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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一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接受本案原告有限公司的委托，依法担任其与被告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经过开庭前的调查、庭审质证和辩论，本案的基本事实已清楚。下面，根据本案事实和所涉的法律问题，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下面，针对被告代理人的答辩，本代理人发表如下意见：
一、被告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知投保车辆未年检，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原告投保车辆，其车牌号后三位为390，按照广东省以前的机动车年审规定，是以车牌尾数对应的月份为准，如本案车辆号牌尾数为0，因此应在10月年审，委托人也一直误以为其车辆年审时间为每年10月，而不知道广东省在下半年已改变了年审办法，均以行驶证登记日期为准，因此委托人实际应在5月底前年审，但由于其误解，而导致出险时车辆未年审。本案所涉车辆的行驶证在5月底没有年审，就应该过期，原告在投保车辆时间是6月29日，被告核对对车辆行驶证等证件原件及之后接受原告交付的车辆行驶证等复印件资料时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见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了解该车行驶证没有年检这一事实，且被告签发保单，视为同意承保，投保人已经就该保险合同已经缴纳保险费。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可见，保险上的告知义务中我国实行的是询问告知，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是在理解清楚投保人告知事项的基础上决定的，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告知事项不实而仍然与之订立保险合同，却在出险时又以此为由不承担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此，行驶证未年审，如果保险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经了解这些事实，在车辆发生事故时，保险公司不能以免责条款为由解除合同，或者推卸保险责任。
二、被告拒付保险金的行为违背保险的职能。
保险的其本职能是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保险作为人类应付自然灾害和意外风险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分散风险。保险组织通过向投保人上收取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当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用保险基金进行补偿。这实际上就是用广大投保人的钱来补偿一部分被保险人的损失，或者说将一部分人面临的危险分摊给广大投保人，通过保险补偿，被保险人能够用获得的保险金重新购置财产，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提高了人们对危险的承受能力。被告不付保险金的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保险的职能要求。
三、根据保险法理论，车辆未经年检不予理赔的免责条款本身就违反了保险的有关原则，属于恶意的免责条款。
保险公司在保险条款中设立车辆未经年检、无行驶证、无号牌、检验不合格则不予赔等的免责条款，从条款的表面用意来看，主要是为了杜绝无证驾驶、无牌驾驶、驾驶不合格的机动车辆。但是，从条款的深层目的来看，保险公司之所以将这些的情形列为免责条款，乃是因为在这些情形下，驾驶机动车的危险将比正常驾驶的危险增加，出险几率较高，因此将其列为免责条款。
但是，机动车未经年检，危险是否一定增加？凡是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得出结论：未经年检的车辆不一定不合格。比如，刚买一年的新车没有年检，其不合格的几率很小。而本案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情况，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粤b28390车经过鉴定，证实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各项汽车性能均在合格范围内，既然车辆检验合格，那么，车辆出险的危险并没有增加，从而保险公司就不应以此拒赔。而保险公司将“车辆未经年检”混迹于“无行驶证”、“无号牌”、“检验不合格”等情形之中，实有“浑水免责”之嫌。
而且，还需要强调的保险法原理是，在免责事由与事故结果之间，必须存在近因关系。近因原则不仅体现在被保险人索赔时需要主张原因与事故之间存在近因关系，还体现在保险人主张免责时，必须证明免责条款中的内容必须与事故之间具有近因关系。就本案来说，保险公司如欲以车辆未经年检的免责条款拒赔，必须证明车辆未经年检是造成保险事故的近因，否则不能拒赔。而恰恰在这点上，由于本案交通事故的原因是驾驶员本身，这与车辆未经年检的免责条款风马牛不相及，保险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事故发生与车辆未经检验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保险公司也是无由拒赔。
四、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不利提供格式条款的被告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假设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责任免责条款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的”对双方有约束力，也应作出有利于原告的理解。
（一）按法律规定，原告的车辆现在是每年检验一次。在也就是说205月-4月原告在这一年内的任何一天进行安全技术检验，都符合法律规定。只要检验合格，就认为这一年度年检合格。年5月―204月是第二个检验年度，在这一年里任何一天进行安全技术检验，都符合法律规定。只是检验合格，就认为这一年度年检合格。在未按规定，可以理解为法律规定，也可以理解为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的情况下，应理解为按法律规定。即在年检年度内任何一天检车，都属于按规定年检。这样理解有利于符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在2009年9月检车，属于按规定年检，被告应予赔偿。
（二）原告在2009年5月―2010年4月的年检年度内，是于2009年9月进行的年检，比年检年度的的起始时间2009年5月晚4个月，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提出异议，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的禁反言原则，被告无权对2009年5月-2010年4月年度年检未在2009年4月份检车提出异议。
（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安全技术检验的目的看，是为了避免机动车安全性能不合格，给他人造成损失，认为年检合格，推定这一年内机动车的安全性能是合格的。原告是2009年9月进行的年检，可以推定2009年9月之前，原告的机动车是合格的，原告年检的日期是2009年9月，离事故发生时间2009年7月17日不到三个月，应认为车辆在发生事故时是合格车辆，原告在2009年7月17日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应予赔偿，被告拒赔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四）事故认定书载明，“司机驾车行进中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说明该起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未注意到前方情况，操作失误，与车辆的性能无关。发生保险事故的原因与保险车辆在2009年5月份没年检没有因果关系。
五、保险条款的第三条第二项因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且保险人未尽说明提示义务而无效，被告应当给予保险赔偿。
被告认为，本案肇事车辆未经年检，依保险条款的约定，被告应当免责。我们先来仔细分析该条款吧：
首先，年检是公安机关为保障社会公共交通安全而对机动车进行的定期强制检测，目的是确保车辆能够安全行驶。这种检测只能证明被检车辆在检测时是合格适用的，而不能保证在下一个年检周期内一直合格适用，所以年检只是行政机关管理车辆的权宜之计。未参加年检，仅仅是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理应接受行政机关的处罚；如果发生事故，在责任认定和承担上依法可以适当加重。但这不应该成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保险公司免责的引用。
其次，事故车辆在事故后送检测，结论为“合格”。既然是合格的，说明事故车辆是符合上路行驶的实质要件的，造成事故不是车辆自身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事故车辆在实质上是合格的。
最后，事故认定书载明，“司机驾车行进中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说明该起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未注意到前方情况，操作失误，与车辆的性能无关。
另外，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必须予以明确说明，但本案被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此义务，该免责条款依法不发生效力。
六、被告拟定的保险合同中与本案有关的免责条款，显失公平，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应当确认无效。
《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合同法》第40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保险法》第11条：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综上，保险条款的第三条第二项因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显失公平且保险人未尽说明提示义务而无效，被告应当给予保险赔偿。
综上，代理人认为，原告请求被告赔偿车辆损失保险金元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拒赔无理，请求法庭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二
尊敬的审判长：
本律师作为三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争对本案激活条款约定免责是否有效、保险卡是否已经激活以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法庭在合议时能予以考虑：
一、单论激活条款约定，该约定属于保险人免责条款，未明确告知投保人未激活的后果，该格式条款加重投保人责任、免除保险人责任，激活条款约定免责无效。
激活条款表面为生效条款，实为未激活被告某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人未对该未激活条款免责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在庭审中被告某财产保险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保险卡未激活就可以免除赔偿责任。因此，该激活条款约定免责无效。
二、经过法庭审理，通过被告某保险代理公司佐证与被告某保险公司事后医院查勘的事实可以确认保险卡已经激活。
仅登记姓名及身份证号。
2、意外事故发生后，被告某公司工作人员到宁乡县人民医院看望了投保人，并做查勘，告知原告收集理赔资料交被告某保险代理公司进行理赔。这也足以说明保险卡已经激活，未激活系统中不会有投保人投保信息，被告某公司在没有任何投保人信息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到医院查勘，更不可能让原告收集理赔资料理赔。上述事实宁乡县双燕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被告某公司出具的《关于投保人理赔案件的事由说明》第2点、第3点及第5点可以印证。
综上，原告认为，本案所涉保险卡已经激活，被告某保险公司应当履行赔偿义务。即使未激活，被告某保险公司并未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激活免责的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保险卡交付投保人，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被告某公司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保障投保人合法权益，以上意见望法庭采纳。
代理律师：刘朋辉。
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二o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6.保险代理人的作用是什么。
7.平安保险代理合同。
8.车辆商业险有哪些不予理赔的情况。
9.为什么第三者责任险要保100万。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三
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是当前社会中常见的民事案件之一，往往涉及到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权益关系。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我有幸参与处理了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件，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经历。在这个案件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劳动关系的复杂性，也学到了许多关于处理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宝贵经验。
二、案件背景。
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涉及一家私营企业和一名雇员之间的争议。雇员辞职后向企业提出离职赔偿要求，企业拒绝支付，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在劳动法律的框架下，我们需要审查雇佣合同、离职协议和相关证据，以准确排查争议的核心问题，并在司法程序中维护公正和平衡。我们在案件的整个过程中，秉持客观、公正、公正原则，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三、案件分析。
在对案件进行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纠纷的核心焦点是解雇赔偿金的计算。根据国家劳动法的规定，雇员在离职时有权获得一定数额的解雇赔偿金。然而，在这个案件中，企业主张雇员的辞职是自愿的，并不应该支付离职赔偿金。我们深入研究了劳动法的相关法规和先例，并仔细分析了雇佣合同和离职协议的条款。最终，我们得出了结论，认为雇员的离职并非完全自愿，其背后存在一些迫使劳动关系终止的因素，因此他享有离职赔偿金的权益。
四、案件结果。
在法庭上，我们呈堂证供了相关证据和分析结果，并进行了充分的辩论。法官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并最终做出了裁决。根据法官的判决，雇员有权获得一定数额的离职赔偿金，并应由企业支付。这一结果既保护了雇员的权益，又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和公平。
通过这次案件，我深刻认识到处理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重要性和挑战性。首先，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劳动法的相关法规和先例，以为我们的辩护提供有力的支持。其次，我们需要仔细审查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和协议，并仔细分析其中的条款和细节。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始终坚守公正和公平的原则，在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同时，也要尊重法律的权威。
此外，这次案件还让我意识到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劳动合同纠纷不仅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分配，还关乎当事人的尊严和自由。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我们需要关注当事人的情感需求，并与他们进行良好的沟通。只有建立了对当事人的信任和尊重，我们才能更好地维护他们的权益。
综上所述，处理劳动合同纠纷案件需要全面的法律知识和敏锐的分析能力。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应该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以更好地为当事人服务，并为社会稳定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四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重庆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原告或某汽车销售公司)的委托，担任该公司诉重庆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被告或运输某公司)汽车消费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通过详细了解案情，分析证据和查阅相关法律法规，现就该案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审理参考：
本案中，被告某公司为拓展挂靠业务而找到购车人，购车人到某汽车销售公司购车后挂靠在某运输公司，应付车款由某公司集中起来统一分期交给某汽车销售公司，再由某汽车销售公司付给银行，并且某公司为所有挂靠在其名下而从某汽车销售公司购车的购车人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本案原告某汽车销售公司是依据双方于10月19日签定的《协议》而起诉某公司，该无名《协议》从内容上不难看出实际上是一份保证合同，因此本案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为妥。
二、根据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连带担保责任中债权人有通过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或者单独起诉保证人实现自己诉权的选择权。本案仅列某公司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6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该条款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以及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也有两种基本方式即《担保法》第18条规定的约定连带责任保证以及第19条规定的推定连带责任保证。
由此可见，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责任不是一般保证的补充责任，即保证人无先诉抗辩权，债务人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自主选择由债务人来履行债务还是由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无论选择谁，债务人或保证人都无权拒绝。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对保证合同纠纷发生时被告的确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规定，该条款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换而言之，在连带责任保证纠纷中，如债权人对保证人和债务人均提起诉讼，则应将保证人和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如债权人仅起诉债务人而放弃对保证人的诉权，则仅将债务人作为被告;如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且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只将保证人列为被告。
本案中，某汽车销售公司与某运输公司《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了某公司的连带责任也适用《中国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合同》等的规定，该系列文件中均明确规定了某运输公司为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原告仅起诉被告某运输公司是合法的，法院应只将保证人某运输公司列为被告，而无须追加购车人进入诉讼程序，增加讼累。
三、本案中原告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并且形成了新的保证合同。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时效中断的，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对被告的欠款多次催还，并且12月5日，双方对帐认可了欠款数额，诉讼时效中断，重新开始计算。截止原告起诉时，甚至今天，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法释[]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之规定，本案被告与原告对帐确认欠款数额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新的保证合同，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四、本案欠款数额的确认应以诉讼请求为准。
通过对账，总欠款数额为12.18元，利息9321.27元(计至7月17日)。至于8865元保险赔款有争议，但某运输公司无法出具相关证据，因此原告认为，法院应该支持原告请求。至于405#、411#已还牌照，所谓欠款无法追回，这是某运输公司内部管理的范围，不能对抗原告的债权和其连带保证责任，因此，该11375.48元也不能扣除。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法院依法判决，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维护法制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尊严。
此致
重庆市xxx区人民法院。
重庆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李国意。
二00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五
案中被告吴某xx与原告均未提供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任何证据，因此不能认定本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魏某xx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假设被告魏某xx对涉案借款需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逾期还款利息也只能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第九条也规定“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据此，本案逾期还款利息只可以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算。
以上代理意见，期待法庭合理采纳，谢谢!
代理人：
秦皇岛陈立峰律师事务所整理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因a(以下简称a)诉b(以下简称b)、d、g借款合同纠纷一案，xxx律师事务所接受a的委托，依法指派xxx律师作为a的代理人参与了本案的庭审。现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及庭审情况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a与b签订的借款合同真实有效，a完全履行了向b放款300万元的合同义务，而b对于收到该借款的事实也予以了明确确认。
1、2013年9月10日，a与b签订a流借字(2013年)第870号借款合同，约定b向a借款金额为300万元，月息13‰，逾期罚息26‰，借款期限七个月(从2013年9月10日起至2014年4月10日止)。该借款合同是双方在a住所地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真实有效的合同，且b对该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予以承认。
2、当借款合同与借据约定不一致时，以借据为准。该借款合同第三条款项下，借款期限起始日与借款借据不一致时，以第一次放款时的借据所载实际放款日期为准，本条第一款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作相应调整。b与a签订该借款合同于2013年9月10日，但实际放款日为2013年11月13日，即借款期限起始日应当以借据载明的日期2013年11月13日为准。且还款日期调整为2014年3月13日，借款期限为四个月。
3、该合同约定借款人b违约时，由b承担贷款人a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本案a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支付的律师费12万元应由b承担。
二、b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仍拖欠a借款300万元本金及利息。
1、2013年11月12日,b以授权委托书的形式授权予其法定代表人c接收a发放的300万元借款。2013年11月13日,a根据b的指示将借款300万元转至案外人c名下的xx银行xx支行账户上(卡号为)，并由案外人c将该借款转交b。以支付凭证为依据，且经过庭审核实确认，b已收到上述借款，但b未能按期履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
3、以a与c借款发放回收凭证和a与b借款发放回收凭证这两组证据清楚表明，b与a签订并履行的多份借款合同中，b系通过案外人c的账户接收借款，通过案外人c或f的银行账户予以还款，虽存在交叉还款，但案外人c与a之间的借款关系同b与a之间的借款关系明确区分开，借款还款账目一一对应，根本不存在混淆的现象。至于b在2013年11月11日归还的300万元，并非其偿还本案诉争借款合同的借款，而系b偿还其先前所欠a其他借款合同的款项。因放款日期调整，2013年11月13日，a才将本案诉争的300万元借款转入b指定的c账户，该借款至今仍未归还。
因此，请求b偿还300万元借款的诉求应得到支持。
三、d本人与a签订的保证合同真实有效，不存在套用其他保证合同的行为,d与g系夫妻，应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1、g与d系合法夫妻，经协商一致，g签署了配偶同意确认书，同意d以夫妻共同财产为b与a签订的a流借字(2013年)第870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
2、2013年9月10日，d与a签订了a流保字(2013年)第870-1号保证合同，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本金及利息、罚息、违约金和a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两年。该保证合同真实有效。
3、d和g承认该保证合同系对2013年9月10日那份借款合同进行的担保，即承认对a流借字(2013年)第870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本案诉争就是a流借字(2013年)第870号借款合同，所以，不存在套用其他保证合同的事实，d和g应对该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当得到法院支持。望贵院公正判决。
此致
xxx法院。
代理人：
2.民间借贷的代理词范文一则。
8.金融借款合同答辩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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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六
保证合同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达成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代为履行或连带责任的协议。今天本站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2篇保证合同纠纷代理词相关范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重庆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原告或某汽车销售公司)的委托，担任该公司诉重庆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被告或运输某公司)汽车消费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通过详细了解案情，分析证据和查阅相关法律法规，现就该案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审理参考：
本案中，被告某公司为拓展挂靠业务而找到购车人，购车人到某汽车销售公司购车后挂靠在某运输公司，应付车款由某公司集中起来统一分期交给某汽车销售公司，再由某汽车销售公司付给银行，并且某公司为所有挂靠在其名下而从某汽车销售公司购车的购车人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本案原告某汽车销售公司是依据双方于20xx年10月19日签定的《协议》而起诉某公司，该无名《协议》从内容上不难看出实际上是一份保证合同，因此本案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为妥。
二、根据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连带担保责任中债权人有通过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或者单独起诉保证人实现自己诉权的选择权。本案仅列某公司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6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该条款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以及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也有两种基本方式即《担保法》第18条规定的约定连带责任保证以及第19条规定的推定连带责任保证。
由此可见，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责任不是一般保证的补充责任，即保证人无先诉抗辩权，债务人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自主选择由债务人来履行债务还是由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无论选择谁，债务人或保证人都无权拒绝。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对保证合同纠纷发生时被告的确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规定，该条款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换而言之，在连带责任保证纠纷中，如债权人对保证人和债务人均提起诉讼，则应将保证人和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如债权人仅起诉债务人而放弃对保证人的诉权，则仅将债务人作为被告;如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且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只将保证人列为被告。
本案中，某汽车销售公司与某运输公司《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了某公司的连带责任也适用《中国银行个人汽车消费。
借款合同。
》等的规定，该系列文件中均明确规定了某运输公司为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原告仅起诉被告某运输公司是合法的，法院应只将保证人某运输公司列为被告，而无须追加购车人进入诉讼程序，增加讼累。
三、本案中原告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并且形成了新的保证合同。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时效中断的，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对被告的欠款多次催还，并且20xx年12月5日，双方对帐认可了欠款数额，诉讼时效中断，重新开始计算。截止原告起诉时，甚至今天，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
通知书。
上签字问题的批复》(法释[20xx]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之规定，本案被告与原告对帐确认欠款数额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新的保证合同，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四、本案欠款数额的确认应以诉讼请求为准。
通过对账，总欠款数额为120xx2.18元，利息9321.27元(计至20xx年7月17日)。至于8865元保险赔款有争议，但某运输公司无法出具相关证据，因此原告认为，法院应该支持原告请求。至于405#、411#已还牌照，所谓欠款无法追回，这是某运输公司内部管理的范围，不能对抗原告的债权和其连带保证责任，因此，该11375.48元也不能扣除。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法院依法判决，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维护法制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尊严。
此致
重庆市xxx区人民法院。
重庆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李国意。
20xx年三月二十六日。
尊敬的审判员：
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姚旭伟的委托，指派何高峰律师、周军渠实习律师担任宣xx诉姚xx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一审的诉讼代理人。现根据庭审质证和认证的证据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围绕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作为出借人没有履行款项的出借义务，被告作为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
1、本案讼争款项的实际所有权人是楼xx，而非原告宣哲琼;原告并没有按《。
借条。
》约定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给主债务人陈xx。
本案中，虽原、被告及主债务人陈xx于20xx年12月11日签订了《借条》。《借条》约定：原告作为出借人向主债务人陈xx出借人民币30万元，并以现金方式支付。这是本案的一个基本事实。但从庭审调查及原告的陈述可以证明，原告没有依约以现金方式出借给债务人陈xx款项，即原告并没有履行《借条》约定的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款项的出借义务，故《借条》作为民间借贷合同并没有得到实际履行。
相反，依照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定的一个客观事实是：20xx年12月11日案外人楼xx通过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以转帐的形式，向案外人(主债务人)划入现金30万元人民币。
关于案外人楼xx划款的性质问题，虽依据主债务人陈云义在法院的询问笔录陈述，其认为该款项属借款。但由于原告拒不同意陈xx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活动，陈xx无法就该笔款项的性质在庭审时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无法就其所作的解释和说明提供证据和接受原、被告的质询;又，案外人楼xx又未能出庭作证。故就通过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以转帐的形式划转的30万元款项，由于转出户和转入户均未出庭，且均非本案的诉讼主体，该款项的性质、用途无从考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即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
打个比方，该款项非唯一指向系案外人之间的借款，即不能排除系案外人楼xx和陈xx之间的正常货物买卖款项或其它合同性质的款项!
2、本案的两个主要证据---《借条》和《银行划转票据》系两个独立的合同，双方之间互相独立，并不重叠。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的形式可以是多种的，包括书面形式和其它形式，而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合同书、数据电文等可以有形表现出来所载内容的形式。本案中即存在两份合同，一份是《借条》，以合同书形式签订确认;一份是银行的划转票据，以客户回单联的形式确定。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无论是借款合同或是其它民事合同，均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借条》的合同主体是原告、陈xx与被告，它们之间是借款担保合同关系;而《银行票据》的合同主体是案外人楼xx和陈xx，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尚不能确定。由于两份合同关系、合同主体均不一致，两者之间互相独立、并不重叠。
再退一步讲，如果按原告的角落解释，该款项系原告通过或委托楼xx的帐户来履行出借义务。那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借款的主体就变更成了楼xx而非原告了，即原告委托(或通过)楼xx出借30万元给案外人陈云义，那么本案的合同性质是委托贷款合同，而非借款合同。其主体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而且由于合同性质从借款协议变更成委托代款协议，被告作为保证人自然不再承担原借款协议中的保证人责任。
另外，通过或委托案外人履行借款义务其合同主体的确定，到目前为止的法律依据只有是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认为原告即是借款主体没有法律支持。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被告对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债权凭证的持有人并非债权人或债权受让人的，可以驳回起诉。本案有充足证据证明款项并非原告所有和原告出借，故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3、案外人楼xx对于其银行卡及卡内的款项享有完全所有权，不存在由原告代持或原告委托楼金亚代持的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65条规定：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账户;凡在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单位，应当凭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申领单位卡;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2点规定：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
通过上述法律，清晰地指出持卡人的定义以及持卡人对卡及卡内款项所有权的确定。且不说该款项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即使按原告的说法该款项系原告通过楼xx卡内转款，其行为亦是原告与楼xx之间的关系，与被告无关。
综合以上，代理人认为从本案可以确定的两个基本法律事实：案外人楼xx在其帐内划转30万元给案外人主债务人陈xx;原告与案外人主债务人陈云义、被告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而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的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且存在重叠的证据。又，原告拒绝案外人陈xx出庭，也没有在规定时限内要求案外人楼xx出庭，故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故此，代理人认为：原告与主债务人陈xx之间借贷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本案被告不承担保证责任。
二、本案中原告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损害保证人利益，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1、本案中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故意在利息及利息支付方式上对保证人予以隐瞒，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名义利息与实际利息相差4倍，而利息支付方式是在借款款项中直接划扣。
在法庭调查阶段，贵院出示了对本案主债务人陈云义所作的两次谈话笔录。在该两次谈话笔录中，主债务人陈xx均陈述当陈xx得到从案外人楼xx账户的款项后，立即取出20xx0万元，将其中的18000元作为利息交予原告，原告没有出具收据。
《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为月息1.5%，基本符合保证人所在地当时的融资利息;《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支付方式为到期本息，也是符合一般的民间借贷惯例。但从谈话笔录中反映，原告与主债务人之间的实际借款利息高达月息6%，则远远超出，远远超出了保证人所在地当时的融资成本，是银行贷款利率的近12倍!而且利息的支付方式，竟又是在出借款项中直接予以扣除!
国务院于1981年5月8日就颁布《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明确规定“必须严格区别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与农村高利贷活动。”民间借贷是属于互助性质的行为，其利息一般不高;而高利贷的放贷则是利息畸高，远超出银行利息四倍。高利贷作为旧社会的产物一直受政策打击被人民诟骂，如果被告知道原告与主债务人之间的利息是月息6%，是绝对不会提供保证担保的。而通过《谈话笔录》，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月息6%是主合同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为欺骗保证人故意在借条中写明为月息1.5%,但在交付借款中主合同当事人又心照不宣地履行的月息6%的约定,且在交付出借款项时即一次性予以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0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规定，即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同样是在贵院出示的对本案主债务人陈xx所作的两次谈话笔录，主债务人陈xx均陈述款项的实际需要人并非主债务人陈xx而系他人，即陈xx系代他人向原告借款，而原告对此显然也是知情的。然而这些，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却故意对保证人予以隐瞒，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对此，依据前款论述，保证人依法亦不应承担责任。
三、本案原告存在擅自修改借条，其行为性质恶劣并进而影响其陈述的真实性。
本案的主要证据《借条》，原告存在故意修改的情况。原告故意在《借条》第7行空格上15%和600字样，以图要求增加主债务人和担保人的责任。但这些事后添加痕迹明显，这充分反映了原告的非诚信和谎骗的事实。
另外，该原告故意填写也为原告解释不清的诉讼请求所印证。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审判员的三次要求释明下，仍不能解释清楚，最后竟提出按每天450元计算利息。于此，也可以反映出原告故意填写及与真实情况的相悖性。
最后，该故意修改填写也为贵院向主债务人所作的两份笔录加以印证。在该两份笔录中，主债务人陈云义均陈述该第7行原先为空白，系原告事后添加。
四、本案原告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主张，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责任。
原告向法庭所提供的主要证据---《借条》及《银行划转单》，在前节已有论述，故不再复述。代理人认为两者系互相独立，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证明原告已履行出借款项的事实。
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另一组证据是所谓的银行证明和银行卡。对此代理人认为这些证据显然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尤其是银行证明。所谓的银行证明，没有单位公章和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银行卡，则只能证明款项系该卡划转，而卡的评估为案外人楼xx。
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被告多次向法院申请追加主债务人陈xx为本案被告，法院亦多次向原告释明，希望通过追加被告的方式来查明本案事实情况，但原告一直拒不同意追加主债务人为本案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以及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代理人认为主债务人在法院里的调查笔录内容，应该作为本案的事实加以认定，且代理人有合理理由怀疑，在本案中存在原告与主债务人恶意串通，在违背保证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促使保证人做出保证的情形。
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原告并未履行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义务，且存在着原告与主债务人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行为，故作为保证人的被告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原告诉请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诉讼主张和诉讼目的。故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重视并予以采纳。
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
何高峰、周军渠。
20xx年八月二十五日。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七
(一)
物业管理服务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在促进城市住宅小区管理现代化、专业化方面取得了瞩目成绩，但是由于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制度远未健全，从而产生大量矛盾。由此引发的诉诸法院的案件也连续多年大幅上升，从中反映出的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和解决。
(一)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在房地产案件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大。
物业管理涉及物业的方方面面，加之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因物业管理问题向房管、物价部门的投诉一直居高不下，在主管部门协调处理不能完全解决纠纷后，当事人转而向法院起诉。近年来，因物业管理而产生的各类纠纷增长迅速，在房地产案件中所占比例也逐渐增大。据统计，2006年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共受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24件，占全部房地产案件的8.2%;2007年受理38件，较2006年增长36.9%，占全部房地产案件的10.4%;截至今年6月15日，已经受理物业合同纠纷案件27件。物业管理纠纷数量的激增与近年佳木斯地区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以及物业管理活动频繁深化密切相关。
(二)涉案主体与类型复杂化，已超出合同纠纷范畴。
经到期，物业管理企业无权收取物业管理费要求退费的案件，有业主委员会解聘物业管理企业的案件，有业主认为公摊水电费计算不公，要求重新计算公布的案件，有业主认为物业管理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具有瑕疵导致人身、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案件等等，不一而足。
(三)系列案件多，调解成功率低，当事人矛盾僵持不下。
部分物业管理纠纷中，物业管理企业作为原告追讨物业费案件时，经常一次起诉即将数个乃至数十个业主列为被告，而法院为保证审判结果的同一性，会将该类案件交由同一合议庭合并审理，并同时宣判，使本已捉襟见肘的人力资源更显紧张。同时，部分案件涉及同一小区类似情况的处理，工作稍有疏忽，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另外，由于该类案件，多数以物业管理企业为原告，因其害怕调解退让后导致连锁反应，而物业公司与业主的矛盾较为激烈，故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调解成功率相对低于其他民事案件。
(四)法律关系复杂，审理具有一定难度。
物业管理法律关系涉及多方面利益主体：参与物业管理诉讼的当事人既有业主、物业使用人或业主委员会，也有物业管理企业、开发商，既可能涉及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的关系，业主或使用人与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侵权关系、业主或使用人与业委会之间的关系，由可能涉及开发商与物业关系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关系、开发商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物业用房配置和移交关系，此类纠纷又与我国近年来的住房制度改革及各地政策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地域性特征，而地方规范性文件效力不高，法院处理该类案件不能将之作为依据，给法律的正确适用带来一定难度。
(一)物业管理立法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是物业管理纠纷不断增多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已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操作性不强，法院审判只能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参照部门规章、地方法规进行处理，而这些法规、规章又语焉不详，甚或出现矛盾现象，比如对首期物业维修基金的交缴主体，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建设部《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法》之间具有明显冲突，使得法院在处理该类纠纷时缺乏明确依据，又比如业委会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立他字第46号复函已明确业主委员会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但问题是业委会并不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难以作为被告承担责任，这与当事人平等的民事诉讼原则相悖，也使得相关审判工作颇为棘手，实体与程序法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法律的正确适用。
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在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之前，建设单位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应当签订书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实践中，开发商根据该条规定单方面指定前期物业管理企业，而且约定的服务期限一般较长，开发商享有指定物业公司、确定物业管理收费数额的权利，却不承担任何义务;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由开发商与物业公司拟定，业主只能被动接受。由于相当一部分物业管理企业从属于开发商，因此在物业的接管过程中物业管理企业难以为业主把关，为日后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向阳法院受理的物业管理纠纷有近一半是开发商遗留问题引发，比如开发商售后服务意识不足，存在配套设施不完善、房屋质量较差等情况，导致业主入住后出现各种问题，业主在与开发商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往往以开发商与物业管理企业实为一体为由，把矛头对准物业管理企业，拒绝交纳相应物业管理费用。
(三)物业管理企业角色错位，服务行为不规范，是产生物业管理纠纷的直接原因。
作为物业管理法律关系的一方，物业管理企业应按业主委托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并尽力维护业主权益，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但实践中，部分物业管理企业却将自己凌驾于业主之上，采用不正当手段强制业主服从管理，无视甚至动辄侵害业主权益，促使矛盾激化。少数物业管理企业不具备相应物业管理条件或资质，相应技术人员未持有上岗证，有的物业管理企业规模小、成本高、经济效益差，服务质量低下。
(四)业主自治组织发育不良、行为尚须规范，是物业管理纠纷增加的重要因素。
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对业主自治机构业主大会、业委会的成立运作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从整体情况来看，业主自治组织的发育离健康、完善的标准还相差甚远，即使已经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也存在着经济关系不明确、权利义务不清、作用发挥不理想等问题，导致一些物业管理企业收费行为不规范，业主无法有效行使物业管理的选聘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甚至个别业委会成员不能自律，以满足个人利益为由，要挟物业公司，从而影响了物业管理的正常进行和大多数业主的利益。另外，业主之间就共同利益问题难以迅速达成一致，也是业主自治组织运作不尽如人意的一大原因，在向阳法院受理的物业管理纠纷案件中，即存在大型小区内业主对是否续聘物业管理企业意见不一导致部分业主要求物业公司撤走、部分业主要求维持现状的情况。
(一)完善立法，做到有法可依。
参照有关国家先进立法例，尽快出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对物业管理法律关系中的各种权利义务内容作出规定，明确各民事主体的诉讼地位与救济手段。
(二)理清开发商与物业管理企业的关系，保证物业管理企业的选聘真正体现业主意志由于开发商委托其下属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物业管理的行为已经带来不少弊端，建议有关部门规范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程序，加强监督管理，力保招投标工作透明化、公正化。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出台规定，实行回避制度，限制开发商下属物业管理企业参加该开发商的前期物业委托招标活动，以尽可能杜绝开发商与物业管理企业的利益联系渠道。
(三)加大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力度，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物业服务进行评估、监测。
与物业管理行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全面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责，当前主要是价格主管部门有必要加强对物业服务收费情况检查、监督的频率、力度。当前，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范围缩小，市场调节价范围扩大，而相关法规又未规定违反指导价的责任后果，致使一些小区的住宅物业服务收费远高于政府指导价，由此产生的纠纷呈爆发增长态势。这种情况下，物价与房管部门应及时干预，指导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就物业收费标准达成一致，以减少纷争。另外，建议引入具有评估、监测功能的第三方机构，就物业服务标准、物业公司资质等级等进行鉴定，保障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的合法权益，以利于物业管理市场的良性运作。
监督业主自治组织的职责，有必要建立相互之间的工作联系机制。当前，急需理清业主自治组织与城市居委会的关系，以尽力解决现在一些住宅小区业委会换届选举不规范、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问题。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八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1，男，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2，女，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女，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某，女，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女，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男，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女，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xxx0)徐民三(民)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特依法上诉贵院。
上诉请求
1、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xxx0)徐民三(民)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或者由贵院查清事实径行改判。
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本案一审判决，定性不当，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该房屋买卖合同须由上诉人四人共同行为，且以被告黄某为主导。
无论是合同的发起还是合同的履行(钱款往来)其中真正的主导应是上诉人黄某，而非上诉人谢某1。一审法院认为，谢某1始终代表四名上诉人，显然定性不当。
首先，涉案房屋是以黄某母亲陶某所得动迁款项为大部分钱款所购置，且至今谢某1仍与妻子、岳父、母共同居住。从整个房屋买卖过程来看，是由黄某提出售房，并让谢某1陪同前往中介公司办理挂牌，之后与被上诉人的多次交涉，都由黄某出面，甚至被上诉人的两次付款均是由黄某收款(谢并不在场)，且汇入账户也是黄某私人账户。而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一审证据(8月19日的电话录音)显示，谢某1在与被上诉人协商该房屋买卖合同的过程中，明确表示关于房屋买卖的问题“我回去也要商量”，足见谢某1不可能代表所有上诉人，他也自知无法代表所有上诉人。
再者，虽然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四名上诉人的联系电话都为谢某1一人手机号码，但并不能表明谢某1就取得了其余三人的全权委托。仅填写谢某1一人手机号码，一则是为了便于进行及时联系，二则也只能说明，由谢某1作为联系人而已。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谢某1始终代表四被告与中介和原告进行房屋交易事宜的协商，……”，故而推定谢某1就取得了代理权的原因之一，这显然是扩大了仅作为联系人的权利范围，并且也忽视了其余上诉人应享有的对房屋的处分权。
二、7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效力待定协议。
7月25日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系中介制作，乃甲方谢某1与乙方朱某私下拟订。在甲方一栏仅有上诉人谢某1一人签字，其他上诉人当时并不知情，后来知晓该事后，明确表示反对，至今其他上诉人对该协议坚决不予追认。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不得转让。上诉人认为，第一，上诉人谢某1根本不构成表见代理，不能代理其他被告作出该意思表示;第二，该协议违背了除谢某1之外三人的真实意思表达，且不予追认;第三，该协议并未生效，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故该协议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在该合同不具备形式要件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其余三名上诉人授权于谢的情况下，仅以内心确认的方式，推定谢具备缔约的代理权，从而认定7月25日协议有效的理由之一是与事实不符，也于法无据的。
至于上诉人黄某及其母陶某其女谢某2于8月8日前往交易中心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三名上诉人始终不予承认7月25日签订的“协议”的有效性，但迫于房屋产权证原件仍握在房产中介手中(现在房产证仍旧在房产中介处)，三人是出于索要房产证原件的目的而前去，并非是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意思表示。退一步讲，若四人真是前往办理过户登记，当场得知仅仅修改合同中的过户登记时间，即能办理过户登记，当天马上即可进行修改，无须拖延。而事实并非如此。故一审法院认定四被告前往交易中心就是办理过户手续，并进一步推定三名上诉人用行为对7月25日之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认可及追认，显然不符合逻辑。
三、约定违约金数额畸高，违约条款应为无效。
上诉人谢某1与被上诉人于7月25日签订的.协议中约定，若一方构成违约，则按照房价款的日百分之一计算违约金，该违约金条款无效。
首先，7月25日所签订“协议”是由中介公司提供，合同解释应作对被上诉人不利解释。一审中，上诉人曾就提出被上诉人与中介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因被上诉人承诺若该房屋买卖成交，则由其单独向房屋中介公司支付全部佣金。显然，该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其真正目的是针对上诉人而设定，不具诚实性。
其次，3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及时得以履行，其责任因由被上诉人承担，因被上诉人钱款无法及时到位所导致。至7月25日，被上诉人钱款已到位，故向上诉人提出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即7月25日之“协议”)，并在协议中约定数额畸高违约金，显然是出于保护被上诉人目的，不具公平性。
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条，一再强调违约金应“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本案中的违约金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当属无效，不应予以支持。
综观本案，原系被上诉人由于无法按时筹措钱款履行合同，导致合同没有按时过户，系违约在先。上诉人之一谢某1在无授权情况下，仅一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延期过户协议，该延期过户协议应属效力待定，不应成为本案判决之依据。此外，本案涉案金额高达209万元，属争议额较大的案件，且一方人数众多并存在责任不一，涉及的法律关系又较为复杂，一审期间上诉人曾提出希望该案件转为普通程序，以便于法院更好的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然而一审法院并没有采纳上诉人的建议，反而在还没有查明事实，又缺乏有力证据的前提下，并加以判决，导致上诉人一审败诉，并将面临将市值高达250万元的房屋近似无偿地转让于被上诉人。上诉人家中耄耋老人无不老泪纵横，茶饭不思，每每想至即将无处安老，悲痛欲绝。一审法院对于多处法律行为认定不当，故恳请二审法院，维护上诉人合法利益，依法予以发回重审或径行改判。
上诉人：
年月日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九
203月24日，最高院审委会通过了《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解释》将于年6月1日起施行。
学习了《解释》，虽然略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但学习下来，感到还是非常贴近近年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出现的新动向的。
我个人认为，近几年出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与过去有不同的特点，其原因可能是商品房市场供需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家可能还记得，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商品房市场遭受重创，价格下挫，因此在过去（可以粗略地指以前）产生的商品房合同纠纷，往往表现为出现“烂尾楼”，办不出“小产证”，开发商不接受小业主退房等。而近年来，我国商品房市场复苏，价格上扬，甚至有人认为过热或产生泡沫，因此近年产生的商品房合同纠纷，往往表现为产生问题后（包括无证预售或存在质量缺陷等），开发商同意退房而小业主不同意退房。
针对商品房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商品房合同纠纷也呈现不同特点，因此，《解释》出台十分必要。下面我就《解释》的部分条款，结合近年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实务，谈一下学习体会。
一、无证预售，合同是否有效。
对于无证预售问题，过去一般按照《合同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认为开发商在未获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预售商品房，是一种违反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强制规定的行为，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对此，《解释》仍然遵守了这一法则，在第一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但实务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开发商为尽早获得建设资金，违规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证》的情况下，就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获取部分或全部房价款。但由于近年商品房价格的上扬，开发商利用“无证预售合同无效”这一法律规定，要求认定为该销售合同无效，以便另行高价出售。显然这是违背公平法则，也就导致了违法者获利。因此，第一条进一步规定：“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这应该是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反过来看，如果房价下跌，购房者以开发商无证预售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而退房，是否可以？《解释》没有细分，但从以往审判实践看，一般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维护市场稳定角度出发，也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从正反两方面比较分析，我感到最高院仍然认为，只要在起诉前补出手续，仍倾向于合同有效。
二、广告及宣传资料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以及从《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看，开发商售楼广告及宣传资料，一般不作为合同一部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是《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购房者可以要求将开发商在售楼广告或宣传资料中的承诺写入合同。但这等于是说，如果不写入合同，还是没有法律约束力。就此，《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这一规定应该与《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精神一致。所谓要约邀请，从合同法原理看，当然不存在对方一经承诺立即生效的问题，当然也就是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但《解释》第二条并不局限于此，而在条款上作了重大突破，第二条进一步规定：“……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会所，一个是学校。在开发商售楼广告中，如果明确将在什么时间内提供会所，以及购房小业主将享受哪些服务，笔者个人认为应当符合“视为要约”的条件。近年来，对于会所问题其实购房者投诉也比较多，但一是缺乏合同依据，二是房价上涨，只要一向开发商投诉，开发商就说可以退房，许多购房者也只能哑巴吃黄莲了。那么，如果在售楼广告中介绍商品房周围将建成九年一贯制小学，并且小业主不用缴纳入学赞助费，笔者认为则并不符合“视为要约”的条件，具体讲就是学校设施并不在商品房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对于入学的承诺在时间和条件上并不具体明确。为什么这样讲，又如何套用第二条的有关规定呢？这有待通过司法部门的具体适用案例作进一步分析，但我初步认为，第二条规定的“商品房规划范围”指的应当是商品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用地范围，在开发商大产证上体现的是商品房共用土地面积的四至范围。所谓“房屋及相关设施”应当指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其他具有使用功能的机器、设备、线路、管道及装饰。所谓“具体确定”，比较难以掌握，但基本上我认为以审判机关据此作出判决是否可供执行为标准，如果审判机关按照广告中允诺作出判决根本不能执行，理解会发生歧义，则不符合“具体确定”这一条件。所谓“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也比较难掌握，必要时可委托评估机构就此评估。
总之，在此条款下，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开发商在售楼广告和宣传资料中允诺的任意性，并且一旦发生符合第二条规定的广告允诺未兑现，则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而不用担心开发商说可以退房。
三、如何界定认购书的`法律性质。
实践中也有这种情况，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了认购书，或预订书，但由于商品房价格上扬，所以有的开发商以种种理由拒绝与购房者进一步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
从传统法理角度分析，认购书、预订书是一种约定签署合同的合同，也就是说，商品房认购书是，开发商与购房者约定在某一时间，或在某一条件成就时，签署商品房预售合同，悔约不签，则需承担某种违约责任。但《解释》第五条也作了较重大的突破，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
那么是不是真的会发生认购书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这种情况呢？的确是有的。最初的开发商制作的商品房认购书一般都比较简单，购房者在签署认购书时支付一定比例的订金。但也发生了购房者悔约退订的情形，而且购房者为了订金不被没收，其往往不说自己悔约，而是说自己和开发商在签署预售合同过程中重要条款不能达成一致，按照市房地局的有关规定，应获全额退订。
内容。对于这种认购书，在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情况下，第五条规定“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就是说，对于这种认购书，如果价格上扬，开发商拒绝与购房者进一步签署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则该认购书就是一份预售合同约束于开发商。
当然，如果深入讨论，个人认为这也仅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应用，也就是最终该认购书是否可认定为是一分预售合同，需要从程序上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来认定。如果以此认购书向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申请产权证，可能会不被接受，当然也不能以条款认为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行政不作为。
四、商品房退一赔一问题。
商品房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商家欺诈、退一赔一”的条款，曾经是一个争议焦点，可以说也一直没有解决。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曾明确，商品房作为大宗商品，不适用退一赔一。但实践中，也发生过在仲裁案件中，支持了退一赔一。当然，与消法不同的是，此退一赔一是指退赔购房者已支付房款的一倍，而不是房价款的一倍。
对此，《解释》基本上采纳了仲裁实务的一些做法，应该说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在第八条规定了两种情形，即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出卖人将房屋出卖或抵押给第三人，导致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在第九条还规定三种情形，即出卖人与买受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出卖人隐瞒未获预售许可证的事实、隐瞒房屋已抵押的事实、隐瞒房屋已出售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这一规定，也是针对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后，开发商并未及时为购房者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因此，此时购房者并未取得对抗第三人的优先权。在房价上涨的情况下，出现了开发商将房屋以高价另售第三人，并抢先办理商品房预售登记的情况。在此情况下，由于只要该第三人为善意购房，且一旦预售登记则取得优先权，原购房者反而不能对抗第三人要求取得房屋产权。这样，前一份商品房预售合同势必将解除，《解释》的出台，也就是保护了购房者利益，同时也惩罚了具有欺诈行为的开发商。
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游炯。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十
工程竣工后投入使用多年，施工企业仍然拿不到工程款，民工拿不到工资;工程出现质量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僵持不下，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存在违法分包工程，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具备，工程质量出现缺陷由谁承担责任，未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如何结算，工程欠款利息从何时计起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施工企业、建设单位，也使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感到无所适从。面对这些问题，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司法解释”)，并从1月1日起开始施行。“司法解释”直接关系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对于建筑行业的发展影响深远。记者近日采访了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黄刚强律师，他从十个方面对“司法解释”进行了解读。
五种合同无效。
“司法解释”认为以下五种合同无效：一是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二是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三是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四是承包人非法转包建设工程;五是承包人违法分包建设工程。
合同无效工程合格工程款参照约定结算。
“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确认无效以后，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
这一规定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过去，宣布合同无效后，不管建筑工程是否合格，都要按照合同进行结算，现在明确规定，工程合格才能结算;另一方面，以前宣布合同无效，原来的约定可以不参照，现在规定工程款参照约定结算，因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特殊性，合同履行的过程，就是将劳动和建筑材料物化在建筑产品的过程。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已经履行的内容不能适用返还的方式使合同恢复到签约前的状态，而只能按照折价补偿的方式处理。“司法解释”确立了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的折价补偿原则。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十一
为正确审理。
借款合同。
纠纷案件，保护贷款人、借款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调整借款合同类型）。
本规定适用于金融机构作为贷款人自主承担贷款风险的自营贷款合同和委托贷款合同。其中自营贷款合同包括以非金融机构为借款人的自营贷款合同（含信托贷款合同）和以金融机构为借款人的同业拆借合同。
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亦按本规定处理。
第二条（非法金融活动债务处理）。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当事人就前款债权债务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告知其应向有关部门请求处理；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第三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银行贷款债权再转让及纠纷处理有关规定）。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外转让其已从原债权银行承接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其受让人可以是中国境内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也可以为外国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
金融不良债权受让人自债权转让协议签署生效后，享有对借款人依照原借款合同约定收取利息的权利。
贷款债权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至其他受让人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受让人既可以采取已有相应规定的方式履行通知义务，对受让人直接将债务人提起诉讼的，可以视为已履行通知义务。涉及担保人的，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商业银行债权时或者再次转让债权的没有随同主债权一同转移担保权利或者对担保物权单独作出处分的，新债权人不得向从债务人主张权利。
贷款银行虚假剥离如隐瞒剥离前的抵债、诉讼、破产资料、或在债权转移确认。
通知书。
中私刻债务人、担保人公章等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其他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
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债权的主债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保证债务也超过保证责任期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后向债务人发出债权转移通知书，债务人在相应回执上签章的，构成主债务的重新确认，具有效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原保证人发出具有要求继续履行保证责任的担保权利转移通知书，原保证人在回执上签章的，视为对保证债务的重新确认。
第四条（借款合同履行地确定）借款合同纠纷案件除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外，由借款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
借款合同履行地为合同所载明贷款人的住所地。
委托贷款合同和信托贷款合同的履行地为受托人住所地。对于第二、三款，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五条（委托贷款合同诉讼主体）。
委托贷款合同借款人未按约定偿还借款，委托人可以委托受托人起诉借款人，也可以直接起诉借款人。
借款合同诉讼时，当事人应如实向法庭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授权。
委托书。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借款借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以及其它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
第七条（借款合同订立形式）。
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未订立书面借款合同，但签订有要素齐全的借款借据的，视为采用了书面形式。没有书面借款合同，也无借款借据，但当事人各方对合同主要权利义务内容无异议的，合同亦成立。
第八条（签名盖章）。
借款合同当事人约定以签名并盖章为合同成立的，而实际签订只有签名或者盖章的，合同不成立。但合同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应认为合同已经成立；当事人约定合同签字就成立，各方又都实际加盖公章或合同章的，以最后一方签字的时间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合同约定签字即成立，但只加盖个人私章，应认定与签字有同等效力。
对于签名即成立的借款合同，签名主体应限于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经当事人加盖公章书面授权的其他人员。
借款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以加盖财务专用章等代替公章或合同章签订合同的，但在签订合同时当事人加盖了财务专用章并为合同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
合同签约一方或各方未在合同上签署签约时间的，应以借款借据上记载的日期为合同签订时间或者以贷款人依借款合同发放第一笔贷款时间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如果一方已在合同上签署签约日期的，一方所签署的日期为合同生效日期。
第十条（贷款人审查义务）。
借款人或担保人，其公司章程对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是否需要由董事会或股东会作出决议规定不明确的，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之前，可以责令借款人和担保人提供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决议。第十一条（借款金额确定）。
发放贷款后，借款合同与借款借据记载的金额不一致的，以借款借据所记载的金额为确认依据；借款借据记载金额与实际发放金额不一致的，以实际发放金额为准。
第十二条（未经行政批准的效力）境内机构未履行法定的批准手续借用境外贷款或者向境外贷款而签订的借款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第十三条（企业借贷效力）。
企业之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下列情形除外：
（二）银行信誉好的企业接受银行信誉差的企业的委托，从银行贷款进行转贷，中间无加息牟利而签订企业间借贷合同。
（另一种观点主张，企业之间相互借贷原则上认定有效，除外部分无效。除外部分列举无效的情形。）。
第十四条（提供虚假情况的效力）。
借款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提供与借款有关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虚假情况，从而使贷款人违背真实意志签订借款合同，贷款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或变更借款合同。第十五条（迫于强令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
任何单位、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强令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构成侵权的，商业银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或变更借款合同。
第十六条（约定利率的限制）。
借款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利率超出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利率的浮动上下限，超出部分无效。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十二
1、承包方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证据证明原告的身份，及其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的证据，证明自己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2、发包方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询的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
该证据证明被告的身份，以及其为适格诉讼主体的证据。
3、建设工程合同、工程质量签证单、工程款结算书等。该证据主要作为承包方提出的支付工程款诉讼的基本事实和理由的证据。
4、法院有权主管或管辖的证据。该方面的证据主要表现为双在《建设工程合同》中关于管辖的约定或合同的履行地及被告(发包方)住所地的有关证据。
在向法院起诉时，一般具备以上四方面的证据，法院应受理并予以立案。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十三
基本案情：
2000年7月21日购房户甲与房地产开发公司乙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书》，约定：由乙将跨世纪花园一套住房出卖给甲，总房款638000元，由甲首付238000元，余款以银行贷款按揭方式支付。房屋交付日期为2001年7月27日，房屋产权证交付日期为房屋交付后一年内即2002年7月26日前。为确保该购房合同目的实现，2001年3月18日、21日，甲、乙与银行丙分别签订抵押合同、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抵押加阶段性保证借款）、个人住房贷款委托扣款协议各一份。
三方在上述三份合同中约定：由甲以所购乙住房抵押，丙银行向甲提供按揭贷款40万元用于购买乙开发建设的跨世纪花园一套住房，借款期限15年，贷款月利率4.65‰，每月归还本息。甲所借贷款由丙直接划入乙在丙银行开立的存款帐户。乙愿在保证期内对甲的债务承担阶段性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抵押的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办妥房产保险和抵押登记，并将房屋他项权证交丙银行代为保管之日。乙在贷款发放之日起3个月内办妥抵押房屋的`所有权证和抵押他项权证交付丙银行，否则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上述四份合同签订后，甲依约如期向乙支付了首期购房款238000元，丙银行也依约将甲所借40万元款项直接划入了乙在丙银行开立的存款帐户。甲按合同约定按期向丙银行支付了三期按揭款。然而至今，虽经甲多次催告，乙未按合同约定向甲交付房屋和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也无法按合同约定在贷款发放之日起3个月内，办妥抵押房屋所有权证和抵押他项权证交付丙银行。房地产开发公司乙主要负责人因涉嫌犯罪，司法机关正在处理中，该公司开发的跨世纪花园项目已停工。该项目停工后，引起购房户恐慌，甲认为自己的购房目的无法实现，从2001年11月起未再向丙银行偿还按揭贷款，并同其他购房户一样，纷纷向所购房产所在地的a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
a法院以要先行处理乙公司负责人刑事犯罪为由，未予受理。丙银行考虑到乙公司抵押房屋无法交付，依靠担保权人乙公司无法清偿债权，在a法院未受理甲的起诉之后，于2003年9月向贷款发放地也是丙银行所在地b法院抢先起诉，要求先行解除住房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判令甲提前偿还40万元借款本息，乙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随即提起反诉和另行起诉，要求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b法院均未受理。甲在被拒绝受理后第二天，重新向a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判令乙退还甲购房款和已交的按揭款并支付违约金，判令乙直接返还丙银行40万元借款本息。甲在a法院受理后，告知b法院并要求两案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等a法院判决后再处理，未被采纳。a法院考虑到自己受理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一案与b法院受理的借款合同一案有密切联系，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合并审理，遂向与b法院共同的上级法院请示，请求上级法院指令b法院将借款合同案移送本院合并审理。b法院在上级法院答复之前，已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解除甲、乙、丙三方签订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甲归还丙银行40万借款本息，乙公司对借款抵押物（甲所购住房）处置后不足清偿部分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甲的住所地不在a、b法院管辖区，乙公司住所地在a法院管辖区。
分歧：
该案中后起诉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到底应不应该与先起诉的借款合同合并审理，争论较大。
[1][2][3][4]。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十四
最近有人咨询小编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内容，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欢迎大家参考。
为正确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
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二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人民法院在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认定电子交易合同的成立及效力的同时，还应当适用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
二、标的物交付和所有权转移。
第五条标的物为无需以有形载体交付的电子信息产品，当事人对交付方式约定不明确，且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收到约定的电子信息产品或者权利凭证即为交付。
第六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标的物的，可以代为保管多交部分标的物。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代为保管期间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买受人主张出卖人承担代为保管期间非因买受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
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
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九条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标的物风险负担。
第十一条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标的物需要运输的”，是指标的物由出卖人负责办理托运，承运人系独立于买卖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运输业者的情形。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出卖人根据合同约定将标的物运送至买受人指定地点并交付给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负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在合同成立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已经毁损、灭失却未告知买受人，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当事人对风险负担没有约定，标的物为种类物，出卖人未以装运单据、加盖标记、通知买受人等可识别的方式清楚地将标的物特定于买卖合同，买受人主张不负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标的物检验。
第十五条当事人对标的物的检验期间未作约定，买受人签收的送货单、确认单等载明标的物数量、型号、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买受人已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六条出卖人依照买受人的指示向第三人交付标的物，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与买受人和第三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为标的物的检验标准。
第十七条人民法院具体认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间”时，应当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标的物的种类、数量、性质、安装和使用情况、瑕疵的性质、买受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买受人或者检验人所处的具体环境、自身技能以及其他合理因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两年”是最长的合理期间。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第十八条约定的检验期间过短，依照标的物的性质和交易习惯，买受人在检验期间内难以完成全面检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期间为买受人对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间，并根据本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买受人对隐蔽瑕疵提出异议的合理期间。
约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间短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间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间为准。
第十九条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提出异议，出卖人以买受人已经支付价款、确认欠款数额、使用标的物等为由，主张买受人放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条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后，又以上述期间经过为由翻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五、违约责任。
第二十一条买受人依约保留部分价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出卖人在质量保证期间未及时解决质量问题而影响标的物的价值或者使用效果，出卖人主张支付该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买受人在检验期间、质量保证期间、合理期间内提出质量异议，出卖人未按要求予以修理或者因情况紧急，买受人自行或者通过第三人修理标的物后，主张出卖人负担因此发生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定，买受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减少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主张以符合约定的标的物和实际交付的标的物按交付时的市场价值计算差价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价款已经支付，买受人主张返还减价后多出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第二十五条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予以支持。
第二十六条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
一审法院认为免责抗辩成立且未予释明，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判决支付违约金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
第二十八条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但定金和损失赔偿的数额总和不应高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九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主张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本解释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等规定进行认定。
第三十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违约而获有利益，违约方主张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该部分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合同约定减轻或者免除出卖人对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但出卖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告知买受人标的物的瑕疵，出卖人主张依约减轻或者免除瑕疵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买受人在缔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主张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买受人在缔约时不知道该瑕疵会导致标的物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的除外。
六、所有权保留。
第三十四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主张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标的物所有权保留的规定适用于不动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五条当事人约定所有权保留，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前，买受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出卖人造成损害，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未按约定支付价款的;。
(二)未按约定完成特定条件的;。
(三)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的。
取回的标的物价值显著减少，出卖人要求买受人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本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下，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七条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后，买受人在双方约定的或者出卖人指定的回赎期间内，消除出卖人取回标的物的事由，主张回赎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买受人在回赎期间内没有回赎标的物的，出卖人可以另行出卖标的物。
出卖人另行出卖标的物的，出卖所得价款依次扣除取回和保管费用、再交易费用、利息、未清偿的价金后仍有剩余的，应返还原买受人;如有不足，出卖人要求原买受人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原买受人有证据证明出卖人另行出卖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除外。
七、特种买卖。
第三十八条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分期付款”，系指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间内至少分三次向出卖人支付。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约定违反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损害买受人利益，买受人主张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九条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在解除合同时可以扣留已受领价金，出卖人扣留的金额超过标的物使用费以及标的物受损赔偿额，买受人请求返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对标的物的使用费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当地同类标的物的租金标准确定。
第四十条合同约定的样品质量与文字说明不一致且发生纠纷时当事人不能达成合意，样品封存后外观和内在品质没有发生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样品为准;外观和内在品质发生变化，或者当事人对是否发生变化有争议而又无法查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文字说明为准。
第四十一条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已经支付一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买受人同意购买，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试用期内，买受人对标的物实施了出卖、出租、设定担保物权等非试用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买受人同意购买。
第四十二条买卖合同存在下列约定内容之一的，不属于试用买卖。买受人主张属于试用买卖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约定标的物经过试用或者检验符合一定要求时，买受人应当购买标的物;。
(二)约定第三人经试验对标的物认可时，买受人应当购买标的物;。
(三)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间内可以调换标的物;。
(四)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间内可以退还标的物。
第四十三条试用买卖的当事人没有约定使用费或者约定不明确，出卖人主张买受人支付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八、其他问题。
第四十四条出卖人履行交付义务后诉请买受人支付价款，买受人以出卖人违约在先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二)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或者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提起反诉。
第四十五条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六条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发布的有关购销合同、销售合同等有偿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的规定,与本解释抵触的，自本解释施行之日起不再适用。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大全（15篇）篇十五
审判实践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如下情形：法院在审理非以“。
”为案由的、其他涉房屋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却遇到当事人在诉称或答辩中涉及到“房屋赠与”。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关于房屋赠与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思路，欢迎借鉴参考。
社会生活中，由于办理房屋赠与过户与办理房屋买卖过户两者之间，当下所需承担的税费及相关费用不同，以及今后再行出售该套房屋时还可能需要承担的税费不同，故而不少当初是“真心实意”赠与房屋的当事人，最终却会选择通过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
的形式完成房屋权属登记转移。
然而斗转星移、时过境迁，生活中的矛盾、变化了的情感慢慢消移了当年赠与房屋的“初心”和“真情”。一旦当事人关系恶化或受其他利害关系人影响，极易引发纠纷。
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在以下几类案件中，各方当事人对“是买卖还是赠与”产生争议的情况较为普遍：
涉老年人房产的家庭矛盾引发纠纷、形成诉讼。
许多以买卖形式赠与房屋的情况系发生在老年人与他们的晚辈之间。此类案件的起因往往是若干年前，老人将名下房屋赠与数个子女或孙子女中的一个或几个。后续，因赡养老人等问题引发其他子女或孙子女的不满，故而“挑唆”“诱导”老年人作为原告起诉，以此谋求房屋财产权利的重新分配。
分手恋人就房产权益分配引发纠纷、形成诉讼。
不少恋人会在热恋期间，为今后结婚结成家庭，将名下房屋赠与对方以表心意，并通过房屋买卖的形式完成产权过户。然而恋情告吹、双方分手后，赠与人心生悔意，诉至法院意图挽回财产损失。
在这两类案件中，出售人(赠与人)作为原告，一般的诉讼请求类型为：
或是诉请要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
或者以购买方未实际支付或未足额支付房款为由要求诉请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或是诉请要求购买方(受赠人)支付相应的房款作为对价;。
或是出售方以实为赠与为由诉请要求撤销房屋赠与行为。
此外，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案件类型是，房屋买卖双方系以房屋买卖的形式掩盖其转移房屋权属的真实意思，以此达到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不当目的。债权人等相关当事人起诉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房屋权属恢复原状等。
买卖和赠与显然法律关系不同，法律后果也不同：房屋的买受人需按约支付房屋价款，否则即构成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或由买受人支付拖欠的房款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或出售方可以对方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而房屋的受赠人则无须支付对价，房屋完成过户后，所有权归受赠人所有，赠与人一般无权索回。由此，审判实践中，厘清法律关系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
基本原则：探究当事人当初的真实意思表示。
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由此，区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属性，最核心的是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法官身处当下的时空、目睹眼下的纷争，但裁判的触手是要力求“回看”当事人从前签订合同、办理过户的“时空”，全面审核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各项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审慎认定法律关系，尽量将法律事实贴近客观事实、还原本真。
辨析途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审判实践中，主张当事人间法律关系时，主张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通常具有证据形式上的优越性。为办理过户手续所需而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等相关合同，其中载明了双方当事人的合同身份、房屋交易的价格、房屋交易的条件等，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一般应当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故而，对于要主张双方系房屋赠与合同关系的当事人需进一步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由此，当事人主张存在房屋赠与事实的，其证明标准已不仅仅是民事诉讼中一般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而是更为严格的标准，即当事人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其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便难以认定。
事实要素：可供形成内心确认的相关事实要素。
法院在审理辨析法律关系时，除当事人可以提供的相关证据外(诸如当事人之间的其他书面约定，当事人间对话的录音录像等)，还可以考虑以下相关事实，以便对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形成内心确认：
1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关内容及形式，如：对交房时间、过户时间、户口迁移时间、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相关的交易细节的约定是否完备。
2房屋买卖的交易价格，如：交易价格如何磋商确定，交易价格相比当时的市场价有无明显偏低等。
4房屋历史居住、控制情况及户口情况，如：未按约交房、迁移户口，对方是否催告交房、催告迁移户口等。
5房屋交易当事人间的身份关系和经济能力，如：当事人此前的亲密程度、交往过程中有无恶化情况，买受人是否具备购房的基本经济支付能力等。
6房款支付情况，如：有无实际付款、有无申请银行贷款;如逾期付款，是否有催告付款的情况等。
7是否存在因房屋交易导致权利可能被侵犯的案外人。
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夫妻一方有权撤销。另一种观点认为，此类案件不能简单机械套用上述规定，夫妻一方无权撤销。
本文同意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在于，夫妻双方的离婚协议内容多而复杂，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共有房屋赠与未成年子女的这一项内容，还包含了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其他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等众多涉及人身和财产的内容。所有的这些约定是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完整不可分的整体，可谓是一个“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其中关于赠与房屋的约定，其本质也不仅仅是单纯的赠与，而是与其他权利义务关系的分配紧密牵连的安排。如果允许夫妻一方就其中一项内容反悔，如撤销向未成年子女赠与房屋的约定，那么夫妻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更为重要的是，在夫妻关系已经解除且无法逆转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于财产的分配方式反悔，将使得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的不诚信行为得到保护，更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