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方与圆读书笔记方与圆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吴邪，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普通人。可是令我感到欢喜的是，在任何可以改变他人生的拐弯点，他都保持了自己的良知，即使在最后他戴上了一张穷凶极恶的面具，他的内心仍是吴邪，仍是那个有点小奸诈却希望所有人都好的“天真”吴邪。
闷油瓶，这是一个犹如神佛般的男人。有他在，吴邪无论何时都会感到心安。他没有言语，不会开心，不懂悲痛，总是像一个瓷娃娃般淡淡的看着这世界，然而，他总是在默默地关心着吴邪和胖子，永远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他一样带给他们两个人那么多的安全感。
如果说吴邪是那种逃避痛苦的人，小哥是那种无视痛苦的人，那么胖子就是最正常的那种可以化解痛苦的人。在所有人都选择沉默的时候，只有胖子忍受住一波波的痛苦强装笑脸送给身旁两个人。一个真正理解痛苦并且将它们一一化解而且还笑迎伙伴的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佛了。是的，胖子就是那个看穿一切的佛。
他们之间的情谊牢不可破，犹如铁打的一般，尽管闷油瓶最后带着鬼玺进入到青铜门后代替吴邪去守这个十年之约，尽管潘子最后以命相托护送吴邪逃离了张家古楼，自己却永远长眠在了古楼内，尽管胖子最后因云彩的死去而承受不住打击留在了巴乃村，但是他们之间的情谊从未破裂过，他们告诉了我，友谊，可以将一切打击它们的力量一个个粉碎。
“我愿用我一生，再换你十年天真无邪。”张起灵的一句话，足以使我动容。
世界上最邪恶的，不是神鬼，是人心；世界上最值得我们泪下的，不是那些煽情的语言，也是人心。
方与圆读书笔记方与圆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一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说：“在阅读的书中找出可以把自己引到深处的东西，把其它一切统统抛掉。”爱因斯坦的话让我们明白了读书时选择的重要性。
“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象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象鸟儿没有翅膀。”这是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对书籍和知识的一段富含哲理又充满诗意的诠释，如果要讨论读书的意义，我想也能从这段话中找到答案。
“……有系统地学习一些东西。”同学们听懂了吗？读书是为了“有系统地学习一些东西”。这里的“系统”要求读书要有选择，包括选择书和书中的章节；而从读书中“学习东西”的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写读后感。从这里可以看出，要想从读书中获益，就要始终做到“读书的选择”和“写读后感”，两者不可偏废：选择得好才会有读后感可写，选择得准才能写出主题突出的读后感。写读后感能使下次的选择更具系统性。
同学们，当你拿到一本新书时，有没有想一口气看完以便马上知道结果的欲望？没关系，就一口气看完吧，可以是走马观花式的，或是一目十行式的，先满足一下好奇心嘛。其实，此时的你只是在浏览，并不是在阅读。当你浏览了一本书后，想一想，有什么感觉，你喜欢这本书吗？还想再看一遍吗？想再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生动的故事情节、感人的思想内容、还是精彩的语言表达？不知不觉中，你开始了选择———————选择书的取舍、选择读书时的侧重面。然后当你真正仔细地阅读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时，你就会有意识地在你认为重要的、好的方面多想想、多看看，最好是再做一些记号，以便为了进一步的思考和体味再次阅读时容易找到。
同学们，如果你们在求知的道路上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读书时的选择和写读后感的重要性，也始终将读书时的选择和写好读后感的关系摆正，那么登上前景壮阔的知识颠峰的时刻就不会离你们太遥远！
方与圆读书笔记方与圆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猎人笔记》是目前所读过的屠格涅夫作品中我最为喜欢的一部。一则因为其每一篇的篇幅都很短小，读起来感觉很轻松。二则是因为这部作品中不仅有极其美丽的风景描写，刻画人物也相当成功。寥寥几笔，或勾勒出自然景物的神韵，或描慕出一个人物的灵魂。让人不由得不喜欢。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短篇特写集。当此书的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刚发表时，别林斯基便立即给予了作者极大的鼓励。别林斯基亲自写信给作家称赞他“找到了一种适合于自己的创作形式。”在这样的鼓舞下，屠格涅夫才思泉涌，佳作迭出。直至一八五二年，作者将先后刊出的二十一篇特写汇编在一起，外加一篇未曾发表的新作《两地主》，以《猎人笔记》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至一八八零年，作者又加进了后来创作的三篇：《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车轱辘响》、《枯萎了的女人》，共计二十五篇。《猎人笔记》通过一个猎人的足迹和眼光，揭露了俄罗斯中部农村贵族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罪行，描绘了广大农奴备受折磨和摧残的真实图景。因此，这部作品被称为是对地方阶级的“连续射击”。屠格涅夫也因此而闻名全国。以致于在街头或车站，当人们知道他就是《猎人笔记》的作者时，都要脱帽向他致敬。也正因为如此，屠格涅夫很快就遭受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被遣返故里监管一年。
《猎人笔记》的中心思想内容便是反对农奴制。这种思想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地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农民的才能和精神世界的赞美上。在揭露和批判地主阶级方面，俄国“自然派”文学奠基人、杰出作家果戈里已经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在《死魂灵》中已成功地刻画了从玛尼洛夫到泼留希金等系列的地主形象。屠格涅夫继承并发展了果戈里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猎人笔记》中不仅描写了一系列新旧地主的形象，还前所未有地描写了一些富有才干，创造力和优良品质的农民形象。
佩诺奇金是书中刻画得最出色的地主形象。此人受过“良好”教育，颇有“文明”风度。他家里干净整洁却无人愿意登门，原因是他家里弥漫着可怕的气氛。他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奴仆们稍有不周，便会受到严厉惩罚。其他的地主有的蛮横地抢占他人的土地，如“猎人的祖父”；有的精神空虚，变着法折磨农民和家仆，如科莫夫；还有的专门设立“办事处”，通过一批爪牙管理农民，如女地主洛斯尼亚科娃。农民们在这些乖僻的地主管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除了这些地主形象外，作家笔下出现的一系列富于才干的农民形象，使人们似乎看到了农奴制下的俄罗斯的希望。《霍里和卡利内奇》中和霍里和卡利内奇，一个勤劳自信，一个热情浪漫。《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纯真善良，头脑聪明，善于思考。《歌手》中的雅可夫具有非凡的艺术天赋。这些优良的品质出现在农民身上，既是作家一次大胆的尝试，也体现了作家追求“真实”的创作态度。
最后，《猎人笔记》中的风景描写也是极其出色的。屠格涅夫极擅长于描写自然风景。日月星辰、天空白云、晨光暮霭、雨露风霜等等自然现象以及大自然中的湖光山色、树林原野、香花野草、禽兽虫鱼，在他的笔下无不显得诗趣盎然，情味无穷。风景描写在书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有时是标示故事发生时环境气氛和时间地点，有时烘托或反衬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对情节的发展或结局起着象征作用。比如《幽会》中那位纯真少女阿库丽娜在树林中等待情郎前来幽会时，那树林中的景色也显得很欢快，“到处洒满阳光，透过那些欢腾嬉闹的树叶，看见浅蓝色的天空，它仿佛在闪闪发亮……”等到那个薄情郎冷淡地抛下她离去时，林中的景色亦随之大变，那阳光“似乎也变淡了，变冷了”一切都标志着“冬天的凄凉可怕的景象似乎已在悄然逼近了”。这很显然是少女伤心失望的心情的投影。情与景的交融，让景物也具有了生命力，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方与圆读书笔记方与圆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猎人笔记》给我们所带来的感受真是非同凡响，它让我们这些现代人看清了世界，看清了人。我们定会将从中懂得获益终生且耐人寻味的人生道理，我们定会成为更优秀的人！
今年寒假，我读了一本叫做《猎人笔记》的课外读物，使我受益匪浅。
《猎人笔记》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成名作，在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本书是以一个猎人的行猎为线索，他从头到尾写的都是他所认识、印象较深的人，而不是自己。屠格涅夫刻画了地主、总管、农奴、农家孩子、磨坊老板娘、县城医生、贵族知识分子等众多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农奴制背景下外省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貌。比如：霍尔和卡里内奇就是农奴的典型。一个勤劳自信，一个热情浪漫，前者接近社会，后者接近自然。无论怎样，他们都是可爱的，在他们身上让人看到了农奴制下俄罗斯的期望。
《猎人笔记》之所以受全球人民的喜爱与欢迎，因为本作品里有许多我们去借鉴与欣赏的艺术特色和佳句，还有含着作者的强烈的思想感情，使这部小说许栩栩如生、写得淋漓尽致。
作品里有许多生动而传神的人物描述；用了超多的语言描述来侧面烘托一个人的性格与性情；利用景情交融的方法，用大自然景色来渲染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些艺术特色值得我们去学习，用在写作上定会有感染力，使文章更生动、更精彩。
小说中作者并没有直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用侧面描述与反衬修辞来抒发感情。作品批判了社会上层穷奢极欲的生活，控诉了腐朽的农奴制度，对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命运多舛的人们给予了无尽的怜悯和同情，生动的描述了人民对完美生活的追向和向往，表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
别林斯基说过：“《猎人笔记》从一个前人所不曾有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是阿，《猎人笔记》给我们所带来的感受真是非同凡响，它让我们这些现代人看清了世界，看清了人。我们定会将从中懂得获益终生且耐人寻味的人生道理，我们定会成为更优秀的人！
方与圆读书笔记方与圆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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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至者，信哉!人世间，若无精神，人之立、军之威、国之强、民之富，则无从谈起，无由成就!所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细细读完这本《中华精神》，我心情无比激动，受益匪浅。原来古人早就拥有了那么多高尚而美好的精神:雷锋的螺丝钉精神等等，都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是中国瑰丽灿烂的历史上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是五星红旗上一片红色。想到人们的高尚精神，再想自己，我无言以对，暗自羞愧。记得有一次是学校的课间休息时间，正玩得起劲的时候，忽然听到“哎呀”一声，原来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跌倒了。本想上去搀他起来，却禁不住同学叫我玩耍的诱惑，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匆匆地绕道走了。但就在忍不住回头时，我看到了一位同年级的学生正跑去搀扶他，不禁脸红了。
话，我的眼里不禁泛出了泪花，感觉心里的恨消失了，对妈妈只有感激。今年母亲节，我就亲手给妈妈做了个小礼物，用卡纸做一朵鲜艳的大红花，并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对妈妈的祝福和我想说的悄悄话，以此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还记得妈妈收到礼物时，一向严肃的脸上也笑开了花。
亲情很珍贵，但友情我也同样非常重视的。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陈一晔，和我同级，每次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好开心。每当我去她家作客时，她总是会热情地招呼我，有好吃的东西也总会分我一半。每当遇到不懂的题目里，我们就会在一起讨论、交流，虽然有时我们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马上又和好如初了。我们俩还经常在一起做手工，比如纸花、小纸船等等，看着我们开心的样子，妈妈常说我们要好的就像两姐妹。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朋友，我真心地希望和我的每个朋友的友谊之树都常青。
方与圆读书笔记方与圆读书笔记摘抄篇六
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且学术偏好为明清文化史。冯教授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诸多论题进行过考究。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文化史》就是由冯教授领衔，并与何晓明教授、周积明教授在中国文化史领域共同创作的研究成果。
冯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以下简称“冯著”）“导论”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冯教授认为，文化史是“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所谓文化史就是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文化史是通过历史视角、借助历史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人类文化的一门学科。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文化史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也有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从理论上讲，撰写通史性著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专门史。而撰写跨越数千年专门史的难度又大于撰写某一个朝代、某一个阶段专门史的难度。因为人的学力、精力有限。具体到“中华文化史”领域，时间跨越数千年，内容包罗万象，如果不是在此领域潜心研究数十载，断然难以写出如此鸿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确保著作质量考虑，冯天瑜教授并未独自完成这一课题，而是选择与何天明、周积明等教授合作，以期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
冯著洋洋百万言，从“人猿相揖别”的上古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远古时期人类“质朴的精神之花”一直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书“题记”中所写的那样：本书以《中国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
一、“中华”的概念
之中华。”
又《晋书卷六六·列传第三六》有如下一段文字：
“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 但从上下文来判断，此二处的“中华”仅仅指中原汉族政权控制的区域，而不包括边陲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区域。
作者指出，“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并非体制人类学概念。笔者认为，“中华”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的概念可能不包括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河北、山西、内蒙等区域，但到了隋唐，“中华”的概念就要宽泛得多，甚至连甘肃、宁夏等地也可以被称为“中华”。笔者据此认为，当中央政府强大时，“中华”的范围就大，当中央政权式微时，“中华”的范围就小。
笔者认为，作为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显然不是历史上历届中央政权统治范围内的民族之和，而是泛指现在中国国境线内的各民族之和。这与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意义仍不相同。现在我们常用的“中华”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撰写学术著作，就不能满足于使用政治意义下的概念，而必须由学者自身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可惜冯著对“中华”概念的界定刚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让人稍感遗憾。
二、“文化”的概念
和“中华”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更不好把握。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据作者统计，有关 “文化” 的各种不同的定义有近二百种。
天“文化”的含义。今天的“文化”一词很难在中国古籍中找到一个可以完全对等的词汇。所以，我们不必纠缠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文化”的提法，而应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这些“文化”现象是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
冯著在“导论”部分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古典进化论者、传播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学派等对文化的定义。这些内容对于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甚至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都不无裨益。但并不是每一种定义都能在我们的研究中真正发挥作用。我们仍需自己从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华文化进行梳理。
作者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笔者对此非常认同。也正是因为广义的文化包罗万象，才给那些想要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学者出了一个难题。
作者还借用了“文化形态学”的相关理论，对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等几个方面。其中，物态文化层与自然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层则与人自身的关系更密切一些。随着社会发展，物态文化新陈代谢的节奏较快，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的惯性较大，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格。笔者于是联想到1840年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后，清朝统治者先想到的是学习西方的物态文化，即坚船利炮。后来发现坚船利炮扭转不了清朝的颓势，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然而，仅仅学了一些皮毛，清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
诚如作者所言，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文化史获得独立地位的时间却并不久远。不但在中国史学界如此，在西方情况也大致相同。把史学从政治史、军事史扩大到文化史、经济史、工商业史、科技史，是启蒙时代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从这时开始，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法国启蒙思想大师也因为其贡献被誉为“文化史之父”。
伏尔泰以后的两个世纪，西方涌现出大批文化史著作。“五四”前后，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译介绍到西方来。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仿效其体例，参酌其史观，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可谓这方面的开山者。后来，顾伯康、柳诒征、陈登原在20世纪30年代分别撰写了几种《中国文化史》。解放后，我国的史学一度成为单纯的政治史，“重政务，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学术意识开始觉醒，学术视野迅速拓宽，文化史重新获得了其在史学界应有的地位。
“文化生态”界说
文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谈了人类文化诞生的自然环境——地球，接着谈了人与地球的互动关系：人类源于自然，人类受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时，人类又能超越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类产生后，人类社会也就相应诞生。人类社会也是人类文化诞生的社会环境。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本身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引用了《国语》、《孟子》、《逸周书》、《荀子》、《管子》等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得出“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些记载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了人破坏自然、人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现象，当时的哲人出于“持续索取”的考虑才提出保护自然的思想。
“生态”一词（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由此可见，“文化生态”是一种借喻手法，借用了生态学上的相关概念。这种借喻手法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如“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等。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
但是，作者似乎在有意延续这种“借用”手法，对此做法笔者深不以为然。在前文本已表述清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又被作者借用物理学上“场”的概念而改成“自然场”、“社会场”，还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是“自然场”和“社会场”。很快，在本书第9页，作者又将自己创造的“自然场”、“社会场”等概念弃之不用，又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组织环境三个角度剖析人类文化产生的环境。
应该说，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作者认为，要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真髓及其发展历程，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并对其进行综合的、动态的考察，也即将文化生态三层次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双向研究。
两组文化生态类型
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记载，这说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裔夷”与“华厦”是作为两种相对立的文化形态出现。《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记载也反映了孔子对中原农业文明先进性的肯定。笔者认为，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农业文明确实优于游牧文明。但如果从人类文化的创造、传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而且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常常通过和平或不和平的手段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统一全国性政权的情况。
而19世纪中叶以降，长期带有强烈优越感的东方农业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这个“不速之客”面前却接连吃败仗，不仅割地、赔款，连京师都被人家占领了两次。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并非一线单传的天之骄子，而不过是多元世界的普通一员。至此，中国人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参照系——西方工业文明。
笔者认为，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把中西文化的区别视为“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观点不完全准确，更加准确的表述应为“性质既异，程度也不同”。在欧洲的工业革命未开始之前，欧洲大陆也普遍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为主。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由此可见，以定居、农耕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前曾出现在各个大陆，而当时各个大陆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
李大钊认为西方工业文明高于东方农业文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观点也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的。笔者始终认为，文明背后所代表的生产力有高下之分，但文明本身绝不应有优劣之分。而且，各个文明之间的界限随着文明之间的互相交流、影响而变得日益模糊。如：轮船、火车、汽车、飞机这些由西方工业社会创造的产品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按照西方走过的发展模式发展，因为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模式。
与杜亚泉不同，李大钊、陈独秀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的视野不仅包括地理环境，还包括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