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读想象文学 读想象乐园有感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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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想象文学读想象乐园有感实用篇一

内容摘要：《百年孤独》[1]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亦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作。作品中的吉普赛人作为马孔多小镇最早的外来者，成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本文首先从群像和个体形象（智者梅尔基亚德斯）两方面对吉普赛人在文本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又跳脱出文本之外，运用比较形象学的方法，说明了失语的吉普赛人在文学想象中如何成为被言说的“他者”；并试图在“异域”与“本土”的比照中，窥见马孔多所代表的拉美原生文明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探求作者本人的创作心态。

关键词：吉普赛人 文化交流群像梅尔基亚德斯 比较形象学

在《百年孤独》这部包含了多文化特质的作品中，马尔克斯除了对美洲大陆神秘的本土文化进行了广阔展现，还穿插了大量的印第安传说、阿拉伯神话以及《圣经》故事，将多种文化进行了完美融合。其中，吉普赛人及其文化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重要元素，不但在形式上增添了小说的魔幻神秘色彩，更在主题表现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国内尚缺乏对小说中这一类外来者形象的系统读解与研究，仅有赵曼曼《浅探百年孤独中的吉普赛形象》一文对其进行了大体概述。本文期望能够对作品中这一形象的由来、塑造与特质作出更为深入细致的阐发，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一.作为文学群像的吉普赛人

黑发、流浪、卖艺、占卜，是文学史上经典的吉普赛人形象。在《百年孤独》中也不例外，他们走街串巷，靠把外来的新鲜物件介绍给马孔多的当地居民来谋取生计，这些无名的吉普赛人在作品中构成了一类文学群像。有别于西方传统作家笔下的吉普赛人，马尔克斯在书中更多地强调了他们作为“文明使者”的重要作用，他们一方面带来了外部的先进文明，另一方面又成为淫佚与堕落的传布者。

1.文明的中介

整个人类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文明交往的历史。马孔多位置偏僻，被沼泽包围、山脉环绕，不具备与外部文明进行大规模交流的条件。老布恩迪亚曾向妻子抱怨道：“我们注定要在这里活活烂掉，享受不到科学的好处。”[2]在乌尔苏拉意外发现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之前，分批而来的吉普赛人成为联系马孔多与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应当注意，磁铁、炼金术、照相术这些物件并非源于吉普赛人的原生文明，他们只是充当了文明的使者，起到了文明中介的作用。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中介传播模式”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它指“两种文化并非直接接触，而是经由第三种、第四种甚至更多种文化作为中介，通过间接方式进行传播”。[3]在人类文明尚不发达的时代，这成为相距遥远的地区进行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

吉普赛（gypsy）意为“从埃及来的人”，从英语“埃及人”（egyptian）—词演变而来。而经过研究，目前最有说服力的结论是，吉普赛人实际上来自印度西北部。[4]吉普赛民族衣着怪异、行为独特、热情奔放，通过在街头跳舞、卖艺或占卜等方式维持生计，被称作“大篷车上的民族”。低贱的职业和特殊的风俗使得吉普赛人被歧视和排挤，他们每迁徙到一个地方，常受到当地社会的偏见与不公正对待。

流浪的传统、独特的生活方式、神秘的异域风情激发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作欲望。在马尔克斯那里，具有上述特质的吉普赛人自然成为外来文明使者的不二人选。他们一次次到来，成为沟通马孔多与外部世界的文明中介与最初纽带。

2.先进文明的传播者

在作品开头，作者这样描绘初创时的马孔多：“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1）在外来文明进入之前，马孔多便是这样的一个类似原始部落的文明聚落，正是走街串巷、喧闹不已的吉普赛人率先打破了这一局面。他们的到来，象征着始于16世纪的西方殖民者对拉美地区的涌入和征服。应当注意的是，吉普赛人只是带来了外来先进文明的一些科学发明，却并未将科学的方法理念、近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入马孔多，对其经济结构和日常生活并没有产生根本的影响。这与后来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带来的种植园经济有着根本的区别。

那么马孔多的原住民们对于这外来的先进文明又是持有怎样的一种态度呢？要分析这一问题，我们便不得不提到家族第一代的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恩迪亚——马孔多的创建者与设计者。他精明强干、勇于探索，正是他带领人们历尽艰辛创建了作为一方乐土的马孔多。

当吉普赛人带着令人惊奇的最新发明走进马孔多，他就像着了魔一般，开始了对于科学的执著追求。他用放大镜制造武器、迷恋炼金术，但仅获得了几次毫无意义的成功。落后与愚昧的生存环境注定了他必然走向失败，他的科学探索不但不为村子的人所理解，甚至他的妻子最终也忍无可忍。当他发着高烧，兴奋地透露自己的新发现“地球是圆的，就像个橙子一样”（4），村里的人都认为他疯了，有人甚至视之为诡异巫术的牺牲品。最终梦幻破灭，老布恩迪亚也失去了探索的勇气。他被当作疯子绑在栗子树的树干上，遭受日晒雨淋，说着旁人难解的话语，忍受着孤独死去。

老布恩迪亚是在科学理性精神和马孔多文化传统的冲突中产生的一名畸儿，是拉美在西方近代科技理性精神感召下出现的一位先驱。如果将马孔多“升级”为拉美原生文明的代表，将吉普赛人的活动“还原”为外来文明的象征，不难看到，这种外来文明融入拉美原生文明的最初尝试是以失败告终的。

3.淫佚堕落的布散者

吉普赛人在给马孔多带来先进文明、为镇子的兴旺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将骄奢淫逸、腐朽堕落带入了这里。与梅尔基亚德斯的部落不同，另一些吉普赛人并非传播进步的使者，而是贩卖娱乐的商人。马尔克斯这样写道：“这次的奇巧物件中有一块飞毯，他们同样没有将其视为交通发展上的重大孔献，而仅仅当作用于消遣的玩物来介绍。”（27）另一方面，马孔多的居民们也乐于将它们作为娱乐消遣的玩意儿来接受。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物件只是些“奇技淫巧”，非能真正有裨于世。而這，正是一般的本土原生文明（如拉美本土文明）对于外来先进文明所常秉持的态度。

作品中的吉普赛女郎也化身为肉欲与诱惑的象征。布恩迪亚家族第二代的长子何塞·阿尔卡迪奥因为躲避突如其来做父亲的责任，迷恋上一个吉普赛女郎，在与其发生关系之后跟着一群走江湖的吉普赛人走了。家中长子了无音讯，之后到来的走江湖的吉普赛人又将流动游艺会变成了大型赌场。于是吉普赛人开始被看作淫佚和堕落的传布者，在马孔多受到驱逐。

这里对吉普赛女郎的情欲化、妖魔化描写其实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种“套话”。作家们对她们的美貌往往极力夸饰，每一个年轻的吉普赛女郎都被他们赋予了动人心魄的美貌。梅里美笔下的卡门，皮肤光洁、铅齿乌发、眼底流光，令人难以忘怀。她走路时扭着腰肢，向路人抛着媚眼。[5]类似的外貌描写带有极强的情欲色彩，成为西方男性作家眼中的尤物。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是被别人讲述的吉普赛女郎形象。历史中真实的吉普赛女郎并不如作品所讲述的那样，可以随意与他人发生关系、失去贞洁。在真实的吉普赛人世界中，婚姻神圣而绝非游戏，婚后通奸是滔天大罪，所采的刑罚是极其残忍的。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借助这群吉普赛女郎满足了追求新异生活的愿望，她们的美貌与奔放，完全迎合了男性作家对女性情欲释放的心理需求。

吉普赛人在《百年孤独》中的最后出现是在四年的暴雨之后。他们在破败的马孔多重新拖着磁铁、放大镜走村串户，而马孔多的后代竟与其创建者一样，被这些神奇的东西惊得目瞪口呆，跟在吉普赛人身后被耍得团团转。这里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尽管时间推移，马孔多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却依然如故。

二.作为个体形象的吉普赛人——智者梅尔基亚德斯

作为外来吉普赛人的杰出代表，智者梅尔基亚德斯是全书中唯一有名姓的吉普赛人，具有更丰富鲜明的特质，对于作品全局也意义重大。他的身上有着神奇的智慧、诚实的品性、渊博的知识，他留下的炼金术、羊皮卷，都对这个家族的男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个人——兼具东西文明优长的智者

就个人形象而言，梅尔基亚德斯的形象中寄寓着一种理想性的完美、健全的人类智慧，正是这种智慧使他成为一个神秘的智者，一个能够不断穿越文明史上人类的种种毁灭之灾的智者。[6]在他身上，西方传统理性精神和东方诗性智慧得以完美交融。在理性精神层面，他表现出执著的科学探索精神，他预言科学将缩短时空的距离，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而通晓天下事。他还是一位先进文明的传播者，他为原始的马孔多送来外面世界的最新发明，被认为是进步文明的使者。在诗性智慧的一面，他推崇东方万物有灵、物我相通的精神理念。他说：“万物皆有灵”，“只需唤起它们的灵性”（1）。他能够穿越人类精神的种种迷误，一下就发现了全镇“失眠”的症结所在，神奇地战胜了那场令马孔多人恐慌的大灾难，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拯救与超越。理性智慧与诗性智慧的交融赋予了他无穷的神秘力量。在他身上，既有对文明进步、理性精神发展的探求，更葆有生命的和谐与诗意。

2.贯穿作品表里的重要枢纽

就整部作品而言，他在书中的表层功能是最早为马孔多引入文明，但更重要的是他撰写了羊皮卷书。羊皮卷勾连起预言与回忆，串联起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历史。老布恩迪亚几乎迷恋于吉普赛人带来的一切发明，他总是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一件件科学研究中。他的儿子奥雷里亚诺上校，也在晚年沉迷于炼制小金鱼。而梅尔基亚德斯晚年在羊皮卷上用梵文潦潦草草写的六大卷神秘手稿，更是被这个家族中的几代人研究、破译。因此，梅尔基亚德斯可以说是小说中的一个灵魂人物，他对整个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贯穿始终。

三.被书写的“他者”——吉普赛人与文学想象

跳脱出文本之外，我们透过《百年孤独》所看到的吉普赛人形象，其实是马尔克斯对于作为“他者”的吉普赛人集体的主观想象，是情感经验的一种镜像投射，并非事实的吉普赛人形象。作者笔下的吉普赛人形象经过“过滤”与“内化”，成为马尔克斯主观心灵的投射，是两种文化对话的产物。

1.失语的“他者”

吉普赛民族文明程度较为落后，加之其独特的生活习惯和边缘地位，极易成为失语的、被言说的“他者”。作家往往按照自我的主观意愿，对异国异族的实际形象进行取舍和过滤，筛选出他者的某些特征以为其所用。在《百年孤独》中最为典型的即是对与何塞·阿尔卡迪奥发生关系的吉普赛女郎的描写。她被赋予美貌，却不够端庄、充满情欲。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言：东方“暗示着丰饶而且暗示着性的希望”[7]。这与历史真实中的吉普赛女郎形象相违背，她们成为了被赋予美貌的“他者”。

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西方作家对于这个族群的描写，马尔克斯的描写又是较为客观、全面的。他没有像很多欧洲作家所做的，仅从异国风情的表面上塑造“吉普赛女郎”，对该群体的文化却存在大量偏见；相反，他的笔触深入到文化、社会心理的层面，较为客观、深入地展现了这类吉普赛人的风貌。

2.“他者”对“自我”的参照

作为比较文学意义层面形象的价值，并非主要鉴别异国形象本身的真伪，我们关注的重点应当是异国形象制造者（注视者）一方的文化模式。通过“社会总体想象物”表现出的异国形象，包含了它在社会、历史、心理、哲学等层面的深化。亨利·巴柔在《從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提出了当代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8]。在这里，异国异族形象是被放在了“本土”和“异域”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从马孔多居民对于吉普赛人的认识、态度及其转变，不难窥见马孔多小镇所代表的拉美原生文明对于外来文明的隐秘心态。

同时，通过分析马尔克斯笔下吉普赛人的形象，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在他作为一个用西班牙语写作的拉美作家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下、在他的民族和文化圈内，是如何看待吉普赛人这一异国形象的。

深入文本之内，吉普赛人群体对马孔多小镇起到了“文明中介”的重要作用，他们既带来了外部的先进文明，又布散了骄奢堕落，甚至将马孔多引入破败与毁灭的深渊；智者梅尔基亚德斯这一单个的吉普赛人形象，成为贯通小说表层里层的重要枢纽。跳脱出文本之外，文学想象中作为失语“他者”的吉普赛人又是对拉美原生文明和作家创作心态的一种重要参照，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马尔克斯未言明的许多方面。通过对作品内外、表里的考察，希望能对我们观照吉普赛人形象提供更为全面深入的依据，带来多角度的启发。

参考文献

[1]杨玲·文化交往论[d]·华中科技大学，2010·

[3]李俊·作为他者的吉普赛人[d]·山东大学，2015·

[5]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注 释

[1]本文所提及《百年孤独》中的译名及原文内容均本自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晔译，南海公司出版社2016年11月之版本。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读想象文学读想象乐园有感实用篇二

摘 要：族裔写作指相对于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少数民族边缘另类写作，或指专注于某个少数民族生存文化习俗的作品和写作实践。此论文以严歌苓的《扶桑》和张翎的《金山》为主要案例，讨论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海外汉语族裔写作问题，及其对当代世界文学的意义和影响。文章以文本叙事分析为主要方法，辅之以文学史和作者研究的方法。《扶桑》虽然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空白，但对种族“奇观”的营造展现了一种自我东方主义。《金山》则借重两种文学传统，把金山经验放到百年中国人现代化过程的中心，达到了文化转译和沟通的效果。两部小说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汉语族裔写作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这一问题。

关键词：金山；华美文学；族裔写作；自我东方主义；文化转译

引言

一部票房大片《唐山大地震》使华裔加拿大作家张翎为中国文学评论家和读者所熟悉。虽然冯小刚的电影与张翎的原小说《余震》几乎是两个时空两种态度的文本。用张翎自己的话说，“一个是讲疼痛，一个是讲温暖。”一个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命题，用心理分析的话语和意象，讲人性可怕的一面，讲童年创伤对一个人生活的影响。所以《余震》是让人不安的。而《唐山大地震》则更多借重前现代的感伤主义话语，是关于家庭伦理，社会变迁和大团圆的。文学与大众传媒这种不无反讽的改写与被改写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当代汉语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语境和意义呈现的困境，或多重时空错位。

张翎的另一部更为恢宏的作品《金山》则引发了一场涉及面甚广的争议。该书在大陆印行获奖不久，2010年十一月新浪网上就有署名长江的文章指控《金山》“使用”多部（加拿大）英文小说“最精彩的构思和情节内容，”是“一种搅拌式抄袭的写作方式。”①对此各大华文传媒争相炒作，海内外华人文学圈子也各立阵营，而更多的人则在观望，揣测。吊诡的是，论战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读过“被抄袭的”英文作品，而“被抄袭者”也因为他们大多数中文水平不够读懂《金山》，无法回应。这个反讽尴尬的境况随着《金山》英译本的出版有了新的进展：三位华裔作家崔维新，李群英和余兆昌2011年十月在加拿大以侵犯版权起诉企鹅出版社，张翎和英文译者nicky harman。但他们的起诉是否能成立还有待联邦法院裁决。

这里我引用这个尚待查证的文学诉讼并非想讨论海外文学的政治——这包括海外华人写作圈子的种种内讧，中国文人传统的相轻以及人性中的妒嫉，甚至近年来因华人英文写作和中国作家的国际市场引发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本的争夺，我是想以《金山》写作的合法性入手从另一个角度为当代汉语写作提出一个问题，即汉语作家如何介入族裔写作（ethnic writing/literature）。这里，我用族裔写作指代两个意思，一是从写作者的族裔身份和文化位置入手，指相对于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少数民族（minority）边缘另类写作。该用法最初起源北美学术研究界的近几十年的少数族裔研究（ethnic studies），如亚美作家（asian american writers）的写作。而我在这里用来指像严歌苓、张翎这类在海外从事汉语写作的作家，某种意义上，她们的作品相对中国文学主流，或美国/加拿大文学主流都是边缘的“族裔”写作。我用族裔写作的另一个意思是从作品内容着眼，指专注于某个少数民族生存文化习俗的作品和写作实践，这个意思有的学者用人种志/民族志来表达。近年来西方学界不乏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中国电影，尤其对第五代导演作品的研究。而我在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是想指出在文学写作中存在的一种类似的审美倾向和文化立场。

在本篇论文中，我将以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和张翎的近作《金山》为主要案例，讨论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海外汉语族裔写作问题，及其对当代世界文学的意义和影响。在当今世界文学普及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扶桑》、《金山》等作为小说一出现，它们在文学市场上就有了一种微妙的定位。前者九十年代中期先在台湾印刷发行并获重要奖项，同时期的大陆版本却影响不大。直至几年后英译本成为当地畅销小说，作者又裹挟海外获得的文化资产“衣锦回乡”小说再次印行并畅销。而后者在大陆文学市场的推销一是借助“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效应，二是借助作者张翎近年的声名雀起——包括“抄袭案”负面新闻的轰动效应。国内几家出版社借助张翎今年年初获得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的东风大卖其作品，而开始开拓中国文学的世界市场的国外出版商也积极参与。《金山》目前已被企鹅出版社翻译成英文（gold mountain blues）（图1）。

与此相应，两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定位也注定被放在一个双重的参照系中。也就是说，要正确评估《扶桑》、《金山》的成就，不仅要把它放在百年现代中国文学谱系中，而且要比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北美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族裔文学的创作。而我用族裔写作这个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尚有些含混模糊的理论框架和概念的意图，就是强调在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华裔作家的英文创作，海外汉语写作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某种接合与联系。

所以，在我进入对两部作品的分析之前，我先对北美族裔文学/写作中的金山想象作一个简单梳理，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对族裔写作定义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文章的主体提供一个有效的参照系。

一、族裔文学/写作和金山想象的缘起

与以上的文学重镇不同，金山（gold mountain）是一个还仍在被文学作品不断界定的文学草莽之地，而且参与这一文学拓荒工程的作家人数不少。从用英语写作的华裔加美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余兆昌（pau yee）到以汉语为主的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从温哥华的崔维新（wayson choy）到加州的邝丽莎（lisa see）、赵健秀（frank chin），近四十年来金山被历史叙述和文学想象逐渐填充丰富，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文学重镇。

读想象文学读想象乐园有感实用篇三

以“朱鹭号三部曲”（中译版题为“鸦片战争三部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拥有令人称羡的学术背景。他二十岁获得印度圣斯蒂芬学院历史学学士学位，二十五岁获得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从学术之路转向文学创作者向来不乏其人，被视为继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之后印度最伟大作家的高希无疑是其中非常成功的一位。

有意思的是，这位蜚声世界文坛的作家虽已搁置学术研究多年，并在访谈中与人类学划清界限（声明“只做过两年的人类学者”），也表示自己与历史学家们辨析历史小说与历史研究不同，但高希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却具有显著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色彩。他笔下的中世纪埃及、十九世纪印度以及印度洋与亚非两大洲之间的互动交往，把不同地域、族裔、信仰、阶层的各色人群置于厚重的历史和地理舞台上，演绎出一部部跨越海洋与陆地、种族与时代的全球史故事，得到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美国历史学会主办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二0一六年一二一卷第五期为他的历史小说开辟专题论坛。二0一二年三月，高希还曾在剑桥大学与著名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就“讲述故事与全球过去”的话题进行公开对谈。

高希的小说何以能跨越虚构文类的边界，引起文学圈与学术界的共同关注？我们不妨以“朱鹭号三部曲”的第一部、曾入围二00八年英国小说布克奖短名单的《罂粟海》（sea of，poppies，2008）为例，追寻个中答案。《罂粟海》以中英鸦片战争为时代背景，但却绕开了战争的实际发生地——中国，把目光投向了一八三八年初南亚次大陆恒河平原上的比哈尔邦。在印度北部内陆的深处，“恒河就像飘在两块冰川的中间，两岸都被白色的花朵密密麻麻地覆盖着”（1页）。正是这片夹岸盛开的罂粟花海，让种植和出口鸦片的印度改变了中国乃至东亚近代歷史的走向。然而，这段并不光彩的毒品史，不仅西方学者甚少提及，连印度国人也不甚了了。高希在二0一一年的一次采访中对此感慨万千，他坦言鸦片贸易贡献了十九世纪英帝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收入的一半，现在却鲜有印度学者进行研究。少数学者如阿玛尔·法鲁奎（amar farooqui）曾探讨过鸦片贸易对孟买这座城市发展的巨大作用。但在高希看来，十九世纪印度鸦片最主要的种植地——比哈尔邦——更值得人们关注。多数印度学者出于羞耻心或受英国资助者的影响，选择性地遗忘了这段历史，高希则以唤醒祖国的集体记忆为己任，毫不讳言“现代印度大部分建立在这种毒品的基础之上”。

因此对高希来说，比哈尔邦几乎是《罂粟海》开篇地点的不二之选。那里的人们在罂粟地里出生，在鸦片厂里死去。女主角农妇迪提一家便是当地鸦片产业链的缩影。罂粟曾是印度农民种植粮食作物之外的一点自留品，但在殖民者的软硬兼施下，逐渐成了当地最主要的作物。女人在田里耕作、收割罂粟，男人在加兹布尔镇上英国人经营的鸦片工厂里卖命加工。为了把病入膏肓的瘾君子丈夫从工厂里带回家，迪提第一次来到鸦片的制作工厂，无比震惊地目睹眼神呆滞的劳工们用“蠕动的躯体”不停搅拌鸦片浆液，“好像掉进蜂蜜里的蚂蚁”，又如一群没有灵魂的食尸鬼（77页）。这个极具震撼力的画面，有坚实的历史依据。高希在小说“后记”中专门致谢麦克阿瑟（hur），这位曾任加兹布尔鸦片厂主管的英国殖民者在他的《鸦片工厂札记》（notes on an opium factory，1865）中留下了一份有关鸦片工厂内部运作的翔实记录。

除了一手文献，高希还十分擅长把当代史学著作化用到文学叙事中。熟稔新海洋史研究的读者可以在《罂粟海》里辨识出艾萨克·兰德（issac land）的《战争、民族主义和英国水手：一七五0至一八五0》（war，nationalism andbritish sailor：1750-1850，2009）、英国学者克莱尔·安德森（clare anderson）的《印度洋里的囚犯：一八一五至一八五三年间南亚到毛里求斯的运输》（convicts in the indian ocean：transportation from south asia to mauritius：1853-1853，1853，2000）等著作的影子。近年来，以海洋为中心关注远程贸易、移民与离散、地域文化交流历史的新海洋史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声势浩大的全球史推动下的产物。以印度洋为核心、勾连起几大洲之间平凡人物互动的《罂粟海》似乎正是一部基于新海洋史且面向全球史的文学作品。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崛起的全球史打破十七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的治史模式，一方面以更开阔的地理视野和互动视角考察跨越国家、地区、民族、文化边界的复杂历史现象;另一方面常以微观个案研究见微知著，用小叙事带动大历史，以物件（如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十七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商品（如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跨文化旅行者（如戴维斯：《行者诡道：一个十六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等为透镜，折射族群、文化、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格局。

从小说设定的地域跨度和其对个体人物命运的聚焦来看，《罂粟海》无疑讲述了一个相当典型的全球史故事。首先，故事发生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地理疆域中：以印度洋为中心，向北直抵印度恒河平原的比哈尔邦，南靠孟加拉湾安达曼群岛附近，西到东非毛里求斯群岛，东至孟加拉苏达班三角洲。但更加开阔的地理时空，却是运送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er，英国自一八0七年废除奴隶贸易之后从殖民地国家征用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方式）的“朱鹭号”。“朱鹭号”的前身乃是一艘航行在非洲与美国南方之间，运输黑奴的贩奴船，“甲板之间——就是船上贩运的人所住的地方——到处都是偷窥洞和通气管”（《罂粟海》，10页），故事开始时，“朱鹭号”刚刚完成了从美国巴尔的摩出发、途经南美海岸、穿越太平洋、绕过爪哇角、直抵毛里求斯的一趟艰辛的贸易航程。很快，深入印度恒河三角洲的“朱鹭号”便从印度北部胡格利河出发，一路顺流而下，迎来一船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的“世界化的”乘客们：有为摆脱殉夫厄运而出逃比哈尔邦的寡妇迪提和她的贱民情人，被英国鸦片商人构陷而获罪流放的西孟加拉邦贵族尼尔，来自苏达班渔村、前往加尔各答谋求一份海员生计的孟加拉少年乔都，隐瞒混血身份、被临时提升为二副的美国南方水手扎卡里，追寻祖辈探险足迹、为自由而逃婚的法国孤女波莱特，押解犯人的高级印度军官、印度监工，中印混血的囚犯阿发。当然，船上还有白人船长和一群数目不详的印度水手。而令人讶异的是，所谓的印度水手“都来自相距遥远的地方，除了是印度洋周围的，再没有其他的共通之处;有中国人和东非人、阿拉伯人和马来人、孟买人和果阿人、泰米尔人和阿拉干人”（11页）。

而在微观意义上，作家着力刻画的正是在“朱鹭号”上构成“雅杂之交”（jahazbhais and jahazbahens，即“同船的兄弟姐妹”）的一个个普通人，以及这些人对这艘航船上强权格局的勇敢挑战。虽然“朱鹭号”空间有限，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秩序依然在起作用，甚至以更为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出航不久，白人船长便赤裸裸地告诉“朱鹭号”上的全体人员，“我就是你们的命、你们的道、你们的法”（325页），遵奉个人意志成为航船的绝对主宰。押送犯人的军官鲁拜·辛来自印度北部拉吉普特高等种姓，自恃为印度社会种姓制度的捍卫者，在船上的最大乐趣便是虐待、玩弄被剥夺贵族种姓的尼尔和中印混血囚犯，直到他发现混入劳工队伍的迪提实乃他的弟媳——令家族蒙羞的逃亡寡妇，便决意要迫害这位深得船上劳工尊敬的女人。于是以劳工贱民和囚犯为一方、以高等种姓军官和白人船长为另一方的生死搏斗，将故事推向了高潮。这场斗争当然不仅仅代表着两组人物之间矛盾的总爆发，它还隐喻着印度半岛上“庶民”（the subaltern）面对帝国殖民统治和种姓制度双重压迫的背水一战。

“朱鹭号”上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无疑带有文学想象的鲜明印记，这是令许多历史学家束手无策的雷区。即便在以擅长讲故事出名的戴维斯笔下，假冒的马丁·盖尔和妻子面对真正丈夫归来时内心掀起的万丈波澜，以及三人面面相觑时的言语不和甚或肢体冲撞，也只能交付各种被“或许”所限定的设想。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古人的著作、游记、传记、词典、修订本、手抄本等一手文献，大胆推测几部不同署名、流传甚广的书稿均出自十六世纪阿拉伯人哈桑·瓦桑之笔，却无从揭示这位被海盗献给罗马教皇的非洲外交官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与思考方才宣告自己皈依基督教，以赢得宝贵的自由。这些微妙而情感丰沛的私密时刻是历史研究者难以从文献中直接提取的，而这背后隐藏的正是高希最为珍视的“困境中的个体”。高希认为，历史学研究关注的是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要对过去负责;而自己最关心的是人，要对笔下的人物负责。他做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如果说历史学家和小说家都在观察一条河流的走向，那么前者是站在河岸的观察者，后者则是水中的游泳者或一条鱼——每一刻都有一百万种选择。

这个比喻，蕴含着“旁观者”与“参与者”两种不同的写作立场。有意思的是，两者的综合正是西方民族志研究倡导的核心方法——参与观察，要求研究者在观察的同时尽可能参与他们意图记录的社会活动。参与让研究者更切近地体验和理解“局内人”的观点;观察所需的理性与反思，又要求研究者随时保持“局外人”的身份。这套看似完美的话语形塑了英国社会人类学自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以来确立的田野调查传统和民族志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一年间三次前往新几内亚岛屿进行长期田野调查，为了成为局内人，他学会了当地人的方言，广泛参与土著活动，用多年呕心沥血积累的一手资料写出人类学经典《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但作为殖民时代的西方白人学者，他的智识与情感却本能地排斥自己参与观察的对象。后来披露的马林诺夫斯基日记表明，田野调查者常常痛恨当地人的愚蠢，当地人也难以理解这位西方人的殊异。笼罩在误解与对立阴影下的参与观察法虽然面向“文化的互为主体性”（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愿景，恐怕大多数时候只能寄情于“人类学家的天职”而已。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把社会人类学带入牛津大学的埃文斯一普里查德（-pritchard）对于田野调查者的尴尬身份倒是颇为坦率。在《努尔人》的前言里，他毫不讳言东非努尔人对待自己“异乎寻常”的敌意（3页），“在破坏别人的问话方面可谓是专家”（4页），终于可以与之顺利交流后，又不堪忍受他们“坚持不懈、不知疲倦的造访”（6页）。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克服语言、文化、习俗的障碍，先后四次进入努尔人的聚集地开展田野调查，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障碍与心理隔阂一直贯穿在这项田野研究过程之中。

高希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牛津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时，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一普里查德等学者奠定的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早已扎根这所顶尖学府，但却并未激发高希的学术热情。这当然和西方人类学面临的时代危机有关。人类学的发展同步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与扩张，随着殖民地解放运动、后殖民主义批判不断撼动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文化的霸权地位，西方人类学研究很难摆脱“他者化”“东方化”的强烈质疑。更重要的是，高希坦言“人类学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门社会科学”，人类学潜在的文学属性，而不是彼时大行其道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似乎更具启示意义。他并不羡慕那些把某族群的社会组织形式、经济政治制度、宗教仪式分析得头头是道的学界前辈;相较而言，曾在某个瞬间渴望进入努尔人思想深处的埃文斯一普里查德，或常恨此生不能成为丁卡人（dinka）的戈弗雷·林恩哈特（gadfrey lindhartd），更能引发他的共鸣一一如他日后所言，成为水中的鱼远比站在岸边观察更有趣。因此，每当采访者要求高希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时，他总会淡淡地说，自己在牛津只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总共两年零三个月，其中包括在埃及做田野调查的时间，似乎这段短暂的学海经历早已翻篇。

然而，高希的人类学经验止步于离开牛津的那一天了吗？《罂粟海》的读者会发现，显然不是这样。例如，小说中对“洁净”隐喻和水手语言的描述，便具有显著的人类学特色。

小说着力展现的孟加拉湾地区，不仅是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版图上的一处南亚角落，更是一个被卡斯特阶序（caste，即“种姓制度”）主宰的古老文明：严格的阶序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区隔定义了主要人物的社会身份，无情地拨弄着他们的命运，比如嫁入古老的拉吉普特（rajput）家族（属“刹帝利”高级种姓）的迪提与阶序之下的贱民“不可触者”（untouchable）卡鲁阿的恋情，贵族种姓的尼尔与同为阶下囚的中印混血儿阿发的患难之交都是不被允许的。有趣的是，不同身份序列人物之间的反差与碰撞，往往表现在他们对待洁净禁忌的态度上。卡鲁阿出身于收集死牛尸体进行皮革加工的贱民家族，从小爱吃死牛的肉。行不洁之营生、吃不洁之物，对于崇拜牛、尚素食的高等种姓来说，是绝對的禁忌，所以当迪提乘坐卡鲁阿赶的牛车外出时，她甚至不会向对方看上一眼。而另一方面，洁净禁忌也见证着尼尔与阿发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尼尔的新生：从无法与外国人共餐或握手、出门不能遇见扫地或提粪桶的下人的王公，转而成为帮助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的狱友清理排泄物，甚至为对方洗澡的仁爱之人。从他拿起铲子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中印混血儿清理粪便的那一刻起，“就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尼尔了”（260页）。

洁净禁忌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法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在同一年各自发表了与洁净禁忌相关的著作。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or，1966）立足于洁净对社会秩序的隐喻，指出洁净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秩序内外的事物进行严格分类，并将秩序之外的肮脏、异常、失序现象列为禁忌，因而，“脏本质上是混乱，没有绝对的脏，它存在于人们的眼中”（2页）。为说明这种禁忌对社会秩序的类比性和文化任意性，道格拉斯从弗雷泽的《金枝》及犹太教中寻找佐证，印度种姓制度也成为她的力证。杜蒙的《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1966）直接以印度种姓制度为研究对象，提出理解卡斯特阶序的关键在于“洁净与不洁之间的对立”（43页），二者的反差构成了阶序、隔离、劳动分工的基础，卡斯特制度的一切现象表达都源自洁净与不洁这组既对立又互补的概念。高希从小对印度半岛上的种姓制度耳濡目染，但小说对洁净禁忌的复调式呈现，无疑得到了人类学的某种启发：高希不但借此再现了卡斯特制度的日常表征，还彻底反转了洁净对秩序的规定，以文学想象力颠覆了禁忌背后的人造权威。

人类学训练还赋予了高希一双灵敏的耳朵，这是他一直引以为豪的禀赋。在一次访谈中，高希承认在埃及两年的田野调查经历培养了自己成为作家的基本素质，人类学者与当地人的交流最终“训练了你如何观察、如何倾听人们说话的方式”。观察与倾听是人类学者的必备技能。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时代开始，习得当地语言始终是开展民族志研究的必要条件——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内的人类学家都有着出众的语言天赋。高希在前往埃及进行田野调查之前，也曾赴中东地区学习过阿拉伯语。

语言对于高希来说，不仅是与研究对象沟通的桥梁，还是他力图赋予其每一部作品的声音管道。面对印度洋上随着印度人口离散、跨国商业流动、多元文化交融而形成的独特海洋语言，高希指出“语言远比地域更加重要”。在《罌粟海》中，这种语言就是十九世纪印度洋上的水手语言（laskari），一种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语言。在高希令人赞叹的语言考古下，糅合着印度语、英语、马来语、马拉雅拉姆语甚至广东话的印度水手语在小说中勾画出一种“耳朵的想象界”，悄然抵抗着“标准英语”的口音政治，与当代世界小写英语（world englishes）时代的到来似乎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这种曾经流行于印度洋海域的高度国际化的语言在冥冥中仿佛向人们昭示：“在我们自己意识到以前，我们就已经是世界主义者了。”（杜赞奇）南亚次大陆通过印度洋与世界各民族、种族、文化的交流，无疑在欧洲殖民者踏足这片黑色土地之前早已出现，其程度丝毫不逊色于鼓吹启蒙思想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欧洲不过是很晚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和体系的参与者。

从青年时代便与历史学和人类学结下不解之缘的高希，始终强调自己感兴趣的是人，困境中的人们——他们或许被历史学家播撒进恢宏的时代洪流中，或许被人类学抽象为一个个概念或分析素材。唯有走进这些小人物的世界，并寓居其问，唯有允许个性化表达和多种可能的文学书写方能让高希实现“一种完整形式的言说”。文学是他必然的出路，而在百转千回中，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亦未曾远离他的虚构世界。全球史的谋篇布局、民族志的敏锐视听，将恢宏历史和芸芸众生尽皆形诸笔端，汇成一片罂粟海。

（《罂粟海》，[印]阿米塔夫·高希著，郭国良、李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

读想象文学读想象乐园有感实用篇四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作文吧，作文是从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的过渡，即从经过压缩的简要的、自己能明白的语言，向开展的、具有规范语法结构的、能为他人所理解的外部语言形式的转化。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作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浇灌一棵文学之树800字-想象作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如同春风携来的种子想要和大地在一起，于是它便住进了大地的心；如同夏阳洒下的热烈想要和大地在一起，于是它便擦亮了嘹亮的蝉鸣；如同秋叶飘下的.期许想要和大地在一起，于是它便陶醉在大地的款款深情中；如同冬雪落下的无声洁白想要和大地在一起，于是它便将大地妆扮得冰清玉洁。

文学，这个"智慧"的代名词，也有其殷殷深情，使我决意和他生死不离。

已记不清我是何时接触的文学！只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使我知道，文学已和我见面了，他如同一颗幼小的种子，我要用收集来当阳光，用阅读来当土壤，用理解来当春雨，用书写来当肥料，我要使它茁壮成长。

我知道，文学之树已经生成一棵熠熠生辉的参天大树，我们似乎已连成一线。

我，如同春天的种子，想要埋进这文学的心，如同夏阳的热烈，想要擦亮文学的鸣奏，如同秋叶的期许，想要陶醉在文学中，如同冬雪的洁白，想要妆扮文学的色彩。

我正在浇灌一棵文学之树，而这棵树正在努力生长、结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品尝到这棵树上结下的第一颗果实。