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列女传读后感篇一
早春三月，天气还是那么寒冷，闲暇之际读屈子列传。虽斯人已远，但感其遭遇，依然心中郁结难释。仿佛看到一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披发老人行走在汨罗江畔，对着滔滔江水，泪水长流。家国仍在，可惜报国无门。
江边的渔夫见到屈原后两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渔夫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答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读完两人的对话，深感屈原人性的高洁，不随波逐流。宁可葬于鱼腹，也不能蒙世俗之温蠖。像这样的境界是多少人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但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注定了屈原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屈原个人性格造成的吗?我看未必。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血缘上与楚国国君不可谓不亲;居楚国三闾大夫、左徒高位，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地位不可谓不显赫。可以说屈原至少已经具备了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前提条件，比起那些苦于谋求进身之阶的普通士大夫强千百倍。古往今来，太多的人一直在思索报效朝廷，但苦于无门、还有人长期延滞于卑微下僚的地位，终身饱受劳碌之苦，蹉跎一生。屈原的身世对于他个人是他的幸运，对于楚国来讲也是楚国的幸运。
但命运无常，小人难测。上官大夫妒贤嫉能，在楚王面前诽谤屈原，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楚王听之开始疏远屈原。后来秦欲伐齐，齐与楚为同盟，秦派张仪以小惠离间齐楚，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楚王没有得到张仪许诺的六百里土地，一怒之下，怀王大肆兴师伐秦又遭惨败，楚国上下蒙受了奇耻大辱。 屈原虽然被放逐，但依然睠顾楚国，系心怀王，希望怀王能幡然悔悟，召回自己，但怀王终不悔悟，后多次听上官、郑袖等人的谗言，一次次做出失败的决策。太史公曾论到，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怀王见欺，可怜又可恨。
自古士大夫饱读诗书，期待有一天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致君尧舜，天下大治。他们遵循着一条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路，担负着社会理想的实现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中国古代的文人承担着道义和对社会的责任，但他们又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往往需要依附政治势力或统治阶级去实现所谓的道和义。屈原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贤明的君主。伊尹碰到了知错就改的太甲能中兴殷商;姜子牙遇到礼贤下士的文王，开大周八百年之基业;魏征与太宗同时，才可以共创贞观盛世。所以贤臣治国还赖有贤君，贤君能听采纳忠言，贤臣才能开一个太平世界。
自古壮志难酬是士人的最大悲剧，多少人在这条为国为民的道路上白了少年头，以后悲剧收场。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更是制度的悲剧。古代政治制度以皇权为核心，一切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皇帝的首肯。一个昏庸的皇帝足以让所有的贤臣在政治舞台上黯然失色。偌大的皇权也是有皇帝一人来行使，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容易被小人左右，也有自己的性格弱点。为什么有的贤臣说的话，皇帝就是听不进去，小人一番鼓噪就言听计从呢?一些品德高尚的人不一定能有让人信服的例子来说教，一些华而不实的大道理说教然而让人生厌。但一些小人能揣摩上意，一下子就说到了皇帝的心里，自然就会大受重用了。
屈原被疏远与其说是小人的谗言，不如说怀王担心其功高震主。屈原的悲剧归根到底是制度的悲剧罢了。
列女传读后感篇二
这一篇顾名思义，写了两个人，屈原和贾谊。两个的早年经历和个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学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诬陷抵毁，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罗江自杀身亡，贾谊流放长沙抑郁而死。
简单的说这一篇就是这样。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屈原和贾谊的文章诗词，大抵都是悲愤喊冤之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总之，是这个世界错了，我没错，世既不容我，我将离世而去。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确是极其不完善的，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怀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诬陷抵毁从此失意的有识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的诗词引发古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屈原的不如意的际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个性，当然还有他的文学造诣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就，所谓忧愁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
列女传读后感篇三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的一篇列传。屈原是湖北秭归人，作为一名湖北人，对这位伟人的历史我也非常感兴趣，今天特地开始读了一下原文。
屈原是芈性屈氏，古代的姓和我们今天的姓不一样，古代只有贵族才有姓，屈原和楚国王室都是芈姓。而屈是他的氏。《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是楚平王的同姓，所以按照道理来说屈原是和楚国王室有血缘关系的。
他最先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才华出众，所以怀王一开始非常信任他。但是同朝为官的人为了争宠而害怕他的能力超过自己。于是他们想办法迫害屈原，他们在楚怀王的面前诬蔑屈原，这样楚怀王就开始渐渐疏远屈原。
由于屈原为人非常正直，用心对待他的君上。可是却被疏远，真是忠言逆耳。屈原被罢免以后，秦国想要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关系很好。秦惠王想要疏远楚国和齐国，于是派张仪去找楚怀王，张仪说如果楚国能够和秦国结盟去攻打齐国，秦国会把六百里的地方送给楚国。楚王听了以后答应了张仪，于是和齐国绝交。等到战后楚王准备去接收土地的时候。张仪却说自己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
之后楚王很生气，想要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军打败。后来秦国主动请求归还汉中向楚王求和，楚王只要求得到张仪。后来张仪用重金收买楚王的宠妃，张仪逃走了。之后秦昭王和楚国通婚，希望和楚王见面，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能相信，结果怀王不听。最后楚怀王死于秦国。
屈原后来又被贬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投江自杀。《屈原贾生列传》让我体会到，一个国君如果只听片面之词，听不进真话的恶果。屈原忠心耿耿却落下一个投江自杀的下场。实在是非常可惜。
列女传读后感篇四
太史公在《屈原列传》中塑造了一个“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屈原，千古流芳。
就是这样一个屈原，居然被上官、靳尚、张仪等人不明不白地给害了。呜呼！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莫敢直谏，其后楚竟为秦所灭！暖乎！若是屈原不死，秦何以灭楚？何以定天下？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也！
所谓贤人政治，就是说治乱由人，任贤臣而感天地泣鬼神，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用小人则灾祸由此而起，异变由此而生。故周八百年江山是姜子牙之魂保佑，齐之霸业系由管仲，汉兴乃由张子房，蜀兴系由诸葛亮；同样，商亡是杀了比干，楚亡是去了屈原，秦亡是赵高作祟。说来说去，君主只要会用人就可以了，本人才德并不重要。齐桓公好色好小人，但只要全盘信任管仲仍可称王称霸；汉高祖无才无德，但文有张良萧何武有韩信，便可逼项羽乌江自刎。一部中国政治史，由是留下了无数半人半神的名字。
最明显的例子，诸葛亮。“伏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刘备将二人尽得，天下仍未安于蜀汉。相反，蜀是三国中实力最弱者厂。于是人们只好说，诸葛亮，寸运”不济，“生于末世运偏消”呀。在人与天的较量中，人们似乎又默认了贤人未必应天而生，天未必感人而动了。这，也算是不走运的“贤人”们的一条借口吧。
由此可见，即便是标榜贤人政治的中国古代，“体制”暗中的力量也还是重于“人治”。与其说是气运，不如说是体制是否适于时世。
屈原死了，楚国灭了；贾谊死了，汉朝兴了。个中原因，读《史记》的人，不妨去字里行间细细体味。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生郁郁不得志，终于自沉以终。论品格，屈原是第一流的人物，令人敬仰；而作为政治家，空有才智、抱负，却只能坐视楚国亡灭，无措手足，这又是一种悲哀。
由此不能不让人想到政治家中成功者的诀窍了。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圭涅提尼，他的政绩为世人瞩目，连一代泉雄拿破仑都崇拜他。他的日记正是研究这些成功政治家的绝好材料。
如果你看过他的日记，了解其中的先进思想，达观智慧，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激进、最具民主革新思想的开明之士。那你可就错了！从他的政绩作为来看，他却是专制君主的最得力大臣，可以说是最顽固的保守分子，不能容忍有任何改革。为何一个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思所想的有如此大差别？这一点他的日记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说，在专制君主手下为官必须善于伪装自己，决不可透露自己半点真实想法，“否则谁说出口，谁就完蛋”。因而有句名言是：“表情要开放，思想要深藏。”这一点正是圭涅提尼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方法，因而他能左右政局达30年之久。
同样戚继光为了能做一番事业，便向首辅张居正行贿，送金钱美女，笼络宫中当权宦员，结果执掌了军事大权，当总兵十几年之久，因而得以驱逐倭寇，实行巩固海防战略，成为一代名将和民族英雄。相反，刚直不阿的海瑞反而在政治卜无所作为，一无可述。
由此看来，这些极为成功的政治家的要素是：宁可个人操守有亏，也要以非常手段获得大权，施展手段。这或许便是马基雅弗利的名言“不择手段，达到最高道德”的绝佳注脚了。相反屈原一生正道直行，反而处处碰壁，不得施展才华志向。这可能是政治恰恰是一个妥协与折中的地方所致。所以有人在美国恭维某个家庭的孩子，说他长大会成为一个政治家，反而招致这个家庭的愤怒，因为政治家在欧美并没有好名声。因此不把屈原归人政治家行列，倒是更近于事实。
列女传读后感篇五
很诚实地先说一句，实际上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认真地听讲，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语文老师在谈论《伯夷列传》这篇课文时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对于"好人不长命"、"恶人富贵延年"的社会现象的不公，伯夷列传读后感。下课之后，我有重新浏览过这篇著作，暂且不谈文章与司马迁本人的联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围绕文章的内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谓正史稗史，所谓正统思想，所谓诡辩，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尔如是说。
注：《伯夷列传》 出自《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作者司马迁。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伯夷列传》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列女传读后感篇六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列女传读后感篇七
自怀石投江之后，屈原便一直为人们传诵至今。先民们专设一个节日来纪念一个人并且延续两千年之久，这至少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屈原以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嫉恶如仇，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永世景仰。
屈原之死，感天动地，气贯长虹。
每至端午。每每读到《屈原列传》中“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一句，都要被屈原感动得潸然泪下。不难想像，作为一个“真正直行，竭忠尽智”的忠信之臣，一再被疑谤直至被贬，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国之栋梁，眼看祖国山河破碎而自己却无天之力，这该有多痛苦！在极端痛苦之中，用死来求得永恒的解脱，以死来保护自身的清白，以死来报效祖国，这实在令人同情，令人感动，令世人油然而生敬意。
我同情屈原，我景仰屈原，我歌颂屈原，但我又不深深地感叹一句：
屈原之死，悲哉！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