的自然客体的价值。这些观念为保护生态系统提供了伦理依据，同时也与生物安全法治的内在追求高度契合。
生物安全法制之所以采用广义上的生物安全观念，其根本原因在于生态文明社会形态和生态整体主义观念的内在要求。在生态文明社会中，由工业社会缘起并以“人定胜天”为主要特征的将自然作为征服客体的观念，被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观念所取代。工业社会阶段不计后果地发展对生态系统、社会经济、人体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甚至对伦理道德的挑战，也显著地体现在各类生物安全问题中。在此情形下，生态整体主义观念给出了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案。例如，现代生物科技作为二十一世纪最前沿的科技领域之一，其众所周知的“双刃剑”效应使得人类既受惠于此，也因此面临风险与挑战，这也是各国积极推进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此种由科技风险延伸和衍生的其他方面的生物安全风险，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三个层面的影响，[7]也逐渐成为广义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核心内容。在此情形下，生态整体主义的理念和方法在应对生物安全问题上具有特别的价值。
以风险预防为中心的法律原则。从生态整体主义视角出发，生物安全法治应遵循以风险预防原则为中心、以谨慎发展原则和全程管理原则为支撑的法律原则。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在没有科学上的确实证据证明生物安全损害一定发生的情况下，也应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在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下，生物安全法治应着重关注生物安全风险，亦即现代生物科技的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开发利用行为可能产生的损害。生物安全风险具体包括科技风险、生态风险和环境健康风险。其中，科技风险，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本身的研发利用可能引发、但是尚无确切或充分的证据表明会引发灾难性后果的盖然性。生态风险，是指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所承受的结构性和功能性损害的可能性。环境健康风险，是指生态系统、动植物物种及遗传资源的利用、生物入侵以及现代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对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可能性。[8]这三类风险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应从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实行风险预防原则，积极应对生物安全风险。谨慎发展原则要求在开展生物安全相关活动时充分考虑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将惠益与风险或者损害进行综合平衡，以趋利避害、实现可持续发展。[9]全程管理原则要求在开展生物安全相关活动时应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以防止生物安全风险转化为现实的生物安全损害。
风险预防、谨慎发展和全程管理这三项原则，既有生物安全国际法上的依据，也是基于我国生物安全管理实践探索的有益经验，形成了完整的生物安全法律原则体系。[10]其中，作为目标性原则的风险预防原则适应风险社会语境下生物安全问题的战略关联性和高风险性的特点。战略关联性指生物安全是生态文明社会中关涉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11]高风险性是指生物安全相关活动可能对生态系统、社会系统、人体健康乃至国家安全产生重大的、甚至不可逆转的损害。作為手段性原则的谨慎发展原则，是风险预防原则不可或缺的补充，要求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应以不损害生物安全利益为前提，体现了目标性原则实现途径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关于发展限制性因素的观念。作为程序性原则的全程管理原则适应生物安全问题的特殊性，要求生物安全法律规制和管理措施贯穿于生物安全相关产业和行为的始终，从而在程序上确保风险预防原则和谨慎发展原则的实现。
多元协同的目标体系。基于生物安全法的基本原则，生物安全法的目标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维护生态安全，这本质上是基于生态整体主义观念，对生态系统结构上的完整性和功能上的健康性的保护。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视角看，这既包括对环境的保护，也包括对赋存其中的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其二是保护人体健康，这既体现了对人作为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利益的保护，也是对生态系统其他物种保护的“反射性利益”的反映。生物安全法对人体健康的保护契合环境健康法律规制的范畴，即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和生态环境开发利用相关的人体健康风险的防范相呼应，体现了生物安全法正义价值的诉求。其三是促进现代生物技术健康发展，这体现了生物安全法贯穿始终的谨慎发展原则。事实上，国际上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关注肇始于应对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双刃剑”特征的负面影响。然而，对生物安全的保障并不意味着否定生物科学探索自然的价值和现代生物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而是通过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使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符合科技伦理要求和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其四是保障国家安全。生物安全不仅决定着一国赖以存续发展的生态基础的稳定性和健康性，而且影响着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这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下生态安全的核心内容（即上述“战略关联性”）。
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现代生物技术健康发展以及保障国家安全，构成了多元协同的生物安全法制目标体系。在这四方面的目标中，生态安全是实现生物安全法制其他方面目标的前提和基础;保护人体健康是生物安全法制的核心目标;促进现代生物技术健康发展是实现现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安全保护的基础;保障国家安全是生物安全法治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生物安全法治的主旨。这四个方面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共同发挥作用，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目标体系。在《生物安全法》中，这些方面均有体现。
以风险防范为中心的关键制度
健全的生物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对于完善生物安全法制至关重要。在生态整体主义伦理观的视角下，有重点地加强以风险防范为中心的制度建构，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一方面应当建立科学的生物安全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应当在从事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和生态环境开发利用等活动之前，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生物安全活动的风险进行科学的监测与评估，健全安全性审查机制，并施行有效的风险沟通。
多部门协同的管理体制。我国现有的生物安全管理体制大致呼应于狭义上的生物安全观念，主要涉及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科技、林草、卫生健康等部门。在广义上的生物安全观念下，生物安全管理综合性更强，协调难度更大。这就需要在目前分领域管理的基础上，明确主管部门和分管部门，形成高效的生物安全协同管理机制。[12]同时，生物安全管理的两个方面的特点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一方面是生物安全管理的综合性、跨部门性特点。为此，需要在相关主管部门间建立运行顺畅的跨部门的部际协调机制，对部门间的生物安全管理活动进行协调，对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入侵防范、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传染性疫病防控、微生物耐药应对、与生物科技相关的军事安全等事宜进行统筹与安排。包括主管部门和分管部门在内的管理部门，均应遵从这一协调机制。
另一方面是生物安全管理的科学技术性和专业性特点。为此，应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生物安全管理中需要各相关领域的专家支持。可设立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作为生物技术咨询机构。国家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代表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就国家生物安全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标准等重大问题提供科学技术咨询意见。
风险监测在国际法层面早有规定。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条“查明与监测”要求缔约国查明和监测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并要求保存、整理查明和监测活动所获得的数据。[14]对于这些要求，我国积极回应。在《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要求建设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预警系统、应急保障系统和信息管理平台主题框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要求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状况进行调查、監测和评估。[15]地方立法对监测要求也有回应。例如，《天津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就预警和报告作出了专门规定。然而，我国目前的生物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尚不健全，缺乏动态监测机制，这不仅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而且对政策和立法的实施也带来负面影响。为此，应在广义生物安全观和现有各领域监测体系的基础上，加强生物安全各领域的风险监测工作，进一步完善国家生物安全监测体系，健全生物安全风险监测标准，完善监测网络。此外，生物安全风险监测并非仅是管理部门的义务，从事有可能引发生物安全问题的法律主体，也应当在所在领域内对生物安全风险开展跟踪监测。
风险评估是风险防范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特别关注的方面。[16]在我国，除了前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外，其他相关立法也就此作出了基本的规定。例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并就风险评价的标准和技术规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安全评价所需材料、安全证书的申请与颁发等事项作出了详细规定。[17]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对动物疫病状况进行风险评估;[18]《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以下简称《畜牧法》）规定首次进口的种畜禽由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进行种用性能的评估;[19]《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管理办法》规定，准予首次引进境外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进行驯养繁殖的，应当进行隔离引种试验（包含中间试验），中间试验未获成功的，评估不得通过。[20]在这些领域中，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估的规定相对完善，国际法准则借鉴价值亦相对较高，可供其他领域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参照。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对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多，但从生物安全角度对生物多样性所受风险的科学评估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需要进一步加强。
基于科学标准的安全性审查机制。安全性审查是根据上述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结果进行行政决策的程序。事实上，风险防范机制的最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安全性审查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因此，将安全性审查置于科学的监测和评估基础之上，也是生物安全管理的应有之义。关于安全性审查，目前规定较为完善的是转基因生物安全领域的相关立法，其他领域的生物安全管理也有规定。例如，《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建设审查办法》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实验室或者生产、进口移动式实验室应报科学技术部审查同意;[21]《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畜牧法》等立法也规定了动植物等生物资源的采集、猎捕、出境等审批制度，其中涉及安全性审查方面的内容。
在此需要特别关注适用范围、审查原则和动态调整等三方面问题。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应将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引进外来物种、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生物设备及技术进出境、药品上市以及其他可能引起生物安全风险的重大活动纳入安全性审查的范畴。目前有较为成熟的现代生物科技安全性审查机制可供参考，特别是分阶段审查和审批的方式，值得其他领域借鉴，从而贯彻全程管理原则。二是在审查原则方面，应确立以科学结论为依据的独立决策阶段，而不是将安全性审查作为上述风险防范机制的附属步骤。这就意味着，安全审查并非仅仅是一个行政管理流程（环节），而是一个实质性的判断与决策过程。一方面，科学评价的结论应成为安全性审查和后续决策的最为基础的（同时也是不可突破）的依据;另一方面，应充分考虑科技风险、生态风险和环境健康风险等方面的影响，引入相关考量因素作为科学性依据的补充，从而使审查原则更加符合风险社会条件下生物安全管理的内在要求。三是安全性审查标准的动态调整。应根据生物科技和生态学等科学领域的发展以及生物安全管理的实际要求，适时调整和更新审查标准，从而使生物安全性审查标准体现充分的科学性。
面向公众的风险沟通机制。在生态文明语境下，需要更加关注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22]风险沟通机制是推进多元共治的重要措施。在生物安全管理领域，风险沟通是生物安全主管部门之间及其与其他法律主体之间交换、分享生物安全信息的过程。生物安全信息是指涉及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入侵防范、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传染性疫病防控、微生物耐药应对、与生物科技相关的军事安全等方面的，与生物安全管理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从我国目前的生物安全管理现状看，信息报告和信息发布应成为重点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
信息报告，是指有关主管部门之间就生物安全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的措施。主管部门之间以及相同的部门上下级之间就生物安全信息的顺畅沟通，是有效的生物安全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解决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影响生物安全管理时效等问题。在广义生物安全视角下，一种类型的生物安全风险可能会导致其他类型的生物安全事故。在此情形下，顺畅的信息报告措施就尤为关键。在遭遇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和动植物疫情暴发和流行时，信息沟通的通畅性和有效性也凸显其重要性。
信息发布，是指有关管理部门依法向公众披露生物安全信息的措施。在这一方面，应根据生物安全信息的内容，确定生物安全信息发布的范围和方式。譬如，对于涉及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的食品安全、农产品安全等关系到公众健康安全的领域，应赋予公众充分的知情权;在涉及生态安全的领域，可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前提下，尽可能使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公众获取更多的信息;而在一些涉及国家秘密的领域，应依法在特定的范围内，以符合法律要求的方式开展信息沟通。
结论
在生态文明语境下，生物安全法的理念定位与制度建构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生物安全法所遵循的以风险预防为基础的法律原则体系和生态整体主义伦理观，为生态环境保护法制理念体系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借鉴。与此同时，生物安全法的目标体系所体现的对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发展、人体健康甚至国家安全层面的深切关注，与生态文明社会中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也高度契合。在此背景下，应在广义的生物安全观念指导下，理顺多部门协同的管理体制，优化面向生物安全管理各领域的精细化风险防范机制，实行基于科学标准的安全性审查机制，同时加强面向公众的风险沟通机制，为生物安全管理提供更为科学、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支持。《生物安全法》在这些方面均作出了基本的规定，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生物安全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本文系司法部2019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sfb1010）
注释
[1]李卓谦：《生物安全法草案已过二审》，《民主与法制时报》，2020年6月14日。
[2]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求是》，2020年第5期。
[3]生物技术包括发酵工程、酶工程、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现代生物科技一般是指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
[4]概言之，这种策略差异可以归纳为“实质等同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两大类别。参见于文轩：《生物安全立法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5]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6][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7～118页。
[7]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参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条。可见，生态系统多样性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三个层面。
[8]张云飞：《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基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的思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9]可持續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当前和将来的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参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10][13]于文轩：《生物安全法的基本原则》，《中国生态文明》，2020年第1期。
[11]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方面的内容。参见李大光：《国家安全》，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第14页。在总体国家安全的这些方面中，生物安全至少与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密切相关。另参见于文轩：《生物安全保障的法制原则与实现路径》，《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
[12]朱炳成：《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制转型》，《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14]另外，《生物多样性公约》附件一还明确规定了查明和监测的对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态系统和生境;特定的物种和群落，经述明的具有社会、科学或经济重要性的基因组和基因。《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附件三和《名古屋议定书》第14、17条也就监测作出了相关规定。
[15]《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1、12、14条。
[16]参见《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15条和附件三。其中，附件三对风险评估的目标、用途、一般原则、方法、评估要点等作出了规定。
[17]《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7、9、15～17、31、32条。
[18]《动物防疫法》第12条。
[19]《畜牧法》第31条。
[20]《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管理办法》第10条。
[21]《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建设审查办法》第2条。
[22]江国华、肖妮娜：《“生态文明”入宪与环境法治新发展》，《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7～8页。
责 编/周于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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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理念篇三
;“两山”理念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的 思考
余德华李鹏
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丽水学院民族学院
习近平同志的“两山”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屮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相结 合的创新成果，体现了我国在环境保护方而的大国担当，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 理论和生态文明治理的现代化，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大众化，为新时期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廓清了各种思想认知上的误区，指明了建设方向，对加强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 义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两山”理念;牛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美丽中国;
基金：丽水市社会科学研宂重点课题“ ‘两美浙江’视阈不的浙江居民生态价值 观研究” （la201503）
reflection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ontext of xi jinping's idea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mountains
yu dehua li peng
faculty oolarxi^ university; faculty
for nationalities, lishui university;
abstract：
xi jinping's ide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mountains
metaphorically referring a well-protect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wealth is an innovative achievement which combines the marxist view on ecology and the real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idea manifests china’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t has pushed forwar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theory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overnance, promoted the massification of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larified the erroneous ideological concep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the idea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a beautiful china.
keyword：
idea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mountain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green development; beautiful china;
当前，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己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经济发展 的同时保护好环境己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 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取得喜人成 绩;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沙尘暴、雾霾、水 污染等环境问题频发，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 h常生活，相关问题也得到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2005年，习近平同 志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此后不断发展完善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下文简称“两山”理念）。“两山”理念是习近 平同志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高度凝练。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党的十九大，都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内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两山”理念是指导 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思想，深入研究“两山”理念对进一步贯彻 落实屮央的社会发展新理念，加快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一、“两山”理念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两山”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
新世纪以来，能源匮乏、环境污染、极端气候频发等问题使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 化。为解决生态问题、改善生态环境，世界各国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也日益重视，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已成为全球各国的共识。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大 国的同时也付出丫惨重的生态代价，口益严峻的国内生态环境也影响丫部分人 民的正常生活，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不断重视，人民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也 在不断增强。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浙江带来很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为 实现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期间，提出浙江省要“腾笼 换鸟”、实施“八八战略”，要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要建设“生 态浙江” “绿色浙江” “美丽浙江”。“两山”理念是习近平同志以通俗语言对 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总结。他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浙江生态文明建设实 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浙江经济发展难题，对浙江经济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提出的对“两座山”之间辩证关系 认识的“三个阶段”的论述就是浙江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发展观念、主动 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建设和谐社会的总结概括。
“两山”理念的理论渊源
“两山”理念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是对我 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升华。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注重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儒家、道家、佛家等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都冇经典论述。习近平 同志“两山”理念的部分论述与这些传统的生态文明思想高度契合、一脉相承。
“两山”理念是习近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中关于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继承和 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两山”理念总结了丙方文明兴衰的历 史经验教训，分析了国内外发展面临的困境，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生态法制 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u1。“两iii”理念深刻 阐述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中 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未来，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廓清了 各种思想认知上的误区。“两山”理念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实际相结合，是在总结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吋代发展 要求的先进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屮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屮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两山”理念的主要内涵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指 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同志的论述，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发展经济与保 护生态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既有侧重乂不可分割，构成有机整体，澄清 了国内对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关系认识上的误区，集中体现了习近平“两山” 理念的主要内涵。正确认识“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iii， 不要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个论述，是准确领悟和全面把握
“两山”理念内涵的前提和基础。“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体现了“两 座山”之间的兼容性和统一性，是“两山”理念的起点和基点，阐述了保护环 境、建设生态文明的同时也要发展经济，指明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美丽屮 国建设的目标是维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发展好经济，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宁要 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阐述了 “两山”理念的择决理念，论述了 “两座 山”之间的矛盾性和对立性，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要从民族大义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必须毫不犹 豫地把保护生态放在首位，不能用环境污染来换取经济发展，要敢于舍弃污染 经济发展模式，保护好生态环境，“不抢子孙饭、断子孙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是“两山”理念的凝练和精髓，破除了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 起来的错误观念的朿缚，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 生
态环境就是绿色生产力m。“两座山”关系的论述深化丫新时期人们对社会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准确定位当代中国的生态国情，强调了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引导人们要在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实现经济发展，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共赢局面。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认为自然（绿色）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一样，都是生产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两山”理念在继承发展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将其丰富和 提升，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破除了传统的生产力 认识观，形成生态环境就是绿色生产力的新观点。“两山”理念从时代发展要求 出发，重新定位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引导人们重新认识自然和自然资木 的价值，强调保护自然环境、实现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就是保护绿 色生产力；引导社会各界重新认识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合理 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对人类生存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两山”理念 提升了全民的绿色发展意识，引导全社会节约资源、践行绿色生活，倡导发展新 能源、高新技术。新能源、高新技术是绿色生产力的核心，是生产力水平的体现， 调整产业机构、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就是发展绿色生产力。“两山”理念中“保 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论述是对马克 思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对自然生态环境在生产力理论中的重要作用 进行重新阐述和定位，突出了自然生态环境在生产力理论中的地位，深化了新 时期人们对生产力理论的认识。
三、“两山”理念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两山”理念体现了我国的国际担当和大国责任
“两山”理念是人类文明演进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国 内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自觉，体现了中国在国家崛起过程中的生态 保护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两山”理念打破了丙方国家在国际生态文明建设领 域的话语垄断，树立了中国在国际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话语权，传播了中国的 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丫屮国同其他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在生态文明领域合作的新 理念、新思维。近年来，我国在应对国际气候变化，加强国际生态文明建设的努
力和担当都体现出对世界负责的大w责任和务实精神，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两山”理念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大众化
习近平同志用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让生态环境休养生息”等语言阐述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让人耳目一新，乂通俗易懂，易于记忆，有 利于其生态思想的宣传和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环境也是生产 力”这些形象生动的口号在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强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 同时也扭转丫人们传统的生态观。习近平在阐述“两山”理念时运用口常语言也 改变了我党传统的宣传方法和宣传方式，让人感觉平易近人的同时潜移默化地 拉近了党和人民的距离，表达出习近平同志对人民质朴深厚的感情，这些都有 益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新思想的大众化、普及化。
“两山”理念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治理的现代化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两山”理念和生态文明理念被上升到国家治理体 系和国家建设能力层而，“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耍性和迫切性，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 的思路和措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 新思维，是马克思生态观中国化的创新成果m。“两座山”关系认知阶段论、 生态环境生产力论、屮国特色生态观论系统体现丫习近平同志的生态文明思想， 推动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思维、方法、手段的论述也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治理方法论的现代化。
“两山”理念指引我国早日建成“美丽中国”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改善生态环境总体质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闪容，十九大将“美丽屮国”建设作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之一。“两山” 理念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引导人们改变传 统发展理念，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树立经济发展新思维，将生 态环境视为绿色生产力，建立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从法律、制度、观念等 方面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指导人们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正确处理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转变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道路，积极谋划经济 发展新思路、新举措，化“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积极宣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 的“两山”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以“两山”理念为指导，加快经济和社 会发展步伐，把城市和乡村都建设成为美丽大花园，争取早h建成“美丽中 国”。
要做好顶层设计，构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框架和协调机制
政府和全社会都要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为指导，在全国范围内做好各主体功能区的空间结构和生态规划，合 理布局，协调发展。政府要协调各地各功能区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规划，提倡绿色 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共赢局面。鼓励企业 创新发展思路，向集约型、节约型、生态型的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注重地方经济 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政府要倡导全社会生活方式和消费方 式的转变，要引导人们节约资源，理性消费，低碳生活，践行绿色生态的生活 方式。
要加强生态立法，完善生态治理制度，构建生态保障体系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 导向。政府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立法工作，制定一套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 法律体系，加强对破坏环境和生态的违法行为的查处和处罚力度。构建责权利明 确的生态资源管理制度，明确各类自然资源的产权归属，建立资源冇偿使用制， 落实生态红线制，推行生态补偿制。引导全社会都重视和加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 违法行为的监督和举报，加强对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考 核和监督，设立生态文明建设h标责任制和奖惩制，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落 到实处。
要制定完善的绿色发展评价标准，强化绿色生态产业的主导地位
转变传统的gdp考核评价机制，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生态治理、生 态文化等指标纳入地方发展考核，鼓励各地城乡建设生态化、特色化，建设美丽 乡村、美1猶城市。鼓励各地转变产业经济的发展导向，构建生态农业、环保工业、 牛.态第三产业的生态产业发展模式，鼓励绿色科技创新、倡导循环发展、绿色发 展模式，培育出一批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绿色产业企业，打造一批生态产业 园，带动其他企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生态产业链连片的地区，
提高绿色生态产业的影响力。
要鼓励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发挥市场经济的牵引作用
鼓励美丽乡村、美丽城市景观化的发展模式，化优美自然、生态生活、生态生产 为景观，产生经济效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地方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
鼓励各地将生态、环境、气候、水等资源在生态环保的前提下开发为经济资源，实 施生态、环境、气候、水等资源的有偿使用，允许和鼓励自然资源、环境资源、 气候资源等产权的交易，使生态经济化，使生态产生价值并增值，调动各地加 大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多臝的局面m。
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宣传，弘扬生态文明文化，引导全社会转变生态文明观 念
耍用通俗易懂的円常用语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耍性和迫切性的宣传教育，改 变人们落后的生产、消费观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把生态文化传播 到每一个角落，使生态文化观念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引导人们转变生产、消 费观念，绿色出行，低碳生活，使健康的生态价值观、良好的生态道德内化到每 一个公民的内心，转化为生态文明价值观，并在h常生活中主动践行和宣传，
教育和引导其他人也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活动中来，形成良好的社 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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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山”理念为指导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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