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的决策和组织能力，因此培养好的行政人才十分重要。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案例中学习到一些行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一
其基本原则体现了合同法总的指导思想，是实施合同法的依据，本文主要归纳为五个基本原则进行阐述。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整个领域，指导合同法的制定、解释、合同当事人的合同行为，以及合同司法行为的根本准则，是合同法的宗旨和价值判断的集中体现，是合同法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合同法的基本特征。
一、平等、自愿原则。
《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一)平等原则。
平等首先指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这也是民法首要的核心原则，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
在法律上，合同当事人双方或各方，无论身份如何，均是平等主体，没有从属、高低之分，也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或命令与被命令的成分。
平等协商订立合同。
其次，平等还指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等，即当事人各方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同时存在。
(二)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协商，自愿决定和调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
该原则既表现在当事人之间，因一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或可撤消;也表现在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均不得非法干涉。
因为这里的“自愿”须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自愿原则贯穿于合同活动的全过程，具体表现为：
(1)当事人依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决定是否订立合同;。
(2)在订立合同时，有权选择对方当事人;。
(3)所订立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自愿约定;。
(4)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协商对合同的内容进行补充或变更;。
(5)可以约定违约责任，在发生争议时，还可以自愿选择解决方式;。
(6)当事人还可以自愿协商解除所订立的合同。
把平等、自愿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的首要原则，在我国目前刚刚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又有效避免了一些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司法审判人员意识淡薄，滥用行政权力或自由裁量权，把不合理的干预当作保护，损害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合同法》对合同当事人的服务和保护的功能。
二、公平原则。
这里的公平应该既有程序上的公平，也有实体上的公平。
程序上的公平指为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提供同样的活动的可能性，至于当事人活动的结果则不加以评价;实体上的公平指当事人具体利益状态上的均衡。
《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这是以基本原则的方式对于当事人课加了依据公平原则进行与合同有关的活动的一般义务，同时也在事实上宣告了立法者有权以公平原则为依据，干预当事人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主要表现为：
(2)在发生合同纠纷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依照公平原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价值判断，公平地适用法律，确定法律责任的承担。
《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然应当把公平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树立判断标准。
三、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合同或合同关系终止等各个阶段，无论行使权利，还是履行义务，都应讲诚实、守信用，相互协作配合，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这一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这种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要求，首先应用在了合同活动过程。
该原则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1)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指导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的行为准则，有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履行合同义务。
(2)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解释。
诚实信用原则是整个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基础，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强化诚信意识，建立诚信体系，对于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的崇高地位，促进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合法性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
《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上述法条规定，可将该原则归纳为合法性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
所谓合法性原则，是合同当事人所从事的与合同的定力、履行等有关的行为必须合乎国家强制性法律的规定，而不得存在违法的情形，否则将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或宣告其无效，或追究其违法责任。
这一原则是对私法自治的一种限制，体现了公共立法对私人自由的控制。
(二)公序良俗原则。
所谓公序良俗原则，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及目的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在立法时，不可能完全遇见到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而有针对地作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立公序良俗原则，用来弥补禁止性规定的不足。
公序良俗原则实质上是授权性规范，目的在于遇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法律规定时，人民法院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确认该行为无效。
《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法律约束力指合同当事人在法律上的约束力，其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必须受合同约定的约束，非依法律或双方约定，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即合同的法律效力。
该原则具有两层含义：
(2)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合同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或破坏合同的履行。
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普遍贯彻，那么合同这一法律手段，必将大大地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在合同法中还有一个“隐形”的原则，它没有出现于合同法的条文中，但仍然贯穿于合同的制定、履行的全过程，那就是鼓励交易原则。
该原则的目的是促进当事人通过合同实现交易，鼓励合法、正当、自愿的交易，在合同法的条文中也有对该原则的充分体现。
该原则的重要性是不可磨灭的，相信日后如果修改合同法，该原则也可能会出现于合同法的条文中，作为合同法一项实际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的纲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律规范，它不为合同当事人确定具体的行为规范，而只是提供了抽象的行为准则;合同法基本原则也不预先规定其适用的具体情景，而是一般性地适用于各种不确定的情形之中。
它体现立法指导思想，指导当事人活动，指导司法活动。
其重要作用与意义也不仅表现在某一章节、某一制度，而是贯穿于整部合同法。
它作为《合同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主要发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是指导作用。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指导立法工作者如何制定各项法规，对审判人员如何适用合同法也起着指导作用。
其次是补充作用。
对于合同法的某个问题，法律缺乏具体规定时，当事人可以根据基本原则来确定，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基本原则来解决纠纷。
基本原则不是虚无缥缈的，法律的各项制度、各项规定，都闪耀着基本原则的光辉，都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正确理解合同法具体条文的关键。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二
物资采购是电网企业经营的一个核心环节，而物资采购又往往是电网企业经营管理中薄弱的一环，也最容易造成积压浪费。
这就要求电网企业首先从内部管理上寻找一种防范物资采购风险的方法，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
一、电网企业物资采购风险分析。
电网企业物资采购风险通常是指采购过程可能出现的一些意外情况，包括内因型风险和外因型风险，具体说来，如采购计划不准导致物资不能满足生产或造成积压、供应商交货不及时、提供货物不符合合同要求、供应商与业务人员之间存在暗中勾结等。
1、电网企业物资采购内因型风险。
(1)计划风险。
因设计变更，影响到采购计划的准确性;采购计划管理技术不适当或不科学，与目标发生较大偏离，导致采购中计划风险较大。
(2)合同风险：一是合同条款模糊不清，盲目签约，违约责任约束简化等等。
二是合同行为不正当。
卖方为了改变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往往采取一系列不正当手段，如对采购人员贿赂，套取企业采购标底;给予虚假优惠;而有些采购人员则贪求蝇头小利，牺牲企业利益，不能严格按规定签约。
三是合同日常管理混乱。
(3)验收风险。
在数量上缺斤少两;在质量上鱼目混珠，以次充好;在品种规格上货不对路，不合规定要求等等。
(4)存量风险。
一是采购量不能及时供应生产之需要，生产中断造成缺货损失而引发的风险。
二是物资过多，造成积压，使得大量资金沉淀于库存中。
(5)责任风险。
许多风险归根至底是一种人为风险。
主要体现为责任风险。
例如，合同签约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未能把好合同关，造成合同纠纷。
2、电网企业物资采购外因型风险。
(1)意外风险。
物资采购过程中由于自然、经济政策、价格变动等因素所造成的意外风险。
(2)价格风险。
由于供应商操纵投标环境，在投标前相互串通，有意抬高价格，使企业采购蒙受损失。
(3)采购质量风险。
若供应商提供的电网物资质量不符合要求，而导致线路或者台区故障等，给用户造成经济、技术、人身安全等方面损害，直接影响到供电可靠性，降低了电网企业信誉。
(4)合同欺诈风险。
1)以虚假的合同主体身份与他人订立合同，以伪造、假冒、作废的票据作为合同担保;2)接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预付款后逃之夭夭。
3)供应商设置的合同陷阱，如供应商无故中止合同，违反合同规定等可能性及造成损失。
二、电网企业防范物资采购风险的主要对策。
为了避免因电网物资采购计划编制不科学，依据不充分，造成物资采购积压，应该按照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建立电网物资采购计划分级审核体系，审查电网企业采购部门物料采购计划的编制依据是否科学;调查预测是否存在偏离实际的情况;计划目标与实现目标是否一致等，避免出现积压浪费现象。
电网企业要降低质量、交期、价格、售后服务等方面的采购风险，最关键的是建立起供应商风险控制体系。
首先，应对供应商的品牌、信誉、规模、销售业绩、研发等进行详细的调查，做出整体评估。
其次，对供应商的产品进行小批量的生产、交期方面的论证，根据运行情况，逐步加大采购的力度。
物资采购过程指从计划、审批、询价、招标、签约、验收、核算、付款和领用等环节。
通过对各环节控制，特别是对物资采购招议标、合同签定、合同履行、质量验收等四个关键点的控制，强化监督，以保证不弄虚作假。
通过内控审计、财务审计、制度考核三管齐下，将有效地规范的采购行为，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物资采购价格，提高物资采购质量，还可以保护采购人员和避免外部矛盾。
加强对物资采购招标与签约监督。
一是检查物资采购招标是否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是否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
二是加强签约监督。
检查合同条款是否有悖于政策、法律，避免合同因内容违法、当事人主体不合格或超越经营范围而无效;通过资信调查，切实掌握对方的履约能力。
加强对物资采购合同执行中的审计。
一是审查合同的内容和交货期执行情况，是否做好物资到货验收工作和原始记录，是否严格按合同规定付款。
二是审查物资验收工作执行情况，是否对物资进货、入库、发放过程中，都要对物资进行严格控制。
三是对不合格品控制执行情况审计，发现不合格应及时记录，并采取措施。
四是重视对合同履行违约纠纷的处理。
加强采购物资质量控制，避免采购物资质量风险。
按照采购物资使用安全进行分类，重点对在生产使用过程中，因品质原因可能对生产和人身带来严重危害的物资，必须按照样品采购方式，组织货源;样品必须经过安全测试合格后，方可批量进货。
出库后，进入使用前还要进行相应的检测。
通过对控制物资质量风险来达到控制物资采购风险的目标。
建立物资采购过程绩效考核制度，避免采购风险发生。
电网企业应根据物资采购各个不同过程，建立各个环节的绩效考核制度，把采购任务和各项相关工作转化分解指标和责任，明确规定出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分解，落实到各有关部门和个人，结合经济效益进行考核，以尽量避免采购风险的发生。
责任风险控制。
首先，应建立与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与程序，加强对职工尤其是采购业务人员的教育，不断增强法律观念，重视职业道德建设，做到依法办事，增强企业内部的风险防范能力。
其次，加强对采购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工作。
随着企业采购模式的不断进步，物资供应部门需要大量的既懂招投标、合同、法律、市场调查，又懂材料、设备等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只有不断加强对物资采购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从根本上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采购风险。
内控制度不仅体现在手册和程序上，关键是如何控制物资采购各个关键点，只有不断加强对物资采购各环节人员的管理，建立部门之间相互牵制的制度、关键岗位轮岗和定期稽查制度，才能使内控制度发挥其应有的控制作用，把企业物资采购风险降到最低，提高企业的物资采购效益，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三
行政法是一项行为规范准则，用来规范相对应的行为人，对于利益相关主题有强制作用，同样也是一项我国的基本法律，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律是用来保护遵守法律的人的，同时对于破坏法律的人予以制裁。行政法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付出的多方面人的利益。行政法的发展是立足在四项原则之上的，它借助西方和中方原则的差异性，进行积极的探索，从而对现行的行政法进行重构，将行政法的功能发扬到位，以此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2、基本原则概念。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有效实施的保障，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在规范行为人行为时，必须要遵守的基础，是行政法在制定时，必须要依仗的核心。在我们国家，政府具有依法行使政权的权力，法律的颁布就是为了规范这项权力，让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有参照的标准。原则与其说是一种限制，不如说是一种凭证[1]。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提出往往在行政法之前，所以它具有初始性，是一切的开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颁布，必须要以客观规律和真理作为基础，所以它还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提及的“基础”二字，说明了行政法的地位，而原则就好比是建设房屋前需要打下的地基，关系到行政法的建立和实践。最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双重性，刑法、婚姻法、治安管理法这类法律就只有一个“法律身份”，而行政法还有其“行政”的身份。所以它的原则一般要和行政密切相关。
具有十分专一的功能，它的规范作用仅针对行政体系，仅对于行政体系的相关人员进行立法规范，让行政机关能够依法行驶职权，让法治思想贯彻到行政工作中。
4.2普遍性功能普遍性原则。
体现在融合二字上，行政法法规是具体的，形象的，是以一条条的法律法规直观展现出来的'，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却是抽象的，它普遍存在于每一条法规明文之中，每一条具体的法律原则都符合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带入每一条法律法规中都是成立的，它生于无形，却能起到规范和引导的作用。
依法行政原则我们的政府应该依照法律履行责任，承担义务，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灵魂，也是基本原则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能让社会成为法治的社会，则需要回到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凡行为人所做之事必须合法。对于政府机关而言，形成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才能真正重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才能树立起政府机关的公信力。
5.2基本原则应体现合理行政原则。
在合法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考虑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合理行政。法律的条文规章是固定的，但是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却是多种多样的，法律虽然在逐渐完善，但也没有办法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全部收纳其中，所以行政部门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要灵活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更好地为群众解决问题，这就使合理行政的意义更好的体现。
5.3基本原则应体现诚信行政原则。
苟无诚信原则，民主宪政无可行。任何形式的法律的确立，都需要遵循契约精神，无论是基本法、刑法还是行政法的推行，都需要恪守信用。行政机关若不守诚信，允诺的事情再三更改，群众对政府机关的信任会逐渐降低。信任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崩塌只一瞬，所以我们把诚信原则作为了行政法基本原则重塑的一大原则[2]。
5.4基本原则应体现程序正义原则。
在行政机关进行依法执政时，是有完善的执政流程的，但是有的部门执政时，往往会省略某些步骤，或者出现步骤错误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执政单位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实现进行修改和完善，这对于工作效率而言十分不利。正义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原则，其实更大程度上保障的是一种公平。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基于这种原则，人们才能信任法律。
6、结语。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建立的标准，融会贯彻在具体的每一条行政法规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普通的人民群众，都应该对法律心存敬畏。行为人只有真正按照法律规范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律才会保障其权益不受侵犯。在我国行政法原则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体系，结合中国法治现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基本原则之路。
参考文献。
[1]蒋勇.从合规性到正当性:我国警察法治体系的重塑——基于“新行政法”理论的展开[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四
[摘要]《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合同普遍规律、反映立法者基本理念、体现合同法的总的指导思想、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立法机关制定合同法、裁判机关处理合同争议、以及合同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的基本准则。对适用合同法具有指导、补充、解释的作用。
合同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质量、进度、成本、安全、信息等管理都是与合同管理密不可分的，合同管理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其他项目管理内容的管理质量。而有效的合同管理是离不开合同法的理论支持的，只有掌握合同法的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合同管理。
合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合同是指债权合同，即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关系的协议。合同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质量、进度、成本、安全、信息等管理都是与合同管理密不可分的,合同管理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其他项目管理内容的管理质量。
而有效的合同管理是离不开合同法的理论支持的，只有掌握合同法的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合同管理。
《合同法》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平等原则是指地位平等的合同当事人，在权利义务对等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以实现互利互惠的经济利益目的的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
(1)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在法律上，合同当事人是平等主体，没有高低、从属之分，不存在命令者与被命令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这意味着不论所有制性质，也不问单位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其地位都是平等的。
(2)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对等。所谓“对等”，是指享有权利，同时就应承担义务，而且，彼此的权利、义务是相应的。这要求当事人所取得财产、劳务或工作成果与其履行的义务大体相当;要求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另一方的财产，侵犯他人权益;要求禁止平调和无偿调拨。
(3)合同当事人必须就合同条款充分协商，取得一致，合同才能成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并就合同条款取得一致后达成的协议。
2.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合同法的重要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通过协商，自愿决定和高速相互权利义务关系。
公平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其意义和作用是：公平原则是社会公德的体现，符合商业道德的要求。将公平原则作为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准则，可以防止当事人滥用权力，有得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4.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作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以及合同终止后的全过程中，都要诚实，讲信用，相互协作。
5.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遵守法律，尊重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合同法的重要基本原则。
二、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质量、进度、成本、安全、信息等管理都是与合同管理密不可分的，合同管理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其他项目管理内容的管理质量。而有效的合同管理是离不开合同法的理论支持的，只有掌握合同法的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合同管理。
影响施工项目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五大方面，即“4m1e”，指:人(man)、材料(material)、机械(machine)、方法(method)和环境(environment)，事前对这五方面的因素严加控制，是保证施工项目质量的关键。
1.人的管理。
在使用人的问题上，应从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综合考虑，全面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人的质量意识，形成人人重视质量的项目环境。
2.材料的管理。
材料管理包括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构配件等的控制，主要是严格检查验收，正确合理地使用，建立管理台帐，进行收、发、储、运等各环节的技术管理，避免混料和将不合格的原材料使用到工程上。
3.机械的管理。
机械管理包括施工机械设备、工具等控制。要根据不同工艺特点和技术要求，选用合适的机械设备，正确使用、管理和保养好机械设备。为此要健全人机固定制度、设备运转记录制度、上岗证制度、岗位责任制度、技术保养制度、安全使用制度、机械设备检查制度等，确保机械设备处于最佳使用状态。
4.方法的管理。
这里所指的方法的管理,包含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措施、施工方案、施工工艺等的控制,主要应结合工程实际、能解决施工难题、技术可行、经济合理,有利于保证质量、加快进度、降低成本。
5.环境的管理。
影响工程质量的环境因素较多，有工程技术环境，如工程地质、水文、气象等;工程管理环境，如质量保证体系、质量管理制度等;劳动环境，如劳动组合、作业场所、工作面等。
环境因素对工程质量的影响，具有复杂而多变的特点，如气象条件就变化万千，温度、湿度、大风、暴雨、酷暑、严寒都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又如前一工序往往就是后一工序的环境，前一分项、分部工程也就是后一分项、分部工程的环境。
总之，根据工程特点和具体条件，应对影响质量的环境因素，采取有效的措施严加控制。尤其是施工现场，应建立文明施工和文明生产的环境，保持材料工具堆放有序，道路畅通，工作场所清洁整齐,施工程序井井有条，为确保工程质量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五
摘要：电网企业的电力物资采购风险管理对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采购风险进行分类，识别出主要风险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采购风险的总体对策和具体应对方法。
关键词：电网企业;采购风险;风险管理。
一、引言。
人力、财务、物质管理是电网企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电力物资管理又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力物资采购包括对企业发展所需的工具、备件、原料、设备、辅助材料的购买，这对企业的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革等影响甚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电力企业在物资采购方面有了较大发展，如现在的一些电力企业在企业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生产中，物资采购的花费占到了总投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电力物资的及时供应，为电网企业的生产、建设和运营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我国的电网企业已经进入了超高压、交直流输电并存、大容量、远距离的发展阶段，企业在建设发展中，对电力物资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二、电力物资采购风险识别。
1.电力物资采购风险概念。
电力物资采购是指为电力企业购进企业发展所需的工具、备件、原料、设备、辅助材料等物资的行为，采购方式包括购买、借货、交货、租赁等，是一种有形采购。
电力物资采购风险是指电力企业物资采购的实际情况和预期的目标出现偏差的可能性。
电力企业物资采购的风险涉及到物资采购的每一个环节，这其中包括采购计划的制定、物资运送、物资验收、物资订单核实、供应商选择等环节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
2.电力物资采购风险的分类。
通常情况下，电网企业电力物资采购风险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内因型风险和外因型风险。
2.1内因型风险。
(1)决策风险。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六
突发事件导致的公共危机，考验着政府的危机应对工作和应急法制，其间的许多经验教训值得重视，也促使人们对一些新的行政现象进行更细致深入的追踪观察思考，由此引起笔者对于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机关广泛采用的行政指导措施之特别关注。
一、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指导措施之实证考察。
笔者在研究行政指导的过程中曾一直认为，由于行政指导是一种柔软灵活的非权力强制性的行政方式，行政相对人是否听从行政指导由其自主选择决定，行政指导行为的效果是不确定的，故行政指导措施比较适用于常规状态下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在出现重大突发事件的紧急情况下，政府自当采用权力强制性的行政指令措施（特别是行政强制措施）来强力应对危机，而不大适用行政指导措施。但反思己然过去的防治“非典”疫情的政府应对举措（尽管今年也有较小反复，却未构成重大危机，但同时又出现了禽流感等新的公共危机考验），可以看到，政府機关除采用大量的行政指令措施以外，实际上也采用了不少的行政指导措施。这出乎笔者的意料，也引起笔者的思考。
分析起来，在“非典”夕危机管理中采用的行政指导措施，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采用的行政指导措施，比较常见；另一类是与行政指令措施混合采用的行政指导措施，亦非仅见。这些行政指导措施中，有的是抽象行为，有的是具体行为。试举教科文卫方面若干事例略加考察：
单纯型行政指导事例之一：针对因公众普遍缺乏“非典”常识而出现群体恐慌的现象，国家卫生部曾于4月29日发布公告，公布了《公众预防传染性“非典’夕型肺炎指导原则》，以引导公众的'行为选择，帮助其科学地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提高预防效果。单纯型行政指导事例之二：针对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官员的询问（问：“北京医疗水平较高，一旦澳大利亚在华京外使馆人员、商务人员患了“非典”是可否转移到北京医治？”，在204月29日于北京召开的防治“非典”知识介绍会上，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梁万年先生代表该局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京外驻华使馆人员在内的外籍人士（当然包括澳大利亚人士）患上“非典”，还是就地治疗、就地隔离为宜。单纯型行政指导事例之三：家住辽宁省的居民张健先生，2003年4月下旬在北京确诊为“非典”患者后于5月2日从医院出走，带着女友乘坐t11次列车又换乘出租车跑回辽阳灯塔市烨子镇矾盛村的家中。当地政府和卫生行政机关在确认该病患身份并迅速采取防治“非典”的应急措施后，为准确掌握密切接触者线索，进一步做好隔离防治工作，专门写给该患者一封满怀关切、情真意诚的行政指导函，希望他积极配合政府找到一切和他接触过的人，以便控制疫情扩散，而没有采取强迫其开口的做法。张某读到该建议信后被深深感动，也深感懊悔，愿意接受指导者的建议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共同努力制止“非典”疫情在家乡进一步传播。这一具体行政指导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运用行政指导是行政理性的表现。
防控“非典”疫情等公共危机的政府应急工作中有许多经验教训警示人们：必须全面加强我国公共应急系统即危机管理系统（包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系统）的建设，有效动员一切人、财、物、信息等资源来及时化解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公共危机。这里所说的“公共危机”，特指公共行政管理领域面临紧急状况而亚需作出重要决断、付出高额成本方能摆脱困境的情形，通常是一种对公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的严重困难关头，也是广义上的紧急状态。这里所说的“公共危机管理”，也称为“突发事件管理”（emergencymanagement），特指公共危机的潜伏、爆发、控制、化解、修复、常态化等全过程中的政府应对机制。它主要解决如下问题：如何制定预案并有效监控、防御危机；如何化解、缓解和减少危机；如何准备、动员和调配资源；如何在危机过程中回应民众愿望、满足社会需求、维护公私利益；如何在危机过后恢复管理秩序、重建服务体系；等等。
综合上述三种情况来看，都要求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及时灵活地采取行政指导措施并谋求行政相对人同意或协力，并与行政指令措施相配合，以丰富、改善和加强经济与社会管理，积极推动危机管理中预期行政目标的达成，从而保障个体利益、增进公共利益。这是行政民主化潮流下行政机关积极灵活地履行行政职责的表现，显然是必要、合理和正当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在重视形式合法性的前提下对实质合法性的一种追求。简言之，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背景下，无论有无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规定，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管理包括危机管理的实际需求适当运用行政指导措施，不仅不违背依法行政原则，而恰恰是“行政法上的法治原则的含义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而言，防控“非典”、禽流感等危机管理中采用行政指导措施，不仅具有有效性，而且具有合法性，是符合行政理性的一种行为选择。反之，以形而上学的态度来处理如此复杂的特殊情况，难免会陷入行政非理性与行政高成本的泥淖。显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外的其他公共危机的政府管理（例如突发自然灾害的行政应急管理），也可采用行政指导措施，其与行政指令措施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相配合，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行政目标。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指导措施体现行政应急性原则。
由此可见，在出现重大突发事件导致公共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机关采取应对举措时，可在符合立法精神和一般法律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危机管理的实际需要采取行政应急措施，而不必拘泥于常规措施，也不必顾虑于该行政应急措施有无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规定，以致捆住手脚无法应对危机。笔者认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采用行政指导措施，其中一部分是作为弱行为前置程序而采取的行政指导措施和没有行政作用法上具体规定的行政指导措施，以积极回应紧急情况下的行政管理实际需求，这与现代依法行政的要求并不矛盾，其行政法理基础在于它也符合当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行政应急性原则。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为保障重大公共利益和公民根本利益，维护经济与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可实施行政应急措施，其中既包括具有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规定的行为，也可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甚至中断部分法律规范实施的行为；既可以对公民的某些宪法权利加以限制或剥夺，也可以遵循较平常更为简易的紧急程序（当然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定授权和法律救济机制作为保障）。行政应急性原则改变了一般法律规范确定的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重心向国家机关倾斜，授权政府在第一时间采取紧急处置手段，有助于及时迅速有效地控制公共危机事态的发展。它与法治原则二者并不冲突，在性质上属于法治原则在应付突发事件领域的个别化，这具体表现在行政应急性原则本身也为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提出了现实性、科学性、专属性、程序性等方面的要求，尤其是要求运用应急法律规范行政应急行为，公共危机安全管理措施须在行政法治的约束下展开。归根结底，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兼顾并侧重行政应急效率的实现，是法治原则指导下的规范应急，而并非突破法治原则的片面应急。行政应急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等原则共同构成了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处理公共危机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考量着政府应急处理能力，应该加强对公共危机管理工作的重视度，制定好行政指导措施。为了能够更好的完成公共危机管理工作，就需要借鉴以往的公共危机管理事件处理方案，提前做好预案和防范措施，并通过大力实施行政指导来对各类措施进行规范，达到防患于未然，将各类公共危机扼杀在摇篮之中，同时，当突发公共危机时，也可以及时的控制并解决。
参考文献：
[1].莫于川.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指导措施引出的行政法学思考[j].法律适用，10期.
[2].曹静晖.论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指导的实施[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02期.
[3].曹静晖.危机管理中行政指导的基本价值、行为方式与推行策略[j].长白学刊，2003期.
[4].梁永.论行政内部沟通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6期.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七
行政法是一项行为规范准则，用来规范相对应的行为人，对于利益相关主题有强制作用，同样也是一项我国的基本法律，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律是用来保护遵守法律的人的，同时对于破坏法律的人予以制裁。行政法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付出的多方面人的利益。行政法的发展是立足在四项原则之上的，它借助西方和中方原则的差异性，进行积极的探索，从而对现行的行政法进行重构，将行政法的功能发扬到位，以此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有效实施的保障，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在规范行为人行为时，必须要遵守的基础，是行政法在制定时，必须要依仗的核心。在我们国家，政府具有依法行使政权的权力，法律的颁布就是为了规范这项权力，让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有参照的标准。原则与其说是一种限制，不如说是一种凭证[1]。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提出往往在行政法之前，所以它具有初始性，是一切的开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颁布，必须要以客观规律和真理作为基础，所以它还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提及的“基础”二字，说明了行政法的地位，而原则就好比是建设房屋前需要打下的地基，关系到行政法的建立和实践。最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双重性，刑法、婚姻法、治安管理法这类法律就只有一个“法律身份”，而行政法还有其“行政”的身份。所以它的原则一般要和行政密切相关。
具有十分专一的功能，它的规范作用仅针对行政体系，仅对于行政体系的相关人员进行立法规范，让行政机关能够依法行驶职权，让法治思想贯彻到行政工作中。
4.2普遍性功能普遍性原则。
体现在融合二字上，行政法法规是具体的，形象的，是以一条条的法律法规直观展现出来的'，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却是抽象的，它普遍存在于每一条法规明文之中，每一条具体的法律原则都符合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带入每一条法律法规中都是成立的，它生于无形，却能起到规范和引导的作用。
依法行政原则我们的政府应该依照法律履行责任，承担义务，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灵魂，也是基本原则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能让社会成为法治的社会，则需要回到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凡行为人所做之事必须合法。对于政府机关而言，形成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才能真正重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才能树立起政府机关的公信力。
在合法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考虑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合理行政。法律的条文规章是固定的，但是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却是多种多样的，法律虽然在逐渐完善，但也没有办法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全部收纳其中，所以行政部门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要灵活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更好地为群众解决问题，这就使合理行政的意义更好的体现。
苟无诚信原则，民主宪政无可行。任何形式的法律的确立，都需要遵循契约精神，无论是基本法、刑法还是行政法的推行，都需要恪守信用。行政机关若不守诚信，允诺的事情再三更改，群众对政府机关的信任会逐渐降低。信任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崩塌只一瞬，所以我们把诚信原则作为了行政法基本原则重塑的一大原则[2]。
5.4基本原则应体现程序正义原则。
在行政机关进行依法执政时，是有完善的执政流程的，但是有的部门执政时，往往会省略某些步骤，或者出现步骤错误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执政单位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实现进行修改和完善，这对于工作效率而言十分不利。正义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原则，其实更大程度上保障的是一种公平。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基于这种原则，人们才能信任法律。
6、结语。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建立的标准，融会贯彻在具体的每一条行政法规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普通的人民群众，都应该对法律心存敬畏。行为人只有真正按照法律规范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律才会保障其权益不受侵犯。在我国行政法原则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体系，结合中国法治现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基本原则之路。
参考文献。
[1]蒋勇.从合规性到正当性:我国警察法治体系的重塑——基于“新行政法”理论的展开[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2]段葳,余敏.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整合与重塑[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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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八
摘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性市场竞争，企业应提高建立良好公共关系的战略地位，以企业文化为核心，以品牌战略为载体，以电子网络等传媒为手段，转变传统公关思维，建立以“和”为中心的公关理念，完善公关危机处理机制，建立起科学高效的企业公共关系模式。
关键词公共关系信任危机处理机制企业文化。
随着现代传播手段在经济社会的广泛应用，突发性公共事件对相关企业和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带来的企业信用危机，处理好企业公共关系，日益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之一。
1企业公共关系的含义。
公共关系是现代管理理论的组成部分，它利用传播技能和研究方法作为主要工具，帮助一个组织建立并保持其公众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认可与合作；它参与处理各种问题和事件；帮助管理部门了解民意并对之做出反应；明确和强调企业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责任；它作为社会驱动的监督者，帮助企业保持与社会变动同步。
企业公共关系从属于企业宗旨，为企业的目标服务。它是企业面对外在的公众和内在的员工，通过运用长期有效地双向信息沟通、双向艺术交往、双向利益调整等方法途径，建立企业与目标对象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显然，企业公共关系是企业在现代商品经济和大众传播事业高度发展条件下重要的经营管理手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公共关系的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从市场营销中的策略组合，到企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解决，到危机事件的处理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2企业公共关系的功能。
2.1树立企业信誉，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企业的信誉是指企业在市场上的威信、影响，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形象、知名度。建立良好的信誉是企业经营成功的诀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陈旧经营观念已不能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树立信誉首先要创名牌企业。按照公共关系学的观点，商品信誉是较低层次的，只是部分公众或消费者在多次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对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信赖程度，它只是企业技术经营素质的综合反映。而树企业信誉、创名牌企业，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对企业日益强烈的要求。因为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单元，既可能给社会带来新的物质文明，也可能给社会带来公害和威胁。因此，公众对企业社会价值的评估标准发生了变化，评价范围由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扩大到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这使公众舆论对企业产生更大影响力。争取舆论支持，争取公众信任，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企业良好形象和声誉是无形的宝贵财富。公共关系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深入细致、持之以恒的具体工作树立组织的良好形象和信誉，以取得公众理解、支持、信任。从而有利于企业推出新产品，有利于创造“消费信心”，有利于企业筹集资金，有利于吸引、稳定人才，有利于寻找协作者，有利于协调和社区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和管理部门对企业产生信任感，最终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2.2搜集信息，为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保证。
美国管理学家西蒙说：“管理就是决策，而决策的前提正是信息”。企业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大量的问题，市场需要产品质量、产品开发、新技术方向、竞争者动向、潜在危险、企业形象等方面的信息，不断传递给企业领导，要求领导者做出及时而有效地决策。因此，现代企业把公共关系信息的获取划入企划之中，成为企业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公共关系部门就是要利用各种渠道和网络搜集与企业发展有关的一切信息，为企业决策科学化提供强有力的保证。搜集信息包括企业战略环境信息、产品声誉信息及企业形象信息等。
2.3协调纠纷，化解企业信任危机。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任何组织都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且这种关系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由于企业与公众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在公共关系中必然会充满各种矛盾。企业在生产经营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有因自身的过失、错误而与消费者发生冲撞的时候。一旦发生，必然导致消费者对企业的不满，使企业面对一个充满敌意和冷漠的舆论环境。如果对这种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问题处理不当，就产生公共关系纠纷，甚至导致严重的公共信任危机。对企业、对公众、对社会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事实证明，企业与公众的许多矛盾和磨擦都起源于误解和不了解，缺乏信息交流是造成不了解的根本原因。通过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机制，增加企业与公众之间相互了解，企业就有可能避免与公众的纠纷，并可通过公关手段将已经发生的信任危机所造成的组织信誉、形象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进而因势利导，使坏事变为好事。这种功能是广告、人员推销、营业推广所不具有的。
3企业公共关系的构建。
3.1以企业文化为核心，树立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思维。
首先，要有特色形象意识。要形成特色形象，企业就要发展比较优势。目前我国仍属发展中国家，产品还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世界贸易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制成品价格疲软甚至下跌，高附加值产品和成套设备价格攀升，这意味着我国多数企业在产品特色形象上不具优势。世界贸易的另一个趋势是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增长率大大高于一般商品贸易的增长率。我国企业要适应世界贸易的这种变化趋势，扬长避短，发展比较优势，就要在吸取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尽快调整产品结构、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在服务形象和技术形象的塑造上下功夫，企业形象的树立归根到底来自于企业的实力和特色。其次，树立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思维，要有文化融合意识。文化是制约企业与全球公众沟通的因素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对企业公共关系的影响将是极其深刻的。企业在与不同国家、民族的相关公众进行经济交往时，文化差异会成为双方沟通与理解的.障碍，导致矛盾和冲突产生。因此，我国企业公共关系要在全球范围求得发展，就要融合不同文化，以利于与全球公众的沟通和协调。要树立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观念，还要有企业公关全球化的全员认同意识。企业的股东、员工是企业赖以存在的细胞，他们既是企业内部公关工作的对象，又是企业外部公关工作的主体，企业全球化公共关系工作的开展，有赖于每一位股东、员工的支持和参与。因此，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的全员认同同样十分重要。
3.2推行品牌经营战略，赋予企业公关实务以新的载体。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公共关系工作的主要目的。品牌形象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品牌有利于良好企业形象的树立和企业经营的成功。纵观世界成功的企业，如可口可乐、万宝路、柯达、耐克、富士、松下等，他们的品牌成功均与品牌的战略化发展密切相关。而品牌战略正是企业公共关系实务的载体，没有这样的战略目标，企业公关活动只能是浅层的、临时性的。我国已开始步入品牌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将更多地倾向于购买品牌商品，市场竞争的最终局面必将是由品牌瓜分天下。因此，创品牌、树品牌、巩固品牌已成为我国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和经营成功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目前众多企业只将品牌经营作策略化处理，陷入靠密集式、轰炸式、名人式的广告宣传，忽视产品、服务质量的提高；注意外在形象，忽视内在素质提高；重视价格竞争，忽视非价格竞争；停留于原状，忽视调整、开发、创新；注重自身利益，忽视公众利益等品牌经营误区中，品牌的存续期极短，如一些新兴企业秦池、爱多、飞龙、三株、太阳神、亚细亚、巨人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纷纷“触礁”便是例证。因此，企业要把品牌经营成功，就应把品牌提高到战略化的发展高度：一是要建立品牌战略思维，通过品牌创造长期化的竞争优势以实现持续发展；二是要通过市场细分，确定品牌定位和品牌的核心价值，保证品牌的市场承受力和发掘品牌独特优势；三是要塑造品牌的个性。在产品的设计上、包装上、商标的酝酿上应赋予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在产品的生产上要精益求精，在产品的服务上要通过高超的服务艺术和质量创造产品对消费者的亲和力；四是要通过广告、新闻策划、销售推广、主题公关活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等一体化的市场传播整合，进行以双向交流为基础的品牌传播，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五是要发展高关联度的相关产品，给品牌不断注入新鲜感和兴奋点，以使品牌形象不断延伸，品牌价值不断增加。企业公共关系活动正是在以上战略步骤中一一展开。
3.3运用网络传播，发展新的公关媒介。
当今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公共关系作为企业现代经营管理的战略之一，首要职能是促进企业与内外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互联网的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传输成本、实时互动、即时反馈等方面均无法与之比拟。而电子网络传播的发展，可使企业借助网络将内部信息在瞬时之间公之于天下，公众也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得与之利益相关的企业信息，并及时进行反馈甚至直接对话。
在公共关系理论研究方面要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要求，以“外向型”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探讨新型的公共关系模式，将新型的公关模式与机遇电子商务下的erp、crm相互整合，重新界定其它外部公众的价值，如金融机构、政府、供应商、社区公众和企业内部公众价值等。
在公共关系的实务操作上要充分利用因特网等新的通讯和传播手段。例如，如何在网上开展新闻发布，网上展览等。
3.4转变竞争方式，建立以“和”为中心的公关理念。
竞争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产物，它可以促使企业快速地发展。但目前国内较多的企业仍习惯于传统的竞争方式——以价格战为主要手段，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占领市场，是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成功始于合作，随着企业间、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销商、企业与经销商及企业与其他相关群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日益加深，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企业应从孤立生产、产品型、独立发展向协作经营、关系型、互联合作转变，走入互惠互利、求得双赢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关系行列。公共关系的沟通协调原则也强调以“和”为贵，即在外部关系处理上强调企业与同行竞争者、客户、上下游企业、相关行业、相关部门的协调和合作，正好与当代企业“竞合”关系的要求和特征吻合。因此，企业在处理对外公共关系时，应学会化敌为友，善待竞争对手：一要知己知彼，寻找与竞争者优势互补的合作领域，共同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二要注意与相关企业、公众保持经常性的交往和沟通，增进理解，建立融洽感情，营造和谐气氛，提高企业的对外吸引力。
3.5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提高危机公关能力。
3.2推行品牌经营战略，赋予企业公关实务以新的载体。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公共关系工作的主要目的。品牌形象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品牌有利于良好企业形象的树立和企业经营的成功。纵观世界成功的企业，如可口可乐、万宝路、柯达、耐克、富士、松下等，他们的品牌成功均与品牌的战略化发展密切相关。而品牌战略正是企业公共关系实务的载体，没有这样的战略目标，企业公关活动只能是浅层的、临时性的。我国已开始步入品牌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将更多地倾向于购买品牌商品，市场竞争的最终局面必将是由品牌瓜分天下。因此，创品牌、树品牌、巩固品牌已成为我国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和经营成功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目前众多企业只将品牌经营作策略化处理，陷入靠密集式、轰炸式、名人式的广告宣传，忽视产品、服务质量的提高；注意外在形象，忽视内在素质提高；重视价格竞争，忽视非价格竞争；停留于原状，忽视调整、开发、创新；注重自身利益，忽视公众利益等品牌经营误区中，品牌的存续期极短，如一些新兴企业秦池、爱多、飞龙、三株、太阳神、亚细亚、巨人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纷纷“触礁”便是例证。因此，企业要把品牌经营成功，就应把品牌提高到战略化的发展高度：一是要建立品牌战略思维，通过品牌创造长期化的竞争优势以实现持续发展；二是要通过市场细分，确定品牌定位和品牌的核心价值，保证品牌的市场承受力和发掘品牌独特优势；三是要塑造品牌的个性。在产品的设计上、包装上、商标的酝酿上应赋予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在产品的生产上要精益求精，在产品的服务上要通过高超的服务艺术和质量创造产品对消费者的亲和力；四是要通过广告、新闻策划、销售推广、主题公关活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等一体化的市场传播整合，进行以双向交流为基础的品牌传播，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五是要发展高关联度的相关产品，给品牌不断注入新鲜感和兴奋点，以使品牌形象不断延伸，品牌价值不断增加。企业公共关系活动正是在以上战略步骤中一一展开。
3.3运用网络传播，发展新的公关媒介。
当今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公共关系作为企业现代经营管理的战略之一，首要职能是促进企业与内外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互联网的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传输成本、实时互动、即时反馈等方面均无法与之比拟。而电子网络传播的发展，可使企业借助网络将内部信息在瞬时之间公之于天下，公众也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得与之利益相关的企业信息，并及时进行反馈甚至直接对话。
在公共关系理论研究方面要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要求，以“外向型”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探讨新型的公共关系模式，将新型的公关模式与机遇电子商务下的erp、crm相互整合，重新界定其它外部公众的价值，如金融机构、政府、供应商、社区公众和企业内部公众价值等。
在公共关系的实务操作上要充分利用因特网等新的通讯和传播手段。例如，如何在网上开展新闻发布，网上展览等。
3.4转变竞争方式，建立以“和”为中心的公关理念。
竞争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产物，它可以促使企业快速地发展。但目前国内较多的企业仍习惯于传统的竞争方式——以价格战为主要手段，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占领市场，是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成功始于合作，随着企业间、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销商、企业与经销商及企业与其他相关群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日益加深，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企业应从孤立生产、产品型、独立发展向协作经营、关系型、互联合作转变，走入互惠互利、求得双赢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关系行列。公共关系的沟通协调原则也强调以“和”为贵，即在外部关系处理上强调企业与同行竞争者、客户、上下游企业、相关行业、相关部门的协调和合作，正好与当代企业“竞合”关系的要求和特征吻合。因此，企业在处理对外公共关系时，应学会化敌为友，善待竞争对手：一要知己知彼，寻找与竞争者优势互补的合作领域，共同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二要注意与相关企业、公众保持经常性的交往和沟通，增进理解，建立融洽感情，营造和谐气氛，提高企业的对外吸引力。
3.5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提高危机公关能力。
一是建立预警机制、避免危机发生，要防止危机的发生，企业除了要具有较强的防止公共关系纠纷的意识。如自律意识、尊重公众舆论意识等，最根本的是要建立“预警”机制，尽可能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是制定危机处理预案，当危机发生时，企业如能临危不惧，处理得当，便可化险为夷，并可使危机转为契机，让企业借此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和了解。因此，建立危机处理预案十分重要。三是采取积极主动的危机应对策略，要想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应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以正确的措施去赢得公众，创造妥善处理危机的良好氛围。以公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主动弥补公众的实际利益和心理利益。坚持勇于承担责任，如实宣传沟通，通过有意识地施加情感影响，树立企业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九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经济法的本质和研究对象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由之一，它对我国人民经济法律意识的树立以及对经济法的立法和司法适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作用。
经济法的各项基本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目前，我国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研究尚不成熟，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我国经济法的深入贯彻实行。
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
我国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就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主义制度。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重要支撑，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命运，因此，我国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将这一基本原则贯穿到经济法的实行过程始终。
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还应该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其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经济法也是如此，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要重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二、资源优化配置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注重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之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运用计划于市场这两种调节手段，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提高经济效益。
市场能够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来影响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活动应该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当然，市场并不是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它具有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需要政府对国家经济进行干涉，采取行政措施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和弱点，计划是国家干预的另一个重要手段。
因此，经济法应该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有效将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国家适度干预原则。
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是指国家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适当干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转。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具有自发的调节作用，在微观上面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且容易取得积极效果。
但市场在宏观上面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国家对国民经济、社会结构、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关系民生的重要理由进行宏观调控，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市场手段为主，以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有利于取长补短，防止经济结构失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四、社会本位原则。
社会本位原则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指以公共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确立个人与各种组织的经济法律地位，调节国家在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之中所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任何机构、企业等社会组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确立社会本位原则，积极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效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代表着社会整体利益，国家机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要对社会负责，国家权力机构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不能损害企业的利益，妨碍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也要对社会负责，不能不顾社会利益，甚至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经济法就是要利用社会本位原则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经济公平原则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应该坚持公正、公平的理念，正确地行使经济权利并履行经济义务，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经济公平原则不仅仅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主体进行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
由于市场经济实行的是竞争机制，竞争必定会产生优胜劣汰，也会导致不正当竞争，而不正当行为严重损害了其他竞争者、社会以及国家的利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也违背了商业道德。因此，经济法必须坚持经济公平原则，积极营造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转。
我国在政治上实行的民主机制，在经济上当然也有坚持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是指经济法主体拥有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权利，国家在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增强企业的活动，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让企业享有更多的经济权力并独立地承担各种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企业内部也要发扬民主，实行民主管理，积极主动地接受企业职工的民主监督，接受企业职工意见和倡议。
参考文献：
[1]焦富民.经济法概括[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年版。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十
哪些原则能够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取决于这些原则是否是基本控制行政权的原则。根据这一标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项，即依法行政原则、行政合理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又是行政法的具体规范形成和展开的基本依据。
依法行政是行政活动的基本准则。行政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后果，取决于该行政决定与法律的一致性。行政机关的职权和行使职权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行政机关的法律能力和行政职权应当来自于法律的授权。依法行政原则和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含义是一样的，有两个基本要求：
(一)行政机关必须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
行政机关的任何规定和决定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不得作出任何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决定。行政机关有义务执行和实施现行有效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
(二)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授权进行活动。
行政机关活动应当以明确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和基础。
具体说来，判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五个条件：不得超越职权、不得滥用职权、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全部具备，就是合法。缺少一个，就是不合法。在以后的多个地方还会介绍这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行政合理原则的核心含义，是行政裁量决定应当具有理性基础，禁止行政决定的武断专横和随意。行政合理性原则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不合法行为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合理的行为同样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所以合理性原则就产生了。最低限度的理性，是行政决定应当具有一个有正常理智的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合理与适当，并且能够符合科学公理和社会公德。更高的法律理性要求是：行政裁量决定符合并体现法律对裁量权限的授权目的，不得以形式合法背离立法的实质要求;行政裁量决定建立在对相关因素的正当考虑之上，不得考虑不相关的因素;行政裁量决定还应当符合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和最一般法律正义的要求。
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行政合法性原则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行政合法性原则适用于行政法的所有领域，主要解决行政合法与非法的问题;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适用于自由裁量领域，主要解决行政是否适当的问题。通常一个行为如果触犯了行政合法性原则，就不再追究其是否存在合理性问题;而一个自由裁量行为，即使没有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也可能引起合理性问题。
行政公开原则的功能，是为公众对行政决策的参与和对行政的监督提供条件，并且使行政活动具有可预见性和确定性，防止行政随意和行政专横。行政公开原则的主要内容，是行政依据的公开和行政决策过程公开的规则，以及关于公众了解行政机关的公共住处和行政机关取得私人信息的规则。
考生必须掌握《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关于行政公开的规定。《行政处罚法》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这是我国目前对行政公开原则最具体、最明确的要求。这个要求很重要，比如，一个城市出现了某一问题，市长召开现场办公会，达成几项决定，形成了一个政府会议纪要。然后，行政机关根据这个会议纪要进行活动。会议纪要不可能向社会公布，那么，它就不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根据。《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基本精神和表述基本相同。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十一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十二
(一)弱化我方命题，强化对方命题。
确立立场不仅应确立我方对辩题的理解，还须限定对方对辩题的理解，也就是必须明确指出对方应该论证的内容。尽可能扩大我方立论范围，从而给我方留下较大的加旋余地。其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对辩题中的主要概念作限制性解释。如在南大队对台大队“人类和平共处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论辩中，正方南大队一辩开头就指出：“人类和平共处”“是和战争相对而言”，消除了战争也就实现了人类和平共处。这样就把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排除在外，为本方以后论述打下了较好基础。另一个方法是对辩题加条作。如1986年亚洲大专辩论会北大队对香港中文大学队的比赛中，辩题是“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北大队是反方，正方中文大学队举出许多例子论证许多国家由于具备某些条件，发展旅游业获得了成功。北大队马上指出，正方的立场并不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所以中文大学队跑题了。这实际上是要正方证明“在任何情况下”发展旅游业都利大于弊，当然使正方无从论证，陷入被动。
(二)尽量选择逻辑性强、不易受攻击的立场。
其主要方法是“高立论”。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都和对方纠缠不休往往会丧失本方的优势，到最后仍是“一笔糊涂帐”;不如干脆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众所周知的观点予以承认，接着立即指出：这些仅仅是问题中一个方面，但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更重要的东西，把争论上升到更高层次，使对方精心准备的材料无从发挥，在我方熟悉的阵地上与其交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如在北大队和澳门东亚大学队的比赛中，辩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可以抑制”，北大队是正方。具备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当今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而新加坡更是饱尝贸易保护主义之苦。东亚大学队开始就大谈“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严重”这一层次上与对方纠缠，显然要占下风，而且很可能引起评委和观众的反感。所以北大队经过仔细斟酌，论辩伊始就明确说明，当今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确实相当严重，在这一点上我们非但不否认，而且还可以举出比你们多得多的例子。但是，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是否可以抑制，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是否存在或是否严重。这样就避开了对方拥有大量材料的事实，把论辩中心提高到对我方有利的“可以抑制”层次上来，避其锋芒，争取主动。
确立立场时还应该注意的是：立意要新奇，要能够“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从新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往往会起到很好的场上效果。同时，对手对此准备不足，也会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当然不能故作惊人之语，应当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就要求教练和队员们对辩题仔细揣摩和思索，努力使自己的立场既无懈可击、固若金汤，又新意迭出，令对方猝不及防，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辩论赛总路线(由主席或主持人执行)。
1、开场白。
(1)比赛流程。
2、队员入场，介绍参赛队及其所持立场，介绍参赛队员，介绍评委及其点评嘉宾。
3、比赛开始。
4、比赛结束。
(2)评审流程(比赛后)。
5、评判团交评分表后退席评议。
6、评判团入席，点评嘉宾评析赛事。
7、宣布比赛结果(包括最佳辨手)。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十三
［论文摘要］高校学生公寓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也是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随着学生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如何不断增强高校学生公寓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提高管理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分析高校学生公寓管理中出现的典型案例，意在强调物业管理者与学生之间平等的法律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校公寓管理法理。
高校公寓管理是指高校坚持以育人为出发点，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遵循教育规律，结合高校实际，采取各种科学、可行的方法，合理地配置资源，旨在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可靠的后勤保障。
一、公寓不被擅自进入权与公寓管理权的冲突。
案例：一天，某高校一位学生手持一张《学生公寓违章物品没收通知单》，到公寓物业管理中心投诉，称管理员未经本人同意，擅自进入寝室检查，他对此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他认为公寓管理员没收“热得快”可以理解，但“乘无人而入”无异于窃贼所为，有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嫌疑，并要求今后未经同意不得进入其寝室。公寓内的很多学生也认为公寓管理方的做法太过分。他们认为：“既然交一年1200元的住宿费，我们就是房间的主人，公寓私配各寝室钥匙，万一遗失了贵重物品责任该谁承担?”而管理员则称，公寓管理人员的这一做法是为学生着想，绝对不会偷拿学生的财物。物业经理对此也作了耐心的解释，并将《学生公寓管理手册》中关于禁止在寝室内使用违章电器的相关管理规定读给该学生听，并说明“热得快”只是由物业管理部门代为保管，而不是没收，等到假期办理相关手续后便可以领回。
以上案例所涉及的问题，可以说是在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学生公寓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学生住宅”，而住宅所有权关系是一种所有权受绝对保护的法律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随意侵犯。英国著名哲学家、现代法治的奠基人洛克曾有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说的就是这种“住宅不受侵犯”的绝对权利。而在我国各高校的学生公寓管理中，管理员处均存有各个寝室的钥匙，这在我国已成为一种“惯例”。从公寓管理方面来说，管理员利用学生寝室的备用钥匙，检查学生寝室内的卫生和安全情况，属于日常性工作。这对保障学生公寓的安全，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寓管理者未经过学生同意，到学生寝室中检查，并收缴违规违章物品，对于这一行为的确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方面，擅自收缴学生的违禁物品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若放任不管，又将给学生公寓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过去在对学生公寓的检查中，只要发现违章物品就一律没收，统一销毁。学生对这种处理方式的意见很大，经常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造成了师生关系的紧张，增加了公寓管理的.难度。虽然如何界定管理人员私入学生寝室的行为，我国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仍然是有必要探讨的：
1.学生公寓是否是“公共场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问题很难界定，学生公寓也很难符合“公共场所”的概念。因为，从公共场所的概念来看，公共场所是指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或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活动场所。这里的“公众”不是特定的，而学生公寓的学生个体则属于特定的人。我国关于高校后勤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甚少，学生公寓管理几乎无章可寻。根据教育部关于学生公寓的规定：本科生为4人一个房间，硕士研究生2人一个房间，博士研究生1人一个房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将研究生的房间也界定为“公共场所”。笔者认为，学生公寓或可称为“准公共场所”。
2.学校后勤公寓管理部门是否有权在学生寝室无人时进行“检查”。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教育部的文件对此都没有规定。从法理上看，如果学校后勤公寓管理部门是作为学校行政部门，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是不得随意进行检查的，否则就是越权行政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学校后勤公寓管理部门是作为企业（包括社会企业）来进行公寓的日常管理，在权力的性质上则不属于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不具有单方的意志性和强制性，而应该根据合同的约定，分清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据合同法来约束双方的行为。
在前文所述的案例中，公寓管理员没收“热得快”或其他大功率电器，其实是大可不必的，更没有必要“私入学生住宅”。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公寓管理者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此类问题。而且教育部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学生公寓内要设立火灾预警监视系统、恶性用电识别装置等，通过技术防范设施，防止火灾发生。要加强学生公寓安全保卫工作人员的技术配备和条件保障，每年都应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安全保卫设施和装备的添置和更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宿舍的卫生检查应该安排在学生寝室有人时较好。
二、学生公寓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应受合同法的调整。
学生公寓作为学生集体生活的重要场所和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如果学校公寓管理规则的设置只倾向于对学生作出单纯义务性的规定，这些规定势必难以为学生所普遍接受，并内化为其自觉的行为，也难以调动学生自觉遵守与维护规则的积极性。
但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此类案例时，笔者认为不应该只关注其表面现象，而应该深入分析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表面上双方矛盾的焦点是：学生一方的公寓不被“非法进入”和公寓管理一方的公寓管理权。但从双方的法律关系上分析，学生租住公寓（学生每学期向学校交纳的住宿费可视同为租金，其标准由国家制定）就同公寓管理者形成了一种租赁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应该在合同中明确说明。例如，承租方不得破坏房间基本设施、不得使用禁止使用的电器。当然，也可以在合同中说明出租方不得在承租方不在时擅自闯入房间等。合同一旦签署，那么，双方均要按照合同约定条款遵守执行，如有违反，则按违反合同约定来处理。这才是一种理性的、合法的处理此类问题的途径。如果我们缺乏法律的思维和合同约定条款，就无法去判断公寓管理人员私闯学生公寓行为是侵权行为，还是在履行公寓管理权利行为，这里的关键是要强调不得“非法侵入”。
其实关于学生公寓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我国教育部是有规定的：“高等学校、学生、业主、物业管理等各单位和人员之间，要建立一种严肃、有效的契约关系，各自有关方面都要严格按契约规定办事，以保障入住学生的日常生活，保证各项生活设施的正常使用，维护公寓的正常的生活秩序。”这是教育部的规范性文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而学校制定的学生公寓管理办法，如果是学校单方制定的，则有格式合同的嫌疑，难以获得学生的认同和合法的地位。
过去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精英教育，国家把有限的财力大量投入到高等教育中，而如今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从精英型向大众型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师生关系已由传统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伦理关系演变为世俗化的契约关系，也有必要对学校的权威进行重新审视。高校后勤管理随之也由原来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进而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在前文的案例中，为什么学生会对公寓管理人员私配钥匙和私入学生公寓的行为产生质疑呢？笔者认为，一是因为缺乏合同约定，我们无法对此行为作出判断；二是因为人们很容易将租住公寓行为视为住宅所有权行为（即学生所说的“我们就是房间的主人”），即将租住公寓所形成的租赁法律关系理解为住宅所有权关系。但实际上，租赁法律关系是一种由双方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靠合同来约定，它是一种受限制的法律关系；而住宅所有权关系是一种所有权受绝对保护的法律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随意侵犯，这同租赁法律关系的受限性有区别。就租赁法律关系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学生租住公寓同租住宾馆饭店表面上看来并无差异，但实质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学生租住公寓应与租住私人住房无差异。
正因为如此，早在1861年，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研究古罗马时代契约史后，曾有以下著名论断：“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个论断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社会进步公式。而且“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个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的”。虽然现在每一个谈论法律和社会进步的人都知道梅因“从身份到契约”这句话，但其内涵却鲜为人知。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改革是高校后勤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引进物业公司来管理学生公寓，则更需要维护好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可见，在学生公寓管理中有很多权利和义务需要重新确定，并不仅仅只是擅自闯入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要有合同约定，双方平等地按合同约定办事，真正体现一种契约精神，这也是现代法治精神之所在。
三、结束语。
在本文的案例中，学生的维权意识值得推崇，但学校后勤管理层还没有真正明确自己的权限。该案例的处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真研究其中所反映的问题以及如何做到依法治校。当前高校后勤管理的重要任务是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在后勤社会化改革中面对社会和师生依法行使自主权。在实践中高校如何管理好后勤工作，不仅要依据学校的有关规定，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参考宪法及民法的有关立法精神来处理。有关人士曾评论说：“学校屡输官司，关键在于许多校内规定不能在法庭上获得法律支持，依法治校已刻不容缓。”在现实工作中，高校后勤部门应是民事主体，其管理工作适用的应是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规定。
本文对高校的后勤公寓管理如何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当然，目前专门针对高等学校后勤管理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欠缺，尤其是是否要在该领域引入无过失责任制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在要求学生履行义务的同时，应首先保障学生法定权利的实现。应当认识到学生作为自然人兼具受教育者和公民的双重主体身份，他们不仅具有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作为受教育者所享有的权利，更具有作为普通公民应当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并通过民事和行政等法律规范具体化的公民权，这些权利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侵犯或剥夺的。因而高校教育管理者通过管理规则为学生设定种种义务时，应首先考虑学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是否切实得到保障。”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及其维权意识的提高又使现有的高校管理制度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制度创新。一方面，学生的发展内在地推动了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制度创新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建立起学生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十四
国际损害责任指的是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也被称为“极端危险活动的责任”或“合法行为的责任”。笔者认为国际损害责任的特征有三点：第一，从单纯定义的角度出发，国际损害责任的承担主体必须为国际法上的主体，且进行的行为为国际法所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第二，从责任追究的角度入手，国际损害责任的追究必须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行为的实际存在，二是损害的实际存在;第三，从主体主观因素和承担责任方式进行考察，主要为无过错责任和赔偿。
二、性质分析。
(一)国际损害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并不等同。
从产生两者的基础上看，传统国家责任主要是由行为的不法性而产生，对损害事实和结果并无过分强调，但国际损害责任却恰好相反，并不拘泥于行为本身。另一方面，传统国家责任在规则限制上并不涉及初级义务，虽然也会有所联系，而国际损害责任所涉及的实体规则却大多是诸如赔偿义务等初级义务。此外，传统国家责任强调由国家承担责任，不法行为也应归因于国家，国际损害责任只要求行为在国家的管辖或控制下发生，就可能引起。在对损害的要求上，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即使未造成损害也构成对责任主体的追究。而损害后果的产生却是国际损害责任赔偿等义务发生的充分条件，同时在赔偿范围方面，两者也有所不同。责任的产生必定伴随着特殊情况下责任的免除，在传统国家责任中，只要国际法主体已经采取公认的合理合法手段阻止违法义务事实和结果的发生就可免除相应的责任。而国际损害责任的要求比较严苛，只要行为一经实施，便无法免除。最后从宏观角度来看，两者的立法功能也不尽相同，传统国家责任目的在于确保国际义务得到遵守，是一种禁令，而国际损害责任的目的在于分配损害，对活动进行合理公平的协调。
(二)不可认为国际损害责任是合法行为。
由于大多数人对二元真值命题的偏爱，导致许多初涉国际法的学者将国际法所不禁止的行为与合法行为划上等号。然而，早在20世纪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就曾说过：“法律对其没有明白加以谴责的东西并不一定表示赞同。”换言之，国际损害行为不能简单地用“法不禁止即为合法”的排除法来判断其合法性。国际损害责任之所以具有模糊性，也是因为跨国性损害后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若考虑到跨国性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么其行为自身就能令人嗅到“非法”的意味。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自己的居所与伴侣进行性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大开门户将这种行为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公开，因为其在传播着一种淫秽的信息而损害了公序良俗，那么行为便有“违法”的意味。正因为国际损害行为的“违法”意味没有不法行为来得那般浓厚，故在追究责任时的焦点只能针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性结果。
(三)国际损害责任与危险行为也有差别《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条款适用于：a.国际法未加禁止的、含有通过其物质后果而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的活动;b.国际法未加禁止的、不含有a所指之风险、但仍引起该损害的其他活动。”从法条出发，可以推测出国际损害责任并不一定具有行为上的危险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损害后果发生的不可预期性。目前国际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也是因为大多数人未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而这一点仍不能说明责任的性质和产生的全部原因。
三、对国际损害责任法理基础相关学说的驳斥。
(一)危险责任原则。
危险责任原则的落脚点在于行为的危险性，用行为的危险性作为标准衡量，以期确定责任的大小。但在前文中已经说到“国际损害行为不等同于危险行为”，如果采用此学说，在学理上不仅存在着产生原因的片面性问题，同时在实践中，也会面临着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大大缩小的窘况。那么与《国际法未加禁止之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规定行为性质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叫无过失责任原则。它是指在行为主体没有过错而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依照法律的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行为主体承担责任的原则。英美法中也称之为“严格责任”。笔者在一开始倾向于支持该原则作为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直到拜读了慕亚平教授所写的《国际损害责任的性质和法理基础》才意识到此原则的不足之处：首先，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无过错责任原则更类似于实践中的解决方案，未能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将损害的大小作为赔偿的标准固然合理，但若将其用于法律价值的判断，难免有失依据。将其与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中所提出的结果无价值论进行类比，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由于不可抗力可以导致损害责任的免除在国际法上已经有所规定，若采用此原则，两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最后，该原则也不符合责任的基本内涵，在慕亚平教授的论文中已有详细阐述，笔者在此便不便赘述。
(三)公平责任原则。
作为责任分配原则的一种，公平责任原则对于责任分配依据既不是行为，也不是特定事故原因，而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即公平。从法律规范的结构来看，价值理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的，这种法律现象的特殊性恰在于把一种价值理念作为调整具体社会关系的操作工具。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目的更在于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状况和损失进行平衡，以期通过这种对损失的合理分配努力恢复利益的平衡。不仅许多持单一原理说的学者认为应将其作为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许多持多元原理说的学者所提出的的多元原理中也包含此原则。但笔者认为，此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不加禁止行为的其他属性。虽说国际不加禁止行为不一定具有非法性和危险性，但从要厘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国际不加禁止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具有“非法性”和“危险性”的性质。公平责任原则从单纯的目的出发，致力于恢复被破坏的财产利益的平衡，似乎未能明确回答国际损害责任的产生依据问题。
四、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
应为国际义务之不履行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危险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三大主流学说均有其不合理之处，都存在着未能阐明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的问题。粗浅而言，研究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就是研究归责原因，是一个停留于法律价值判断维度上的问题。换言之，是一个哲学上“为什么”的问题。“法律责任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之不履行所处之必为状态”，由这句法谚出发，笔者认为：行为国国际义务的不履行可以作为法理基础对国际损害责任进行相应的解释，其中的不履行包括了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此处所说的“义务”包括了法律上和契约上的义务。
(一)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
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通过程度的不同进行划分可进一步划分为义务的完全不履行和义务的瑕疵履行。“完全不履行”是履行形态中程度最重的级别，指的是完全无视法律对义务的相关规定，此时行为主体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自然而然的。1993年11月3日中国代表在第四十八届联大上发言：未能实施在确定国家负有义务的条款上规定的预防措施或未能对措施给予应有注意的国家，其行为可以定性为国际法上的不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责任的问题便有生长的土壤了。此外，“义务的瑕疵履行”是指行为主体在形式上虽然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但却在实质上给对方造成了损害。对此，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不采取预防措施”能否作为责任的法理基础在国际法学界是有所争议的。虽然“不采取预防措施”所产生责任的基础是实际损害且其履行也难以有统一的客观标准，但是“不采取预防措施”能否作为责任的法理基础还是能通过有关条约的规定作出判断。
(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
罗马著名法谚“行使自己权力不得损害及他人权利”表明了权力行使的边界应在损害他人权利之外。从“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正当行使”指代的“不能不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的否定命题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应当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在国际法著名的两大判例――“特雷尔冶炼厂案”和“科孚海峡案”中，经过对这一原则的重申，确立了一国不得对他国领土造成损害以及各国承担国际义务不得允许本国领土被用来从事有害他国权利的活动的国际法原则。“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原则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不停摸索前进，最终得以确立用于解决跨国损害问题。同时，从法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也可以视为国家主权原则的派生原则。一方面，国家在其管辖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国家也有权要求他国在其境内所从事的活动不具有使本国发生损害的后果产生。若其他国家无法容忍某个国家在其领土上从事的国际法所不加禁止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时，则该国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不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
由此可见，“不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与相应的国际法原则南辕北辙，行为的实施国理所应当要承担相应的国际损害责任。五、结语对于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国际法学理论界并没有一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学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下，国际损害行为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理论上，国际损害责任并未形成如传统国家责任一般完善的体系和制度，即便是通过实践数据的分析，也难以在操作规则上达到统一。因此，对于国际损害责任这一课题，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还只是刚刚起步，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挑战不期而遇。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十五
相邻之间因不动产物权的利用问题引起争议，该如何判断谁是谁非，法律对此类问题规定比较原则，实践中相邻之间遇到的矛盾各式各样，处理相邻关系需要落实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案情：西城区大后仓胡同的李某与刘某的房屋都是四合小院，相邻而居，李某于翻建了房屋，刘某于翻建，在建房时两家缺乏沟通，事后，原告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拆除”被告刘某的后建房，理由是刘某后建的房梁搭在李家墙体上，影响安全，要求法院判令恢复原状，同时李某认为刘家的建筑是“违章建筑”。被告同时提出反诉称李家建房占压刘家的宅地，属于越界扩建，房顶滴水方向改换后给刘家房屋带来安全隐患，要求法院判令李家承担法律责任。
解析：
通过分析查知，双方争议的焦点：
1、刘家的房屋是否违章建筑，是否应当拆除？
2、法律规定的相邻权的保护内容究竟是什么权利？
3、法院是否受理关于违章建筑的确认及拆除案件？
一、原告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即要看其提供的证据是否达到法定标准，又要看其诉求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从行政角度看：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房屋系违章建筑。原告的思路是只要被告不能拿出建房的规划许可或产权证，就说明被告的建筑是建章，其实，这样的思路是错误的，依据规划法规定，违章建筑是一种法律事实，需要经过行政规划主管部门的行政确认，并非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取得行政规划许可证，就一定是违章建筑，就必须予以拆除。
从民法角度看：依照处理相邻关系的司法实践，邻地使用人如果知其越界，而不及时提出异议的，不得请求移去或变更。结合本案情况，如果确如原告所述情况，由于涉案房屋已建成，原告未及时提出异议，被告的建房不存在故意和过失，根据法益衡平原则，司法实务中以建造程度作为是否“及时”的参考因素，如果已经建成，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及时，为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对利益微小或并无利益的主张，邻地使用人应当负担容忍的义务，不能再行支持拆除的诉求。
二、正确理解相邻权保护的立法精神：
《民法通则》及《物权法》规定的相邻关系，是以调整毗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利益为主，以谋求实现不动产经济利用的.最大化为其制度目的。从原告的诉求内容看，主观上将相邻侵权理解为权利人对“不动产本身”的所有权方面。经现场勘查，现实建筑布局并未对原告行使其不动产权利和利益造成客观上的妨害，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房屋的使用价值存在后果上、范围上有危险或隐患以及客观损害的实际发生，其诉求理由显然不符合法律关于处理相邻关系的立法精神。
三、程序问题：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一）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几个问题第四“违章建筑引起的纠纷，因违章建筑妨碍他人通风采光或因违章违筑的买卖、租赁、抵押等引起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违章建筑的认定、拆除不属于民事纠纷，依法应由有关行政部门处理”。原告要求拆除违章建筑的理由，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的范围，应予驳回。
四、请求权基础问题：
最高院司法解释对“是否违建”以及“是否拆除”的判断和确认交由行政机关裁定，并未列入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原告的请求权缺乏基础。另从《民法通则》及《物权法》关于相邻权的规定看，现行法律针对相邻权，仅限于“用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污染；损害防免”六项，原告主张的内容不属司法可裁范围。
五、证据标准问题：
原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相邻关系的存在，但尚不能证明相邻损害发生的事实。原告递交的证据得不出清楚明确的损害结论，只有主观推断，没有证据支持。
法律规定，法庭的职责并非确定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实施危害不动产安全的事实，法庭也不负责宣告这些事实是否确已发生，法庭只判断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是否达到足以支持其诉求的标准”，“是否达到必须拆除相邻房屋的标准”，这是法律事先设定的证据标准。原告现有证据缺乏可信度，与法律规定证据的质量规则相差悬殊。
六、诉求理由问题：
处理相邻关系的法律原则是“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相邻权的保护并非针对不动产所有权本身，而是权利人对不动产的利用以及不动产功能的正常发挥。被告翻建房屋是否妨害原告对其不动产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才是法律考查的主要内容。原告的主张意味着，未经不动产权利人同意，相邻人不得延伸或碰触其房屋墙体，此项理由不符合立法精神。原告错将相邻权理解为“有权限制他人”而“没有义务接受容忍”。基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法律规定相邻各方有“限制权利的延伸”和“接受容忍的义务”。
如何真正培养起来“于己方便、与人方便”的善良和谐的邻里关系，是处理相邻案件的重中之重。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十六
在节约型社会下，节约型生态园林被提了出来，这一概念和节约型社会分不开。总的来看，节约型生态园林，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能源的节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就是说，在节约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利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生态和经济效益。从这一点上看，两者的思想应穿插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这样经济意义充分体现出来，让我们展开深入的分析，对生态园林景观设计和植物配置进行分析。节约型园林建设也成为人们重视的一方面。关于园林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逐渐建立了一些生态景观，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
1.1生态园林设计中的物种多样性。
增强植物品种意识，加强区域生态区域特色与城市建设类型的多样性，构建城市个性绿地景观。在设计生态园林景观中，强化对植物的物种意识，注重植物生态多样性的选择和驯化，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景观。同时，引进国外特色品种时应谨慎，加以控制，重点利用本国原产地的改良植物种类。对植物进行合理科学配置，在引进植物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品种，然而种群规模不大，呈现逐渐消失的趋势。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绿化植物要求太高，片面追求完美。在同一时间，仔细和合理引用国外特色品种，产于我国，需经过改良。城市引入的植物非常多，然而植物群规模非常小，严重时，面临灭亡，主要原因是要求过高的绿化植物，追求完美，片面否定，如片面看重“常绿”，形成了较强的`适应性，没有重视季相多样和色彩丰富的落叶植物，受功利思想的影响，使得一些慢性植物缺乏大型苗木，有一些缺点的绿化植物也容易被否定。例如，在园林绿化过程中，追求四季常青，要求景观成型周期短，使得一些加强适应性植物容易被忽视。植物本身，无论好还是坏，植物的四季变化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和景观，主要在于植物的配置是否合理、科学和艺术。植物的枯荣是自然景观中的正常现象，要注意科学合理地配置，以实现绿色适应物种和种群的多样性。生态系统中自然群落多样，由于不同天气和生态环境造成，在漫长的群落发展过程中，不同群落、结构、层次、外貌不同。自然群落具有较高的维持能力和修复能力。在景观设计过程中，可以借鉴性使用合适的自然群落类型，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降低养护成本。所以，我们应该加大绿地的适应性和扩大品种种类，如在植物设计时，限制和调整好品种比例。
生态景观设计，适应当地条件，以确保城市环境具有多种特点，该系统十分薄弱，城市生态环境的设计要根据当地环境、土壤和其他因素，使植物环境符合城市环境的需要，不断提高立地条件，改善种植土壤（基于人工培养基），保持较高的绿色维持机制。此外，要注意植物和城市建设的协调，充分利用植物的改造功能，使城市建设和绿地景观有机整合。将基调树种种植在植物造景中，同时还要运用一些观赏花木和草坪，呈现多样的植物空间。结合植物的生长规律，维持季相植物的存在，不盲目地引入植物，因为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也不随意使用其他国家的植物景观设计模式，否则无法保障植物景观功能，要引起特别重视。
2节约型城市生态景观的植物配置。
生态园林植物配置的主要功能是塑造和维护城市的风貌和特色。因此，在植物配置的过程中，将自然生态条件和区域指标纳入城市绿地。城市园林的绿化还要融入多种因素，如历史、宗教和文化等因素，构建城市地域特色，凸显城市绿地的特殊性和可识别性，有效发挥城市绿地功能，满足市民的需要。
2.1植物配置应合理。
基于生态节约型视域，在植物配置过程中，要注意色彩季相的组合，把山石、水体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首先，要增强对本地区条件和植物特性的了解，遵循植物适中原则，选择适当的植物，改造植物生活的场地。其次，根据植物特性进行选择，合理配置植物，植物自身有许多特性，有些植物用作观赏，如月季花、广玉兰和夹竹桃等，有些植物具有奇特的性质，如飘带兰和旅人蕉等，有些植物在观赏时，不仅赏花，也用闻气味，如梅花和月季花，不同颜色的花可以组成颜色多样的图案，在植物配置时，这点非常重要。具体园林设计，可以根据不同的花卉组成不同的园圃，一些植物具有自身特性，如有些植物的叶子硕大，如巴西棕和鱼尾葵等。亚马逊的玉兰漂浮在水面上时，犹如一个巨大的圆盘，可以让儿童在上面游玩。一些植物的果实可用作观赏，如紫珠普通，果实颜色非常鲜艳，观赏价值极高，如眼睛豆腊肠树果实奇特。在园林设计时，一些植物如梅花的暗香和茉莉的清香都能为游客带来美的感受。园林设计要考虑高度的搭配，选择合适的色调，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园林景观的功能。
2.2大量乡土植物应用园林，创造了城市景观的地域特色。
构成园林局部的中心景物形成特殊景观，表现形体美或色彩美，如臭椿、香樟、桂花等。湖南乡土树种多样，可利用资源多，为园林景观的设计提供了便利。种在花园里可以用作景观树，景观局部中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表现了自然美和色彩美，如枫树、香樟、臭椿等。大冠，绿荫浓密，姿态优美的乡土树种在庭院种植中必不可少，如鹅掌楸、枫杨、桂花等。多数交通道路两侧均使用了乡土树种，如道路上常见的玉兰路、香樟等。无花果树在花园里用作色彩的点缀，为园林增添一点生气，吸引蜜蜂和蝴蝶飞，不时引来了小鸟驻足。乡土树种有石榴、南天竹和杨梅等。乡土树种还用作空间的分割，遮挡视线，陪衬景物，起到防范的功能，这些乡土树种，如棘篱、果篱等。湖南乡土树种中使用较多的有红槛木、枸橘、小蜡等。在特色园林建设中，本土植物是基本的手段。使用藤木、灌木和其他材料，运用艺术手法，对植物的形式，体现色感、线条等自然美，创造自然的植物群落景观，营造城市园林绿地景观的地域特色应与当地文化充分融合，充分发挥乡土树种的功能。
3结束语。
现代城市园林不断发展，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将成为未来园林设计的趋势。［2］总之，基于“节约型社会”构建园林，建设节约型城市生态园林景观为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条件，高度重视生态型园林景观的建设，采取多种措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节约型园林建设，空喊口号不现实，围绕战略全局发展，变化旧的传统观念，从现在开始，高度重视节约型园林建设的迫切性，切实落实工作，将节约型园林纳入法制建设中，为了后代子孙更好地生存，实现城市未来更好地发展。园林景观设计及植物配置还有许多方面要做。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十七
摘要：从新公共管理时期以来，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和成熟，工具理性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工具理性弊端和局限的暴露，以及以人为本观念的不断传播，这个社会对人的价值、尊严、本质的重视重新被唤醒，从此价值理性强势回归。在扬弃工具理性自身特点的同时，价值理性利用自身优点，与工具理性相互竞争、相互合作，辩证的作用于现代公共价值的管理，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主要研究了行政管理的理性转变以及转变带给自身的时代意义，分析了我国行政体制在此转变中存在的问题，对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管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时代意义。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体制也在完成自身的演化，理性主义承载了主导者的责任，公共行政管理也在不断的完善自我，提升自我，使得行政管理自身越来越趋向科学、民主和理性。行政管理理性主义模式的转变，顺应了时代潮流，也契合了行政管理大的演变规律。
一、行政管理理性及其转变的必然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它不像工具理性那样注重效率和利益，它在行为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就是“价值”这两个字，注重人自身的属性和本质，价值理性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思考，更体现了一个人对于价值的理性思考。
（一）工具理性主义的消极影响。
1.“机器式管理”的危害“机器式管理”指的是把一个行政管理系统看作是一个冰冷的没有感情的机器，在这个机器身上，各个零件只能在各个位置上发挥它们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彼此之间不可共生和互通。而工具理性模式下的组织系统，组织内部的运作就是这种机械化的关系，互相之间不共通。各个岗位上的人员就像机器人，在工作中不会投入更多的激情和心力，当然也不会有饱满的热情，工作过程中缺乏干劲，缺乏创新，一切都是在一个既有秩序却又死气沉沉的环境下运行。2.形式主义的误导形式主义在工具理性主义影响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很容易滋生。在官僚制中，规章制度是其运行的制度基础，甚至对政府的规章制度过分的强调、过分的崇拜，导致了这种形式主义掩盖了价值理性的内在价值。组织成员对于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都自觉地严格遵循着，他们为组织内部的工作营造了井井有条的和谐氛围，对制度的遵循也渐渐地趋向了简单的完成任务，保证整个组织机制高效有序的协调运转。久而久之，形式主义就这样形成了。
（二）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的必然性。
1.价值理性是公共管理演化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在发生变革的时候，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是必然的。追溯人类社会的经济成长史，从一开始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模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以工业经济为主流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再到以知识经济为发展主干线的现代社会，是经济领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以以上三种经济模式作为三个时间段去追溯政治发展史的话，农业经济对应的是君权主义，工业经济对应的是政权主义，而所谓知识经济对应的就是人权主义。现代社会的知识经济模式正在起步阶段，它将不断发展完善自己，伴随着它的脚步的就是人权主义了。另一方面，在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家在着力于把“管理型政府”打造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人们对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民主意识、民主观念空前觉醒，对强制性、冷漠型的管理方式越来越排斥甚至反抗，这也是一种管理模式的演化结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价值理性的回归是时代发展变迁和公共管理演化的结果。
2.价值理性是公共价值管理的理性选择首先，核心价值由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绩效转变为公共价值管理时期的公共价值创建。价值根源于人的期望和感悟，公共价值的创造才是人们追求的新目标。其次，人性倘若由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理性经济人转变为公共价值管理时期的反思理性人，当人的角色转化成反思理性人的时候，他的思维已经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价值，有了对自我价值的理性判断。再次，政府角色由之前的掌舵人变更为其后的“战略家”。政府不再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而是一个出谋划策的`战略家，在观望的同时从旁协助。
3.价值理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随着变革的深入，经济格局的调整，社会步入高度复杂化和高度不确定化。价值理性便是主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呼唤人的本性，坚持以人为本，为群众服务，走群众路线，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才是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最本质的要求。落实并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有助于政府更好的权衡利弊，尽量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有助于政府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消除贫富差异；有助于人民和政府和谐相处，便于决策更高效的施行落实；有助于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行政管理理性主义转变的时代意义。
（一）有效解决了行政管理中的矛盾冲突。
1.解决了行政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一个很明确的区别就是：前者主要处理效率问题，后者主要处理公平问题。然而公平和效率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和要求，一方面希望政府大力维护公众利益，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期待政府承当起社会责任，促进经济成长，所以就产生了这对矛盾。在行政管理体制由以工具理性为重心转变为以价值理性为重心的今天，以人民利益为依据，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前提，以共同富裕为口号，为政府在解决这对矛盾方面提供了指路明灯。这就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工具理性为辅，两者辩证统一，竞争融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的进步。
2.解决了行政执行中信念与责任的冲突责任是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组织都具有的重要特征，具有制度性，是一个可以量化和衡量的概念。信念是一个人的主观意识，信念不具有强制性、客观性、规律性。当信念冲破责任的底线，就会和责任发生摩擦。行政理性的转变不仅是理论知识的转变，而且理论作用下的实践方式也在相应的调整着。
3.解决了行政管理中道德与法律的冲突道德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正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差异理念的表现。道德体现了人的主观意识，其中夹杂着主观信念和情感表达的部分，具有非强制性。而法律具有道德所不具备的强制性、制度性和明确性，它更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手段，强制要求这每一位公民去遵守。德治与法制的统一是现在社会急需落实的事情，当价值理性更主动的作用于行政管理时，行政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就会站在价值的角度，理性的去判断，既要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又能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偏不倚。所以要合理的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让它们相互融合，辩证的作用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
（二）重塑了行政管理中价值理性的内核。
在现代行政管理体制中，我国本土的公共行政深受西方早期工具理性的影响，甚至有过过分推崇的时期。在我国本土价值理性尚不成熟、尚不完善的时候，西方工具理性在中国的越位发展使国内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产生了碰撞和扭曲。在实践运用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应该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两者中任何一个单独作用于行政治理，都将会造成行政管理道路的停滞，甚至倒退。行政管理体制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拯救了日渐势弱的价值理性，填充了价值理性的内核，扩宽了价值理性的层面，使原来狭窄滞后的内核变得宏大且包容。这样的价值理性才可以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才可以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指导，做工具理性的精神支柱；才符合行政发展的需求。这种转变后的融合新理性的行政模式才会和时代发展相契合。
（三）引导了行政行为走向科学化理性化。
1.促进了行政目标逐渐趋向合理化价值理性作用下的行政文化具备一个明显的特性，即就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价值理性是种以人类主体为重心的理性，它和工具理性最大的区别就是更多的眷顾人们的需求，关切事物存在的价值，是对现在的行政目标涵盖着更多的价值成分的考量。相比于工具理性的机械化、官僚化的行政统治，价值理性的行政文化偏向人治、德治的成分较多。这种德性行政所关注的是人的价值需求和意愿选择，包括人们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
2.引导了行政行为更加规范化在之前的行政文化中，人们在组织中分工明确，规范有秩序的做着自己的工作，不考虑工作的意义和目标，不考虑这样做的价值和后果。而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它为人们带来了一套具体的批判标准，使人们的自主意识得以觉醒，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意识。规范了行政行为，明确了行政目标和发展方向。
3.促使了以德行政得以实现价值理性作用下的行政文化形成了一种称之为道德理性的思维模式。道德理性是用良心致良知，是一种美好的、纯净的内在心灵思维方式，它所寻求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存在，是一种大德大爱的展现，追求一种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道德范式，集中传播道德规范、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精神等，以这种方式来指导人们设定正确的行政目标。
三、我国行政体制在此转变中需注意的问题。
（一）管理过程容易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
现代的行政管理技术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且快速更新换代的时代，政府在注重绩效的同时，会引发管理模式的技术化效应，这种模式会慢慢走向僵化，会加剧工具理性的蔓延和膨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管理目标的置换政府的公共管理目标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幸福指数。想要为人民谋利益，就需要每时每分关注着人民，及时为人民解决问题。而如果只注重管理技术的创新和改革，政府集中在人民身上的精力就会大大减少。久而久之，管理就会偏离主干道，忘记初心。
2.管理思维的僵化管理思维的僵化，主要是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说的。现代管理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政府形成了一种固定式的单项度思维，特别是地方政府，很容易形成一种误区，即就是按照新的管理技术去执行就是正确的。这种思维方式会转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重心，把本该放在行政结果、行政效益上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该运用那种行政方法上，使地方的行政管理受制于新技术的视野，他们会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去遵循技术的程序，并按照其路线走下去。这种现象持续和蔓延下去，会削弱地方政府行政治理水平。
3.管理方法的单调地方政府除了承担治理一方区域的责任，还肩负着跟着党走的使命。这使得他们对国家机关新的管理精神无条件服从和执行。它们认为新的管理方法才会让它们紧跟上级组织的脚步，让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换发生机。但其实，针对有些问题，传统的管理方法会取得比现代管理方法更好的效果。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懂得取舍，灵活运用管理方法。不然会适得其反，管理成本上升，管理效益却没有太大变化。
（二）两种理性的运用失衡。
两种理性的失衡主要是工具理性的敦促作用。工具理性文化与以人为本的价值文化有着迥然不同的理念，工具理性的推广和运用主要从三方面加剧了两种理性失衡：
1.政府本位政府本位和民众本位是两个基础性的选择，是一个政府要进行公共事务管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从本质上出发，政府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工作和行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事实上，在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下，绩效考核会成为政府行为的追求目标，对于体察民情之类的事情做的是少之又少。
2.功利倾向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为人民带来利益，能受人民欢迎。但这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的轻而易举。人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且其中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譬如：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等。而功利倾向对地方政府最大的影响就是在上述利益冲突中，他们的选择不会是理性的，而是被功利心左右，偏向眼前和局部利益。这既不利于长远发展，又不能做到顾全大局，对国家前进的脚步有阻碍作用。
3.唯形式论唯形式论主要指政府走形式主义，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绩效内容甚为看重，而对一些具有真正意义和精神的东西视而不见，使政府华丽的业绩外表下空空如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就要求政府组织对工具理性的传播和运用必须小心谨慎，把它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上，万不可使其越俎代庖，从而影响国家机关对政府治理道路的整个设想和计划。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十八
11月3日,原告a公司与被告b超市达成食品销售协议,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于货款未全部兑现前,商品货物法定处理权属于甲方。
”后被告向原告购买糖果等食品,计货款51830.06元。经原告催讨,被告于3月2日支付1万元,并书面承诺余款于同年3月10日付清,但届期未按约履行。原告于同年3月13日从被告处拉回部分货物,价值11643.85元,被告尚欠余款30186.21元。原告索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庭审中,原告认为,双方协议第七条约定的“法定处理权”是指在b超市未付清全部价款前,a公司享有的对所供货物自由处置权利,当然包括拉回货物。其拉回货物正是依此约定。被告方b超市则辩称,既然原告有此法定处理权,要求原告按协议约定拉回全部货物,双方就此清结,互不拖欠。原告称,其放弃这一“法定处理权”,并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有效,被告拖欠货款,应负违约责任。依照合同法第10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b超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a公司货款30186.21元、偿付原告a公司逾期付款利息360元。
应该说本案事实清楚,双方对案件事实并无争议,最终判决结果也于法有据,合情合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判决中并未对“法定处理权”这一约定给予适当的说明,亦未对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拉回货物这一行为准确定性。由于本案所涉合同签订于新合同法施行之后,其法律适用依据当为新合同法。细究本案我们发现,这起貌似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及到我国新合同法中有所规定但并未详尽规定的所有权保留制度。
1910月1日新合同法的生效施行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合同法创设了诸项新制度,所有权保留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该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34条又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此即构建出所有权保留制度。所有权保留交易实践由来以久。在合同法之前,民法通则也曾为这一制度的存在留有余地。民法通则第72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正是继承了民法通则这一精神,明确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按笔者理解,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虽未明确使用“所有权”一词而用了含糊不清的“法定处理权”一词,然究其实质,此“法定处理权”的权利内容与所有权诸权能无异,所谓的“法定处理权”实质乃是所有权。本案所涉协议第七条即可理解为买卖合同中的所有权保留条款。据此可以认为当事人这一约定当属合法有效,原告a公司在对方未付款时,拉回部分货物是其依约行使权利的行为,于法不悖。
所谓所有权保留,是指双务合同尤其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依约定以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方式担保买受人价金之给付或其他义务之履行。对所有权保留之性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两种不同看法,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在法律上为一种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此为德国和日本的学说,此种理论并未将所有权保留作为担保买卖价金取偿的担保权对待,仍然将之作为一种特殊买卖对待,即所有权保留买卖为所有权随着买卖价金的付清而移转于买受人。另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为非典型担保物权,其主旨在于通过保留标的物所有权以期保障买受人能按期支付价款或履行其他义务。
笔者认为,所有权保留作为买卖合同中的一项特约,必然兼具物权和债权双重意义。在第一层面即物权意义上,出卖人享有在买受人未全部付清价款时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在买受人付清价款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而买受人则享有在付清价款时请求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到期支付价款的义务。所有权保留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在我国现行法体制下,尚需立法承认其地位。在第二层面即债权意义上,具有所有权保留特约的买卖合同可视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合同,出卖人和买受人必须承担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即出卖人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承担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则享有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前一物权意义上权利义务为后一债权意义上权利义务实现的保障。
合同法第134条规定属于提示性条款,即提示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采用所有权保留制度以保障自身权益,并无强行性。以合同法的一个提示性条款所构建的所有权保留制度显然极不完备。尽管合同法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意思自治空间,将法律留下的空白留于当事人自己约定,但是当出现当事人的约定非常简约的情况,法律应对就显得束手无策了,本案即遭此困境。为此,结合本案,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出卖人是否有权放弃所有权而径直要求买受人支付价金?
如前所述,所有权保留为一种非典型担保物权,旨在实现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当然可以放弃其享有的所有权保留这一物权,而依合同法之实际履行原则要求买受人实际履行,正如在有典型担保物权的债权中,担保物权人可以放弃其所享有之担保物权,而使之变为一般债权一样,此均由当事人权衡决定。放弃担保物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一般债权,其仍可要求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这在我国合同法已规定“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尤为可行。合同法第10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即是法律依据。本案中,a公司从b超市拉回部分货物是a公司作为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之行为,后a公司放弃其对未拉回货物之“法定处理权”而要求b超市支付货款,是a公司作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b超市实际履行义务之行为,两行为均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二,出卖人行使保留之所有权后是否还有权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赔偿责任?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60元,是依权利人的主张按未拉回货物之价款30186.21元的每日万分之四计算出来的,法院支持这一请求于法有据。然而权利人a公司本可主张更多权利,如要求被告按全部未付货款51830.06元的每日万分之四偿付利息,也应支持。
第三,买受人可否以未取得所有权为由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并以此解除合同?
取回标的物是出卖人作为所有权人享有的权利,而非义务。按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的原则,出卖人可自由选择是否行使该权利。买受人未取得所有权是因其未履行合同上的支付价金之义务,当然无权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更不可就此解除合同。显然被告b超市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告a公司完全可以放弃“法定处理权”,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或行使“法定处理权”,取回标的物,并解除合同。
第四,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利益如何保护。
权利的平衡是民法重要原则。本案由于买受人违约在先,故前文主要结合案例探讨出卖人利益保护问题,并未直接涉及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然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始终是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标的物虽然交付给了买受人,但所有权并不随之转移,买受人享有的仅是期待权。如果出卖人在买受人按约交付价金之后,不将所有权转移至买受人,或出卖人在买受人交付价金之前将此物再转让他人,即一物二卖,买受人的利益如何保护?依传统法律规则,买受人只享有向出卖人要求违约赔偿的债权请求权,这显然有违买受人签约之初衷。合同法中虽也规定了实际履行原则,但合同法的权利属债权,债权作为相对权,显然不能对抗作为绝对权的物权,因此仅靠合同法中的实际履行这一违约责任形式尚不足以保护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传统理论把买受人的期待权物权化,或定性为“不完全的”所有权等概念,但这一做法将导致所有权观念的紊乱,不利所有权制度维护“静的安全”之目标实现。笔者以为将所有权保留定性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可更好地保护买受人的利益。依这一定性可产生如下规则:买卖合同成立之后,在买受人未付清价款和履行完义务前,出卖人虽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然其保留之所有权仅为担保意义上的所有权,其时,买受人已实际占有标的物,在买受人依约付清价金之后,所附条件即成就,所有权自然转移于买受人,买受人当然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据此,买受人在合同期限未至之前,可以留置该标的物至合同约定期满之日以对抗出卖人的违约行为,在此之前,买受人依约支付了价款或履行完义务,即当然享有该标的物的所有权;如其未支付价款或未履行义务,出卖人可收回其保留之标的物并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责任。这一规则在动产和不动产的具体操作中又稍有区别:在动产买卖中,先买人依占有即可直接对抗后买人和出卖人;在不动产买卖中,由于涉及登记问题,必须完善登记制度。可作如下规定: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况下,在交付之后,双方当事人将所有权保留约定登记在册,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失效之前,出卖人不得再次转让标的物。这一规则较好地兼顾了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体现了民法中的衡平原则,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物权法正在紧张的草拟之中,将所有权保留这一非典型物权在物权法中法定化并确立相关具体规则,实属必要。
优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案例19篇）篇十九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具有若干基本问题和新的问题需要探索。诸如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本质，民三庭可否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刑事案件，以及知识产权理论界产生的诸多歧异认识，都有逐一加以讨论的必要。结合中外民法、民诉法原理，于此进行研究，对新世纪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啻是一个贡献。
【摘要题】特别推荐。
一位在国际刑法、国际私法等公、私法领域均有高质量专著问世的教授曾说：民法是他研究国际法的基础;不懂民法原理而研究的国际法，充其量只是国际“关系”，而不是国际“法”。例如，国际公法的许多原则(如“条约必须遵守”之类)追源可追到盖尤斯时代创立的民法体系。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我的研究生一入学，无论过去招收国际法方向的，还是后来招收知识产权方向的，我安排的必读材料中，均包括史尚宽的6本书。原因是它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直是海峡两岸真有造诣的民法学者的基础读物。当然，有的入学前已读过这6本书，或其德文很好，已读过作为这6本书之源的德国民法理论原作，则不在此例了。
知识产权本身，在当代，是民事权利的一部分——虽然知识产权的大部分来源于古代或近代的特权，它们与一般民事权利似乎并不同源。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这在十多年前中国的《民法通则》中已有了定论。《德国民法典》中，虽然未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它被学者推论为“权利物权”。《意大利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属于“服务”项下的特例。20世纪90年代后的《俄罗斯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虽然也未立专章，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被列在“非物质利益客体”之类。
知识产权取得后的最终确权、知识产权的维护，主要通过民事诉论程序，在多数国家均是如此。在之后修订了主要知识产权部门法的中国，也是如此。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第41、42及49条，均指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通过司法还是行政执法)，均主要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原则。
知识产权与一般(传统)民事权利的共同点、知识产权保护程序与一般民事权利保护程序的共同点，是进入知识产权领域首先应当了解的。
不过，由于知识产权的依法保护与一般民事权利，尤其与同样属于绝对权(对世权)的物权相比，出现较迟，新问题较多，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事研究的研究生、学者，还是立法与执法者，既已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之后，主要精力应放在研究知识产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即研究它的特殊性。研究其特殊性的目的，是把它们抽象与上升到民法的一般性，即上升为民法原理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学者应有的思维方式。如果走相反的路子，即不加判断与取舍地用人们传统上熟悉的一切已被前人抽象出的民法原理，一成不变地硬往知识产权上套，则恐怕并不可取。这样虽然省时、省力，但可能出较大的谬误。
例如，知识产权这种有价权利的“无形”，许多人总说这不是它的特点，因为物权中，物之“所有权”本身也是无形的。这些人至少忘记了：当我们提供或买卖有形物(商品)时，提供标的与物权客体是一致的，均是商品本身(只提供给买主“所有权”而无商品本身的卖主，无疑是骗子)。而我们提供或转让知识产权时，提供的标的是权利本身(如复制权、翻译权)(注：对于这方面的不同，甚至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都已有论述，可惜有些现代民法学家却未加注意。)，而相应客体则另是有形无体的有关信息(如专利领域中的技术方案、人与97家使用者订立了使用许可合同，而第98家未经许可就把该专利当成自己所有的一样使用了，专利所有人在“时效”期内未加追究，是否那97家就都应转而向这位未经许可者交许可费了?因为他已经通过“取得时效”得到了该专利!但如果第99、100、101家也都与第98家同时同样地为其所为而未被追究，那么究竟谁通过“时效”获得了该专利?这就不仅是个使97家守法人为难的问题，而且是个使当代学者为难的问题了。
又如，有人把物权中“物在权利在”的原则套在知识产权上，坚持认为：只要作品有价值，就应当有人的主观状态(有无过错)、也不会先去了解商标注册权利人是否已有了实际损失，而是立即要商品所有人先负一定民事责任——至少是“责令封存”。专利管理机关人员还发现：按照“侵权认定四要件”之一的“实际损失”，《专利法》中的专利权人的“制造权”是不可能被侵犯的。因为任何未经许可之人如果仅仅在“制造”阶段，大都尚未给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失”，从而不能被认定为：“侵权”。
这时有民法学家出来作了解释：《民法通则》106条所讲的“过错责任”仅仅指“损害赔偿”责任，即债权责任;而停止侵权(如封存侵权商品、制止侵权制造活动)则是依“物上请求权”产生的物权责任，这是不需要以过错为要件的。可惜这种解释不仅没把问题解决，反而让人越听越糊涂了。
首先，几乎国内一切“侵权法”专著上，均讲“四要件”是认定侵权是否成立的提前，而不是说它们仅仅是“损害赔偿”的前提。
第二，如果把侵害活动强制性地制止，又不首先认定它是违法或侵权活动，那么执法机关的强制执行令本身就失去了法律依据，本身就违法了。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解释这一问题的民法学家的论述中，把对无过错的行为的制止，称为物权责任中的“停止侵害”。那么“侵害”不是“侵权”，是侵什么呢?既然是“物权责任”或“物上请求权”，它们指向的只能是对“物权”的侵害，如果说这不叫“侵权”，只能叫“侵害”，那无异于玩文字游戏了。许多人反对以德国出来作解释的民法学者，均未涉及这一问题。
实际上，所谓“侵权”也者，除侵犯他人人身权之外，只剩下侵犯他人物权(如果把知识产权等视为“权利物权”的话)。至于有人提出的所谓“侵害债权”，我认为它仅仅在理论上存在。中国《合同法》9月登报的征求意见稿上曾有一条关于“侵害债权”的规定，最后终于删去，原因之一正是多数立法者认为“侵害债权”理论站不住脚。债权是相对权或“对人权”，如果某一合同权可能被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第四方或任何一方所侵权，而受侵害者又有权针对这些“任何一方”提出诉求，那么这时，这种特殊的合同权就已经转化为“对世权”(亦即“物权”)而不再是“对人权”了!讲到合同权之转化为“对世权”的特殊情况，下面再多说几句。
把世贸组织所规范的范围或者是世贸组织诸协议规范的范围归纳起来，可以说是规范三种财产，也就是规范商品的自由流通、服务的自由流动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说商品是一种财产这个比较好理解，说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多数人也不会有歧异。但是说服务是一种财产，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多数服务是通过某种合同体现的。讲到合同权是一种财产也可以。不过那已经不是法国民法或者英美法系里讲的“property”了。通常讲property，指的是一种绝对的对世权，和我们中国有的民法学家讲的“泛财产”不一样。“泛财产”论认为除了人身权以外的通通是财产权。这值得商榷。
合同权一般只是对人权。规定“不作为”义务的合同中的大部分未必能产生出财产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从特殊角度看，合同权可以被当成财产权。例如，你的电话被他人盗打了。他偷了你的什么东西?是偷了你的财产。你与电信局签了服务合同，向电信局付了钱，电信局向你提供电信服务。但是你本应得到的服务被他人拿走了，你一分钱电话没打，电信局给你算了五千块钱的电话费。这与从你家拿走了一台电视机有什么区别?你可能以侵害财产权告他。
第一起因服务引起的.而法官认为可以不主张对人权却主张对世权的诉讼案是1852年在英国的lumley一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财产法》一书的翻译书中引的这一案例实际上是英国劳森写的《财产法》里的一段。中译本把意思译出来了。但翻译得不太准确。原文是apieceofthatboybelongstome.即“那个人的一部分属于我了”。哪一部分呢?他的服务属于我了，他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财产是我的了。现在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了，与抢走我的财产一样。在这个时候法官认为，原告实际上是有对世权的。只可惜有的法学学者解释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侵害债权，这跟该书的原意就不一样了。劳森在财产法这一章，举这个案例的标题就叫做“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
所以说，世贸组织调整的范围是三种财产，把服务也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当然服务有时候是无体的，有时候是有体的。人们常常讲“服务无形”。实际上应是无体有形。比如说表演这种服务，如果说无形你怎么去看呢?因此说有形的无体更加确切些。它们与一般的有体有形的商品不一样。当然，有些服务也是有体有形的，就是说他固化在有形物上了。例如把表演录下像来，经营音像制品，这个在世贸组织里属于服务贸易，不属于商品贸易。因为把服务固化下来以后，卖固化产品，实际上卖的还是服务，并不是卖的盘，那个盘并不值钱。
事实上，中国法院已经多次遇到知识产权、作品及“物”的不同及联系的问题。例如，出版社丢失作者手稿应当负何种责任?时至今日，一部分法官及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出版社仅仅负有物的保管合同中保管者的违约责任。他们只把着眼点放在载有作品的“纸”这种“物”上，而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种物上所载的本来可以无穷尽地被复制的“作品”这种信息。他们把载有这种信息的物与一般物同等对待，因此结论显然对作者不公平，也就不足怪了。德国慕尼黑上诉法院法官hansmarshall则认为：丢失作者手稿的情况，如果作品系尚未出版，出版社除了违约之外，还侵犯了作者的大部分精神权利。作者除请求违约赔偿之外，还有权请求作者精神权利的侵害赔偿(注：参见马歇尔法官年11月14日在“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官培训班”的答疑。)。这才是真正搞懂了作品真正这种无体受保护客体与有体受保护客体的区别。
无论解释者们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106条明明写的是无过错不负“民事责任”，而不是“损害赔偿责任”。这与德国民法823条、德国民法1382条等是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们不要忘了，在物权责任中，也有“损害赔偿”。不仅史尚宽老先生早就讲过，中国《物权法》2000年专家稿第60条也有重述。所以，讲“损害赔偿”仅仅是“债权请求”指向的，至少不完全。当然，新老学者都可能在理论上列出物权请求中的赔偿与债权请求中的赔偿有一二三四条不同，但若一定要他们拿出实例来说明，可能又是一个令人为难的要求。
进一步说，在理论上，为说明损害赔偿一般以过错及实际损失为要件、停止侵权(或按部分人所坚持的，只能称“侵害”)则无需以过错为要件，因而把诉求分为“债权请求”与“物上请求”，未尝不可。但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实际生活中，也要坚持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则第一，有时(如上所述)连划分者自己都分不清，况且“物权请求”项下明明又出了一个使用完全相同术语的“损害赔偿”。笼统地断言“物权请求”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也并不正确。一部分“物权请求”中的“损害赔偿”又明明是要以主观过错为要件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89条所规定的情况，以及“返还原物”之诉中包含的返还孳息物的情况。
第二，停止侵权的物权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债权责任，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可以互替的——它们之间并无形而上学者所划的截然分明的界线。
例如：在下禁令违反公平原则或公共利益原则(这两个原则也在不同场合被当作“帝王条款”对待过)时，在下禁令已无实际意义时，国外法院均曾以增计赔偿额以取代禁令——亦即认可了侵权的继续。这种看起来违反常理的事，却并不罕见。最近的一个这类判例，是英国最高法院(houseoflords)于2000年7月27日就英国政府诉布莱克一案所作的判决说到这里，可能还需要讲几句与本题密切相关的题外话，亦即所谓“泛财产论”。
在论及债权与物权的关系时，我们现有的不少论述是值得商榷的。
而且，第一句中所说的“债”，包括“作为”、“不作为”及“给付”，这也是在民法原理中人们常讲的。其中“不作为”怎样被归入了“财产”范畴，也有些费解。实际上，把债权(obligation)不加分析地一概入“财产”范畴，因而导致的逻辑上的难以自拔，古代的民法学家盖尤斯就已有前车之鉴。至少百年前的austin及前的zimmermann已经一再指出并加以纠正(注：:lecturesonjurisprudence,.,london,1885;zimmermann:thelawofobligations,capetown,wetton,johannesburg,1990,atp26。)。
第二句中断言“债权法规范财产的流转”，至少首先忽略了合同法中规范的“代理合同”，这是规范的是什么样的“财产流转”?其次，还忽略了侵权法(即“债法”的一部分)中无需经济赔偿的那部分人身侵害。
在上文讲到禁令与公平原则及公共利益原则时，又让人想到“诚实信用”原则这一适用于民法的“帝王条款”。既然是“帝王”，则“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至少“公平”与“公共利益”(还有其他一些原则)似乎不愿称臣，而是与“诚实信用”原则平起平坐地各自覆盖着不同的领域(当然有时会有交叉)。
例如，公共利益原则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有时也让人感到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也可以说是又一个“帝王”吧(当然，都是帝王，也就无所谓帝王了)。依照公共利益原则建立起的专利上的强制许可制度，保证了第二专利权人不受第一专利权人制约而可以发展实用技术，又保证了在紧急状态下某些实用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些，似乎均与“诚实信用”关系不大(注：参看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前言、第7条、第8条、第31条等。)。
又如，公平原则有时也让人感到是“至高无上”的。“公平”与“诚实信用”有时的确有交叉。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还是主宰各不相同的领域。
至于讲到“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各自覆盖面，早已被欧陆法系吸收的、英国古老的民商事领域普通法的“禁止反悔”制度及衡平法的“可以反悔”制度(实际与我国民法学者一直推崇的“情势变更”制度极相近)，是个很好的说明。
就普通法而言，禁止反悔法则不仅仅适用于“对某一事实作过某种不真实的陈述的”情况，同时还适用于对某个事实作过某种真实陈述的情况，而且主要适用于后者。专门适用于“不真实陈述”的，是另一个法则，称为misrepresentation。禁止反悔法则在适用时有个前提条件，即：对方已经按照陈述者的陈述开始了不可挽回的行动。例如合同的要约人在要约条件中讲明自己有船，对方若将货物运抵港口，要约人就将承担装船的责任;如果后来要约人表明“我没有船，不负责装船”，否认原来的陈述，法院就将以此作为estoppel的适用范围。但如果承诺人还没有开始把货物向港口运送，要约人后来的声明有可能被法院判为“补充陈述”，而不被视为“反悔”(虽然它实质上是推翻了原有陈述)。到这里为止，适用的是“诚实信用”原则。
与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estoppelincommonlaw)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estoppel。其中最重要的是衡平法的“禁止”反悔法则。它的原文是equitableestoppel，按照意思翻译出来，应当是：“根据衡平法可以反悔的法则”。这个法则是英国上议院一百多年前在“约旦诉莫尼”的判例中立下的。它在1947年又被后来的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在“中伦敦财产信托公司诉海特利斯房产公司”一案中作了进一步发挥。丹宁在判决中指出：只要形势或环境发生了一定实质性变化，原陈述人可以反悔。这个判例成为英国合同法历史上最重要的判例之一。后来人们每讲起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时，总要同时介绍衡平法的“可以翻供法则”(至少英国现有的各种合同法教科书都是如此)。在这里，“诚实信用”原则就显得不太相干，而“公平”原则倒是实实在在地适用了。
可见，“诚实信用”固然是民法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则，但不宜将其抬到“帝王”高度，使之君临一切。另外，把它仅限于民法领域，也值得商榷。在公法领域，许多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认为这一原则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况且，中国的“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语言，正是源于公法。它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前期已有。这就是商鞅刚刚主管秦政时，实践了自己百金奖赏一件平常事的诺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为相时，曾有诗称道此事：“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说的正是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公”行为，也须讲“诚实信用”。所以，总的讲起来，在肯定“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我同意一些学者对“帝王条款”提出的质疑(注：参看武汉大学《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这里不过是增加几个知识产权领域及其他民商领域的例子。
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盖尤斯时代即已提出过的权利及客体的“形”与“体”的问题，又值得我们再度研究了。只是切不可返回盖尤斯时代乃至还落后于该时代。正如在物理学领域，人们不能否认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但人们同样不能在伽利略已经把自由落体运动定律更新了四百年后，仍旧去重复亚里士多德的定律。
与当初一部分人认为版权是保护“形式”，不保护“内容”一样，今天，也有些人把知识产权客体在本质上属于“有形无体”的信息这一事实，与哲学上的“形式”与“内容”二分法相混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dietz当初以版权既保护作品的外在形式，也保护其内在形式，解决了不保护“内容”的困惑。今天，我们也应告诉将知识产权归结为只能创作“形式”者：当人们创作出有形无体的信息时，在专利领域，它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它与另一发明或“现有技术”必须有“质”的区别，方可获得专利。说其有形无体，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形式”、“内容”之形来说的。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专利是无用的花架子，没有人愿意去实施，也没有人可能去实施。
好在当代数字技术应用中的这种副产品，远不及历史上那两种无意义的议论影响广泛。主要原因是，另一种声音几乎把这种无意义的议论完全淹没了。真正乘上数字之驹，而没有反过来被它骑在头上的更多的人们，开始在研究的阔野上驰骋。一大批脚踏实地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这些成果中，固然不乏幼稚之作，但它们终归是向上的、欣欣向荣的。的确，现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已使历史不能重演了。国际上已开展起几年的对于数字技术、互联网络给社会(不仅仅是给法学界或知识产权法学界)带来的巨大冲击的研究，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来。国际上多年前已被丢弃的“理论”，即使在中国被独立地再度翻写出来，也仅仅在版权角度有点意义(它不是抄袭或沿用，而可能确是“再创的”，或称“沉渣的再泛起”)，但不再可能被多数了解国际知识产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者误认为“新”东西。
到这里，又要讲几句题外话。沈达明教授在其《衡平法初论》中介绍过，在当代社会，缺少了信托制度，则动产、不动产、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均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于是原先一直坚持“一物一权”信条的法国、日本等等，均先后从英美法系引进了这一制度。沈达明教授的书中曾形象地借德国人的话表达出德国法中的“形而上学”在面临信托制度时遇到的困难：“你认为应该把信托列入《德国民法典》的‘债权篇’还是‘物权篇’?”
真的，如果遇到任何法律问题，都只愿走一概念、二定位、三法律体系、四法律关系的思路，那就有不少路走不通，问题解决不了。欧陆法系国家在20世纪一再引入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即发侵权”、“反向假冒”等初看起来在法理上说不通的概念及原则，已向学习欧陆法系法理的学生们指出：老师都在发展变化，学生决不可再墨守陈规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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