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我更加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精彩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灵感和参考，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一
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文化中的瑰宝，一直以来备受瞩目。近日，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关于晋商文化的讲座，深入了解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这场讲座中，我收获颇多，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耳目一新，倍感振奋。接下来，我将结合个人体会，以五段式的方式进行讲述。
首先，讲座首尝到的魅力是晋商文化的历史沿革。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唐代。晋商精英以自身修为和商道之道，不仅参与了经济交流与商业贸易，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化与社会，为晋商文化打下坚实基础。此后，晋商文化在宋、元、明、清等朝代中不断发展繁荣。尤其是在明代，晋商艺术精品涌现，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更加频繁，为晋商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了解晋商文化的历史沿革，我深感晋商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对晋商文化发自内心地敬佩。
其次，讲座所呈现的晋商文化的商业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晋商人讲究商道，注重商业伦理和道德准则，他们通过真诚、诚信和合作来开展商业活动，赢得了别人的信任。讲座中，主讲人讲到晋商人常说的一句话：“半信半疑，不如不信”。这句话意味着晋商人注重诚信，只有坚持诚信的原则，才能树立良好的商誉，这一商业智慧令我深思。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晋商文化所倡导的商业智慧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使我受益匪浅。
第三，晋商文化的家族观念也给我带来了启示。晋商家族观念有悠久的历史，通过讲座，我了解到晋商家族观念的核心是家族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晋商人从小就接受家族观念的熏陶，深深注重家族的和谐与发展。晋商家族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家族成员，保持家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确保家族的延续和发展。我深感晋商文化的家族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家庭观念有着共通之处，即家庭成员应该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实现家庭的繁荣与幸福。晋商文化的家族观念带给我深深的思考和启发。
第四，晋商文化的艺术品鉴令我叹为观止。晋商人富有艺术品鉴，擅长收藏名贵字画、古玩瓷器等艺术品。古代晋商通过艺术品的收藏和鉴赏，不仅展现了他们的品位和见识，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财富。在讲座中，主讲人详细介绍了晋商文化中的艺术品鉴赏技巧，包括欣赏体验、古籍书画等。通过学习和欣赏晋商文化的艺术品，我体会到晋商文化对于艺术的热爱和对于审美的追求，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艺术盛宴。
最后，我还对晋商文化的影响与传承留下了深刻的思考。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晋商人群体之间，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晋商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家族内部的传承，更是社会的传承。通过晋商文化的传承，可以给今天的商人们带来启示和启发。同时，晋商文化的传承也需要我们的努力和持续推动，才能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传递给更多人。
通过参加这次晋商文化讲座，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晋商文化的历史沿革、商业智慧、家族观念、艺术品鉴和影响传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我将继续学习和关注晋商文化，希望能将晋商文化的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人生和事业中，与时代同行，发扬晋商文化的光辉。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二
乔家大院是我国山西省平遥县的一座著名古建筑群，也是晋商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前不久，我有幸参观了乔家大院，深刻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远影响。以下是我对乔家大院晋商文化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乔家大院展示了晋商的商业智慧和创新精神。乔家大院是晋商家族的宅邸，由四合院和府第两个部分组成。在参观过程中，我发现每个院子都有独特的设计和功能。比如，内院设有厢房和花园，用于家族成员的休息和娱乐；外院则设有厅堂和商店，用于经商和接待客人。这样的布局不仅体现了晋商对家族和利益的重视，还展示了他们在商业运作上的精确计划和灵活发展的能力。
其次，乔家大院彰显了晋商的家族文化和价值观。乔家是一个典型的晋商家族，追溯到明代。他们通过几百年的积累和传承，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和价值观。在大院的一角，我看到了乔家的家训和家史，记录了家族的兴衰和传承的故事。这些宝贵的遗产提醒我们，晋商不仅是一个商业集团，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传统价值观的社群。
第三，乔家大院就像一本活生生的晋商百科全书，为我们展现了晋商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在大院的每个房间和走廊中，都陈列着丰富的文物和史料，诉说着晋商的兴衰。有古老的商标、旧时的货币和商业合同，甚至有一些商人的书信和日记。这些珍贵的史料不仅记录了晋商的商业活动，还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使我们对晋商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第四，乔家大院是晋商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平台。除了保留和展示文物，乔家大院还举办了各种文化活动和展览，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专家学者。在我参观乔家大院期间，正好遇到了一场关于晋商文化的论坛。在论坛上，许多专家和学者分享了他们对晋商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且与大家交流和讨论。通过这样的平台，乔家大院将晋商文化传承给了更多的人，促进了晋商文化的发展和继承。
最后，乔家大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激发了我对晋商文化的兴趣。在大院的参观过程中，我不仅了解了晋商的历史和成就，也明白了晋商文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重要影响。我深信，晋商的商业智慧和家族文化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提升商业能力，还对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和家庭观念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总之，乔家大院是晋商文化的重要代表和传承平台，展示了晋商的商业智慧、家族文化和社会地位。通过参观乔家大院，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对它的价值和魅力有了更多的认识。我深信，晋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将继续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启发，助力我们在商业和家庭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三
作为一位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我近期参加了一场晋商文化讲座，并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启发。在这场讲座中，我深入了解了晋商文化的起源、特点以及对中国商业发展的影响。通过这次讲座，我深深感受到晋商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对商业活动产生了新的认识与思考。
首先，讲座以介绍晋商文化的起源为开端。晋商文化几乎与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同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晋商人凭借出色的商业眼光和灵活的商业手段，在商海中推波助澜，积极参与海内外的商贸活动。北京作为晋商的重要中心之一，也见证了晋商文化的繁荣与活跃。这段历史为我揭示了晋商文化的基石，使我对中国商业发展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其次，讲座逐渐深入介绍晋商文化的特点。晋商们具有较高的商业道德和信用度，自成体系的商业网络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晋商文化强调家族观念和商业智慧的传承，推崇以家族财富为基础的企业管理模式。在商业合作中，晋商人注重信用和义务，这对他们赢得了许多商业伙伴的尊重和合作。此外，晋商人还以家族族谱为媒介，维系着晋商社区的联系。这些特点让我深刻地明白了晋商文化在商业活动中的独特价值。
进一步的，讲座还探讨了晋商文化对中国商业发展的影响。晋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展现出了较高的商业才能和经营智慧，他们的商业行为如结盟、投资、合资等对中国商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商人的商业道德和商业创新精神也为后来的商界精英们树立了榜样，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业的繁荣发展。晋商文化在经济市场的影响力和商业智慧的传承，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启发。我认识到商业活动不仅仅是追逐利益的过程，更是一种责任与担当。
最后，我对晋商文化讲座的心得与感悟。晋商文化以其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商业道德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参加这次讲座，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商业涉及的不仅仅是利益的追逐，还有一种责任和担当。作为年轻人，我们应该在积极追求利润的同时，注重商业道德的建设，追求可持续的商业发展。晋商文化的精神，不仅仅是商业的智慧，更是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历史的传承。
总而言之，晋商文化讲座为我打开了了解晋商文化的大门，并带给我对商业活动的新认识。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中国商业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加此次讲座，不仅增加了我的历史文化知识，更让我明白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和责任。我相信，将晋商文化的精神投入到当今的商业实践中，必将为中国商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力量。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四
晋商文化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晋商的兴起与山西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交通便利密不可分，而晋商们的创新性商业理念和管理方式，更为其在商业领域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虽然新的商业形态层出不穷，但很多传承了几百年历史的老字号，仍旧独具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本文将介绍我在走访晋商老字号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传承精神。
走访老字号，最深刻的体验是传承的精神。新旧更替，物换星移，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下，很多刚刚起步的新商家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压缩成本和质量，以占领市场。而老字号则不同，他们无论在产品或服务方面都以品质为要义，几代人的经验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恰恰成就了他们引领市场的地位。而这种精神，往往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学习的，需要在长时间的市场实践中逐渐沉淀和开拓。
第三段：文化积淀。
另一方面，走访老字号可以感受到文化的积淀。或许这一点很多人都体会不到，但所有的老字号，都不是空口白话，而需要厚重的文化积淀支撑。以晋商老字号岳阳楼酒店为例，继承了中国茶文化精髓，实行独特的沏茶、品茶、聆听传统音乐的服务流程，让客人在舒适静谧的环境下领略茶文化魅力。老字号经营者们的家族文化，都不是一时之间可以创立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磨练、不断丰富的。
第四段：新与旧的融合。
走访老字号，也可以看到新与旧的融合。以其它晋商老字号如惠民大药房为例，他们在保证中医药学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不断采用科技、管理、营销等方面创新思路，在拓展新生代市场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生命力。奇怪的是，传统业态与现代元素的交融并不能降低老字号的传承性，反而让其更容易接受新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文化。
第五段：展望未来。
走访老字号，不仅是感受商业传承的智慧与文化的积淀，还隐含着对未来的展望和期许。老字号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向着更多元化、更个性化发展，成为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的“新字号”。希望更多的消费者意识到老字号的独特魅力，并通过支持、推广和传承，让这些历久弥新、洋溢着传统气息的老字号，更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所喜爱和所信服。
总之，走访晋商老字号，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历史、文化和商业的底蕴，更可以看到晋商老字号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时代变革中，不断改进和创新，融合新旧元素，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消费者的青睐。这些老字号的成功之道，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在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为中国商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更加坚实的动力和智慧。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五
晋商文化是指中国古代山西地区兴起并繁荣发展的商业文化，形成于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文化之一，晋商文化不仅仅是山西地区的一种商业习俗，更是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商业经营思想和价值观。通过对晋商文化的学习与探索，我深深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性、传承性以及其对现代商业发展的启示。
首先，晋商文化具有独特性。晋商文化强调信用、亲情和社会责任等价值观，与其他商业文化有所不同。在晋商文化中，信用被视为商人立身之本。这种信用观念早在晋商发展初期就已形成，并传承至今。晋商注重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以稳定的信用为基础拓展商业网络。与此同时，晋商也十分重视亲情观念，不论是对家人还是对同乡，都保持着互助与支持的关系。这样的亲情观念不仅仅在商业上发挥积极作用，也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晋商还重视社会责任，多数晋商都致力于慈善事业，积极回报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这种独特的晋商文化使其在中国商业史上独树一帜。
其次，晋商文化具有传承性。晋商文化的发展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是晋商文化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晋商以其强大的商业实力和独特的商业经营方式，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人。晋商以智慧、勤劳和创新精神成功经营商业，这种精神与晋商的传承息息相关，至今仍有晋商的后代在商界发光发热。晋商文化的传承不仅仅体现在个人家族企业中，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商业文化中。山西地区在晋商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独特而繁荣的商业环境，吸引了大量商人前来发展。这种传承性使晋商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依然持续。
最后，晋商文化对现代商业发展具有启示。晋商文化的信用观念是商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信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建立了可靠的信用体系，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建立稳定的商业关系。另外，晋商文化强调亲情观念，提醒人们在商业活动中不能忽视家人的关怀和支持。管理者需要注重员工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提高团队的凝聚力。晋商文化还提醒人们要关注社会责任，积极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回报社会。这些都是晋商文化给现代商业发展提供的宝贵经验。
总之，通过对晋商文化的学习与探索，我深深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性、传承性以及其对现代商业发展的启示。晋商文化的独特性使其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其传承性则令晋商文化具有持续影响力。晋商文化对现代商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其信用观念、亲情观念和社会责任观念都是现代商业成功的重要基石。我们应该向晋商文化学习，将其价值观念融入到现代商业发展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晋商文化不仅仅是山西地区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六
晋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老字号则是晋商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不仅代表着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是代表着精神文化的传承。我在这里记录下我的一些个人体会和看法，以感悟这些老字号的特殊精神。
第二段：老字号是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而老字号作为晋商文化的传承，代表了晋商文化持续存在的一种方式。老字号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并非仅仅因为其长久的历史和优质的产品，更是因为其背后承载的精神和文化内涵。老字号所代表的是一种传统文化，一种优良的商业道德和一种人文精神。老字号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些因素的支撑和保持。
第三段：老字号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老字号代表的精神特点很多，其中包含了传承、专注、诚信和创新等。传承是老字号的一个显著特点，老字号的历史文化和经验一直是其立足于市场的主要来源。此外，老字号一直注重产品品质的提升和维护，为此，老字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和调整，充分发挥了其专业性和行业优势。而且，老字号所信奉的商业道德也很明显，诚信经营一直是老字号的重要质量标准。正是这些精神特点的支撑，使得老字号在中国商业界和文化界都拥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四段：汇聚老字号文化的街巷和商铺。
在山西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省份，老字号文化得以得到更好的呈现和传承。很多传统的老字号店铺在同一个街区内，比如说太原的道庄糕点和大同的张学良手工麻花等。走进街巷之中，感受老字号对于当地人生活和文化的影响，体验着那份历史感和家乡味道，不仅能够了解到老字号的发展历程，更是让人感受到了老字号对于传统文化和行业精神的坚持，这些店面传承着山西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第五段：结语。
老字号文化不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更是中国商业文化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正是因为老字号的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并不断与时俱进。我们应该珍惜这些传统文化，积极支持和推广老字号品牌，在更多的场合中展现传承晋商商业文化背后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晋商文化和老字号文化在新时代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七
榆次常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稗类钞》称常氏有资产百数十万两。该族原系山西太谷县人，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由仲林一世起到八世常威时，家“始裕”，“至于起家，即率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峙等处。
常氏发迹之后，氏族分居，添房盖院，分为“南常”、“北常”。“南常”以万已为代表，为“世荣堂”;“北常”以万达为代表，为“世和堂”。
北常从乾隆年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增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增设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的“玉”字连号。此外，独慎玉商号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汾阳路履仁先生目睹晚清恰克图商业状况，撰文说：“买卖城内有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正如《山西外贸志》所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北常”有十家带“玉”字的商号最著名，号称“十大玉”。据《汉口山陕会馆志》称，光绪八年(1882)汉口“北常”的商号有如下十二家：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通玉、大顺玉、泰和玉、独慎玉。
“南常”的商号名称均带有“昌”字，号称“十大昌”。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在常氏家谱的“寿序”、“墓表”、“墓志铭”中，多有常氏经商的记载。如常氏九世万达八十“寿序”中称：“翁为榆邑望族，自少英敏，具干济才，方弱冠，遂弃制举，业掭计，然术事无巨细，便能摒弃区划，悉合机宜，为老成辈所器重。中年懋迁有无阅历而话练益精，一切运筹帷幄，克壮其猷，家业日隆。”再如九世常万育八十“寿序”中也赞其经商才能说：“翁未弱冠，读书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计甚切，母独命学陶朱术，翁因顺志北上，据先人遗资，经营二十载，家遂丰盈。”另如常万达之子、常氏十世常怀愉八十“寿序”中称“今初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至于奇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林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贸风;其亿及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又如常万达曾孙、常氏十二世常怿“墓志铭”中，也有“随父服贾张垣，凡筹划经营实左右之”。常氏十三世常维丰“墓志铭”也写道：“君性明敏，事宜张驰，一经裁决，立即决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强干，以放生理日盛，富甲一乡。”常氏作为封建性商人，曾积极参于清朝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例如捐助地方书院。
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榆次书院，知县赠匾一块，上面写着“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义关风雅”。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常氏十四世常赞春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一块，文曰：“士诵清风”。常氏还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荒，捐输3万余金，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好行其德”;庚子后，因助清政府善后经费，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奉皇上旨赐匾一块，文曰：“乐善好施”。在义和团运动中，常氏十三世立教，由村众举充乡团团长，“与村人赵君成业，刘君秉仁协议安置拳众毋扰，并练团丁，以防他匪侵入”。常氏发迹后曾积极投资土地，在清代后期还创办了近代工业。
榆次车辋土质不好，即使如此，常氏也未放弃对家乡土地的投资，南北两常在车辋村占有的土地，为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强，约20顷左右。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损失。常氏转而热衷创办近代家庭工业，据载：“望春兄鉴于吾家人众，而资有限，恐一旦竭蹶，无以为生，因议立敦义和蚕桑局和敦睦织布工厂，由京津聘教授，购机器归，率族中子弟不习儒贾者以入，有缺额招生”，“招徒工数十人，结丝物织络带，以作试验。翌年，即栽桑数百株，养蚕数十万”，“至局内设置，如养蚕架、寒暑表及一切器具无不全备，一时敦义和之丝品织物，销售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处，获利颇厚，而平汾等处人言及榆次敦义和丝物，尤为赞许”，“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肆顿遭损失，工厂货款无出，将至停办”。至十年，以所植成桑，归村公有经理。
常氏除创办家庭工业外，还向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有过投资。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就是由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担任。他在职15年(1923——1937)，是各任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长者。
常氏商业于清末民初衰落，常氏十三世常立训在光绪中叶曾作为常家的股东代表达2o余年。其《墓志铭》记述了他看到常氏商业“日薄西山”的状况后感慨万分：“公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于其酌盈剂虚之际，已足见其持满戒溢的苦衷。”这就是说：光绪中叶，常氏丁目既繁，需用日浩，已是开支拮据。庚子事变，归化城受兵燹之苦，张垣又受到德兵骚扰，常氏商务“遂难复如旧时”。常氏十三世常立教“墓志铭”称：“壬子吾家骤落，京肆事尤棘手，族众推公往，癸丑公选驻京，至甲寅秋，自以维持无术，谢归。”这就是说：民国初年常氏商业已彻底衰败，而且回天无术了。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常氏家族人贡第一人。此后就延绵不断，到清末，常氏从八世到十五世入邑庠生达78人。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常氏十三、十四两世，有4人拔贡，5人中举，一人成为进士，集常氏一时科举之盛。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到1921年，从十四世到十六世间，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由于常氏重视教育，家族中培育出了许多研究经史和书法绘画有较深造诣者。
据《常氏家乘》载：常氏十二世常炳仿柳少师书，常佶双钩字时称无双，常怿工画山水及虎、马、蝴蝶等小品;常憬尤工欧阳体，常惺善诗;十三世常维梁楷工柳少师书;常立德既富藏书，且研究考订之学，晚学颜鲁公书;常立爱藏书甚多，研读史学、理学，而且懂数学;常立屏邃于史学，书法则工颜真卿、董华亭诸家;常立方既嗜史籍，为清副榜举人;常维丰工书善画。常氏子弟中有几位在省内外政界、文化界均颇有影响，例如：十三世常立教于光绪十一年(1885)考中第53名举人，赴京会试，曾参与康梁变法的公车上书，在故宫陈列的黄榜上有名，是常氏家族中第一位科举成名的人物。十四世常麟书，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考中第51名举人，由翁同合推荐，入国子监南学深造7年，光绪二十九年(19o3)癸卯会试，中第219名贡生，殿试取三甲第87名进土，派往户部任度支部主事，因丁忧未就。曾任常氏笃初学校教务、榆次凤鸣学堂堂长，创办榆次速成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兼总教务。
民国初年移居省城太原，历任山西大学、商专、一中等校语文教师。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有《诗经述义》、《礼记易简录》等十多种著作。十四世常赞春，光绪二十八年(19o2)考中第三名举人，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士学位，受聘为清史馆征访员、山西文献征存局编辑，曾任国会第二届众议员。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尤通文史，长期在山西大学文、法、教育学院执教，深为学生敬重，总纂《榆次县志》，多有创见，著作甚丰，遗著目录达50卷左右，尤擅长书画篆刻。十四世常旭春，自幼聪慧才高，童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o2)中第24名举人，1912年选任山西国民公会副会长，1922年到1927年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书法先学魏碑，后宗李北海，所书笔力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为名书法家。常氏十六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主要有《中国民族小史》、《史国史鸟瞰》、《中国财政制度史》、《社会科学通论》等。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八
曹家大院——三多堂博物馆，位于太谷县城西南五公里处北恍村东北角，北临南同蒲铁路和108国道线。它原是晋商巨富北恍曹家的一处“寿”字形宅院，外观雄伟高大，形似城堡，独立村北，与四周低矮的民房形成鲜明的对照。宅院总占地面积10638平方米，建筑面积6348平方米，保存着明、清、民国三代的建筑群，陈列着无数珍品，是新开发的一处晋商文化旅游景点。1995年10月开放，已成为晋中旅游的热点。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曹家始祖曹邦彦是太原晋祠花塔村人，以卖砂锅为生，明洪武年间举家迁移到太谷北恍村，兼以耕作。到第14代“三”字辈中有个叫曹三喜的独闯关东做买卖，获利甚丰，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又把生意做到关内，先在太谷设号，向全国辐射。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大江南北都有曹家的铺面，达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有37000人，所以乡民有“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的说法。后又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惜于光绪甲午、庚子年以后由于战争、商业竞争、子孙的骄奢淫逸导致了失败，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辉煌历程。曹家在极盛之时，在北恍村相继建起了一批布局庞大富丽堂皇的宅院，如：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等，尤以“福”、“禄”、“寿”、“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幸存下来的“寿”宅院，是曹氏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堂名，习惯上称为多福、多寿、多男为内容的“三多堂”。这座宅院以高耸大雅，厚重古朴的特色冠于群院之首。宅院座北朝南，分南北二部分，东西并排三个穿堂大院，连接三座三层17米高的楼房，内套15个小院，现存房舍277间。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龙楼凤阁鳞次林比，信步廊庑迂回，举目檐牙高喙，好一座庞大气派的豪门宅院!楼顶还建有三个亭式重楼，飞阁凌空，是曹家护院家丁巡逻之地，也是主人举杯邀月之所。建筑造形酷似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头像。当清晨雾气霭霭之时，或黄昏暮色茫茫之际，站在远处观赏，三座顶楼和整个建筑一起，酷似三头庞大的“牛”、“羊”、“猪”形。这种追新逐奇的建造意识，给宅院平添了几分辉煌和神秘。
三多堂建筑堪称中国民宅奇葩，然而三多堂展出的珍宝则是花蕊朵朵了。它陈列有四大项目12个内容，数千件文物工艺，数千张照片，再配以绘画、书法、模型及现代化的灯光、音响效果，较好地反映了曹家全盛时期的概貌。
“曹家经商史”主要反映曹家历代从艰辛的创业到创造辉煌和走向衰落的过程。有创业阶段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辉煌时期的“辽奉蒙俄六百座”，“福禄寿喜四合围”;有衰败时期的“白烟一股瞬息间，千年瓦金落纷纷”的情景。
“明清家具展”陈列有400多件明清家具，有世所罕见的用92块天然花纹大理石镶成的“百寿大屏风”，后部有上下各50个“寿”字型和三代帝王师祁藻摘录古代十七位学者启导告诫后人的真迹文章。一百个寿字和文章均用阴刻手法刻于其上，又以金粉涂之。有“螺钿镶嵌贝壳镜”，用天然贝壳雕琢上民间吉祥图案和“福禄寿”三星，当你选择不同角度时，会呈现出不同色泽。据传如果看到红色则会官运亨通，看到粉色则要走桃花运，而黄色则预示着要发财致富了。又有“寸斤寸金”的“红木半圆桌”，立体造化的”大理石座镜”以及数百件明、清家具，有“皇家看故宫，民间看曹家”之说。
“瓷器馆”陈列有近2000件瓷器，从掸瓶、罐，到碟、碗、盘，大大小小，琳琅满目，其中不乏许多明、清珍品。
令人称奇的是在“珍宝馆”展出的清宫国宝金火车头钟，此系法国给清廷的贡品，用黄、白、乌三种金制成，重84.50市斤，上镶时钟、晴雨表，上好发条可沿轨道而行进。这件国宝是慈禧太后逃往西安路经北恍向曹家借款的抵押物。另一件珍宝是明代大画家仇瑛临摹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长7.74米，宽0.45米，上有1643个人物，208头牲畜，生动逼真，价值连城。同时展出的还有羽毛镜、商朝白燕古陶、哥窑碎瓷等珍品。
此外，三多堂还展出有清代大书法家赵铁山的40余幅书法真迹，形意拳发展史，根雕艺术展，太谷宫灯展以及太谷县史等展览。现在正着手复原西侧的曹家花园，开辟一处休闲场所。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九
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类别之一，自古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商业智慧和经商手法闻名于世。晋商心得体会，是晋商们通过长期的商业实践和思考积累出来的宝贵经验。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晋商心得体会的五个方面，希望对读者有所启示和借鉴。
首先，晋商心得体会强调诚信。商务世界中，诚信是一种最宝贵的财富。晋商们深知，只有建立起诚实守信的声誉，才能赢得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信任。他们注重履行承诺，并始终坚持以诚待人。因此，在与晋商交易的客户和供应商们，常常只要听说对方是晋商，就会心存信任。晋商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诚信为本”。
其次，晋商心得体会强调灵活应对变化。经商如战场，随时都可能出现突发状况。晋商们懂得，面对变化，灵活应对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他们善于把握市场的风向和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晋商们还注重创新，敢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以确保自己始终处于竞争的前沿位置。
第三，晋商心得体会强调分享合作。晋商们相信合作能够实现共赢。他们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项目和业务。晋商们不仅注重短期利益，更着眼于长远发展。他们会主动为合作伙伴提供帮助和支持，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共同成长。因此，晋商们往往可以形成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商业网络，使自己的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第四，晋商心得体会强调精细管理。晋商们在经营过程中注重细节，善于管理。他们注重提高效益和降低成本，不断优化商业运营流程，以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晋商们还注重团队建设，善于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优势，形成高效的组织结构。通过精细管理，晋商们在商业竞争中始终保持着优势地位。
最后，晋商心得体会强调家族传承。晋商们非常重视家族传统和家族企业的发展。在晋商家族中，传统和价值观是代代相传的，他们注重培养年轻一代的商业智慧和经营能力，使家族事业得以延续。晋商们还注重家族文化的建设，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这种家族传承的机制，使晋商家族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晋商心得体会体现了晋商们几百年来的宝贵经验和智慧。诚信、灵活应对、分享合作、精细管理和家族传承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些晋商心得体会不仅对晋商们自身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国商业界具有深远影响。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晋商心得体会，以推动中国商业的更好发展。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十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一、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
“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十一
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群体，具有诸多独特的特点。首先，晋商在商业经营上主要以家族为单位，代代相传，形成家族经营的特定模式。其次，晋商注重商业信誉，德商之称不虚。此外，晋商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晋中地区的繁荣与开放。
第二段：晋商经商的成功秘诀。
晋商能够在商业圈内长盛不衰，背后离不开他们的经商智慧。首先，晋商注重人脉关系搭建，通过与各界人士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获取资源和信息。其次，晋商善于风险控制，能够灵活应对市场波动，以稳定的心态处理商业风险。此外，晋商注重学习和创新，不断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并在商业模式和产品开发上进行创新。
第三段：晋商的企业家精神与核心价值观。
晋商成就斐然的背后，植根于他们厚实的企业家精神与核心价值观。首先，晋商注重家族传承和家族荣誉，始终坚持稳定经营，远离贪婪和短期利益的诱惑。其次，晋商以诚信为本，重视商业道义，始终遵守合同，保持商业信誉。此外，晋商致力于社会公益，积极回馈社会，展现了晋商的责任感和社会担当。
第四段：晋商经验对当代商人的启示。
晋商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商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晋商的注重创新精神提醒我们，要积极拥抱信息时代，不断学习、转型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其次，晋商的心怀地方发展启示我们，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此外，晋商的品德之道提醒我们，要注重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与合作伙伴建立诚信合作关系。
第五段：晋商对社会的积极贡献。
晋商作为中国商业历史上的杰出群体，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先，晋商的商业活动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地方居民的生活水平。其次，晋商注重公益事业，积极参与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项目，推动社会进步。此外，晋商还积极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结：晋商作为中国商业历史上的重要群体，其家族经营，商业信誉，注重创新和责任感的核心价值观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晋商的智慧和经验对当代商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我们应当积极学习他们的精神，将其运用于实际经营中，推动中国商业的繁荣发展，并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十二
曹氏原住晋源县花塔村(今属太原市晋源区)，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县北恍村。《清稗类钞》称曹氏有资产银六七百万两。曹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时三喜为谋生，随人至东北三座塔(在今辽宁朝阳县)，租地种菜、豆类。后与一当地人合伙，用所种之豆，磨成豆腐出卖，用豆腐渣养猪。辛苦经营多年，日渐发达。这时，原合伙人提出分开各自经营。三喜独立经营后，由磨豆腐、养猪，又发展到用高粱酿酒，进而开杂货铺，后又兼并了原合伙人的生意。随着三座塔地方的繁荣，人口的增多，清廷设立了朝阳县。而曹氏在该地早已开办有商铺，所以当地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之说。此后，曹三喜又将商号开办到赤峰、凌源及建昌等地，经营范围也扩展为杂货业、典当业、酿酒业。后来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这样，曹氏已成为关外大商。
清兵入关，曹三喜向关内发展。他首先在原籍太谷设号，继设号于华北、西北各商埠。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给七个儿子分为七份，不过在商业上仍合资经营，七家各出资本10万两，组成总管理处，称“曹七合”。后因一个儿子出门承嗣去了，又把“曹七合”改为“六德公”。六门各有堂名，分别是：怀义堂、馨宜堂、留青堂、三多堂、五桂堂，还有一堂佚名。他们合资办的商业，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当时曹氏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四平、张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长子、榆次等，在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次克等地，也设有曹氏商号。其经营范围很广，如：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帐庄、典当、钱庄、票号等。曹氏在商业经营上合资共管，在家庭的经济上则各门自立。在各门中以三多堂最盛，在曹培义时代，家资有300万两，年开支3000余两;到曹中美时代，家资600万两，年开支万两。
曹氏商号用人，初以曹氏本族为多，后来商业发展，用人范围有所扩大，但也只在晋省籍人之内选用。用人途径大致有二：一是各大号掌柜荐举;二是从伙友中提升。被荐举者均须具备相当业务经验;被提升者均须已有一定劳绩。曹氏商号还聘用过一些能文善写的秀才，如高介臣、杨济溥等人。曹氏商号在用人上规矩很多，例如：新用掌柜或刚入号伙友，三年内不给工资，只管伙食，也就是试用期。三年后，如在试用期表现不好者、违犯号现者、掌柜认为“不堪造就”者，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通知辞退。如继续任用，按其地位高低、责任大小发给劳金。掌柜劳金一般一年为100——120两，十年后按其劳绩给以顶生意，即以人力顶身股参与股份利润分红。各商号除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外，还有管账、坐柜、栏柜头、跑外人等。
曹氏商号订有严格号规，员工均须遵守。如规定商号员工不得抽大烟、打牌、嫖妓。宴请来客时，有指定的专管应酬的掌柜(一般是二掌柜或三掌柜)负责，宴请中一般不谈交易，俟饭后才看货、议价、交易。掌柜及伙友，平日在号内必须穿大褂，外出或与来客洽谈生意必须加穿马褂，以示恭敬。伙友有坐柜、站柜之分。站柜者为初进号之学徒，往往需站柜七八年后才能升为坐柜;就是已成为坐柜者见到掌柜时也必须站起。住号伙友平日所穿衣服，都不准有口袋。清代使用铜钱，每位伙友有一小钱串袋技名次挂在柜房内，可作剃头、洗澡等零用开支。如遇例假批准回家时，必须把携带的包袱收拾好，放在柜台上，表示请大家检查，内中绝无夹带柜内财物。平日号内吃饭，各伙友均按劳金多少依次而坐，不得乱位。
曹氏商业系封建的资本经营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曹氏商业在清末衰落。辛亥革命后，白银改银元，银元改钞票，几次变更，曹氏商号由此带来资本折换，债务折换，亏损银数十万两。1919年，曹氏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和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商号，负外债银80余万两。原持帝俄时代的钞票每张抵银一两，苏联革命成功后每张仅值白银五分，此一项曹氏亏银37万两。曹氏商业以东北各大城市为多，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大量发行“奉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奉票”大跌，曹氏商号又损失一百数十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后来又成立伪满州国。按日军的殖民地经济统制法，曹氏在辽宁的五个银号合并为玉城银号，归伪满州国的政府所有，曹氏在东北的商号全部化为乌有。东北原是曹氏发祥地，其东北商号的垮台，又影响到关内的商号。在各商号倒闭前，各号掌柜趁机各饱私囊，曹氏后代子孙又多吸食鸦片，庸碌无能，曹氏的商业终于全部倒闭歇业。
曹氏自曹三喜始，到曹克让及其子时代衰落，共历24世。曹三喜原为文盲，目不识丁。曹氏家业兴起后，很重视对子弟的读书教育。曹家设有家塾“书房院”，延聘名师任教，对教师待遇颇厚，每年酬金在百两以上。曹氏除捐官外，其子弟在清末也有考取功名中举者。例如：曹培德，字润堂，为人精明干练，曾为直隶候补知府，精六法，嗜填词，尤工作诗，著有《木石庵诗合刻》、《木石庵文录》、《木石庵随笔》、《傅文贞先生年谱》。富有经济才能，他弃儒经商，所有曹氏“锦”字商号，如锦丰泰、锦生润、锦丰焕、锦丰典、锦泉汇、锦泉兴、锦泉和、锦泉涌、锦元懋、锦隆德、锦泰亨等，皆为曹培德一手创立。在曹培德《墓志铭》中记述称;“太谷之曹，以资雄于并晋间，而拓庵曹君特以名德显。君讳培德，字润堂，以字行，别字拓庵。……光绪乙酉，以选拔贡于京，朝考报罢，援例捐内阁中书。……君先以中书加捐至知府，指分直隶试用。……壬寅秋，垦务大臣贻将军谷奏调君襄垦事，……君冲寒塞外者累月，创设西蒙公司，复返里集款至十余万金，事乃举。……自正太铁路开，谷商已大减，同蒲线如复不经谷境，为谷计者，尤宜速修榆太支路以通商情，独惜时人之不能用也。”
曹中裕，相传与山西巡抚胡聘之“同年”，光绪时曾出任保晋公司经理，胡去任后，中裕也随之去职。曹克让，举人出身，嗜好书画，多藏名人诗画，价值一百数十万元。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后，一些名画被日军抢掠。又被曹氏子弟中吸食毒品者偷窃变卖，致克让所收名贵书画全部散失。
最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通用13篇）篇十三
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朝有李实任官山西，遂落户平遥县达蒲村。李氏经商据说始于清雍正年间。第一家商号是在达蒲村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经过乾隆、嘉庆两朝，商业利润有增。嘉道年间，在经理雷履泰的策划下，西裕成颜料庄适应埠际商业清偿需要，开始进行汇兑业务，日趋繁荣。道光初年遂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专业汇兑业务的日升昌票号，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自从创立票号后，利润甚丰，财富骤增。李氏于道光三十年(1821)在达蒲村新盖高楼院三处，咸同时又投资新设商号十多处。李氏以日升昌和谦吉升票号为中心，在平遥县城设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通钱庄及日升布庄和日升店(货栈);在天津设有东如升等店。李氏所设日升裕、日升厚钱庄在平遥县钱业中，曾操纵行市，称霸一时。
日升昌票号创始时，当家财东是李大全，大全故后由其子箴视主事，箴视弟箴言有疯颠之病，人称“李二魔子”。箴视死后，由箴听之子五典管理。李氏从事商业，所获利润除一部分继续扩大商业投资外，又购买土地，李氏“宣统末年家有土地两顷”，余皆消耗于奢侈生活。李氏为满足其生活需要，又在达蒲村开设杂货、绸缎、药、干果、肉、水果、成衣、理发等店，村中人说：“领的李家本，吃的李家饭，赚的李家钱。”
李氏发财后，其资本的去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盖房置地。李氏在平遥达蒲村筑有四座辉煌巍峨的大院，每座都是三串院，分东西厢房，前庭后院，楼阁相辉，亭榭互映，四座大院又连接一起，村民称之为“李家堡”。土地也很多，据记载，到宣统末年时有土地2顷多。
二是投资商号钱庄。李氏以日升昌票号为中心，扩大投资，新增商号多处。如在平遥县城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达、日升通钱庄和日升布庄、回升货栈;在天津有东如升、如升颜料庄等。
三是捐纳官衔。李氏为了荣宗耀祖和提高家族的门庭地位，花了许多银两竭力攀官结贵，提高门庭。通过捐输，获取虚衔。如李大全在世时，捐衔“千总”，去世后其子箴视为其父大全捐衔“知府加四级诰封通奉大夫”，箴视为其祖父文斌、曾祖父占殿也捐了虚衔。李氏男性多捐有文武官衔，女性也封为“宜人”、“夫人”。嫁女娶媳也必门当户对。
四是挥霍浪费。李氏家中雇有许多佣人，仅老妈子、丫环、保镖、护院就有数十人。李氏一家人，生活也是阴阳颠倒。白天睡觉，黑夜打麻将、吸鸦片。吃饭也是想起就吃，随要随到。有时厨师因厨灶火力不旺，就把馒头沾上油扔到灶火里，以应付李氏一家人的“快餐”。
从光绪末年起，李氏的各商号、票号、钱庄已经出现亏赔。辛亥革命后，亏赔愈益严重，债主已逼上李财东的家门。当时，主持李家商号和家业的是李五峰。他怕债主逼债，便把家里藏的许多财物寄放到内兄赵鸿猷家中，自己也躲藏起来不见人。后来，逼债的风势减弱，李五峰便向赵氏索取寄存财物，不想赵氏抵赖不承认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气急败坏，要到衙门告状，又怕招来债主逼债。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吃了暗亏。最后，煊赫一时的日升昌票号财东李氏，只落了个穷困潦倒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