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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一
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新时期，人们对于食品的追求逐渐从数量层面上升到质量层面，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食品质量与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了出来，如何利用刑法的保护机制来提升我国食品的整体质量与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成为了现阶段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
1食品安全与刑法保护现存的问题。
1.1食品安全现阶段的问题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当前《刑法》中牵涉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三种，《刑法》中将这些犯罪归类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当中。实际上，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市场经济的秩序，同时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健康权乃至生命权。在当前以人为本的理念下，经济秩序和公民的健康权、生命权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毫无疑问地应优先于市场经济秩序受到法律的保护，将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条文归入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值得商榷，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法律体系有待完善。重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建立了以a防为目的的'立法模式以适应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立法需要，建立了较为健全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评估体系。而《刑法》将食品安全犯罪的条文置于“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之中，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存在不相衔接之处，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
1.2食品安全问题处理不当。
现阶段，我国展开了一系列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工作，在惩治不法食品加工企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有效地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在实践中，由于部分食品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监管工作不够重视，所以他们在处理食品安全问题和犯罪行为时，没有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对不法企业和商户的惩罚力度也比较轻。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确定刑法分则不同章节的依据，而《刑法》中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入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很显然是认为食品安全犯罪侵害的客体系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此外，大部分监管部门采用经济罚款的方式来处理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总之，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因素有很多，如果我们不能对主要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等施以全面惩治，那么很难从根本上杜绝食品安全问题。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二
[摘要]《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合同普遍规律、反映立法者基本理念、体现合同法的总的指导思想、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立法机关制定合同法、裁判机关处理合同争议、以及合同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的基本准则。对适用合同法具有指导、补充、解释的作用。
合同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质量、进度、成本、安全、信息等管理都是与合同管理密不可分的，合同管理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其他项目管理内容的管理质量。而有效的合同管理是离不开合同法的理论支持的，只有掌握合同法的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合同管理。
合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合同是指债权合同，即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关系的协议。合同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质量、进度、成本、安全、信息等管理都是与合同管理密不可分的,合同管理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其他项目管理内容的管理质量。
而有效的合同管理是离不开合同法的理论支持的，只有掌握合同法的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合同管理。
《合同法》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平等原则是指地位平等的合同当事人，在权利义务对等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以实现互利互惠的经济利益目的的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
(1)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在法律上，合同当事人是平等主体，没有高低、从属之分，不存在命令者与被命令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这意味着不论所有制性质，也不问单位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其地位都是平等的。
(2)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对等。所谓“对等”，是指享有权利，同时就应承担义务，而且，彼此的权利、义务是相应的。这要求当事人所取得财产、劳务或工作成果与其履行的义务大体相当;要求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另一方的财产，侵犯他人权益;要求禁止平调和无偿调拨。
(3)合同当事人必须就合同条款充分协商，取得一致，合同才能成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并就合同条款取得一致后达成的协议。
2.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合同法的重要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通过协商，自愿决定和高速相互权利义务关系。
公平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其意义和作用是：公平原则是社会公德的体现，符合商业道德的要求。将公平原则作为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准则，可以防止当事人滥用权力，有得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4.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作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以及合同终止后的全过程中，都要诚实，讲信用，相互协作。
5.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遵守法律，尊重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合同法的重要基本原则。
二、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质量、进度、成本、安全、信息等管理都是与合同管理密不可分的，合同管理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其他项目管理内容的管理质量。而有效的合同管理是离不开合同法的理论支持的，只有掌握合同法的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合同管理。
影响施工项目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五大方面，即“4m1e”，指:人(man)、材料(material)、机械(machine)、方法(method)和环境(environment)，事前对这五方面的因素严加控制，是保证施工项目质量的关键。
1.人的管理。
在使用人的问题上，应从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综合考虑，全面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人的质量意识，形成人人重视质量的项目环境。
2.材料的管理。
材料管理包括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构配件等的控制，主要是严格检查验收，正确合理地使用，建立管理台帐，进行收、发、储、运等各环节的技术管理，避免混料和将不合格的原材料使用到工程上。
3.机械的管理。
机械管理包括施工机械设备、工具等控制。要根据不同工艺特点和技术要求，选用合适的机械设备，正确使用、管理和保养好机械设备。为此要健全人机固定制度、设备运转记录制度、上岗证制度、岗位责任制度、技术保养制度、安全使用制度、机械设备检查制度等，确保机械设备处于最佳使用状态。
4.方法的管理。
这里所指的方法的管理,包含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措施、施工方案、施工工艺等的控制,主要应结合工程实际、能解决施工难题、技术可行、经济合理,有利于保证质量、加快进度、降低成本。
5.环境的管理。
影响工程质量的环境因素较多，有工程技术环境，如工程地质、水文、气象等;工程管理环境，如质量保证体系、质量管理制度等;劳动环境，如劳动组合、作业场所、工作面等。
环境因素对工程质量的影响，具有复杂而多变的特点，如气象条件就变化万千，温度、湿度、大风、暴雨、酷暑、严寒都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又如前一工序往往就是后一工序的环境，前一分项、分部工程也就是后一分项、分部工程的环境。
总之，根据工程特点和具体条件，应对影响质量的环境因素，采取有效的措施严加控制。尤其是施工现场，应建立文明施工和文明生产的环境，保持材料工具堆放有序，道路畅通，工作场所清洁整齐,施工程序井井有条，为确保工程质量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三
行政法是一项行为规范准则，用来规范相对应的行为人，对于利益相关主题有强制作用，同样也是一项我国的基本法律，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律是用来保护遵守法律的人的，同时对于破坏法律的人予以制裁。行政法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付出的多方面人的利益。行政法的发展是立足在四项原则之上的，它借助西方和中方原则的差异性，进行积极的探索，从而对现行的行政法进行重构，将行政法的功能发扬到位，以此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有效实施的保障，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在规范行为人行为时，必须要遵守的基础，是行政法在制定时，必须要依仗的核心。在我们国家，政府具有依法行使政权的权力，法律的颁布就是为了规范这项权力，让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有参照的标准。原则与其说是一种限制，不如说是一种凭证[1]。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提出往往在行政法之前，所以它具有初始性，是一切的开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颁布，必须要以客观规律和真理作为基础，所以它还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提及的“基础”二字，说明了行政法的地位，而原则就好比是建设房屋前需要打下的地基，关系到行政法的建立和实践。最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双重性，刑法、婚姻法、治安管理法这类法律就只有一个“法律身份”，而行政法还有其“行政”的身份。所以它的原则一般要和行政密切相关。
具有十分专一的功能，它的规范作用仅针对行政体系，仅对于行政体系的相关人员进行立法规范，让行政机关能够依法行驶职权，让法治思想贯彻到行政工作中。
4.2普遍性功能普遍性原则。
体现在融合二字上，行政法法规是具体的，形象的，是以一条条的法律法规直观展现出来的'，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却是抽象的，它普遍存在于每一条法规明文之中，每一条具体的法律原则都符合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带入每一条法律法规中都是成立的，它生于无形，却能起到规范和引导的作用。
依法行政原则我们的政府应该依照法律履行责任，承担义务，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灵魂，也是基本原则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能让社会成为法治的社会，则需要回到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凡行为人所做之事必须合法。对于政府机关而言，形成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才能真正重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才能树立起政府机关的公信力。
在合法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考虑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合理行政。法律的条文规章是固定的，但是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却是多种多样的，法律虽然在逐渐完善，但也没有办法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全部收纳其中，所以行政部门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要灵活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更好地为群众解决问题，这就使合理行政的意义更好的体现。
苟无诚信原则，民主宪政无可行。任何形式的法律的确立，都需要遵循契约精神，无论是基本法、刑法还是行政法的推行，都需要恪守信用。行政机关若不守诚信，允诺的事情再三更改，群众对政府机关的信任会逐渐降低。信任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崩塌只一瞬，所以我们把诚信原则作为了行政法基本原则重塑的一大原则[2]。
5.4基本原则应体现程序正义原则。
在行政机关进行依法执政时，是有完善的执政流程的，但是有的部门执政时，往往会省略某些步骤，或者出现步骤错误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执政单位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实现进行修改和完善，这对于工作效率而言十分不利。正义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原则，其实更大程度上保障的是一种公平。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基于这种原则，人们才能信任法律。
6、结语。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建立的标准，融会贯彻在具体的每一条行政法规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普通的人民群众，都应该对法律心存敬畏。行为人只有真正按照法律规范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律才会保障其权益不受侵犯。在我国行政法原则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体系，结合中国法治现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基本原则之路。
参考文献。
[1]蒋勇.从合规性到正当性:我国警察法治体系的重塑——基于“新行政法”理论的展开[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2]段葳,余敏.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整合与重塑[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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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四
孙子曰：“上兵伐谋”，高水平的论辩赛首先是认辩双方在论辩思路与立场上的较量。对于一个已经确定下来的命题，如果能找到一个最佳的思路，确立好自己的立场，那么就能为整个论辩的胜利奠定基础。
在论辩赛中，论辩命题一般可分为价值命题、事实命题和政策命题三种。价值命题一般是讨论某伯事是否较好，如“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这类命题要求论辩员有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对辩题的背景知识有通盘、深入的了解。事实命题是讨论某件事是否真实，如“儒家思想是亚洲四小龙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这类命题注重举例实证，要求论辩者掌握大量材料：政策命题是讨论某事该不该做，如“亚太区国家应该成立经济联盟”。它要求理信论与实践的结合，既需逻辑推理，又应有大量材料佐证，所以论辩比赛中政策命题较为常见。对论辩命题分类的意义在于根据不同命题的特点和要法语来确定思路、建立框架、组织材料，最终的目的是要形成自己的立场。在确定思路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知已知彼。对一个辩题，围绕正、反方立场，可以有多种理解。这时候就不仅要找出自己论证辩题的各种思路，而且还要找出对方可能出现的各种思路，尽可能地把双方可能的思路都逐一考虑，并找出应付之策，这样对已对彼都心中有数，就为我方确立适当的立场找到了根据。
确立立场就是针对对方可能出现的思路，在我方可以选择的各种思路中找出对本方观点论证最有利、例证材料最丰富的思路。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五
商法是规范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保障。商法基本原则是商法的核心和灵魂，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在学习和研究商法基本原则的过程中，我深感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和指导意义。下面将从明确商法基本原则的意义、了解商法基本原则的内容、把握商法基本原则的精神、践行商法基本原则的原则和加强商法基本原则的学习与应用方面，分享对商法基本原则的心得体会。
商法基本原则有诸多各有侧重，如自由原则、平等原则、信用原则等。这些原则的制定旨在保护市场经济活动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明确商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在于为商事主体提供出台、履行合同、维权等具体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和准则，并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转。只有深刻领会商法基本原则的审慎意义，才能更好地在实践中运用商法知识。
商法基本原则是商法的基本准则，涵盖了市场主体关系、交易关系、竞争关系等方方面面。比如，自由原则旨在保障市场经济主体在市场交易中的自由选择权；平等原则要求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信用原则则强调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守约定，讲究信守信用。了解商法基本原则的内容是理解商法法规和相关案例的关键，只有全面把握各个原则的内涵，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它们。
商法基本原则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要求，是市场经济中人们认可的基本准则。把握商法基本原则的精神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适用商法的重要依据和准则。例如，自由原则体现了市场经济中自由、平等、竞争的核心精神；平等原则强调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应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信用原则则是信任和规范市场交易的基础。把握商法基本原则的精神，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商业道德观念，推动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学习商法基本原则首先要明确它们的实践价值，进而在实践中践行其原则。在商业活动中，要秉持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合同约定，充分尊重市场规则，树立诚信意识，维护合法权益，提高交易效率。在商事纠纷中，要以法为依据，坚持公正审判，平衡各方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践行商法基本原则的原则是推动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
商法基本原则是一门较为复杂的法律体系，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运用。在学习中，要注重实际案例的分析和商法立法的动态跟进，掌握最新的商法规定和解释，提高自身法律素养。在应用中，要结合实际情况，注重正确把握商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和意义，运用灵活、合理地处理商业纠纷，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总之，商法基本原则是市场经济下商事活动的重要法律依据和准则，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要明确其意义、了解其内容、把握其精神、践行其原则和加强其学习与应用，才能更好地运用商法知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希望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能够不断提高对商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和运用能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六
民法和任何其他法律一样，都具有滞后性。所谓民法滞后性，是指由于民事关系具有复杂性、广泛性和活跃性，社会生活是发展的，新的民事关系会不断涌现，而民法总是会落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的，这就决定了法律规定难以囊括各种民事关系。因此，一方面在各国民法中都不可能对各种民事关系都一一作出规定，另一方面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民事关系又大量存在，并且这些都是与社会经济或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又不能不调整，这就客观地要求民法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民事关系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又何以来断别当事人的行为，如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何以作出判决呢？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在实行成文法制度的中国，这就要靠法律（民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只有法律（民法）的基本原则才是评价和判断当事人行为的准则，有关规定法律（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法律条文完全可以作为司法和仲裁机构裁判的法律依据。
要研究民法基本原则问题，须首先研究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而要研究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则须考证原则一词的含义。
对于“原则”一词，就一般意义来讲，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1】；但“原则”一词在法律中有其特殊的含义，根据英国《科林法律词典》，“原则”是指“基本点或一般规则(basicpointorgeneralrule)”【2】；世界著名的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为其他（指法律）构成基础或根源的全面的规则或原理（afundamentaltruthordoctrine,asoflaw;acomprehensiveruleordoctrinewhichfurnishabasisororiginforothers）”【3】。从上述考证可以看出，“原则”在法律中，或说“法律原则”是指构成法律基础和根源的总的或根本性的规则或原理。
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对此研究比较多的主要是中国国内的学者和日本的学者，在许多民法学教科书和著作中，一般专门设立一章进行论述和介绍。但就“民法基本原则”一词的概念和内容，国内外学者的表述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它是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解释法律的依据和补充法律漏洞的基础【4】；有的认为，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规范从制定到实施所贯穿始终的根本准则【5】；也有的认为，它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还有的认为，它是民法的.指导方针，对民法的各项规定及其实施，都有指导的效力和作用。
虽然上述各种观点和表述有所差异，但学者们的认识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即民法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或指导作用，民法基本原则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无论是在规范民事主体的行为上，还是在判断民事主体的合法性上，都自始至终发挥根本原则的作用，任何对民法规范的解释，任何对民事行为的合法性的判断，只要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违反民法，就是无效的。
通过考察民法的基本原则和民法基本原则的有关内容，可以得出民法基本原则和其他法律基本原则一样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1][2][3]。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七
(一)弱化我方命题，强化对方命题。
确立立场不仅应确立我方对辩题的理解，还须限定对方对辩题的理解，也就是必须明确指出对方应该论证的内容。尽可能扩大我方立论范围，从而给我方留下较大的加旋余地。其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对辩题中的主要概念作限制性解释。如在南大队对台大队“人类和平共处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论辩中，正方南大队一辩开头就指出：“人类和平共处”“是和战争相对而言”，消除了战争也就实现了人类和平共处。这样就把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排除在外，为本方以后论述打下了较好基础。另一个方法是对辩题加条作。如1986年亚洲大专辩论会北大队对香港中文大学队的比赛中，辩题是“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北大队是反方，正方中文大学队举出许多例子论证许多国家由于具备某些条件，发展旅游业获得了成功。北大队马上指出，正方的立场并不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所以中文大学队跑题了。这实际上是要正方证明“在任何情况下”发展旅游业都利大于弊，当然使正方无从论证，陷入被动。
(二)尽量选择逻辑性强、不易受攻击的立场。
其主要方法是“高立论”。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都和对方纠缠不休往往会丧失本方的优势，到最后仍是“一笔糊涂帐”;不如干脆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众所周知的观点予以承认，接着立即指出：这些仅仅是问题中一个方面，但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更重要的东西，把争论上升到更高层次，使对方精心准备的材料无从发挥，在我方熟悉的阵地上与其交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如在北大队和澳门东亚大学队的比赛中，辩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可以抑制”，北大队是正方。具备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当今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而新加坡更是饱尝贸易保护主义之苦。东亚大学队开始就大谈“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严重”这一层次上与对方纠缠，显然要占下风，而且很可能引起评委和观众的反感。所以北大队经过仔细斟酌，论辩伊始就明确说明，当今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确实相当严重，在这一点上我们非但不否认，而且还可以举出比你们多得多的例子。但是，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是否可以抑制，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是否存在或是否严重。这样就避开了对方拥有大量材料的事实，把论辩中心提高到对我方有利的“可以抑制”层次上来，避其锋芒，争取主动。
确立立场时还应该注意的是：立意要新奇，要能够“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从新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往往会起到很好的场上效果。同时，对手对此准备不足，也会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当然不能故作惊人之语，应当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就要求教练和队员们对辩题仔细揣摩和思索，努力使自己的立场既无懈可击、固若金汤，又新意迭出，令对方猝不及防，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辩论赛总路线(由主席或主持人执行)。
1、开场白。
(1)比赛流程。
2、队员入场，介绍参赛队及其所持立场，介绍参赛队员，介绍评委及其点评嘉宾。
3、比赛开始。
4、比赛结束。
(2)评审流程(比赛后)。
5、评判团交评分表后退席评议。
6、评判团入席，点评嘉宾评析赛事。
7、宣布比赛结果(包括最佳辨手)。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八
建立全面系统的食品监管制度是保证食品生产行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措施。首先，监管部门应该依照我国刑法的政策精神来，不断健全监管指标，使得监管人员有相应的监管指标作为工作考量标准。然后，监管部门应该依照刑法的具体指标来对食品采购、加工和生产等流程做综合考量，并对现行监管体系加以改革，以提高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最后，监管部门应该逐步建立一个与刑法精神相匹配的精细化的监管系统和统一的监管方案，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信息技术来提升监管部门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2.2明确入罪规则。
2.2.1拓宽入刑范围。现阶段，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来完善食品在运输、检疫与储存等环节的有关工作。基于此，食品安全犯罪也应拓宽范围，将运输、检疫与储存等相关环节的食品安全纳入到食品安全犯罪中来，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使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所有行为都能受到与其相对应的刑罚，同时也会减少审判过程中对法律适用的疑惑。
2.2.2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相较看来，更加应该把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作为重点。为了凸显食品安全犯罪的社会公共安全危害性，有必要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将食品安全犯罪由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变更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使人民大众更加了解食品安全犯罪的本质。
2.2.3增设食品安全过失犯罪。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的是与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联系的经营活动，只要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受害人承受的后果是一样的。如果因为是过失犯罪而免于对其的刑事处罚，这样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不公平的。现阶段，我国《刑法》有必要增加食品安全过失犯罪，同时对过失的程度进行界定。这里的过失应该是严重危及公众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轻微过失就不应该适用此类规定。这样，不至于将犯罪过分扩大，也能给那些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人群以恰当的刑罚。
2.3健全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制度体系。
现阶段，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食品安全法》为补充的食品安全刑法保护法律制度体系，而《刑法》和《食品安全法》之间却存在不相协调之处。就实际情况而言，《食品安全法》对无资质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无证生产经营等均作出了相应的规制，对监管机构及其监管人员、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员的刑事责任也作出了规定，《食品安全法》中增加的这些新内容、立法中的新理念却未在《刑法》的规定中得到相应的体现，《刑法》对《食品安全法》正确贯彻实施的保障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刑法》和《食品安全法》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所以有关人员需要进一步考量两部法律之间的联系和与现实的连接，以完善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制度的法律体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刑法对于保证食品的质量与安全有重要的意义，在《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保护下，我国已经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整体食品质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我们应该从从加强刑法的保护力度和监管力度入手，来促进我国食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九
其基本原则体现了合同法总的指导思想，是实施合同法的依据，本文主要归纳为五个基本原则进行阐述。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整个领域，指导合同法的制定、解释、合同当事人的合同行为，以及合同司法行为的根本准则，是合同法的宗旨和价值判断的集中体现，是合同法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合同法的基本特征。
一、平等、自愿原则。
《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一)平等原则。
平等首先指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这也是民法首要的核心原则，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
在法律上，合同当事人双方或各方，无论身份如何，均是平等主体，没有从属、高低之分，也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或命令与被命令的成分。
平等协商订立合同。
其次，平等还指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等，即当事人各方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同时存在。
(二)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协商，自愿决定和调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
该原则既表现在当事人之间，因一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或可撤消;也表现在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均不得非法干涉。
因为这里的“自愿”须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自愿原则贯穿于合同活动的全过程，具体表现为：
(1)当事人依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决定是否订立合同;。
(2)在订立合同时，有权选择对方当事人;。
(3)所订立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自愿约定;。
(4)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协商对合同的内容进行补充或变更;。
(5)可以约定违约责任，在发生争议时，还可以自愿选择解决方式;。
(6)当事人还可以自愿协商解除所订立的合同。
把平等、自愿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的首要原则，在我国目前刚刚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又有效避免了一些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司法审判人员意识淡薄，滥用行政权力或自由裁量权，把不合理的干预当作保护，损害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合同法》对合同当事人的服务和保护的功能。
二、公平原则。
这里的公平应该既有程序上的公平，也有实体上的公平。
程序上的公平指为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提供同样的活动的可能性，至于当事人活动的结果则不加以评价;实体上的公平指当事人具体利益状态上的均衡。
《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这是以基本原则的方式对于当事人课加了依据公平原则进行与合同有关的活动的一般义务，同时也在事实上宣告了立法者有权以公平原则为依据，干预当事人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主要表现为：
(2)在发生合同纠纷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依照公平原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价值判断，公平地适用法律，确定法律责任的承担。
《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然应当把公平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树立判断标准。
三、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合同或合同关系终止等各个阶段，无论行使权利，还是履行义务，都应讲诚实、守信用，相互协作配合，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这一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这种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要求，首先应用在了合同活动过程。
该原则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1)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指导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的行为准则，有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履行合同义务。
(2)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解释。
诚实信用原则是整个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基础，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强化诚信意识，建立诚信体系，对于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的崇高地位，促进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合法性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
《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上述法条规定，可将该原则归纳为合法性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
所谓合法性原则，是合同当事人所从事的与合同的定力、履行等有关的行为必须合乎国家强制性法律的规定，而不得存在违法的情形，否则将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或宣告其无效，或追究其违法责任。
这一原则是对私法自治的一种限制，体现了公共立法对私人自由的控制。
(二)公序良俗原则。
所谓公序良俗原则，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及目的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在立法时，不可能完全遇见到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而有针对地作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立公序良俗原则，用来弥补禁止性规定的不足。
公序良俗原则实质上是授权性规范，目的在于遇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法律规定时，人民法院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确认该行为无效。
《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法律约束力指合同当事人在法律上的约束力，其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必须受合同约定的约束，非依法律或双方约定，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即合同的法律效力。
该原则具有两层含义：
(2)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合同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或破坏合同的履行。
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普遍贯彻，那么合同这一法律手段，必将大大地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在合同法中还有一个“隐形”的原则，它没有出现于合同法的条文中，但仍然贯穿于合同的制定、履行的全过程，那就是鼓励交易原则。
该原则的目的是促进当事人通过合同实现交易，鼓励合法、正当、自愿的交易，在合同法的条文中也有对该原则的充分体现。
该原则的重要性是不可磨灭的，相信日后如果修改合同法，该原则也可能会出现于合同法的条文中，作为合同法一项实际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的纲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律规范，它不为合同当事人确定具体的行为规范，而只是提供了抽象的行为准则;合同法基本原则也不预先规定其适用的具体情景，而是一般性地适用于各种不确定的情形之中。
它体现立法指导思想，指导当事人活动，指导司法活动。
其重要作用与意义也不仅表现在某一章节、某一制度，而是贯穿于整部合同法。
它作为《合同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主要发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是指导作用。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指导立法工作者如何制定各项法规，对审判人员如何适用合同法也起着指导作用。
其次是补充作用。
对于合同法的某个问题，法律缺乏具体规定时，当事人可以根据基本原则来确定，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基本原则来解决纠纷。
基本原则不是虚无缥缈的，法律的各项制度、各项规定，都闪耀着基本原则的光辉，都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正确理解合同法具体条文的关键。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十
商法的价值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谈论其价值，必须的先弄清楚一般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在这之上，才可能对商法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价值，普遍意义上的看法是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它既反映了客体呈现给主体的客观属性，也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因此，法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给它定义：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样的一个定义重点在于强调人们对于法在维护各种基本价值方面的希望，而并不强调法自身所具有的品质（虽然在广义上，这也是法律价值的一种。但是，笔者认为人的存在是价值研究的出发点。所有价值问题都与人有关。离开人，所有价值问题都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价值判断的问题应当通过人们的目的论来解决。即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于人来说的。所以，在以下的讨论中，本文主要讨论人们对商法价值的追求，而忽略商法自身的功能）。法理学上，对法的价值的分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不管哪一种分类，只要是建立在法律价值的科学概念基础之上，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为了更好的研究商法价值，本文尝试着将商法的价值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商法的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一是商法在这个终极追求下的价值名目。前者就是“商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和理想”。如果给它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称谓的话——法的目的性价值。而后者则指的是“商法为了实现其目的性价值而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性价值。当然需要指出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类法具有相对性，它们之间并没有十分绝对的界限。应当说，一切价值都表现为目的，只不过是有些价值是从整体和最高意义上而言的，而有些价值则是局部的服务性的，和那些更高的目标相比，它们是为了实现、完善这些更高级目标的条件的。
二、目的性价值。
（一）目的性价值概述。
（二）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
笔者认为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是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即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这一点表现在商法上就是从法律制度上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保护自然人、企业的营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1、从商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商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罗德岛法（lexrhodia），甚至更早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海事法。伴随着人类从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简单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问世于人间。尤其是货币出现以后，奴隶社会的商事交易出现某种繁荣。伴随着简单商事交易的发展，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简陋的商事法规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虽然，古代商事法被深深的打上了奴隶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烙印，不仅尚未从一般的民法规范中分离出来，而且自身也积极简单。但不能否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世纪，欧洲虽然处于封建王权和神权的铁幕统治之下，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发展，“经济的专门化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除本地及市镇市场以外，出现了大的定期集市，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槟伯爵领地的四大集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的出现。但是由于封建主和教会势力的强大以及对商业的歧视和抵制，封建法和教会法不可能为商人提供法律规则和救济措施。基于此，商会不得不另立规范，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商会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权和裁判权，这种规约经历了从11世纪至14世纪几百年的时间，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事法即商人习惯法。虽然商人阶层通过自治运动而创立的习惯法无法被纳入到国家法的体系之中，只能以民间法的状态存在。但其以成为近代商事法的起源，无疑也是不争的事实了。进入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纷纷确立，以及工业革命的推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全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之相适应，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商法编撰运动。并影响到全世界。最终奠定了商法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动摇的地位。从商法的确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商法始终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而发展的。而商品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追求经济效益，调动全社会的一切资源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商法担当的任务就是为整个社会实现营利的目的提供制度上保障。这从更本上反映了商法的终极价值就是追求营利。
2、从商法与民法的比较来看。商法与民法，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论其性质，两者颇不相同。盖商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为了实现维护个人或团体的营利，商法在沿袭民法的一般规定外，还就商事行为特有的情况而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如关于商事时效和法定利息的规定，关于商号、商业帐簿和共同海损的规定。
3、从商法的自身的具体制度来看。商事法以规定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为己任。而这些规定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规范营利行为。商事法的营利性并不表现为指导人们如何营利，而在于以法律制度构造自身营利的统一有机体。或者，以法律制度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就拿公司法来说吧，发起人之所以创设公司，旨在营利，公司之所以从事营业活动，是为了营利，股东之所以转让其所持有的股票，还是为了营利，非股东之所以购买股票，莫不以营利为目的。还比如贯穿其中的企业维持制度等等。因此，确认营利、保护营利是商法对商事交易价值规律的客观反映，是商法的基本精神。
三、工具性价值。
法应当具备的品质无外乎就是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秩序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价值。我们当然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将这些法理学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应用于商法这个更为具体的法律部门中来。但是这种很保险的研究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于商法价值体系有更为清晰而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对于商法而言，虽然它的工具性价值也包含着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即使我们将这些已有的概念用于商法这个特殊的领域，它们实际上也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有别于一般法理学的特殊含义。人们常常忽视对不同法律部门的价值体系中同一价值形式的比较研究。而同一价值形式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定位的差异，却恰恰是部门法之间区别的内在体现。同样的价值如公平、效率，当把它们作为民法、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价值追求来进行研究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的极大差异。在商法中，反映其终极性价值的共性价值集中地体现为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原则，其作用就是为现代商事交易活动提供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市场秩序，排除不安全因素，为商事主体进行商事行为保驾护航。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快捷、便利已成为商事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要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营利。就必须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主要表现为在商事交易过程中，缩短交易的周期、降低交易的成本、增加交易的次数和提高资金的利润率。
（一）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
现代商事活动，随着交易标的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复杂、交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的风险日益突出。为了增强商事主体的安全感，调动人们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积极性，保障交易安全便成了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保障交易安全就是要减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交易行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现代商法采用了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和严格责任主义，以保障交易之安全。
3、外观主义。所谓外观主义是指商法以交易当事人的行为外观为标准而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效果。按照外观主义，交易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与意思表示不一致时，以意思表示为准，意思表示一经成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假若允许当事人以外观表示与真意不符而撤消商事行为，则显然不利于交易关系之稳固，从而造成交易的不安全性。商法中的外观主义以票据法的规定最为典型。例如我国《票据法》第4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依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14条第3款又规定：“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
4、严格责任主义。所谓严格责任主义是指商法对商事交易的当事人规定了严格的义务和责任。商事公司之行为，多依赖于公司之负责人，其负责人之责任，若不予以严格的规定，势必妨害交易之安全。为此，我国《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97条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
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贵在迅捷。对于商事主体来讲，简便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着交易周期的缩短、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次数的增多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为了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商法确立了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这一基本原则。商法贯彻促使交易简便迅捷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交易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确认当事人的商事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因为，当事人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明智的决策，去谋求利润最大化。为此，商法对某些商事交易事项，如公司法中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票据法中票据的任意记载事项、保险法中保险标的价值的约定、海商法中海上保险之委托等均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其宗旨即在于促使商事交易的简便迅捷。
2、交易方式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交易方式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将交易的方式预先规定为若干类型，使任何商事主体，无论何时交易，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如对销售商货柜商品明码标价的规定，记名证券的背书转让与无记名证券的交付转让等。交易客体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对交易客体的商品化与证券化。交易的客体，若是有形物品，使之商品化，予以划一的规格或特定的商标，确保大量交易迅速成交。交易的客体，若是无形的权利，由于不便流通，商法使之证券化，如股票、公司债券、支票、汇票、本票、保险单、运输单、提单、仓单等证券，商法均规定了一定的内容和格式，使之定型化，便于使用和流通。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同的人，商法的工具性价值的划分也许就不同，比如有人会认为自由、公平也是商法的工具性价值。这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既然作一种学理上的分类，就要做到既能穷尽各个方面，又能高度概括。基于这个原因，本人认为将自由和公平作为工具性价值有不妥之处。因为，自由虽也为商事交易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深究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包含于商事交易的快捷原则之中的，商事交易之所以能够做到快捷、便利，就是因为它采取了区别于经济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在众多规范中实行自由主义原则。如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确认当事人的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的规定。而公平原则，无可非议是所有法律均具备之本质。其精神本质在上面的保障交易安全与快捷两大原则中自然得到了体现，故本文不再予以详细论述。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应该是相互统一，相互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分离的。商事交易的快捷必须建立在交易的安全原则之上，否则这样的快捷是无基石之快捷，也是不能长久的快捷。反之，如果商事交易片面强调安全因素，则势必影响商事交易的顺畅进行和整个社会经济价值追求的实现。同时，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性目标的。纵观两者的关系，它们是互相统一、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
参考书目：
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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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十一
商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设立的。商法基本原则是商法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商事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和法律规范。在学习和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商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和实际意义。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展开，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商法基本原则强调契约自由。契约自由是商事活动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商业活动中，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和需求，自由选择商业行为方式和合作伙伴。在许多商事案件中，契约自由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当事人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促进了市场的自发发展。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意识到要尊重契约自由原则，并且在实践中积极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保障。
其次，商法基本原则注重诚实信用。诚实信用是商事活动中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商业伦理的核心要素。商人在开展商业活动时，应该诚实守信、恪守承诺。商法基本原则推崇信用原则，对于损害他人信用或侵害商业伦理的行为，法律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在实践中，我一直倡导诚实守信的商业行为，将信用纳入法律监管范畴，促进商业活动的健康发展。
再次，商法基本原则注重平等公平。平等公平是商事活动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重要价值观。商法基本原则要求，在商业活动中，各方享有同样的权利和承担同样的义务，不得因地位、人种、性别等因素进行歧视。商法基本原则的平等公平原则为商业主体提供了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了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在我的工作中，我一直强调平等公平原则，努力为各方提供公正的商业解决方案。
此外，商法基本原则注重效力安全。商业交易需要产生合同，而合同的效力安全对于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商法基本原则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效即构成合同，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商法基本原则也对合同的效力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如合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格式等。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深刻认识到维护合同效力安全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对合同法律规范的学习，为当事人提供合同的合法有效性的保障。
最后，商法基本原则注重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商事活动中，各方的合法权益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商法基本原则强调，法律应当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其权益不受侵害。在实践中，我积极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帮助他们理清权益关系，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实现。法律作为公正的调节机构，应当坚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业活动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总之，商法基本原则作为商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和法律规范，对于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和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实践中，我不断深化对商法基本原则的理解和应用，努力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保护。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进一步加强对商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为商事法律服务的提供更多有益的支持。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十二
商法是指针对商业活动中的法律规范和规则。它是商业社会的基石，为商业各方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商法基本原则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指导和约束。在我国的商法基本原则中，包括公平、自由、诚实信用、公共利益等多方面内容。这些原则对商业活动的发展和规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日常工作中的实践中，我亲身体会到了商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和运用方法，下面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享我对商法基本原则的心得体会。
首先，公平是商法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一个。公平的原则体现在商业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作为商业主体，我们要遵守契约精神，坚持合同的自愿原则和平等原则。只有坚守公平的原则，才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商业伙伴关系，保障各方的利益。在我与供应商合作的时候，我始终坚持公平原则，不损害他方的利益，也不接受不公平的条件。这样一来，既引起了供应商的尊重，也保护了自身的利益。公平的原则是商法基本原则中最基础的一条，如果没有公平，商业活动就无法健康发展，也无法形成可靠的商业秩序。
其次，自由是商法基本原则的核心之一。自由的原则指的是商业主体在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的自主选择权。商业主体应当享有自由的权利，即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进行商业交易的自由。自由的原则要求商业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和需要选择合适的交易对方和交易方式。自由的原则虽然赋予了商业主体更多的经营自由度，但也要求商业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实践中，我经常思考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只有在保持双方自由平等的前提下，才能达到商业合作的双赢结果。
再次，诚实信用是商法基本原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诚实信用的原则是商业合作中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商业活动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形成稳定的商业关系。作为商业主体，我时刻保持着诚实的态度和真实的表现。我坚信只有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才能够建立起稳定的商业关系。如果一方违背诚实的原则，那么双方的合作关系将无法持久，乃至可能导致商业纠纷的产生。因此，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是商业主体必须要做到的。
最后，公共利益是商法基本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共利益的原则要求商业活动不能仅满足个人利益，还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商业活动不仅是商业主体的行为，更是对社会贡献的表现。商业主体要有责任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家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我时刻将社会公眾的利益放在首位。我鼓励企业员工积极参与公益事务，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为自身创造利润，同时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之，商法基本原则是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商业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指导和约束。公平、自由、诚实信用、公共利益是商法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在日常工作中的实践中，我深切体会到了商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和运用方法。只有遵循公平、自由、诚实信用、公共利益的原则，商业活动才能够有序进行，各方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坚持这些原则，不断提升自身的商法素养，为商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十三
在高等学校中，教师是主体，是知识的传播者和新知识、新技术的探索者与创造者，是塑造人、办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主要依靠力量。制定和完善高等学校教师队伍规划是摆在各高校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制定高等学校教师队伍规划是一项牵涉很多因素的复杂工作，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在规划制定的过程中，应主要依照以下原则进行。
一、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原则。
制定高校教师队伍规划必须坚持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原则，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高等学校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要阵地。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除了要具有较宽广的科学知识外，还必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党和人民，能用辨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认识周围的世界，有志献身于祖国科学和建设事业。完成这些任务，单靠政治课教师、学生辅导员是不够的。和学生们接触最多的是教师，教师在学生中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成长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并在业务上学术造诣深、创新能力强，通晓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教学经验丰富的又红又专的高校教师队伍是十分重要的，制定教师队伍规划离不开这一原则。
二、适应性原则。
高校教师队伍的适应性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离不开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经济状况。我们国家基础差，底子薄。教育的发展或具体的教师队伍的发展必须和经济建设相吻合。但从另一方面看，国家建设也离不开教育。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有足够的师资做保证。中小学师资如此，高等学校的师资也是如此。我们制定高校教师队伍规划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既要满足眼前教学科研的需要，还要有长远打算，使确定的目标既有一定的高度，最终又可能得以实现。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适应性的另一层含义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必须具有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今天的教育是为了明天的建设，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大量的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这就要求我们的高校教师队伍要具有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能力，能及时地走在科技发展的前列，适应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开拓新的领域。
三、整体优化原则。
所谓整体优化，对高校教师队伍管理来说，就是通过采取各种措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特定的教学科研任务。使教师队伍的整体状态达到最优化。这个最优化状态是由各个整体指标来体现的。如在一所大学中，教师队伍状态如何，主要看它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培养人才、服务于社会的数量和质量，看它的各个结构指标是否合理等。我们强调教师队伍建设的最优化，不仅仅是要力争使得每位教师或各个层次教师的个人状态达到最佳，而是要实现全体教师组成的群体最优化。为达到最优状态，人们必须对教师队伍管理有个统筹安排。必须尽可能多地考虑到诸因素的优化目标模式。各级各类教师都有各自的主攻方向，但是这些主攻方向都要按照整体的最优化来确定和权衡。当个体和全局目标发生冲突时，要以整体目标为主。修正和放弃那些与整体不相一致的个体目标。这也可以说成是保证重点，带动一般。无论哪一个高等学校都应有自己要发展的重点学科、重点专业，从此来显示其学校的特色，毫无疑问，这所学校一定要优先考虑加强这些学科、专业的教师队伍建设，带动其它学科的发展。逐步使教师队伍结构合理，达到整体最优。在进行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对教师队伍进行合理的组合，通俗的说法即进行合理调整，既要在补充新师资时把好人才质量关，又要在组建学术队伍时考虑到各个教师本身具有的智能因素、心理因素（性格特征），使得各层次的教师在所组成的学术集体中能各得其所，真正施展才干。一个教研室或课题组光有个人智力因素或层次较高的教师（如多个教授、副教授，很少的讲师助教）不能说它是最优状态，相反这样的集体会造成许多内耗和浪费。合理的组合可以产生大于各个力量之和的效果。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教师队伍规划时，自始至终都要贯彻整体优化的思想。
四、动态平衡原则。
高校教师管理系统和其它系统一样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它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学校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制定教师队伍规划必须从动态的观点出发，不断对教师队伍进行调整，促进教师合理流动，以动待静，使教师队伍在变化的过程中朝着有序的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发展的'各个阶段得到相对稳定的优化状态。例如，教师的增长速度控制就是一个动态调节过程。每年补充的教师数，可使之与教师减员率相平衡，通过补充调整，使教师队伍的各种结构互相平衡。坚持动态平衡的另一个含义是，既然教师管理是一个系统，它必然具有封闭和开放的两重性，也就是说教师管理既是封闭的、能起到自己独立的作用，同时它又是开放的，与学校其它系统有着某种密不可能的联系，因此在制定规划时，既要考虑到教师队伍内部各个变量的相互平衡，又要处理好与其它系统之间的关系，使学校整体效益最大。
五、多种途径并举原则。
由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涉及的因素很多，涉及的内容很广，仅靠某一项措施是难以实现教师队伍最优化的。因此在制定规划时要把这些复杂因素综合起来考虑，采取多种途径搞好教师队伍建设。这些途径也可叫教师队伍建设具体规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梯队建设规划。这是高等学校应当首先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与竞争当中，一所高校能否站得住脚，除看它所能完成的各项预定任务外，主要看它的学术梯队是否健全，学术水平是否领先。要建设好学术梯队，必须有学术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有一定威信的教师担任学术带头人。必须为学术带头人配备一定数量的有事业进取心、基础扎实、有发展前途的人作助手。学术梯队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因此要制定学术梯队建设规划，同时也要不断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使之创造和完成的教学科研成果逐步达到地区先进，国内领先，进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教师培养提高规划。这是教师队伍建设应当长期坚持的基础性工作。其目的是要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达到优化目标，适应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需要。师资培养提高的办法很多，如举办读书班、进修班、研讨班；选派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题讲座、国内外访问考察、进修或攻读学位等。在师资培养提高中一般要坚持立足国内、自学为主、不脱产为主、校内培养为主的原则，坚持近期培训与长期培养相结合，普遍提高与重点培养相结合和分层次分类型培养相结合的原则，适应未来科技发展和学术交流。
3.师资调整补充规划。这是保持教师队伍恒定活力的一项重要工作。教师队伍结构需要通过调整与补充使之逐步日趋合理。队伍的活力可通过队伍调整而增强。教师队伍的调整补充不应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而是要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尽可能多地把硕士、博士毕业生作为高校教师的主要来源，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促进教师的合理流动的实现。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十四
学习民法这门课应经一个学年了，对民法的认识真可谓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一、学习了这门课后，我个人对民法的一些认识。
法律是社会的调节器。任何部门法皆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之调整为使命，民法也不例外。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原因，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人身关系就是人格和身份发生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财产关系就是大陆法系的“物权”就是以财产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民法的调整方法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民法调整在于恢复正常的民事关系。民法的性质。首先民法为权利法，其次，民法为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是私人社会的宪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的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民事活动是日常的社会生活，民事社会活动在民法的范围内活动。而民事活动超出了它的范围才与行政法和刑法发生关系。民事活动是最基本的市民社会的活动，可以说民法具有领先性。
再说，法律研究是根据法律的特征，是私人社会的法，还是政治国家的法，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是私人社会的法，是民间社会的法非权力社会的法，是完全平等的法，是调整民事社会的法。它保护的是私权。因此我认为民法是民众之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源于民众的社会实践，与民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诸法之中，与民众利益关系最紧密者，莫过于民法。
二、我对学习民法这门课的一些学习心得。
学习民法不能只看法条，即使是把《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都背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民法重要的是在对法条记忆的基础上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即是说要联系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才能真正的理解。
学习民法要先看教材，不能说只看法条就行了，即使你的是带有注释本的法条，但还是不过课本说的那么全面。民法涉及很多肥肉法律原理，在法条中可能是看不懂的，所以我们需要踏踏实实把教材搞通。
学民法，要多做练习，对实际上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这种途径去理解法条，也就是说在对法条有充足的理解基础上，再去记忆。
三、民法的展望。
在学习民法的过程中，在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下，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探讨当今中国民法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对当今中国的民法的展望。
展望民法有两个角度，一是从法本身来看法，写作网二是从法外来看法。进入21世纪的中国民法会怎样发展?能否如前面所讲，把市民社会放到核心的地位，把权利本位、私法自治突出来，深入人心，这关系到中国法治化的整个进程，也关系到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从法本身的角度来展望中国民法。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以至伦理确实有巨大的贡献，而且更多的是开启了一种民智，提出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即不要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要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过上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虽然这种自由状态现在还受到许多约束，但与改革以前相比已是极大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后，从民法的制度到理念，我们更多地是从大陆法，包括从欧洲、日本的民法典以及中华民国的民法中借鉴对我们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改革有益的东西，结合国情，形成如今中国民法的基本状况。并有了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公司法、票据法等诸多民商事立法，再加上05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当今中国的民法的立法体系不断的趋于健全。
但是可能我们中国还是需要一般民法典。法典化对于民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人治的基本原则是“临事制刑”，即事情出现了才制定法律。而法治必须把规则预先公开。规则一旦制定，就不光约束老百姓，同样也约束立法者和执法者，一个国家没有什么东西比“法”更大。法典就有这样的功能：把所有的规则事先制定出来，公之于众，以此引导人们的行为，保护人们的权益。法典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有文字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人们知道有什么制度，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而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和自由，即依法办事，依法治国。
民法典不是单行法，也不是一般的法，是改革二十多年来法文化的结晶，需要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一方面是要加快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要对民法典的制定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因为这毕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完全有理由相信，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中国也能搞出一部比较好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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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十五
其基本原则体现了合同法总的指导思想，是实施合同法的依据，本文主要归纳为五个基本原则进行阐述。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整个领域，指导合同法的制定、解释、合同当事人的合同行为，以及合同司法行为的根本准则，是合同法的宗旨和价值判断的集中体现，是合同法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合同法的基本特征。
一、平等、自愿原则。
《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一)平等原则。
平等首先指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这也是民法首要的核心原则，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
在法律上，合同当事人双方或各方，无论身份如何，均是平等主体，没有从属、高低之分，也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或命令与被命令的成分。
平等协商订立合同。
其次，平等还指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等，即当事人各方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同时存在。
(二)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协商，自愿决定和调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
该原则既表现在当事人之间，因一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或可撤消;也表现在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均不得非法干涉。
因为这里的“自愿”须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自愿原则贯穿于合同活动的全过程，具体表现为：
(1)当事人依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决定是否订立合同;。
(2)在订立合同时，有权选择对方当事人;。
(3)所订立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自愿约定;。
(4)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协商对合同的内容进行补充或变更;。
(5)可以约定违约责任，在发生争议时，还可以自愿选择解决方式;。
(6)当事人还可以自愿协商解除所订立的合同。
把平等、自愿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的首要原则，在我国目前刚刚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又有效避免了一些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司法审判人员意识淡薄，滥用行政权力或自由裁量权，把不合理的干预当作保护，损害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合同法》对合同当事人的服务和保护的功能。
二、公平原则。
这里的公平应该既有程序上的公平，也有实体上的公平。
程序上的公平指为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提供同样的活动的可能性，至于当事人活动的结果则不加以评价;实体上的公平指当事人具体利益状态上的均衡。
《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这是以基本原则的方式对于当事人课加了依据公平原则进行与合同有关的活动的一般义务，同时也在事实上宣告了立法者有权以公平原则为依据，干预当事人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主要表现为：
(2)在发生合同纠纷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依照公平原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价值判断，公平地适用法律，确定法律责任的承担。
《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然应当把公平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树立判断标准。
三、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合同或合同关系终止等各个阶段，无论行使权利，还是履行义务，都应讲诚实、守信用，相互协作配合，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这一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这种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要求，首先应用在了合同活动过程。
该原则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1)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指导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的行为准则，有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履行合同义务。
(2)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解释。
诚实信用原则是整个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基础，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强化诚信意识，建立诚信体系，对于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的崇高地位，促进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合法性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
《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上述法条规定，可将该原则归纳为合法性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所谓合法性原则，是合同当事人所从事的与合同的定力、履行等有关的行为必须合乎国家强制性法律的规定，而不得存在违法的情形，否则将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或宣告其无效，或追究其违法责任。
这一原则是对私法自治的一种限制，体现了公共立法对私人自由的控制。
(二)公序良俗原则。
所谓公序良俗原则，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及目的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在立法时，不可能完全遇见到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而有针对地作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立公序良俗原则，用来弥补禁止性规定的不足。
公序良俗原则实质上是授权性规范，目的在于遇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法律规定时，人民法院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确认该行为无效。
五、法律约束力原则。
《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法律约束力指合同当事人在法律上的约束力，其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必须受合同约定的约束，非依法律或双方约定，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即合同的法律效力。
该原则具有两层含义：
(2)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合同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或破坏合同的履行。
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普遍贯彻，那么合同这一法律手段，必将大大地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在合同法中还有一个“隐形”的原则，它没有出现于合同法的条文中，但仍然贯穿于合同的制定、履行的全过程，那就是鼓励交易原则。
该原则的目的是促进当事人通过合同实现交易，鼓励合法、正当、自愿的交易，在合同法的条文中也有对该原则的充分体现。
该原则的重要性是不可磨灭的，相信日后如果修改合同法，该原则也可能会出现于合同法的条文中，作为合同法一项实际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的纲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律规范，它不为合同当事人确定具体的行为规范，而只是提供了抽象的行为准则;合同法基本原则也不预先规定其适用的具体情景，而是一般性地适用于各种不确定的情形之中。
它体现立法指导思想，指导当事人活动，指导司法活动。
其重要作用与意义也不仅表现在某一章节、某一制度，而是贯穿于整部合同法。
它作为《合同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主要发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是指导作用。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指导立法工作者如何制定各项法规，对审判人员如何适用合同法也起着指导作用。
其次是补充作用。
对于合同法的某个问题，法律缺乏具体规定时，当事人可以根据基本原则来确定，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基本原则来解决纠纷。
基本原则不是虚无缥缈的，法律的各项制度、各项规定，都闪耀着基本原则的光辉，都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正确理解合同法具体条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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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十六
行政法是一项行为规范准则，用来规范相对应的行为人，对于利益相关主题有强制作用，同样也是一项我国的基本法律，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律是用来保护遵守法律的人的，同时对于破坏法律的人予以制裁。行政法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付出的多方面人的利益。行政法的发展是立足在四项原则之上的，它借助西方和中方原则的差异性，进行积极的探索，从而对现行的行政法进行重构，将行政法的功能发扬到位，以此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2、基本原则概念。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有效实施的保障，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在规范行为人行为时，必须要遵守的基础，是行政法在制定时，必须要依仗的核心。在我们国家，政府具有依法行使政权的权力，法律的颁布就是为了规范这项权力，让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有参照的标准。原则与其说是一种限制，不如说是一种凭证[1]。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提出往往在行政法之前，所以它具有初始性，是一切的开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颁布，必须要以客观规律和真理作为基础，所以它还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提及的“基础”二字，说明了行政法的地位，而原则就好比是建设房屋前需要打下的地基，关系到行政法的建立和实践。最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双重性，刑法、婚姻法、治安管理法这类法律就只有一个“法律身份”，而行政法还有其“行政”的身份。所以它的原则一般要和行政密切相关。
具有十分专一的功能，它的规范作用仅针对行政体系，仅对于行政体系的相关人员进行立法规范，让行政机关能够依法行驶职权，让法治思想贯彻到行政工作中。
4.2普遍性功能普遍性原则。
体现在融合二字上，行政法法规是具体的，形象的，是以一条条的法律法规直观展现出来的'，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却是抽象的，它普遍存在于每一条法规明文之中，每一条具体的法律原则都符合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带入每一条法律法规中都是成立的，它生于无形，却能起到规范和引导的作用。
依法行政原则我们的政府应该依照法律履行责任，承担义务，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灵魂，也是基本原则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能让社会成为法治的社会，则需要回到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凡行为人所做之事必须合法。对于政府机关而言，形成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才能真正重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才能树立起政府机关的公信力。
5.2基本原则应体现合理行政原则。
在合法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考虑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合理行政。法律的条文规章是固定的，但是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却是多种多样的，法律虽然在逐渐完善，但也没有办法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全部收纳其中，所以行政部门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要灵活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更好地为群众解决问题，这就使合理行政的意义更好的体现。
5.3基本原则应体现诚信行政原则。
苟无诚信原则，民主宪政无可行。任何形式的法律的确立，都需要遵循契约精神，无论是基本法、刑法还是行政法的推行，都需要恪守信用。行政机关若不守诚信，允诺的事情再三更改，群众对政府机关的信任会逐渐降低。信任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崩塌只一瞬，所以我们把诚信原则作为了行政法基本原则重塑的一大原则[2]。
5.4基本原则应体现程序正义原则。
在行政机关进行依法执政时，是有完善的执政流程的，但是有的部门执政时，往往会省略某些步骤，或者出现步骤错误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执政单位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实现进行修改和完善，这对于工作效率而言十分不利。正义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原则，其实更大程度上保障的是一种公平。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基于这种原则，人们才能信任法律。
6、结语。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建立的标准，融会贯彻在具体的每一条行政法规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普通的人民群众，都应该对法律心存敬畏。行为人只有真正按照法律规范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律才会保障其权益不受侵犯。在我国行政法原则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体系，结合中国法治现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基本原则之路。
参考文献。
[1]蒋勇.从合规性到正当性:我国警察法治体系的重塑——基于“新行政法”理论的展开[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十七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具有若干基本问题和新的问题需要探索。诸如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本质，民三庭可否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刑事案件，以及知识产权理论界产生的诸多歧异认识，都有逐一加以讨论的必要。结合中外民法、民诉法原理，于此进行研究，对新世纪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啻是一个贡献。
【摘要题】特别推荐。
一位在国际刑法、国际私法等公、私法领域均有高质量专著问世的教授曾说：民法是他研究国际法的基础;不懂民法原理而研究的国际法，充其量只是国际“关系”，而不是国际“法”。例如，国际公法的许多原则(如“条约必须遵守”之类)追源可追到盖尤斯时代创立的民法体系。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我的研究生一入学，无论过去招收国际法方向的，还是后来招收知识产权方向的，我安排的必读材料中，均包括史尚宽的6本书。原因是它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直是海峡两岸真有造诣的民法学者的基础读物。当然，有的入学前已读过这6本书，或其德文很好，已读过作为这6本书之源的德国民法理论原作，则不在此例了。
知识产权本身，在当代，是民事权利的一部分——虽然知识产权的大部分来源于古代或近代的特权，它们与一般民事权利似乎并不同源。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这在十多年前中国的《民法通则》中已有了定论。《德国民法典》中，虽然未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它被学者推论为“权利物权”。《意大利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属于“服务”项下的特例。20世纪90年代后的《俄罗斯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虽然也未立专章，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被列在“非物质利益客体”之类。
知识产权取得后的最终确权、知识产权的维护，主要通过民事诉论程序，在多数国家均是如此。在之后修订了主要知识产权部门法的中国，也是如此。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第41、42及49条，均指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通过司法还是行政执法)，均主要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原则。
知识产权与一般(传统)民事权利的共同点、知识产权保护程序与一般民事权利保护程序的共同点，是进入知识产权领域首先应当了解的。
不过，由于知识产权的依法保护与一般民事权利，尤其与同样属于绝对权(对世权)的物权相比，出现较迟，新问题较多，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事研究的研究生、学者，还是立法与执法者，既已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之后，主要精力应放在研究知识产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即研究它的特殊性。研究其特殊性的目的，是把它们抽象与上升到民法的一般性，即上升为民法原理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学者应有的思维方式。如果走相反的路子，即不加判断与取舍地用人们传统上熟悉的一切已被前人抽象出的民法原理，一成不变地硬往知识产权上套，则恐怕并不可取。这样虽然省时、省力，但可能出较大的谬误。
例如，知识产权这种有价权利的“无形”，许多人总说这不是它的特点，因为物权中，物之“所有权”本身也是无形的。这些人至少忘记了：当我们提供或买卖有形物(商品)时，提供标的与物权客体是一致的，均是商品本身(只提供给买主“所有权”而无商品本身的卖主，无疑是骗子)。而我们提供或转让知识产权时，提供的标的是权利本身(如复制权、翻译权)(注：对于这方面的不同，甚至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都已有论述，可惜有些现代民法学家却未加注意。)，而相应客体则另是有形无体的有关信息(如专利领域中的技术方案、人与97家使用者订立了使用许可合同，而第98家未经许可就把该专利当成自己所有的一样使用了，专利所有人在“时效”期内未加追究，是否那97家就都应转而向这位未经许可者交许可费了?因为他已经通过“取得时效”得到了该专利!但如果第99、100、101家也都与第98家同时同样地为其所为而未被追究，那么究竟谁通过“时效”获得了该专利?这就不仅是个使97家守法人为难的问题，而且是个使当代学者为难的问题了。
又如，有人把物权中“物在权利在”的原则套在知识产权上，坚持认为：只要作品有价值，就应当有人的主观状态(有无过错)、也不会先去了解商标注册权利人是否已有了实际损失，而是立即要商品所有人先负一定民事责任——至少是“责令封存”。专利管理机关人员还发现：按照“侵权认定四要件”之一的“实际损失”，《专利法》中的专利权人的“制造权”是不可能被侵犯的。因为任何未经许可之人如果仅仅在“制造”阶段，大都尚未给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失”，从而不能被认定为：“侵权”。
这时有民法学家出来作了解释：《民法通则》106条所讲的“过错责任”仅仅指“损害赔偿”责任，即债权责任;而停止侵权(如封存侵权商品、制止侵权制造活动)则是依“物上请求权”产生的物权责任，这是不需要以过错为要件的。可惜这种解释不仅没把问题解决，反而让人越听越糊涂了。
首先，几乎国内一切“侵权法”专著上，均讲“四要件”是认定侵权是否成立的提前，而不是说它们仅仅是“损害赔偿”的前提。
第二，如果把侵害活动强制性地制止，又不首先认定它是违法或侵权活动，那么执法机关的强制执行令本身就失去了法律依据，本身就违法了。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解释这一问题的民法学家的论述中，把对无过错的行为的制止，称为物权责任中的“停止侵害”。那么“侵害”不是“侵权”，是侵什么呢?既然是“物权责任”或“物上请求权”，它们指向的只能是对“物权”的侵害，如果说这不叫“侵权”，只能叫“侵害”，那无异于玩文字游戏了。许多人反对以德国出来作解释的民法学者，均未涉及这一问题。
实际上，所谓“侵权”也者，除侵犯他人人身权之外，只剩下侵犯他人物权(如果把知识产权等视为“权利物权”的话)。至于有人提出的所谓“侵害债权”，我认为它仅仅在理论上存在。中国《合同法》9月登报的征求意见稿上曾有一条关于“侵害债权”的规定，最后终于删去，原因之一正是多数立法者认为“侵害债权”理论站不住脚。债权是相对权或“对人权”，如果某一合同权可能被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第四方或任何一方所侵权，而受侵害者又有权针对这些“任何一方”提出诉求，那么这时，这种特殊的合同权就已经转化为“对世权”(亦即“物权”)而不再是“对人权”了!讲到合同权之转化为“对世权”的特殊情况，下面再多说几句。
把世贸组织所规范的范围或者是世贸组织诸协议规范的范围归纳起来，可以说是规范三种财产，也就是规范商品的自由流通、服务的自由流动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说商品是一种财产这个比较好理解，说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多数人也不会有歧异。但是说服务是一种财产，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多数服务是通过某种合同体现的。讲到合同权是一种财产也可以。不过那已经不是法国民法或者英美法系里讲的“property”了。通常讲property，指的是一种绝对的对世权，和我们中国有的民法学家讲的“泛财产”不一样。“泛财产”论认为除了人身权以外的通通是财产权。这值得商榷。
合同权一般只是对人权。规定“不作为”义务的合同中的大部分未必能产生出财产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从特殊角度看，合同权可以被当成财产权。例如，你的电话被他人盗打了。他偷了你的什么东西?是偷了你的财产。你与电信局签了服务合同，向电信局付了钱，电信局向你提供电信服务。但是你本应得到的服务被他人拿走了，你一分钱电话没打，电信局给你算了五千块钱的电话费。这与从你家拿走了一台电视机有什么区别?你可能以侵害财产权告他。
第一起因服务引起的.而法官认为可以不主张对人权却主张对世权的诉讼案是1852年在英国的lumley一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财产法》一书的翻译书中引的这一案例实际上是英国劳森写的《财产法》里的一段。中译本把意思译出来了。但翻译得不太准确。原文是apieceofthatboybelongstome.即“那个人的一部分属于我了”。哪一部分呢?他的服务属于我了，他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财产是我的了。现在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了，与抢走我的财产一样。在这个时候法官认为，原告实际上是有对世权的。只可惜有的法学学者解释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侵害债权，这跟该书的原意就不一样了。劳森在财产法这一章，举这个案例的标题就叫做“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
所以说，世贸组织调整的范围是三种财产，把服务也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当然服务有时候是无体的，有时候是有体的。人们常常讲“服务无形”。实际上应是无体有形。比如说表演这种服务，如果说无形你怎么去看呢?因此说有形的无体更加确切些。它们与一般的有体有形的商品不一样。当然，有些服务也是有体有形的，就是说他固化在有形物上了。例如把表演录下像来，经营音像制品，这个在世贸组织里属于服务贸易，不属于商品贸易。因为把服务固化下来以后，卖固化产品，实际上卖的还是服务，并不是卖的盘，那个盘并不值钱。
事实上，中国法院已经多次遇到知识产权、作品及“物”的不同及联系的问题。例如，出版社丢失作者手稿应当负何种责任?时至今日，一部分法官及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出版社仅仅负有物的保管合同中保管者的违约责任。他们只把着眼点放在载有作品的“纸”这种“物”上，而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种物上所载的本来可以无穷尽地被复制的“作品”这种信息。他们把载有这种信息的物与一般物同等对待，因此结论显然对作者不公平，也就不足怪了。德国慕尼黑上诉法院法官hansmarshall则认为：丢失作者手稿的情况，如果作品系尚未出版，出版社除了违约之外，还侵犯了作者的大部分精神权利。作者除请求违约赔偿之外，还有权请求作者精神权利的侵害赔偿(注：参见马歇尔法官年11月14日在“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官培训班”的答疑。)。这才是真正搞懂了作品真正这种无体受保护客体与有体受保护客体的区别。
无论解释者们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106条明明写的是无过错不负“民事责任”，而不是“损害赔偿责任”。这与德国民法823条、德国民法1382条等是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们不要忘了，在物权责任中，也有“损害赔偿”。不仅史尚宽老先生早就讲过，中国《物权法》2000年专家稿第60条也有重述。所以，讲“损害赔偿”仅仅是“债权请求”指向的，至少不完全。当然，新老学者都可能在理论上列出物权请求中的赔偿与债权请求中的赔偿有一二三四条不同，但若一定要他们拿出实例来说明，可能又是一个令人为难的要求。
进一步说，在理论上，为说明损害赔偿一般以过错及实际损失为要件、停止侵权(或按部分人所坚持的，只能称“侵害”)则无需以过错为要件，因而把诉求分为“债权请求”与“物上请求”，未尝不可。但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实际生活中，也要坚持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则第一，有时(如上所述)连划分者自己都分不清，况且“物权请求”项下明明又出了一个使用完全相同术语的“损害赔偿”。笼统地断言“物权请求”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也并不正确。一部分“物权请求”中的“损害赔偿”又明明是要以主观过错为要件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89条所规定的情况，以及“返还原物”之诉中包含的返还孳息物的情况。
第二，停止侵权的物权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债权责任，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可以互替的——它们之间并无形而上学者所划的截然分明的界线。
例如：在下禁令违反公平原则或公共利益原则(这两个原则也在不同场合被当作“帝王条款”对待过)时，在下禁令已无实际意义时，国外法院均曾以增计赔偿额以取代禁令——亦即认可了侵权的继续。这种看起来违反常理的事，却并不罕见。最近的一个这类判例，是英国最高法院(houseoflords)于2000年7月27日就英国政府诉布莱克一案所作的判决说到这里，可能还需要讲几句与本题密切相关的题外话，亦即所谓“泛财产论”。
在论及债权与物权的关系时，我们现有的不少论述是值得商榷的。
而且，第一句中所说的“债”，包括“作为”、“不作为”及“给付”，这也是在民法原理中人们常讲的。其中“不作为”怎样被归入了“财产”范畴，也有些费解。实际上，把债权(obligation)不加分析地一概入“财产”范畴，因而导致的逻辑上的难以自拔，古代的民法学家盖尤斯就已有前车之鉴。至少百年前的austin及前的zimmermann已经一再指出并加以纠正(注：:lecturesonjurisprudence,.,london,1885;zimmermann:thelawofobligations,capetown,wetton,johannesburg,1990,atp26。)。
第二句中断言“债权法规范财产的流转”，至少首先忽略了合同法中规范的“代理合同”，这是规范的是什么样的“财产流转”?其次，还忽略了侵权法(即“债法”的一部分)中无需经济赔偿的那部分人身侵害。
在上文讲到禁令与公平原则及公共利益原则时，又让人想到“诚实信用”原则这一适用于民法的“帝王条款”。既然是“帝王”，则“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至少“公平”与“公共利益”(还有其他一些原则)似乎不愿称臣，而是与“诚实信用”原则平起平坐地各自覆盖着不同的领域(当然有时会有交叉)。
例如，公共利益原则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有时也让人感到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也可以说是又一个“帝王”吧(当然，都是帝王，也就无所谓帝王了)。依照公共利益原则建立起的专利上的强制许可制度，保证了第二专利权人不受第一专利权人制约而可以发展实用技术，又保证了在紧急状态下某些实用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些，似乎均与“诚实信用”关系不大(注：参看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前言、第7条、第8条、第31条等。)。
又如，公平原则有时也让人感到是“至高无上”的。“公平”与“诚实信用”有时的确有交叉。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还是主宰各不相同的领域。
至于讲到“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各自覆盖面，早已被欧陆法系吸收的、英国古老的民商事领域普通法的“禁止反悔”制度及衡平法的“可以反悔”制度(实际与我国民法学者一直推崇的“情势变更”制度极相近)，是个很好的说明。
就普通法而言，禁止反悔法则不仅仅适用于“对某一事实作过某种不真实的陈述的”情况，同时还适用于对某个事实作过某种真实陈述的情况，而且主要适用于后者。专门适用于“不真实陈述”的，是另一个法则，称为misrepresentation。禁止反悔法则在适用时有个前提条件，即：对方已经按照陈述者的陈述开始了不可挽回的行动。例如合同的要约人在要约条件中讲明自己有船，对方若将货物运抵港口，要约人就将承担装船的责任;如果后来要约人表明“我没有船，不负责装船”，否认原来的陈述，法院就将以此作为estoppel的适用范围。但如果承诺人还没有开始把货物向港口运送，要约人后来的声明有可能被法院判为“补充陈述”，而不被视为“反悔”(虽然它实质上是推翻了原有陈述)。到这里为止，适用的是“诚实信用”原则。
与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estoppelincommonlaw)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estoppel。其中最重要的是衡平法的“禁止”反悔法则。它的原文是equitableestoppel，按照意思翻译出来，应当是：“根据衡平法可以反悔的法则”。这个法则是英国上议院一百多年前在“约旦诉莫尼”的判例中立下的。它在1947年又被后来的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在“中伦敦财产信托公司诉海特利斯房产公司”一案中作了进一步发挥。丹宁在判决中指出：只要形势或环境发生了一定实质性变化，原陈述人可以反悔。这个判例成为英国合同法历史上最重要的判例之一。后来人们每讲起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时，总要同时介绍衡平法的“可以翻供法则”(至少英国现有的各种合同法教科书都是如此)。在这里，“诚实信用”原则就显得不太相干，而“公平”原则倒是实实在在地适用了。
可见，“诚实信用”固然是民法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则，但不宜将其抬到“帝王”高度，使之君临一切。另外，把它仅限于民法领域，也值得商榷。在公法领域，许多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认为这一原则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况且，中国的“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语言，正是源于公法。它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前期已有。这就是商鞅刚刚主管秦政时，实践了自己百金奖赏一件平常事的诺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为相时，曾有诗称道此事：“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说的正是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公”行为，也须讲“诚实信用”。所以，总的讲起来，在肯定“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我同意一些学者对“帝王条款”提出的质疑(注：参看武汉大学《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这里不过是增加几个知识产权领域及其他民商领域的例子。
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盖尤斯时代即已提出过的权利及客体的“形”与“体”的问题，又值得我们再度研究了。只是切不可返回盖尤斯时代乃至还落后于该时代。正如在物理学领域，人们不能否认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但人们同样不能在伽利略已经把自由落体运动定律更新了四百年后，仍旧去重复亚里士多德的定律。
与当初一部分人认为版权是保护“形式”，不保护“内容”一样，今天，也有些人把知识产权客体在本质上属于“有形无体”的信息这一事实，与哲学上的“形式”与“内容”二分法相混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dietz当初以版权既保护作品的外在形式，也保护其内在形式，解决了不保护“内容”的困惑。今天，我们也应告诉将知识产权归结为只能创作“形式”者：当人们创作出有形无体的信息时，在专利领域，它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它与另一发明或“现有技术”必须有“质”的区别，方可获得专利。说其有形无体，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形式”、“内容”之形来说的。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专利是无用的花架子，没有人愿意去实施，也没有人可能去实施。
好在当代数字技术应用中的这种副产品，远不及历史上那两种无意义的议论影响广泛。主要原因是，另一种声音几乎把这种无意义的议论完全淹没了。真正乘上数字之驹，而没有反过来被它骑在头上的更多的人们，开始在研究的阔野上驰骋。一大批脚踏实地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这些成果中，固然不乏幼稚之作，但它们终归是向上的、欣欣向荣的。的确，现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已使历史不能重演了。国际上已开展起几年的对于数字技术、互联网络给社会(不仅仅是给法学界或知识产权法学界)带来的巨大冲击的研究，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来。国际上多年前已被丢弃的“理论”，即使在中国被独立地再度翻写出来，也仅仅在版权角度有点意义(它不是抄袭或沿用，而可能确是“再创的”，或称“沉渣的再泛起”)，但不再可能被多数了解国际知识产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者误认为“新”东西。
到这里，又要讲几句题外话。沈达明教授在其《衡平法初论》中介绍过，在当代社会，缺少了信托制度，则动产、不动产、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均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于是原先一直坚持“一物一权”信条的法国、日本等等，均先后从英美法系引进了这一制度。沈达明教授的书中曾形象地借德国人的话表达出德国法中的“形而上学”在面临信托制度时遇到的困难：“你认为应该把信托列入《德国民法典》的‘债权篇’还是‘物权篇’?”
真的，如果遇到任何法律问题，都只愿走一概念、二定位、三法律体系、四法律关系的思路，那就有不少路走不通，问题解决不了。欧陆法系国家在20世纪一再引入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即发侵权”、“反向假冒”等初看起来在法理上说不通的概念及原则，已向学习欧陆法系法理的学生们指出：老师都在发展变化，学生决不可再墨守陈规了。
【参考文献】。
[2]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37.
[3]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1卷[a].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商法基本原则论文（优质18篇）篇十八
摘要：商法基本原则是效力贯穿商法始终的根本规则。然而，目前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观点众多，可以说说各持己见。因此，我国商法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商法基本原则是效力贯穿商法始终的根本规则，是对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立法者在商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是构建商法统一规范体系的基础。一直以来，我国商法学界对商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极为重视，并涌现出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然而，纵观目前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可以说是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这一方面昭示了近年来我国商法研究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商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成熟。本文试图在检讨既有观点的基础上，通过“营业”范畴的引入，对商法基本原则进行重构，以期对我国商法基础理论的建设有所助益。
一、界定商法基本原则的几个问题。
1.商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民法是一般私法，商法是特别私法，民商两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法律价值、立法技术等方面存在着若干差异。因此，商法基本原则应当是商法所特有的原则，应当是商法独特性质的标志，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商法基本原则实际上混淆了民法与商法的各自特质，是对商法独立性的无视与损害。因此，在确定商法基本原则时，我们不应将民法基本原则包含其中，虽然某些作为一般私法之表征的民法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也适用于商法规范。
2.商法基本原则与商法具体规则的关系问题。商法的具体规则是仅存在于商法的某一制度或领域的准则，如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主义等。商法的具体规则仅作用于商事关系的某些类型或某些方面，而不作用于商事关系的所有种类或所有方面。因此，商法具体规则与商法基本原则不能等而视之，我们既不能将商法的具体规则人为地拔高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也不能将商法的基本原则人为地贬低为商法的具体规则。
3.商法基本原则的效力贯彻始终性问题。商法基本原则负载着我国社会商事领域的根本价值，应当对自始至终的全部商法规范都具有约束力，因此，效力贯彻始终性成为商法基本原则不可或缺的构成性要素。有学者主张，不要将商法基本原则效力的贯彻始终性绝对化，不能排除某些商法基本原则确实不能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商事法律关系，并且不同的商法规范在价值取向上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偏重。不可否认，任何法律体系中都存在着原则的例外规则，但是，反对将效力贯彻始终性绝对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该特性。商法作为调整商事主体人格的规范化创制和商事行为的规范化实施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基本原则至少应当贯穿于商主体法和商行为法两大部分，而不应该以“适用于商主体规范的基本原则与适用于商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为借口，以商主体的具体原则和商行为的具体原则来代替商法的基本原则。
二、商法基本原则既有观点的检讨。
由于学者们采取的标准与分析问题的角度上的差异，对商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判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林林总总，不下二十余种。概而言之，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二原则说。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包括两项，即保障交易便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该说明显立足于商行为本位主义，仅仅针对商事交易确定商法的基本原则，而忽视了商主体法的根本性规定。
2.三原则说。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包括三项，即保障交易便捷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商主体法定与维持原则。该说通过增加商主体法定与维持原则，弥补了对商主体缺乏根本性规定的缺陷，但仍然未能全面地涵括商法的基础性规范。
3.四原则说。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包括四项，一种说法是商主体严格法定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保障交易简便迅捷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该说通过分别确定商主体法的原则和商行为法的原则来归纳商法基本原则，在我国商法学界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另一种说法是从商自由原则、企业维持原则、商事交易之便捷性原则、商事交易之安全性原则。该说补充列入从商自由原则是其一大亮点。
4.五原则说。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包括五项，一种说法是商主体法定原则、促进交易自由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促进交易便捷原则、确保交易安全原则。该说与“四原则说”中的第一种观点基本相同，只是通过补充“促进交易自由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商行为法的原则。
5.六原则说。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包括六项，一种说法是利润最大化原则、经营自主原则、简便迅捷原则、安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另一种说法是依法自由行使权利原则、维持交易安全原则、商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促进交易便捷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这两种观点都将诸如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民法基本原则纳入到商法基本原则之中，并且，也将严格责任这样的商法具体原则不加区别地上升为基本原则，违背了上述商法基本原则的界定标准。
纵观我国商法基本原则的既有观点，可以说各有千秋，同时也各有缺憾。目前在我国商法学界，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商法基本原则主要有商主体法定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保障交易简便迅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但是，商主体法定原则仅仅涉及商主体法部分，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保障交易简便迅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则只涉及商行为法部分，它们都各针对商法调整对象的一部分，并不具有统辖性和效力贯彻始终性。这样便人为地将商法割裂为主体法和行为法两个部分，造成了商法各基本原则之间相互孤立，并未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可以说，在我国商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中，主体法与行为法“两张皮”的现象非常明显。如何解决各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让它们相互之间形成一个统一又具有开放性的体系?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三、以营业范畴为核心的商法基本原则罗列。
营业是商法的基本制度(商人和商行为)的核心概念。以“营业”范畴为核心，可以将商法的基本原则界定为以下五项：
1.营业维持原则。所谓营业维持原则，是指现代商法通过各种法律手段确保营业组织的稳定、协调和健康发展，维持商主体的法律人格，避免既存的营业组织因为某些瑕疵而归于消灭;鼓励商主体通过营业行为追求营利目的的实现，避免经营活动的无效后果的出现。营业维持原则的基本内容在于支持和鼓励营业。它在法律上声名：鉴于商事营业乃为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动力这一事实，商法必须以支持商事营业为第一位任务，作为与市场社会相对的政治国家也必须把支持商事营业作为其使命，把推行商事法治作为其职责。可见，营业维持原则不仅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和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体创制瑕疵不影响主体存在的制度、商主体法律人格不得轻易否定的制度、商主体法律人格免受成员变动影响的制度、商主体法律人格重整更生的制度、营业财产得以维持的制度、营业行为法律保护制度和营业行为可超越经营范围的制度等。
2.营业自由原则。所谓营业自由原则，是指在法律无明文禁止的前提下，任何民事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主地选择营业目的范围和预期利益目标，并实施相应行为自由进退营业领域和交易市场的资格和权利。营业自由原则是私法自治理念在商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目的在于为商事主体提供一个可以自我决定和自我发展的制度空间。营业自由原则在构建商事权利、确定商法本位、实现效益目标价值和创建商事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发挥着作为基点价值的功能。不仅它自身是商事权利的最原初形态，而且在商法体系内，还可以派生出如商事人格权、商事社员权、商事代理权等各种权利类型，甚至可以衍生出相应地救济性权利。因此可以认为，营业自由的外延不仅包括营业行为的自由，而且包括营业组织的自由。
在商法制度上，营业自由原则是通过体系构建和规范制定的具体适用得以体现出来的，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包括：营业资格的平等获得、投资自由、商事结社自由、选择业种业态的自由、开业歇业自由、公平竞争的自由和内部经营管理的自由等。
3.营业法定原则。所谓营业法定原则，是指围绕商主体人格的规范化创制与商行为的规范化实施，为了维护商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和统一，商法明文规定出各种强制性规范，以排除商主体的任意创设和商事违法行为的发生的立法举措。营业法定原则是国家对于商事领域的干预，是对营业自由自由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商法在对营业自由进行确认与保护的同时，对其进行适当的限制，是保障商事公平和营业安全的必需，同时也是营业效益持续化的保证。可以说，营业法定原则的确立，只不过是为了避免营业自由的滥用所产生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促进私人自治系统的提高与完善，是为了市场机制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最佳效果。
营业法定原则在商法体系中的制度表现，整体上主要有商主体法定和商行为法定。前者具体包括营业资格法定(例如公职人员不得从商)、营业能力法定(例如各国一般都禁止童商)、商主体类型法定、商主体内容法定和商主体公示法定等;后者则具体包括竞业禁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欺诈等。
4.营业便捷原则。所谓营业便捷原则，是指商法贯彻众多的法律手段，力求减少商主体创制和商行为实施过程中的环节，加快营业的进程，促使商主体的营利目的得以高效率地实现。张国键先生指出：“商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为谋达到此种目的，必须力求交易敏捷。因为交易敏捷，从事于商业之人，才能多次反复地交易，得以经济其时间之利用，而达到其营利之目的。”虽然张国键先生主要着眼于商事交易，而忽视了商主体创制过程中的便捷要求，但此论却也恰当地描述了营业便捷原则在商法中的重要地位。营业便捷原则是现代商法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商事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重要原则，虽然我国商法在此问题上还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营业便捷原则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商主体创制的便捷和商行为实施的便捷。前者主要体现于商业登记程序中，例如商业登记的准则主义、形式审查制度、市场准入的简便制度以及商业登记的电子数据化等;后者则主要包括交易定型化(交易形态定型化、交易客体定型化和交易方式定型化)、时效短期化和交易简便化等。
5.营业安全原则。所谓营业安全原则，是指商法通过众多的法律手段维护商事主体的创制人格，保障其交易行为的有效性，确保其人格与行为不被轻易宣告无效或撤销。虽然商事营业贵在便捷，但亦须注意安全。如果只求便捷而不顾安全，商主体的营利目的也不会得到实现。社会化的生产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的营业环境，这便要求商法规范从维护经济秩序出发，建立种种营业安全制度。可见，营业便捷与营业安全这两项原则应当在商法中和谐共存，相互补充，并以此谋求商主体正当利益的实现以及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营业安全原则在商法体系中的制度表现也分为两部分，即商主体创制的安全和商行为实施的安全。前者主要包括商主体强制登记制度、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金制度、商主体人格的表见和拟制制度等;后者则主要包括交易信息披露制度、要式制度、外观制度和无因性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