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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历史论文选题篇一
商鞅，又名卫鞅，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改革家之一。他主张以法家思想治国，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让积贫积弱的秦国发生了质的改变，也为最终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
（一）深度迎合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求。
变法之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六国卑秦，不与之盟”.秦孝公即位后，决心奋发图强，改变落后面貌。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①留下了“四见商鞅”的美谈。商鞅变法深度迎合了秦孝公“变法求强”的政治意图，所有法令都围绕“富国强兵”展开，为秦国“图霸”服务。君臣二人及变法集团之间形成了很高的政治默契，虽然变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是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能够取得秦孝公的肯定与支持，是商鞅变法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
（二）变法内容体现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旋律。
商鞅变法是较为典型的“战时变法”,受社会及政治环境的影响非常明显。当时各国征伐不断，“富国强兵”是主旋律，商鞅变法的《强秦九论》都是为增强国力、提高竞争力服务的。
1. 鼓励农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的奴隶制时代，“国富”与否直接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强弱，农业既是民生根本，更是战略保障。因此，商鞅变法的首要目标就是促进农业生产。第一，废井田、开阡陌 , 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耕者有其田，这是对奴隶制度的根本性颠覆，也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土地私有制的诞生还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整合优化，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奖励农耕，让农民多纳公粮以获得爵位，是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劳动的一种高度认同。第三，确立新的赋税体系，调整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课税种类及额度，特别是降低农民的赋税，突出“重农”导向。废除苛捐杂税 , 实现藏富于民。第四，统一度量衡，不仅打通了经济、文化的壁垒，而且促进了区域融合，对统一大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君为法于秦，战斩首一者，赐爵一级。②秦国子民无论家世显赫，还是出身布衣，要想加官进爵、获得封赏，就必须多立军功。新法给了普通百姓摆脱社会底层的途径，将百姓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变法后的秦国，军士之骁勇、军力之强悍是山东诸国无法比拟的。同时严禁私斗，有效遏制了内耗，营造出积极向上、一致对外的氛围。
3. 推行郡县制和户籍改革，有效稳定社会秩序。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将地方管辖权彻底收归中央，让法令直达地方。其次，改革户籍，规定所有居民都要进行登记，并实行连坐法，强制百姓相互监督，提升违法成本。上述政策的核心是增强社会生产力、规范社会秩序，为“富国强兵”的整体战略服务。
（三）依靠诚信和铁腕维护变法权威。
商鞅变法触动了奴隶主和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必然遇到极大的政治阻力。为使变法顺利推进，商鞅主要从两个方面维护变法。
1. 取得民众的信任支持。变法从徙木立信开始，变法集团的思路很明确，仅凭变法集团的力量，不足取得对反对势力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将徙木立信作为变法的一种政治宣传，立信于民、立足于民，让民众参与，更使其遵从，自下而上地守法护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铁腕刑治反对势力。无论变法决心多么坚定，民众信心多么大，反对势力都会为自身利益奋力一搏。“于是太子犯法。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 变法集团为维护新法的绝对权威，毅然处置了公子虔和太子傅公孙贾，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铁律，给了反对势力以致命打击。无论是反对势力还是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变法已不可逆，变法最大障碍得以清除。
（四）顺应了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潮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迈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秦国统一天下，成为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商鞅变法功不可没。它使劳动力得到了充分释放，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握了社会的主要财富，登上历史舞台。商鞅变法造就的崭新秦国，其优势对于山东诸强而言是全方位的，经济、军事、政治体系焕然一新，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列国征伐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商鞅变法不仅重新划分了实力格局，也对后世秦国历代君王的统治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虽然帝国骤然而起，又骤然坍塌，但是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步伐已然不可逆转。可以说，商鞅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顺应了历史潮流，满足了解放生产力的需要。既是时代造就了商鞅变法，也是商鞅变法引领了时代变革，书写出战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商鞅变法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虽时过境迁，但是其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推进“依法治国”层面，我们仍能从商鞅变法中汲取精髓，深化依法治国战略。
（一）依法治国必须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商鞅变法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得到了统治阶层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最底层民众的响应。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统治者和国家的基础合二为一。因此，依法治国的总体方略和具体措施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完成拯救中国的重任，就是由于其没有发动群众力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因而被人民所抛弃。
历史在不断证明，凡是满足人民利益的，得到人民支持的，就能够蓬勃发展，凡是与人民意愿相违背的，不被人民所接受的，就要被历史裁汰。新常态下，依法治国也要坚持群众路线，保护人民的既得利益，更要发展人民的长远利益，使广大群众成为法制建设的坚实基础，才能够使依法治国发挥强大的作用，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
（二）依法治国必须明确法治体系的核心。
商鞅变法是战时变法，核心是“富国强兵”,重点突出，主题明确。虽当时的法令在当下已意义不大，但是变法的精髓其实我们，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法治建设的重要主题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巩固物质基础。
当然，我国所面临的发展矛盾绝不仅限于经济发展一个方面，医疗、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医患关系紧张、教育资源不平衡、养老体系不完善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依靠法治，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使社会发展真正驶上平稳高速的运行轨道。亦如商鞅变法一般，所有措施都围绕“富国强兵”的核心展开。我国法治体系必须为国家发展服务，为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利益服务，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服务。
（三）依法治国必须保障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纵观建国之后的法治建设历程，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却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法不严和违法成本相对较低。从中央反腐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来，执法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依然存在。
这给依法治国提出了一个严峻课题。依法治国，法才是治国的最重要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绝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执法必严，需要解决好两个“端口”,一是在执法的顶端决不允许“以权代法”和“以言代法”等情况的出现，不能以个人或个别群体的意志代替法律意志；二是在执法的底端决不允许“中梗阻”和“权力寻租”等情况的出现，要将对执法的监督覆盖到每个环节。此外，还必须完善违法必究的惩戒体系。一是加强对社会违法行为的惩治，建立公正公平的法制环境；二是加强对执法主体违法行为的惩治，要使执法源头得到净化，打造廉政的政府形象；三是加强舆论引导，充分披露对违法行为的打击过程和惩处结果，如商鞅刑治贵族一样，使广大群众信服，更要使其遵从。
（四）依法治国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国经济已不再适用两千年前农业至上的简单模式，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体系。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果的优化，就必须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
我国已经初步构筑起经济健康运行的法律框架，但是还许多不足之处尚待改进。在这一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法律的主导地位，即便法律规定会有相对滞后的情况出现，也应在法律修改和补充的环节加以完善，而不应以过多的主观干预掣肘经济发展，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
历史论文历史论文选题篇二
优秀的教学设计能调动学生的学习欲望，但教师的讲授并不能总是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同时，教学方法单一、滞后的情况在目前的历史课堂中仍普遍存在，教师仍旧偏好采取满堂灌或者满堂教的教学模式，不能真正地实现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因此，有学者将目前低效率的历史课堂归结成：“作报告式教学”、“才子式教学”、“自己给自己讲课”、“无教学设计的课”、“只研究怎么教，没研究教什么的课”、“重形式，轻效果的课”等。
1.备课是实现有效教学的前提
俗话说的好：“功夫在课前，功夫在备课”，教师只有课前认真完成各项教学准备工作，上课时才能诱导若定，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这里所说的“备课”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怎样教学生”，而是要重点研究“怎样教学生学”。教师在认真研读课程标准、教材以及了解学情的基础上，明确教学内容的结构体系，根据需要深入开发、整合课程，设计探究问题，预设教学流程，完成预设教学设计。每次教学活动结束后，根据课堂反馈的信息，重新修改预设教学设计，完成典型教学设计，并总结经验和方法，形成良性循环。
2.课堂是实现有效教学的主阵地
（1）导向性信息的运用导向性信息就是教师给学生学习课程时的一个航标，就是以教师的循循善诱实现学生的独立思考的一个“桥梁”。具体地说，就是教师提供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对学生开展某项学习活动时，提出的导向性基本要求。日常教学中要以实际教学时的学情、内容为基础，根据需要设计可取、有效的导向性信息，从而达到“诱思”的效果。学生按照导向性信息开展学习活动，在自主基础上开展必要的合作探究，完成导向性信息所提出的任务，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随时给与学生一些点拨、启发、诱导，以实现“及时反馈，促进同化”。最终由学生展示学习活动的成果，其余学生充实、修改、评价，必要时再由教师做出归纳、总结。
（2）采取合适的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转变是新课改的一个显著特点，“自主、合作、探究”的基本理念被提出，要求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因此，日常的历史教学中，教师要注重这三种学习方式的运用。现在的课堂上，教师必须学会放弃话语霸权，将课堂还给学生，学会用导向性信息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的“满堂学”。而在这三种学习方式中，自主学习是根本，“能自主、不合作”。历史课堂教学中探究学习是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开展的学习活动，具体是自主探究还是合作探究则根据学习内容的难易度进行选取。
（3）积极营造课堂氛围实践表明，探究学习的开展必须依靠自由、民主、和谐的课堂环境，因此，为了实现有效教学，教师需要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我们教师要明确自己在课堂中作用——“引导”，因此，我们要相信学生，放心大胆的放手让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认识历史。当然，放手的同时，教师也要做到对课堂的随机调控，确保课堂形散而神聚。当学生探究学习遇到问题时，教师要给与学生指导；当学生的探究学习即将偏离学习主题前，及时调整方向，聚焦学习主题等等。
3.有效评价是实现有效教学的保障
评价是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这里的评价不仅仅指对学生的评价，也包括对教师自身的评价。首先，教学过程中以及教学活动结束后，我们要及时的对学生的学习状况作出评价，使学生和教师及时获得反馈信息，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以及调整把握思维的方向，提醒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预设教学设计，从而确保教和学活动的有效开展。其次，在每次课程结束后，教师要根据课堂反馈信息，反思教学过程，客观评价该课的优点及不足，并形成文字，完成典型性教学设计，为以后的教学活动提供借鉴。
历史论文历史论文选题篇三
［］历史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历史故事，这样方便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并为历史课程教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为历史故事渗透在历史课堂，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让学生理解历史背景，从而简化教学难点，便于教师教学。所以教师为了能够提高教学质量，不妨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过程中，从而实现高效历史课堂。
历史是一门很强的综合性学科，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地理、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通过历史我们可以感受从古至今人类的聪明智慧和价值观的变化；通过历史我们可以学习到历史人物的精神；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明之河的流向。为了帮助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掌握，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历史故事，这样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会历史文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等，并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通过思考并分析历史知识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事件的由来，同时运用历史人物的智慧解决现代的问题，将历史文明延续并发展。为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详细阐述历史故事点亮初中历史教学课堂，希望对广大初中历史教师有一定的帮助。
新课程的导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复习以前学过的知识，同时为接下来的学习开启新的篇章，可见新课程的导入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能够成功导入新课程，教师不妨以历史故事的方式将内容引出，这样在教学时不仅不会太突兀，同时让学生做好学习新课的心理准备，缓冲式地进行新课程教学，使得学生理解和接纳起内容来显得尤为轻松。例如，在讲述《春秋战国的纷争》这节课时，我提前布置了作业，让学生搜集有关春秋战国时的故事资料，并在正式讲课时，让学生开展讲故事的活动，学生们通过网络的查找和搜集在课堂教学中讲起“负荆请罪”、“邯郸学步”、“破斧成舟”“孟母三迁”“老马识途”等等故事，课堂氛围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同时将课堂内容巧妙地引出来，并轻松理解春秋战国时的历史事件，完成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可见，这样的巧用历史故事，将生活中的成语联系到本课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对课堂内容由陌生到熟悉地进行掌握，方便了历史教学，这样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搜集能力，同时拓展了学生的历史知识。
好的开始固然重要，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内容与内容之间的衔接也是不可忽视的，教师可以在衔接的内容处穿插历史故事，并设置课堂教学难点和重点，让学生在历史情景中穿越般地体会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从而掌握故事的来龙去脉，并设身处地地体会历史事件，这样以来，不仅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同时提高学生探究历史知识的能力。例如，在讲述唐太宗这一人物时，为了让学生牢记本课的内容，我将“宣武门事变”的故事讲给学生听，使学生了解唐太宗登上皇位的全过程，以及皇位的来之不易，并为以后的贞观之治的历史事件埋下伏笔。这样让学生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去认识唐太宗，并用辩证的唯物主义观去看待历史人物，从而熟记历史知识。可见，教师在历史课堂引入历史故事，不但做好了知识与知识间的衔接，同时为学生搭建好历史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
历史事件之间是有关系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考虑到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将教学内容和教学结构合理设计，并巧妙搭配，将课堂教学格局布置得有始有终。并且教师要注重对整节课知识加以巩固和测试，以此来判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这样方便教师接下来的课程进行设计。例如，在教学《三国鼎立》这节课时，在课堂教学结束之前，我将《三顾茅庐》的故事情节讲给学生听，让学生运用本节课所学的内容来思考为什么刘备要请诸葛亮下山？当时的历史背景又是如何？刘备的态度为何又是如此的诚恳？通过讨论和分析，从而达到巩固课堂内容的目的。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来结束本节课的教学，不仅可以控制课堂的氛围，同时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将知识活学活用，在考查学生对课堂内容掌握情况的同时，从而让这节课的教学能够有始有终，完善了教学结构。学习历史知识是为了让学生吸取前人的教训，引以为戒，不再让历史重演，同时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来面对生活中的问题。而在历史教学中引入历史故事，教师可以调节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这样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同时树立历史思想，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用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从而全面地解决问题，并将学生培养成与时俱进的高素质人才，以此来实现历史教学的价值。
历史论文历史论文选题篇四
知识的复制 传抄 立言 知识产权
传抄是中国含代知识复制最根本的方式，有其产生发展的渊源，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抄活动的主要动力是基于为拄圣继绝学而“立言”，或是宗教信仰的“修功业”，或是作为知识人谋生的手段。一于余年的传抄活动，在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同时，对传抄者的思想、著述方式也生产了深刻影响，述而不作引经据典的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影响了近代知识产权思想的产生。
知识是人类思想、经验的总结，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的传抄、传播活动，是人类知识乃至文明传承的重要方法。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在印刷术广泛应用之前，手工的抄写活动，是文献复制、传播的主要形式。文献传抄活动，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传抄介质的进步影响比较大，它肇始于汉代，兴盛于六朝，直至隋唐，在宋代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而成为非主流形式。但由于手写本、抄本资料具有的特殊意义，直到明清时期，以手写传抄方式复制的文献资料仍受到特殊的关注，因而，手写传抄活动得以延续。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图书的需求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以简帛为载体的书籍的生产，促进了书籍生产唯一方式—传抄活动的发展。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对藏书事业，特别是官藏图书，是较为重视的，即使是推行文化禁锢政策的秦始皇和文化素养不高的汉高祖刘邦，也不例外。
西汉时期更是广开献书之路、征遗书于天下，进而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并鼓励民间广置经籍、讲学授徒，于是到了东汉，都城市肆中就有了专门的“书市”，人们能够方便地购买到要看的书籍。百年之间国家征集的图书已“积如丘山”。后来，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完善及普遍应用，引起了图书载体的革命，人们通过传抄的方法，制作写本书，增加自己的收藏。
隋唐时期，特别是六至七世纪之间，是我国写本书发展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图书主要是依靠抄写。学者士人对自身著作流传后世的期望、藏书文化的初步形成、科举取士制度形成的大范围儒家经典读者群等，与邻近诸国的文化交流等都对图书抄写的数量与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两宋至明清，是我国图书事业空前发达的时代，由于科举考试、官府及私人藏书的需要推动了图书在种类和数量上的骤增，尽管这个时期雕版印刷术逐步发展并成熟，但写书、抄书仍然是产生图书、复制图书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手抄书多是孤本、善本，历来为藏书家和学者所重视。
封建社会“三不朽”的思想是驱使传抄活动发展的重要动力。自秦汉至明清，官府、私人的书籍传抄活动生生不息乃至蓬勃发展，有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即封建社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历代官府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编纂卷帆浩繁的书籍，其根本目的是传播统治者的思想，历代的正史中，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记录统治者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事迹。通过这些书籍的编纂和传播也为封建社会建立了“三不朽”的标准，推动士子们前赴后继地为这个“崇高”理想而努力。《春秋左传注疏》记载:“鲁有先大夫曰减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三不朽”中，“立言”尤为重要，因为“古之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然德有厚薄，功有浅深，未必并行而俱远也。而能使千载之下闻而知之者，犹若见而知之是，岂非立言?君子之力哉!故夫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另外，对于统治者来讲，“立言”的重要性还在于“为往圣继绝学”。历代封建统治者为抬升自己的“正统性”，无不通过“立言”标榜自己统治思想是“为往圣继绝学”，而立言的重要途径就是组织编纂、传抄大量的典籍，从而建立以儒家经典及相关阐释为代表的统治思想理论体系。从历代正史的编撰也可以窥见这种一脉相承的思想，唐代以后按照经、史、子、集分类方法来划分文献，其中经、史是儒学经典和正史，而子、集则是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个人编纂、著述的著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者和个人在三不朽方面的追求。
自汉至明清，历代政府组织的抄书活动不可胜数，仅举几个典型的案例，如前所述，汉代的大规模抄书活动，南北朝时期的大量抄写佛经活动;宋仁宗嘉佑年间，一次抄书一万六千余卷;而《永乐大典》的抄写仅抄书手就有二千六百六十九人;《四库全书》著录图书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多卷，其中子、集分别为一万七千多卷和两万六千多卷，占总书的总卷数的近百分之六十，为了完成抄写工作，先后选拔三千八百二十六人，每人每年要抄写三十余万字。历代民间薪火相传的私人抄书、藏书活动，在完成自身学习、教育目的之外，通过编撰自己的著作，也实现了“立言”的追求。“三不朽”的精神追求，推动着政府、个人传抄活动的蓬勃发展。
基于宗教信仰的“修功业”，是传抄活动尤其是佛教、道教经籍传抄活动的动力之源。(东汉至隋唐)“佛教经典传人中国后，民间流传有抄写佛经能祈福攘祸的说法，形成抄书的风潮。”虔诚的信众为着“修功业”目的，而抄写或请人抄写特定的宗教典籍，以实现“祈福攘灾”的理想。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道教蓬勃发展的时期，宗教典籍的翻译、传抄、传播则起到了助推佛、道发展的作用。北朝诸帝皆阪依佛门，佛经成为皇家藏书的重要部分。隋文帝时期，抄写佛经13万卷，修治故经400部，“开皇元年，…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中的著录，收道家经典377种，共1216卷;佛教经典1950种，6198卷，佛经总数几乎达到《经籍志》的二分之一，卷数约占六分之一，从这些数量庞大的宗教典籍，也可窥见当时以手工方式传抄的盛况。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形成了以抄经为功德、鼓励信众大量复制经卷的抄经“功德观”，这种信仰的内心动力驱使着某些信众不遗余力地去抄写宗教典籍。另外，古人的一些抄经修功业还与传统的孝道相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曾因其弟王安国“养母尽力。丧三年，尝在墓侧，出血和墨，书佛经甚众”而大加赞赏。苏轼也曾专门写文颂扬友人朱寿昌弃官寻母的高尚行为，其叙日:“…有大长者，曰朱寿昌。生及七岁，而母舍去。长大怀思，涕泣追求。刺血写经，礼佛忏悔。”苏轼也在父母亲的忌日抄写佛经，以寄托追思之情。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不赘述。
以抄写作为谋生手段乃是一部分传抄者从事传抄活动的动力之一。印刷术被发明之前，书籍的传播、销售完全靠人工抄写复制，于是就出现了以此谋生的职业，只是在不同时期其从业者的身份、称谓不同而己。在我国古籍中，从事该类职业的人称谓“佣书人”、“书人”、“书手”、“书工”、“群书手”，或者以职业的性质来代替，如“佣书”、“书本”、“楷书”等。另外，对于专事抄写经书者，则称谓“经生”，其传抄活动称为“写经”。有学者考察，对从事传抄这个职业者最多的称谓是“书手”，指古代官府里从事文字抄写之大小官吏，具体负责誊录公文、缮写典籍、抄写经文等事务。最早从事该类职业的人，应是史官。《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纪言，右史纪事。”由于文书档案的记录、编辑都是由史官承担，所以随着史官权职的逐步分化最终导致专事抄写角色的出现。
汉代成帝时，在太常寺设置“写书之官”，职责是将整理的国家图书进行缮写，所以就是实际上的“佣书人”。《后汉书·班超传》记载:“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第一次以“佣书”出现的明确记录。从这两个记录看，这些早期的佣书是政府行为。《三国志》记载，阐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说明当时以抄写为业的不仅仅服务于政府，也有为私人服务的情况，应该说为私人服务的情形应该更多。
六朝时期，政府设有负责抄书事务的青吏，一些高官养着抄书人。《魏书·蒋少游传》载少游因佣书而知名，“性机巧，颇能画刻”，“以墉写书为业，……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同书《赵彦深传》载，(赵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人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亦备受青睐。《云岌七签》载(刘宋陶贞宝)“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魏书·崔光传》载崔光“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载崔亮“居家贫，佣书自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载(沈光)“家甚贫篓，父兄并以佣书为事”。
东晋人王嘉所撰小说集《拾遗记》记载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嗽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称为善笔而得富。”此事虽不足信，但它毕竟是社会生活中工于抄写的一个侧面反映。《隋书》记载“增校书郎员四十人，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九品，掌抄写御书。这很明确说明了抄写人员是具有一定职位的人员，并且享有一定的待遇，尽管这个职位有些低，但已经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职业。
唐朝是“写本时代”最为鼎盛而又高度重视史学工作的时代。为了保证史书的修撰，当时曾在官方最重要的修史机构史馆配备了各种人员，“书手”即其中之一职位。《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鉴于当时缺书的情况，唐政府选定专业抄书之人，命名为“书手”，专事抄书。《新唐书·百官志二》对史馆的后勤人员也有记载:“有令史二人，楷书十二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熟纸匠六人”。这说明从事典籍传抄的人员，具有一定的职位。
两宋至明清，是雕版印刷成熟至广泛应用的时期，但出于种种原因，政府和私人的抄书活动却一直得以保留和发展。《文献通考》记载宋代还设置了“补写所”一类的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抄书活动，当时官府藏书多是抄写本。成书于宋代的《麟台故事》记载“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令史馆别置楷书二人，专掌抄写日历，月给钱一贯五百、米二石，春冬赐衣”。说明当时从事抄写的从业者具有一定的职位。成书于清代的《皇朝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四十四年奉谕，……尔等出示谕安徽、江苏、浙江举贡生监等，有精于书法愿赴内廷抄写者，报名考试”。说明抄写工作的从业者可以通过一定的考试，获得职位，这说明当时专事抄写是一个职业，并可以通过考试的形式获得这样的职位。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抄书手都有数千人。明清时期，随着私人藏书的兴盛，民间抄书、藏书更是远远胜过官府的抄书活动。
传抄活动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其功不可没。传抄活动是印刷术发明之前，知识复制传承的主要手段，即便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也仍然是重要的手段之一。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有形载体，传抄活动在抄写、复制文献典籍的同时，也就使得知识得以复制、传承，保证了文化的延绵不绝、长盛不衰。在宋代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虽然传抄不再是文献资料复制传播的主流形式，但由于手写本、抄本资料具有的特殊意义，直至明清时期，以手写传抄方式复制的文献资料仍受到特殊的关注，承载着更多的知识信息，具有不同一般的社会价值，因而仍然受到青睐。封建社会，正是以传抄为主的知识复制工作，才使得文献资料得以流传开来，让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获得知识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略举两例，据《诗话总龟》记载“袁俊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为计。”又《却扫编》记载(魏衍)“见异书犹手自抄写，故其家虽贫而藏书亦数千卷。”另外，传抄活动促进了汉字结构、书写方式的完善。汉字自甲骨文始，至秦帝国统一文字为小篆，汉字的结构、书写方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汉代随着纸张的发明，书写介质的发展推动了知识传播的飞跃，由于大量、高效的抄写书籍、宗教典籍的需要，也必然促进汉字结构、书法的发展完善，“经生体”的形成就是一例。
传抄活动尤其是对圣贤经典的传抄，培养了传抄者借助已有的圣人之言来表达、传递个人的理念、思想的思维模式，并逐步形成为民族的公共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讲，约束了传抄者的创造性。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儒家经书的内容被不断复制翻版，这又极大地限制了多元文化信息的传播，培养了学者“述而不作”、善于引据经典版本的思维方式。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当一个异于“经典”的新思想、新观点一出现，就会引起周遭的基于固有观念的反对和压制，而鲜有客观分析和理性接受，或许这也是促成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人创造力不足、因循守旧的文化基因之一。一个例子，或许能有助于理解这种现象。
其他更多的则是诗文中浪漫的用典，在所有记录中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典型的如唐代杜甫的诗《过洞庭湖》:“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搓”;唐代韦庄的诗《夏口行寄姿州诸弟》:“回头烟树各天涯，婆女星追速寄家，……谁道我随张博望，悠悠空外泛仙搓”;宋代黄裳的诗《题卧陶轩》:“八月仙搓偶相送，寥郭孤飞与谁共?”元代许有壬的诗《次韵可行记塘上草木二十四首》之一“枯树影在水，浮动如仙搓，昨日春意闹，今朝雪满沙。”明代张以宁的诗“秋风吹海送仙搓，夜色新凉晓转加，归日阮郎应一笑，小春洞里又桃花。”等等。
从这些卷峡浩繁的记录看，很少有人去想办法在现实中设计、制造一个“仙搓”，以便借此往来于人间仙境。沿着思路走下去，哪怕是一代人往理性、科学的方向前进一小步，也会在几代、几十代人的数百、千年的积累之后，实现现代意义上的飞行器。而令人遗憾的是，晋代就有的这种飞行器的灵感，一直以来就仅仅停留在人们无限美好的想象之中，成为存在于理想中的一个腾飞工具而不是现实世界。后来者，在浪漫主义的理想世界里，不管用多么美妙的句子去修饰和描绘，都不会推动实践中哪怕是一厘米的科学进步，“不积畦步，无以至千里”。
如前所述，传抄活动是古代一部分有知识的士人谋生的手段。作为职业的传抄活动，其目的就是按照“母本”的样子进行机械复制，不能变动传抄内容。这个过程也就更强化了传抄者的机械复制，而不能更多地去发挥创造性。士是古代中闰“社会的良知”，他们“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至终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靠抄写而谋生，这种职业也会某种程度上限制其本身的创造性。这方面的内容将另文探讨。
古代的传抄活动，由于一些人为原因造成知识复制过程中的误讹，影响了知识的传播。在古代有些典籍编撰、传抄过程中，为尊者讳，人为窜改文献内容，造成知识所包涵信息的缺失。陈垣先生做过专门的研究。
传抄活动也带来诸多文献内容简单重复的弊病，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传抄者对知识产权的漠视。文献重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一开始就把传抄作为了产生文献、书籍的重要方式。南北朝是抄撰图书的黄金时期，《文献通考》记载:“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南北朝时期，还专门设置了“抄撰学士”之官，主管抄撰工作，据《北史·庚信传》:“(徐)搞子(徐)陵及(庚)信并为抄撰学士。”抄撰就是边抄边撰，抄撰一体，抄中有撰，撰在其中，抄书就是著书，也就是近代梁启超所说:“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这也就造成很多文献一篇、一段文字，通过编辑不同的集子，自古传抄至今，造成简单重复。例如，文献中的“类书”，类书目的是准备资料、积聚资料，在为撰写文章、临事应对的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很多编纂者利用这种方法来编辑书籍，编辑过程中简单照搬原来的内容，仅作简单归类，导致内容重复。
作为知识复制的主要方式—传抄活动历经千余年，经过长时间的积淀，使得传抄者认为抄写所需内容为我所用成为潜意识中理所当然的事情，不经意间培养了传抄者对该文献资料创造者所有权的漠视，自然也就难以产生知识产权的理念。
传抄活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社会背景和推动力。封建社会“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思想是驱使传抄活动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宗教信仰的“修功业”目的是佛教、道教经籍传抄活动的动力来源，而以抄写作为谋生手段则是一部分有知识的士人从事传抄活动的动力。传抄活动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培养了学者“述而不作”、善于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抑制了多元文化的产生，限制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对知识创造者所有权的`漠视。
历史论文历史论文选题篇五
光阴倒转，恍惚之间我来到了那一天。
莽莽乌江印着如血的残阳，一如你身上滴下的铮铮铁水，那立拔山河的气魄随激流滚滚而去。
你是一代英才，但却从不愿从头再来，你以为大丈夫就要无敌于天下，永立于不败之地，你以为东山再起会让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你错了，错得很离谱，离谱到根本不配做一个统领大半江山的霸王，只能永远成为一个为后人留下遐想的神话，再也不能像雄鹰一样傲视天下了。
你不会知道卧薪尝胆后的甜美，结局使你注定成为一个为后人“景仰”的懦夫，荣辱成败，不在一念之间，若当年的一切可以从来，我相信你能够力挽狂澜，其实并不是天要败你，是你败了你自己，或许这也是你最好的结局，历史终究是历史，你已经成为了过去。
你的爱与恨都随着江水奔腾远去了，如果你的灵魂真得还会有来世，我愿化作你骑乘的骏马，随你杀敌而去。
哎，可历史谁又能更改……
悲——哉——，项羽！项羽，悲——哉——！
对历史人物的了如指掌才能写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佳作来，小作者平时对项羽资料的收集整理让他在写作时有了丰富的材料，全文以“悲”的基调来贯穿，悲哉，项羽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