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

时间:2023-11-04 作者:笔尘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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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一

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关于哲学毕业论文范文一:哲学视角下生存与生活研究。

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

”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

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

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

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

”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

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

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

“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

“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

”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

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

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

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

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

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

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

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

”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

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

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

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二

“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最早是18世纪法国伏尔泰提出来的,意思是指研究历史不应该只是堆积历史事实,而要在历史事实基础上达到一种哲学理论的思维。就拿西方历史哲学的演变来说,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慢慢的人们渐渐在历史事实中总结了一些规律,把对历史事实的思考上升到了一种理论的高度。比如,在中古时代受宗教的影响,奥古斯汀就论证了上帝的存在,认为人类社会是上帝预先安排的,因此生活在世俗中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有一定的必然性。在近代,维科认为各民族的历史依次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的发展,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黑格尔用“绝对精神”也认为历史的发展存在必然性。他们试图说明历史的事实背后有某种规律。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渐渐的对历史事实背后的规律提出了质疑,在做出对历史事实背后的规律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历史知识的性质进行研究。这些都是在哲学的高度上把握历史,对历史事实做出的理论概括。在《哲学百科全书》中历史哲学的定义是:“历史哲学是通常指哲学研究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分支,其一是对历史学进行哲学的分析,即对历史学家的工作进行逻辑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探究。其二是指这样的试图:在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或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去发现某种超出通常的历史学工作理解之外的含义或意义。

纵观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就知道,西方历史哲学是从思辨走向分析。在上个世纪中期,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就把历史哲学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一类是分析的历史哲学。虽然两者形态不同,但两者都围绕历史规律展开辩论。思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存在某种规律,而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则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在当代文献中,这两个分支通常被称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和思辨的历史哲学,也有作‘分析的’和‘综合的或形式的’和‘实质的’之区别。

两者的区别类似于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划分。”历史是与哲学的结合,历史既可以指过去所发生的事变和所做过的事变,它是历史学家的题材。也可以指对过去所发生的事变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哲学是“元历史学”,是哲学也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认识的认识。一般来说,思辨的历史哲学是以历史为对象的,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是以对历史的认识为对象的。

上面讲到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围绕历史规律作为分水岭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主张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其必然性和规律性,属于历史决定论思想。像斯宾格勒,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历史是有规律的。汤因比以文化形态来研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到了19世纪末,思辨的历史哲学慢慢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更多关注的历史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的本质问题。批判的历史哲学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于它只局限于认识论的范围内。

尽管由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的原因有很多。而主要的是从启蒙运动以后,人的自由得到大大解放,在整个西方世界树立起了理性的原则。从一定程度上讲,人们受之影响很深。上个世纪名震西方学术界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就反对历史有任何规律,认为人类历史的未来不可预测。他用证伪的原则运用于科学理论中,科学理论可以接受经验的严格考验,直到被证伪。历史知识和自然知识有相同的地方,它们都从问题开始。但历史知识又跟自然知识不同,历史知识没有重复性可言,因为历史是单向度的,是不重复的,所以它不能接受经验的检验。他不仅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论证了人类知识的进步不可预测,也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反对历史主义。

我们是处在历史当中,是历史的主体。虽然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们生活在历史当中能感觉的到我们是受历史规律的制约。也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历史规律的。因此我们在历史当中是处于主体的地位。正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更替看作是经济关系总和的更替,以生产关系为分期标准把社会看作具体的历史的形态。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显得格外重要。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既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超越了以往的思辨历史哲学;又体现了历史的规律性,回答了分析历史哲学对历史规律的质疑。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三

[摘要]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两个方面。

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

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维度。

所谓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应仅仅是向私人生活回归,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归。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公共性问题或危机为标志的公共活动领域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国家;政府。

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时代话题。

人类生活是永远流动、无限生成的。

强调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是要人们沉醉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种哲学态度或观念来看待生活。

用生活来说明人和世界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成为立足现实而又追求超越、不断创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为由人无尽的生活实践而无限生成的过程。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

如果所谓回归生活世界仅仅意味着回归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动领域,不再关心公共活动领域,那么,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更严重的疏离。

这样的哲学不仅不能对以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历史的解释,还将丧失哲学本来的意义,导致哲学真正被生活遗忘。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这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维度。

哲学总是力图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公共活动领域和公共性问题。

公共活动领域是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众不能不关心的公共领域。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四

冥冥运古,当第一股充满活力的气息注入混沌的海洋,生命由此开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此生命有了大胸怀;“巍巍呼高山,汤汤呼流水”,自此生命有了知音;“有了锲而不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自此生命有了愁绪“所谓伊有,在水一方”,自此生命有了爱情的朝思暮想,生命,源于水。

苏子贬于黄州,泛舟赤壁,于是他的生命为水所占据,有了水的胸禁,“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上;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是水予他的豪迈,“惟江山之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是水赋他的胸襟〃情怀,他为水所成就。

“既生瑜,何生亮?何生亮?”秋风送去熊火,胜得赤壁战瑜气煞,羞终命丧黄泉。滚滚长江东逝水,无私,宽广,博大荡漾在江面,周儿你为何不给水一隙之地呢?涤荡你嫉妒的心。生命,为水所成就。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水诠释着李白的深情厚谊,“花白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水诠释着李清照的相思之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水诠释着愁的数量,“水何渗澹,山岛竦峙”水诠释着曹操的雄心壮志,生命,为水所诠释。

上善若水,感恩似泉。一树丁香灿烂的纷扬着,香气氤氲。人们吮吸着清香。拾起一片掉落的花瓣,放在鼻间上嗅嗅,感受生命,感受水的存在,树安静的沉睡着,安静的接纳着“从今若许闲来月,拄杖无时夜叩门”。生命,为水所包容。

水的鼻息,你感触到了吗?

水静静的流着,带着它的灵魂,带着它的气息缓缓流动。遗留的脚印上,生命聚其精华开始成长。撷一叶草,苍翠欲滴;拈一片藓,翠色、欲流,生命,无人不充斥着水的鼻息。

生命,为水所成就。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五

著作的记载中自己总结说:‘小’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两种可能性:自己无限变小或维持原状。第二种是完成,即无为,泰初有行。’”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欧茨说,在卡夫卡的生活里,现实世界“无非是不停地建造一座又一座巴别塔(或者说以假设的漫画手法把巴别塔建在中国长城之上)。”而“在《城堡》中可以说卡夫卡同样表现了老子叫做道的原始力。”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写过零星的有关文章。

卡夫卡的朋友古斯塔夫雅诺施曾多次谈到卡夫卡对老庄哲学的兴趣和研究。古斯塔夫雅诺施在他的《卡夫卡谈话录》中回忆说,“卡夫卡博士不仅钦佩古老的中国绘画和木刻艺术;他读过德国汉学家理查德威廉青岛翻译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书籍,这些书里的成语、比喻和风趣的故事也让他着迷。”这里的理查德威廉青岛(richardwilhelm-tsingtao1873-1930)就是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卫礼贤原是德国同善会的一名传教士,在德国占领青岛后到中国传教。在华期间,他曾创办礼贤书院,潜心研究中国儒家学说。他因为酷爱中国文化,便自取中文名字卫礼贤。从19起,卫礼贤开始发表有关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论文,并着手翻译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他在卡夫卡去世(1924年)之前,已翻译出版了孔子的《论语》(1910)、《老子》、《列子》(1911)、《庄子》(1912)、《中国民间故事集》(1914)和《易经》(1914)等。以后卡夫卡曾将卫礼贤翻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的妹妹奥特拉。

古斯塔夫雅诺施说,他曾经从卡夫卡那里得到两本书:克拉邦德译的《老子格言》和菲德勒译的《老子道德经》。当古斯塔夫雅诺施问及菲德勒译本的发行人古斯塔夫维内肯时,卡夫卡说,“他和他的朋友想逃避我们这个机器世界的进逼。他们求助于自然和人类最古老的思想财富。正像您在这里看见的那样,我们到中国古老文献的译本里探求现实,而不去耐心地阅读自己的生活……。”卡夫卡也许注意到了犹太宗教哲学家布贝尔翻译的《庄子语录和寓言》(1910)中有这样两句:“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thosewhousetrickytoolsaretrickyintheirbusinessaffairs,andthosewhoaretrickyintheirbusinessaffairshavetrickyintheirhearts)。卡夫卡显然意识到了中国古老文化对于西方人的生存状态的意义和作用,但他并不想机械的搬用古老的中国文化,因为这样必然会掉进另一种“机心”的陷阱。

马丁布贝尔(1878-1965)是德国犹太人,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之一。19至19,布贝尔应邀在布拉格作了三场总题目为《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报告,卡夫卡至少听过其中的后两场。19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布贝尔要作一个有关犹太神话的报告……,我早已听过他的报告。”布贝尔同时是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专家,他在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9布贝尔创办了德国著名的犹太人杂志《犹太人》,卡夫卡的不少小说最初就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他在出版了两部有关中国的书《庄子语录和寓言》(1910)、《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1911)后,在德国知识界被视为中国专家。

卡夫卡显然读过布贝尔翻译的《庄子语录和寓言》(1910)。这个选本选有庄子语录和寓言共54则,充分体现了《庄子》的故事性、寓言性、哲理性特征,这些应当给卡夫卡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并在卡夫卡日后的创作中将有所体现。在译者后记里布贝尔专门论述了中国的道。“道这个词意味着‘路’、‘道路’,虽然它同时又总有‘言说’的意思,但它通常还是相当于‘逻各斯’。在老子和他的门徒那里,根据道的第一层意思,又引申出它的譬喻意义。这种语义上的.模糊矛盾的确近似于希腊概念逻各斯,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两层意思均将生活中的运动原则转换成一种超验的意义。”据我推测,这段文字大概是最早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进行比较研究的论述。这里,布贝尔对道的解释虽然较为简单,但大体上还是抓住了道的最主要意思。卡夫卡日后对道的理解可能得益于布贝尔。

有一次,卡夫卡对古斯塔夫雅诺施说:“我深入地、长时间地研读过道家学说,只要有译本,我都看了。耶那的迪得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的这方面的所有德文译本我差不多都有。”这些译本包括孔子的《论语》、《中庸》,老子的《道德经》,《列子》和庄子的《华南经》。他说,这些中国书籍是“一个大海,人们很容易在这大海里沉默。在孔子的《论语》里,人们在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但到后来,书里的东西越来越虚无缥缈,不可捉摸。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它们的核心对我仍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是发现了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

在卡夫卡的箴言中有这么一段:“无需走出家门,呆在自己的桌子旁边仔细听着吧。甚至不要听,等着就行了。甚至不要等,呆着别动,一个人呆着,世界就会把他自己亮给你看,它不可能不这样。”这难道不就是对老子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四十七章)的翻译吗?并且,卡夫卡对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也非常倾慕。19,卡夫卡去屈劳断断续续地住过8个月,屈劳是一个偏僻的山村,没有电,离最近的一个火车站米切罗伯也有数里之遥。然而,卡夫卡却觉得这里是“天堂”,“没有比住在一个村庄里生活更自由的了”。本雅明说,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有一种乡村气息”,这种气息就是“邻国就在眼前,远处的鸡鸣犬吠已经进入耳帘。而据说人们未曾远游就已瓜熟蒂落、桑榆暮景了”。毫无疑问,这段话出自老子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看来,卡夫卡多少还是把握住了老子的那颗“玻璃球”。

不过,对于庄子,卡夫卡倒觉得自己马马虎虎地读懂了。卡夫卡曾给古斯塔夫雅诺施念过一段《庄子》:“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随后他解释道:“这是一切宗教和人生哲理的根本问题、首要问题。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把握事物和时间的内在关联,认识自身,深入自己的形成与消亡过程。”他还用铅笔给下面这段话划了四道线:

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犭希韦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赍也,而况今人乎!圣人处物不伤物。

可惜他对这段话没有再作解释。卡夫卡认为,读不懂这些深奥的理论是正常的,因为“真理总是深渊。就像在游泳学校那样,人们必须敢于从狭窄的日常生活经验的摇晃的跳板上往下跳,沉到水底,然后为了边笑边呼吸空气,又浮到现在显得加倍明亮的事物的表面。”卡夫卡非常希望自己能沉入中国文化的水底,在那里呼吸、畅游,领略东方文化的神韵。卡夫卡也的确这样做了。卡夫卡的挚友布罗德说,卡夫卡创作的“主题依然是我们会迷失正确的道路的危险,是一种如此突出的怪诞的危险,即:实际上只有某种偶然性可能会引导我们进入‘法’,亦即进入正确的完善的生活,进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的全部创作便可以看作是他做出这种努力的证据。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六

摘要: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都应用了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这种教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的大学教育,能够把现实中的人作为教近代教学的出发点.这种教育学思想的实质是“人”.在这种思想的帮助下.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关注教育是提高社会人文水平的一个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介绍传统马克思教育学、他的现状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关键词:马克思教育学传统问题解析。

研究马克思教育学能够深化对人的本质和发展理论的探究,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教育发展方向和社会价值.能够实现教育公平、社会价值取向正确以及全面推荐你认得发展.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研究教育学中必须要从马克思教育学整体入手,把这个理论与认识论和价值论结合来实现两者的统一.

1.传统的马克思教育学研究意义。

研究教育学是从哲学角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入手的,在培养一个人的时候是从人的本质开始入手的,这种培养的方式是以人为本质的.对于马克思教育学它的哲学效应更高,它能够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强调认识自然世界的产物,也能够改变自然世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对教育学有新的认识.不断的研究能够拓展方向,提高理论研究水平.

第一,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中,也能够,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正义.这一方面主要表现在,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教育的转型阶段,从以往的应试教育转型到素质教育,这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会出现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只有运用马克思的教育学林论对教育部公平进行分析才能找到不公平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社会根源.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不公的现象.并且通过在一定时期内的改变能够保证社会制度的完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不公平现象.

第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使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深深埋藏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在人民群众价值追求中,一定要坚定人才培养,正确树立马克思教育学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正确目标.

第三,马克思的教育学是把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相结合,高度重视人的主体精神.这样就过于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不仅是老师和学生,其中还包括了广大人民群众.这样这种教育学思想就与当代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了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2.马克思教育学是改善大学教育的根源。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国家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国民素质这方面,这样要提高国家实力就必须要提高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发展.这样很多国家都在进行教育改革,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各个阶段都不断的更新课程内容,加强学科知识实践.发展他们与社会联系,在大学教育中,有效的发展学生综合实践的能力是进行教育改革最根本的表现.

3.大学教育存在问题。

第一,在大学教育中,在遵守马克思教育学规律时缺乏一定的自觉性,这样就影响了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在大学教育中,很多学者对马克思教学学理论进行研究,但是没有得出很好的了理论,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忽视了马克思教育学与整个马克思理论整体的关系.忽视马克思教育学的学术价值和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导向.这些是教育问题的关键.从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速度非常慢,这与主张利用马克思教育思想指导教育改革进程和教育发展不能够结合.根据一些书店的调查,目前只有一本书解释了以上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的教育学不是课本里边的抽象理论,他能够有效的通过教育实现自身价值.在当下马克思教育学研究缺乏问题意识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教育学的关注度不高.同样也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这就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它只是从概念逻辑进行分析,甚至用现代西方教学的观点来歪曲马克思的教育思想.这不符合马克思教育学的价值取向.

第三,在研究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教育学研究资料很少,这样就不能够完整的研究.就会造成很少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深化.这样虽然,这个问题的价值论和认识论有一点相符.但是更多方面是孤立了教育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特点,这种单一性非常不可取,要从整个社会中入手,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中的更完整性.

4.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问题解决办法。

在大学教育中一定要深入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对于以上问题我们首先,要把价值论和认识论两者相结合才能理解.从认识论或价值论角度研究来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的状况.应从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讨论人实现价值的手段.

其次,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偏向主要表现在脱离人的价值,忽视人的个性发这两方面,只是在理论上片面强调教育的社会性,不利于人在社会中发挥,不能偏向于哪个价值论和认识论,这样就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起重工的应用.

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单一的进行研究,要从马克思理论的整体出发.马克思教育学理论把整个教育改革比喻成了一个社会性的改革,这样就包括了马克思整体理论的方方面面.要准确的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的思想,就必须要超越传统的教育方式,从大的范围去了解这个教育学理论,另外还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用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这些理论,这样才能够改善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在研究中国大学马克思教育学中,要把这个理论与整体的马克思理论相结合,这样能够更深层次的研究,得到更深刻的理论.教育学理论关系到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应用这个教育学理论进行大学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所以在整个大学教育阶段要不断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

参考文献。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七

摘要:在当前高校教育中,无论学生的学习兴趣、专业方向,都在入学支持在学习好基础性文化课程的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最为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成为了我们日常学习的必修课.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对于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环.

关键词: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

马克思主义一经问世,就以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来源于它的科学性、正义性和实践性,而这些特性归根到底只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及其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有了这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科学性、正义性和实践性,也才具有了与时俱进的品质和自觉发展的不竭动力.离开了这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如何实现两者的结合呢?这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将两者联系和对接起来的“中介”.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地走进人民群众内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因而,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及其社会实践相结合,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即以马克思主义本身为内容向人民群众进行系统的“灌输”,这就是我们所找的“中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是马克思主义与大学生群众及其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内在要求.我们要长期不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用先进的理论灌输给大学生群众,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学生,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学生学习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加速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门较为高深的学问,涵盖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同时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意义.高校学生正处在人格趋于完善,思想接近成熟的重要时期,能够有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自己会使得学生的人格塑造更为完善,对于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开放,大学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中的象牙塔,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很多学生容易在经济大潮中迷失自己,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久经检验的真理,尤其在思想指导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学好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在学习一门学问,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吸取其思想精髓来提升改变自己,让自己的眼界更加开阔,社会思维更加敏锐,以便学号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一、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首先,当前社会的发展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在思想领域也有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然而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更方面的实绩来看,中国在指导思想领域并不适合多元化发展,舶来品的合适与否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被广泛的接受源于其科学性与真理性,并且都是经历过实践与时间检验的,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富强自主的道路,从宏观上来看中国适合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利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人民的实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人们实践方式的多元化,然而中国的今天和平稳定,多则生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

其次,高校学生处于理解力与辨别能力突飞猛进的阶段,也是走向工作岗位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什么样的思想指导能被其接受,对于其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的实践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单单是贡献大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方向路线的正确.坚持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懂得正确的索取与奉献,明晰自己肩膀上的责任,学会向着更崇高的理想而迈进,缓解当今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对学生们思想的不良影响.

最后,高校作为大部分学生的学业终端,是其学习生涯的结束,也是社会角色的开始,不少学生在走向社会前就已经有了形形色色的实践经历,在初次接触这些时很多人会感到迷茫与彷徨,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来对其进行指导,一旦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很有可能使其行为方式产生错误,从而影响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后,一旦在其头脑中形成正确的意识,以此科学的方式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就能更好的保证其健康的发展,社会的良性循环.

二、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现状。

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已有多年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生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指导性同学生们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学与实践的良性循环,使得教育成果不断,教育教学质量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来自于国内教育水平的提高,教学环境的不断优化,指导思想在其中的贡献尤为突出,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教育才有了当前高校和谐稳定的现状,当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还有一些不足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大的形式是好的,小的方面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进行微调整.

(一)一定程度的形式化。

高校所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相当大的部分是卓有成效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存在只灌输知识,不解释原理,只照本宣科,不深挖精髓等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有很多学生从思想上想要学好马克思主义,但由于自身理解力,社会阅历的有限对其深层次的理解难以到位,这就需要我们的高校授课老师予以深层次的讲解,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其学、任其用.

(二)理论与实践的相分离。

究,同时重要的还是为了作为指导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高校在开展马克思教育时要重视理论与时间的同步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能真正为学生们所用.

三、如何更好的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

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状况,直接反应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有效而深入的教学与实践,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开花结果,反之则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学生思想进步教育的忽视,认真研究怎样更好的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对学生的负责,更是对社会的负责.

(一)避免形式化教育,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的,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思想的交流,不以机械化考试为目的对学生进行检验,考试的目的是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以便其进行自学研究,提升自己的思想,完善个人人格.能够避免形式化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注重理论教育与实践行为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引起学生的迷茫已经学习兴趣的缺失,有效的开展实践活动,哪怕范围小形式简单,只要达到让学生懂得如何利用理论武器来开展实践活动,就已经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好的发挥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际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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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八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houseof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

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

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

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

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

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

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

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九

哲学依据的选择,决定着教师教育的基本走向。教师教育的哲学问题主要表现为哲学依据的选择,依据不同的哲学观念,教师教育将会形成不同的基本走向。教师教育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教育,其基本走向与人性论主张、教育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进一步而言,人性论与教育哲学提供了教师教育的哲学依据。人性论从总体上提示了教师教育的发挥作用的方向,教育哲学解读了教师教育究竟要做什么及能做什么。忽视这两方面的哲学考虑,仅仅关注技术层面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教师教育的问题。人性论的善恶分歧演绎出的内发说与外铄论,为教师教育提供了发挥作用的两种方向。基于内发说教师需要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内在潜能,最大限度调动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

基于外铄论教师需要加强对受教育者的约束和引导,充分发挥环境在受教育者成长中的主导作用。在实践中,人们并没有执著于一种人性论认识,往往是对内发说与外铄论加以同等重视,教师教育出于职业主张,更重视了从外而内的教育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从内而外的教育作用,这样的选择符合整体性哲学观念对受教育者的重视。教育哲学流派众多,古今中外主张各异,但有一个基本共识是都会剖析教育的本质,甚至包括那些明确反对教育本质存在的主张,也从另一个方面解析了教育的真谛。教育的本质必然决定教师教育的本质,这是我们思考教师教育的哲学问题的基本前提。

此外,各种哲学主张也将直接影响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如“遵循教师生命的整体性、自主性、独特性、超越性是教师教育的前提性要求”,这类主张同样是整体性的哲学意蕴的反映,发生作用的途径依旧直指人性假设和教育本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性,为教师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性理念与过程哲学渊源密切,虽然过程哲学并没有过多明确指出整体性的主张,但其理念的宗旨无不与整体性相关,此意义上的整体性与传统的认识,尤其是系统论的整体观点截然不同。后者重视的是事物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着眼于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关系,前者重视的是事物内部的过程性及外部的生成性关联。

事物不再是作为可以分解的部分组合,而是作为相互内在的过程存在。事物与外部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主体与环境的关系,而是相互生成的关系。这种整体性主张为教师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对教师教育的考虑不再仅仅基于教育者的立场,而更多地开始关注受教育者的立场。在教育目标和内容的设置上,开始摆脱单纯的职业需求,回到教育的轨道上来。具体地说,教师教育不再是某种知识及传授技能的训练,而是体现教育理念的教育精神塑造和未来教育者的培育。在以往的教师教育中,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提法相对较少,原因在于缺失整体性的哲学指引,偏执于某种所谓满足实践需要的职业培训,丢失了教师教育的教育真义。在实际生活中,教师群体中存在的大量问题与当初的教师教育价值取向偏离不无关系。

过程性的主体预设,奠定了教师教育的生成意识。教师教育的主体是明确的,在倡导受教育者重要地位的今天,受教育者自然成为一切教育活动的主体,这种主张只是对某种教育理念的最为简单的实在化,从而将预设的主体进行了现实推演。既然主体是预设的,那么如何预设就影响着教师教育的现实品质。整体性的哲学理念根源于过程哲学的过程性,强调事物在过程中流变、展开,预设主体呈现过程性。预设主体是人为活动的前期建构,属于理论假设阶段,因为人为活动终将由预设主体掌控,最终决定着人为活动的性质和品质。一种教育活动之所以能够成为教师的教育活动,关键在于其预设主体担负的实际任务和职责,以及这些任务和职责背后折射的精神。

过程性的主体预设,将奠定教师教育的生成意识,生成意识是流变的,具有现时性和最强活力。过程性重视当下生成,生成具有最强大的创造性。传统的教师教育认为,几乎一切在实际活动开展前就预订了,实践者只能是模拟或实现预订。过程性的主体预设强调实际活动的开展只在当下生成,其间蕴含着无尽的变数和可能。教师教育的参与者能够最大可能地在过程中实现自己和体验自己,而实现和体验的方式就是生成,也是最具活力的创造。进一步而言,这样的过程既是接受教育的过程,更是自我更新和创造自我的过程,教育者在创造着自己,受教育者也在创造着自己。

事实上,所有的要素都在生成中,意义和价值只在生成中产生。解读教师教育共同体,促进教师教育的主体确立。教师教育过程性的主体预设,解决了实施中的意义生成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教师教育主体地位的实际确立,与教师教育共同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解读,将会促进受教育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在实践中,受教育者的地位取决于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认识和行动。教师教育共同体是在一定的专业规范的基础上,旨在研究教师教育问题的固定的团体。教师教育共同体以整体的面貌出现,囊括了教师成长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和所有相关人群,无论是职前教育或职后教育阶段,还是相关的认识者和实践者,在整个培育的过程中,都形成对受教育者培养的合力,这有助于教师教育的主体确立。

事实上,在不同阶段及不同人员眼里,教师教育的主体是存在分歧的,尤其在职前教育阶段,主张以教育者为主体的意见既是传统的呼声,也是现实的强有力主张。毕竟,在培养教师的起初阶段,教育者几乎控制了教师教育的整个过程和品质,表面上看来教育者是必然的主体,占据着决定性的位置。教师教育共同体的提出,为我们全方位地考察教师教育活动提供了过程性视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发现真正衔接教师教育整体的是受教育者而不是教育者,教育者的实际载体一直处于变化中,这只是为了满足受教育者的成长需要才出现的。

反省能力本位,回归教师教育的教育本义。传统的教师教育本位问题指向能力,塑造符合教师职业能力要求的专业队伍是教师教育的本位追求。基于能力本位,教师教育的体系是单一的,直指合格教师应该具有的素养,这些素养包罗万象、内容杂陈。在整体性哲学意蕴下,教师教育的本位问题是教育而非教师。合而言之,教师教育是为了培养合格教师的一种教育活动。既然是教育活动,能力培养就成为开展教育活动的依托,以能力为本位,单纯重视能力培养的教师教育活动就会偏离这一过程的本质追求,导致培养出来的教师只具有熟练的教学技能、技巧,而缺乏合格教师所应具备的教育精神和人格。对能力本位的反思突破了以往对能力取代知识的赞誉,反省能力决定一切的武断,明确提出教师职业情感问题和信仰问题。情感问题和信仰问题的具体提出,实质上反映的是教师教育的本义回归。

强调在以能力为基础的前提下,要注意培育“未来的教师”的健康的教育情感和笃定的教育信仰。也就是说,教师教育的能力本位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的状况,作为职业教育的教师教育终究不能脱离教育的真义,否则就会沦落为简单的职业培训,无法给予“未来的教师”以足够的精神培育,进而影响到现实的学校教育生活。今天存在的学校问题已间接地反映了教师教育能力本位的严重后果。

重建教师教育体系,开发教师教育的层级目标。教师教育能力本位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依靠重建教师教育体系,开发教师教育的层级目标。“基于层级目标,教师教育目标应该是三级:一级目标———教师,二级目标———教育者,三级目标———教育研究者。”教师针对教学,教育者针对教育,教育研究者针对教师人生意义和教育工作改进。在这一体系中,教学与教育、教师与教育者、教育者与教育研究者有了明显的区分。

这种区分并没有割裂教师教育的本位问题,而是使原本整体性的本位问题表现得更为准确而鲜明,使教师教育的部分之间相互内在地关联,使教师教育的整体蕴涵于每一具体部分之中,而不是混沌于单纯的、唯一合格的教师指标上。这样的教师教育本位,既全面反映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性哲学意蕴,又真实反映了教师教育的本位只能是教育,而不是传统所认为的能力。教师人生意义之所以能够纳入考虑范围,既是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解决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的有益尝试。目前,学界对教师教育的思考,从趋势上折射了对教师教育本位问题认识的转向。比如有的学者提倡在教师教育中关注教师的幸福感问题,至于对教育信仰等问题的思考,已经从教育精神培育深入到操作层面,可以预言教师教育的本位问题将成为引领教师教育重建的首要问题。

追求模式创新,实现教师教育的整体性取向。解决了教师教育的哲学问题、主体问题、本位问题之后,就需要进入操作层面,依照整体性的哲学意蕴考虑教师教育的模式问题。表面上看,教师教育模式与其他性质的教育模式相比较具有统摄作用,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考量教师教育的运行,实际上这种上位作用必需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或行为,才能够实现教师教育的目标追求。模式问题是教师教育理论向教师教育实践转化的中介,一种教师教育理论能否得到实际应用,取决于它能否形成相应的教师教育模式,体现为具有操作原则和规范的程序性方式、方法的集合。

教师教育模式演变的历史主要集中于教师教育主题的演变,不断演变的主题充分体现了教师教育的整体性。从简单的职业培训到自由宽泛的选择性的教师教育,充分考虑了新时代教师教育的整体性变化。任何环节的独特性都将在这一整体中得到体现,更不用说社会性需求这一最为重要的因素。时至今日,教师教育模式需要走向多元化,追求模式的不断创新,因为只有多元化的教师教育模式才能满足社会的整体性需求,只有不断创新的教师教育模式才能实现教师教育的整体性取向,教师教育整体性的哲学意蕴终将体现为不断推进的具体的操作模式及操作行为。梳理教师知识结构,确立实践知识的核心地位。

教师教育模式的运行离不开教师素养的规划和规定,教师素养是随着时代演变的,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但其基本构成成分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理念大体可以分为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在此三种成分中,教师知识结构始终是教师素养中的基础部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的养成需要以专业知识的掌握为前提,否则技能的形成、情意的养成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按照知识的分类,教师专业知识中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教师是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职业,实践性几乎贯穿了教育的各个要素。从目的、内容到方法都充满了实践性,实践知识必然成为教师知识结构中的核心成分。

对实践知识的重视与教师教育的实践取向也有关联,因为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才能培育能够解决实践问题的“未来的教师”。目前,人们对实践教学的关注,从侧面反映了教师教育的实践取向是符合现实发展逻辑的。

总而言之,教师教育模式的实践取向在各个方面有所渗透,实践知识、实习及实训体系较为突出地反映了这种实践取向,究其根源与教师职业强烈的实践性特色有关。因此,教师专业化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现,与教师教育实践性的实现密切相关。只有塑造具有类似医学、法学等实践取向鲜明的教师教育,才能切实解决教师教育的质量问题,最终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打下基础。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

中秋佳节,圆月当空。仰望明月,思绪涌上心头。

月有阴晴圆缺,很多人都为满月赞叹不已。他们喜欢满月的美满,却忘了,没有新月,又哪来的满月呢?我不同,我喜欢残月,尤其是上弦月之前下弦月之后的残月。她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让我沉醉,让我着迷。

缺与全是对立的,从宇宙诞生的那天起,它们就对立至今。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残缺不全的,正是因为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人们都在追求完美,都把完美作为一个目标。在追逐这个目标的同时,人们获得了功名、获得了利禄,获得了所谓的成功,但获得这些并不代表获得了完美,此时的你仍然是“残而不全”的。

“残”也是相对于自己的完美。德国哲学家尼采曾作诗谈“处世之道”:别在平野上停留,也别去爬得太高。打从半高处观看,世界显得最美好。“残”再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使自己达到了人生的新境界,虽然还未曾完美,但获得成功就是属于自己的完美。所以“残”其实并不残,它是留有余地,是一种适度的放弃,是一种知足而长乐、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把心态放平常,把心态放轻松,不要过度追求完美,这只会让你的人生变得紧张无味。要以“残”的心态去追求“全”的人生,你会发现,人生其实轻松美好,因为你在做一件你力所能及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变得更坦然了。人生并不十全十美,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残”也会变为“全”。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一

近代来,东风渐进,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肇始于西方哲学界的价值论转型也早在20世纪初就影响到了东方,新中国成立前罗素、杜威来华讲学之际就带来了价值哲学的内容,但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价值哲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遭到批判和摈弃。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烈进行,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较大的解放,价值论开始被我国哲学界接受,并引起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一时之间成为影响广泛的显学。

1价值论在中国哲学界获得重视的原因。

价值论于改革开放后在我国获得的热烈关注和迅猛发展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客观的运行轨道和发展趋势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极大地解放作用。

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长期以来的“左”倾狭隘僵化思想的彻底清算,价值哲学乃至任何西方现代哲学思想都不可能被中国哲学界接受。

因为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导致的学术政治化已经完全窒息了真正的哲学思考。

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为哲学研究提供给了宽松的环境和研究的资源和通道,价值哲学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文化引进中进入中国的。

其次,价值哲学的主题正好回应了改革开放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冲突,人们期待通过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来解释这种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混乱和困惑,价值哲学的现实功用性在这次研究热潮中体现的很明显。

在这种历史变革时期,新旧价值观念冲突交替,多元价值纷纷应运而生,人们迫切需要在这种困惑中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寻找合理的理论支撑。

所以说中国的价值论转向根本原因是内源性的,是中国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

再次,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交流的热潮。

冷战后期两极对立有所松动,文化交流渐成趋势,我国也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这股潮流。

一时间国内学者出访、国外大师的来华讲学变得频繁,价值论等哲学译著大量产生,这些都为我国价值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对哲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研究热情的提高,因为文化的交流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从而激发持久的理论性趣。

最后,中国哲学界潜能的爆发和学术自觉。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压制,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作为,但人往往是越挫越勇,这种被压抑的热情一旦条件成熟释放出来,必然会爆发出极大的能量。

随着新资料大量的传入国内,中国哲学界以极精锐的学术嗅觉发现了价值论所蕴含的哲学创新性和现实意义,正是这种对现实价值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直接推动了理论探索的热情。

2中国价值论转向的特点。

价值论的转型体现了哲学发展的趋势,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转型有着相同的脉络,但由于文化底蕴和国情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三是,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四是,立足于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实践,研究的视野比较宏观。

强调价值论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力图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理解,在此基础上回归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本质和内涵,建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

[2]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但并没有说清楚价值论实现的哲学转向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转向在中国实现的特点进行概括。

它也没有过时,依然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真理性,因此中国的价值论转向基本上还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进行的。

当然我们在批判西方价值哲学中的唯心历史观和夸大精神作用的同时,也要吸收其有益的成果,研究方法和语言概念等工具。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重新阐释它的内涵,利用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来发掘它过去被我们忽视的特质,以此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论在新的哲学话语和视域中的交流,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其次,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价值论转向要能够正确评估和继承古人的思想和哲学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不重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系统化建构,哲学主题以道德、人性、心性、修养为核心,在价值领域存在大量的真知灼见,其文本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富有灵性但又缺少精密严格的推理论证。

中国古代哲学在价值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智慧,产生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如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对人格修养的重视和对修养方法的探究、寻求诗意化的生存体验、对社会生活的礼仪化建构等。

这种古代文化的底蕴要求中国的价值论转向要体现出中国气象,而不能一味的搬用西方的模式。

再次,中国价值论的转向是以改革开放中社会的大发展和转型为背景的,所以必然会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变革性。

价值论研究要超越片面的地域文化观念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创造出新型的价值理论和规范,为普世的价值原则和人类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中国式的养料。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二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

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

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

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

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

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

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

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

……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

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

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

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

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

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

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

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

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

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

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

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三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

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

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

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

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

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

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

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

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

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

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

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

”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

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

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

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

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

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

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

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

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

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

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

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

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

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

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

“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

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

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

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

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

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

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

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

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

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

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

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

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

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

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

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

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四

亲爱的朋友们,我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受贵校和张百春教授之邀,我曾经于和两次来到这里举办讲座和参加学术会议。

我的这次系列讲演是对北京师范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及我们协同人学研究所之间友好合作的延续,也是我个人与张百春教授之间友好关系的延续,我们之间己经有多年的学术交往。但是在我们的合作中,这样大规模严肃的学术活动还没有举行过。现在我们打算在这里举办一个系列讲座,它们构成一门内容独特的课程。我们将考察许多主题和各种问题,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问题和主题无法容纳在一门课程或学科里。首先我们将考察一个历史问题,从基督教诞生到今天。我们还将讨论俄罗斯文化、拜占庭文化、西欧文化,如果时间允许,可能还要涉及到日本文化。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哲学问题,也是在一个比较广阔的范围考察,从古希腊哲学直到今天的后现代哲学。此外我们还将涉及宗教、神学和心理学问题。不过,内容和主题上的这种多样性不是为了消遣,也不是要把听众搞晕,而是为了解决一个重大课题,这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主要任务:理解现代人,学会描述他。我们将要表明,旧的古典科学己经没有能力描绘今天的人。我们将提供对待人的现象的一些新的可能立场。我们在这里要突出一个立场,这就是所谓的协同人学。这个立场主要是由我以及我在莫斯科的一个研宄所制定的,但是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逐渐地也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大致提纲。现在我们开始第一讲。

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是俄国哲学的起源及其开始阶段,这个阶段尚处在独立的俄国哲学传统出现之前。

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完整的现象,俄国哲学属于庞大的欧洲哲学传统。欧洲哲学源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今天。在这个传统框架下,欧洲每个主要民族的文化都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俄国哲学就是这些地方的民族哲学传统中的一个。不过,在这些欧洲地方哲学传统中间,俄国哲学很独特,它与其他地方哲学传统有明显的不同。

为了理解俄国哲学的特点及其个性面貌,为了理解欧洲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多样性,首先我们就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即一般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说,哲学应该干什么。每个民族的哲学传统都有其普遍的任务:哲学应该以特殊的方式,即以哲学的方式表达自己民族的社会和人的精神内容、文化内容和精神追求。俄国哲学应该表达俄国社会和俄罗斯人的追求,表达俄罗斯理性形态的基础。

就性质而言,哲学的这个任务是普遍的。每个哲学传统在开始自己道路的时候,都应该有个一般的任务。这就是说,应该首先有一个需要用哲学形式来表达的资源。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描绘俄国哲学在其开始的时候所拥有的资源。

学术界通常认为,俄罗斯文明文化的有机体及其历史存在开始于罗斯受洗。罗斯受洗是个历史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历史过程,即接受基督教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是传递,即从拜占庭向罗斯传递一种广泛的宗教和文化的内容,包括物质的和思想的内容。对我们的主题而言,思想层面的内容是主要的。我们用一个词组来表达从拜占庭传到罗斯的这些文化和思想的内容,这就是本课程的第一个基本概念:东方基督教话语(bctoohtiixpicthahckugcyp)对我们这门课程而言,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术语(下面我会给出它的定义)。

我们的第一个论点是:东方基督教话语从拜占庭向罗斯传入,这就是俄罗斯文化过程的开端。在俄罗斯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在俄罗斯意识的历史上,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作用是主导的和决定性的。正是东方基督教话语塑造了俄罗斯意识,决定了它的结构,成了其内容的基础。后来,在俄国历史上,当哲学开始产生的时候,东方基督教话语又决定了俄国哲学的任务。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准确地界定,什么是东方基督教话语,并描绘其内容。

我给出的定义是:东方基督教话语首先是一套话语。什么是话语(gcypc)?我是在一般的学术意义上理解话语的。话语是一个符号过程,是表达实在的方式,是理解实在的一种语言。具体而言,东方基督教话语是由东正教,即东方基督教创立的,它包括塑造东方基督教(拜占庭,然后是俄罗斯)的心智(mehtanuet)和文明文化有机体所需要的精神的、观念的和认识论的资源。这套话语大致是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创立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特点也形成了。这个主要特点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基础是一定的基督教宗教经验。理解这个特点的最好手段是对比。在四世纪,离东西方基督教会的分裂还很遥远,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己经形成了另外一个立场,另外一套西方基督教的话语managhftxpicttahckhujgckypc)西方基督教是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产生的,它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完整的、完善的教会组织,发展出完善的无所不包的教义体系。尽管这个任务是很自然的,但是,东方基督教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这里,而在另外一方面。对东方基督教而言,主要任务是使人通过某种方式获得自己个人的精神经验和宗教经验,就是最初基督教信徒,即基督的学生们所获得的那种经验,他们曾经直接与基督发生过个人的交往,在这个交往过程中,他们达到了与基督的结合。这样,东方基督教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获得真正的基督教经验,即追求神,与神结合。显然,这个任务的特点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这不是建制性的,而是个人的,存在意义上的任务。要解决这个任务,就需要另外的资源。假如首要任务是获得经验,那么就要发展一种特殊的实践,以便培养这样的经验,展示如何获得这样的经验。其实,这里也有自己的普遍逻辑。在每个文化里,在每个大的世界宗教里,也都会出现这样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以建制为主,创造完善的学说,另一个趋势是不以建制为主,而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让人获得一定的经验,通过一定的手段铺设自己的道路。

我尝试做个类比。在中国文化里,儒家强调生活的组织建制方面,相反,道家则强调获得个人的经验。由此可见,儒家更类似于西方基督教(天主教)道家类似于东方基督教(东正教)当东方基督教把获得一定的宗教经验放在首要地位的时候,在公元四世纪,它就开始制定相应的修炼方式(实践,npakthka)这种修炼的任务就是再现真正的宗教经验,即与神交往的经验。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发展出东方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即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静修主义实践(hcuackahnpktka)这种修炼的一般结构,在当时立即就清楚了。在这个修炼过程中,人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改变自己,从一般人的通常状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里,人可以与神结合。这里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清楚地理解人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应该构建一个过程,在其中要改变自己。这个状态可以用一个东方基督教的特殊概念来表达,即神化(〇〇〇weut03c)其意思是与神结合。这是东方基督教的基本术语,主要理想。在这个状态下,人与神结合,因此他要经历非常巨大的改变,在他身上不但有人的特质,而且还要有另外一个存在层面的特质,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尽管这个状态只涉及到个人,但是,当时就清楚了,孤立的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应该有一个共同体,其成员共同制定这条精神道路。

需要什么样的经验,如何获得这样的经验,借助于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获得它,这不是一个人的任务,而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完成的任务,是多代人努力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一个传统,或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其成员在从事一种特殊的修炼。当东方基督教为自己提出获得一定经验的任务后,它就要同时形成两个东西,一个是一定的人学实践,人学过程,在这里人将改变自己,这个部分涉及到个人。此外还需要集体,要有集体的任务,就是要成立这样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成员要从事这种修炼,逐渐制定修炼方法,当这种修炼方法被制定出来后,还要将其保存下来,并完全精确地传递下去。

这样,东方基督教话语应该有自己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静修主义。从内容上说,静修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静修主义实践,第二是静修主义传统。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即实践的个体方面和集体方面,就是静修主义这个词的基本内容。当我们说静修主义时,指的就是这两个方面。这里我们又看到,静修主义这个词所描绘的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在每个宗教文化里都应该出现,比如在道教里,既有个体修炼的人学方面,也有修炼集体方面,即成立共同体,建立修道院,制定修炼方法,并传递这个修炼方法。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就被称为精神实践(yxobhahnpkthkk也可以翻译成灵修)和精神传统(gxobhahtpaguu)这样我们就大致地解释了什么是静修主义。至于静修主义的具体历史,我们会用专门一次课去讲解,就是明天的第三讲。

静修主义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东方基督教是个复杂的现象,静修主义表达了基督教实质自身所规定的部分。但是,罗马帝国的'遗产,罗马多神教也进入到东方基督教里。在自己道路的一开始,从四世纪开始,在东方基督教里,在东方基督教话语里,出现了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它己经具有了罗马多神教的特征。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是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在罗马帝国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宗教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这就是对政权的神圣化使国家建制合法化。国家赋予宗教的任务是,在所有臣民,所有公民的意识里,确立世俗政权本质的神圣性。这里不但是政权的神圣性,而且还包括政权的体现者的神圣性,即确立政权及政权领袖的神圣性。罗马官方宗教,古代罗马多神教的礼仪,就履行了这个功能,即使政权及其体现者神圣化。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宗教时,皇帝必然要把这个功能交给基督教。早期基督徒所创立的那个基督教没有担当这个功能,当时的基督教对待政权的态度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根本不把政权神圣化。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其内部发生了改变,新的组成部分进入其中。我们用一个词来描绘这个组成部分,这就是神圣化(cakpauauu)。所谓的神圣化,就是肯定某些现象、对象、建制和一般的人间存在秩序与神的联系,根源于神,具有神的本质。对哲学家而言,很明显,在神圣化背后有一个哲学立场、论点。如果我们断定经验生活里的一个现象或事物拥有神的本质,拥有与神的联系,那么我们就说,它们拥有某种神圣的本质,就是说,在世界和神之间,在经验世界与神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联系。

显然,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宗教性。如果我们说,人可以追求神,通过交往的途径与神结合,那么我们并不说,他有某种本质,这个本质具有神圣性^我们说,如果他用自己的能(hp1u)追求神,这时他就与神有联系,如果他不追求神,那么他与神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这是一种能的联系,这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联系。这样,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有了能的宗教性,这个宗教性就是由静修主义表达的。但是,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其中就有了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种类型的宗教性,即神圣化的立场。于是在东方基督教话语里就出现了两个组成部分:神化瀞修主义)和神圣化,它们拥有不同的本质。因此,基督教不是均质的,在它的组成部分里包含了能的宗教性因素,即人在个性交往中与神发生联系,这是人与神之间的全部关系。但也有另外一种宗教性,另外一种立场,即认为在世界上有神圣的东西,如神圣的礼仪,神圣的建制,首先是国家政权及其体现者,即皇帝。

这样,在东方基督教里就有了两个不同的宗教立场,它们引起了不同的后果。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但不是和谐的,而是冲突的。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或方法,可以描述历史过程,其手段是考察这两个宗教立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每个时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这个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跟踪这个关系的演化。就一般特点而言,在东正教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通常就是神圣化。但我们记得,基督教宗教性最实质的方面是另外一个部分,即我们所谓能的宗教性,静修主义,神化。这些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时代,是基督教文化繁荣的时代,它们为基督教文化带来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还会有自己的未来。这就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组成。这套话语从拜占庭传到罗斯,并成为俄罗斯意识需要加以表达的资源。

我们要记住,东方基督教话语有两个组成部分,神化范式和神圣化范式,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在每个时代形成了它们之间特殊的关系,我们要研宄这个关系是如何变化的。这就是我们研宄俄国历史的方法。因此,下面我们就过渡到俄罗斯。

首先,东方基督教话语从拜占庭传递到基辅罗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无法详细描述俄国的历史。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指出俄国历史中的三个主要阶段:基辅罗斯(910—13世纪)莫斯科罗斯(14一17世纪)俄罗斯帝国(从18世纪到十月革命)。我们看看,这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的关系。

获得了积极的发展。但可以说,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本真的基督教立场,即静修主义和神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般的历史学家都把基辅时期理想化,将其视为俄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关于俄国历史的这个早期阶段,历史学家们的这些意见有些夸张,但是他们正确地指出,在这个时期,在基辅罗斯确实存在了正确的基督教,理想的基督教,它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基督教的基本方针,如慈善,社会公正等.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很长时间里,在几百年内,在宗教和国家里,另外一个立场获得强化,即神圣化的趋势增长并占主导地位。神圣化范式首先表现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国家政权越来越强大,它越来越要求宗教服从自己,宗教不但要为国家服务,而且要为最高政权服务,并对其神圣化。除了与政权的联系,这另外一个范式,即神圣化范式还表在礼拜仪式上。神圣化倾向越是强烈,日常的经验生活因素就越被认为是神圣的。在这种情况下,曰常生活方式受专门的礼仪规约,任何事情都不能简简单单地做,在一切里都有礼仪的、神圣的和神秘的方面。日常生活自身成为神圣的、礼仪化的。这种状况与历史的动态过程对立。既然一切都是神圣的,日常生活成为神圣的,那么国家和社会就脱离了实际的历史过程。既然国家和社会里一切都是神圣的,那么它们就不需要任何发展过程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其中结束了。社会成了一个僵化、神圣的机体:上边是神圣的政权,下面是神圣的日常生活,一切都变成了庞大的礼拜仪式系统。历史在这里结束,历史不再发展。俄国在莫斯科罗斯时期就朝着这个静止的、神圣的和礼拜仪式化的社会发展。东方基督教意识的指向是另外一种类型,它追求个人与神的个性联系和个性交往,这个方针显然区别于哲学的惊讶,它导致另外一个过程,不是发展哲学,而是发展精神生活,这种精神发展的自然表现就是静修主义实践,而非哲学。无疑,要实现这个方针,意识也要进行某种理智活动,它应该有理论任务,发展出某种类型的神学,理论话语。但是,这个话语与哲学话语不一致,因为它首先要包含活生生的交往经验的见证,并遵循这种经验的指引。这种见证是通过特殊形式的论题和论点来表达的,这些形式是哲学所不知道的,这就是教义的形式。这种类型的意识导致特殊类型的理论话语,它区别于哲学。这就是所谓的教义神学,在古希腊世界是没有的,只有在基督教里才有,它与哲学构成竞争。

其实,对待哲学的特殊而复杂的态度不但在俄国有,在拜占庭也如此。拜占庭意识对待哲学的态度也是很特殊的。在西方古典意识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拜占庭的哲学在哪里?很难界定,什么是拜占庭哲学。初看起来,那里只有神学。所以在西方古典学术里,在近代和启蒙运动的一开始,就形成了对拜占庭理智生活的经常性的轻蔑态度,说那里没有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并以此为基础断定,拜占庭是个静态的社会,没有发展出任何理智生活。只是后来,到了20世纪,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拜占庭有独特的理智生活,思想创造,但这个创造是在另外的形式下发生的,这个形式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提出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类型的意识。由于这种类型的意识把个性的宗教经验放在首要地位,那么它就不能发展出哲学,只能发展出一套神学话语。

不同于首先在希腊,然后在欧洲出现的那种哲学形式。

在俄国,在东方基督教话语基础上,哲学没有产生。拜占庭之路有所不同,它毕竟尝试从神学过渡到哲学,但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哲学。就是说,拜占庭企图在东方基督教话语基础上,创造自己独特类型的哲学。在拜占庭末期,在这方面甚至取得过一定的成绩.在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俄国,东方基督教话语并没有产生出哲学。相反,这里的哲学是从西方来的。在西方化之后,哲学立即就从西方传入到俄国。俄国的哲学只是在俄罗斯综合之后才产生。这个综合是在西方化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相应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哲学也是在西方己有的形式和方法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俄国哲学一开始就被纳入到西方哲学传统框架之内。

如前所述,俄国文化的历史顺序是这样的:起初,最积极的文化形式是文学,然后是历史思想,最后逐渐地出现了哲学思想。至于说到俄国文化的形式问题,具有实质意义的是,俄国当时没有出现大学文化,没有形成学术和学者的共同体。那些早期的哲学过程是在典型的俄国特有的形式下产生的。当时在俄国有一些人数不多的私人共同体,它们被称为小组。此外,就是朋友们之间的私人谈话,这些谈话起初是在贵族沙龙里,然后是其他阶层的沙龙里经常举行。但这里没有西方社会的现成的文化形式,比如大学和科学院,这些东西在俄国很晚才出现。因此,早期的哲学过程在俄国主要是在私人谈话和朋友们的小组里出现的。在俄国社会里,在学术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没有形成发达的建制。但是,借助于俄罗斯综合,强大的思想和文化的潜力得以发挥,并在其他形式里获得表现,比如在私人家里,私人小组里。在这里也有理智的显著发展,这还不是哲学过程,但可以称之为前哲学,哲学的开端。

通过这些小组的形式,在私人家里的小团体,私人谈话的形式,俄国得以开创自己观念发展的重要时代。起初是文学小组,它们逐渐成为理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小组。在私人争论中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在19世纪代,特别是在30年代出现一些小组,它们的主题是纯哲学的,起初它们受到谢林哲学的影响,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影响。在小组里,一些独特性的主题逐渐地成为思考的对象,比如俄国历史的机制问题。用今天的话说,这己经是历史哲学的思考了。大致可以说,第一代、第二代小组都有文学指向,浪漫主义倾向,在它们之后,在第三代小组的文化里,己经出现了哲学性质的小组,它们开始制定独特的哲学思想了,这就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小组,它们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是俄国哲学史里的重要片段。

有这样一个小组,其成员发展出俄国中心论的方向,认为俄国不应该被看作是落后的民族。在俄国实际上出现了自己真正的历史道路,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社会形式,与西欧不同的社会形式,以后也应该继续如此。与西方社会形式相比,俄国形式有自己的优势。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小组,这是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小组。其成员也同意,俄国的发展和社会形式与西方的发展和西方社会形式之间有根本的差别,但对这些差别的评价不同,他们认为这些差别不是优点,而是不足、缺陷,它们表明了俄国落后于西方。这两个小组分别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西方派所说的俄国的不足和缺陷,在斯拉夫派看来,恰好是俄国的优点。

于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开始形成两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思想立场,在俄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纲领。尽管它们还不具有哲学的形式,但己经是两个不同的思想立场了在这个时期,与这两个小组并列,不依赖于它们,出现了恰达耶夫的哲学。人们经常说,他的哲学对俄国哲学的产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恰达耶夫写了一系列文章,表达了其历史哲学方面具有独创性的观点。他完全独立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小组。但是他的立场接近于西方派,而且是西方派里的一个极端形式。恰达耶夫断定,俄国历史至今都没有实现任何文化和历史的价值,完全是无意义的,无结果的。相反,他把西方历史与俄国历史的无益处对立,认为在西方实现了基督教的理念和价值。在其第一封信中,他甚至断定,在一定程度上,在西方己经实现了上帝的国。很好理解,这种对俄国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的激烈否定,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激发了俄国的思想过程。

在俄国哲学形成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少被理解,甚至根本就不提及的因素,这就是尼古拉一世时代形成的官方意识形态。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官方政府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立场,自己的意识形态纲领,其中最著名的论点是由教育部长乌瓦洛夫表述的,即这样一个著名口号: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这是一个明确的思想纲领,也产生了自己的影响。俄国社会的文化圏子相对于这个官方意识形态处于反对派立场上,并且表达了自己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轻蔑。但实际上,当时这个文化圏子没有明确形成的思想纲领。因此,尽管文化圏子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待官方意识形态的消极态度,但是,这个官方纲领,其中所包括的观念、思想,以及术语自身在事实上也受到广泛的关注,因此,这也是对俄国哲学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

我们看到,到19世纪40年代初,俄国己经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思想场景:西方派小组、斯拉夫派小组、恰达耶夫历史哲学、官方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己经足够形成第一批思想学说,即西方派学说和斯拉夫派学说。这是最初的一些思想学说,以后在它们的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传统.

在自己存在的第一个阶段,斯拉夫派学说和西方派学说都有了自己的文本,借此表达自己的立场。然后是决定性的阶段,即公开的论战。这些论战发生在莫斯科,总共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大约在1842一1845年之间。这些非常积极而活跃的讨论和争论是俄国文化史上以前所没有的片段,它们吸引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在这些论辩过程中形成了对俄国历史的新观点,尽管这些观点还不是哲学的。在这两年的积极论争中,两个小组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最后,双方彻底断绝了关系,甚至是私人关系。但这些争论的结果是,两大学说都具有了自己完善的形式,这就是西方派的学说和斯拉夫派的学说。就内容而言,它们包含两大主题,第一是俄国的问题,第二是个性的问题,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五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正是通过技术创新,人类创造了属人的技术世界。今天“技术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见”。首先,与其说我们栖息于大自然之中,毋宁说我们已经栖息于技术世界之中,并且我们仍然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陷于其中。“技术是现代人类的栖息地”。其次,对于这个人类自己创造的“第二自然”,人类似乎是熟知的,而实质并非真知。今天的技术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深沉”,普通民众与之接触的只是其外围“终端”或“显示屏”。

现今人类的境况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人类逐渐从对大自然的无知中解放出来,人类是通过科学而解放;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人类又重新陷入了一个无知的技术世界,人类是通过技术而蒙蔽。于是,技术启蒙就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时代任务。技术启蒙关键是要对社会的关于技术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籍此,建立起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六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进行一切改造活动的基础。实践是具有客观性和物质性的一种活动。人类进行一切实践活动的目的均是具有能动性的。实践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活动,其在内容上主要包含三个基本形式,具体表现为生产实践、处理社会见存在的相互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实践。实践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观点。

一、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

(1)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为一种全球意识。

在经济及科学技术告诉发展的当代社会环境中,实践在空间特性上表现为全球性的规模和全球性的效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进行理解可发现,其实践观表现为具有一种具有全球性的意识,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须站在全球的角度,深入解读实践字人对世界间成存在的相互关系,对当代人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当代,实践是人与世界关系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实践所体现出来的全球性标志着当代人与世界存在的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展开和实现。人与自然间存在的关系表现为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均具有全球性,成为备受全球人们关注,并急于对其进行有效解决的问题。

(2)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一种未来意识。

受当代技术存在的特殊性质影响,当代实践存在的时间特性对未来产生极大的影响。和这个特性相互适应,马克思主要哲学中的实践观体现为一种关于未来的意识,该种观点要求人们在对当代实践进行考察的过程中需高度重视对人与世界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着重对实践对人与世界关系未来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解读。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实践对全球规模及效应产生的意义具有双面性,实践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具有双面性,当代实践中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导致发生的诸多问题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最后对未来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制约作用。虽然在当代世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内矛盾、国度矛盾等所引起的各种冲突与战争目前还可以通过各种力量进行控制,将这些矛盾所引起的相关冲突与战争有效地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及范围内。但是这些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并且还随着世界的发展不断与多种全球性的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世界得到发展的同时,各种全球性问题也在不断发展。当这些矛盾进一步激化时将会对世界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3)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一种人类意识。

在当代技术发展存在的特殊性质的影响下,当代实践所具有的价值特性主要体现为主体性与反主体性效应二者间的同步增强。因为当代实践具有全球性的性质,并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里所提到的主体就不仅仅指特定的个体,也不仅仅指特定的.人群,而指的是整个人类。与这种情况相互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体现为一种与当代实践密切联系的人类意识。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必须从人类整体观点来理解实践及其未来的发展情况。从人类的观点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进行解读的实质就是要站在人类生产和人类发展的高度对当代实践多人与世界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解读。当代实践所具有的全球规模和效应双面意义及其对人与世界关系发展产生的双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为,实践作为当代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世界进行理解和把握的一种基本方式,当代实践凭借其特有的技术不断得到扩大,不断增强,并充分展示了人类所具有的强大本质力量,为人类的生存和今后的发展创造出了无法预想的有利环境和条件,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体现为,当代实践作为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当代实践的技术又会反过来对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冲击,进而会为人类生存和人类发展造成出诸多种现实的威胁和可能的威胁。当代人与世界关系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各种困境和各种危机,实质上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多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当代实践的主体和反主体效应的基本内涵。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意义。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为基石建设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观,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该种实践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其基本特征重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

第二,“不争论”、“让事实说话”,求真务实的实践理论风格。

第三,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人民群众实践主体论。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七

摘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

科技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必须得认识这个世界。

然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而且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也是一致的。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人类所改造的客观世界的主体是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是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世代繁衍的必由之路。

〔1〕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生活成本的与日俱增,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人类在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日益匮乏,从而又加重了人类的生活负担,这正在演变成恶性循环。

因此,在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日后的科技发展中更好的保护环境,如何在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发展中找到协调发展的路径,已成为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从敬畏,到控制、剥削,直至自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过程。

自然观正是在人与自然界长期相互作用、影响下形成的;作为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自然观是指“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性质、构成、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随着人类对世界、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到现在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人类科技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过程;然而对近代科技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也称产业革命,是以1784年随着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人类进入了蒸汽动力时代为主要标志,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它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大机器生产取代了以往的手工作坊,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

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大陆,英、法、德以及美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人类第一次萌发了征服自然、改造物种的信念。

而且从此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人类开始使用机械进行生产劳动,同时也开展了化学在工业和农业的应用……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一次这么深刻的突显出来,传统的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难题。

〔3〕正如有人评价:“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将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一种新的研究体系,它使得知识和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

然而人类对技术的不适当的应用,使技术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当环境严重污染、空气质量恶化、气候变暖、臭氧层遭到损耗、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资源、能源日益枯竭和土地沙漠化时,却以损害和剥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后代人所依赖的资源为代价换换取少数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的好转,这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环境权利的不平等,违背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造成了生态伦理困境”。

现代人虽然有巨大的技术力量,却发现自己远离了自然。

经济发展可以为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但并不能自动使环境得到改善,自觉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才是环境改善的关键。

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不要因为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放松对环境的保护。

环境问题应该时刻关注,不应等到污染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和利用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能源短缺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

人类通过对能源开发和应用的历史及其结果的深刻反思,从20世纪后期开始有意识的弥补曾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并将探索新的洁净能源看作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致使能源的结构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981年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世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这对于全球开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相对于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类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的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

可再生能源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而且资源分布广泛、潜力巨大,适宜就地开发和利用。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能源系统的主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对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

据阿尔巴尼亚4月15日《世纪报》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说,由于空气污染,欧洲各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已减少了8。

6个月,而对于工业大国德国更为严重,该国人口平均寿命减少了10。

瑞典科学家日前表示,郊区手机发射基站间的距离较远,手机需要发出更强的电磁波来维持通话。

因此郊区住户使用手机时面临的风险就更大。

美国科学家于2月15日发表的一份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孕妇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气,那么胎儿的dna可能也会随之受到损伤。

这项研究首次向人们揭示,妇女怀孕时暴露在燃烧后受到污染的环境中,

可以导致其腹内胎儿的染色体发生异常。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卫生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是在对60名新生儿进行分析后,得出这一结论的。

作为一项大型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研究小组对这些新生儿暴露在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pahs)中的程度进行了监控(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主要是由于含碳化合物不完全燃烧或是在石化燃料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为了测定暴露在污染环境中的程度,这些新生儿的妈妈、

一些怀孕妇女都要填写问卷调查表,并且要在她们怀孕的最后3个月随身携带便携式的空气监测器。

研究人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平均污染水平,把这些孕妇的受污染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组。

随后,研究人员会对新生儿的脐带血进行分析,

观察他们携带dna的染色体。

研究者发现,受污染程度低的孕妇,其新生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要明显低于受污染程度高的孕妇所生的婴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

这些新的问题都等待着人们去解决。

20xx年5月,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水源地水质遭受严重污染,给无锡市群众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6月29日,家宝专程到江苏无锡对太湖污染及治理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家宝还先后考察了朗盛(无锡)化工有限公司、帝斯曼柠檬酸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污水处理情况。

在梅梁湖泵站和蠡湖展示馆,他详细询问了调水引流和蠡湖水环境治理情况。

在芦村污水处理厂,家宝向企业和地方的负责人了解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要求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提高污水处理技术工艺水平,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

针对太湖、巢湖和滇池的水污染事件,家宝指出,太湖、巢湖、滇池是长江水系的三颗明珠,周边地区都是风景胜地,历史文化悠久,城乡经济繁荣,但一个时期以来“三湖”污染日益加剧,水环境继续恶化,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使“三湖”湖体富营养化加重趋势得到遏制,水质有所改善,逐步恢复“三湖”地区的自然风貌,努力形成流域生态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环境。

他提出十点要求:

第一,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预防蓝藻再次大规模暴发,确保城乡居民饮水用水安全。

第二,强化工业污染源的全面达标排放管理,禁止新上向“三湖”排放含氮、磷污染物的项目,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第三,加强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并确保正常运行。

加快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和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

第四,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第五,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

实施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建立生态湖滨带,做好调水引流工作。

第六,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和社会参与的污染治理投入机制。

第七,科学论证,制定各个湖泊的综合治理措施和技术解决方案。

第八,加强各方协调配合,太湖流域治理要建立高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抓紧编制综合治理方案。

第九,强化环境执法监督,加快制定太湖、巢湖、滇池等管理条例。

第十,落实防污治污责任制,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基层、企业和个人。

总之,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一百年,全球人口与经济在迅猛增长。

因此人类的胜利是局部的,伴随人类成就达到顶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达到了普遍化和严重化的程度。

当今世界第一次出现资源全面紧缺的现象,人口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

世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和全球性的,它再一次告诫。

: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的'恶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能力越为强大,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也就越为明显“当代人类面临的环境污、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无不与现代科技的无节制使用有直接关系”现代科技也给人类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成为笼罩在人类心理与文化中的阴影。

〔4〕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如政治法律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等,都应该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作出反应与反思。

而这些反应与反思作为当代文化的时代精神!又会影响与改变当代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

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在当今社会,由于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性问题,

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立足于世界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

我们要在世界观、方法论、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反思,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不仅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技术、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的全面的发展观。

倡导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节约能源与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被认为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模式。

在我国,环境问题愈演愈烈,面对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的挑战,结合我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环境哲学相关论述,以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环境的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无疑会提供给我们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环境问题,剖析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探索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路。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八

哲学从米利都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便被历代哲学家所关注、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奠基石.而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对理性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各有差异、形成了各种流派和观点.今天,我们从源头上再一次弄清楚理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我们以理性的哲学方式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王文臣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科学院,上海,44刊名:理论界英文刊名:theoryhorizon年,卷(期):“”(12)分类号:b502关键词: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

实用老庄哲学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九

所谓信念就是根据自我暗示,在潜在意识中被宣布和反复指点所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在把你的愿望反复的告知潜在意识的过程中,你就变成了有信念的人。拿破仑《成功的哲学》。

人们一般都不太知道自己的信念是什么,尤其是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信念,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幸福的向往,我们的各种需求实在是太丰满了,但是呢时间久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就自动的去追求了我们最想要的东西,放弃了我们本以为我们想要,但事实上我们就要不到的东西。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用心的发现一下,到底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这种最想要的东西就可以被我们变成可以清晰的表达的语言,然后我们可以说给自己也说给别人。当这些话被明确的说出来的时候,他的这种作用就更凸显了。

妈妈觉得你这点做的非常好,有很多时候你非常坚定的说,我一定能做成什么,当我听到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捏把汗,但是我又特别的高兴,我觉得你这种一定要做成什么的意念就是所谓的信念,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未来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发现那些我们实际上不敢都要的东西,比方说妈妈从小当了这么多年干部,我是真心的想当官儿啊,可是呢,当每次在我的时间选择的时候,面临学生和孩子家庭的需求的时候,我都把学生和家庭放在前面。当领导的一些事情放在后面,这就让我知道原来虽然我内心当中非常渴求也是我曾经非常荣耀的干部生涯,但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真正选择的才是真实的,所以我就现在安心的当一个小兵,当一个好妈妈,当一个好女儿,当一个好老婆,当一个好老师,然后呢,我就把这种我的真实的选择当做一个信念,不断地加强我自己如何当好老师和妈妈的行为。也坦然面对我实现不了的愿望,对它说no.

西乡隆盛说过:“越是不惜生命,越是不贪官路,越是不图名誉的人,越不好对付,但如果不是这样不好对付的人就不能患难与共,来完成国家大业。”

如果在人的心底的某一个角落里存在私欲,那是使不出劲儿来的。

有句古话说无欲者刚。还有人说,现在最知名大学问家都是那些衣食无忧,什么都不缺的人,他们完全凭着兴趣和为他人造福的意愿去奋斗,这种奋斗有无穷的动力。世俗中人们看别人的时候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这个人有什么家世啊,有什么样的背景啊,但是事实上到了比较高端的层次,人们的家世他们的背景都帮不了他。人们在经过了各种选择取舍之后,最终留下的可能就是他们矢志不渝,需要去实现的梦想。这种梦想可能一开始是很难清晰的,很多人是经历了各种权衡取舍,到了一定的年龄,甚至年龄很大了,才发现自己真实的愿望。但是一旦人们认清了自己的愿望,那么他们就不会顾忌什么人情世故,不会顾及之前的基础,一往直前地去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外力都不可能去干扰她。

妈妈到了这个年龄就经常感觉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真的是太难得了。一旦有这样的人,不管他的身世,不管他的性别,不管他的年龄,不管他一切的外在的条件,我们都可以就这一个事业来一起讨论。那么这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我觉得共产党员称呼别人为同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用词,它表明大家有共同的志向,这真的是太难得了。而这种同志呢,我们也发现,()往往只能在我们追求的某一个相似的方面有同志的感觉,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仍然不能够要求对方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如果我发现某一个人在我的追求信念的道路上是有共同话题的,是可切磋的,那么我就会非常的开心,这也就是我的.一些同学关系为什么那么融洽的原因,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经历,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又有相似的专业方向的话,那么我们可谓说是非常难得的朋友。

德国著名博士巴普洛夫说:“理解生活意义的人显得年轻,而且长寿。”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意义呢?归根结蒂就是是否有基于爱的行动。那么识别人的方法是什么?最直接了当的方法就是看他是否具有帮助弱者的心。

家长会上你们的老姜说同学们对她的评价让她极为开心,说她是知性优雅又有少女心。这就是你们的老姜为什么快50岁了还被评为有少女心的人。

妈妈现在也感觉自己活得越来越年轻啦,我觉得是因为当我做了很多的减法,当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而且我知道我是基于热爱去做为喜欢的人做一些喜欢的事,为自己做一些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变得尤其的年轻和开心。

对弱者的关心确实能体现人的爱心。在这一点上,妈妈做的有点儿过。我从小对很多学习不太好,或者是家庭需要帮助的同学都付出了非常多的无私的关心和热情。这两年妈妈看了心理学的书,发现人们对于弱小人群的关心为什么会特别多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通过帮助这些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是比他们优越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另外一种虚荣心。所以我想说,虽然我们需要关爱弱者,但是我们更需要去在平等意义上凸显自我的价值,让平等的人能够尊敬我们,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战国时代的武将武田信玄,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人不要做自己想去做的事儿,而要高兴的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这样他必然会完成大业。”

这一句我也特别有感触,其实我们的时间是那么的宝贵,我们想做的和我们必须要做的这些都是在抢夺我们的时间。重要的和不紧急的事情往往就是被那些我们想做的不重要和不紧急或者不重要且紧急的事情给抢占了。在我们进行时间管理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把那些我们不想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优先的去做,反复的去提示我们要去做,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通过行动实现那些重要的事情,获得了自己最想要的,但最难能的梦想。在这一点上,妈妈做的也不好,但是我有了一个意识,就是我会经常的提醒自己去做一些我不愿意做,但是应该做的事情,希望你也能慢慢的多做一点这样的自我提醒。

实现目标=精神状态*行动力*能力。

人们在碰钉子的时候后果有好坏之分。怎样看待钉子就困难呢?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是为了使我成长而存在的,如果把它克服了自己就能成长壮大,通向目标之路也易于开拓。也有人认为哎,因为那个不行,因为这个不行。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对达到目标来说,得出的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事情是客观发生的,所以人怎么想是很重要的。

怎样才能让对方喜欢上自己呢?第一,自己要喜欢对方,不能戴有色眼镜去看人。第二,对任何人都要赤诚相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不容易相处,好的有时小小的关心照顾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相反,有时由于一时出口不是也会伤了对方的感情。

领导者的条件,第一要确定超过实力100倍的目标,一马当先冲向敌阵,有同比自己更有才干的人一起工作的本领。第二,要具有深厚的爱,要暴露自己的思想。第三,使对方了解自己,笨人最终是要胜利的。

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一个日本青年改革者的自述。日本德田虎雄著。

写给金子。

917。

山大附中正心团队13班家长刘润筱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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