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

时间:2023-12-06 作者:雁落霞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一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平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平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二

今天无意中看到了一本叫《万历十五年》的书,真是感觉受益匪浅。好久没有这样的撼动过了。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终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看了这本书后,真是叫人回味。从中也学到了许多的人生道理。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三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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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四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五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了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军队——“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了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六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平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平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杨巍,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垮台,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果然,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于是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明朝有个规矩,官员被参,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于是申时行离职,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也被参劾,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绝然没想到,万历此时发挥了明君的作用。他把这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明白了参劾者的真实用意。

为什么这帮人在高启愚当年出题时一声不吭,现在振振有辞?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如果搞垮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就轮到三辅王锡爵上位了。可惜王锡爵明智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上书说,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文官”阳“的一面发挥了作用。

于是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只能作罢。

不过为了保持文官之间的平衡,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万历过了几个月之后,把其中最激烈的几个官降三级,首先弹劾高启愚的御史被调往外省,而高启愚也被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至此,张居正余波全然告终。申时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时行深得万历的信任,大概有一点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和百官有隔阂,心灰意冷,对上朝啊各种皇上该出席的礼仪活动啊都懒得去,一次不上朝,万历的理由是“脚痒”,而且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脚痒,为什么脚痒不能上朝:因为近日心中火气过旺(都是这帮大臣不让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凉药,可是凉药吃下去把火气压到了脚底板,所以脚就很痒,脚痒就得挠啊,一挠两挠三挠就挠破了,挠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当然就没办法临朝啦!

申时行的做法呢,是顺着皇帝来:皇上说脚痒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为脚痒才不能上朝的。更应该庆幸的是,皇上竟然这么大费周章地细诉不能上朝的原因,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这么说,皇上没什么大病,早朝和经筵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经派定,只要皇上能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如果皇帝觉得早朝太早起不来呢,我们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一下哦!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这么会替皇上着想,万历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对付,讨好一端,势必会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们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申时行刚好休假不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大臣们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而且写在第一个,他是首辅嘛。结果当然是万历震怒,皇上生气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平时听话的申时行也来捣乱。申时行听说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个折子,告诉皇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休假,根本没人告诉我他们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皇上怒气稍减。

可文官们不答应了:这不是我们文官集团的叛徒吗?于是把申时行辩解的折子也传抄出去,广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和大家伙儿不一心的!

就这样,申时行步履艰难地腾挪于万历和百官之间,直至最后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还写了一部《赐闲堂集》,活到八十岁去世。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异”,即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但他的温和谦让,也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最终还是被卷入事端,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温文尔雅地当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场真是险恶。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七

《万历十五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是黄仁宇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读《万历十五年》首先读的大概应该是位于附录二后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明白著者大历史观的概要,否则,读完全文也是不甚明白何以起这个题目。但倘若如作者所述,“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当在历史的'大轮廓中,见微知著,选一起承转折的关键点,更如标本的切片样,才是书的题解。

其次是道德观念和制度在书中哪一种,影响历史的程度在作者看来较重?在这里,制度所指的概念是钱穆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称的政治制度。而这前后两本书对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比较也是有意思的,《中》成书于1955年,《万》成书于1979年。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关于改革的政治书,也是一本关于记录改革的历史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积极探索,致力与改革和创造。然而,他们最终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中华大地的物质文明已经持续向前发展,丰饶的江南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的帝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却没有随之改进,事实上也无法改进。因为,阻止其前进的,乃是大明帝国以文官为基础的整个官僚体制。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八

和我一起读这本书的同学们多感慨此书行文散漫,思想飘忽,理解起来似乎总在得与不得之间。读过第二遍以后,这本书给我留下了远好过初读时的印象。《万历十五年》的文章叙述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形散神不散。

再看作者使用的史料类型,本书多引《明史》、《明实录》、《皇明经世文编》等正史典籍,虽然书中许多场景(如第一章开头)皆存在着作者的想象,但对本书的严谨度影响不大。

此外,本书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第七章对李贽哲学的论述,可惜笔者也是门外汉,不能参透其中奥妙。但分析过多种不同的观点后,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存在一些海外学者共有的态度,即中国这样的社会,很难自发产生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最可能的情况是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可能影响了他对相关史料的取舍。

总的来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通过对晚明一个年份的深度聚焦,使我体会到了明代中国官僚阶级的运作方式,也意识到了技术与制度在现代国家中扮演的不亚于道德礼仪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黄仁宇先生对明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但为了贴合主题,在对史料的取舍方面作为史家有失偏颇,不够公正,难免引人诟病。此为美玉之暇,亦为本书的一大遗憾。

xp的点评:邱壑同学的小传用简洁的语言勾勒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其对历史学界贡献的重要理论。黄仁宇本人是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的历史学家,写有自传《黄河青山》,可供大家了解其人。了解作者很重要,所谓知人论世。就书评部分来讲,大部分同学的书评写的非常散漫无逻辑,而邱壑的书评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不仅概括了书的作者主要表达了什么观点,如何论证了观点,也代入了自己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很多初学写书评的同学们学习的。当然,对于邱壑在书评部分提出的很多观点,应该是见之于其他人已有的观察,但未能注明详细的出处。《万历十五年》是史学名著,评论者众多,在写书评时必不可少是要梳理已有的评论,尽量做到不重复前人的观察,这虽然对高中生而言要求太高,但不妨值得努力,就此点而言,又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九

最初,是对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感兴趣,所以抱着强烈的好奇心翻开了《万历十五年》。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记得大概从去年九月开始读,断断续续读了很久,读到今年七月,竟已刷了三遍,有种上瘾的感觉,而且每遍都有新的收获。黄先生的书让我从新的视角去审视、解读历史,感觉耳目为之一新,眼界为之一开,回味无穷,而这远远比单单了解历史事件来得有趣和重要的多。

《万历十五年》,正如它的书名一样——1587,这一年没啥特别的事发生。是的,就在西方文明已经开始在大洋上开疆扩土的时候,对于世界另一端古老王朝的帝王、首辅、谏臣、将领、大儒而言,1587这一年却是极为稀疏平常的一年,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轨道悄然有序地进行着。然而正如静水流深,表面的不动声色之下,谁也不知有多少的劲流在涌动、狂澜那样,大明皇朝在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的背后其实早已埋下末路穷途的伏笔:一位当初雄心壮志、克己守礼的帝王在受到亲侍近臣欺骗后对朝政心生失望厌倦;一位有心辅助君主、温和谦让的首辅深陷党派之争、疲于应付;一位早已离世的重臣仍释放着他的政治影响力、引发朝局动荡;一位铁面无私、忧心天下的清官却屡遭排挤、孤独终老……其实每个人的初衷都希望这个王朝能走向世界之巅,然而在实现家国理想的道路上,他们越走越偏、越走越远。是的,有时候,当你满心以为你能够左右世界的时候,历史总会给你当头一棒,最后你只能大失所望、哀叹无力回天,不得不妥协求饶,成为历史的`附庸者,随波逐流。

为什么帝国的梦想总是破灭,黄先生在书中给出了答案。一直以来,作为稻作文明的典范,我们的国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仁政”、“德治”才是一个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使政策在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上及下全面推行?我们的先祖们显然很有智慧,他们认为“礼治”才是唯一符合正解的选项,于是他们制定出一系列简单粗狂的道德标准来规避复杂的政治架构(对的,这也就是被我们所熟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天子的一言一行既是万民的遵守范本,也受众人的监视督促。从一方面来说,“礼治”使朝政简化,臣民们不一定要明白施政者的用意,只需埋头遵守,即可达到政通人和、相安无事的效果;从另一方面,这样“礼治”又极其脆弱,因为把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完全地交托到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品德之上其实是非常危险,毕竟天子不是真正的神明(他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大臣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自身局限,这种看似坚不可破、高效便捷的制度其实自带bug,又何以能够独善其身呢?所以呀,一味追求虚无缥缈的道德至上,而又在法律上缺乏创造性,“其社会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同样加速帝国灭亡的是明朝的文官集团、文官文化。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青年的申时行就曾对文官当政有所疑惑,但是这就是当时明朝的政治生态。文官集团既支撑着帝国的运行,又是帝国的毒瘤(做事缺乏条理、庸政懒政、表里不一,拔与不拔,都是悬在整个帝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整个文官集团是依附中央集权、道德管理而产生的,而在道德管理的社会里,道德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天底下的大道理都可以常情来度量,即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这就加深这个阶级的两面性。一面要标榜着、维护着世人公认的政治理想,一面又有着各自的七情六欲、暗箱操作,这就是这个阶级失败的原因,这也就是整个帝国失败的原因。

《万历十五年》,一本优秀的书籍,但由于我见识粗浅,不足以囊括书中精华,只能谈谈个人感受。对明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读。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十

这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第一次是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那时候看的是电子版的。当时因为“久仰大名”就去找了电子版的资源读。结果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忍卒读”。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本书像百年孤独一样难看,常常的篇幅,堆叠的术语,还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叙述的风格让我望而生畏;加上我本人也比较急功近利,静不下心来看这种难看的书,所以那时候的我看了十几页就失去了继续看下去的欲望。

然后到了这学期,由于我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加之有前车之鉴,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读下去。于是花了差不多4天的时间,每天阅读四五十页,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期间为了能更加了解其中历史,我还在b站上找了关于张居正的百家讲坛。看完这一遍之后,对本书有了一些了解,对明朝的历史也是,甚至对于整个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都有了一些思索。也算是读了这本书的一些收获吧。

这本书之所以难读,我觉得正是它的优点吧——正经、堆料十足。里面所叙述都有章可循,大量引用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言辞中肯,极少有不正经,片面的言辞。这是一本畅销的学术性著作——欠缺畅销书的通俗易懂,不能像畅销书那样一目十行那样就能懂得其中所写,反之你应该一行一行地认真去读;但是这本书又比其他的学术性著作容易读的多,像看小说一样。我觉得书名也取得不错——万历十五年。取一个年份来当书名,里面有什么奥秘吗?说实话我也是被这个书名吸引的。

说到书名,就要提到书的内容了。我觉得,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引子,引出了书中故事的前因后果。书中所讲的人物,有六个,分别是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出来万历皇帝做两章来论,其他五人各做一章。但是每章并不是脱节的,相反,者些人只是相应章节里的主角,其他人充当配角。书中讲述了这些人,这些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宿命般的结尾,余韵悠长。

作为一部历史性著作,它的写作是成功的。作者考究了很多史料,详实得记叙了当时的情况,然后又由此引发出自己的历史观,即是:“中国官僚体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人们理智上的自由被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教上善良也无法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便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且不论这种观点对不对。不过这本书确实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做一个原因。历史上也不止他一个人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可以全面笼统地对中国历史做一个适用的法则。如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中根据系统的控制论得到的“超稳定结构”社会说。

说实在,我这次很认真地看这部书,还因为我想找找这部书到底有没有明显地参杂个人的观点。历史学家罗克齐就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我读历史,都要很小心、很谨慎地去读了,半信半疑,生怕中了圈套。

后来还去知网上查了相关的文献,确实,发现了这本书中的不足之处。一下我来简要说一下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

作者在这本书小心翼翼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和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由于作者试图通过他的“大历史观”来描绘历史,所以这本书的.叙事风格与小说非常接近。作者给读者娓娓道来地讲述了一个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故事,书中充满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色彩。怪不得喜欢历史的我看不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部“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而我看不下小说。

比如书中开篇这一句: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与二月河开篇: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

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书中描写人物的心理环境、夹叙夹议等等,都有小说的色彩。

强烈的宿命感。

我在阅读过程中就感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息。作者这种尽量还原历史的叙事风格、多种故事、人物关系的交错描写,在我看来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必然的结局。特别是张居正改革又被废除、海瑞不得志、戚继光晚年凄凉等悲剧性结局,另我感到满满的宿命。又如文末叙事的戛然而止:“当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有种余韵悠长的感觉,就好比我看《百年孤独》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一瞬间《万历十五年》书中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重现,有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觉。

隐喻与现实。

作者所写如此悲剧性结局的故事,有他的目的。正如前文所说,作者认为古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原则代替法律,所产生的悲剧结局便是必然的。他主张否定文人治国,推动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的发展。

但是现实如何呢?当今中国的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相比于数十年前已然有巨大进步,但是当今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之相比却是缺失的。而且作者对儒家的批判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其的批判是相同的,否认儒家,强调摒弃。但是现在学者对儒家的态度已经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所以还是有偏颇的。

对李贽的误读。

我只选出其中几条。

一、书中写道李贽对海瑞的评论:尊重海瑞,但是指出海瑞过分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其实,李贽对海瑞是夸赞的态度。原文如下: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经历岁时,栋梁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草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节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任栋梁者,如世之万年青草,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拟之!此海刚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二、作者认为李贽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价值理念,因此自相矛盾的言论随时会在李贽的笔下出现。比如他赞成寡妇守节殉夫,但对卓文君的私奔,又说是“归凤求凰,安可诬也”。其实李贽是肯定寡妇改嫁、还有为爱情私奔的女孩;但是他也认为守节与否是一个人的价值选择,表示尊重。

三、李贽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之苦海难逃也。可如何!”作者便以为李贽是消极悲观的,但是事实上李贽是一个乐观主义的人。

以上一些观点我看完之后似懂非懂,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之后才恍然大悟。特别是对于李贽,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不会特意地去考察史料,很容易会误以为李贽是消极之人。

历史已经发生,我们见或不见,它就在那里。以前听到老师说学历史的用处就说借鉴,但是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历史的最大悲剧在于历史悲剧的不断重演。”细细想想,确实如此,令人感慨。

历史就像一头望不到边的大象,我们这些回顾历史的人是盲人。在不同的位置摸它,感知它为何如此,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却总是难以窥见它的全貌。高尔吉亚曾提出下面命题:

1、无物存在;

2、即使有某物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

3、即使我们可以认识某物,我们也不能告诉别人。

乍一看明显就说唯心了。但是我觉得有很有道理,妙不可言。特别是如果你把“某物”换成“客观的历史”,变成:

1、无客观的历史存在;

2、即使有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

3、即使我们可以认识客观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告诉别人。

最后还是推荐一下《万历十五年》吧,感觉挺有特色的,当然,反正我不敢全信了。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十一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庞大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实际润滑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到了明代已经越发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万历年间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 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如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

万历皇帝曾力图励精图治,希望通过努力实践”礼”来增强文官集团乃至全体人民对经典道德的信心,但当他经过张居正以及选太子的风波之后,他彻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这时他自己首先对这套道德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消极抵抗是是针对这一整套道德体系。

此时,道德和”礼”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脱节,“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儒家的观念里,根本没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而在于其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即把政治道德化,这就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 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我国解放后的诸多悲剧,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法律判决,而是道德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从礼仪之争开始。“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 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由于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被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欲并非所能压制了的,相反它作为”阴”的一面更加膨胀。从而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所有人都显示出犬儒主义的姿态,追求道德是人人挂在嘴上的口号,私下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尔出上一个清官——老百姓让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 就是中国从古至今政界的现状,也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仁义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后好做苟且之事。

我还是觉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们信仰它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毕竟从古至今,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文官集团的所有人以及下层民众再也不再相信道德时,政权的统治就岌岌可危。随着形势恶化,人们不再对道德和”礼”抱有丝毫信心,连接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的锁链变得松 动不堪。战乱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开始了。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十二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所写的学术理论著作。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是写历史,但是一个学术性比较强,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我看《明朝那些事儿》比较快,阅读也比较顺畅,就跟听人讲故事一样。但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感觉挺拗口,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那样强的故事性。出于对历史的喜好,我读完了它。由此有了进一步了解。

正如黄仁宇在书中所说,万历十五年(1587)在历史上实实在在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在作者的笔下,各种弊病一一显现。书中介绍了许多有名的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蛰。

再说一说申时行,其实申时行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是机缘凑巧罢了。他看到前任首辅张居正生前积极采取政策,死后却险被开坟掘墓。他也学乖了,甚至取消一些张居正在位时实行的政策。申时行作为首辅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能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于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所以申时行既然要影响全体文官,那他就必须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视为大和事佬,甚至是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看透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而文官同时又是国家最大的问题。

而张居正作为他的前任,也称得上是聪明绝顶,却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张居正的十年新政,重点在于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是希望国富兵强,而且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项,但这一次他却在他的专长之中买下了失败的种子。

他在任时的一个错误是勒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而事实上这些税收根本就不可能交足,这就必将导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并且这与政府一贯标榜的仁厚精神所不符,也与“间接管制”不符。另一个错误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即虽系公仆,实为主人,文官在标榜“四书”中宗旨时也追求自己的利益。申时行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被人称为“和事佬”。另外,因为在文官集团中那些追求私利的文官固然多,但是也不乏邹元标那类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为了提高效率而任用“私人”在那些人看来便是急功近利,任用私人了。

海瑞,其实说实话,这个模范官僚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只不过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他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吹毛求疵。就比如隆庆皇帝继位后任命海瑞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他一到任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这些条例大多繁琐苛刻,而他干预境内农田所有权更是直接导致了他被参劾而下台。

但他的廉洁的的确确,他官至二品,死后却仅留有20两白银,不够作自己殓葬之资。并且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以报道新闻的口气告诉别人海瑞为了给母亲做寿,大开宴席,买了两斤猪肉。这些都足以显示出海瑞的确清廉。还有一些琐事可以从侧面映证,即在他就任南直隶巡抚的消息发出后,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期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则将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这些人都是怕他们的作风与海瑞的清廉作风不符。

文臣说完了,接下来说说武将。《万历十五年》中记载的戚继光,大家应该与他比较熟悉了,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就有。戚继光是当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但是他被认为是与张居正关系过于密切而被劾罢三年后仍不能见用。戚继光的名字在他死前三月被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还使皇帝深感不悦,提议者被罚俸三月。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新任时,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例如一股50-70人的海寇竟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据称被他们杀伤的竟然有4000人之多。而南京作为当时的陪都,也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军事史上亦属罕见。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他的任务不仅仅单纯的击败倭寇。

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他如何有条不紊的实行建军计划,宣布招兵办法,确立铁一样的军法(连坐法)……他的确是一个有才能的将领,但他在《纪效新书》中所作的不厌其详的规定注定他所建立的军队一定带有个人色彩,所以他建立的军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戚家军”。可是当这支军队建立三十年之后,这支军队仍然是戚继光的个人军队,这与文官们的原则不相符,所以戚继光在文官们心中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国家的威胁。又加上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被严厉劾参。

其实纵观武将的命运,戚继光不是个例。虽然他的谢世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但在生前收到的重视仍然要大大超过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具有再造明朝军事力量的宏图却屡被参劾和申斥,壮志难酬。再看其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被斥革,汤克宽则是被拘释放,命他戴罪立功,最后为国捐躯。诸如他手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这些事例不一而足,这主要由文官的武将的关系导致的。在后面会作说明。

至于哲学家,举了个例子,李蛰。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课本上有。李蛰,黄仁宇先生给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比较贴切的。比如在他姚安知府任期满后,他决定退休,后来住在好友家里靠好友接济,和好友闹翻之后,毅然去佛堂居住,与他妻子分隔两地,在他妻子死后,他悲痛不已,此后好几年他还一直规劝别人别轻易剃度,尤其是有近亲的人。这不能不说他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是儒家信徒,他在1587年以前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责任后才剃度。但是他剃度又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遁世,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他剃度仅仅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性,当时的环境已容许他追求自己的个性。他被捕后接受讯问,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在他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写了一句王维的诗以表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此时他的悲观情绪已相当明显。具体怎样自我矛盾,还得看原作。

书所介绍的人物至此就已全部介绍完了,接着我想谈谈这个朝代最突出的问题,文官问题。其实有很多问题都与文官有关。万历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做法,武将的悲惨命运……都与文官有分不开的关系。文官的数量、薪俸、做法、观念都会影响这个庞大帝国的运作。

明朝历史上除了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文官凌驾于武将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文官集团机构庞大,人数众多。而文官的工资又很低,这就说明文官就必须从收取的税物上获得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一代清官海瑞做到二品大员,死后也没有足够殓资。那些低级文官就更不用说了。申时行担任首辅时,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他把人们口头上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的私欲称为“阴”,而他也没有发现这种私欲绝对不可能消除。文官向追求私欲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不同。大多是在似合法与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维持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标准,李蛰可归属于这一类。少部分极度腐败,声名狼藉。还有更少一部分清高自负,坚持只拿朝廷发放的那点薪俸,海瑞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再从文官的意识形态上谈。文官的做法大多是中庸之道,标榜稳健和平。那些武将在他们眼中是血气之勇。当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相平衡、政治手段无效时,便会导致战争。而这对一贯标榜稳健和平的文官来说,则是失败的象征。所以概括说来,武将的领兵作战与文官的施政原则本就不能相容。这就是文官与武将的联系。还有一点,文官会有“讪君卖直”的做法。即当皇帝的作为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时,他们会冒死直谏,因为正直是一个昂贵的商品,他们熟读诗经,深知流芳百世之说。他们宁可犯御前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

其实文官们的做法大多与自己的追求有关。有人追求信仰,有人追求名利,做法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手段。文官集团在历史上的作用,得自己亲自去看看原著。这些实在是一言难尽!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模板13篇)篇十三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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