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有一定的格式。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一
20xx——20xx年度，xx区劳动大队按照市发文件精神，组织多次农民工工资专项检查行动，并将农民工工资维权贯穿落实在日常巡查中，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权益。两年来我大队共主动巡查网格内用人单位565户，涉及劳动者xxxx人次，其中农民工3255人。下达调查询问书xxx份，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12份，督促用人单位补签、新签劳动合同xxxx份，两年来共接待咨询201起，成功调解简单劳资纠纷xxx起，为职工追回拖欠工资和押金共计114万元，有效地维护了辖区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
xx区农民工工资检查服务工作以追求服务手段多样化为目标，不断开拓创新，转变执法理念，通过实施“四大转变”，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推动了农民工工资检查服务工作的创新发展。
一是转变监管手段，夯实监察基础。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人力少、任务重、难度大的矛盾显现出来，很多时候是疲于应付。为此，大队从完善监管手段出发，变突击应对为常态监控，利用网格化、书面审查、分类监管等手段，充分发挥监察职能，综合运用日常巡察、举报专查、专项检查和劳动年检等手段，全面掌握用人单位基本情况，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管理、保险缴纳、工资支付等行为，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用人单位随意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二是转变服务态度，提升监察水平。对接待来访咨询、投诉人员，xx区人社局注重超前思维，拓宽工作思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劳动大队建立了“心理疏导室”，在主动做好劳资双方情绪稳定工作的同时，探索“心理疏导法”积极调解劳资纠纷。变被动受理为主动热情服务，按照相关办事流程及时处置，对于不属于受理范围的投诉举报，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定期召开执法经验交流座谈会，邀请相关专业人员研讨工作中的疑点和难点。对外来农民工维权实施“绿色通道”制度，不断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20xx年1月16日中午，xx劳动大队接到江苏淮安来镇江某服装厂打工的女职工刘某等8人投诉，反应自己在辖区某服装厂打工，临近过年已买好车票急着回家，但工资被被老板克扣，请求劳动监察部门帮助维权，接到投诉后大队立即启用外乡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当即立案并及时安排上门进行调查，约谈服装厂老板袁某，教育老板要自己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和双方约定，以及不及时支付工资的严重性，责令其按时足额支付工人工资，经过近3个小时的沟通，当天下午袁某就到银行取现支付了拖欠职工的工资34580元，使外乡的农民工于次日安心踏上回家过年的路。
三是转变执法理念，塑造监察形象。全面推行“133”监察执法思路，大力推进“柔性执法”， 推进“柔性执法”，积极打造具有xx特色的劳动监察执法环境，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具体说就是“树立一个意识、坚持三个结合、实现三个转变”树立执法服务优先的意识；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查处与预防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实现由事后处理向事前预防转变、执法监察向执法服务转变、单一维权向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转变。坚持把刚性的法律与人性化操作有机结合起来，针对部分用人单位负责人缺少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学习，法制观念淡薄；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重口头协议，轻签订劳动合同，给投诉、维权、执法带来相应难度的实际，区人社局坚持开展以“一封信、一张联系卡、一本劳动保障释疑手册”等“五个一”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服务，对违法行为树立以批评教育为重、整改完善为基的理念，按照“帮扶为主，真情服务”的要求，变程序执法为柔性执法，对有不规范的企业及时发出监察建议，寓执法于指导之中、于帮扶之中、于宣传之中、于服务之中，做到既严格遵守劳动保障监察各项程序和要求，又注重维护用人单位声誉和利益。使用人单位和广大农民工变过去“出事找监察”为现在“事前问监察”。xx区劳动监察坚持“柔性执法”，努力把劳资纠纷解决在企业家门口，实现解决一个争议，教育一片的目的，促进劳动关系更加和谐，这一做法经《中国组织人事报》、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市级新闻媒体等宣传后，有效提升了xx区监察执法的知名度。
四是转变监控模式，创新监察思路。平时，区人社局充分利用劳动保障监察“两网化”这一新型监管平台，充分调动基层监察力量的工作积极性，通过网格实时采用企业信息、用工情况。在加大日常巡查力度的同时，通过电话、短信、致辖区用人单位公开信等形式对用人单位经常进行提醒及常用劳动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结合劳动保障诚信示范企业评价活动的开展，引导用人单位自觉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20xx年1月27日，劳动大队接到基层网格报告辖区闽镇建材厂可能在春节前出现工资拖欠的事件后，积极协助蒋乔镇政府、秀山村级组织，地方公安派出所，通过向闽镇建材厂负责人林某宣传劳动法律法规，并现场监督拖欠工资发放全过程，帮助来自四川宜宾的谢某、杨某等39名外来农民工拿到老板欠他们的23。5万元工资，让外乡农民工在风雪之夜里踏上回家过年的路。《镇江日报》、《京江晚报》对此都进行了正面报道。
一是农民工要求维权缺乏有力工作证据。目前，大多数农民工在知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都知道找劳动保障部门，可是他们往往都缺少证据（如不能提供用人单位提供的欠条）。给劳动维权工作带来很在困难，有时也只能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是农民工要求签订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工资的意识有待增强。对于一些较复杂、棘手的案件，由于职工只能提供口头协议，至使自己许多的权益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
三是劳动监察的装备设施配套不足。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要求维权的案件、争议呈现日益增多的态势，但目前我区从事专职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只有6人，在外执法检查服务时分为2个工作组，但由于经费不足，只有一辆旧面包车用于执法，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人力少、任务重、装备差、难度大的矛盾显现出来，很多时候还只是发挥“消防员”的作用，疲于应付。
一是加大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虽然xx区人社局每年开展以“五个一”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宣传工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意识得到了一些提升，但整个社会的法制环境，人民群众依法办事的意识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二是建议对劳动监察增加投入，改善现有条件。虽然《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劳动保障监察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但对经费要求并没有强制性，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可能多一点，但就xx目前的情况投入到劳动监察的专项经费还非常有限。致使目前从事劳动监察人员的服装、装备、车辆都无法适应工作的要求。
希望全社会能共同呼吁，为xx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配备必备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和摄录工具等基本的办案设备，以便更加有效地推进劳动保障执法监察。建议把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所需的办公费、办案费、专项检查费、装备使用维护费、人员经费和业务培训费全额纳区级财政预算，保证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正常开展，以更好地维护辖区稳定的劳动关系。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二
农民工是xx区的新型劳动大军，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成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屡有发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对我市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结合爱民实践大走访活动，就当前xx区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及因农民工就业困难而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倾向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判。
目前，在xx区务工的外来农民工约2万余人，大多从事建筑、加工、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我区的建筑工地、工厂、饭店、娱乐等场所。外出务工人员6万余人，主要是在北京、广州、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从事制造、建筑、加工、电子产品生产等工作。
当前，xx区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
（一）经济上贫困，生活质量低下
当前，我市6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30％左右月收入在800～12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1500元以上的工资。经济上贫困决定了生活质量的低下，农民工衣着简朴、粗陋，一般都暂住在工地、厂区或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的生活状态。
（二）中青年居多
xx区的农民工中约80%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三）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
农民工大中绝大多数为初中毕业，少数为高中毕业，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加工业等几大领域，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对职业技能没什么要求，收入不高，在城市生存能力较弱。
（四）法律意识不强
xx区农民工中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法律意识普遍不强。
（五）具有群体性特征
农民工一般都是属于一个地方或区域的，经朋友、老乡等介绍工作的，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呈现群体性的特征。
自20xx年下半年以来，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逐步凸显出来，一批中小企业倒闭，就业机会减少，xx区外出务工人员逐步回流，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外出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的同时，有一部分不良人员也随之返乡，并将外地恶习带回，给本地治安带来压力。
二是外出务工返乡的人员大多为家里的“顶梁柱”，失业就等于丧失了经济来源，特别是xx区的偏远乡村，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增大，部分人容易铤而走险，产生过激行为，做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事。
三是有的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在外务工，长达数十年之久，在外务工过程中的现实表现本地公安机关不甚了解，可能存在负案在逃或是曾经有过违法犯罪行为人员。
四是今年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有的单位不讲诚信拖欠民工工资，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还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犯罪。
一是充分认识农民工返乡给我区社会治安带来的影响。要深入贯彻全国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孟建柱部长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治安形势，特别是中层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感和社会责任感对待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做好全体民警的宣传发动工作，切实增强全体民警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认知，增强对危机带来的影响的重视，切实提高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是以“大走访”活动为载体，扎实开展农民工返乡情况的调查工作。结合“大走访”活动，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入户调查，并召开村（居）委座谈会等，全面摸清辖区返乡农民工情况；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仔细梳理归纳农民工返乡原因，并全面掌握返乡农民工在生产、生活方面的现状，了解其思想动态；加强同返乡农民工的沟通联系，交心谈心，身体力行为其解决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行动上、言语上正面加以引导。对有不良行为与不良嗜好的人员进行彻底摸排，并积极依托基层群防组织加强情报信息收集掌握，对重点人员要钉死、看牢，防止其趁火打劫，危害社会。
三是建立情报信息分析研判机制，做好社会舆情的监控工作。对目前尚未出现的但可能会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应对预案，超前采取工作措施，努力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力争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对辖区的社情进行有效监控，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坚决遏制过激行为，确保辖区社会稳定。
四是强化法制辅导，变盲从为遵从，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遵纪守法意识。加强对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的法制宣传工作，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组织民警将农民工必知的有关法律知识印制成小册子或卡片发放到农民工手中，让农民工做法律的明白人，自觉维护其正当权益。建立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农民工开展法律竞赛等有益活动。切实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帮助他们牢固树立“失业不矢志”的理念。
五是加大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案件的力度。积极协助工商、劳动等部门，严厉制裁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配合相关部门，为农民工增加就业，并给予有实际困难的群众以保障、扶持，缓解严峻的社会形势。加强街面及治安复杂场所的治安巡逻及治安防控工作，保持高压态势，遏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营造一个有条不紊的、和谐的、良好的外部治安环境。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三
20xx年四季度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伴随着危机进一步蔓延，对我市农民外出务工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市农民工非正常返乡人员增加，务工收入下降，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严峻，给我市农民持续增收带来压力和困难，引起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高度关注。为了及时了解我市农民工非正常返乡情况，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提供决策依据，近日，市统计局采取全面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市农民工外出务工情况及农民工非正常返乡人员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近几年来，我市农民外出务工从快速增长期转入到稳定发展期，全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劳务经济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截止20xx年底全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31.6万人，占全市农村乡村从业人员比重38.7%。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凤台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13.7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43.4%），潘集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8.7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27.5%），毛集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3.1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9.8%），大通区、谢家集区、田家庵区、八公山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及所占比重分别为：2.1万人、6.7%；1.9万人、6.0%；1.7万人、5.4%；0.4万人、1.3％。
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地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建筑业。
据调查，截止到20xx年12月底，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市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非正常返乡人数2.1万人，仅占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6.7%，目前尽管从数量上来看还并未形成大批民工返乡潮，但综合多种因素分析，真正对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将在春节后，应引起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据对全市5732名非正常返乡人员的问卷调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市2.1万非正常返乡人员中因为收入明显比金融危机发生前减少而返乡的占46.2%，所在的公司（单位）因订单减少而裁员或停产返乡的占37.1%，在外生活成本提高，继续外出打工不划算返乡的占7.6%，所在公司（单位）因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返乡的占4.5%，认为所处的打工环境明显不适应（包括：住宿不方便、孩子上学不方便、当地人岐视民工、工资不能足额及时兑现、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政策不配套、在当地受老板欺负等）返乡的占1.4%，认为其它原因返乡的占3.2%。
从年龄构成来看，全市非正常返乡回流农民工20岁及以下的占11.7%，21岁至44岁的青壮年却高达61.7%，45岁至54岁的占21.0%，55岁及以上者占5.6%。
从劳动力文化素质来看，受教育低的劳动力返乡的比重大，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包括文盲）以下返乡人员占全部非正常返乡人员的52.4%，初中文化程度占37.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0.6%。
在调查中从长三角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全部非正常返乡人员的30.0%，从珠三角非正常返乡占23.5%，从本省其它市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14.3%，京津地区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8.3%。
据调查外出务工时间的长短也是影响非正常返乡的主要原因，在调查中发现外出2－5年的劳动力返乡占到69.5%，20xx年当年外出当年返乡的占14.5%，外出6－10年的占12.3%，长年在外打工而非正常返乡回流的仅占3.7%。
据调查，在我市非正常返乡人员中从事服装加工行业的返乡人员占到22.3%，从事玩具加工行业的占到11.5%，从事电子行业的占到2.8%，从事其他工业的占到3.8%；从事建筑业行业的返乡人员占到26.8%，从事批发零售行业的回流人员占到19.8%，从事餐饮业的占到3.6%，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占到1.3%，其他行业占到7.4%。
据对返乡人员调查中发现，有81%的人员返乡后不能马上就业，仅有19%的人员在返乡后马上能够就业。
工资性收入一直是拉动我市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20xx年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约450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43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54.1%。据对我市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调查了解，有95.8%人认为返乡回流后收入明显减少，其中：有48.3%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20xx元以上；有27.9%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在1500-20xx元；有9.9%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1000-1500元；只有13.9%的认为每月收入减少1000元以下。
由于金融危机还在蔓延，我市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春节后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大大降低。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我市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形势愈发严峻，我市农民持续快速增收的压力加大。
调查显示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中有71%的人员春节过后不准备外出务工，仅有29%的人员在春节过后继续外出务工，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对金融危机冲击下，外部打工形势不看好，对将来感到迷茫。
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宣传，坚定各级政府与广大农民发展农村劳务经济的信心，困境之中困难之时，信心比黄金更加珍贵。同时进一步贯彻中央20xx年一号文件《关于20xx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要求的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切实解决当前农民工就业困难和工资下降等问题。中央在20xx年底追加的1000亿拉动内需的资金，我市积极争取了2.9亿元，主要用于煤矿棚户区改造和农村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利用投资项目的带动功能，最大限度安置好农民工就地就业，努力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
“工欲其善必先利其器”，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农民工实用性、针对性的业务技能培训，帮助提高农民工业务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在调查全市非正常返乡回流农民工对政府的建议和希望中，首先选择有关部门加强业务技能培训的高达64.8%，由此可见农民工对本身职业技能提高是多么急迫与渴望。
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目前实行的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的力度弱，解决困难问题有些力不从心等，建议市政府对现有相关部门力量整合，建立起调度有力协调有序的长效运转专门机构，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提高服务水平与服务效率。我们仅以农民工外出组织化程度为例，据了解当前我市农民工以老乡亲戚介绍方式结伴自发外出务工占绝大多数，而通过政府职能部门或市场中介形式组织外出务工的尚微不足道，我市广大农民工对外地务工需求准确信息和行情迫切渴求，并希望有关部门搞好信息服务，以便减少外出盲目性及辛苦求职的旅途奔波，减少开支。
外省、市有许多扶持和帮助农民工就业和创业的先进经验，我市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制订相关政策和措施帮助和支持农民工就业和创业。如：我市可否将失业返乡农民工在城镇创业就业人员纳入小额贷款扶持范围。是否对诚实守信企业在资金周转困难时，减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入等。
注：1、由于目前国家关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及非正常返乡回流尚无统一的界定标准，为此我们结合农村经济工作特点及本地实际，确定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必须同时符合两条标准统一调查口径：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在空间上必须达到跨出乡镇及以上地域;不包括在本乡（镇）内由第一产业就地转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为此方面难以界定统计数据难搞准确），二是外出打工20xx年全年累计时间必须达到3个月及以上，全年累计低于3个月，视为临时工，属未成功转移不在统计之列。
2、对于受金融危机影响造成的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非正常返乡回流的统计标准我们规定是：20xx年10月至12月份因金融危机冲击引起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而造成的非正常返乡回流，主要是考虑到了金融危机蔓延负作用于20xx年10月份方才显现明显，也考虑到新年返乡团聚，全国各地于20xx年元月中旬步入春运高峰的民俗传统等，不包括外出农村劳动力正常返乡过年，因家中私事或生病返回等。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四
当大四学生刘莉苹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上课的时候，距离株洲700公里以外，她的父亲，正在深圳某家具厂做工;她的母亲，正在邵阳老家一家工厂包装着产品。“我父母都是农民工。”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刘莉苹说。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xx年9月，当学校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社会调研时，刘莉苹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关“农民工”的课题。“从小，我就知道父母在外面打工很辛苦，但当我做完调研之后才明白，我以前对他们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近日，刘莉苹参与采写的社会调研报告——《农民工市民化背景下城市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研究——以株洲为例》，在我省“深化农村改革”专项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这项征文由省经济学学会、省委“为改革攻坚献策重大决策咨询智囊团”农村改革专家组联合开展。该报告的核心内容，还被国家级期刊《中国就业》采纳，在xx年第1期发表。
这份报告，是袁辉、刘莉苹、朱媛、晏卫红、黄飞虎5名湖工大学生，在商学院王欢芳博士的指导下完成的。
调研者何人?
大多是农民工子女，想了解父辈们的生活
为什么做这个关于农民工的调研?
“调研组5个同学中，有4位来自农村，包括父母、邻居甚至曾经的同学，很多都是农民工。”袁辉介绍，唯一不同的是晏卫红，她父母都是做生意的，但从小在市场中长大，她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工。
“从我出生直到现在，父亲就一直在广东沿海那边打工，只有过年时才回来半个多月。”刘莉苹说，由于在家的时间太短，她打小对父亲就印象不深，直到六岁的时候，才开始认识父亲，“对我来说父亲只是一个符号。”
父亲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小时候，刘莉苹对父亲也曾有一些怨恨，直到在调研中，她得到一个数据，在有适龄子女的农民工中，55%的子女都是在老家读书，“不是他们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是制约的因素太多了。”
队员朱媛的父亲也是一位农民工。“平时会询问父亲在外面打工的情况，但父亲都说得比较含糊。”朱媛说，父亲养活一大家人，很不容易，她想通过调研，了解父辈们的故事。
调研如何开展?
调查了13个月，访问了70多家单位
确定课题后，从xx年9月开始，课题组5位成员开始了对株洲市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实地走访调研，一直到xx年9月结束，每周至少走访一次，光调查就花了13个月，共收集了200多份资料。
“调查对象包括城市四区的建筑工、超市员工、保安门卫、清洁工、服务员等，一共涉及了20多个行业，70多家单位。”袁辉介绍，调查一般是在下午或者晚上，等对方下班后才开始，由于调查对象文化程度有限，每份问卷都进行了详细的访谈。
“第一感觉是震撼。”袁辉介绍，调查中队员们发现，大部分农民住的地方都很简陋，工作强度很高，“有的一个小板房宿舍，住了十几个人，连洗热水澡的地方都没有，有的一天要上十三四个小时班。”
调研过程中，也遇到过不少阻碍。“遇到过很多白眼，有一次，我们到某酒店调研服务员的工资收入，还被保安赶了出来。”队员黄飞虎介绍，但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一群体，队员都坚持了下来。
“几乎每次出去调研，队员们都有不同的收获。”刘莉苹介绍，虽然条件艰苦，但很多受访者身上都流露着对生活的热爱，“有一股积极的正能量。”
调研有何收获?
改变了对农民工的看法，与父亲共同语言更多了
“坦承地说，之前对农民工，确实会带有一些歧视。”队员晏卫红说，通过调研，加深了对这一群体的了解，更多地变成了理解与尊重，“以前看到他们，会敬而远之，现在，更多地是想跟他们交流，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
“之所以学公共管理专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父亲。”刘莉苹介绍，在底层工作的父亲一直认为，管理岗位更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可，因此执意替女儿选择了这个专业。“以前从来没有主动跟父亲交流他在外面工作的情况，但搞完调研之后，跟父亲的共同语言更多，也更加了解父亲的不容易。”刘莉苹说，父亲现在最担心的，是以后的养老问题，因此，刘莉苹毕业论文的题目，也选了一个相关的课题，现在正在实施。
“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这一群体。”袁辉介绍，调研报告出炉后，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好几个部门都向我们要这份报告，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五
岱岳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全区共有人口100万，其中农业人口就超过大半数。区内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工业基础薄弱，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农业，全区有农村劳动力50多万人，属劳动力富余区。由于全区有大量的剩余劳力，转移劳动力成为农村村民致富奔小康的一条主道，大量的劳动力输出，不仅增加了本区经济收入总量，同时也让多数外出务工者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得到改变，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在经济建设中作用的发挥，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福利待遇等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问题解决不好，它必将是一个社会问题，将会对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及社会隐患。因此，解决好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已成为当务之急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是对参保政策缺乏了解，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保险，认为只要每月工资能拿到手就行了；二是多数农民工存在临时思想，没有长远考虑和打算，只考虑眼前利益，认为务工不是长期职业，参保后每月自己还要交钱，减少了月收入；三是文化水平低，参保和维权意识差，对自己应享受的权益不去争取，也不去加以了解；四是企业老板为了减少支出，只从效益考虑，也有意回避员工，这类问题不想给员工作参保宣传发动，或者是老板只从采取选择性的给少数人参保；五是农民工的流动性比较大，人员难以固定，员工也有好干就干，不好干或不想干就不干，说走就走。给企业老板和参保工作带来较大难处。
鉴于全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且分布区域广，就业的行业多等特点和从根本上解决务工人员老有所依的实际问题，提出以下工作建议：
（一）明确一个专门的机构，按照行政区域对辖区内的外出务工人员及企业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普查，摸清底数、务工地点及所在行业等基本情况。
（二）加大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大力宣传。一是利用各种渠道和不同形势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提高农民工的参保意识；二是印刷一些与保险相关的宣传资料发放到农村；三是利用新春佳节农民工回乡访亲期间组织他们进一步学习领会了解社会保险知识、讲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好处等；四是加强工作力度，在各乡镇也要成立农民工工作办公室，工作要明确有具体的人抓。要实行长期性的一个工作格局，随时了解、把握基本情况，并帮助他们解决在参保中存在的困难及问题。五加大监管力度，督促引导农民工积极参加各种社会保险。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六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xx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1]。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的估算,20xx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尽管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方针政策,设立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组织和机构,加强了对农民工问题的治理。20xx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这是国务院首份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国务院意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升到“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诸问题的思路、任务和具体措施。一年来,《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如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怎样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20xx年2~3月,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收回问卷812份,有效问卷765份,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就业地分布在19个省市、输出地分布在28个省市,涉及农民工的各种问题81个。以期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对《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1.1 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略有增加,仍以青壮年为主
在763个样本中,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16~25岁的占28.8%,26~30岁的占12.3%,31~40岁的占31.4%,41岁以上的占27.5%。与20xx年相比[2],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提高了4岁,3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增加了近12个百分点。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30岁以下的占53.8%;男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30岁以下的占38.5%。
1.2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从文化程度看,20xx年初,文盲/半文盲占3.3%,小学文化程度占16.6%,初中文化程度占59.6%,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18.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7%。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为8.7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仍高达80·5%。在对“阻碍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的回答中,16·4%的农民工认为“文化程度太低”是最主要的障碍,这在所有选项中是最高的。
1.3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部门有所扩大,但仍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720个样本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分别占42.1%和36.7%,二者共占78.8%,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6.4%,批发零售业占4.4%,住宿餐饮业占3.8%,采矿业占2.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0.8%,其他行业占2.4%。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22%,20xx年占占25.2%,20xx年占30.3%,20xx年初达到42.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16.6%,20xx年占16.8%,20xx年占22.9%,20xx年初达到36.7%。
1.4 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增加,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但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他们在打工地的经济地位仍然不高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8 588元,人均收入4 408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 314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 0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6.7%。根据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20xx年,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6 065元,人均收入3 587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2 681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4.9%。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1.5 东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但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增加,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调查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而东部地区仍然是主要的输入地。在本次调查中,中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比例为71.4%,比20xx年高出4.4个百分点;[2]57.9%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就业。虽然农民工的输出输入地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重有所提高。20xx年初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比20xx年的70%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则较20xx年的14%上升了13个百分点,达到27%。二是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20xx年跨省和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0%和35%,20xx年初,这一比重分别为48.6%和32.4%,分别下降了1.4和2.6个百分点。
2.1 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工资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xx-2004年,农民工月均工资由659元上升到780元,增长18.4%。而在20xx年初,农民工月均工资超过1 300元,达到1 305元,比20xx年增加了625元,增长80·1%,可见20xx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从各月均收入组看,20xx年初月均8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月均收入在300~500元的农民工占2·9%,比20xx年下降了14·9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500~800元的农民工占15·6%,比20xx年下降了21·4个百分点。月均800元以上的较高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则大幅度增加,如月均收入在800~1 000元的农民工占32·0%,比20xx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1 000~1 200元的农民工占13·1%,月均收入在1 200~1 500元的农民工占17·2%,1 500元以上的的农民工占19·2%,三者合计,即1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达到49·5%,比20xx年提高了28·3个百分点。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显著低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农民工20xx年初的月均工资仅相当于20xx年11月全国职工月均工资的85·4%。此外,20xx年初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 h,大大超过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果按20xx年城镇职工每周工作47·8 h计算,则20xx年初农民工小时工资仅为20xx年全国职工小时工资的62·8%,农民工的相对工资水平就更低了(20xx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2 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但一些行业和地区工资拖欠问题依然严峻
在此次调查中,65·4%的被调查对象从未被拖欠过工资,18·8%的偶尔被拖欠过工资,15·8%的经常被拖欠工资,人均拖欠工资384元,而且大多数农民工通过与雇主协商等方式已经追回其中的85%。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相比较,偶尔或经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降低了13·7个百分点,人均拖欠工资也下降了近600元,追回的工资比例则上升了1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两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行业和地区的工资拖欠情况看,工资拖欠的行业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而地区结构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建筑业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最为严重,制造业次之,服务业最好。在工资拖欠问题最为严重,政府集中治理力度最大的建筑业,工资拖欠的比重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本次调查中,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仍达到44·5%,比全国平均值高出9·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19·4%,比全国低15·2个百分点。从农民工输入地的地区结构看,作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东部地区,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地区,因而也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地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已经超过东部成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东部地区则成为程度最轻的地区。在西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达到58·3%,比全国平均高出23·7个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低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高出2·3个百分点。
2.3 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和工作的途径仍然以非正式途径为主
调查显示,有17·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政府组织,7·0%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职业介绍机构,而这一比例在20xx年分别为1·9%和12·6%,两者合计共提高了9·9个百分点。表明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是农民工的非正式信息渠道和就业途径仍然居于主导地位。20xx年初,75·6%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业介绍机构,85·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82·3%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只有4·2%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5·8%的农民工则是将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作为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上述对农民工找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渠道与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一致。由于缺乏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帮助和政府与职业介绍机构的依靠,仍有11·6%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就业信息和没有人帮助。
调查显示,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81·6%的是在1周以内,11·7%的是在1个月内,6·6%的是在1个月以上,而未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这一比例分别为70·4%、17·6%和12·0%。虽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比不使用个人关系能够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通过政府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人才市场等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通过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和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等非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在本次调查中,前者的月均工资为1 348元,后者的月均工资为1 267元,前者比后者高出81元。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2]。那么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打工主要目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政府组织或职业介绍机构呢?主要原因是相关组织机构宣传、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这两种方式本身的不规范、不完善,导致农民工不得已而选择其他的非正式途径。在本次调查中,6·8%的农民工认为以上两种途径费用太高,26·6%的农民工对以上两种途径缺乏信任,害怕被骗,13·0%的农民工仍然不知道利用以上两种途径,53·6%是由于有了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介绍等原因而放弃使用以上两种途径。
2.4 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依然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周平均6·5天,每天平均10·0 h,比20xx年3月的每周平均6·6天和每天平均10·01 h略有下降,但大大高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超时加班就成为农民工工作的常态。60·9%的农民工表示他们要经常加班,54·1%的农民工表示在节假日不能得到休息。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很多工种岗位具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特点,超时加班工作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虽然农民工要经常加班,以牺牲健康权和休息权为代价,但是很多农民工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在经常加班的农民工中,有40·6%的没有加班费。在节假日的加班中,更有60·1%的没有加班费。
2.5 虽然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较高,但农民工的社会满意度较低
20xx年初,农民工对目前打工的企业和工种岗位的评价较好,满意度较高。在农民工对打工单位的评价中,对打工单位“很满意”的占5·2%,“较满意”的占25·3%,“一般”的占52·5%,“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仅占14·6%和2·4%。农民工对目前的工种岗位感到“很理想”的占5·4%,“较好”的占29·7%,“一般”的占49·5%,“较差”和“很差”的仅占12·8%和2·6%。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都有所提高。从社会地位方面看,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47·6%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20·3%的被访者感觉社会地位不高,个人尊严方面曾经受到过伤害,9·6%的农民工担心受城里人的歧视。
2.6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与20xx年相比,20xx年初,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均有所提高。20xx年初,有66·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社会保障,比20xx年的参保意愿提高了11·5个百分点;实际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总人数的26·2%,8·0%,13·0%和4·8%,比20xx年分别提高了19·8,6·2,11·2和4·1个百分点。说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依然很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都有待提高。
2.7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但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才算完成,只有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才能改变,农民工问题才能最终消失,“三农”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愿意脱离农村、实现市民化,而且这种愿望还在增强,但是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障碍和困难。在接受调查的757位农民工中,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67·8%的希望脱离农村,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比例比20xx年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不希望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仅占32·2%。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调查显示,在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最主要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民负担太重”、“农民社会地位太低”,分别占33·7%,21·0%,13·9%,10·6%(见表1)。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来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和风险。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费用太高”,分别占22·7%,21·9%,14·6%,11·2%(见表2)。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在694个样本中,87·0%的农民工认为还没有成为市民,5·8%的农民工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市民,只有7·2%的农民工认为已经成为市民政策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最主要原因。在没有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中,25·6%的认为是政策原因造成的,只有11·3%的是不愿意成为市民。此外,虽然有63·1%农民工的认为是自身还不具备成为市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分农民工真的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是恰恰反映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条件要求过高,从而农民工也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审视自身的条件。在农民工认为成为市民的最主要标志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取得了城市户口”和“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分别占37·9%,25·6%和17·7%。这些成为市民的标志或条件本身就是由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设置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背景下,农民工确实很难具备这些条件。在影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农民工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过高的房价,还有6·6%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村土地制度。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七
随着我省农村信用社农民工银行卡业务的开通，其方便、快捷的服务受到了广大农民工朋友的好评，它为广大农民工朋友们带来了实惠。但是，这一业务在拓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宣传和培训工作不到位
自从我省农村信用社开通农民工银行卡业务以来，许多信用社对该项业务的开通宣传存在不够积极主动的现象，或者存在宣传效果不佳的现象，如很多信用社仅仅是粘贴一下上级单位统一印制的宣传海报了事，再者就是宣传没有针对性，从而使得许多农民工朋友根本就不知道在农村信用社还有这么一项业务，也就使得他们无从知道去哪里办、怎么办这项业务。还有些信用社存在培训工作不到位的现象，如有的信用社网点柜台操作员工不知道如何办理该项业务。
（二）农民工银行卡业务范围单一和受到时令的限制
目前，我省农村信用社所开通的农民工银行卡业务范围仅仅限于存取款业务，其他的业务功能几乎没有，业务范围单一。况且，我省目前处于劳务输出大省的地位，农民工银行卡业务开通后，往往只有在碰到传统节假日，如春节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时候，才发生有一定的中间业务收入，而在其他时节，各信用社网点的这方面收入都较低。
（三）农村信用社的金融设施建设还有待加强
农村信用社办理农民工卡取现业务一般是以柜面业务的方式办理的，提供不了24小时的atm自动柜员取款机的取款服务业务，这些难以满足农民工回乡急需取现的业务服务要求。
（一）加强员工培训。信用社上级单位应当制作统一的培训材料，加强对各个网点操作员的培训力度，让各操作员对农民工银行卡业务能更加重视。
（二）开展行之有效的宣传。我省各县级联社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宣传，如可以利用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春节期间做好业务宣传工作。
（三）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设施建设。要加强对信用社atm机的投放工作，对较大的集镇，特别是外地务工人员和外出务工人员都比较集中的集镇，要设立atm机，以满足农民工的用卡需求。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八
__地处湘中腹地，下辖13镇3乡1个经济开发区，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县。为掌握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基本情况，我县近期组织了一次覆盖全县乡镇的大型调研活动，现将有关调研情况综合整理如下：
我县农村人口77万，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全县从事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15.1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40.1 万，每年新增劳动力1.5万。近年来，外出务工人数不断增加，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14.5万，外出经商创业人员4.15万。这些外出务工及经商人员在外所积累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理念等要素都达到了一定水平，返乡创业成为一部分有经济技术实力的农民工的最佳选择，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步伐和惠农、优农政策的落实，在外务工经商有所成就的农民带着在外所学的技术和积赞的资金回乡创业致富，这部分人员达6000多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4.13%。这些农民工回乡创办的企业特别是在创业初期兴办的实体，大多属劳动密集型，用工量大、门槛低，吸纳了大批专业技能相对较低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成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效载体，促进了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高了经济质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县委县政府的扶植下，我县梓门桥镇香铺坳、杏子铺镇睦家塘两个针纺织基地，及县城五里牌和青树坪镇两个针纺织产业园区，在近一两年日益壮大，通过产业培育以及返乡创业者的艰苦创业和积极带头，现在全县针纺织企业发展到100多家，织机达10000台，年产值达2亿元，从业人员达120__人，其中女性占80%以上。位于杏子铺镇龙返村的经纬毛织厂由外出务工的返乡女青年刘跃强于20__年创办，拥有固定资产300余万元，年创利税40余万元，解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200余人，工人工资最高达3000元/月，最低也有1200元/月。刘跃强还把在家乡发展的经历告诉在广东的同行老乡，号召他们回乡办厂，带领家乡群众致富奔小康。在她的积极带动和影响下，全镇仅毛织织行业就迅速发展到45家，为家乡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她自己也先后被授予全国妇联“创业女明星”，__县首届“十大创业女明星”荣誉称号。位于梓门桥香铺坳光明村的富强针织厂,占地面积20__平方米，厂房1200平方米，年产值500万元左右，年纯利达30余万元，共安置劳动力110多人，该厂农民工月收入900元—1300元不等。该厂法人代表胡新礼原来在广东从事针纺织产业，于20__年底回乡创业，他筹集资金50多万元租用已闲置的光明小学，招用了附近剩余劳动力100多人。通过近三年的艰苦创业，其企业越做越大，胡新礼本人成了当地一富，还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据统计，仅光明村先后就新创办了规模不等的针织企业8家，转移劳动力近1000多人，目前针织行业生产情况良好，企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我县三塘铺镇的铸钢行业已逐渐形成规模，1000万以上资产的铸钢厂有8家，规模不等的小型铸钢厂有100多家。这些企业大多是农民工所创办，现在这些企业已带动了当地经济，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共转移农村劳动力3500人。位于三塘铺镇长江村的__县添福冶金机械有限公司由__县首届“十大创业女明星”邓锡华创办，公司拥有固定资产800余万元，年产值近3000万元，年创利税300余万元。位于三塘铺镇开发区的五星铸钢厂，其创办者戴朝华于1995年开始筹资创业，至今，已发展成占地40余亩，累计投资600万元，年总产值达20__多万，年利润约212万，吸纳附近农村剩余劳动力135人的铸钢企业，在厂工作的农民工年平均收入达2万元左右。目前在这些创业带头人的带动下，将会有更多的农民工回乡创业。
近来年，我县为承接沿海产业梯度转移,加快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我县县域经济结构性矛盾，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不断优化经济环境，吸引务工能手回乡创业，直接反哺我县经济发展。主要的措施有几点：
（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一是依照相关法规，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出台招商引资回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如在税收、工商、征地及其他收费上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积极引导较大规模的企业聚集发展；鼓励和支持村组利用集体荒山荒坡、空坪隙地与企业主合股兴办企业，土地可以实施租用；鼓励和支持农民利用闲置土地和房屋创办小型企业。还如对回乡创业者优惠提供生产用水用电，水电费按生活用水用电价格收取。二是允许所创办的企业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派驻常设机构，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建立长期稳固的联络通道，实行长驻招商。
（二）拓宽回乡创业的企业投融资渠道。鼓励银信部门向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回乡企业主贷款实行从简从快优先办贷的优惠政策。
（三）规范企业法人的权利和义务。一是企业主对企业拥有充分的自主经营和管理权，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许可下，享有生产自主、用工自由的权利。二是所办企业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依法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维护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四）加大对民工的培训力度。尽快提高其业务技能和操作水平，以适应企业的需要。
（五）制订出台有关优惠政策。在县城区域内投资创办的部分企业如针纺织企业，其本人和其直系亲属可凭国土部门的土地使用证和有关户籍资料到县公安局办理城镇户口，户口办理只收工本费，其子女入托、入学、就业按国家相关政策办理。
我县农民工回乡创业尚处于自发、起步阶段，创业难度大，还存在一些问题与困难。
一是资金缺乏。回乡创业人员虽然在回乡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但远远不能达到创办企业、搞活生产性经营的需要。然而当前的金融制度和服务还不能满足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需要，金融机构贷款门槛高，农民工大部分也无财产抵押，更难找到担保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单户贷款额度小，利息高。而小额担保贷款尚未将回乡创业农民工纳入范围，因此导致农民工回乡创业很难获得所需资金方面的援助。
二是人才缺乏。回乡创业农民工所创办的实体大多属微利项目，规模不大，产品单一、技术含量较低，工资待遇、工作条件以及创办地的生活水准、环境和物质文化条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导致本地人才和优质劳动力大量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掌握了一定生产技能的技术人才流动性更大，即使工资待遇与本地企业差不多，他们也更愿意外出务工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积累更多的资本。
三是创业者文化素质偏低，缺乏经营管理能力和经验。由于许多回乡创业者自身受教育程度较低，专业技能知识和管理水平受到了限制，缺乏创业理论和实践经验。很多人营销观念落后，市场开拓能力差，缺乏长远眼光。其所创办的企业大部分处于小规模、低效益的状态。管理也不够规范和完善。很多是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不规范的管理导致了生产效率不高，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同时对于各项政策理解不透也导致了这些小型企业存在着一些违规行为，导致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低下，很难适应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
四是投资环境不够宽松，激励机制的健全程度尚不能完全满足回乡创业者创业的需要。创办企业的手续办理比较复杂，有的部门对待回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尚不能完全落到实处。
五是信息技术缺乏，投资盲目性大。一些回乡创业人员在外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回乡后对当地实际和市场需求不能准确把握，不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更好的经营及管理，造成其企业管理与当地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对产品的营销也存在着信息不畅通的现实情况，营销手段因此缺乏。在投资上有一定的盲目性，达不到最佳的效果。企业的竞争能力较弱，后续发展面临难题。
一是建议根据实际需要，将农民工回乡创业生产经营场地和后续发展用地纳入城乡发展总规划。鼓励投资兴建各类专业市场，综合市场、标准厂房等。在金融方面，对符合市场要求、有发展前景、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放低贷款门槛，在贷款额度、时限上适当放宽限，满足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中长期投资需求。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回乡创业农民工纳入小额担保贷款范围。以吸引外出人员回乡创业。
二是加大创业培训及农民工转移培训力度。不仅要对外出务工尚未创业的农民进行创业培训，已经创业的农民及即将创业的农民更要进行创业能力的培训。通过培训全面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文化素质、特别是创业理论知识和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对政策知识的理解。着力把他们培养成为适应市场竞争的农民企业家。同时针对所办企业的需求，加大对广大农民工的转移培训，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分期分批的进行相应的技能培训、职业道德培训等。以提高农民工素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解决回乡企业人才缺乏的难题。
三是进一步优化农民工回乡创业环境。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支持和扶植，为回乡创业者开辟绿色通道。特别在用地及税收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在行政审批、信贷等方面提供优质、方便、快捷的服务。不断加强回乡创业环境建设，增强回乡人员创业信心，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回乡创业。
四是优化创业环境。对回乡创业企业要规范收费项目，制止乱收费行为，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要建立完善规章制度，严格执法，对损害企业利益、发展环境的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努力创造宽松的创业环境。
五是发挥典型示范带头作用，营造创业的良好氛围。对回乡创业的典型事迹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大力的奖励及支持。充分发挥其带头作用。形成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创业的良性互动格局，实现回乡创业“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良性循环。
总之，对农民工回乡创办的企业，在人才引进、资金支持、政策扶持、教育培训、政府奖励方面要优化服务。各部门应为农民工回乡创业开辟“绿色通道”，降低创业门槛，引导行业协会等各类社会中介机构，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创业辅导、信息咨询、技术支持、人才引进、员工培训、风险投资等各方面的服务。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扩大就业的主攻方向，认真制定和落实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各项政策，引导各类资金，特别是民间投资进入服务业领域。积极鼓励社区服务业、餐饮、旅游、娱乐等行业快速发展，以增加就业岗位和财政收入。要大
力推进“回归工程”，将引导、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作为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步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切入点，为__经济发展注入勃勃生机和活力。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九
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自然的关注着法制的发展和建设，“农民工”是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同时是值得关注和关心的群体。10月24日温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薪的行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清欠”大潮。
诚然，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全部的生活寄托，一旦没有保障，发生拖欠，极易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影响当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被寄回家乡的工资，具有外溢效应，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本积累，一旦被割断，将不利于农民的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着眼于此，本文将调研目标定为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为自己伸张正义，这样一个群体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们是如何面对的？他们采取了什么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社会上是否有这种机构援助他们？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基础上，并采取随机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案件介绍
4月22日至9月末，肖某承揽了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四处工地的网架工程。随后，肖某雇用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并约定了劳务报酬标准。这些农民工在工地如约付出劳动后，却分文未得。农民工们多次找到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和肖某索要应得的工钱，但对方却拒绝支付，致使23名农民工生活无着，甚至露宿街头。
10月25日，沈阳市总工会的农民工维权车在街上宣传时，遇到了走投无路的康文泉等人。总工会经协调未果，就将23人介绍到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辽宁四洋律师事务所的3名律师及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孙辉、刘越岭、李静、张连华四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共同代理此案。
（二）案件结果
苦干了5个多月，23名农民工的工钱却迟迟得不到兑现。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这些农民兄弟终于讨回了自己应有的权益。12月12日下午，皇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肖某给付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工资计4万余元，被告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至此，拖欠半年的工程款终于有了着落，23名农民工可以回家安安稳稳地过新年了。
1、了解法律援助手段
农民工是一个知识含量较低的群体，他们了解社会动向的方式很单一，他们没有机会看电视。看报刊杂志，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在闲暇时间，互联网就更不用提了，对于他们来说是天方夜谭。根据调查显示，他们了解法律援助的方式最多的是报刊杂志，最少的是互联网，其余三项所占比重适中，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沉思，运用什么手段才能让这个弱势群体了解到这种捍卫自己权利的方法，据调查可见应该在报刊杂志上大肆宣传，同时增加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活动，真正做到“服务于群众”。
2、法律援助的知晓度
在调查的人中我们统计到有69.4%的人听说过法律援助，但是在农民工群体中对法律援助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在100位调查对象中，仅有6位（5.4%）正确回答了法律援助所包含的内容。
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结合社会问卷调查的结果，本文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好“农民工欠薪”问题，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为此，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大普法教育宣传，突出强调重点。
由于调查中我们发现，当今在维护农民工权益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并非是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而是维权能力相对较低。因此相关部门有重点地加大关于维权能力的教育，如保存能够证明与雇主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欠条、结算单等有效证据，同时要求在书面证据上记载“劳动量”、“应付工资”等必要内容。其次，要向农民工宣传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向农民工解释各级司法机关的审判程序和诉讼风险。使得农民工既能打得起官司，又能打得赢官司。
（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灵活处理农民工突出的困难。
对于因长期工资被拖欠或突发事故使生活陷入困境的外地民工，采取先行办理制度，打破地域和管辖限制，以首问负责形式让援助工作人员直接介入实施法律援助，帮扶和解救民工出危难后，再补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手续。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
（三）修改并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制定专门的有关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障碍。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
我国农民工正在经历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他们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亟须——
“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状况
现时社会普遍认为，我国农民工正在经历代际转换，于是就有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
“新生代”农民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与其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对土地的眷恋、依赖程度大大下降，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活预期很低，反之，对城市的认同，对城市生活的预期很高。
二是虽然文化程度依然较低，但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已超过60％，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超过10％，且约有30％以上的人接受过就业培训。尽管他们在城市从事的职业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但就业结构有所改变，更多的人进入工厂和第三产业，在相对好的环境中工作。
三是更重尊严、健康与发展。尽管挣多的工资仍是他们到城市务工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他们在挑选工作时，往往追求人格平等。对那些具有浓厚排外色彩的企业与城市，即使工资较高，待遇较好，不少农民工也会选择跳槽或离开。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鲜明特色，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四是融入城市生活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愿望更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更多的是为自己寻找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分享现代城市文明成果。
五是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强烈，表现出比其父辈明显得多的文化气息。超过30的农民工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有高达56％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组织开展技能培训；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低层次的活，希望能够在工作之余，享受丰富多彩、贴近实际、健康进步的精神食粮。
六是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他们不堪忍受被城市排挤、被城市人轻视，在自身人格和切身利益长期被忽略甚至损害的情况下，他们会表现出逆反心理。
七是面临“技术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但随着城市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他们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亟须改进乃至创新，立足点和落脚点，就是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实际。
把农民工问题放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加以考量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贯穿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始终。
从过去近3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为工业发展、城市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务工中逐渐接受了城市文明，使之能更容易、更自然地融合到城市之中。这种通过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推进城市化的进程，是目前切实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与途径。
从今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农民工的非农化和产业工人化及其整体素质的提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健康发展及其升级的基本条件。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劳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丰裕的条件下，现实的道路可能只能是制造业立国。而中国要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升级为制造业强国，则取决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国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就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提高农民工素质，当然要切实搞好农民工培训教育。但如果不能让农民工安居乐业，农民工的培训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因为一个流动状态的农民工接受任何技术技能培训都将是临时的不确定的，这种状态不仅会使农民工接受技术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挫伤，而且将使技术技能培训很难取得真正成效。因此，搞好培训、提高素质与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安居乐业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大局出发，调整现在的法律和政策，才能不断推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
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凸显出来的问题，相当程度是制度造成的。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调整现有法律和政策，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
农民工权益问题是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这种制度性的因素不是一个或若干制度，而是一整套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诸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用工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人口迁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人事制度、财政制度、组织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造成的，这些制度从总体上使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受到整体排斥，致使农民工权益缺乏制度性的长效保护机制的维护。十多年来，各级政府对农民工权益的维权，多是非稳定、非持续的政策、措施或检查。因此，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维护机制，使农民工权益保护规范化、法制化和长效化。概括地说，一要政府牵头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大工作力度，采取综合措施在全社会形成理解、关心、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良好氛围。二要通过多种途径，使法律成为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最有效手段。而不是仅仅靠政策性措施和临时性突击检查来维护农民工权益。三要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准入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促使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构建城乡一体、竞争有序、高效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四要积极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失业、退休养老以及社会救助问题。五要构筑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社会支持系统。政府、工会、社区、用人单位、血缘和地缘等六个层次的力量要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城市农民工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六要增强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意识和组织能力，特别要把农民工从地缘和血缘组织转移到正式的工会组织中来，使其信息传达和利益诉求渠道合法化、制度化，从根本上依法有序地维护农民工权益。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工农民工既需要工会在其经济、劳动权益上的维护，更需要在文化上的引领教育。这样更符合其长远利益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想方设法丰富农民工的文化体验，使他们在体验城市文化之中，在与城市文化互动之中加速其农民工角色与身份的转换。要围绕提高农民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的现代公民教育。在开展这些教育活动的时候，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规范。行为规范是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自觉遵守各种规范是素质高低的外在体现。二是道德。道德或道德取向的背后是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伦理观等，是素质高低的核心所在。应对农民工加强荣辱观教育引导，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三是参与。让农民工成为职工代表，组织农民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让农民工感到，工人阶级对国家、企业事务的参与，不是个人的参与，而是组织的参与。要把思想道德教育与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组织农民工参与，让农民工在参与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在参与中逐步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形成知荣弃耻、褒荣贬耻、扬荣知耻的道德风气和道德价值取向，达到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工的目的。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挥工会的大学校作用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不仅制约他们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权益享有和实现能力，而且也制约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政府、工会、企业、社会各方都有责任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搞好企业培训和工会集中培训。中国工会上百万个基层工会，应协助、监督企业按照法律规定，提取职工培训经费，用于职工在职教育培训。当前在职教育培训，要突出农民工群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适应企业发展和城市发展需要。农民工达到一定数量的地区，工会应设立农民工学校。办学模式应根据各地情况采取多样化形式。要做到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技能素质。
“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应不断地向非公企业延伸，最大限度拓宽活动的覆盖面，把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涵盖进去。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深知自己融入城市的“资本”——文化、技能不足，因此，最希望掌握的知识是与工作相关的知识、计算机和经营管理知识，这样不仅可以找到自己较为满意的工作，将来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创争”活动应把农民工这样的愿望与企业愿景相结合，引导他们把学习、提高的愿望持续发展，以关心、鼓励的态度动员、组织他们主动学习、自觉学习、不断学习。“创争”活动必须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不能满足树立、表彰了少数先进典型，而是要坚持不懈地把提高农民工素质，以文化教育农民工，使之融入城市作为自己的战略任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创争”活动的文化价值。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一
为全面掌握辖区劳动力就业形势特别是农民工节后返岗就业情况，龙眠街道通过实地走访、电话问询等方式对节后农民工返岗情况和就业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摸底，并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龙眠街道辖6个行政村、7个社区，街域总人口5.4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65万人。通过调查统计，20xx年，龙眠街道在市外（桐城市外）务工人口0.66万人，返乡约0.48万人，市内本地农民工约0.2万人。农民工节后返岗就业形势稳定。其75%的农民工已返回工作岗位，15%的农民工处在留乡创业、就地择业两者间徘徊，10%的主要来自山区的农民工准备待茶季结束后再外出就业。省外就业主要分布在北上广和江浙一带，约占出省就业人员的70%。年龄构成上，以70后为主，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队伍正在壮大中。外出人员与总人口的比例距离城区较远的山区村较大，如街道黄燕村总人口数是1442人，外出务工大约600多人。根据调查，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的行业只要集中于传统的建筑和装潢行业，其中涌出很多如东盛村的杨海在上海的统帅集团那样的规模企业和成功人士。在20xx年街道和各村居举办的在外杰出人士恳谈会上，不乏农民工的优秀代表。
1、节后农民工返岗率渐降。根据电话调查问卷分析，接受调查的300名农民工中有220名表示春节后会返回现在岗位工作，48名不会返回，32名目前还不确定，返岗率达到75%，距离上年度下降8%。愿意返岗的原因中，有50%的农民工是因为习惯了作业内容和工作环境，35%是因为所选择的城市更有利于自身学习提高和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10%是由于返岗单位工资待遇好，5%是因为购买了住房及其它原因。返岗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向型经济走低，造成就业、待遇等都不稳固，因此更多的人在无法保障稳定就业的情况下愿意选择回乡就业和创业，本地企业不断提高薪酬待遇，改善工作环境，满足了农民工对务工生活的心理预期，就近就地就业趋势加大。
2、农民工就业选择和利益诉求多元化。随着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就业选择从传统的建筑工地更日趋倾向于安全、舒适的工作。因此建筑行业、作业环境脏乱差的行业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逐渐变小。农民工就业的领域更广，大概40%的农民工进电子厂、服装厂，类似“产业工人”，另外60%广泛分布装潢、餐饮、物流、建筑工地等行业中。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提高工资待遇”依旧是该群体最大的诉求，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的诉求更加多元，薪酬高低已不再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标准，他们更看重工作环境、生活品质、职业发展等因素。
4、用工难和就业难同时存在。根据街道不完全统计，龙眠辖区内工商业总的就业大概1万多人，全市估计10万人。大量农民工外流让我地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经政府多方协调解决，尚有不少缺口。综合全市农民工就业形势，劳动力总量充足，但“合适”的劳动力不足，结构型短缺已经成为新常态。经过多年发展，龙眠辖区形成输送机械、羽绒家纺、包装印刷、电线电缆和农产品加工等五大产业，需要大量高素质、复合型的人才，在本地很难招到熟练和充足的员工。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议市级层面结合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研究制定农民工创业政策，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创新创业引导基金等方式积极引导有技术、有资金、有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自主创业，发展乡村特色餐饮、旅游、服业等三产融合产业。结合桐城近年来形成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发展实际，鼓励经济开发区、各镇街工业园项目建设农民创业园、科技孵化器、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基地，为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平台。进一步健全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工作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支持和配套服务体系，从而扎实推进“农民工回乡创业工程“。
2、着力提升就业技能。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都中学毕业后直接外出务工，既没有老一代木工、瓦工、钢筋工的专业技术，所从事的也大都是力气活，要化解“用工难和就业难”这一矛盾，需大力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工提升就业技能，促进农民工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也为企业用工找到“合适”的用工对象。
3、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针对务工信息传输不畅通，乡村劳务人员基本得不到正规渠道信息等情况，加大市、镇街、村居三级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力度，强化平台职能，全力做好信息发布、公共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推荐培训等工作，定期举办各类劳动力招聘会。加大企业空岗报告制度的推广完善力度，使各大园区劳动用工供需情况掌握在劳动就业部门手里，发挥好基层基础平台的“穿针引线”作用，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精准的服务。
4、优化企业用工环境。近年来，外出务工的性价比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地方经济逐步发展，家乡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就近就地择业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但多数农民工普遍反映，本地企业上班时间长，工资低，假期少，因此规范企业用工，及时查处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超时加班等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依法保障员工的正当权益势在必行。
5、营造返乡创业氛围。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为彻底解决乡村人口大量外流，村庄日益凋敝的事实，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这项工作尤为重要。为此，建议每年要充分利用春节这一契机，举办专场招聘会，发放返乡创业政策宣传单页，面对面向前来咨询的返乡创业人员讲解各项扶持政策。广大镇街干部进村入户，大力宣讲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利用乡情、亲情、友情和我市驻外招商机构及行业协会鼓励农民工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增强外出务工人员建设家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力选树农民工创业成功典型，在返乡农民工中，培养和挖掘一批乡贤，发挥乡贤文化的道德张力，使尊重农民工创业、推崇农民工创业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生根和惠农政策的逐步普及，农民工长期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单向转移的旧格局将会逐渐被打破，必然会呈现出双向流动的新局面，“返乡潮”则为期不远。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二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走向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近年来发生的农民工工伤事件令人震惊，且农民工在工伤认定、医疗救护、康复及待遇补偿方面颇费周折，因而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在我县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紧要问题，因此，解决好农民工的工伤保险问题，不仅是维护农民工权益，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县是一个13万人的小县，全县工伤保险参保缴费人数9045人，其中乡镇中小企业的参保人数为861人。县城工业园企业工伤保险企业参保情况比较好，基本上可达到95%以上。乡镇小企工伤事故率高，且员工绝大数人都是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的原因是许多企业技术要求较低，为了节约成本，很多企业在简陋的厂房里采用了安全性能差、劳动安全没有保障的旧机器。在这种危险的工作环境下，员工又缺乏必要的劳保设备，加上加班加点的工作，身体疲乏，注意力不集中就造成了工厂工伤事故的.多发。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民工对劳动法、工伤保险知道的很少，把工伤保险混同为商业性保险，甚至认为工伤保险是“正式职工”的事，与自己这些“临时工”不沾边。由此可见许多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缺乏必要的了解。
企业对工伤保险特别是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认识不到位。调查中发现，各类企业普遍存在工伤保险“不划算”的错误认识。有的企业认为，农民工素质低，人员流动性大，人员不容易管理，加上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只算眼前账，认为为他们参加工伤保险会增大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在竟争中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不愿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且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许多企业不但不积极救治，反而百般拖延、拒绝支付农民工补偿、医疗救治等合法费用。
农民工发生工伤后，未参保的用人单位不积极主动地申请工伤认定，也不按法律规定向农民工支付工伤待遇。《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所在单位应当在30日内，向劳动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而大部分农民工发生工伤都是由自己或其亲属来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如果用工单位不给劳动者上工伤保险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三
近年来，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频发，进而引发了不少的社会矛盾。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精神，加强建筑业农民工管理，规范企业用工行为，进一步研究解决建筑业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城乡规划建设局建管科以泓泰臵业有限公司工地为例对我市的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支付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我市建筑业企业主要用工形式
我市建筑业企业使用农民工主要有二种形式：一是农民合同制职工，基本上是长期跟老板合作的农民工，此种农民工与老板要么是同乡，要么是家族关系；或者是有技术的施工员、预算员。二是“包工头式用工”，此种用工临时性较强，基本上是当地农民工，因工程需要，临时在当地聘用。
（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1、劳动合同签订率。总体来说，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据统计，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20%。我市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5%。
不同的用工形式，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对农民合同制职工，企业大多与之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包工头式用工的，包工头与企业签订劳务用工协议，包工头与农民工多为口头协议。
2、劳动合同内容。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内容不规范。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中，只有少数明确了工作岗位、工作任务、工作要求、安全生产注意事项、安全生产责任、用人单位的有关规定制度、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工资待遇等；多数只对工作任务、工资支付时间和安全生产责任作了约定；个别的劳动合同条款还与法律规定不一致。 （三）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包工头对农民工普遍实行计件工资制。大多数包工头能按照约定按时支付工人工资。包工头主要使用的是施工员和材料员，这两个人一般是合同制的，工资也是按月约定工资，这两个人的工资大部分能够按月足额发放。其它的农民工一般与包工头下面的各工种的班组长打交道，包工头把工资发给各工种班组长，由班组长把工资发给农民工。因受建筑工程施工、验收和结算阶段性的影响，普遍采取按年节预支，年底或工程结算后全部兑付的工资支付办法。预支付工资数额能够保障农民工的基本生活。农民工急需用钱时，可以向包工头预借。
（四）农民工的现状
1、已出现年龄断档趋势。建筑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施工现场的机械化作业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替代和解决施工现场的手工操作问题。现在所使用的农民工大都在40-55岁之间，而30-40岁的农民工已不多见。从年龄上看，已出现断层，带来用工荒的问题。由于从事建筑施工生产的工人出现青黄不接，农民工作为建筑业劳动力的主要提供者，对建筑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已构成威胁。
2、技术技能水平不高。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民工持证上岗率约为10%，大部分没有进行过操作技能培训。放下手中的农具，来到施工现场，就成了建筑工人。虽然在施工前，都有技术人员对他们进行书面交底和现场技术口头交底，但很多工序因为之前从未干过、更没见过，难以提高其技术技能水平。
3、安全意识不高。根据调查统计，从建筑工地出现安全事故频率来看，60%的农民工受到过伤害。在施工作业之前都要进行三级安全教育，但现场经常看到农民工不戴安全帽，将安全帽丢在一边，休息时将安全帽当成临时凳子使用。从业农民工的安全意识有待提高。
4、施工质量和效率较低。农民工来自农村，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对施工现场的施工也一无所知。其生疏的操作技能，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四五级工才能做的活，让一二级工
去做，难以保证质量。在施工生产中出现了质量问题，必须推倒重来时，他们就不干了，他们要求做了活，就要给工钱，重做不给工钱就走人。
5、季节性因素影响工期。不论施工现场多忙，在农忙季节，他们都会离开工地回家忙农活。农历的年节日，农民工都是要回家的，不论施工现场有多大的事。因此，农民工的季节性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而且无序流动，给施工现场的管理带来很大的难度，出现了季节性用工难的问题。
6、法律维权意识淡薄。大部分农民工不知道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上约定所做工种的价格，做完后结清。到工作做完后，守信的老板就会结清，不守信的老板就会拖。很多来我局投诉的农民无任何凭据。因此，恶意讨薪，或“讨薪专业户”，就有了滋生的土壤。
（一）拖欠工程款、通过包工头支付是工资拖欠的主要原因
拖欠工程款是拖欠工资的主要原因。建筑业企业由于拿不到工程款，无法保证职工工资的足额支付。工程款分“步、项”结算的方式，导致建筑业企业职工工资难以按月足额支付。而包工头的参与是造成工资拖欠的另一主要原因。大量无法人资质的包工头参与建筑工程承包，使用工管理、工资
支付和权益保护等各项监管措施难以有效落实，最终导致建筑劳务市场秩序混乱，用工不规范。有的包工头领取工程款后，故意克扣，甚至一走了之，造成农民工工资难以及时足额发放。
（二）用工主体不合法，导致劳动合同签订主体缺失 目前，建筑劳务队伍“有资质无人员、有人员无资质”现象较为普遍。注册成立劳务企业必须纳税，而建筑劳务分包利润率很低，另因劳务企业资质标准较高，组建难度大，致使目前建筑市场上承揽工程的大多数劳务队伍没有取得合法资质。大量无合法劳务分包资质的劳务公司和包工头不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资格，尤其是一些承揽工程的包工头直接从社会上招募农民工或从农村家乡带出一批亲朋好友，更不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资格。同时，由于无组织的零散用工无法实行有效管理，致使少数包工头有机可乘，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给工资追讨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三）行业特殊性和企业、农民工缺乏积极性，导致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一是建筑业用工具有阶段性和临时性，建筑业农民工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给签订劳动合同带来困难。企业与农民工多以口头协议代替书面劳动合同。二是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偏低，维权意识不强，认为没有必要签订劳动合同，或担心要求签订合同会影响工作机会的获得。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四
19xx年以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产业工人，也就是媒体所称的“农民工”。“农民工”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国家将公民划分为城乡两种身份的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许多城市中，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不被他们所服务的社区所接纳，甚至被排斥。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他们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
们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传承人类文化、向社会提供消息和娱乐为己任的都市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存在着失衡的状态。
媒介对农民工的污名化
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在某些报道中似乎这些就是农民工的特征，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中国传播学会会员、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生李红涛曾对《工人日报》、《北京晚报》、《成都商报》三份报纸一年间的112则报道样本做了内容分析，结合“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道中的事件类型”，考察了“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结果发现，农民工在媒体报道中完全纯负面形象的比例为9.8%，若将负面形象与“被侮辱与被损害”形象中偏向消极的形象建构累加起来，应该在20%～25%之间。在个别事件的报道和一般化的对农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倾向。
在媒介视野中，农民工被塑造成为主流群体的“他者”而存在，他们被认为是弱势的、病态的群体，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农民工的讨薪欠薪难题、农民工权益保障、政府部门有关农民工问题的会议和政策、社会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关议题，不难看出，报道中农民工被打上无力、无能、需要扶助等弱势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农民工失语现象
面向城市人群的都市报近xx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娱乐类报纸，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受众只拥有一家全国性的日报。而流行杂志所面向的读者群是城市中产阶级；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追求中产阶级的格调和口味；号称新媒体的网络不仅在入口处就已经设置了经济文化的多重障碍，而且各网站的定位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小资化的取向。根据一项外来劳工社会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有40%的人平时参加打牌、逛街、喝酒一类的娱乐活动，35%的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只有25%的人平时有看电视、上网、读书报等媒介接触行为。这样的情况表明，愿意接触媒介的农民工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媒介针对弱势群体的节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农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层原因及后果
传媒对农民工的歧视，最本质的原因是传媒产业化促使传媒极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或主动或被动地将信息资源交由市场规则来进行分配。出于信息成本的考虑，他们到农村去获取新闻信息的成本远远大于在市区内，而收益却非常小。所以，农民工的信息表达权就在这样的经济利益权衡下丧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观念向媒体流动，导致了媒体对这一城市外来群体的歧视。很多城市人自视甚高，认为农民工的素质低，为了迎合这些市民的论调，媒体的宣传也逐渐趋向与市民一致，在报道上歧视农民工。
第三，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是双重的，第一重是被受众消费，他们消费的是媒体的实体产品，即报纸上的新闻或者电视上的节目等；第二重是被广告客户消费，广告客户借助媒体在受众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钱来获得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用以宣传自己的产品。媒体的第二重消费尤其重要，因为媒体需要这些收入来获利。而广告商在选择媒体的时候，除了媒体的知名度以外，更会在意媒体的受众是否和自己产品的目标消费者相契合；而从购买力和影响力上来说，农民工不是合适的对象，相反大众媒体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群，也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所以农民工的话语表达空间就牺牲在媒介的市场逻辑之下了。
谭诚训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形象错位，是由媒介无形中产生的城市视角造成的。媒体只报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势形象，而他们的强势形象却一直被忽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集中反映出我们媒体中存在的那种偏狭的城市视角。通过这样一种偏狭的视角，农民工在媒体上呈现的只能是弱势和边缘的一面。
作为现实状况，传媒歧视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是传媒歧视的长远影响不但会日益加剧社会的知识信息鸿沟，破坏平等公正原则，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和扭曲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导致传媒最终丧失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
都市媒体如何平衡农民工群体的报道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媒介作为社会整合的纽带，加强社会各阶层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今后的农民工报道中，媒介应该多给予他们关注，全面描绘他们，一方面加强主流人群对他们的理解，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认同感。
首先，不要把农民工仅仅看作是农民，而要把农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的表达阵地，让大众传媒发挥社会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体在确立受众定位时，应该扭转城乡二元体制下养成的思维方式。再次，媒体的报道要多联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和合同法等，帮助民工维护他们的权益，而不应该只沉迷于事件的冲突性，追求报道的刺激性。现在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些相关法规，将会更多地出现在民工权益报道中，成为新闻点，这样的民工报道将更有指导性和实用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