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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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一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任重道远,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员思想及业务素质,树立服务理念与创新意识,在市场机制下实行企业化管理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特点与需求的.新型后勤保障体系.笔者对此提出了一些浅显的看法.

作者：夏继萍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后勤集团,湖北,武汉,430072刊名：理论月刊pku英文刊名：theorymonthly年，卷(期)：”“(4)分类号：c93关键词：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科学发展观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二

教案是教师在授课前准备的教学方案。内容包括教学目的、时间、方案、步骤、检查以及教材的.组织等等。它是教学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基础，对教学作用极大，历来被人们所重视。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就像打仗没有作战计划，表演没有剧本一样，最终必将影响教学效果。中学地理教师备课、上课与批阅作业是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往往是环环相扣、亦步亦趋，而教案则是第一步。

如今在全面推进地理素质教育（－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和实施新课程改革的大潮中，教案是否也要来一次革命，使之与时俱进与课改同行，这是当前教师们讨论的焦点。中学地理教师教学任务相对繁重，教案操作较为复杂，对传统教案改革尤为必要。

中学地理教案现状如何？我们可以以下几方面来归纳：

其一，认真备课、精心设计教案者有之。在教师队伍中，大多数教师爱岗敬业，为提高教学质量孜孜不倦地工作。为上好每一堂课认真备课，精心设计教案，扬长避短、大胆创新，给课堂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严格遵守教学规律，踏踏实实完成教学任务，堪称中学地理教学的中坚力量。

其二，千篇一律，陈旧老套者有之。在中学地理教学的行列中也有少部分教师由于对撰写教案重视不够或工作繁重或手头资料奇缺及其他原因，备课千篇一律就像老式八股文从头到尾一个凋。缺少创新，这样的教案对教学的指导性自然明显削弱。

其三，抄袭教案，应付检查者有之。这种人虽为极少数，但他们所作所为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主要表现为教学态度不端正，视教案为包袱，为应付常现检查大形搞形式主义，抄袭他人教案，实属中学地理教学中的不正之风，必须予以彻底制止。

随着中学地理教学的深化改革，地理教案的革新也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试问现代中学地理教学需要什么样的教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探索：

第一，形式上不拘一格。

地理学科、不同教师、不同学生、不同教学条件，应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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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三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铁路、电力、盐业等行业改革”。改革盐业体制是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围绕如何进行盐业体制改革问题,全国上下有不少议论,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笔者试从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和国内相关行业体制改革的成果等方面进一步做些探讨。

一、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历史过程看，国家对食盐实施专营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等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相继进行了新一轮的国家行政改革。西方这场行政改革具有三大实践取向，即市场化取向、放松规制取向和分权取向。即由扩大行政权力，膨胀政府职能向收缩行政权力，缩小政府职能的改革。回顾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历程，比较普遍的现象是都经历了“小政府”（缩小政府职能）——大政府（膨胀政府职能）——“小政府”（缩小政府职能）的过程，以后发展的趋势如何，能否像西方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期待的那样完全达到“小政府”的理想效果，还为时尚早。以美国为例，自1876年美国建国后，美国政府职能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小逐渐变大，再由大向小转变的过程。罗斯福新政（1933年——1938年）之前，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可代表美国政府职能变化的“三个阶段”。

通过研究，人们不难得出如下几条基本的结论：

（三）每次行政改革都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满足社会的需要；

（四）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并不是把一切都交给市场，并不排除计划管理的因素。相反，对有些与国家发展和社会福利有重大影响的行业，则实行了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措施，并实行垄断性经营。无论行政改革怎么改，万变不离其宗。以食盐经销为例，在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对盐业实行了三种不同程度的垄断制度（专卖制、垄断性产销制、产销统一制）。有些国家的盐业计划管理比我国目前的有些措施还要严厉得多。因此可见，是否采取专卖或专营等垄断性措施，与经济体制无关，也与社会制度无关。考量的标准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哪些行业应当推向市场，哪些行业应当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满足社会的需要为标准。因此，对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商品实行专控、专卖、专营措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符合国情，顺应民心，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完善，各地区的发展还很不平衡，靠市场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机制还远未成熟。因此，对一些特殊行业，例如，对烟草行业、盐行业实行与专卖、专营相适应的管理经营体制，把国家意志与政府职能、企业职责有机结合起来，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实现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最大化。这是被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的非常正确的战略决策。

目前，盐业行业改革，涉及到国家食盐专营政策的贯彻落实，涉及到普及碘盐这项与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息息相关的问题，涉及到众多盐业企业和广大盐业职工方方面面的利益。如何处理好行业改革、加快发展和保持稳定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好市场化取向与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矛盾，是搞好盐业体制改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二、从全国盐业发展的形势看，保持盐业现行的专营体制是完全必要的。

自1994年国务院决定实施食盐专营政策以来，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实行了“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盐务局、盐业公司）的盐业管理经营体制，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一是政令畅通，有力推动了国家食盐专营政策的贯彻落实。国家实施食盐专营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除碘缺乏病，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增强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全国各级盐务管理部门利用法律赋予的政府职能，利用政企合一、政令畅通、令行一致、全力以赴的优势，把国家的意志、政府的职能和企业的职责融为一体。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盐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盐业生产大国，盐产业将在近几年内超过美国。中国已于2000年达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性目标，为全球全面消除碘缺乏病做出了重大贡献。青岛市盐务局为了切实把国家食盐专营政策落实到基层，把消除碘缺乏病危害的重点放在了偏僻农村。深入开展了“走百村，进万户”提高碘盐普及率活动。采取“宣传到村，服务到户，联系到人”的方法，向人民群众宣传普及碘盐知识，送合格碘盐上门。在全国、全省率先达到了普及碘盐的要求，受到了中盐总公司和山东省盐务局的充分肯定。

二是“查”，“销”结合，较好地保持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现有体制下，“查”是为了防止假盐、毒盐、劣质盐流入市场。“销”是为了保证合格碘盐的正常供应，“查”，“销”目标一致，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相联，相得益彰。在各级盐务主管部门“一元化”领导下，一方面通过盐政执法部门加强对盐业市场的监管，依法打击违法涉盐活动，堵塞了假盐、毒盐、劣质盐的源头和流通渠道，净化了盐业市场，消除了对人民群众的健康危害，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通过专营运销企业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的食盐市场供应，及时充分地向人民群众提供合格碘盐，在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同时，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仅以青岛市为例，通过全局上下的共同努力，使碘盐普及率逐年提高，目前保持在95%以上，使全市700多万人民群众远离了碘缺乏的危害。与此同时，全市食盐专营企业每年销售收入上亿元；向国家上缴利税上千万元；安置职工一千余人；以盈补亏，解决了系统内困难企业数百名职工的生活问题；带动了相关行业（例如，运输、食品加工等）的发展。不少熟悉盐业情况的专家纷纷发表意见：食盐专营，“政治账”与“经济账”两划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提高，利国、利民、利企业，三全其美。

三是集中统一，成功应对了特殊情况下对食盐市场的冲击。食盐作为无可替代的特殊产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市场波动。一旦出现特殊情况，仅靠政府行为或企业行为，均难以及时有效地应对。但盐业现行体制具有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相统一的优势，可以及时有效自如应对。2003年“非典”期间在全国部分地区发生了食盐抢购风，2004年夏秋之交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了食盐市场波动，正是发挥了上述优势，使抢购风和市场波动很快得到了平息。在此期间，青岛市盐务局同全国盐务系统一样，把保证食盐市场供应作为政治任务，积极做好“宣传”和“保障”两篇文章，集中力量，保证急需，联系货源，紧急调运，不间断投放市场。盐务局主要领导坐镇，各级领导24小时地轮流值班，机关干部，盐政稽查人员和营销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巡回在城市超市和乡镇网点，从而稳定了市场，保证了供应。此后，及时总结了经验，研究制定了《青岛市食盐市场保障应急预案》。受到了山东省盐务局和青岛市委、市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三、从全国烟草行业改革的成功经验看，在食盐专营体制下不断推进盐行业内部的改革是切实可行的。

（一）烟草行业与盐行业相比具有共同的特点：

1、烟和盐都是受到国家控制的专卖专营产品，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只有烟草和盐的批发环节不放开，仍由政府控制。

2、烟草行业和盐业都受到国家的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加强两个行业的工作都做过重要批示。

3、国家对烟草专卖和食盐专营都经过了人大立法，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政府的控制。

4、设置的管理机构都经过授权，有相对独立的市场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

5、对市场的分割规则基本相同，实行严格的市场区域分配，各地在各自的区域内经营销售。

（二）烟草行业曾经存在与盐行业目前面临的相似问题。

一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力量分散，经济实力不强，工艺技术落后。二是流通现代化水平比较低，流通环节多，成本高，效率低。三是市场秩序不够健全，以假充真，以劣充优，冲击市场的问题时有发生。

（三）烟草行业自身改革的成功经验。

代化水平。同时，加大了烟草专卖执法力度，始终保持了对违反烟草法律活动打击的高压态势，稳定了烟草市场。通过自身改革，重塑了烟草行业的形象，巩固和加强了政企合一的烟草专卖体制。

（四）烟草行业改革经验对盐业体制改革的有益启示。

烟草行业与盐行业，具有共同的特点，曾存在相似的问题。因而，烟草行业先行一步的改革方法和成果对盐业体制改革具有很直接的借鉴意义及很现实的指导意义，也对盐业体制改革给予了如下有益的启示：

第一，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食盐专营的正确方向。全国和青岛盐业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食盐专营，利国利民。因此，盐业的改革应当在坚持食盐专营，巩固食盐专营，维护食盐专营的前提下进行，而不能导致怀疑，削弱甚至否定食盐专营的不良后果。要坚持食盐专营的正确方向，首先要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国家实施食盐专营政策的重要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国家实施食盐专营政策的出发点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这项政策的实施，很好地体现了执政为民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其次要从我国碘缺乏的国情出发，进一步认清贯彻落实国家食盐专营政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国是碘缺乏比较严重的国家，缺碘范围广，人口多。大约7.2亿以上的人们生活在缺碘地区，约占世界缺碘地区人口的一半。碘缺乏病的流行严重地危害了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据卫生部门的统计资料，碘缺乏可导致儿童的智商比正常儿童低10-15个百分点，严重的可造成新生儿脑损伤和智力低下。目前，我国一千零一十七万智障患者中，有百分之八十是由于缺碘造成的。补碘需长期坚持，不能一劳永逸。一旦停止补碘，碘缺乏的危害就会卷土重来。消除碘缺乏病，既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政治性很强的政治问题。据各方面专家反复论证认为，以专营方式在食盐中强制性加碘是消除碘缺乏病最安全、经济、有效的手段。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国家食盐专营政策。还要客观清醒地认识社会上和一些媒体中的种种“非议”，不断提高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食盐专营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站在全局看“专营”，跳出“专营”看“专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就会发现，盐行业存在的所谓问题，并不符合全国盐行业的实际情况，是支流、不是主流。盐行业存在的所谓不良现象，并非全国盐行业所“独有”，亦并非食盐专营体制本身存在的痼疾。相反，在食盐专营的体制下，更有利于克服上述问题和现象，也完全能够进一步净化行业风气，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盐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应当在保持、巩固和加强现行盐业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大力推进盐行业自身的各项改革。国家食盐专营政策是好政策，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盐业管理的现行体制有利于盐业的发展，应当保持，并不断巩固和加强。在此前提下，按照“突出改革重点，突破改革难点，把握改革关节点”的原则，搞好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要将各级盐务管理部门下属内设机构的职能分开。将内设机构中盐业行业管理、盐政执法和运销专营的职能彼此分开，明确各自职责，相互协调，相互制约。二是要加快食盐流通现代化建设。尽快组建布局合理、辐射面广、覆盖城乡的全国区域性现代化食盐物流中心。减少中间环节，衔接销售终端，实行网上交易，形成销售网络。三是要抓紧搞好食盐生产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工作。充分发挥盐业主营部门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调控作用，变目前食盐生产企业中的“多”，“小”“弱”为“少”“大”“强”，做大做强盐业企业。加强产供销、科工贸一条龙建设,组建规模化的盐业集团。强化计划管理的功能。增强计划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权威性。四是建立健全盐行业内部监督、制约和激励机制。加强行风建设,增强行业自律,弘扬行业文化，树立行业形象。

第三,应当保持全国盐业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全国盐业有今天的良好局面，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得益于全国盐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奋斗。好局面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因此，盐业体制改革应在保持目前良好局面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在继承优良传统的条件下与时俱进，在不断总结以往经验的情况下实现新的跨越。一方面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不能变。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福子孙万代的社会效益问题始终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坚持“三个文明”同步抓，整体上的传统不能丢。不能顾此失彼，防止某一方面大起大落。还要做到坚持“四位一体”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的方向不能偏。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战略决策。通过盐业体制改革，进一步增强全国盐业系统的活力。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齐心协力，同心同德，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开创中国盐业工作新局面的伟大事业当中。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四

司法鉴定是指具有专门知识的司法鉴定技术人员依法在诉讼中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分析后所作出的科学判断。其对案件及时、公正的解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鉴定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诉讼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司法鉴定机构林立，形成各成体系的鉴定机构，这些鉴定机构互不隶属，对同一现象有时作出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司法鉴定结论，影响到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公信力。究其缘由，主要是由于现行司法鉴定体制存在着较大的弊端。其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司法鉴定的标准不统一、鉴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先进设备投入少、科技含量不高。

其次，司法鉴定机构混乱，导致多次重复鉴定，久拖不决，增加了诉讼成本。

第三，现行立法滞后，有些规定不合理。

如：刑诉法第120条对于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实践中操作不统一。

鉴定结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揭露和打击犯罪、化解各类民事纠纷，对于法律的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目前鉴定体制的无序化，直接影响着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有必要加以改革和完善。依据我国鉴定体制的现状及经济发展水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革与完善。

一、确立刑事鉴定与诉讼民事鉴定分开制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面临与国际接轨，社会矛盾趋向多元化，而刑事犯罪也越来越趋向智能化，对刑事侦破而言，犯罪现场遗留物分析也将微量化和精细化，血样的采集、dna化验以及测谎仪分析等。国家为加大对刑事犯罪打击的办度及侦破案件的有效性，改变目前司法鉴定效能较低的局面，可将司法鉴定机构分为刑事鉴定与民事鉴定两个部分。当然，这种分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对于刑事鉴定部分，政府有必要加大科技的投入，更名为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将现行的公检法司的司法鉴定机构重组，其人员择优选用到中心去，规定一定的淘汰比例。其主要受理涉及刑事及行政的鉴定，公安部门保留少量法医类科学技术人员，起辅助警官分析及处理相关技术服务。

对于民事鉴定部分，可更名为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其人员均来自医院，大专院校原来从事司法鉴定的人员，此类人员均为兼职，亦择优选聘，并建立相关的个人档案资料，以备查询。这有利于改变鉴定行政垄断带来的不利影响（如医疗事故鉴定，其成员及有关鉴定结论公信力不高，所引发一系列矛盾）。使司法鉴定脱离利益及行政干扰，形成公正的司法鉴定，也使各类技术术业有专攻，提高司法鉴定水平。

二、建立二次鉴定终结制度与鉴定人员有限出庭制。

1、为防止鉴定次数的无限性，影响诉讼的效率，有必要建立二次鉴定终结制度。将目前县（区）级的司法鉴定结构撤并，在地（市）级设立唯一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省级、国家级也择优选择，重组合并公检法司的法医，成立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侧重于涉及刑事案件的司法鉴定。

对于民事鉴定机构，地（市）级以上，各地可以筹建两个左右的科学技术鉴定中心，人员来自医院、相关院校的原从事司法鉴定的人，择优选择一部分，并根据特长，限定其从事鉴定的范围。同时，对于鉴定结论作出的时间加以明文规定：一般在1个月内作出，特殊情况（如重大疑难的）可以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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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五

147团自1953年建场以来,发扬“艰苦创业,治碱改土,团结奉献,科技兴团”的十户滩精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荒漠盐碱滩上逐步建成了拥有耕地1万公顷,可耕荒地0.48万公顷的中型农场,为边疆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1998年以来国家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了下调,尤其是棉花价格下调幅度较大,1999年价格调至前所未有的每担标准棉370元.面对市场的严峻挑战,作为国有(农业)企业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以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知难而进,深化改革,促进团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现对团场改革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作者：刘靖熊建喜黄宏运沈阳作者单位：刘靖,熊建喜,黄宏运(农八师147团,新疆,石河子,832045)。

沈阳(兵团保险公司147团支公司,新疆,石河子,832045)。

刊名：新疆农垦经济英文刊名：xinjiangagriculturalreclamationeconomy年，卷(期)：2000“”(3)分类号：关键词：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六

由于监理行业是个新型行业，很多企业都是新组建的，最老的企业也不过11年历史，企业包袱轻，没有施工企业存在的矛盾突出；今年以来政府主管部门在各级会议上讲到建设系统很多行业和施工企业的改制，相关文件下发很多，唯独针对监理企业改革的内容甚少。这方面的宣传力度，研究、探索深度也不够，缺乏对监理企业改制工作的积极引导。因此，未形成并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笔者在查阅的有关资料中得到启示：河北省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工程建设监理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冀建监[1999]85号文）第三条明确规定：“限期1999年年底前，所有监理单位必须完成符合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制公司的改制工作，逾期将取消监理单位资质”。并在第一条规定：“自此规定颁布之日起，全省不再审批独资设立的监理单位”。对已经成立的监理单位限期改制，新设立的监理单位必须遵照《公司法》规定。这就从法规上对监理行业的改制提出了要求，我认为这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加强了对工程建设监理工作的管理，是规范监理市场，实现市场竞争公平、公正的有力措施。

二、留念依赖于母体的支持和保障。

从1988年试行到1996年我国全面推行工程建设监理制度以来，监理行业的发展已经历了试点、全面推行和稳步发展几个阶段。从多数的监理公司起初都是依托设计院、大的企业集团、行业管理部门，作为其二级机构的形式存在的，其任务的来源主要依靠于上级主管单位的优势。目前，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工程建设监理已经与业主、承包商一起共同构筑了建筑市场的三方主体，监理行业这种原有的体制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端，制约了监理公司及行业水平的进一步发展。但真正改制后，这些企业会失去上级主管部门的保护，直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否能继续占有被保护的市场，具备并保持市场的竞争力，将是一个直接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难题。鉴于这种思考，严重束缚了一些监理单位改制的步伐。

三、对改制后的效果胸中无数，不敢轻易尝试。

在过去国企改制的实践中，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现代企业制度不是一个模式，监理企业的改制也应是多种模式并存。目前，监理企业改制的类型有（1）由多个单位以法人参股的方式组建成新的股份制企业；（2）国有股份与职工股相结合的形式；（3）将企业原有的全部资产买断，再由企业内部职工出资认股；（4）合伙制的监理事务所。哪种形式适合自己，借鉴了别人的模式，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改制后是否会造成“主管部门丢权，经营者丢位，企业员工丢了铁饭碗”，上下不讨好的尴尬局面，这是难以预测的。每个企业都有各自的环境、状态、条件，改制的方式、程序都会有所区别。况且，改制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要通过改制来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万一达不到此效果还不如不改，这也是部分监理企业步履缓慢的心态。

四、对改制过程中有关问题心有余悸。

1、原企业资产分配关系问题。

原企业的经济性质多为国营或集体企业，投资方式有的是主管部门投资；有的是主管部门和职工共同投资；有的是以主管部门名义出资挂靠成立；有的是主管部门和职工实际未出资，企业从零做起。改制过程中在处理原企业资产分配关系时，这资产将全部介定给了主管部门，心理很不平衡。认为主管部门平时对企业关心不够，企业的资产是监理人员凭高智能服务的辛勤工作创造的。资产介定不能简单地与固定资产投资大的生产企业雷同，有失公平。这也是阻碍监理企业改制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2、改制过程中国有股份或法人股份能否实际足额出资。

在以往的企业改制中，有这种现象，对企业品牌评估并以货币形式体现，作为国有股份或原法人股享受的股权而不按实际足额出资，这种出资方式使得股权的面值大于股权交易资产净值，给改制企业的员工带来不合理的负担，实际认股夹带“水份”，使企业后劲不足。

以上影响监理企业改制的原因存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的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将成为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况且，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时机已基本成熟，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早改早主动，早改早见效。

我赞成监理企业的改制要从企业的自身实际出发，根据市场的要求，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也不搞一风吹或机械地模仿。政府主管部门应给予积极地引导和支持，并加大宣传力度。不滥加干预并尽量简化程序。

衡量企业改制成功的标准应看企业是否真正做到了“四自”，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结束，自强发展”。

笔者从多家改制监理企业了解到改制的效果和收益。

（一）改制后的监理企业综合实力大多提高了2～3倍。

（1）企业员工的竞争意识和内部凝聚力得到了增强。通过个人参资入股企业员工把公司当成自己的企业，成为企业的主人，增强了职工主人翁意识，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员工工作积极性，无私奉献精神进一步增强。企业效益提高。

（2）企业员工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

改制后监理人员相对稳定，公司从长计议，投入资金加强员工各类专业技术的培训，并有计划地安排再教育，从而提高了监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技术业务水平。用人机制灵活，可引入高技术、高智能人才。

（3）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增长。

（二）产权更加明晰。

按照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明晰产权关系，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风险承担有限责任，权责明确、利润分配和产权明晰，公司的收益分配制度清晰，对扩大再生产，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监理装备设施，已无疑虑。企业实力增强。

（三）提高了企业市场竞争的能力。

企业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自然增强，员工的收益与企业的效益息息相关，员工们自觉地关心起公司的业务拓展情况，积极地为公司今后的经营发展出谋划策，全体员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挖掘自己潜在的能量。

（四）集体决策有利于规避风险。

监理公司再大，仍属于咨询技术服务类的小公司，抗风险能力有限，难以承受重大失误造成的损失。改制后，重大事宜必经董事会集体决策，避免了个人决策和偏面性。另有监事会的监督机制，有利于抑制腐败和违法行为。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七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八

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亟待改革，这是广大法律工作者和司法鉴定从业人员的共识。其原因是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混乱无序的局面，影响了诉讼活动的正常秩序，妨碍了审判工作的效率，甚至对司法公正造成了损害。笔者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关于司法鉴定的概念与性质问题，学术文献中多有论及，可谓众说纷纭，要进行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就要解决对司法鉴定的统一认识问题。司法鉴定的概念严格地说，司法鉴定应定义为：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或代理人（辩护人）、公诉人的申请，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评定的活动。司法鉴定与其它鉴定不同，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发生在诉讼过程中；第二、由人民法院决定；第三，由人民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具有公权属性，其决定权、委托权和组织监督权均由审判机关行使。因此，我国的公安、安全、检察机关，虽也被通称为司法机关，但为了避免概念混乱，特意将其在刑事案件侦查、起诉阶段的鉴定，命名为刑侦技术鉴定、检察技术鉴定，以示区别。

司法鉴定是依靠科学的法律活动，鉴定人运用专门性知识、技能和经验，对诉讼过程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为惩罚刑事犯罪、追究侵权人责任和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提供证据。就审判工作而言，司法鉴定首先是审判工作的组成部分，司法鉴定权从属于司法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司法鉴定是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其次，司法鉴定是辅助性的，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时提供科学依据，对审判人员起辅助认证的作用。再者，司法鉴定是被动性的，服务于司法审判公正与效率的宗旨，因审判工作的需要由人民法院决定而启动，在审判工作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所从属的学科范围内开展工作。由此，也决定了司法鉴定工作范围的广泛性和鉴定对象的复杂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司法鉴定的内涵不断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范围日益广泛，因此司法鉴定是一门发展的科学。

司法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这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共同规定的。司法鉴定结论与其它诉讼证据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特性。它与其它证据一样，都是人民法院借以查明案件事实、认定案件性质的重要依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认证。它与其它证据的区别，表现为以下特性：

第一，司法鉴定结论产生的时间是在诉讼过程中，是对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物进行鉴定后得出的结论。

第二，司法鉴定结论的产生须通过特定的程序，其中以人民法院的委托程序为其特别成立要件。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时，所提交的鉴定材料等证据，通常要求经过庭前展示、证据交换或庭审质证。

第三，司法鉴定结论源于程序公正、方法公开的科学鉴定活动，由中立的鉴定人独立完成，其表现形式是具有基本格式和内容要求的文书。

第四，司法鉴定结论与待证事实的关系是相对的。这是因为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时所依据的理论、标准和技术条件是相对的；鉴定人主观的学识、技能、经验和认识问题的角度是相对的；鉴定对象或送检材料在时间性、真实性、完整性等方面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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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九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关键时刻召开的会议，将作出重要决策，就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进行总体部署。这次会议将发出中国这艘大船沿着正确航向前行的信号，中国经济将转向更加重视消费和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无论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上来说，从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的根本性来说，还是从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变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都是空前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目标是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基本要求和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坚持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改革道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体制创新。

1978年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正确认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深刻认识原有体制弊端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抓住旧的经济体制中的症结，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部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环节和部分，建立起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动力和巨大生命力，形成比较成熟、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广大人民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解决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完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制度和管理方法问题，改革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扩大了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生产、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运行方法问题，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把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解决经济发展的内外关系问题，打破了封闭半封闭状态，扩大了对外开放，使我国在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础上，走向世界，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这四个方面，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心，一个是调整所有制结构，一个是改革管理方法，一个是改革运行方式，一个是改善外部条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体系，使中国出现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上下一心、共同奋斗，亿万群众积极性充分调动，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局面。

实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深层次矛盾也越发明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生产力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和体制性障碍仍有待进一步破除。

在改革开放实施过程中，各种重要行业依然施行的是政府垄断机制在运转，如：银行，金融，冶金，能源，信息，运输，医疗，教育，土地等。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不可能对这些东西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垄断经营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现在多数人们拼搏只为房子，借钱、贷款买房子，没有房子就像没有穿衣服。然而，随着土地资源的越来越紧张，房价只升不降。另一原因是，房价一跌，银行贷出去的款就再也回不来了。银行是政府的，银行的钱也是政府的，所以为了堵住这个资金黑洞一些被收买的专家、媒介便开始疯狂制造舆论，用各种舆论手段威逼利诱人买房子。对国家财政的使用方面，由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导致国家财政被大量挥霍浪费。盲目上马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多都属于亏本投资和不必要投资。领导者投资失败，其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人民来承担。当财政被大量浪费后，导致资金匮乏，不足以应付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项目的资金支出。.加上各种贪污腐败行为，导致国民消费能力低下。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能力。然而，我国主要出口原材料，价格比较廉价。在医学方面，体现也比较明显，例如我们大量出口质量低的人参，经外国人择优后，质量更差的反被高价格进口回来。一方面导致国外的倾销指控；一方面导致本国生活水平增长缓慢或者存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动机值得赞赏。对资本和市场的引进，也值得称道。但是，资本和市场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体制，才能发挥好的一面，同时抑制恶的一面。

四、如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也以自己的形象走向世界，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也要接受来自国际的各种挑战，只有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一体制，才能使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十

在我国,自《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后,分行业、分所有制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制度,对相关事项的核算与报告作了许多规定,如《公司法》第六章对公司制企业的财务会计作了一系列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第三章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作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从基本面看,与会计制度的规定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协调的方面,以报表种类的设置为例,工商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编制的财务报表主要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利润分配表和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而《公司法》规定企业除编制几个基本财务报表外,还应编制财务情况说明书,对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则没有明确要求。新近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则规定企业须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利润分配表以及分部营业利润和资产表等。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一致,就可能导致企业会计人员在实务操作中无所适从,比如一个从事产品制造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应执行《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还是按《公司法》规定处理,是无从明确的,结果可能导致同一类型企业按照不同的规定进行处理,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会计制度的严肃性受到损害。

会计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总体目标在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健全的、完善的会计规范体系。根据这一目标,我们提出以下改革思路:。

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构建企业会计制度。

改革会计制度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规范到规范的动态过程,因此,从理论上说,会计制度应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各不同阶段企业经营的特点。但事实上,会计制度变革与市场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首先,市场经济发展作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而会计制度变革是从属于市场经济的一种行政行为,缺乏内在必然性的因素;其次,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有动态性和连续性,会计制度变革则是依据一定时期市场经济运行的相对稳定特征,对原制度进行修正和革新,其变化具有间歇性和相对稳定性。以上两个方面表明,会计制度的改革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市场环境,而且要能体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及其规范化的要求,以便能指导和规范不断出现的新业务、新事项的会计处理。

1建立能适应各个行业的统一的会计规范体系。适应这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应改革以行业会计制度规范企业会计处理的状况,尽快制定和颁布能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具体会计准则》,以使企业能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按统一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简化企业的会计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综合程度和可比性。

2制定和完善各项资本经营业务的会计处理规范。随着企业集团化经营战略的逐步实施,每个企业都可能发生各种形式的资本经营事项,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改革过去那种针对企业常规经营业务制定会计制度的状况,为各种形式下的资本经营事项制定出相应的会计处理规范,并纳入统一的准则体系。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十一

票据无因性原则，作为现代票据法的基础原则，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然而遗憾的是该原则至今仍未在我国的法律理论和票据业务实践中形成共识。中国人民银行依然在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真实的交易背景进行严格监管，不断对违规者进行处罚，并由此引发争议甚至状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行政诉讼；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甚至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影响了我国票据的流通，阻碍了我国票据功能的发挥，因此完善我国票据立法、确立无因性原则已是当务之急。一、无因性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不因票据的基础关系无效或有瑕疵而受影响。出票人签发票据，只要形式上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要件，即为有效出票行为，出票行为成立后不受基础关系的影响。

票据的无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票据行为成立或票据权利发生上的适用。票据行为是以发生票据上权利、义务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它只要符合一定构成要件，即实体方面的票据能力和意思表示及形式方面的票面记载与交付，便能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票据意思表示行为，既适用民法上意思表示的有关规定，又有所不同，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更多地采取表示主义。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与原因关系的'意思表示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即原因关系中意思表示的瑕疵在一定条件下将会影响到票据行为上，构成票据行为动机或目的上的瑕疵。如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支付购买毒品款项而发生票据行为，便能使票据行为目的具有不法性。但是，票据行为是抽象的法律行为，法律对其不作实质上的要求，仅有形式上的规范，因此票据行为便不可能出现违反法律（形式上违反票据法例外）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这有助于对流通中善意受让票据者的保护。

2、在票据权利取得上的适用。持票人除采取票据法所明确规定的不法行为或基于恶意、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者外，一般而言，可以依其他任何行为取得票据权利。即持票人无论是通过交易行为还是非交易行为，无论支付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均合法地享有票据权利。只不过所取得的票据权利因法律的规定不同而质量有所不同。如各国一般规定无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的票据权利。这是因为，对价关系从本质上而言，构成原因关系的一部分，不能对票据行为效力发生影响，只能因其不对等性而影响票据权利的质量。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不论汇票以何种方式脱离原持有人的占有，持票人只要能依前款的方法（指按背书连续证明其权利-引者注）主张其权利，就合法占有汇票，但持票人恶意取得票据或在取得票据时有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便是对票据权利取得上无因性适用的最明确的表述。

据此，持票人不受原因关系无效或被撤销而合法地享有票据权利，便使持票人享有本不该享有的利益。对于这一问题，法国学者解释为票据债务人得提出不当得利的抗辩，即票据债务人虽履行票据债务，仍可以不当得利请求返还。因为当事人的票据债权是由票据成立的原因关系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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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十二

刘江（中国刑事警察学院04级侦查学研究生110035）。

摘要：本文从鉴定主体资格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基本原则、审查、选任和条件这几个方面对司法鉴定主体资格进行论述，提出现行的鉴定主体资格规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的建议。本文是对笔者掌握资料的综述。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按诉讼法的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做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什么样的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提供鉴定结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具备鉴定主体的资格，这是司法鉴定制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颇具实践意义的问题。

鉴定主体资格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一)西方司法鉴定制度的起源与完善。

西方国家的司法鉴定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初期。有史料证实，司法鉴定在16世纪就被纳入法典。1532年，德国的《加洛林纳法典》219条当中有40条涉及到对鉴定的规定。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司法制度的大变革，其中的刑事诉讼制度由纠问式向控告式转变。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制定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较为完备的刑事诉讼法典，其中对于鉴定问题作了与过去有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其中就包括鉴定主体资格。这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鉴定制度中关于鉴定主体资格的雏形。

20世纪以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自己的诉讼法典至少进行过3次以上的修订增补，其中关于鉴定问题增补的条款与内容不少。主要集中在鉴定对象、鉴定机构、鉴定标准、鉴定活动方式、鉴定结论的评断、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适应现代法制需要的深层次问题上。有的国家为了实施诉讼法中关于鉴定的规定，还制定了单行的鉴定法规或鉴定条例。如美国1937年制定的《统一鉴定证言法》等。

（二）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现状。

根据史料证实，我国最古老的鉴定活动产生于距今两千余年的奴隶社会。在周朝就有了为诉讼服务的伤害鉴定。封建社会鉴定手段较为普遍，鉴定的对象和范围也较宽，并制定有许多法规。我国唐、末时期，鉴定制度发展到较为完备的程度：唐代将鉴定人“作虚假结论依罪受罚”加以法定化；宋代的法律规定了鉴定官员的身份与职责、检验内容、检验记录的格式等，说明鉴定管理制度有了雏形。

我国现代司法鉴定制度确立于本世纪初期。19《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对鉴定问题作出规定，但这部法典末获得批准。19清政府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此中对鉴定作了较多的规定，仅鉴定人就有2条：“凡诉讼上有必须鉴定，始能得其事实真相者，得用鉴定人”(第74条)；“鉴定人须由审判官选用，不论本国人或外国人，凡有一定学识经验及其技能者，均得为之”(第75条)。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作出了较具体的规定。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司法鉴定工作有很大发展，在处理各类诉讼案件中起了积极作用。五六十年代公检法机关，根据当时的法规和各自办案的需要，分别制定了部门鉴定工作细则，作为不成文的“习惯法”共同遵守。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鉴定作了原则性规定，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又对伤情和精神疾病的医学鉴定作了增补。1989年和1991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民事鉴定和行政鉴定问题作了规定。至黑龙江、重庆、吉林、深圳、河南、江西和河北陆续出台了司法鉴定条例。司法部在8月14日颁布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第一次系统地确立鉴定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

鉴定主体资格的基本原则。

在确认鉴定主体资格的问题上有两种基本原则，一种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鉴定人主义；另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鉴定权主义。

（一）鉴定人主义。

按照鉴定人主义的原则，有关法律或权力机关并不明确规定哪些人或哪些机构具有鉴定人资格，并不将鉴定权固定地授予特定的人或机构。所以，又称为“无固定资格原则”。《美国法律词典》把“专家证人”解释为：“在一项法律程序中作证，并对作证的客观事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证人是具有普通人一般不具有的一定知识或专长的人。受教育程度可以为一个人提供专家证人的基础，但是基于经验的特殊技能或知识也可能使一个人成为专家证人。”可见，在英美法系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案件中的鉴定人，只要该案的法官和陪审团认为其具备了该案鉴定人的资格。

（二）鉴定权主义。

按照鉴定权主义的原则，有关法律或权利机关明确规定哪些人或哪些机构具有鉴定主体资格，或者将鉴定权固定地授予特定的人或机构。所以，又称为“有固定资格原则”。具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将鉴定权授予个人。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应该在最高法院或上诉法院注册；鉴定人注册名单的确定方法由行政规章确定；预审法官一般应在上述名单中挑选鉴定人。

第二种是将鉴定权授予某些机构。例如：按照俄罗斯的有关法律规定，刑事案件中的各种鉴定主要由国家授权的司法鉴定机构负责，只有当这些机构无法进行鉴定时，如涉及建筑学、工程学、机械学、艺术学等领域的专门问题，司法人员才能授权其他机构进行鉴定。

第三种是前两种情况的结合，或者说是比较灵活的鉴定权方式。例如：德国既有专门从事鉴定工作的政府机构，也有民间的鉴定机构和具有鉴定资格的个人，而且当事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自由选聘鉴定人，所以其鉴定人资格制度实际上是有固定资格原则与无固定资格原则相结合的，但是以前者为主。

鉴定主体资格的审查。

在鉴定主体资格的审查这个问题上，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国家与实行职权主义诉讼制度的国家有所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是由当事人或其律师对鉴定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这包括两方面的审查：其一是聘请该鉴定人的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审查；其二是对方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审查；而且以对方审查为主要内容。这种资格审查方式属于“事后审查”。

事前审查”。

鉴定主体的选任。

司法鉴定主体的选任与诉讼模式紧密相连。在以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中，司法鉴定主体的选任往往是司法机关的权利。而在以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中，司法鉴定主体的选任并不是司法机关的专权，当事人也有权选任司法鉴定人。但随着两大法系的融合，大陆法系国家在鉴定人的选任上在坚持由司法机关主导的同时，也赋予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或当事人的建议权。

在鉴定人的选任上，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只有《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第二章“侦查”中，实际上确定了侦查机关对鉴定主体的选任权。此外，公检法机关制定的一些规章、司法解释中对鉴定主体的选任作出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只赋予了公检法机关，当事人并无权进行选择。《仲裁法》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唯一赋予当事人选任鉴定主体权利的规定。

鉴定主体的条件。

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对司法鉴定主体的角色定位不同，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也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鉴定主体的法律地位与证人的法律地位相差无几，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也模糊不清。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完全不同，由于鉴定主体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者，承担着近乎法官的准司法职能，因而，担任鉴定主体也要有严格的资格要求。

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笼统地规定为“有专门知识”。所以，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一般较高。

司法鉴定主体的具体条件，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条件、实践能力条件、法律知识条件、职业道德条件等。

专业知识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对其所从事的司法鉴定领域的专门知识有过系统的学习，掌握了比较深厚的基础理论和熟练的运用技术，具备一定的学历条件。

实践能力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具有一定年限的从事本专业司法鉴定工作的实践经验，经过考核办案的数量和质量达到规定的要求，能独立解决本专业司法鉴定工作的实际问题。

法律知识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具备与司法鉴定工作和诉讼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如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刑法学、侦查学等。

职业道德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符合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徇私情，不谋私利。

我国现行的鉴定主体资格规定存在的问题。

我国各个部门的规定限定了司法鉴定的主体范围。实践中鉴定对象的范围日益扩大，使超出本部门规定范围的司法鉴定对象无法可依，使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找不到鉴定机构，或因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鉴定权有异议，而被拖延甚至无法裁判。

对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人权利义务等规定参差不齐。由于各部门的规定内容粗细不均，技术标准和法律水准不一，甚至失衡，往往会出现各行其是，造成矛盾、冲突现象，难以适应诉讼领域的逐步拓宽，新型案件不断出现，司法鉴定范围日趋扩大的新情况。

由于公检法机关都分别设置了鉴定机构而形成了各自为鉴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种“自侦自鉴”、“自检自鉴”和“自审自鉴”的管理体制虽有有利于诉讼的某些阶段，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违背了诉讼的原则，也降低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损害了司法公正。对鉴定主体资格的确定都是按照自己部门相应的法规文件进行，使各个部门的鉴定主体的水平参差不齐。

司法部授权各省、市、自治区司法厅各自进行自己的司法鉴定资格考试，四川省按名额淘汰了三分之一，按这个比例划定分数线。总共是四门考试：司法鉴定导论、司法鉴定法律知识、四川省司法鉴定条例、司法鉴定基本知识。这样的考试不能考出真实的专业知识和水平，任何在相应鉴定部门的人通过短时间的学习和背诵都能通过。

改革和完善之我见。

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以及保持与我国诉讼制度的协调统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基于以上认识，对确立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提出以下主要设想：

建立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主体统一管理制度，确保司法鉴定主体严格的规范性和公正性。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应包括鉴定机构的设置、鉴定人资格的审定和取消、鉴定人的业务培训和职称晋升、鉴定标准、程序、范围、对象的制定、对司法鉴定活动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以及对鉴定人的必要奖惩等等。

实行鉴定主体资格预先审定制度。司法鉴定所涉及的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性问题，因而对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专业技能的要求是很高的。为保证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需要确认司法鉴定主体的资格。

国际上对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的确认主要有两种方式：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预先审定方式，即由有关机关预先确定享有司法鉴定权的人员和单位，并登记造册。只有被列入名册的人员和单位才能受理司法鉴定。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法官临时审定方式，即当事人选聘的鉴定人是否具备鉴定资格，由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临时确认。还有的国家是兼取两种做法，既由国家明确规定享有司法鉴定权的人员和机构，又允许民间专业机构和人员从事司法鉴定工作。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的确认应采取预先审定的方式。凡是专职司法鉴定机构都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审核确认、登记造册。其他可以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及其鉴定人员的司法鉴定资格也应由司法行政机关预先统一审定，并登记造册。对诉讼中涉及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专门性问题，均只能由预先审定注册的法定机构及其法定人员进行鉴定。但是，对某些不常见的专门性问题存在无鉴定能力的情况是难免的。对这类问题不得不由非法定机构、非法定人员进行鉴定，这种情况下，建议其鉴定资格由省、部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专家委员会（或由省、部级司法鉴定委员会）安预定程序临时审定。

参考书目：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版。

王彦吉、杨鸣主编，中外刑事警察教育训练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年版。

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版。

公安部政治部编，刑事证据学，警官教育出版社，版。

何家宏主编，证据调查，法律出版社，版。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十三

提纲：司法公正不仅要有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这种良好载体，同时还需要足以支撑这种载体正常运行的物或者点。

1、建立以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保障制度即司法权制度，

2、又是司法公正的一个支撑点。

3、全力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4、又是司法公正的另一个支撑点。

5、建立高素质法官的遴选制度，

6、以培养高素质的法官群体，

7、又是司法公正的载体。

多年以来，社会上”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新闻媒体、公众舆论、党政领导和权力机关几乎都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矛头无一例外地直指司法机关内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形象日趋萎化，本来就未曾树立起的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几乎荡涤无遗。为此，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整顿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高人民法院为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于一九九七年开始就实行初任法官全国统一资格考试制度，随后又相继制定颁发了《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四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及《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等，同时会同有关部门修改了《法官法》，于今年实施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进一步提高了法官的门槛。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方式和内部管理体制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试图建立起一种符合现代审判规律的内部管理机制和审判机制。从加强合议庭、独任审判庭职能到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的产生，从而强调和加强庭审功能；从贯彻公开开庭审理、当庭宣判到电视现场直播，从而强调审判的公开性；从推行当事人举证责任制至统一的证据规则的制定实施，从而强调当事人主义，弱化法官的职权主义；从庭审的纠问式变抗辨式，从而突出法官的中立身份，进一步体现审判公正；从书记官集中管理到建立书记官管理系列，从执行方式的改革到执行机构的改革一一设立执行局，由省高院统一管理协调执行工作，从而说明法院为实现司法公正，改革已进入了深层次。凡此种种，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系统，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和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几乎已穷尽一切可能来消除司法腐败和实现司法公正。然而，司法腐败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司法公正远未真正实现。因此，近年来，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及其他有识之士，不得不把深思的目光更多地关注到司法外部环境及其制度与根源上。要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仅仅只是一个载休，就如高速行驶的卡车，除卡车本身具有这种负重高速的性能外，它还必须有坚实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必须有铁丝网、树木花草作隔离屏障，同时还必须不会和不敢有人破坏保障这些卡车单向运行的隔离屏障。这就是说，司法公正不公要有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这种良好载体，同时还需要有足以支撑这种载体正常运行的物或者点。

一、建立以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保障制度即司法权制度。

在我国，司法和司法权是一个不甚明了和模糊的概念。有时将公检法司安均视为司法机关，将上述机关分别行使的刑事侦察权、起诉权、法律监督权、审判权，对犯人的监管权均认为是司法权；有时又公将检察、法院人作为司法机关。肖建国博士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一文中曾论述说司法“主要是解决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法律争执，消除社会冲突和社会紧张关系；而公民权利的保障，也有赖于法院的维持。”“在历史上，司法和司法机关曾是反对专利、对抗王权的一道屏障，负责监督政府、保护人民，同时也有效地保护法官”。这就说明司法权是有别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另一种国家权力，它必然独立于行政权。司法的任务既然是定纷止争，那么行使司法权的主体必然保持社会的中立身份，行使司法权的结果必然具有终局性，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必然具有被动性。显然，只有法院和法院才具有这种身份。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其公诉权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内涵，其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同样不具有司法权因有的本质，其他机关行使的侦察权等权力更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特征。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只能是法院的法官行使的审判权。司法权既然起着定纷止争的作用，那么这种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必然要以国家强权作为后盾，因此，国家权力保障制度是司法公正的一个支撑点。

（一）分解检察权，真正树立司法权威。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但检察机关同时又依法行使着部分刑事案件的侦察权，代表国家行使刑事案件的公诉权。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同时行使侦察权和起诉权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自然很容易被漠视和侵犯。当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裁判行使抗诉权时，实质是国家的一种权力对国家的另一种权力――通常被认为是最神圣、最具权威，唯一具有终局性的司法权的公然蔑视和挑衅。这种公然蔑视和挑衅国家司法权的制度，使得公众不再信仰法律，也彻底破坏了公众心中“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殿堂，法官是正义的化身”的理念。因此，有必要将检察机关行使的权力一分为三：反贪局、渎侦局，从检察机关分离出来单独成立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机构，行使对国家公务员的弹劾和刑事侦察权；其法律监督权只能由国家的权力机关统一行使，而且，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对法院之个案裁判行使抗诉权；检察机关只履行刑事案件的公诉权，对裁判不服只能由受害人行使上诉权。唯其如此，才能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确保司法权威。

（二）改革法官任命制度和法院经费保障制度，确保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

他法官一律由最高法院院长任命，且非有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罢免。法官的薪金和法院的经费经全国人大审议后由中央财政足额划拨至最高法院统一管理调度使用，其经费能足以支撑整个诉讼运行，且法官的薪金能够与其身份地位相符，而非象目前绝大部分法院那样得靠争揽诉讼收取的费用来弥补缺口工资和办案经费。

（三）完善党的领导，走出司法独立的误区。

我国宪法规定党领导一切，作为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必然接受党的领导。如何看待和认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确实存在一些误区。当地方党委对一起经济纠纷指定法院作出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判决时，当地方党委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利于该地当前中心工作的开展或会影响当地某一部门的利益，指令法院不予受理该案或判令驳回起诉，面对这样的.地方党委的领导，法院该不该接受呢？接受了这种领导，显然违背了宪法中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宪法是党领导下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体现了党的根本意志，如果法院接受地方党委的这种领导，岂不是违背了宪法，违背宪法不更是违背了党的领导吗？早在1926年，刘少奇同志就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的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反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52页）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对司法工作方向性的领导上，而决不是对个案的干涉上，党的意志已集中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而且，由于我国党政合一，地方行政长官同时是地方党委二把手，地方党委也同时管理着大量的行政事务。因此，即使是党委出面跟法院打招呼、下指示，也实难区分究竟是党委的领导还是政府的干涉。因此，服从和坚持党的领导，首要的就是司法机关和法官要服从于宪法和法律，要敢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四）改变现行审判体制，确保法官独立。

司法独立，其核心是法官独立，法院即使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而法官不能独立于外界，不能独立于其同行和上司，就失去了人们的社会期待司法独立的初衷，丧失了司法独立的本质内涵。1987年8月，联合国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指出，每个法院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其第3条又规定，在作出裁判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等和上司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差异都不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马克思也早就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司。”我国《法官法》也作出了法官独立审判的规定。因为只有法官的真正独立，才有可能确保司法公正。

我国法院现行的审判体制中庭长、院长对案件的审批制、审判委员会讨论制、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个案请示汇报制，严重妨碍了法官独立审判的实现。在这种制度下，法官个体对案件的裁判并无独立可言。故此，建议对有关法律规定予以修改，在法院内部不再设立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和庭长，院长只是行政职务而审判职务，可设院长助理协管法院的日常行政工作，或暂保留庭长、副庭长，但规定只属行政管理职务，而非审判职务，不得履行案件裁判的审批权力。法官只得就法律的理解向上级法院请示待法官素质进一步提高后，一律不得向上级法院就案件进行请示汇报，既防止了因请示汇报出现“一审终审”，更主要的是确保法官独立。

二、建立高素质法官的遴选制度。

法官是司法的载体。法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法治的质量和司法公正的程度。从国外经验看作为法官，必须是法律职业者中的精英，必须具有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及无瑕的品行。如英国的法官几乎都是从出庭律师中选拨的，而且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出庭律师才能有机会被任命为法官。一般而言，有以上执业经验的优秀出庭律师才能有望被任命为高等法院的法官；高等法院的法官或有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被任命为上诉法院的法官，在其他法院有两年以上经验或15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被任命为上诉法院的法官，在其他法院有两年以上经验或15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有资格被任命为大法官。

（一）我国法官队伍现状堪忧。

目前我国法院队伍人数达30万人之多，在方面是所谓的“法官”队伍宠大，另一方面是真正从事审判业务的不多，与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相矛盾。就基层法院而言，约有30―40%以上的人员从事诸如法警、书记员、纪检、监察、质检、信访、司法技术、司法行政、后勤保障等非审判业务性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具有审判资格；约有10%至15%的审判人员即3―4.5万人从事执行工作，真正从事审判的人员不足50%，即不足15万人。而在法院的审判人员中，业务能力相对较强的人员又基本上担任着院长、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庭长及纪检组长、监察室主任、办公室主任等职，少有时间办案或基本不力案。根据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许前飞法官对辽宁、广东、上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及海南省的9个省市10个中级法院的调查，推算出，我国目前真正从事审判工作的不足12万人，从事执行工作的在2.8万人以上。这就是说全国法院约12―15万人的法官每年要审结近600万件各类案件，执结标的逾3000追亿元，基层法院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本科以上学历不多，基本不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其操守品行和司法能力均普遍受到公众的怀疑，真正的法律界精英不愿也难以选拔到法官队伍中，尤其是难以选拔到基层法官队伍中来；相反，由于司法环境的恶化和难以承受的社会压力以及非主观原因可能遭受的错案追究，已使一部分青年法官试图通过律师资格和现行的统一司法考试或研究生考试跳出法院，寻求其他职业，从而造成现有人才的流失。

（二）亟须营造一个仰慕法官职业的环境和氛围。

法官一直按公务员制度管理，由于其流动性少，相对于行政机关，法官晋升的机会少，相比同龄同资历的行政人员，工资待遇偏低，尤其是地方法院由于地方财政困难，相当一部分工资及福利奖金得靠办案收取的诉讼费用弥补，甚至多年拖欠工资。在我国，法官这个职业远未达到它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和身份。如果法官这个职业不会被人仰慕，法官职业不再神圣，那么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将得不到最终维护，社会的正义将难以被守卫，甚至连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可能难于保障。仰慕法官职业，既是崇尚法律，也是在崇尚一种精神。亟须和极力营造这样一种环境和氛围，是建立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所必须具备的重要的人文环境条件。

（三）建立高素质法官遴选制度刻不容缓。

一个仰慕法官职业的人文环境和氛围，固然有利于高素质法官队伍的产生。但这种人文环境的培育，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尽快建立一种高素质法官遴选制度，有助于法官的素质逐步提高，从而最终实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同时，法官素质的提高，能较快地改变社会对法官的评价，促进这种法律人文环境的培育，从而更好地改善整个司法环境。

第一，从统一司法考试资格获得人选中，经考核遴选一批充实到各基层法院，先担任1―2年法官助理，其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法律人才充实到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这样能较好地改变我国法官队伍的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并能带来一些新司法理念和法律文化观念。

第二，精减现有的法官队伍，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法官资源。从现有法官中遴造一批品行操守好，有一定司法能力的人员担任主审法官（或独任审判员、审判长），包括让目前各审判庭庭长及部分高学历的法院领导人员基本摆脱和逐渐摆脱行政事务，变为以主审案件为主，其余的法官作为法官助理。为使主审法官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免受外界干扰，一切与审判有关的辅助性工作均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承担，主审法官只负责开庭审理及拟写裁判文书。同时通过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庭前证据交换、庭前调解制度，将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尽可能由法官助理在庭前调解处理。

第三，实行任职公示制度，保证法官的良好品行。法官除应当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社会深刻的理解，具有精深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当具备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会，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这样的法官裁判的案件必然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对拟任的法官通过媒体向社会和公众公示，既是将法官品行向社会和公众的一种展示，它将极大地提高法官任职的荣誉感、地位感、知名度和权威性，同时也将法官的业内业外行为全部置于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增强法官纪律的力量，利于保持法官良好品行的一贯性。

第四，实行法官高薪制度，使法律精英无悔地选择法官职业。实行法官高薪制，不仅是保障法官廉洁和良好品行的需要，同时也是保障法官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水平与其职业、身份、地位相符，从而足以使社会对法官这个职业产生相当的仰慕感。在国家尚未对法官实行高薪前，法院自身应根据内部分工不同，对法官行大差别的待遇倾斜。首先应使法院内部人员从心灵上产生震憾，感受到法官职业的崇高和地位身份的优越，而不是象现在那样因为是法官可以通过办案结交朋友，攀附权贵，经常被人请吃请喝，甚至还可从当事人那拿点好处。法官目前的这种利益，实质是通过牺牲自己的人格和整个法官的形象为代价换来的，这已经给我们重塑法官形象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第五，当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基本建立，当公众和社会仰慕法官的人文社会环境基本形成，真正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遴选制度也就可真正建立了。如果从现在开始构建这种制度营造这种环境，经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队伍可期望在我们的下一代产生，那时，法治的春天就真正到来了，司法公正不再是我们的呐喊，而是盛在耕耘者手中实实在在的果实。

三、全力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我国自古以来便有“德主刑辅”、“刑主德辅”及“重刑去德”之争，法治与德化的关系究竟如何？德化究竟是促进法治进程还是制约法治进程？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后精辟地指出，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要加强以德治国。道德规范好比奔流不息的长江固有的河堤。河堤用它那自然之力引导和规范着江水东流入海。法律规范正好象涨洪水时，百万军民奋力用砂包、土石乃至血肉之躯筑成的防洪大堤，防洪大堤一旦冲垮，半壁中华将一片汪洋。司法机关守护的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人们的道德沦丧，根本不受道德规范，其行为就会象咆哮的洪水一样冲垮河堤向司法机关坚守的最后屏障――法律规范恣意冲撞。即使司法机关能坚守住这最后的屏障，但那将是何其艰难，何其危险！而且人们的行为正象洪水一样已给社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灾难。可见，人们的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法治程度，而只有在真正的法治社会里才会有人们所期望的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

（一）道德水准低下已严重危及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道德素质低下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体育界黑哨一片，学术界论文剽窃成风，官场“花翎”买卖成市，商场制假售假、尔虞我诈，市井摊贩短斤少两，欺行霸市……。面对身边太多太多的腐败和不公，而这些腐败与不公既未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也未受到法律固有的制裁，人们必然逐渐动摇心中对道德的崇尚和对法律的信仰。于是，欠债不还者敢理直气壮地说：“欠你钱，又怎么样？去告法院吧！”律师敢公然指示他人作伪证，证人敢在庄严的法庭睁着眼睛说瞎话，甚至派出所的所长和乡党委书记都敢为着两瓶酒替死刑犯出具假出生证明……对法律的蔑视已到了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笔者从本院民二庭按序号抽取200件民事案件中，竟有147件是借款和欠款纠纷，件件都有当事人的书面借据或欠条。在一个崇尚道德的社会里，人们怎肯因欠债不还被告上法庭呢？在因邻里斗殴而诉至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几乎每个案件的原、被告各方所举出的目击现场斗殴的证人证言都是截然相反的，有时甚至同一个证人为不同的当事人出具不同的证言。在这些人面前，法律竟然是这样的苍白无力。同时，由于此类诉讼的大量存在，无谓地占用和极大地浪费着有限的司法资源。在道德水准如此低下的社会里，人们崇尚的必然不是道德和法律，崇尚的只会是权力、关系和钱权交易。它不仅危及和破坏着诉讼程序和实体公正，更严重危及和破坏着司法秩序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二）道德水平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

要求应当越高，如果权力显赫的群体首先不能严格道德自律。由于中国是一个极特殊的‘关系社会’，如韦伯所言，人际关系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因为这种超越一切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更容易使司法人员感染社会不正之疾，司法人员也是‘容易受伤的人’。”毫无疑问，道德水准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能提升法官的素质，提升司法公正的程度。

（三）高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另一支撑点。

国家权力是司法机关和法官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但如果仅有这一支撑点，那司法机关和法官就成了国家单纯的专政工具，就很难充当公民之间纷争的裁判，更不可能充当公民与政府冲突的裁判。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几乎无所不及，连军队、警察都由政府养着，法院和法官凭什么力量去强制权力如此之大的政府履行判决义务呢？这就要求社会还必须给法院和法官保障司法公正的另一个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这种高道德水准就是人们认为自觉服从法院或法官的判决才是最基本的道德，否则就是不道德，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就会降低人们对自己的评论，并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就要求人们普遍信仰法律，自觉认同法官的判决，视司法权为唯一能平等保护每个公民权利和国家社会秩序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既是一种法律理念，更是一种道德素质。因为这种理念此时已成为了人们一种自觉行为，是一种自律。只有人们普遍具备了这样的道德水准，法院和法官才真正具有了权威性和公信力，司法公正才会真正得到实现。

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司法公正的载体，法官独立审判的司法权制度和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支撑点，三者兼备，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构架起司法公正的天平。

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陈鸿煦。

二oo二年六月。

参考书目：

1：《中国司法改革研究》，谭世贵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12月第1版。

2、《中国司法审判论坛》，主编毕玉谦，副主编陈海光，法律出版社出版，12月第1版。

3、《司法改革论评》（第一辑），张卫平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月第1版。

4、《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年第11、12期，第1、2、3、4期。

5、《人民法院报》，2001年――20有关“法三分时代”，“司法琐话”第1版。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十四

摘要：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的未来共同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一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虽然在环境资源方面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但尚未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因此，修改我国《宪法》《环境保护法》及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并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污染税法》《环境保护投资法》和《环境与资源教育法》，已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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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十五

司法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证据是用来证明事实的，那么，有“证明事实”的法定义务的人，有提供证据的义务。

依据我国三大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分析司法机关内部鉴定机构的设置：

1、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有证明犯罪的法定义务，为了工作需要，可以设置内部司法鉴定机构。而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我国实行的是控辩式诉讼，人民法院没有证明义务，所以它没有必要设置内部司法鉴定机构。

2、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依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均实行当事人举证制度，人民法院没有证明义务，所以，它没有必要设立内部司法鉴定机构。

3、在行政机关处罚的案件中，由于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证明责任，所以，它可以设立内部司法鉴定机构。

4、在仲裁程序中，与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相同。

以上可以设立内部司法鉴定机构的单位，其鉴定机构的性质仍属该单位的一个职能部门，行使法律和行政法授予的侦查、起诉权或行政管理权。他们在行使职权时，是为了证明犯罪或违法的需要，是代表国家的行为。该行为是为公行为，无需当事人的申请，也无需当事人承担费用。这是与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本质的区别。

二、人民法院不应设立司法鉴定机构，包括内部和面向社会服务的机构。

1、从三大诉讼的法律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在审判程序中所处的位置是居中裁判，他没有证明责任，所以，人民法院内部机构中，不需要设立司法鉴定机构。

2、由于法院所处的裁判位置，也不应当进行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因为，司法鉴定活动的结果是产生诉讼证据，而人民法院本身又是证据的认证者。那么，做为裁判的法官，面对出具证据的法院司法鉴定机构，他能怎么办呢？只能是采信。由此失去了制约，必定产生腐败。

3、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是历史的产物。20世纪八十年代，在旧的纠问式刑事诉讼审判方式下，由于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非常少，人民法院为了保证案件质量，成立了法医机构，后来逐步发展到全面的司法鉴定活动。这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诉讼制度的改革，随着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建立、健全，随着各专项司法鉴定机构的完善，人民法院内部司法鉴定机构已失去合理、合法存在的内核，它的使命已经结束。

4、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文件的性质。本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3号文件形式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不是司法解释，而是法院内部管理制度。与其他行业、单位的管理制度的性质是相同的，对外没有法律效力，如与有关法律、法规相冲突是无效的。该规定第4条“凡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对外委托鉴定”。这是一种限定，严重违反了当事人意志自治原则，侵害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平等竞争权，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从事的就是经营活动，收取鉴定费用。此工作应当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分离出去。在机构改革中，司法鉴定机构属社会中介机构范畴。然而，人民法院利用其权利，这种权利即不是真正的审判权，又不是政府的行政权，而是利用审判权这种独占性（这只能解释为现阶段的产物）进行垄断。

三、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需要规范。

什么是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除司法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因业务需要而进行的无偿司法鉴定活动之外的其他司法鉴定活动，均为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1、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辩护人有质证及举证权，所以，他们有提出司法鉴定权。那么谁来承担这个司法鉴定义务，出具司法鉴定结论呢？当然不能是司法机关内部司法鉴定机构，只能是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这样才符合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

2、在行政机关处理的案件中，与上一点相同，也应由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来承担司法鉴定工作。

3、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由于人民法院是居中裁判者，又是诉讼的组织者，同时也是证据的认定者。所以，对需要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到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做鉴定，而不能委托自己内部的司法鉴定机构。如果法官贻于组织，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也可以自行委托，法院应当移交全部案卷资料。

4、对非诉活动，由于当事人有证明自己主张的义务，故当事人或代理人可以到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委托，取得司法鉴定结论。

四、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的主管机关，应统一于司法行政机关。

我国的司法鉴定机构，是在不断发展、完善中成长起来的。与我国司法制度的发展相适应。首先是刑事审判的优先发展，从而使法医学司法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物证技术检验等发展、成熟；之后是价格评估司法鉴定。市场经济的发展，产品质量的鉴定，司法会计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造价鉴定等逐步出现、发展。由于这些机构的出现一般都是由行政执法需要而产生的，所以，不同的执法主体，对自己产生的司法鉴定机构，都规定自己享有主管权。例如，价格鉴证机构由政府价格部门主管；产品质量检验所由技术监督部门主管；建筑工作造价由建设银行主管，等等。这样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格局，各自为政，各自监管。

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诉讼制度的国际接轨，司法鉴定机构的中介性质已经明朗化，它已经不再是国家有关机构的依附。应当重新设置司法鉴定新格局。本人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有利于司法鉴定事业的发展，管理的范围包括：机构登记、鉴定人员管理、司法鉴定程序、监督及处罚等。司法机关内部司法鉴定机构，未取得司法行政机关批准颁发鉴定许可证，不能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经营活动。取消原主管机关的管理资格。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十六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与我国的环境资源立法。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1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预示着人类环境时代的开始。此次会议最重大的意义是产生了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相近的思想。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成熟。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共同发展的战略，得到了与会各国政府的赞同。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我国于1992年8月制定了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10大对策，明确提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94年3月，我国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调以下简称《白皮书》，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杜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施。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79年我国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本方针。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此外，由全国人大通过和修改通过了许多环境保护的专门法律以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管理的法律，其中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农业法》《文物保护法》等；由国务院制定并公布或经国务院批准而由有关主管部门公布了大批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项法规，其中包括为了执行环境与资源基本法和法律而制定的实施细则或条例以及对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领域、新问题所制定的单项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森林法实施细则》《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由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颁布了600多项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另外，我国还制定了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样品标准和方法标准，基本上建立了环境标准的法律体系。到1995年底，我国颁布了364项各类国家环境标准。

为了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维护国家的环境权益，承担应尽的环境保护义务，我国缔结和参加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南太平洋无核区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东南亚及太平洋区植物保护协定》等几十项国际条约、公约、协定。

虽然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和以我国缔结参加的有关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协定为辅的较为完备的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主体为了达到个人的经济利益，往往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加之我国环境和资源的立法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就使我国的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面临严重的挑战。

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我国环填与资源存在的若干问题。

在20世纪里，世界环境污染公害事故和公害病显着增加。30――60年代发生了马斯河谷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俟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米糠油事件、疼痛病事件、美国洛杉矾光化学烟雾事件等“旧八大公害事件”；80年代又发生了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墨西哥液化气爆炸事件、印度搏帕尔农药泄漏事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瑞士巴塞尔赞多兹化学公司莱茵河污染事故、全球大气污染和非洲大灾荒等“新八大公害事件”。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严重威胁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7个方面：“三废”物质污染、噪音污染、水资源污染、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核污染。

我国在环境污染的防治和资源保护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我国生态环境存在恶化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的同时，生态环境却在恶化：大气污染居高不下：水资源持续短缺，水质污染明显加重；土地退化与耕地占用严重；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加剧，草原退化、沙化面积不断扩展；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污染事件不断增多。…突出的现象是：水土流失的危害已经扩大到全国耕地面积的1／3，500多条主要河流和几乎所有的湖泊受污染面积达82％以上；全国城市的居民正呼吸着总悬浮微粒日平均值比国际标准高出10倍以上的污浊空气；而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下游，一年中有200天可以被改称为“母亲沙滩”。夏季长江全流域持续两个月的水灾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也与生态环境遭破坏有很大关系。《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九五”计划期间，我国将重点解决“三河”（淮河、海河和辽河）、三湖”（太湖、巢湖和滇池）／两区”（酸雨污染区、so2控制区）的污染控制问题。这也反映了上述“三河”／三湖”／两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到了非“重点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二）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是环境投资总量小，历史欠帐太多。“八五”期间，国家环保投入1102亿元，按1990年的价格计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0.69%，没有达到“八五”计划规定的0.85%的目标，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目前总的环境投资缺口大约为2500多亿元，而现在的投资额仅占需要投资额的6.3％。发达国家的环境投资通常要占到gnp的1.5o%以上。例如，美国每年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在800亿美元以上，日本在700亿美元以上，美国每年用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治理的费用超过了1500亿美元，据一项对80年代中期情况的研究表明，我国因环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82亿元，部分自然生态环境遭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500亿元，两项合计达882亿元，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5.64%，而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料的统计，美国等发达国家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为3――5％。可见我国的环境污染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

我国现行的环保投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建立的。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适应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需要，现行的环保投资体制存在着一个如何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相配套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环保投资体制的改革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体制的改革。1984年初，国家规定了环境保护的8条资金渠道，这标志着我国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开始；1986年，国家又进行了环保补助资金“拨改贷”的试点；1988年，国务院发布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同时又试点建立环境保护投资公司。从目前现状来看，这些环境投资体制改革和试点涉及的范围有限，改革的力度也不够，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

（三）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存在的问题。

1.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尚未成为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

现行《宪法》虽然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以及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原则，但不足的是没有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有关环境保护、防治污染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然而，我国制定的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10大对策和《白皮书》以及《纲要》，都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这就说明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的法律和环境与资源的政策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

另外，在我国80年代制定的单项自然资源法中，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立法目的，对自然资源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具体的规定，致使这些自然资源的法律难以适应生态的环境保护的需要。

2.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于1992年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环境与资源立法相当一部分是1992年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这些带有计划经济特征的法律规定已明显地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下，必须强化环境资源保护在政府决策中的份量，增加环保投入，为环境资源计划管理提供现实办法。现行法律确立的以行政区划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已造成了污染范围的扩大、跨区域及跨流域的污染情况严重而得不到有效遏制，以城市为主的污染正逐渐向农村蔓延。

目前执行的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只是对超过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者征收排污费，这种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以资源分配、无偿使用力主要特征的产品经济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排污者只要不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就可以无偿使用环境纳污能力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另外，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中的环境保护投资条款与市场经济下环境事权分配和国民经济融资体制不尽符合，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3.我国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之间也不统一。

我国环境法与资源法之间存在不统一的现象。例如，《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局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统管全国或地方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和污染防治控制工作；然而在各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中只规定了各自然资源专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却未规定环保主管部门的权限。这种立法倾向显然是把环保主管部门排除在自然资源保护管理部门之外，明显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从而造成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清。再如，根据《标准化法》的规定，国家制定的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对违反者要处以罚款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现行环境法只要求超标排污者缴纳排污费即可，并不认为超标排污系违法行为。这就直接违反了《标准化法》的规定，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还有，我国虽然已制定了各种环境区域的环境噪声标准，但并未将其列入《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水污染防治法》将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权划给各级政府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这些做法的结果使得大量的相关法规散见于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实质上是法出多门，重规章而不重法，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结构上的一个缺陷。

4.我国缺乏一部自然资源的基本法――《自然资源法》。

我国从80年代以来颁布了几部自然资源的法律，其中包括《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这些法律比较单一和分散，不能满足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而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综合性的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以广泛、全面地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5.我国还缺乏环境与资源教育的立法。

三、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现有的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必须进行修改和完善，以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一）修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合编的《保护地球――持续生存战略》明确提出，各国应通过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宣言和盟约，使各国对可持续生存的道德准则作出承诺，并应将可持续生存原则纳入各国的宪法和立法之中；所有国家应保护人权、子孙后代利益及地球生产率和多样性的环境法综合体系；应对现行的法律和行政的控制进行审查，改进其弱点；到本世纪末，所有地方都应完成对国家法律的审查，目的是重新制定法律，适应持续生存的需要。因此，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应根据以上的精神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和完善。

1.修改现行《宪法》。

我国现行《宪法》还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条款，应在适当的时候加以修改，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因为，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基础，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体现。

2.修改《环境保护法》。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由于制定的时间较早，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应加以修改和补充――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作为指导思想并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以适应保护环境与资源的.需要。另外，《环境保护法》中还存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以致在某些方面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法律措施，其结构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实施法的内容，其内容已经溢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范围；《环境保护法》突出的问题就是对自然生态和资源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大少，以致于该法呈现出浓厚的污染防治法的色彩。这些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给予特别注意。

3.修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

在修改我国现行的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修改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贯彻到修改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过程的始终。二是在环境与资源的立法中，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对环境与资源进行管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环境与资源的管理也要引人市场机制，更多地依靠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国家应制定有利于环境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减少环境污染，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要按照“排污费高于污染治理成本”的原则，提高现行排污收费标准，促使排污单位积极治理污染。三是对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领域、新问题进行立法，四是加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国际上环境与资源立法的经验，引进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先进的手段、技术，使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内容与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的内容相一致。

（二）进一步加强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立法。

1.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目前，我国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自然资源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的；《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自然资源的管理主体及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补救；自然资源的保护；不当利用自然资源的责任；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有偿利用及收费制度；自然资源税；保护自然资源的教育以及违反《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法律责任等。

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的是实现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能满足下一代的合理需要。《自然资源保护法》应修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然资源无偿使用的做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经济手段的法律化来管理自然资源，做到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开发保护同时进行。

2.加强国家对环境资源投资的宏观调控，制定《环境污染税法》《环境保护投资法》。

据预测1995――我国在环保方面的，急投资需求将达4000亿元。根据联合国预测，――2025；年全世界用于环境方面的投资。如果保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可以大体上减缓环境恶化；如果上升到2％，可以便环境恶化得到初步控制；如果上升到5％左右，可以完全控制住环境恶化；()如果上升到8――10％，方可实现环境的良性循环。而在我国财政中，环保的投资份额偏小、，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必须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制定有关的产业政策，并且利用财政觎收等手段作为产业政策实现的手段，加强环境保护投资的宏观调控。

要实现我国跨世纪的环保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须运用税收手段对排污者课征环境保护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根本之策。当前，急需制定《环境污染税法》。根据我国实际，该法应对以下污染进行征税：（1）水污染税，即对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为依据进行征税；（2）二氧化硫税，即以企业排放硫的数量作为课税依据；（3）燃料税，即以燃料产品的销售数量为证税依据；（4）垃圾税，即对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进行征税。

《环境保护投资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制定环境保护投资发展目标和中长期发展现戈（和战略。其中包括制定全国和各地区、行业的环境投资发展战略，环保投资的总体规模、投资方向；环保投资筹集（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排污费收入；发行中长期环境债券或股票；适当利用外资，采用bot投资方式，解决环保基础施建设资金；建立环保基金；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的优惠贷款和援助；环保投资资金及基金的管理和投资效益管理；环境保护投资，总量和结构；环保投资的信息系统；违反《环境保护投资法》的法律责任等。

3.制定《环境与资源教育法调略》。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十七

甘肃开诚律师事务所魏家林。

律师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没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律师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律师的作用是极其广阔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律师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律师事务所是市场经济的中介服务机构，律师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提供的鉴证、代理等中介服务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起着促进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

其一、律师在市场主体创设过程中的作用。市场主体是指由政府核准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任何经济组织都由资本的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组成，这三种人员的利益追求是不相同的，资本的所有者追求的资本收益（利润）最大化，经营管理者追求的是智力劳动的收益最大化，劳动者追求的体力劳动的收益最大化，这三种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如果三方都各执己见，那么这个经济组织就很难有效的运转，因此必须对三方的利益进行协调，寻求出一种三方均可接受的妥协方案，这种妥协方案实际上就是企业体制的设计。律师的专业是政治与法律，是制度设计方面的专业人员，再一方面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有时给资本的所有者服务，有时给企业的经营者和劳动者服务，比较了解各方真实的利益需求，也比较了解三方能够达成妥协的底线，由律师对经济组织的制度进行设计，所创设的市场主体比较符合现实，有利于市场主体创设后的稳定运行。另一方面国家法律规定了多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每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创设成本、管理成本、交易成本和税收负担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形式的运行成本是不一样的，而运行成本的不同直接影响经济组织的效率，律师对各类经济组织的组织法都有研究，了解每种企业制度的优劣，可以根据委托人的需要，对各种制度进行优势和劣势比较，选择一种最适合委托人需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律师的这种服务实际上是帮助市场主体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其二、律师在市场主体进行市场交易中的作用。市场主体创设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利润是通过交易实现的。在交易过程中，交易的当事人只有在自己提供的商品能够满足他人需要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利润。如果在交易过程中损害交易另一方的利益就有可能遭受另一方的报复或国家法律的制裁，最终会被市场所淘汰，因此市场主体在交易中必须规范自己的交易行为和防范他人违反商业伦理和市场法律的交易行为的损害。市场交易行为所建立的法律关系由法律关系的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内容和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所建立的社会关系性质）构成，法律关系的主体关系着交易的当事人是否有交易的资格，如果没有交易资格它所实施的行为是无效的，不受法律保护，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权利义务关系着交易双方的利益是否平衡，如果权利义务不对等，必定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到不当利益，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所建立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关系着交易双方建立的交易关系和所交易的对象是否为国家法律所认可，如果所建立的法律关系和交易的对象不被国家法律所认可，交易者不仅不能从中获得收益，而且还面临将被国家追究责任的'风险。律师精通市场交易的法律制度，由律师对交易的主体、交易行为所设立的权利义务和交易行为的性质进行鉴证，可以帮助企业规范交易行为，避免自己的交易行为不规范引起争讼或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同时也可以帮助市场主体规避因市场欺诈等违反商业伦理和市场法律的行为给自己造成损害。

（二）律师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律师担负着一定的司法职能，律师通过自己的诉讼活动，对司法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形成制衡，以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

其一、律师对司法行为的制衡作用。律师在诉讼活动，特别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站在司法机关的对立面，对司法行为横挑鼻子竖挑眼，找出司法过程中滥用公共权力或失职不作为的情况和司法认识上的偏差，促使司法机关正当地行使权力，不断地提升司法水平，从而达到法律保护社会成员利益的目的。

其二、律师对行政行为的制衡作用。律师在行政诉讼中站在行政机关的对立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横挑鼻子竖挑眼，找出行政过程中滥用公共权力或失职不作为和法律认识上的偏差，促使行政机关科学行政、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水平，达到防范行政机关以反科学的方式或违法的方式行政，从而实现保护社会成员利益的立法目的。

其三、律师对立法行为的制衡作用。法律具有道德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背离法律价值的规范是非法的，本应不能对社会成员产生约束力。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理应充分体现法律的价值，但是人对道德和真理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需要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法律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必须要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批判，这样法律才能不断完善。

律师是法律的实践者，律师的服务活动实质上帮助社会成员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社会成员的有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不一定符合法律的价值判断，但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不可能对所有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都已经充分认识和预见，并制定出相应的规范加以规制，这样律师为了达到帮助委托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就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对现行的法律形成的挑战。律师对法律的挑战单纯从个别现象看确实是损害他人利益的，是极其不道德的，但是从法律演进的进程看，所有的制度都是在博弈中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如果没有人挑战现行法律就不会有进步和完善。律师对现行法律的挑战使立法者认识到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真空和漏洞，促使立法者弥补法律的真空和漏洞，从而使法律更加进步和完善，这对社会的整体利益是有益的，而它所损害的仅是社会成员的个别利益，律师对法律的挑战使社会所获得的整体利益要远远大于对社会个别利益所造成的损害，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律师对法律的挑战又是符合法律价值的，是道德的。

另一方面，律师在帮助社会成员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也会发现社会成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不对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构成任何威胁和损害，但是法律却对它的这种行为进行禁止或限制，这种禁止或限制，这样的法律规范显然是不道德、反科学、不经济的，它剥夺了社会成员追求幸福和发展的权利，将会抑制社会成员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提高社会运行的成本。律师在为当事人服务时，必然会对这样的制度规范提出质疑和批判，律师对现行法律规范背离法律价值现象的质疑和批判，可以促使立法者修正立法中的错误，从而使法律更加道德、科学和经济，这对法律的进步和完善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热门18篇）篇十八

内容提要:我国目前立法把涉外产品责任归入一般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对比分析各国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新发展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表明我国相关立法存在一些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本文从立法目的、指导原则、实践情况及立法技术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立法建议。

近年来，随着“丰田召回门”等事件的频繁发生，社会各界对于涉外产品责任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在我国成为wto成员，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背景下[1]，如何完善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制度已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新发展。

传统国际私法把涉外产品责任视为一般侵权责任，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一般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自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方面采取了一些富有灵活性和建设性的冲突法规则，[2]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适用意思自治原则。

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适用的法律。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中的适用经历了一个由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到完全的（无限制）意思自治的发展过程。该原则最初应用于合同领域，首先将这一原则引入侵权领域的代表国家是瑞士，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行为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随后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也作了类似规定。但是上述立法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只能是法院地法。其后，此种受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进一步放开，逐渐发展为完全的意思自治。譬如，荷兰王国《关于因侵权行为引起的债务关系的冲突法》第6条第1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已一致选择了适用于侵权债务关系的准据法，则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1971年美国的《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率先在立法上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该重述第145节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与侵权行为的发生和当事人有“重要联系”的法律，并列举了判断！重要联系？的标准：包括损害发生地、引起损害行为发生地、当事人的住所、国籍、公司组成地和营业地，当事人之间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的中心地等7个参考因素。与之区别的是，有些国家的冲突法立法中只使用了“密切联系”或“重要联系”这样的字眼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考量标准，如斯洛文尼亚国际私法第30条的第2款就仅规定：“如果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对于如何判断“更密切联系”，立法上付诸阙如。

（三）各原则的结合。

随着“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内的应用，又出现了一种将各种原则加以结合的趋势。譬如19斯洛文尼亚《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的法律》中第30条规定：“1.非合同损害责任，依行为实施地法。若对受害人更为有利，则不适用行为地法而适用结果发生地法，但须以行为人事先本能预见结果的发生为条件。2.如果本条第一款指引的法律与关系无任何更密切联系，而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在该法中，就是将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法”与新发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组合起来，并力图实现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又如，马其顿《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33条的规定也是将“侵权行为地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及“意思自治原则”三者结合在了一起。且规定了三原则之间的效力，“意思自治原则”，第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第二，“侵权行为地法”排第三。

（四）参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立法。

197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为《海牙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在涉外产品责任准据法的确定以及准据法适用范围的规定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有关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一般作法和发展趋势。[3]公约抛弃了单一的法律适用规则，代之以多项连接点的重叠和组合，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准据法确定方法。20立陶宛国际私法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其第一卷第一编第二章第1.43条规定：“因产品瑕疵造成损害的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受害人固定住所地位于结果发生地国，或者责任人经济活动所在地、受害人取得产品地位于该国，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如果损害责任人的固定住所位于受害人的固定住所地国，或者受害人在该国购买产品的，适用受害人固定住地国法。依上述规定不能确定准据法的，适用损害责任人所在地国法；但原告依照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规定主张债权的情况除外”。

二、我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尚无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立法，现有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46条：“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从总体上看，我国法律采用了以侵权行为地法原则为主，法院地法和共同属人法原则为辅的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原则。比照前述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立法与国际最新立法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距。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来看，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在处理我国消费者在国内购买、消费进口的外国产品受到损害时，其所体现的法律救济不利于我国消费者。近几年，不断有跨国品牌因为质量问题面临消费者的投诉，但中外消费者在召回和赔偿的待遇上却屡屡出现较大差异。丰田召回事件中，同样是丰田召回门的受害者，中国消费者的艰难维权与美国交通部开出的1637万美元天价罚单，形成了天壤之别。面对此类频频出现的涉外产品责任纠纷，人们纷纷将责任归咎于国内立法的不完善，呼吁要重新修订《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产品质量法》等法规。然而，人们却忽视了“罪魁祸首”――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恰恰是因为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规定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而缺陷产品的销售地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地都在中国，侵权行为地法即为中国法，所以才最终导致中国消费者与外国公司之间适用的往往是并不完善的中国法。

（二）从条文内容来看，我们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或当事人共同属人法为侵权行为基本准据法时，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只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一（虽然是最主要的方式），而且围绕侵权责任的构成、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产品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等其他问题也是可能产生争议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法律适用立法上均缺乏明确规定。此外，在侵权行为的认定方面无条件地重叠适用法院地法，虽然其立法本意在于保护我国产品制造者不受外国产品责任法的追究，但同时也保护了外国的产品制造者在我国境内不受其本国责任法的追究，难免给一些不法外商可乘之机，对保护我国消费者来说是不利的。而且通过如此规定来保护我国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会使它们不求产品质量的提升，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日益加大，从长远来看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三、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建议。

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公布的《民法草案》第86条对产品责任作了专门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结果发生地同时也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是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营业所所在地，或者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者营业所所在地，或者也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该规定与《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六稿）第121条的内容基本一致，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如采用组合连接因素，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有限自治原则、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强调了当事人共同属人法原则，并设置了多种连接点等，应该说，这些规定是比较科学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国情。但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规则草案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产品侵权责任仅涉及了损害赔偿责任而没有涉及产品侵权责任的其他方面；规定比较复杂，普通民众很难看懂，甚至专业人士理解操作起来可能都颇费工夫等。

在如何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方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做考量：

首先，应遵循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和立法的指导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已由过去的追求案件判决结果的一致性逐渐发展为寻求案件能及时、公正、合理的解决，亦即我们常说的已由“形式正义”发展为“实质（实体）正义”。[5]但是，由于“正义往往具有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6]因而在不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领域，实质正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等几大原则。

具体到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就意思自治原则而言，由于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毕竟不同于以合意为基础的契约，不仅完全的意思自治在实践中较难形成，即便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就法律的适用问题达成了合意，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性，合意的'结果可能也与立法者的意图相去甚远。而最密切联系原则避免了传统冲突规范的僵硬、机械的弊端，更具灵活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产品责任案件时，可以通过这一灵活的系属公式选择最适合解决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不仅有利于公正、合理的解决案件，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但为了降低该原则被滥用的可能性，也为了给法官或仲裁机构提供具体的操作标准，立法上宜提供若干可供选择的具体连接点。同时，在产品责任侵权案件中，基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可以更好地维护弱方当事人即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因而，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最密切联系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体现在立法中，这两大原则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会给予一定的弹性空间，即提供一定的选择机会，只是进行选择的主体不同，可能是法官、仲裁机构或是当事人。最密切联系原则下会提供一系列的连接点，一般供法官或仲裁员做选择。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下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亦可由法官或仲裁员代为选择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考虑到产品责任这一领域专业性较强，将选择权交与法官或仲裁员似乎更为合适。因此，要贯彻这两大原则，立法上就应提供与产品责任相关的一系列连接点，以供法官或仲裁员选择最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

其次，既应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立法经验，更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实践。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而且符合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一种较好的立法方式。此外，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国内目前与产品责任相关的配套立法还不很完善，因此要提供机会，以便能适用缺陷产品制造地且立法完善的国家的法律，而且侵权行为地由于常带有偶然性，不宜作为一个唯一的连接点来处理产品责任关系。所以，参考《海牙公约》的规定，建议将损害结果发生地、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产品制造地及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地四个地点共同作为可供选择的连接点。同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与产品责任的构成、责任主体的认定、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相关的其他问题无法可依的现象，借鉴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可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的范围直接定为“产品侵权责任”。

最后，应考虑在立法技术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繁简问题。国家的立法不仅是给专业人士看的，也是给普通民众看的。法作为由国家制定的社会规范，一般具有指引、评价、预测三种作用。[7]如果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看不懂、理解不了的话，法律的指引和预测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其评价作用也将大打折扣。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因为具有“间接法”的性质，其特殊的结构（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构成）本身就会给理解制造障碍。如若写得过多、过复杂则更会增加理解的难度。所以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上，只要照顾到了产品责任的特性，应尽量简略。

综上所述，笔者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条款作如下立法建议：产品侵权责任，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产品制造地、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地中更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

注释:。

[1]李先波：《论我国私法精神之构建》，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第57页。

[2]李先波、徐莉：《gatt“公共道德例外条款”探析》，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第53页。

[3]conventionofthelawapplicabletoproductshagueconferenceonprivateinternationallaw，october，1973.

[4]丁利明：《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思考与建议》，载《行政论坛》第5期，第57页。

[5]蒋新苗：《东北亚能源共同体的宗旨与原则》，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第6期，第46页。

[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第252页。

[7]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年版，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